效基作戰與近代空權

來源:taiwanbbs.org

作者: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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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例廢話區

OIF 跟效基作戰脫不了關係，所以當我寫相關文章時決定也談一點這方面的東西。然而真開始動筆時才發覺自己對效基作戰的了解似嫌不夠。故想先用此文整理思緒，並期望各位先進能給予指點。

效基作戰當然不只限於空權部份，但這個概念來源無疑是美國空軍。基於興趣及縮小範圍以便討論，本文將專注於空權部份。同時本文也假設讀者對沙漠風暴 (Operation Desert Storm)、聯軍軍力(Operation Allied Force)、永續自由(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和伊拉克自由(Operation Iraqi Freedom) 四項作戰有基本接觸，儘量不花過多篇幅解釋基本歷史背景。本文注重效基作戰理論面的演變，導致無法對這幾場戰爭的全貌有完整流暢的描述(沙漠風暴部份尤其切割的較碎、伊拉克自由部份則缺少完整資料)。並且「效基作戰」為美軍較新的作戰思想架構，本文無法避免的專注在理論與現實的差距(也就是說，負面批評會遠多於正面描述)。我不推薦對這幾場戰爭完全不熟悉的人以本文為起點，因為那可能會造成錯誤的印象。

本文分為幾個部份﹕
一、效基作戰的定義與基礎。此段將目前效基作戰的概念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二、效基作戰概念演變。也就是透過對沃登及德普杜拉的思想描述來看效基作戰如何形成。(其實稱德普杜拉為效基作戰之父也不為過…)
三、戰例研討。檢視四場近代戰爭跟效基作戰的關係。
四、總結。

比較遺憾的是未能討論聯指部 J9 的效基作戰白皮書。該白皮書顯然是德普杜拉著作外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因為這個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十八日發表的官方文件似乎進一步凝聚了有關效基作戰的共識。雖然我讀了不少對該白皮書的轉述，但因我沒找到原文所以沒詳加介紹。如果有人能賜予原文或告知什麼地方可以找到，本人感激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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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基作戰(Effects Based-Operation)與近代空權演變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凌晨兩點五十一分，匿蹤戰機F-117 夜鷹投下兩千磅的雷射導引飛彈，重創努科哈布攔截作戰中心(Nukhayb IOC)。幾分鐘後，另九架 F-117 也攻擊了巴格達空軍總部、空防作戰中心(ADOC)、AT&T 大樓、總統王宮、塔利(Talli)區域作戰中心(SOC)、塞勒曼帕克(Salman Pak)攔截作戰中心等。在匿蹤及精確打擊(PGM)科技的交織下，空權至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然而較少受到大眾注意的是，「沙漠風暴」同時也帶來重大的作戰思維轉變。在空戰計劃初期，情報顯示出巴格達跟塔利基地都分別經過強化以保護兩個地下區域指揮中心。武器專家及計劃者的分析顯示每一個指揮中心需要八架 F-117 才能摧毀，而當時只有十六架 F-117 可用則代表要摧毀兩個指揮中心無疑需要所有的 F-117。更糟糕的是﹕經更詳細的情報分析後，聯軍發覺伊拉克其實有四個區域指揮中心，每一個區域中心下轄三到五個攔截作戰中心。那怎麼辦﹖很簡單，就是運用效基模式分配。儘管一個兩千磅炸彈不一定能完全摧毀指揮中心，但卻足以暫時癱瘓中心而讓隨後的非匿蹤戰機順利進行攻擊。在這前提下，計劃修改成每個伊拉克指揮中心只派兩架 F-117 ，進而讓匿蹤戰機可以攻擊攔截作戰中心、核生化設施等其他重要戰略目標。此舉將原本八架匿蹤戰機攻擊一個目標的比例變成一架匿蹤戰機攻擊兩個目標，巨幅增加可攻擊的數目 (註一)。這即是「效基作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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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效基作戰的定義與基礎

從字面上看來「效基作戰」一點也不複雜，無非就是在追求「效果」的基礎上的一種作戰模式，也就是效果導向作戰。但這聽起來根本不新穎，過去任何戰爭的模式不都是要求要有「效果」嗎﹖從某方面來說確實如此，效基作戰的部份立論並非石破天驚的創新，而是要重新強調一些歷史教訓。例如孫子所謂的「不戰而屈人之兵」便跟效基作戰的概念相合。

儘管要求效果似乎是人人皆知的真理，實務上並非那麼簡單。因為時間緊迫性或者是習慣所致，許多戰例都算是靶基作戰(Target-Based)﹕
(1) 選定攻擊對象以達成最終目標﹔
(2) 審視效果是否達成目標﹔
(3) 結果如果不符合目標，重新選定攻擊對象並重複流程。

這有別於效基作戰的流程﹕
(1) 在具體機制的前提下考慮目標﹔
(2) 分析達成目標所需的效果﹔
(3) 選擇可達成效果的攻擊對象，執行後透過機制重複流程。

換句話說，某些傳統做法常把行動跟結果視為直接的線性關係。效基作戰則強調兩者的非線性關連，也就是行動會造成不同的效果、效果進而決定結果。效基作戰試圖把過去一些被認為理所當然的「直覺」轉化為明確的分析，以避免實務上的錯誤。

Target-Based: Targets -> Effects -> Outcomes
Effects-Based: Outcomes -> Effects -> Target (註二)

當然，如果效基作戰完全僅是換湯不換藥的強調歷史教訓，該詞也不會那麼迅速成為新流行的行話。我們如果進一步探討就可發現，效基作戰其實是種意圖擴大及提昇傳統作戰架構的思考模式
。效基作戰強調只要達成戰略效果的方法就是好方法，不必只限於殲滅戰、消耗戰或任何其他特定的方式。

傳統的軍事分析常常強調軟因素非常難以預測，因此花太多精力在這方面只是浪費時間。但效基作戰的推行者希望能把傳統上常被忽略的敵軍看法、決定、慣性行為等軟因素也跟武器、指揮鏈等實物軍事目標並列，進而以任何最有效率的方式影響敵軍意志力與能力。此舉可以精進非直接效果的預估、減低偶然的後果。也就是說，效基作戰目的在於持續精研敵軍行動的系統因果關係
，在考慮節奏、整合、以及克服方法後，提供一個可迅速調整的架構以便運用直接、間接、聯合
、累積等不同手段達成所需效果，進而縮小敵軍的戰略行動自由、增加我方的選擇彈性 (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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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基作戰的演變(一)﹕沃登

單就現代效基作戰概念的形成來看，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無疑是個轉淚點。除了聯軍空中部隊指揮官霍納中將(Charles A. Horner)以及格拉森准將(Buster Glosson)以外，沙漠風暴空戰計劃中最重要的人物當屬沃登上校(John A. Warden III) 和德普杜拉中校(David A. Deptula)。

波斯灣戰爭適逢冷戰的結束。冷戰時為因應蘇聯地面部隊的數量優勢以及北約相對薄弱的防線，美國採用了空地整體戰(AirLand Battle)的思維。也就是在蘇聯主動進攻後運用陸空軍同時行動，深入敵軍後方進行非線性攻擊以阻止敵軍多梯次部隊的集結。空地整體戰固然對美軍有許多正面影響，但在其架構下空軍只被視為輔助地面部隊的工具。沃登即為在波斯灣戰爭中抓住機遇改變此狀況的關鍵性人物。

沃登強調敵人可被視為一種由許多次系統組成的複雜系統，為了解及執行便利則可用五環模型(Five Ring Model)進行分析。

所謂五環模型(圖一，註四)就是五個由小而大的圓圈，分別代表領導層(Leadership)、重要產物(Key Production)及基本要素、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人口群(Population)、部署力量(Field Forces)及戰鬥機制。

沃登認為領導層是最重要的一環，相當於腦部與人體的關係。

第二環則是能轉換的能源，如石油、電力、食物等等。

第三環則是聯結社會的基礎設施，也就是道路、橋樑、鐵路、工廠等等。

第四環是傳統空權理論(如杜黑)所注重攻擊的人民(沃登認為現代戰爭應該避免攻擊此環)。

最外的第五環則是保護政府及人民的軍隊。

這五環可進一步用來找出敵人重心(Center of Gravity) (註五)。

傳統戰爭最重視軍隊，但沃登認為攻擊軍隊、人民、或甚至經濟都是間接模式，唯有攻擊領導群才是直接迫使對方屈服的手段。這即便是「由內而外」戰法(Inside-out warfare) 的由來，也就是說一切戰爭動作都必須以影響敵人領導層的政治效果為目標，而非實體破壞。沃登認為空權時代可以運用平行戰爭(Parallel Warfare) 同時攻擊所有敵人重心，進而達成「戰略癱瘓」(Strategic Paralysis)。

在偶然機遇下，沃登得以大力向美國軍方推動他與 Checkmate 組織因應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所訂出的「瞬雷」(Instant Thunder)計劃。雖然沃登最後因為身份及個性與霍納不合而未直接在前線工作，其瞬雷計劃仍成為沙漠風暴空戰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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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基作戰的演變(二)﹕德普杜拉

如果說沃登思想是沙漠風暴的基礎及哲學，那麼德普杜拉便是將構想轉換成現實的實際執行者。儘管深受沃登影響，德普杜拉本身也是個獨當一面的儒將。在沙漠風暴中，德普杜拉掌管空戰總攻擊計劃(Master Attack Plan)，本文開頭所提的F-117 攻擊即由他所擬定。針對 F-117 一例，德普杜拉說﹕「我對破壞設施沒有興趣，我只想達成他們不能使用設施的效果」(註六)。

德普杜拉強調，效基作戰的精髓就是全力利用戰爭時間、空間、以及層級來完成特定的目的。他相信戰略就是相合的手段及目標，使敵軍無用跟完全摧毀它一樣有效。德普杜拉認為計劃效果是個複雜議題。計劃者必須跟情報員一起工作，決定什麼效果才對政治及軍事目標有最大貢獻。而這又跟特定政軍目標、敵人弱點、個別目標系統、武器系統能力息息相關。也因此系統導向的情報分析對效基作戰十分重要，唯有知道敵人如何影響或進行作戰，我方才能有效的計劃。

德普杜拉認為，初期部署必須運用(已證實)能有效影響對方的軍力。大量聚集的軍力(不論是陸海空) 都是敵軍希望攻擊的目標。因此傳統被界定的「量」(mass) 則在某些情況下成為弱點，因為敵人可能會運用軍力聚集及所需時間來阻止美軍進入戰區。這種反進入戰略(anti-access strategies) 將隨著精準的彈道飛彈巡弋飛彈以及大規模毀滅武器的傳播而變得更有可能出現。德普杜拉因此認為，達成效果不等於聚集軍力，所以投射兵力 (projection of force) 遠比形成兵力(development of force)重要。換句話說，存在兵力或聚集軍力的目標是影響力，而實際造成影響的是威脅或使用軍力以達成目標﹔如果不用兵力的實體聚集就能達成效果，那麼在某些情況下兵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 就可以替代部署軍力。

總體來說，德普杜拉承先啟後的將效基作戰擴大為可針對經濟、外交、資訊等各種總體能力的概念。他也強調效基作戰不單是空戰可用的架構，而是聯合作戰應該考慮的方法。經由他的分析及建構，效基作戰逐漸成為較成熟的思想，也使其他組織開始重視效基作戰(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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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基作戰與沙漠風暴﹕戰後教訓

沙漠風暴被分為四個階段﹕(A) 戰略空襲以癱瘓伊拉克的政軍領導，也就是沃登瞬雷計劃的擴張。(B) 取得科威特空權。 (C) 攻擊伊拉克陸軍，為陸戰做準備(此階段包含著名的戰機擊殺坦克，tank plinking)。(D) 陸戰，伴隨空權的直接支援。

打從一開始，沙漠風暴空戰計劃就列出戰略攻擊目標以及所希望達成的效果﹕隔離領導層及使其失去能力、透過通訊及指揮系統的中斷及干擾以砍斷領導層對外聯繫、攻擊電力影響所有目標、攻擊煉油成品及補給以癱瘓軍隊運動力和減少攻擊力、破壞戰略防空系統讓伊拉克無抵抗聯軍攻擊能力、打擊 WMD 及伊拉克攻勢武器以降低其威脅能力、攻擊地面部隊使其削弱百分之五十以上。

上述的分類模式無疑出自沃登的五環模型，計劃及執行模式也大多如德普杜拉與 F-117 的例子。除了運用新概念及新武器展現空對地精確打擊，並重新再將空權帶入主流以外，沙漠風暴也一洗美國在越南受挫的負面形象，奠定其後冷戰時代唯一超級強國的的位。然而這個史無前例的成功並非沒有任何問題、也不如媒體部份轉播畫面那麼完美。

下列議題尤其值得注意﹕

一、空權沒有獨立把伊拉克政權打垮。雖然這並不是明列的目標，但格拉森、沃登、德普杜拉都認為空權能獨立贏得戰爭。當然這也有兩個前提﹕首先是空戰計劃並沒有照沃登原構想的大幅納入心理戰，其次則是空權並未獲得足夠時間執行所有預定的攻擊。

儘管美國外交的心理戰相當成功，也有心戰傳單、廣播、以及國際媒體的運用，但卻缺乏戰略心理戰的全盤計劃。沃登強調心戰必須跟轟炸同時進行，也該毀滅伊拉克電視台並以美國傳播替代、用心戰把政府跟軍民分開，甚至草擬了可事先宣傳的停火條件。然而這些心戰討論並未被納入空戰計劃中。美國中央指揮部 (CENTCOM)認為鼓勵伊拉克反叛的心戰同時可能會引起沙烏地阿拉伯內亂，也似乎不「合法」(在巴格達散發心戰傳單被否決便是一例)。因整體心戰的規劃跟政治脫不了關係，不但空戰總指揮官霍納覺得軍方不該過於涉入政治面而該留給政府高層決定，甚至連布希政府本身也不希望心戰的政治面把即將在握的軍事勝利複雜化。即便是海珊塑像之類具有象徵意義的目標也因律師不當的阻止而沒被轟炸。這一連串的遲疑及錯誤之下，心戰效果未發揮到極致，更沒有成功協助聯軍造成伊拉克的戰略癱瘓，埋下戰後揭竿而起的伊拉克人被政府屠殺的禍因。此點也反應出效基作戰中的軟因素並未在沙漠風暴中獲得足夠的重視(註八)。

至於第二個前提，我們真正該討論的當然不是「空權是否能在不同條件下獨立打贏戰爭」，而是空權受限的背後意義。自 F-117 轟炸奧費多斯(Al Firdos) 掩體造成婦女及小孩傷亡後，巴格達的戰略轟炸基本上就已停止。儘管在掩體內的多半不是真正普通老百姓而是伊拉克官員的家屬，此次傷亡仍造成了政治效應。這顯示出一個淺顯的道理﹕多項戰略目標所需的效果可能互相衝突(此例為「打垮伊拉克政權」跟「維持聯盟及外交」的衝突)，而在複雜系統內被引起的單一效果很可能會帶動連環效果。「作戰必須符合政治目的」聽起來容易，實際上指揮官卻必須在矛盾中做出許多困難的抉擇，並將目標的重要性進行明確的排序、深入了解直接效果帶來的間接效果，才能真正達成最終目的。

二、持續重新評估整體形勢的重要性。傳統軍事教條告訴我們，計劃往往一開戰就不見得適用。重視效果聯結性的效基作戰更加需要考慮到各種變化。

在美軍正式動兵前，不精準的 SCUD 彈道飛彈並未獲得重視。但開戰後美軍發現，伊拉克對以色列進行彈道飛彈攻擊有可能引起以色列的反擊，進而造成聯盟的破裂。換句話說，彈道飛彈在戰術上雖不重要，卻有戰略性的效果。這造成聯軍必須重新評估及調整計劃，將部份資源轉移到機動彈道飛彈的獵殺。

至於戰術方面，格拉森便說過﹕「你的效果頂多跟你的情報能力一樣好。」格拉森以 AT&T 通訊大樓為例，強調伊拉克此類建築物都有十分完整的後備。比方說假如三樓負責國內作業、四樓負責國際作業，那麼五樓可能就完全複製三樓的功能，這樣即便是五樓被攻擊整體作業仍不受影響
。格拉森表示，在不知道詳細情形的狀況下原本聯軍只用 F-117 的兩枚 GUB-27 攻擊。儘管炸彈順利打穿該大樓，但是較低層面卻存活下來。經重新評估後，聯軍被迫再派 F-117 再丟兩枚炸彈才解決問題(註九)。

另外一例就是共和國衛隊。這原本只是保護政府的小型忠誠組織，兩伊戰爭後期卻因表現良好而逐漸擴大，成為海珊依賴的主力及戰略後備。計劃初期，在情報有限的情況下沃登跟 Checkmate 強力反對攻擊伊拉克共和國衛隊。若不是沙漠風暴聯軍總指揮官史瓦茨柯夫 (Schwarzkopf) 將共和國衛隊設為重心之一，共和國衛隊便不會納入空戰第一階段的攻擊計劃。有趣的是，陸戰開始後反而是史瓦茨柯夫在師級陸戰指揮官的要求下將攻擊焦點從共和國衛隊轉為一般陸軍。沃登跟德普杜拉等人則在獲得更多資訊後，轉為深信共和國衛隊遠比以徵兵為主的伊拉克陸軍還重要。當陸戰倉促結束後，共和國衛隊順利逃回伊拉克，並成為鎮壓伊拉克老百姓的主力之一。此例展現戰略考量跟戰術考量的差異。共和國衛隊的基本定位及角色並未在戰爭中改變，但空戰計劃者的看法卻因新情報而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即便是這種相對不變的敵軍要素都如此，戰場上瞬息萬變的其他戰略面更需不斷的重新評估及調整，才能真正發揮效基作戰的精神。

三、戰損評估(BDA) 的嚴重問題。效基作戰的成功如上述的依賴效果評估，才能正確的調整計劃。由情報機構提供的戰損評估則是最受重視的實際評估之一。

戰損評估可分為三個階段﹕

甲、物質損害評估(Physical Damage Assessment)。初期的評估，也就是「有沒有打中」。
乙、功能損害評估(Functional Damage Assessment)。詳細的物質損害評估、功能損害評估、初期目標系統評估、效益評估。
丙、目標系統評估(Target System Assessment)。詳細的目標系統評估(註十)。

簡單的說，戰損評估提供己方軍隊對目標造成的直接影響。這對於決定「是否重新攻擊某個目標」十分重要，也是進行更複雜的戰略評估的必備條件之一。

在沙漠風暴，空戰總指揮官霍納決定聯軍只能同時有三份飛行任務命令(ATO)﹕一份執行中、一份快完成、一份剛開始。每份飛行任務命令週期為三天﹕第一天計劃者運用戰損評估擬定總攻擊計劃，第二天整合飛行任務命令，第三天執行。這種做法給予聯軍比較多的彈性，但同時計劃者也常常受限於沒有及時送達的戰損評估。限於天氣以及合適偵察載台的不足，有時計劃者根本沒有正確戰損評估，而只好繼續使用原本估計，直到收到新訊息被迫重新評估為止。

更糟糕的是，戰損評估並未納入效基作戰的思想。舉例而言，當攻擊指揮中心時，計劃者只想知道炸彈有沒有打中目標以及中心是否還有運作的跡象(如訊號等)，但是情報機構往往花許多時間試圖去仔細評估指揮中心有沒有完全損毀。不僅如此，攻擊結束後的照片也未必能顯示出精確制導炸彈造成的傷害。

不同機構擁有不同的戰損評估也進一步讓情況雪上加霜。在戰爭中期，中央指揮部(CENTCOM)主管情報的李艾德將軍(John Leide)便命令 U-2 對共和國衛隊塔華卡納(Tawakalna)師進行偵查以供戰損評估。該師位在容易受攻擊的最南端，理當已受重創。但李艾德看過 U-2 帶回的情報後大幅修改戰損評估，將原本認定塔華卡納只剩百分之四十八的軍力重定為百分之七十四的軍力。此舉引起陸軍的恐慌﹕如果連塔華卡納師的評估都不對，那其他中央指揮部的早期戰損評估豈不是也可能有誤﹖主管陸軍情報的史都華將軍(John Stewart)於是下令 F-111F 及F-15E 用戰機錄影系統報告的戰果只有一半算數、A-10 目視戰果只有三分之一算數。此舉被空軍認為是種羞辱，因為這等於陸軍擺明不相信空軍的報告。另一方面，陸軍也一直認定空軍不合群、不願意全力協助陸軍，因此也希望透過戰損評估來影響空戰的方向。

而機構的爭執也不限於空軍與陸軍。譬如在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向總統報告時，對於伊拉克坦克損失的估計就有三個數字﹕中央指揮部認定一千六百八十八輛、中央情報局(CIA) 認定五百二十四輛、國防情報局(DIA)認定六百八十五輛。這跟分析工具多多少少有關係。中央指揮部能在前線直接分析，中央情報局卻依賴衛星。但衛星不能判斷出坦克內部或引擎是否已經受損(註十一)。

上述對地攻擊的爭執部份源自聯軍所定的空權「殲滅百分之五十地面部隊」目標。我們不可忽略另一角度的審視﹕儘管中央指揮部跟美國空軍的戰損評估備受批評，但許多人忘了百分之五十其實是個不低的標準。空對地攻擊並不需要擊殺百分之五十才癱瘓敵軍部隊。據估計，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的伊拉克軍人因極度恐懼空權的威力而叛逃，遠比實際傷亡的人員還多(註十二)。

總體來說，沙漠風暴仍如其他戰爭一樣受到戰爭之霧以及戰場上各種磨擦的影響。戰損評估不包含敵軍決策及行為的分析，也缺少連鎖反應的評估，造成效基作戰執行面的許多困難。這並不令人驚訝，畢竟「效基作戰」這時還沒成為作戰思想的主流，一切相關措施及方法論都仍在摸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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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索沃空戰﹕受爭議的勝利

一九九九年，在北約(NATO)連續七十八天的空襲後，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維奇(Milosevic)決定屈服。南斯拉夫陸軍撤出科索沃、難民得以返回，維合部隊也進駐科索沃執行任務。雖然米洛舍維奇隨之下台、並於今年海牙戰犯法庭未審前便死於牢中，但歷經七年後科索沃戰爭的意義及戰爭教訓依舊備受爭議。

表面上看來，完全沒使用地面部隊的科索沃戰爭似乎證明了空權獨立獲勝的能力。但諷刺的是，科索沃戰爭的作戰方式重返「漸進主義」(gradualism) –這跟多數人針對越南「滾雷作戰」(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 及伊拉克「沙漠風暴」所提出的教訓正好相反。科索沃作戰並未使用壓倒性武力逼敵人就範，而是逐步就班的一步步的運用轟炸提昇壓力。此種做法引起兩極化的評價，有人嚴厲批評此舉是犧牲空權的先天優勢及彈性，有人則強調不同狀況本來就該用不同模式。不論如何，科索沃戰爭的執行面都不可否認的出現了一些嚴重的問題。

科索沃戰爭科技面有匿蹤轟炸機 B-2 及 JDAM 等首戰的重大成果，也運用摧毀電力輸送裝備的CBU-94石墨炸彈等特殊武器。甚至還有運用資訊戰等侵入南斯拉夫系統傳遞錯誤訊息等驚人手段。但總體來說科索沃戰爭完全沒有系統性的使用效基作戰思想。

問題大略可分為﹕

一、戰略混亂及執行面的爭執和磨擦。儘管起戰原因明確(註十三)，但戰略目標的訂立卻非如此。開戰前北約僅簡單的表示目標為科索沃危機該有和平解決模式、暴力必須停止和達成短程政治協議。這種模糊不清的政治目標很難直接轉換成軍事目標，例如怎樣空襲才算是「協助達成短程政治協議」﹖這種草率模糊的表示，無非是因為北約政治領袖一開始都認為只要隨便空襲幾天米洛舍維奇就會立刻屈服。北約甚至在三月二十四日開戰時僅預先同意攻擊五十三個軍事目標(空防、通訊、彈藥庫等)。此輕敵態度一直持續到四月二十三日左右，北約才肯訂下終止空襲的明確條件並宣佈擴大空襲規模(註十四)。

但即便較明確的條件也無法解決北約所有的問題。政治領袖因擔心平民受到間接傷害而積極介入，但這也引起微管理的反彈。而北約由許多國家組成，自然也因不同的政治考量及利益而有不同的意見。當聯合作戰分析中心的指揮官在戰後會議被詢問到效基攻擊時，他答道﹕「此戰比較像沒規則的暴力而非效基攻擊。在目標核准過程中，法律及政治限制往往被當作不進行效基攻擊的理由。其實達成所需的效果跟降低希望避免的效果，特別是在歐洲盟軍最高司令(SACEUR) 受限的因素下，才更該使用效基攻擊。任何其他做法都只是高科技的野蠻破壞」(註十五)。部份北約國家要求詳細審核攻擊的目標，這造成空戰計劃者很難依照連鎖效應或整體效果進行轟炸。很可能一套目標群當中只有一個目標被核准，或是理當同時轟炸的目標群卻因政治干預而只能分批進行。甚至還有一切準備好，最後幾分鐘被否決導致指揮官叫回戰機的情況。就有人抱怨﹕「北約軍隊有太多政治主子。這系統麻煩到連最好的科技都受到限制。例如 J-STARS 就不能用來指揮戰機去目標位置，因為它所看到的目標所需的核准時間實在太久了」(註十六)。

值得一提的是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克拉克 (General Wesley K. Clark)跟空權指揮官修特(Lt. General Michael Short)的爭執。儘管兩人都強調北約一開始就該進行大規模空襲，不該有任何節奏的中斷，但卻對空襲焦點沒有共識。修特認為在北約不願部署地面部隊的情況下，南斯拉夫地面部隊的移動很難預測，因此攻擊地面部隊是耗力、高風險、低收益的做法。修特希望攻擊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勒的政治目標及電力等。另一方面，克拉克則認為修特所推行的是典型空軍忽略地面部隊的錯誤想法。克拉克覺得正因北約尚未決定部署地面部隊，才更需要空軍去炸敵軍地面部隊。據聞在其中一個每日例行的視訊會議中，克拉克跟修特分別強調他們注重的目標，修特針對即將攻擊貝爾格勒特警總部的戰機說﹕「這才是皇冠上的珠寶(jewel in
the crown)。」克拉克道﹕「對我而言，皇冠上的珠寶是那些轟炸科索沃的 B-52。」修特答﹕「經過這幾個星期你我早已知道我們有不同的珠寶匠。」克拉克回道﹕「我的珠寶匠階級高於你的」(註十七)。此例即為兩人關係不佳的最好寫照。

不僅如此，運用空權擊殺坦克的數量也成為類似消耗戰強調武器及傷亡數的傳統，而不是真正為了達成戰略及戰術目標。攻擊重型兵器是最容易達成且最能避免誤炸的方法，但把坦克破壞數量當成指標等於忽略了進行種族清洗的南斯拉夫軍警都是輕武裝人員。雖然這種轟炸能消耗敵方的人員、武器及士氣，但不可否認的是事後調查顯示空襲並未十分有效的阻止南斯拉夫地面部隊的集結，也未能完全阻止科索沃的屠殺(註十八)。

二、情報及戰損評估(BDA)的障礙。科索沃的情報循環(也就是感應器到武器發射者的時間週期) 無疑比沙漠風暴進步，但總體來說仍是問題叢生。

原因之一就是被動防禦及不對稱作戰的影響。南斯拉夫雖然並未能系統性的製造大型的假軍事裝備及誘餌，但南斯拉夫所做的個別措施卻足以干擾及欺騙北約。舉凡長形黑圓木架在舊卡車輪子的假火炮、用牛奶紙盒材料做成的 SA-9 模型、黑煙干擾等措施都是簡單但有效的做法。配合南斯拉夫軍隊疏散、隱藏裝備等措施，在加上天氣及山區地形的掩護，導致北約很難找到目標且轟炸後也很難確認效果。當克拉克將軍說﹕「你們該打他們聚集之處」，他得到的回答是「這些人根本不聚集﹗」(註十九) 當然，南斯拉夫被迫疏散及依賴被動防禦本身就顯示出空權的基本威力。但我們還是得注意空權及科技的限制，疏散能阻止敵軍大規模的用兵，卻不能阻擋低階行動 (如種族清洗)。缺乏地面情報員實地協助的結果造成北約軍事行動的困難倍增。而未來戰爭中此類被動防禦的運用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其次則是資料的傳遞。像是傳遞情報的 SIPRNET 的機制及決定時間大幅限制了戰損評估完成的速度。同時空中載台之間的資料傳遞依舊不夠，例如 J-STAR 就無法直接將目標資料傳給F-16，而必須透過地面系統(註二十)。同時，情報機構的分析也太慢，前線作戰者往往只能使用第一手物質損害評估。等到第二階段的功能損害評估完成後已經是一個星期以後的事，這麼慢的結果根本就無助於決定是否再度攻擊同目標。

最後則是效基作戰思想完全沒被納入目標選擇及戰損評估。克拉克一開始憑空定下「兩千個目標」，因此計劃者注重「達成數量」多於「效果是否符合戰略」。一開始就不知道選擇該目標要達成什麼效果，轟炸後自然也無從分析有沒有達成效果(註二十一)。

總之，北約在科索沃戰爭中往往只是按照類別依序轟炸，運用不完整的戰損評估及沒有一貫性的標準決定是否重新轟炸或達成要求。科索沃戰爭的一些個別科技展現出未來作戰的潛力及走向，卻仍無法掩蓋此戰在效基作戰方面的倒退。由於當時效基作戰尚未正式納入軍方作戰準則，一般軍人很難遊說領導階層該模式的優點。戰後美國空軍因而將效基作戰列入官方文件，聯戰機構也逐漸接受此概念(註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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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永續自由﹕空權下的影武戰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份子挾持客機撞倒美國世貿大樓，造成數千平民傷亡。此即為震驚全世界的「九一一」事件。不到一個月後，美國向不肯交出蓋達恐怖份子的塔利班開戰。在時間匆促、缺乏前線基地及其他多重戰略限制的情況下，美國仍順利的運用少數兵力配合阿富汗當地人組成的聯盟部隊，順利擊敗塔利班、重創蓋達恐怖組織。

由於賓拉登跟許多蓋達領導人順利的避開獵殺，「永續自由作戰」不能說是完全達成戰略目標。儘管如此，此役仍因其戰法特殊而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

首先是特種部隊的成功。特種部隊:(一) 整編沒有組織性的阿富汗北方聯盟 (Northern
Alliance)，並主導南方的帕斯圖(Pashtun)人建軍﹔(二) 提供正確的目標資訊以供空權精確打擊(註二十三)。

其次則是資訊融合及情報監視與偵察(ISR)的進步。從預警機、J-STAR、電戰機、無人機到衛星等等，多項目的感應器的聯結可提供近即時(near real-time) 的戰場環境認知(Situational Awareness)。(註二十四)。美軍因而在攻擊時限性目標(Time Critical Target 或Time Sensitive Target)方面進步不少。

最後就是與當地聯軍的合作。在戰略上此舉可避免美國為入侵者的形像，維繫國際上的支持及降低反彈。這無疑也可降低美軍本身的傷亡。但當地勢力結構的複雜性卻造成重大影響。軍閥之間的競爭及利益衝突不但造成美國有時取得錯誤情資，也是蓋達高層能逃過圍剿的原因之一。美國在巨蟒行動(Operation Anaconda)中決定部署較多的美軍地面部隊就是因為當地聯軍的問題(註二十五)。

不論是科技還是用兵模式，在效基作戰方面阿富汗戰爭都比科索沃戰爭還好。但永續自由並不能算是真正的效基作戰，也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些問題﹕

一、中央指揮部跟聯合空戰中心(CAOC) 的磨擦。

空戰總指揮官沃爾德(Charles Wald) 在九一一隔天要求中央指揮部部署 J-STAR 卻被拒絕就是一例。J-STAR 直到十一月末才抵達戰區，為時已晚。

這兩個機構的磨擦來源之一就是作戰模式。

南望作戰(Operation Southern Watch)的任務為施行伊拉克南方的禁飛區。由於南望作戰為聯合國巡邏行動，也因而具有非常嚴格的接戰準則。但中央指揮部竟然在永續自由作戰中選擇使用跟南望作戰大略相同的做法及流程。這造成了許多後遺症(註二十六)。舉例而言，開戰當晚CIA 指揮的Predator 無人機在坎達哈(Kandahar)機場附近的塔利班基地偵測到疑似塔利班領導人歐瑪爾(Mullah Mohammed Omar) 的人士自車列下車。此時聯合空戰中心立即要求攻擊該車列。據聞總指揮官法蘭克(Tommy Frank) 有意根據Predator 影像同意攻擊。但軍法官(JAG)提出潛在平民傷害以及接戰準則的問題。依照規定，這種情形聯合空戰中心必須同時取得總指揮官及華盛頓高層的同意。於是訊息傳達給中央指揮部，再轉給五角大廈。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H Rumsfeld) 立即同意。但此時歐瑪爾已經離開，Predator 發射地獄火飛彈並沒有達成任何戰略效果。此類因為目標核准卡在中央指揮部及接戰準則而錯過機會的情況在阿富汗屢見不鮮(註二十七)。

另外一個相關的原因就是作戰思維的不同。

聯合空戰中心就想進行效基作戰，但中央指揮部卻注重傳統消耗戰的做法。開戰後的兩個星期內
，美軍只空襲阿富汗防空系統、機場及其他固定目標，造成外界大力批評美國做法錯誤以致於毫無進度(註二十八)。根據空戰總指揮官沃爾德(Charles Wald)的說法，其實戰後十五分鐘內就已經解決阿富汗防空系統的威脅。由於中央指揮部情報主任堅持的戰損評估規則只能用衛星照片做為確認證據，因此美軍必須反覆攻擊相同目標數次(註二十九)。聯合空戰中心不少人因而對中央指揮部非常不滿。聯合空戰中心主任德普杜拉表示﹕兩個機構的磨擦來源之一，就是因為中央指揮部的人員雖然強調必須減少附帶損傷(collateral damage)，卻依舊指定毀滅性強過所需的武器、引信、及攻擊戰術，因為這些人員沒參與過比南望作戰更大規模的行動、不懂效基作戰的潛力及做法(註三十)。

兩者之間的磨擦也不單純在作戰方面，例如中央指揮部位在美國佛羅理達州而聯合空戰中心位在沙烏地阿拉伯，造成許多情報及態度的差異。但更重要的是，此戰再度凸顯出科索沃戰爭以來的一個趨勢﹕科技的進步導致集中指揮跟微管理的情況增加。這種做法的好處在於領導層能確認軍事行為符合總體戰略。缺點在於領導層畢竟不在前線、不見得掌握所有作戰細節，過度干預可能會造成錯誤的決定。

二、戰損評估問題依舊。

儘管阿富汗並沒有多少傳統強化掩體，但卻有不少蓋達的山洞。十二月初，當賓拉登移到托拉波拉(Tora Bora)時，聯軍約百分之九十的空襲任務也轉為對山洞突現目標的攻擊(山洞本身當然是固定，但不定時進出的目標被視為「機動」)(註三十一)。美軍運用各式不同的情報監視與偵察系統去尋找及研究山洞，但許多山洞從來沒被找到，也有些必須靠地面部隊才能發現。更糟糕的是即便被找到山洞，也因為美軍仍無法有效的分析及記述目標特徵，而不見得受到正確的重視。在這種情況下，即便美軍使用一萬五千磅的 Daisy Cutter 和 BLU-118B 油氣彈等新武器攻擊山洞區域，也很難判斷結果到底有沒有效(註三十二)。

如同科索沃，阿富汗空襲當然能造成敵方心理及實質的損害。但缺乏真正有效的戰損評估，等於沒辦法系統性的判斷整體效果。這並不是說阿富汗沒有個別的成功。舉例來說，CIA 企圖用五萬美元賄賂一名塔利班指揮官進行叛變，此人回答﹕「讓我想想」。特種部隊於是導引一枚 JDAM 攻擊該指揮官的總部外面。隔天 CIA 再度聯絡﹕「四萬元如何﹖」，該指揮官這次接受了(註三十三)。這無疑是空權配合一百多位 CIA 及三百多位特種部隊人員在阿富汗空前成功的最好例子之一。

但此類個別例子再多也無法解決其他效基作戰的問題。美軍在機動目標(如疏散的步兵)及隱藏的硬目標方面(如地下基地或山洞)，仍面臨許多戰損評估的困難。這些不解決，顯然就無法進行真正的效基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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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自由作戰﹕未來突破的預告﹖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九日開戰後，美國陸軍跟陸戰隊配合心戰和空襲自科威特由南向北突擊。特種部隊則在伊拉克北部配合庫克族及空襲牽制伊拉克軍隊、控制戰略資源，並在西部尋找彈道飛彈
。約三個星期後美軍就神速的攻陷巴格達，打垮海珊政權。

美國攻打伊拉克至少在短期內已經造成其國際威信受損，而其長期中東戰略佈局是否成功則必須等伊拉克新政府的狀況明朗化後才能下結論。所謂「戰爭是政策的延續」，如果政策及整體戰略失敗，那麼戰爭本身不論如何就不算真正的「勝利」。但不可否認的是，「伊拉克自由作戰」確實再度展現出美軍在傳統戰爭上的壓倒性優勢，也在空權史上寫下了輝煌的新一頁。儘管目前的詳細資料仍相當有限(尤其空權部份)，我們依舊能勾勒出美軍作戰的部份成果。

戰前海珊錯誤的深信伊拉克只需跟科索沃戰時一樣承受空襲，再靠外交及戰略手段就可以阻止美軍的用兵。然而此役美軍並沒有抄襲過去的戰法，並且真正做到空地合一的境界﹕地面部隊的快速運動戰及地面火力迫使伊拉克軍隊暴露在空權的攻擊下，反之空襲也釘住伊拉克軍隊以便由地面部隊殲滅。換句話說，伊拉克軍隊陷入兩難的局面﹕疏散跟隱藏是躲避空襲的最好辦法、卻是迎戰地面部隊的最糟狀況(註三十四)。美軍能如此成功運用聯合作戰擊敗伊拉克，無疑是因其指管通情、戰法、科技等各方面都大幅進步所致。

此役同樣有幾個值得注意的趨勢及議題﹕

一、空權與心理戰的效力。

此役總算達成當初沙漠風暴未成的戰法，也就是系統性的將心戰融入整體作戰。單以心戰傳單來說，空投的數量就高達三千一百八十萬張，分別由 A-10、 B-52 、F-18C 、F-16CJ 等戰機透過原子母彈容器改裝的配備散發(註三十五)。海珊政權非常擔心此類傳單，甚至成立特別心戰委員會專門收集、研究、報告美軍的各種心戰傳單。

根據美國機密情報報告，一名伊拉克人表示﹕「伊拉克老百姓不准持有或傳遞在伊拉克到處散發的傳單。政軍代表威脅禁閉或殺害任何持有傳單的人。政軍代表依命令收集並燒燬所有傳單。政府不想讓人民看到美軍對伊拉克軍隊及人民做出的保證」(註三十六)。共和國衛隊奧尼達師(Al Nida)的指揮官也表示﹕「空襲是最有效的訊息。看過傳單的士兵再看到空襲後就知道傳單是真的。他們之後就開始相信那些訊息，假如他們還活著的話。總體來說這對我們有嚴重的影響。我開戰時有一萬三千人。當我們接到退回巴格達的命令時，我剩下兩千人以下。當我抵達巴格達時
，我剩下一千人以下。每天叛逃數都增加。我們完全沒有跟美軍接戰。當我的師退回狄亞拉(Diyala)橋時，原本戰前分派給我的五百多輛裝甲車中，我只能指揮約五十輛左右過橋。大部份都在狄亞拉河東邊就被擊毀或拋棄。」(註三十七)

除空投及手發的傳單以外，EC-130 電戰機也用於廣播及電視傳播任務。地面的心戰則包括播放欺敵的假坦克聲、分送報紙及印有宣傳圖文的紙版火柴等等(註三十八)。這些成功的例子顯示心理戰是效基作戰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

遺憾的是，心戰在作戰階段及軍事戰略的成功並沒有延續到戰後重建及衝突終止階段。美軍戰後維和計劃的貧乏及各種缺點也同樣反映在心理戰之上。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日前便承認﹕「假如我打分數，我會說我們國家在世界上現在的思想戰爭中只拿 D 或 D 減」(註三十九)。倫斯斐指的當然是更廣的國家整體戰略部份，但也同樣適用於心戰。舉凡一九九一年沒支持伊拉克老百姓反抗的後果、聯合國禁運造成伊拉克人民痛苦、美國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以及「為石油發動戰爭
」等指控，美國都沒有正視這些問題，也沒有花費足夠時間了解並說服伊拉克老百姓(註四十)。這也是美軍戰後面臨反抗軍恐怖攻擊，而始終無法徹底解決問題的原因之一。

二、F2T2EA﹕時限性目標與戰損評估。

F2T2EA 即為「搜尋、定位、追蹤、瞄準、接戰、評估」，也就是所謂「擊殺鏈」(Kill Chain)。這是美軍將過去的目標攻擊週期做出的詳細定義(註四十一)。

在科技的進步下，擊殺鏈時間大幅度縮短，也得以再度提昇攻擊時限性目標的能力。舉例而言，一架全球之鷹(Global Hawk) 無人機在伊拉克自由作戰中運用其整合感應器(包括高解析度光電、合成孔徑雷達/移動目標顯示器、紅外線等) 取得了三千六百多張影像，並協助搜尋及辨識坦克、防空飛彈等等。其雷達影像甚至可以在大風沙下運作。全球之鷹在一般任務當中可飛約兩千公里，並滯空二十四小時。它可在單一架次當中截取兩百到三百個地點的影像。透過衛星及地面系統，這些影像可以近即時的速度傳送給戰場指揮官。也因為這些優點全球之鷹在此役常被用在時限性目標的獵殺，以及迅速的戰損評估(註四十二)。

不過，這類特殊的科技進步自然不等於擊殺鏈沒有問題，其目標週期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伊拉克自由作戰開始後不久，空襲戰略固定目標很快就轉為戰場空截(Battlefield Air Interdiction)、近空支援(Close Air Support)、以及各類時限性目標。這種戰術彈性使空權與地面部隊得以合擊伊拉克軍隊，但其需的資源及高節奏任務也導致原訂計劃在幾天內就變的不適用。戰損評估的流程很快就崩潰，前線作戰者帶回的第一手任務報告反而成為主要的情報判斷來源(註四十三)。

伊拉克自由作戰同樣面臨那些過去幾場戰爭仍未解決的戰損評估問題，如效基思想跟消耗戰思想之爭、過度集中決策而沒有下放權力等。戰損評估出問題的原因之一無非是美軍在目標尋找及攻擊方面雖然有舉足的進步，卻還沒有專門進行戰損分析的正式職位及機制。這導致戰時必須大幅擴充時，指揮官被迫依賴經驗不足或不合適的人員。缺乏統一的戰場資訊系統及共同的定義也導致效果的衡量相當困難。舉例而言，中央指揮部系統認定「機動」目標就是任何可被移動的目標、海軍系統定義為「可在發射到命中前移動」的目標、空軍系統則完全由使用者自己決定。這種定義的差異看似不重要，卻對事後系統性分析有深遠的影響。由於機動目標遠比固定目標難攻擊，事前預估通常也包括運用過去經驗及數據。換句話說，這可能直接影響「單一目標所需炸彈數量」等各種重要的戰術決定。總之，個別機構及軍種的差異必須透過聯戰機制及訓練克服，不然永遠跨不了效基作戰的門檻(註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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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權與效基作戰﹕總結與趨勢

回顧這四場戰爭，從波灣戰爭的電戰到美伊戰爭的心戰，每一場戰爭中的空權運用及特點都不相同。沙漠風暴作戰是先運用空權轟炸三個星期後再用地面部隊收尾，科索沃戰爭是空權獨立轟炸
，阿富汗永續自由作戰是少數特種部隊支援空襲，伊拉克自由則是空地合擊。這顯示出現代空權的彈性，也是其逐漸成熟的徵兆。

但同時我們也不可忽視這幾場戰爭中，由美國組成的聯軍所面對的都是裝備差距頗多的敵人。假如敵軍握有 S-400 、側衛或 Rafale 戰機、預警機等由先進配備組成的整合性防空系統，那麼獲勝就自然會變得困難許多。此外，另一個趨勢就是在非對稱作戰、反進入戰略、恐怖主義等新因素的崛起下，作戰模式也必然進一步重組。空權的演變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成功終點，而如過去任何矛與盾相爭一樣都是不斷在互相超越中前進和變化。

諸如非致命武器、資訊及網絡戰、太空系統等科技的提昇都會影響效基作戰的未來。但我們更不能忽視新組織以及新軍事準則等軟因素的變革。舉例而言，綜觀上述簡短的戰例討論，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戰損評估始終是效基作戰最明顯的絆腳石之一。戰損評估已不單是科技的問題，而跟使用方法及態度習習相關。針對此點，美國國防部於兩千年八月建立了聯合戰損評估聯合測試及評估(Joint Battle Damage Assessment Joint Test and Evaluation) ，以研究戰損評估問題的解決方案。雖然此計劃所提的方案沒有被所有機構運用，但卻仍改善了一些訓練、過程標準化方面的問題(註四十五)。這只是美軍短期內眾多改善計劃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戰損評估雖然重要，卻絕非橫貫一切的萬靈丹。它只不過是目標分析的一部份，目標分析則只是戰鬥分析(Combat Assessment)的一環，而那又歸在作戰分析(Operation Assessment)之下。要檢視整體的趨勢，當然不能只限於這部份。

如果我們將眼光放的更遠點﹕
未來美軍的發展可能將建立在效基作戰、網基作戰(Netcentric Warfare)、和預測性作戰空間覺知(Predictive Battlespace Awareness) 的鐵三角之上。簡單的說，效基作戰就是達成符合戰略或戰術目標的效果，網基作戰即為透過資訊流動來聯結作戰者，預測性作戰空間覺知則是妥善的運用情報監視與偵察、以預測敵人行動並提供先發制人的能力(註四十六)。這三個領域的發展將於未來空權的趨勢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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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第十二頁。Deptula, David A.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Warfare". Aerospace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1.
第一零九頁。Murray, Williamson. "Air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The Nautical & Avi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of America. 1995.

註二﹕
靶基作戰(即以目標為基礎的作戰) 跟效基作戰的比較取自﹕
第三頁。Williams, Brettt T.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Theory, Application and the Role of Airpower"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y Research Project. 2002.
第四十二頁。Kreighbaum, Jay M. "Force-Application Planning: A Systems-and-Effects-Based Approach". Air University Press. 2004.

註三﹕
上述定義為個人參考不同資料後綜合而成。詳見﹕
Deptula, David A.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Warfare". Aerospace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1.
Davis, Paul.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A Grand Challenge for the Analytical Community" RAND. 2001.
Lowe, Donald. Ng, Simon.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language, meaning and the effects-based approach".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sation,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4.
Batschelet, Allen W.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A New Operational Model?". U.S. Army War College. 2002.
Jobbagy, Z. "Literature survey on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TNO. 2003.
"The United Kingdom Military View of Effects--Definitions and Relationships" Common Perspective. 2004.
da Rocha, Alexandre Sergio.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A Military Application of Pragmatical Analysis" Air & Space Power Journal. 2005.

註四﹕
為節省時間我並未自行製圖。圖的來源是﹕
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il/airchronicles/cc/smith.html
Smith, russell J. "Developing an Air Campaign Strategy". Air & Space Power Chronicles.

註五﹕
五環模型的解釋詳見﹕
Warden, John A. "The Enemy as a System" Airpower Journal. 1995.
進一步研究沃登思想則可參照其名著﹕
Warden, John A. "The Air Campaign". ToExcel Press. 2000.

註六﹕
見德普杜拉的訪談﹕
http://www.usembassy.it/file2003_03/alia/A3032114.htm
"Air Force Operations Concept Aims at Success, Not Destruction". Washington File. 2003.

註七﹕
德普杜拉的觀點詳見註一所提的「Effects-Based Operations: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Warfare」、註六所提的訪談，以及下文﹕
Deptula, David A. "Firing for Effects". Air Force Magazine Vol. 84, No 4. 2001.
大多數的描述取自「Firing for Effects」一文。

註八﹕
沙漠風暴戰術上的心戰成功之處可參考﹕
許如亨，「解構另類戰爭(下)」，麥田出版社，2000。

轟炸象徵目標被律師阻止，以及戰略心戰被忽略請參考﹕
Murray, Williamson. "Air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The Nautical & Aviation Publishing. 1995.
Olsen, John A. "Strategic Air Power in Desert Storm".
Frank Cass. 2003.

註九﹕
第一五七頁。Glosson, Buster. "War With Iraq: Critical Lessons". Glosson Family Foundation. 2003.

註十﹕
第七頁，表二。Timmerman, Tomas J. "Assessing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Crucial Feedback for the Air Component Commander". Air University. 2003.

註十一﹕
第三二九頁、第三三五頁。Gordon, Michael R. Trainor, Bernard E. "The Generals' War"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95.

註十二﹕
有關沙漠風暴 BDA 的問題可參考
第六十六頁。Beagle, T.W. "Effects-Based Targeting: Another Empty Promise?" Air University. 2000.
第二零四頁。Hallion, Richard P. "Storm Over Iraq: Air Power and the Gulf War".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2.

註十三﹕
北約介入科索沃的原因是 (A) 科索沃問題會影響到巴爾幹半島的和平以及歐洲東南部的穩定。科索沃衝突很容易擴散成多國問題。 (B) 米洛舍維奇在科索沃的種族清洗造成嚴重的人權危機。(C) 米洛舍維奇的行動直接威脅到北約的可信度，因為他公開違反南斯拉夫跟北約簽署的協定。
詳見美國國防部的國會報告內「地緣戰略的考量」部份﹕
第三頁。"Kosovo/Operation Allied Force After-Action Report" US DoD. 2000

註十四﹕
四月北約訂的五個條件為﹕米洛舍維奇必須(A)停止所有軍事行動及對科索沃的鎮壓、 (B) 馬上從科索沃撤軍、(C) 同意國際軍力在科索沃駐紮、 (D) 同意難民無條件返回並不阻擋國際人權組織給予的協助、 (E) 證明他有意在朗布耶(Rambouillet)合約、國際法、聯合國法規下建構一個政治架構協定。見GAO 報告。

科索沃衝突時間表也可參考美國 GAO 報告附錄一﹕
第十八頁。"Kosovo Air Operations: Need to Maintain Alliance Cohesion Resulted in Doctrinal Departures" GAO. 2001.

註十五﹕
第二零一頁。Lambeth, Benjamin S. "NATO's AirWar for Kosovo". RAND. 1999.

註十六﹕
第二零五頁。Lambeth，同註十五。

註十七﹕
第一九二頁。Lambeth，同註十五。

註十八﹕
第一九八頁。Cordesman, Anthony H. "The Lessons and Non-Lessons of the Air and Missile Campaign in Kosovo" CSIS. 2000.

註十九﹕
第一二六頁。Lambeth，同註十五。
被動防禦除了 Lambeth 著作的第六章以外，也可參考 Cordesman 著作的一四八頁及二六四頁。

註二十﹕
第一六一頁。Lambeth，同註十五。
第二九就頁。Cordesman，同註十八。

註二十一﹕
第八十九頁。Beagle，同註十二。

註二十二﹕
第二十三頁。GAO 報告，同註十四。

註二十三﹕
第二五八頁。Lambeth, Benjamin S. "Air Power Against Terror". RAND. 2005.

註二十四﹕
第二五四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註二十五﹕
第十七頁。Cordesman, Anthony H. "The Lessons of Afghanistan: War Fighting, Intelligence ad Force Transformation". CSIS. 2002.

註二十六﹕
第三百頁、第二十七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註二十七﹕
第三五九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第四十九頁。Cordesman, Anthony H. "The Air War Lessons of Afghanistan:
Change and Continuity". CSIS. 2002.

註二十八﹕
例子之一可參考華盛頓郵報刊載的學者文章。
Pape, Robert A. "The Wrong Battle Plan" Washington Post. 10/19/2001.
Pape 即為「Bombing to Win」一書的作者，在九零年代與沃登進行多次的空權學術辯論。

註二十九﹕
第八十六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註三十﹕
第二九九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德普杜拉在開戰後六星期內擔任聯合空戰中心主任。他即為當初沙漠風暴的計劃者之一，此時已從中校昇為少將。

註三十一﹕
第一四五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註三十二﹕
第八十九頁。Cordesman，同註二十七。

註三十三﹕
第一零四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註三十四﹕
第九十五頁。"Iraqi Perspectives Project: A View of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from Saddam's Senior Leadership". US DoD. 2006.
第二一六頁。Cordesman, Anthony H. "The Iraq War: Strategy, Tactics, and Military Lessons". CSIS. 2003.

註三十五﹕
第六十頁。Davies, Steve. "F-16 Fighting Falcon Units of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Osprey. 2006.
第八頁。"Operation Iraqi Freedom - By the Numbers". CENTAF. 04/30/2003.

註三十六﹕
第九十五頁。"Iraqi Perspectives Project"，同註三十四。

註三十七﹕
第一二五頁。"Iraqi Perspectives Project"，同註三十四。

註三十八﹕
http://www.psywarrior.com/OpnIraqiFreedom.html
Friedman, Herbert A.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註三十九﹕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Mar2006/20060328_4638.html
Miles, Donna. "Rumsfeld: U.S. Needs Improvement to Win War of Ideology"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 03/28/2006.

註四十﹕
第五一二頁。Cordesman，同註三十四。

註四十一﹕
F2T2EA 即為 Find, Fix, Track, Target, Engage, Assess 。
第九十六頁。Boyne, Walter J.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What went right, what went wrong, and why." Tom Doherty Associates. 2003.

註四十二﹕
第三零九頁。Cordesman，同註三十四。
第五十頁。Vickers, Michael G. Martinage, Robert C. "The Revolution in Wa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04.

註四十三﹕
第一九五頁。Cordesman，同註三十四。
http://www.mors.org/education_colloquium/EC2004/ec04_pres/Thoele.pdf
Theole, Ben. "CFACC Operational Assessments in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Office of Aerospace Studies, Kirtland AFB, NM. 05/25/2004.

註四十四﹕
第二十五頁、第三十頁。"Recent Campaigns Benefited from Improved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but Barriers to Continued Progress Remain". GAO. 2004.

註四十五﹕
第二十六頁。GAO 報告，同註四十四。
JBDA 網站﹕
http://www.jbda.jte.osd.mil/

註四十六﹕
網基作戰的簡介可參考
"Network Centric Warfare: Background and Oversight Issues for Congress" CRS. 2004.
預測性作戰空間覺知可參考
Phister, Paul W. Busch, Timothy. Plonisch, Igor G. "Joint Synthetic Battlespce: Cornerstone for Predictive Battlespace Awarenes"
三者關係可參考「軍事事務革命﹕移除戰爭之霧」的第三章。雖然裡面用的名詞不同，但基本概念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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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才剛出爐，還沒想過投稿問題。真要投恐怕得花時間重新編輯一下。除了打錯字的部份，有些段落要補強才能上的了檯面。

說到這個…不知是不是我孤陋寡聞，總覺得台灣刊物好像比較少研討效基作戰。

滿有趣的是伊拉克作戰自由開始前媒體特愛濫用「Shock & Awe 」一詞，報的好像美軍一開戰就會把巴格達炸回遠古時代一樣。結果美軍精確打擊及克意節制導致媒體大失所望。我記得Shock & Awe 的作者之一在伊拉克自由作戰初期很不屑的說美軍沒照他的著作去進行、很多人誤解他的說法﹔他還說英國人有一個詞跟他強調的思想差不多﹕Effects- Based Operations 。滿漏氣的…竟然不知道美軍已經在搞 EBO ，以及美國空軍思想家跟 EBO 之間的關係。

唔，講這過多可能離題了。我想提的是，從此例就可以看出 EBO 似乎仍只是軍方內部研究的熱門東西，即便像 Shock & Awe 作者這種專研戰略及戰術的也未必十分熟悉，更不必說是一般大眾。

在美國軍方，效基作戰已經算經歷過定義討論及咬文嚼字的階段，逐漸轉為流程及機制的形成。當然還是有些基本爭論(譬如還是有人嗤鼻說這是一時流行的無意義空洞名詞)，但是一旦進入官方文件及機制階段，那麼就會對未來資源分配及計劃有所影響。若要研究美軍，至少短期內不可忽略它的發展趨勢。

有些美軍依照 EBO 去搞的東西可能不會像 F-22A 或 JSF 這種載台這麼明顯，但卻可能在無形中大幅度提昇實際作戰能力。比方說，給予指揮官EBO知識管理系統就不見得是外界會報導的東西…像 Theater Battle Management Core Systems 、EBO Wargaming Simulation 這種很基礎東西我們知道多少﹖即便從資訊系統科技角度來說這些都不見得是什麼創新的特殊東西，但這些系統將如何具體影響作戰，那就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了。

越講越繞不回原本要說的東西﹕Predictive Battlespace Awareness (PBA) 。今天先講一點點就好。PBA 也是個大議題。簡單的說﹕很多人認為現在 ISR 做的大部份都是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找目標。PBA 的目標就是要脫離被動的模式，轉為主動分析及預測戰場空間，進而集中資源主動去確認情資或創造預定環境。以戰損評估為例，有人就認為在某些情況下(譬如非大規模毀滅武器外的普通目標)，現代科技已達一定標準。所以模擬和概率也可以當作判斷的手段。像假如 JDAM 的命中率是百分之九十五，那麼我們用 JDAM 去炸一個目標後，只要第一手現場偵測顯示有命中，我們就可以假設JDAM有效，直到有新的反證出現為止。

JDAM 當然是較狹隘的例子。PBA 的目標就是提供指揮官決策所需的戰場環境認知，讓指揮官能充份了解敵我之間可能的互動，進而了解各種行動的正負效果，以在戰時做出最有利的決定。這無疑是過去美軍比較少碰的東西。我們可以看到，過去美軍科技的進步都專注在前線實際執行者的效率(像炸彈怎麼精進)。那些執行面的提昇當然重要。但為什麼這幾場戰爭有微管理的問題﹖就是因為美軍過去在流程及科技上沒有強調「如何把指揮官所需的最重要資料融合並在所需時間內送達」。

依過去傳統，美軍強調中央指導、前線執行。科技提昇後搞成中央執行，卻沒有配套措施，才造成許多不必要的磨擦。有人深信過去的原則才是對的。但不論如何，即便要維持指導執行分開的模式，給予指揮官正確的資訊才能進行正確的指導。

在戰時空軍有人戲稱 Predator 無人機影像是給領導階層專用的古柯鹼毒品(crack)，每隔一陣子就要給他們吸一次才行。評論者強調，無人機的近即時影像固然提供不少資訊，但實際上它的涵蓋範圍不大。如果無人機找到特別目標時(如阿富汗塔利班領導人)，那當然有特殊意義。但絕大部份搜尋時間時，無人機傳回的影像都只有戰術價值而無關戰區決策、也更不會跟戰略有關。領導人花精力去看一般搜尋影像，等於是浪費寶貴的整體管理時間。

PBA 如果能順利的融入美軍思考模式及決策，就能避免這種問題。新奇的科技也必須正確的運用才能發揮最大功能。

先聊到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