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index.html
新中國的發展與我們的任務
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1977年4月10－11日）
革命的成果，其發展及其領導
經濟的發展
勞動階級的狀況
青年及文教政策
民族自決與國家統一
外交政策
軍隊與民兵
社會矛盾與官僚階層
我們的任務和主張
（一）革命的成果，其演變及其領導
1.1949年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反動的資產階級國民黨獨裁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土地改革、民族獨立，同時基本上完成了國家統一。革命繼續按照不斷革命的邏輯向深的方面發展，衝破了階段論領導者的理論政策底限制，進行解決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帝國主義勢力完全被趕出了中國大陸。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作為完整的舊剝削壓迫階級來說，已逐漸被消滅了；雖然資產階級的個別分子仍然殘存著，但已不能再不勞而獲地過著寄生生活。初期的雙重政權局面，不久已變成單一的政權。一個工人國家（但是官僚主義地變態的）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土上建立起來了。生產力從私有制度束縛下之獲得解放，嶄新生產關係之建立，提供了經濟上飛躍進步的巨大可能性。
這次革命的偉大結果，是俄國十月革命後世界革命一次極重大的勝利，在國際平面上相當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基本對立的社會陣營間的力量關係，對以後的世界革命運動，產生深遠的影響，起巨大的推動作用。
2.可是，上述革命成果並非順利地取得的；革命的發展過程是被扭曲的。革命發展之所以自始就走著被扭曲的道路，其基因不是由於客觀上的困難，而主要是由於革命陣營內主觀力量方面的缺點；就是說，主要由於第三次革命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動搖、錯誤的政策所引致。
3.革命動力的興起，最初溯源自抗日戰爭。日帝的侵略，激發了全國性的廣大的群眾運動。這一形勢使中共獲得機會，重新干預歷史事變。可是，中共領導沒有接受第二次革命期間階級合作政策失敗的教訓，在抗戰中群眾運動興起的初期，重新採取機會主義政策，自動取消「紅軍」和「蘇維埃」名義，放棄土地革命，聲明服從三民主義，要求與國民黨重新「合作」，在「擁護蔣委員長」的領導下參加抗日戰爭。
抗戰時期，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表現得最突出的，是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這一理論把孟什維克和斯大林的「革命階段論」推演到極端，幻想可以通過「統一戰線」與國民黨及一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黨派合作，成立「聯合政府」，領導進行抗戰和社會改革。這種機會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底實質作用，是幫助國民黨抑制工農改善生活、要求民主權利與獨立武裝參加抗戰的鬥爭，這就大大地妨礙了群眾的革命行動，並引致中共本身陷入重大的危機中。在整個抗戰過程中，群眾的武裝力量，被日帝、國民黨、地主、漢奸、土匪的軍隊所包圍，遭遇重重的打擊，隨時有被消滅的危險。
可是，儘管中共領導層沒有接受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基本教訓，這教訓卻活在頑強地投入鬥爭的群眾底心坎裡，在運動底洪流中，許多實際參與戰鬥的幹部和群眾，表面上雖仍接受領導層的政策，但在實踐中則加以不同的運用。歷史事實顯示，在危險關頭，在群眾的壓力之下，中共底領導層終於被迫作了改變：它狡猾地在運動內部一方面大力鎮壓反對者，另方面卻部份地採納了這些變易，把它揉合於其路線之中，作為黨對黨員及幹部關於路線實踐的解釋和指導，但在對外的政策聲明中，則其政策底面貌一直保持原狀。
正是由於這樣的改變，中共避免了覆亡的危險，且進一步使其軍隊、黨員能與群眾相結合，在日帝力量逐漸削弱與人民不斷投入戰鬥這一消長的過程中，人民的武裝力量壯大了隊伍，並且在日帝投降時發展到新的高峰。
4.抗戰結束後，當勞動群眾興起，學生群眾要求民主、反對國民黨軍事獨裁的運動遍及全國的時候，中共不但沒有乘著這個最有利的時機，提出革命政綱，發動群眾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反而卑躬屈節地向國民黨要求和平談判，希望建立「聯合政府」來「建設新中國」，以致讓蔣介石獲得了時間，準備了和發動了對中共的全面性進攻（1946-47）。直到這種進攻威脅到中共的存在時，它才迫不得已起而抵抗和反攻（1947-49），發出「把內戰進行到底」的口號。這時，它一方面不得不在其統治區域內進行部分土改，以此穩定自己的基地，另方面仍不號召國民黨區的群眾起來為掙脫枷鎖而鬥爭；它只號召工人群眾進行「護廠運動」，號召群眾靜待解放，而單靠農民軍隊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由於中國農村階級鬥爭的激烈，農民運動的高漲；由於長期戰爭破壞造成經濟的殘破，群眾的痛苦和對國民黨統治的憤恨；由於資產階級的分崩離析和國民黨政權的極端腐敗無能；更由於帝國主義體系陷入空前危機中，美帝在戰後所遭遇的重重困難，迫使它不能直接動用軍事力量支持蔣介石，因而在中共的反攻下，國民黨軍隊全面瓦解，使中共利用了極有利的局勢，奪得了政權。
5.中共在取得勝利後，它的政治經濟措施仍然依循著機會主義，即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方向進行。它和資產階級派系及小資產階級集團（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工農黨等），經由「政治協商會議」製訂「共同綱領」，公開宣佈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拖延土地改革，並公然聲明保護帝國主義在華財產，這一切機會主義的措施，一方面是依照著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所規定的路線，另方面是仿傚著斯大林在東歐各國初期所實行的階級合作政策。
1950年，美帝國主義侵朝戰爭爆發後，客觀局勢迫使中共不得不修改它的新民主主義的機會主義政策，正如斯大林在美帝冷戰威脅下，逐步修改了他在東歐各國的階級合作政策一樣，在美帝的極端嚴重的威脅下，中共為了自保，迫不得已起而援助北朝鮮的抗戰，並沒收美帝在華的財產；同時，為了獲得農民的支持，不得不實施土改（但不宣佈土地國有和禁止土地買賣，而且聲明保護地主富農的工商業財產）。由於資產階級乘著美帝侵朝的機會加緊破壞國家經濟（所謂五毒），中共又不得不發動「五反運動」，以回擊資產階級的反攻。隨後，為了發展工業，中共於1953年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實行了對外貿易壟斷。
由於資產階級對計劃經濟的怠工破壞，中共於1956年將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以此逐步地沒收了資產階級的財產，收歸國有，替社會主義的建設奠定了基礎。這和斯大林在「馬歇爾計劃」恢復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準備進攻東歐的威脅下，改而排除資產階級代表於政權之外，並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為國有，踏上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是同樣的發展。
6.總觀上述中共踏上政權後所施行的政策的演化，由實施土地改革、爭得民族獨立，走到沒收資產階級財產歸國有，這在客觀上是符合不斷革命的基本方向的。但這並非表示中共已自覺地懂得和運用不斷革命的理論，瞭解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教訓，而是在不可抗拒的客觀事變壓力下，中共為了生存，被迫地、經驗主義地、迀迥曲折地前進的。正因此，中共把革命的進程扭曲得奇形怪狀，令人難於認識。在中共踏上改權後，又把斯大林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及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的路線，運用於中國，發揮為「一國建設共產主義」。這就從根截斷了中國革命向國際平面不斷發展的道路，形成了危險的局勢。因為「一國社會主義」與「和平共處」的路線，不僅放棄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戰略，而且促進了各個工人國家的官僚的民族保守主義的生長和對立，導致蘇中兩國官僚間的不可調和的衝突。
7.中共的演變過程，是曲折和矛盾的：
在俄國十月革命的感召之下，它最初作為一個接受馬列主義的黨而建立起來，並很快就獲得廣大工農群眾的擁護，成為中國第二次革命的領導力量。可是，由於它接受了斯大林的錯誤政策，導致革命失敗，同時使它本身遭受到致命的打擊。在革命失敗後，它並沒有好好地汲取過去的經驗教訓，相反，卻屈服於克里姆林宮的壓力之下，把黨內反斯大林主義的革命份子全部開除，並把原來的布爾什維克黨制改變為斯大林式的官僚主義黨制，而這就引致了它的墮落。自遵義會議時起以迄現在，由於厲行官僚黨制，徹底革命的思想和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原則，從來不能在它內部立足生長。
第二次革命失敗後，中共把主力撤離城市，脫離無產階級群眾，因而一度成為一個以農民為主要基礎的小資產階級黨。它的領導層希圖以農民運動和其他運動取代無產階級運動，取代明確的階級革命鬥爭。它起先的「農民蘇維埃」路線固然反映出它的領導層充滿了小資產階級幻想，而後來它之倡行改良主義路線，則更清楚暴露它的領導層的小資產階級特質。因此，在這一時期中，無論就其政治路線或黨員成份來說，它都是徒具工人黨名義，而不具備作為一個工人黨的實質的。
其後，在抗戰和內戰的過程中，由於它吸收了廣大的群眾（包括從城市轉到戰區的工人群眾）；同時，由於廣大革命群眾底壓力，由於它擁有軍隊和社會權力，因而不但不能與資產級分享政權（雖然它的言論和政策表明它常希望如此），倒反必須在鬥爭中同蔣介石政權拚個你死我活──總括來說，由於階級鬥爭形勢的迫使，它終於進行推翻地主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使它重新發展成為領導革命的群眾黨。在進入城市並取得全國政權之後，一方面它的工人黨員比重增加了，城市無產階級對它的壓力增大了；另方面，國內外資產階級對它的不妥協態度也迫使它不得不採取反資本主義的路線，反映了無產階級的歷史利益，因而使它恢復了工人政黨的性質。但這種演變並沒有改變它的斯大林主義本質。相反，事實表明，在執政之後，它的領導層自覺地在黨內和在社會上培植起一個特權官僚階層，自覺地製訂種種維護官僚層利益的政策，以官僚專政代替無產階級專政──而這些都恰恰是斯大林主義的「精髓」。實際上，自官僚層強化以來，中共已墮落成為官僚層的統治工具，就是說，它已從革命的領導者地位改變成為革命的對象。
8.從政權方面說，中共完全繼承了斯大林的衣鉢；特別仿效了他在東歐的做法，始則同部份資產階級合作，建立「聯合政府」；繼而為勢所迫，把某些資產階級份子排出政府，以後，即把政權轉變為邦拿栢主義的官僚獨裁，高踞在人民頭上，完全剝奪了工農的民主權利，任意壓迫和剝削工農群眾，以期永久保衞官僚層的特權和享受。這就在上層的政治結構和下層的經濟基礎之間，造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同時使中國這個工人國家變成官僚主義的變態工人國家。
9.壓在這個經濟基礎上的官僚獨裁，對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一塊最沉重的絆腳石。它任意製訂經濟計劃，使得各個經濟部門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失去了均衡，大大地障礙了生產力的和諧發展。另方面，為了加速以至超額完成經濟計劃的指標，官僚們把不可負擔的緊張勞動強加在工農群眾身上，同時又盡量壓低工農生活的水準。最後為了壓服工農群眾和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的不滿和反抗，只有把專政的繩索日益拉緊，這便在上層官僚和下層群眾之間造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和鬥爭。這種情況反映到上層官僚中，便爆發了各派系的不斷傾軋和無窮盡的整肅。這一切綜合起來，便構成了中共20多年來統治中國的一幅充滿矛盾鬥爭的圖畫。
10.要想徹底解決上敍的矛盾，只有工農群眾和革命的知識分子，進行政治革命，摧毀官僚獨裁的上層政治結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創建符合於此種基礎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政制，依照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基本利益，重新製訂對內對外的政策，中國才有可能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斷地前進。
（二）經濟的發展
11.革命的社會變革，使生產力得以向前大步發展。在農業方面，土地革命極有效地啟發了農民的生產熱忱。數以億計的人民投身水利建設和墾荒工作，建立了頗為完善的灌溉系統，同時又增闢了許多的耕地；因此，新中國只在頭三年內，便治好了長期戰爭破壞對農村所造成的創傷；其後，穀物和其他農作物品種及農具的不斷改良、積肥和消除蟲害工作的普遍開展等等，又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效率。二十多年以來，中國的農業經濟，儘管在生產方法上，與現代農業相比，基本上仍未能擺脫其落後性，但卻能戰勝許多自然災害，獲致了很大的成果。另方面，少數單位之採用現代農業機械和化肥，並因而獲致重大成就，則在實驗上證明了農業機械化的可能性和必需性。
在工業方面，工業的生產和建設，是在生產力低下的基礎上，在帝國主義的嚴密封鎖下，部份依賴於克里姆林宮官僚的所謂「援助」（實際上是通過不等價交換而進行對新中國的掠奪），極其艱苦地進行的。其後，克宮官僚之背信棄義地撤消了它的一切「援助」，使許多基本建設陷於停頓或癱瘓。儘管如此，廿多年以來，工業的生產總值較之解放前已提高了許多倍；基本建設方面的進展很快，一系列新興部門出現了，一些資源被開發了，其中特別重要而有輝煌成就的是石油資源的開發。
所有這些有關工商業進展的判斷，由於欠缺正確可靠的統計資料，因此是一種粗略的估計；但我們深信，這估計是可以描劃出進展的一般面貌的。
總括來說，整個國家經濟目前所獲成就，相對於革命前的情況來說，是十分顯著的；但相對於社會的實際需要，相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中最高發展速度及其已達到的生產力水平，尤其是相對於革命所帶來的許多優越條件來說，則新中國的進展仍顯得緩慢而不足夠；特別是，當估量到廿多年來人口的大量增殖時，國民的平均生產量就顯得沒有多大進展，整個國家仍然處於經濟落後，人民貧困的境況之中。
12.既然革命已解除了生產力的舊有束縛，那末，是什麼因素障礙著中國經濟的飛躍發展呢？在探討上述問題時，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不會漠視中國目前所面對的客觀困難。可是，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障礙主要來自中共的路綫政策底缺點錯誤。
在建國初期，中共囿於毛澤東底「新民主主義」理論圖式，要在「相當的長」時間內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使包括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內的「各種社會經濟成份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在這種機會主義路綫很快遭到破產以後，中共不得不改變政策，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它初期仍想實行公私合營這種半吊子的政策，後來終於收歸國營時，仍要採取贖賣政策，以每年給付定息的形式，賠償資本家以相當於其生產資料總值的款項。這一連串對資本家妥協讓步的政策，根本違反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實行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在奪取政權後著手無賠償地沒收資產階級生產資料的主張，因而使新中國經濟發展遭受不必要的阻延，並使國家徒然損失了巨額的贖賣金。
13.中共1955年秋提出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不到一年即把全國九成多農戶，從初級社變成「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1958年更在幾個月內使全國農戶幾乎全部公社化，把他們的一切牲畜家禽菓樹宅旁地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全歸公社所有。這種只靠主觀命令行政手段哄起「運動高潮」造成思想壓力強迫參加的做法，既不顧當時的低下生產力水平和貧乏物質條件，又完全違反了農民自願的原則，結果只能大大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導致以後幾年農業的減產。後來政策雖然稍有放寬，但基本路線仍無改變，因而農業生產發展長期以來仍然很慢。
14.1953年開始的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完全追隨斯大林的優先發展重工業政策，把國家資金的很大部份投在重工業建設方面。1958年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把這個政策推到最狂熱的地步：煉鋼成為「重點中的重點」，一切部門都要「讓路給鋼鐵元帥先行」，以此打亂了一切經濟計劃和其他經濟部門的正常發展。由於把許多勞動力從原來部門抽走而為煉鋼苦戰，影響了農業、日用品輕工業、副業等生產，造成各部門間嚴重的比例失調和減產，並使全國因煉鋼而損失了二十億元。
15. 1958年的大躍進，提出要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幹勁工作；要十年趕上英國；大放衞星田上天，畝產十幾萬斤；謊報糧棉產量在1958年增加了一倍，等等。這種浮誇謊報風氣盛極一時，迫使人民及下級幹部只追求數量而不顧質量，以謊報數字去幫助完成任務；因而使公眾後來對中國政府發表的數字失去信心。大躍進所表現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完全是遠離實際的極端盲目冒進，對生產造成有害無益的影響。
16. 「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表明國家要求勞動群眾以最高勞動強度的苦戰去進行生產，同時過著最節省的生活，亦即是國家要盡量多取自人民，盡量少給予人民，這就是把工農群眾的當前的利益，同國家的長遠的利益對立起來，以犧牲前者去追求後者，（這同時也是追求官僚層的利益）。在目前階段，這樣的總路線是一般群眾所無法信服地接受，真誠地推行的。
17.中共推行上述三面紅旗的結果，便主要地造成以後3年的嚴重經濟困難，糧食及日用物資更嚴重的缺乏，人民生活的極端困苦。中共事後企圖把責任推諉於特大的自然災害和蘇聯官僚層的停止援助；但這些顯然都是次要的原因。由於當時已有十年的水利灌溉建設，縱使有極大災害也能減少損失；同時，它們又與中共的「人是最重要因素」，「人定勝天」等說法相矛盾。至於蘇聯之停止援助，撤走專家，主要是對基本建設發生了影響。後來中共某些高級領導人指出是由於「七分人事，三分天災」，就比較真實地揭穿了官方的遁詞。
為了消除高擧三面紅旗所造成的惡果，以劉少奇為首的部份中共領導層，被迫採取了較緩和的政策，矯正了過份偏重發展重工業等錯誤政策，使經濟逐步恢復並向上昇，人民生活漸獲某種改善。但以毛澤東為首的一翼，並不滿意這種較溫和的政策，且不甘居第二線，因而向當權派造反奪權，企圖東山再起，伺機重新推行冒進的路線，由此引發了「文化大革命」。但奪權鬥爭的結果，更大大地影響了廠礦交通和農業各方面的正常生產，使經濟又停滯甚至倒退了幾年。
18.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理論及主張，根據蘇聯、其他工人國家及中國的經驗教訓，在中國今天所應採取的政策應該是：
在農業方面，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國家，絕不能用強迫壓力去剝奪貧下中農；國家應該盡力供給農民以農機農具化肥農藥等等，以迅速提高農業生產率；應該盡量供應農民以廉價的日用工業品，因而比較等價地換取農產品，減少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鞏固工農之間的團結；同時，農村物質生活因而得以大大改善，穩定地提高農民的生產幹勁。國家應該設立示範性的國營農場或農業公社，以便在工作上取得巨大成績，表現出其優越性，用事實啟導農民，同時進行思想教育，提高他們的社會主義覺悟，使他們能自覺自願地走集體化的道路。這些都需要很長的時間，及耐心的工作，才能逐漸做到。在國家對農民的稅收問題上，必須特別慎重地訂定一個適當的比率，既不能抽取過多，以免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不能抽取過少，以致妨礙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積累。
在工業方面，重工業和輕工業兩者都應同樣重視，同樣大力地去促進它們的平衡發展，而不應特別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免妨礙輕工業的應有發展。重工業的迅速發展，固然可提供更多的輕工業及農業等所需要的機器，但全國勞動人民現階段對輕工業產品的需要更是異常迫切，輕工業所產生的效果更快而顯著，資金積累更易而且多，輕工業發展越快，就越快地滿足勞動人民底物質需要，鼓舞他們底生產熱情。同時，也越快地積累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充份有效地運用重工業所製成的生產資料。
在生產方面，必須真正讓工人農民直接監督管理，讓生產者按照實際條件訂定生產計劃和指標。在直接參與之下，勞動群眾必定以積極的負責的態度，實事求是地訂出最高限度的指標，並努力去加以實現。如果不是靠生產者，而只憑領導幹部的主觀願望，層層加碼地由上頒下無法完成的計劃和指標，結果只會挫傷群眾的積極性（例如群眾認為反正無法完成，便不加緊努力），同時也造成許多浮誇謊報、弄虛作假，只追求數字，不顧產品質量，產生大量廢品次貨，以及其他浪費國家資財等現象。
在決定國家制度和國家的管理方面，每一個勞動群眾都應有平等的權利，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正如列寧所指出的：「人民的多數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權的少數人的特殊機構（特權官吏，常備軍長官），自己來直接進行這些工作，而國家政權職能的行使愈是民主化，這個國家政權就愈不需要了。」這就是說，國家機關應該而且必然日趨消亡，決不是像斯大林和中共所強調那樣的日益加強。這樣，所有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自發發展，就一定會受到工農群眾所遏止，即使有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產生出來，也一定會被群眾所揭發消滅；任何貪污腐化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都一定會被群眾所肅清。因為，所有這些都逃不過廣大群眾的眼睛，決不會為他們所容忍，也只有他們才有足夠力量加以遏止消滅，有效地捍衞國有財產制，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邁向社會主義的目標。
在積累和分配方面，國家應該採取兩者廉顧的適當比例，既要考慮公共積累的需要，也要照顧勞動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適當提高。為了充分發揮勞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這種提高是非常必需的，即使因此暫時減慢了積累的速度，但由於群眾積極性的高漲而造成的生產高潮，必然很快帶來更多的積累。反之，如果只顧目前大量抽取積累，因而影響勞動群眾的生活和工作情緒，造成生產發展遲緩，實際上必會使以後的積累減少。這表明勞動群眾的當前利益，同國家的長遠利益絕不是相對立，而是相一致的。
（三）勞動階級的狀況
19.在中國，正如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一樣，一向都實行盡量多積累而少分配的政策，因而使一般群眾的生活，長期處於物質貧乏的困苦狀態。他們雖然已相對地解除了舊社會那種失業和飢餓的威脅，一般都可以維持一種最起碼的生活，同解放前相比已改善了許多；但廿多年來，生活水平仍未見有顯著的提高。
根據官方的數字：「1958年農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均每人合85元左右」。大多數的窮隊比這個平均數字更低。這個數字包括糧食分配折合現金計算在內，每人每月平均只有7元，扣除生活資料之後，所得到的現金非常少，自然很難買到多少昂貴的工業日用品。國家對數量不足的工業日用品所定的價格既非常高，配給農民的東西又十分少（例如每人全年只配購十多尺布，每月幾兩食油和半斤猪肉，諸如此類），迫使農民必須從自由市場以高價購入不足的生活必需品，由此可見一般農民的生活是如何的困苦。十幾年來究竟改善了多少呢？中共及政府完全沒有像50年代那樣公布有關具體情況。但從要求國外親友接濟的來信，從國內來人的口述筆錄，從中國報刊所透露出的片斷資料，都可知道實際上並沒有很大的改善。中共要求人民「勤儉節約」，「細水長流」，「好日子當壞日子過」，都反映它的多留少分政策很少改變。而「生產長一寸，福利長一分」這個口號，也表明勞動者最多只能得到增產部份的一成；甚至中共報刊常有透露，農業增產了，公社社員的收入並沒有增加多少。既然農村社員不能指望從生產隊增加他們的收入、改善他們的貧苦生活，他們對集體生產的熱情便會降低，轉而向家庭副業和自留地去努力，以期能夠稍為滿足生活上的需要。這就是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屢次遭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壓縮或取銷，但仍恢復存在的主要原因。毛澤東及其支持者之發動對小生產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輿論攻勢，其主要企圖只在於限制社員改善生活的要求，再一次迫使他們盡量放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以便全心全力為增加集體積累而苦幹。
儘管中共宣稱在農村實行依靠貧下中農的政策，但廣大貧下中農生活上長期的困苦，卻大大地挫傷了他們過問國家大事的積極性，敗壞了他們對中共的真誠支持。而中共越是限制農民改善生活的要求，一般農民的政治熱情就越低，對中共的不滿就越大，對集體生產「磨洋工」的情況也越難改變，農業生產也越難迅速提高。
20.由於工人階級在社會生產上所處的關鍵性地位，在社會階級鬥爭中所能起的決定性作用，使中共在統治全中國後，不得不（雖然是在口頭上的）承認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承認他們的較高社會地位，給予他們比其他階級較多的經濟利益，以圖爭取他們的支持，減少他們對中共的對抗性。
但這些對改變實際情況並沒有很大幫助。工人階級實際上並沒有當家作主，領導一切的權力；實權仍操在中共的國家領導人及企業幹部手中，工人只是被領導者，沒有享受到真正的民主權利。他們被號召嚮應中共的各種「運動」，但絕大多數工人反應並不熱烈，而只是循例隨大流表態一番，應付了事。他們被號召進行生產技術革新，但許多的革新往往是更加加強他們的勞動強度。隨著工業的發展，產業大軍的隊伍擴大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加強了，他們的政治覺悟是日益提高了，但同時對中共缺點錯誤的認識也提高了。
城市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比一般公社社員的較為好些。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資每月為60元左右，比農村勞動者高出許多倍，即使城市生活費用較高，卻總沒有農民那樣貧困。但長期以來，城市工人的工資並未見有全國性的增加。即使部份工人的工資級別，經過幾年可能有所提高，那僅因為技術及工作效率提高了之故，而並不是同工同級待遇的提高。一般學徒的每月工資仍然是過去的十幾二十元，一級的仍然是30元左右，為數不多的八級老工人，仍然是100元左右。
對於增加工資的要求（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普遍提出的），中共卻斥之為「經濟主義的妖風」，是走資派「經濟掛帥」、「物質刺激的黑貨」，要堅決加以反對。毛澤東指責工人階級一部份也有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情況，「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但以目前這樣有限的工資收入，即使是最高的八級，仍難以令人相信毛的指責是真實的。對於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這兩種勞動報酬之間的過份大的差距，當然應該逐步加以縮小。高級知識份子（如大學教授等）、國家高級技術人員、企業管理人員高於一級工人十倍以上的薪酬，應該加以降低，但普通工人的一級至八級的工資，則不應該加以減少，更加不應使較高的工資降低到較低的水平上，以縮少八級之間的距離；而應該把過低或較低的工資提高。毛這個指示的用意，顯然在於製造思想壓力，以便把普通工人（尤其是其中較高級的）工資加以削減，至少是要阻遏工人增加工資的要求。但對於高級幹部高過一般工人或國家機關低級工作人員達幾十倍的「工資」及其他優厚待遇，他卻完全不予指責，不主張大加減低，這表明以毛為首的領導層，一直是以犧牲群眾利益來維護官僚特權的。
在進入共產主義階段之前的過渡時期，按照勞動分配生活品，仍然是有效而必需遵守的原則。中共雖然口頭上文字上不正面反對馬列主義這個原則，但1958年秋曾一度在實際上違反了它，今天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反對物質刺激及奬金等名義下，又企圖突破它，並且在部份工人中間首先推行義務加班工作，對超時工作不付給報酬，這如果完全出於某些工人的共產主義覺悟，自願不取報酬，當然是值得讚揚的共產主義崇高精神；但如果把這種義務勞動變成一種普遍推行於全國的經常性制度，迫使一般還未具有這種自覺自願的群眾也要長期參加這種「運動」，那就等於增加工作時間而工資不加，不管領導者的主觀意願如何，其實際結果既不會對生產有所幫助，反而會影響工人的健康，增加他們的辛勞和不滿，因而會降低工作的效率。
21.新中國建立後，婦女也從舊的剝削壓迫下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解放；她們的社會地位比較提高了，在法理上算是男女平等了，但實際上，離開完全的解放、真正的平等還有很大的距離。托兒所等的設立，在中共雖是為了增加勞動力及生產，但也解除了她們一部份的家務勞動；且由於勞保的施行，對婦女的生育和生理病假等都有不同的照顧，她們在這些方面的痛苦已比過去減輕不少。但實際上，她們的痛苦仍比男性深一重。她們不但和男性一樣被剝奪了基本民主權利（包括自由戀愛、結婚、共同一起生活等權利），而且被剝奪了自由生育或墮胎的權利，這些原是人民底起碼權利，也是目前中國經濟條件所能負擔及允許的。她們投入生產建設後，由於生理體力上不及男性，中共提出要她們「頂起半邊天」，就意味著要她們比男性更緊張更吃力地工作。她們辛苦勞動後還要料理家務，生育兒女。加上營養不良（這特別在農村是如此），使婦女的健康狀態，一般都比男性為差，並使她們喪失了平等地受教育和工作的權利。
在收入方面，勞動婦女實際上又比男工或男社員更低，有些甚至低很多；這不但因為工作不同，工資或工分也就較少，而且在許多地方，即使同工也不同酬。對婦女的歧視現象，依然在全國範圍內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中共宣稱中國婦女已得到澈底解放，已和男人一樣平等，並且象徵性地提昇某些「先進」積極的婦女負責較高的職位，甚至當上副總理；這些都難以改變中國婦女一般的真實處境和地位。
（四）青年及文教政策
22.實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目的是為了推行總路線，增加農村的勞動力，減少國家大學教育的經費；並把富於反叛性的城市青年，分散到窮鄉僻壤，消解他們對統治層的威脅。中共為此提出的論點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應該逐漸縮小，理論知識和生產實踐應該相結合，知識青年應該參加勞動鍛鍊和學習等等。即使抽象地說來這些會是正確的方向，但也是中共現行的上山下鄉政策所無法達到的，它採用強迫調派的行政手段，配合精神上壓力（比如認為不服調派就是違抗毛澤東思想路線，以取消工作權利及糧食配給等相威脅），迫使廣大青年接受。這就使一般知青普遍產生痛苦，不滿、消極甚至反抗；只有極少數高度自覺的革命青年，才具有忘我地艱苦勞動的決心；同時，只有極少數鑽營權位者，才藉助於工作積極思想進步的表現而得到提昇。中共硬性安插不熟練的勞動力到生產力低而產品不豐的生產隊（特別是地少人多的生產隊），首先只能增加這些隊的社員與插隊青年之間在分配產品方面的緊張。知青由於技術低農具缺，所得工分更少，不夠維持起碼的生活，迫得要城市裡的家庭接濟；在得不到接濟而又忍不住飢餓時，往往被迫「偷食」集體的產品，因而引起不少這類的悲劇性衝突。
很多無法忍受這種痛苦的知青則逃回城市，成為沒有工作和配給證的黑戶和流浪者。他們要靠家人節食和購買自由市場高價食物維持生活，既很困難，又很不滿，對前途展望灰暗。隨著中共這種政策的大力推行，這類青年的人數也越來越多，更增加社會的不安因素。
大量被派到荒山野嶺甚至不毛之地進行開墾的知青，極少從國家獲得應有的物質力量支助，幾乎全憑他們雙手去戰天鬥地，經過極艱苦的一段日子，才得到收獲維持生活。這些白手墾荒者的艱苦經歷，更少談到「向貧下中農學習」的意義。
知識青年所要學習的，首先應該是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而不是向思想上仍屬個體小生產者的農民，向滋生資本主義的土壤的農村。由此證明中共以這樣的學習為理由，不但虛偽，而且是違反它所標榜的階級立場和馬克思主義觀點的。
為了加速國家工業化，更快地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國家今天應該儘快儘多地培養科技人材。為此就不應把幾乎全部中學畢業生送到農村去「一輩子當農民」（即使其中極少數「政治表現好」的青年可能被選拔入大學，但多年的體力勞動己使他們對過去所學的忘記了很多）。上山下鄉青年的隊伍越擴大，則意味高水準的科技大軍隊伍越縮小，因此，如果對知青的現行政策不予澈底改變，則對國家培訓高水準科技人材以加速工業化，定必產生嚴重的惡果。
23.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應當像列寧所說的，「把學校從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變成為摧毀這種統治和完全消滅階級劃分的工具。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工具」。因此需要澈底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變舊的教學方針、方法和內容，需要加強青年的社會主義教育，培養他們的革命人生觀；應該使書本理論知識同生產實踐相給合，廢除不必要的繁複課程，適當地縮短教學的時間。
但中共把學制過份地縮短，而在學的學生又要以三分一或更多的時間去從事生產，這實在就是「把學生當作勞動力來使用」，目的為了增加生產，而不是為了增加他們的文化知識。這對學生知識文化水平的提高是一種嚴重的阻礙。
中共對原有的教師採取激烈而強迫的改造步驟，要農村中小學教師從原來受薪給的公職人員，變為領取工分的社員，實則把他們的待遇降低到普通社員的水平；要教師邊教邊生產勞動，則減少他們備課改卷的時間，加強他們的勞動強度。中共更一般地發動學生鬥爭教師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要派文化水平很低的工農兵代替他們上講台教學，「成為教師隊伍的骨幹」；這些都在學生與教師之間，工農與教師之間，人工地造成不必要的對立和鬥爭，影響了教師的情緒（「教師難當論」就充分反映教師這種怨懣不安），導致教學質量的下降。
24.中共在學生中間提出重紅輕專，甚至走到只要紅不要專，這是在學校中推行政治掛帥（即「突出毛澤東思想」）的極端表現。它更加導引許多學生只求背誦毛語錄，響應中共每個時期的政治運動和號召，而對一般文化和科學知識則予以漠視；加上他們對前景悲觀灰黯（如畢業後定被送到農村去等等），因而在一段時期流行著「讀書無用論」。
「文化大革命」使全國學校生活停頓了幾年，尤其是高等院校，影響更加嚴重。直到1973年，全國才第一次有八萬大學生畢業。這一事實表明中國在一段長時間內，在提高文化水平和培訓高等科技專業人材方面，落後了多少年，損失了多少專材！隨後實行的大學招生辦法，既大大減少了入學人數，又降低了入學的一定文化知識標準，使教與學都因學生程度不同而大感困難。在現時的官僚控制下，實行這種辦法勢必為特權份子及其狂熱的（或偽裝真誠熱烈的）支持者大開高等學校之門，而把真正熱心追求知識學問的一般青年排拒於門外，其有害結果是顯而易見的。
25.在文化學術、文學藝術（包括影劇音樂等）領域，必須深入肅清舊的剝削階級殘餘影響，代之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形態。無產階級需要一種革命的文藝，需要批判地把既存的文化底重要成份灌輸給水平低的群眾。但正如列寧所批判的，它並不「揑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關在與世隔絕的組織中」。對於文化藝術工作者，在他們不反對革命和社會主義這個前提之下，應該容許他們在文化藝術的園地內有自主的完全自由。
但中共在這方面卻實行了完全不同的政策，表現了十足的官僚主義。它命令一切文化藝術工作者必須嚴格限制在中共所劃定的小框框之內工作；一切寫作、影劇、歌曲等都只能歌頌中共、尤其是歌頌毛澤東，而且不能存有任何可能意會為影射諷喻的成份；只能讚美光明面，不能暴露陰暗面；只能描畫紅臉，不能描畫黑臉。在這種絕對控制之下，人民只能看到歌德派的作品，只能看到革命英雄的形象，只能看到進步的成績和大好形勢。也因此，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七八年間只能看到有限幾齣的「革命」樣板戯；幾乎一切舊的電影戯劇以及無數文學作品，僅僅因為不夠高度讚揚一個人及其功績，或者不合某些人的審查尺度，便被蓋上反革命黑貨的標記，不再容許存在。一切自由地創作的氣氛都被窒息了。一度流行的「文化工作危險論」，就是害怕官僚箝制打擊的一種心聲和反映。整個中國在思想文化的箝制方面，幾乎可和黑暗的中世紀時代的歐洲相比擬。文化藝術的園地，變成清一色的歌德派盤據的場所，多少年來都難長出自由獨立的花朵；全國人民生活在精神上貧乏和枯燥無味之中。
（五）民族自決與國家統一
26.中國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國差不多，都是多民族的國家。列寧曾經指出「一切民族都將走到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完全一樣」。因此，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翌日，列寧領導下的新政權，立即宣佈境內各民族都有完全的自決權分立權，並且在蘇聯憲法上寫明：「力圖創立俄國各民族勞動階級間真正自由自願的聯盟，……讓每個民族中的工農群眾在自己的全權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去獨立決定，究竟他們是否願意，並在何種基礎上參加聯邦政府及其他聯邦蘇維埃機關」。「這個聯盟是各平權民族的自願聯合；每一共和國均有自由退出聯盟之權」。
但中共控制下的中國政府卻不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這種自決權和分立權，而只給予他們以「自治」權，把它們全部歸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大家庭內，使每個民族都必須成為這個大家庭的固定成員之一。這種政策完全違反了上述列寧的民族政策，表明中共在實際上執行的完全是一種大漢族主義政策。這種政策導引出各少數民族與大漢族主義統治之間的對立不和，爆發出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鬥爭，其中最激烈的就是1959年的西藏武裝反抗。即使在建國四分之一世紀後，中共報刊仍然在強調指出：「在民族問題上，是堅持團結還是大搞分裂，歷來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這就顯露出，即使在今天，少數民族與中共大漢族主義者之間，仍然存在著「激烈鬥爭」，因而中共呼籲要「抵制一切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論和行動」。既然各少數民族中的舊上層剝削階級都已被打倒了，不再存在了，則在這些「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論和行動」之中，便會有不少來自各少數民族的工農群眾，反映出遭受國內民族壓迫和官僚統治壓迫的群眾底不滿。
如果中共及中國政府執行列寧那樣的民族政策，並在經濟發展、文化教育、醫療衞生各方面幫助各少數民族，加速它們的進步，使它們的生活日益改善；那麼，它們一定會真正自願地同國內其他民族（包括漢族）聯合在一起，雖有自決權和分立權也不會行使的。同時，它們也會從此瞭解蘇聯官僚層的欺騙，不會成為後者他日進侵中國的輔助工具。
27.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退守到台灣，在美帝軍事經濟等援助下，重新站定了腳跟，得到喘息的機會，繼續殘酷地剝削壓迫台灣人民，尤其是土著的台灣勞動人民。新政權已在中國大陸成立了這麼久，但作為中國一省的台灣及一些沿海島嶼，仍受著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不但國家統一不能全部完成，而且讓一個敵對階級的政權，在外國帝國主義利用之下，威脅著新中國的安全（將來如果蘇中關係更加惡化，克里姆林宮官僚也可能試行拉攏台灣資產階級政權一同對中國進行包圍威脅）。雖然台灣政權「反攻大陸」的反動叫囂僅像是夜行人吹的口哨，已越來越聲沉響絕，但中國政府和中共一直聲稱的「解放台灣」，也從未見諸行動，即使在中美關係改善、台灣海峽美艦撤走、駐台美軍大部回國之後。中共企圖經過統戰、協商談判的和平道路解決台灣問題，那是絕不可能成功的，反動的台灣政權絕不會自動地把統治權交給中共，而必然頑抗到完全潰敗的最後一分鐘。中共對金馬島嶼十多年來的隔岸炮轟，完全是一種虛有其表的無效示威。另一方面，中共的許多缺點錯誤，提供了台灣現政權很好的藉口，利用來欺騙台灣人民，減低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嚮往，渙散他們的鬥志，因而有助於延長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統治。
但這決不能改變總的歷史趨勢，台灣人民終歸會自己起來進行革命，推倒資產階級現政權，成立工農政府，實現階級民主，以此刺激起大陸同胞的反官僚政治革命，或者是這兩方面的革命互相影響、幫助及促進，因此台灣同胞同中國大陸同胞的利益是緊密相連的。
台灣是舊日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的縮影，包含著同樣的社會階級矛盾，因此，中國革命共產黨1948年通過的「黨綱」中的理論分析和任務、主張，基本上仍然適用於今天的台灣。
28.香港、澳門原本是中國的一部分，只因英、葡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掠奪，百幾年來一直分別成為英、葡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使佔當地居民95%以上的中國人民，長期受著英葡帝國主義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中國大陸解放後，中共為了眼前的某種利益，為了拉攏「第二世界」的帝國主義打擊「第一世界」的超級帝國主義，採取維持港澳現狀的政策，既不願收回港澳，也不願幫助港澳人民進行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反對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的鬥爭；更不願號召他們起來趕走他們的直接統治者。即使他們有力量有可能自己解放自己、管理自己的時候，中共也決不會讓一個無產階級民主的政權在港澳存在下去；因為這與它直接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之缺乏民主自由將構成強烈的對照，將激盪起大陸人民民主化運動洶湧澎湃的浪潮。
中共公開否認港、澳今天分別是英、葡的殖民地，這完全是睜開眼睛說瞎話，根本否認客觀存在著的明顯事實，其作用是想迥避它對港澳的中國居民反殖反帝運動所應負的責任，替它製造對這運動怠工的藉口。
主要由於港澳勞動群眾對中共的缺點錯誤、對中國大陸的陰暗面都有較多的瞭解，而對大陸社會制度改變所帶來的進步面則瞭解不足，因而可以預料，在絕大多數港澳居民心目中，都寧可希望能夠在簡單歸屬於中國大陸現政權之外，找到另一條出路。
但港澳絕難有同中國大陸分開而單獨成立獨立國的出路。港澳居民的命運，同中國大陸同胞的命運是緊連在一起的。他們當前最主要最直接的任務是推翻殖民地統治，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權。但革命決不限於解決反帝的民主任務，而是要不停息地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將主要的生產手段收歸社會公有。這個政權並不是中共大陸政權的擴展。不過，如果將來有一天，中共決心把大陸政權和社會制度擴展到港澳，完全趕走帝國主義統治，港澳的工人階級應當一方面繼續同港英及澳葡鬥爭，另方面盡量保持、發展自己的政治獨立性，反對官僚的控制。即使新政權完全被中共官僚控制，勞動群眾也要保衛新政權，以抗擊一切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復辟企圖；並支持中共政權的某些進步改革的同時，反對官僚獨裁，準備與大陸的工農合作，進行政治革命，推翻整個官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
（六）外交政策
29.廿多年來的中國外交，在對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國家方面，總的基本原則是「和平共處」；對於其他工人國家，則隨著相互間的關係變化，在不同時期採取不同的評價和態度。在所有這些方面，它都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離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革命立場的。
對發展中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的態度，中國政府長期堅持它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經濟上給予它們無數的援助，在政治上表示非常的友好，替它們的反動面貌塗上進步色彩；同時在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下，拒絕支持這些國家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而對鎮壓這些運動的統治者，則給予 物質上精神上的支援（最新鮮的例子是對斯里蘭卡），穩定他們的統治。
在對美帝以外的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方面，中國政府的政策是要拉攏它們以孤立它所認為是最主要的敵人。為此，它違反了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和態度，美化它們是屬於「第二世界」的國家，不惜代價地討好他們，公開聲言喜見他們強大和團結，以此幫助延長這些帝國主義者的壽命，延長他們統治壓迫下的無產階級底痛苦。
30.在對美帝國主義方面，毛澤東曾一度嚴正地譴責它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兇惡最主要的敵人，號召全世界人民打倒它，並在實際上支援朝鮮及印支的解放戰爭以抗擊它。這些在當時都是進步的。但他及中共後來卻作了極大的轉變，不但與美帝的代表人物友好、和解，不再像過去那樣猛烈抨擊它，反而希望美軍繼續留駐東南亞，為的是對抗蘇聯。中國雖仍在宣傳上把美帝列為兩霸之一，但在實際上已不視它為最主要的敵人。這種轉變顯然不是由於美帝的本質有所改變，而是由於中共蘇共關係的變化，使中國外交政策也起變化，這種變化特別清晰地表露出它的極右機會主義性質。
儘管中共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採取這種「和解」政策，但由於階級基礎及社會制度的根本不同，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政府對新中國的友好態度完全是暫時的利用；在它們不需要或不宜於再利用的時候，它們就會重現出不可調和的階級敵人真面目，對中國採取敵對仇視的態度，甚至進行顛覆活動或軍事政擊。在發生這類的衝突時，不理中共底政策，也不理那一方面首先發動，革命者都堅決地無條件地站在中國方面，抗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保衛中國這個工人國家及其國有財產制。
31.對於蘇聯，中共最初曾推崇她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核心和為首的力量；稱讚她是自己的「老大哥」，她對新中國的援助，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無私的援助，表示要一面倒向蘇聯。但事實證明，尤其是中共後來所揭露的事實證明：早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鬥爭中，蘇聯對中共的援助及所供應的軍用物資等，都完全是站在蘇聯官僚層的極端自私的立場上的。
主要由於建立在「一國社會主義」基礎上的雙方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官僚立場、利益的衝突，六十年代初公開爆發了中蘇兩國共黨之間的爭論。為了對抗蘇聯官僚層的強大壓力（同時也是對抗以美帝為首的帝國主義的強大壓力），爭取國際上進步力量和各國共黨內某部分的支持，中共一度被迫要從馬列主義思想武庫中借用某些論點，並在實際行動上較為收斂一下過去的右傾政策，較多地支持某些發展中國家的群眾運動，特別是支持傾向它的共黨領導下的武裝鬥爭。但它同時仍堅持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原則，並照舊露骨地推行於印尼；它聲稱絕不觸動資本主義國家一根毫毛，反對「輸出革命」；它仍自誇曾力主蘇聯血腥壓平匈牙利革命，等等。因而中共當時的轉變是很有限度、很不徹底，是在言語文字上多於實際行動的。雖然如此，在六十年代初的中蘇共黨爭論中，中共的論點還是比較進步，值得歡迎和有條件地支持的。
蘇聯官僚層佈署大軍於中蘇邊境和外蒙古，企圖對中國施加壓力，作軍事進攻中國的威脅，並且發動過一些地方性的軍事挑衅，這完全暴露了它一貫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征服別國的反動企圖，應該受到全世界的嚴正譴責和堅決反對。
中共後來在理論上斷言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再存在，蘇聯已復辟了資本主義，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在實際政策上把蘇聯看作最主要的敵人，這完全是脫離了階級立場，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對國家性質的分析方法和已作出的判斷，顛倒了對最基本對立的階級敵人的鬥爭目標，因而有利於階級敵人和帝國主義，損害了自己階級兄弟間的團結和力量，並幫助蘇聯官僚層對蘇聯及其它工人國家工農的欺騙，加強他們中間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因此，中共今天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的重估和態度，是極端錯誤而有害的。
克里姆林宮和北京間的對立，基本上是兩個官僚統治集團之間的對立，是雙方堅持「一國社會主義」的具體表現。中共和蘇共之間的矛盾，不應影響蘇聯和中國這兩個工人國家之間的正常關係，更不應超越過工人國家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在任何工人國家（包括蘇聯及東歐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生戰爭時，革命者一定要站在工人國家一邊，保衛它們以對抗資本主義國家，而絕對不應中立，更不應站在資本主義國家那邊去反對工人國家。
32.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國對世界革命運動負有推動、幫助的責任；後者的順利發展和更多的勝利，對中國更有鞏固、保障的作用。反之，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繼續存在、團結、強大，只能是新戰爭的根源，對中國也是一種巨大威脅。
但中共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卻不是為了推動、幫助世界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制度，而是為了追求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和平共處，其出發點則是為了維護官僚層本身的利益，以及狹隘的民族主義利益，因而把這種利益置於世界革命的利益之上，使後者為它而服務而犧牲。
因此，在外交政策方面，無論就和平共處的內容和表現，就其出發點和反映的利益看，基本上都同斯大林當年的外交政策一樣，具有明顯的斯大林主義性質，不同的是中共所處的時代是世界革命向上發展的時代，它所感受的影響和壓力較大，使它有時要加以利用，因而有時表現出中間偏「左」些（當然斯大林有時也表現出極「左」的言行，如「第三時期」的理論政策，這種盤旋搖擺，正是斯大林主義的特點之一）。
（七）軍隊與民兵
33.由於各種特殊歷史條件的配合，使一枝農民軍隊在對蔣介石的反攻過程中不斷壯大，不斷消滅舊政權的軍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它從始就是由一個較強大的中共所建立、所領導；沒有這個黨的存在，這技軍隊的勝利將是不可思議的。這證明黨的作用是基本的、不可代替的。
但中國政策的官僚主義化，在軍隊中也得到完全的反映，使它經歷了同樣的過程；越上級的指揮官和政委，其權力則越大，所享有特權也越多。解放前的艱苦樸素優良作風，被追求權力和物質特權享受所代替；解放前官兵間較為平等的關係，被一層層的等級和兩端差距達一百倍的極不平等待遇所毒化。雖然後來中國軍隊的軍階名銜在名義上已經取消，軍官已改稱為指揮員，中上級將領的過高薪俸已略為減低；但特權享受和不平等關係依然存在。
34.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軍隊乃是社會的摹本，社會的一切病症，它都要傳染到，普通還發得更厲害些」。中共強迫全國農民迅速集體化，尤其是公社化，使絕大多數來自農民的戰士產生了很大的不滿和反對。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對人民公社等的批評，就是軍中這種情緒的曲折反映，他和當時的總參謀長黃克誠之被整肅，則是中共鎮壓軍中反對情緒的間接表現之一。以後對總參謀長人選之不斷更換，意味中共對控制軍隊的棘手和亟圖加強，也顯出軍隊中鬥爭的尖銳和複雜性。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利用軍隊鎮壓革命群眾及紅衛兵，派軍隊進駐廠礦、學校等單位，賦予軍隊極大權力，管制許多從不屬於軍管的部門；使解放軍報成為對各方面發號施令而與黨中央機關報平起平坐；使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及其選出的九屆中委中，軍人成份佔了很大的比重；這一切都極度地擴大了軍隊領導人在黨政各方面的權力，導致林彪為首的一派底飛揚跋扈，更導致毛澤東在利用完林彪之後即加以清除，並調換絕大部份軍區司令員的駐地，解除他們的黨書記等兼職，強調重申黨指揮槍，而非槍指揮黨。所有這些都證明中共黨內各派系把相互間的明爭暗鬥帶到軍隊之中，以奪取對國家軍隊的控制權，來鞏固自己一派在黨及國家政權內的權位，把人民解放軍變成自己的工具。
35.為了追求和平共處、進行和平競賽，而不指望從世界革命的勝利獲得保障，中共只有盡力加強本國的國防，依靠軍事力量的強大來保持實力地位，防禦外國的侵犯。因此，中國官員曾宣稱，中國政府寧可人民沒有褲子，也要發展核子。這是帝國主義者過去主張要大炮不要牛油的同樣比喻；兩者所依賴的階級基礎雖然不同，但犧犧牲人民生活以追求軍備競賽的政策則一。然而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唯武器論者，真正能保衛工人國家的最強大力量，不是核彈之類的國防武器，而是全國勞動群眾的真誠支持。中共的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政策，雖由於科技人員的集體努力而在尖端科技上獲得巨大成就，但同時也造成廣大群眾因生活上的不滿而對國家的支持熱忱減低。
中共強調戰爭迫近的威脅，驅使人民「深挖洞、廣積粮」，其更大用意是想藉此種戰爭威脅，驅使人民束緊褲帶，更努力去增加生產，加強國防力量。但這種備戰而緊張的狀態並不能長久保持，特別是人民覺得中蘇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很少的時候，他們的情緒便會鬆弛下來。這證明用人工製成的氣氛，對國防的鞏固不會有多大的實際效果。
36.蘇聯紅軍的締造者領導者托洛茨基正確地指出過：工人國家應該逐步創立一種軍隊，「盡可能的用超軍營法，即，使之接近於勞動階級的勞動條件」，與工廠、礦山、農村公社等相結合，有地方的指揮部、軍械庫和軍用品儲藏所。「地方的教育的工業的體育的青年團體，將代替軍營所造成的團體精神，而且養成自覺的紀律，沒有高踞在軍隊之上的職業的軍官」。這種制度需要一種高的經濟基礎，需要較充足的鐵路、公路、水道和交通工具，以便戰事發生時，地方軍隊能迅速集合行動。如果具備必需的經濟條件，民兵制度比之正規軍會有更多的優點，國家所付出的代價也會更少。但以中國目前而言，由於生產力水平和經濟條件所使然，保持一技強大的正規軍仍然是很必需的。正規軍和民兵兩種系統，仍然需要相輔相成，互相補充其優劣點。
無論在正規軍或民兵隊伍中，都需要有批評精神的新鮮空氣，它的指揮部需要民主的監督，需要由兵士自下而上地選舉指揮部。「指揮員的昇遷，若是根據本人的能力和功績，則須在軍隊本身自由的創意和批評條件之下才能實行，同時須有全國的輿論來監督軍隊。嚴厲的紀律祇能與寬大的民主制相輔而行，而且是直接依靠於民主制之上的」。但中共控制下的軍隊和民兵組織內部。從來都缺乏這種民主自由。
37.中國除了有全世界最大的正規軍，還有各地方及廠礦成立的無數民兵，這枝民兵隊伍中，有越來越多的工人參加，且擁有各種武器裝備。中共在林彪事件前後之特別推廣民兵隊伍，並非表示它自願讓工農武裝起來，讓他們獨立地積極地干預國家大事，而只表現它懷有如下目的：第一，利用某部份有武裝有組織的工農，以對抗社會上、黨內及正規軍中不受指揮的異己力量（尤其是異己的高級軍官）；第二，加強軍事力量，以對抗克里姆林宮及帝國主義的壓力。
不管中共某些派系之企圖利用民兵組織作為派系鬥爭的工具和資本，不管他們對民兵組織已加以官僚主義的控制；工人和貧下中農之利用參加民兵機會，學會使用武器和作戰技術，且能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手中握有武器，這在客觀上卻有很大的進步意義，對工農參加政治生活及實際鬥爭具有重要價值，在將來群眾進行反官僚的政治革命時會起積極作用，因而會造成官僚玩火終被火焚的結果。
所有工農和革命者都應該盡可能爭取參加到民兵隊伍或正規軍隊中去，爭取武裝自己、接受軍事訓練、使用武器的權利，正如爭取接受文化教育的權利一樣。
（八）社會矛盾與官僚層
38.二十多年的事實表明，中國社會充滿著各種各類的矛盾和鬥爭，在最初幾年，主要的社會矛盾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在農村表現為地主階級與貧苦農民間的矛盾）。隨著1956年社會改革的基本完成，舊的剝削階級已被消滅；但各種矛盾仍然存在，它們表現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殘餘勢力之間，社會主義傾向與資本主義傾向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農業集體經營與農民個體經營之間，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等等。在這許多矛盾衝突之中，大部份都根源於高度進步的生產關係與低下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中共的一貫政策，不是按照馬列主義的原則，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逐步消滅社會的不平等和矛盾衝突，反而是利用它們，且在客觀上加深加劇它們；而且越到後來（特別自1957年起），就越使自己的官僚統治與工農群眾之間的矛盾，變成更尖銳的主要矛盾。其具體的表現在於：一般勞動群眾與「先進積極」份子之間，公社社員與公社幹部之間，上山下鄉知青與直接領導的幹部之間，一般文化教育工作者與限制他們自由的領導者之間，群眾與公安（特務）人員之間，各少數民族與大漢族主義者之間，國家機關下級工作人員與其上層之間，軍隊及民兵的下層戰士與上層指揮員之間，等等。這許多矛盾鬥爭反映到中共黨內，便是一般黨員與黨領導之間的矛盾鬥爭。
39.社會矛盾的加深和鬥爭的加劇，另方面又加強了中共黨內各種傾向、集團、派系之間的衝突。它們在主要由自己的官僚主義及政策所造成的困難之前，互相不滿怨責，要用不同方法維持官僚統治的歧見越來越大，對立越來越顯；加上官僚們各為了追求自己及自己一派更大的特權、更高更穩的地位，於是黨內鬥爭便不斷爆發出來。
極權專制的個人獨裁，是中國國家政治生活的特點；也是中共黨內生活的特點。中共繼承斯大林「黨內無派」的官僚傳統，一向不容許任何與毛澤東思想路線不同的傾向、集團存在。一旦形成且開始和毛澤東對抗，便被套上階級敵人、特務叛徒等罪名，加以清算、整肅；被整肅者永遠沒有辯護的權利。毛澤東以前的戰友都一批批被加上最壞的罪名鬥垮鬥臭了。這種不斷整肅表明中共黨爭的激烈，更表明中國社會政治危機的尖銳化。
40.面對著蘇聯和東歐工人國家人民反官僚獨裁統治的洶湧浪潮（它們以匈牙利革命、波蘭波茲南工人暴動，蘇聯集中營暴動等一系列事件為代表，也間接反映於赫魯曉夫1956年清算斯大林罪惡的演說中），面對著國內人民受了這種感染而加劇的對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毛澤東在1957年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要全國人民加以響應，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許諾「言者無罪」。他的目的是試圖以這種「開放民主」的姿態，讓群眾發洩一些不滿情緒，緩和一下緊張的矛盾。革命群眾利用這個號召，實行大鳴大放，他們（如林希翎所代表的）嚴厲批評了中共官僚層的缺點錯誤，提出要求在國內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對外實行真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政策，推進世界革命。另一方面，政府中的資產階級份子（如龍雲等）也乘機提出批評，企圖影響中共政策，以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樣地從左、右兩方來的批評，其矛頭都直指中共，對中共統治造成了威脅。
像玩火者被火灼傷了手指而趕快縮手一樣，毛澤東佷快就下令結束這一鳴放把戱，以「反右派」名義，不但鎮壓資產階級分子，而且對真正革命的左派也同權套上右派帽子，同樣加以鎮壓。他事後解釋，這種鳴放號召是引誘右派露出頭來的陽謀而非陰謀。但在全國人民看來，卻完全是出爾反爾、背信毀諾的行為，是公然欺騙人民的陷阱，絕不是一個光明磊落的領導人所應採取的。
大鳴大放的收塲表明毛和整個官僚層一樣，連一些革命性的批評意見也不能容忍，而繼續任意踐踏1954年憲法所明白規定的人民底基本權利，把一切民主自由的規定都變成只是官僚獨裁的點綴品。這種自我暴露的弄巧反拙的做法，不但沒有緩和中共同人民之間的矛盾，反而更加深了矛盾。
41.1958年盲目推行三面紅旗所引起的人民更大不滿，反映到中共黨內，就引發了次年廬山會議上國防部長彭德懷的「苦諫」陳詞。雖然他的批評溫和含蓄，且是站在維護共黨統治的立場上作出的，但仍不能見容於毛，而終被撤去一切職權。這具體表明毛和中共都決不容許任何不同意見存在於黨內。與此同時，毛也因三面紅旗失敗而辭去國家主席，暫不直接干預國家事務。但一般群眾鑑於鳴放的教訓，仍不敢公開提出批評，而只在黨幹部或一些知識份子中間，藉助於借古喻今、指桑罵槐等間接手法，來宣露他們的不滿（如「海瑞罷官」、「燕山夜話」等）。但這樣很有限度的隱約批評，也不能存在多久；這些批評者終於成了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首遭清算的對象。
42.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並不是以無產階級為主體，在文化思想領域進一步肅清資產階級殘餘影響及官僚控制的革命。它最初的鬥爭和打擊的對象，是那些思想言行上反對毛及其三面紅旗、不滿官僚控制、要求基本民主權利的進步群眾，以及某些主張溫和改革的黨員、幹部。毛派對他們的這種打擊鎮壓，完全是反動的，應加以反對的。第四國際黨人同情和支持那些因反對官僚獨裁、爭取民主權利而受迫害的人們。
它雖曾一度號召要「破四舊、立四新」，但其主要鬥爭矛頭，卻很快轉到「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上去，因而使它基本上變成為官僚內部冒進與緩進的傾向及勢力集團之間的鬥爭，這種鬥爭是沒有任何進步意義的。
毛及其支持者，由於當時在黨及國家機關內處於少數地位，為了鬥倒劉少奇為首的「當權派」，不得不呼籲黨員群眾（主要是學生）起來支持自己，造劉鄧「當權派」的反。最初，學生紅衞兵有很多都受毛派所利用，替毛派火中取栗，把舊當權派拉下馬來；另一些則仍支持舊當權派，這兩派紅衛兵互相對立鬥爭。但後來，更普遍的卻是，廣大的青年學生紅衛兵和部份工農群眾，他們平時對官僚獨裁、特權享受和錯誤政策等早已深感不滿，這時官僚上層發生分裂鬥爭，統治基礎岌岌可危，正是起來爭取本身利益、依照自己意願發展獨立鬥爭的最好時機。因此，他們中的很多人，很快就越過中共新、舊當權派的頭，突破上層領導的意圖和劃定的框框，提出自己的獨立政治主張，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有的甚至要進行政治革命，推翻整個中共官僚層的統治。對於群眾這種進步傾向和表現，我們革命者是予以支持、鼓勵，以推動他們完全而澈底地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使反官僚鬥爭得到最後的勝利。
這種發展顯然是中共各派領導人所預料不到，也是他們所一致反對的。因此，當毛派發覺到這種危險威脅後，就立即提出同舊領導幹部、軍隊代表及「革命群眾代表」「三結合」（亦即三者的互相妥協），並出動軍隊鎮壓紅衛兵及其他群眾，解散他們的組織，把絕大部份紅衛兵遣送上山下鄉。這就使萌芽、抬頭的反官僚進步力量再遭摧殘，其中有些則被迫轉而進行地下活動。
這整個過程都表明了毛派政策的反動本質。在這個過程中，群眾進步力量的蠭起，並非表現毛派政策有任何進步性，兩者是不同的，在本質上是對立的，正如帝國主義戰爭造成群眾蠭起或導致革命，並非表現帝國主義戰爭有任何進步性一樣。
43.四屆人大通過的新憲法，雖規定國家保障人民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四大」自由，但形式遠超過實際，最多是用來批評某些中下級官僚以疏導不滿，特別是用來打擊毛及其親密支持者所要打擊的對象，其主要作用，正如新憲法所寫明的，是「以利於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
毛澤東提出的五七幹校，幹部參加生產勞動，認為這些「有助於克服官僚主義」。但對於大多數的低幹部，或「犯了錯誤」的較高級幹部來說，這主要是一種強迫的變相勞動改造（他們中很多人之不定期地繼續留校，便是改造未得到上級滿意的明證），有許多甚至是強迫的轉業，失去原有的工作，變成新的勞動生力軍。如果完全是出於參加者的自覺自願，同時出於必要的收縮多餘的工作人員，根據有關人員自己的公平決定，而非根據對毛思想的擁護表現及上層的獨斷命令，那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某些在職高級幹部之參加生產勞動，主要是象徵性的短暫勞動，即使可能稍為收斂一下他們之中過於惡劣的官僚主義行為，但其主要目的則是想帶頭推動生產，監督鞭策群眾努力勞動。在參加勞動的同時，這些高級幹部所享有的特權並無減少，不但保留原來的職位實權，而且繼續領取原有的優厚「工資」待遇，因而對官僚特權及地位並無觸動，無助於「克服官僚主義」。
44.長期以來，中共黨員在全國範圍內，既擁有無上的政治特權，又享受很大的物質特權；黨內的地位越高，在政權機關的權位也越高，所享特權則越大。從三反五反運動，到大鳴大放，文革時期紅衛兵的揭露，批林批孔，揭批「四人幫」，都不斷證實這種特權的普遍存在。這絕不僅僅是「一部份」黨員幹部才有的偶然現象，而完全是中共整個黨制政制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及其支持者公開指責黨員的「一部份」已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份子，要遏制它的生長，肅清資產階級生活作風。這表明中共的維護官僚特權的政策已招致嚴重的後果，引起工農群眾越來越大的反感，因而迫使毛澤東要稍為抑制某些黨員的過份昭彰的劣跡。但他們更重要的企圖，則是要利用「加強對資產階級專政」的理由，在執行極「左」的冒進路線的同時，打擊那些不同意或不積極支持自己意見的那「一部份」，給他們戴上「資產階級」帽子來轉移群眾對官僚層的反對，以犧牲他們來保存整個官僚層。
寄生在國有財產基礎上的官僚層，將來如被迫要對黨員中產生的資本主義因素加以壓制，雖然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整個官僚層的特權利益，但同時也保護了國有財產制；在這種鬥爭中，革命者自然應當全力反對任何資本主義傾向和勢力。但近幾年來，發生在中共領導層的鬥爭卻不是這樣的鬥爭。
45.毛澤東生命的結束，意味毛澤東時代也開始結束了，他的嫡系「四人幫」之迅速被清算，意味毛自文革以來的某些偏激冒進政策之漸被揚棄。所有自文革時起積極支持和狂熱推行毛的文革政策的重要幹部，幾乎已無一倖免遭受清算的厄運（從最先的林關戚王，到陳伯達、林彪，到後來的王張江姚）。這表明官僚層已在事實上打擊了文革。對「四人幫」錯誤的揭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揭批毛澤東的錯誤；他們由於最死硬奉行毛的後期政策而得到毛一手提擢至最高層，一直受毛所支持、縱容。隨著曾被毛派批鬥的大批舊幹部之復職當權，特別是隨著群眾干預政治的壓力日增，對毛澤東缺點錯誤的揭批將會越來越多，其方式也會從間接的、含蓄的，走到較直接和明顯，最後，毛澤東也勢難逃避被澈底清算的歷史裁判。
從文革開始，一個接一個而不停息的鬥爭和「運動」，尤其是近幾年來的，清楚顯示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尖銳激烈，錯綜複雜，曲折反覆；證明領導危機的日益嚴重。在毛、周這批權威領袖去世之後，這個危機更是空前地嚴重了。新的繼承者既少威望，又背著過去熱心支持毛政策的包袱，分擔著過去許多錯誤的責任，但又不肯公開承認和改正錯誤。黨政軍各方面的不同傾向，派系或集團勢力依然林立，互相勾心鬥角，進行爭奪權力，設法削弱對方，或拉這一派打另一派。華國鋒急不及待地以非法途徑一身總攬黨政軍警四方面最高權力，既與他本人的資望實力極不配稱，因而基礎不穩，又反映出他對權力會被分薄奪走的恐懼心理。如果他不能與毛澤東的錯誤路線政策相決裂，反而堅持走向毛澤東個人獨裁的老路，實行寡頭統治，那他將終於會從最高的寶座上被推下來的。
在中共領導層內不斷爆發的鬥爭中，雖然它們都是官僚層內部的派系鬥爭，但革命者決不放過任何參加鬥爭的機會，而要積極參與任何一派所影響下的群眾活動，與群眾結合在一起，但絕不給予任何一派官僚以政治上的支持，以引導群眾走上正確的獨立鬥爭道路。
46.中國的官僚層已形成為牢不可破的一個社會階層，緊緊地保持著政治經濟特權，不可能自動實現社會主義民主。領導著這個官僚層的中共，無論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少平或華國鋒當權，都不可能經過自我改革而變成一個革命的馬列主義政黨。它死死控制著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各方面的權力，獨斷地推行經常錯誤的路線政策，變成中國生產力飛躍發展的最大障礙物。它甚至專橫地操縱著每一個勞動人民的一切：從工作、學習、民主自由、以至日常生活；並非常苛刻無厭地要求人民長期「以苦為樂」（但它自己卻過著腐化的生活），變成了和全國人民直接對立和憎恨的對象，只有從根本上移去這個最大障礙和人民的敵對者，才能使中國順利地發展到社會主義。
而要移去這個障礙物，則必須經過無產階級領導一切勞動群眾進行徹底的政治革命，推翻中共的官僚統治，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政制。
在目前中國必須實行政治革命，這不但是唯一正確而必需的道路，且也是全國勞動群眾的迫切要求。中共十大通過的黨章之寫上要進行多次的「政治大革命」，就反映出中共在這種客觀要求的面前，企圖以畫餅給群眾充飢，以偽裝的「政治大革命」去轉移群眾的鬥爭目標。但這種企圖不僅決不會得逞，反而和「四大」自由、武裝民兵等的提出一樣，在客觀上鼓舞群眾的鬥爭情緒，為群眾所利用，激盪起反官僚的革命浪潮，最後將中共和官僚層埋葬。
1976年4月5日天安門十萬群眾的暴動，就是反官僚層政治革命的預演，它的矛頭直指整個官僚統治，特別是反對毛澤東及其嫡系。這是1949年革命勝利以後，最偉大的群眾革命行動，第一次表現群眾如此公開地用行動反對中共。它雖被官僚鎮壓了下去，但不到一年，客觀形勢已迫使官僚不得不釋放被誣為「反革命」的參加者；將來，也可能被迫承認中共中央誣指它是「反革命事件」的錯誤。這些都會大大鼓舞起群眾的鬥志。
近年來工農群眾鬥爭已不斷爆發，並長期持續；這表明工農的政治覺醒和力量的加強，無數的大字報也勇敢地提出群眾的許多要求，這些都是無誤的徵兆，顯示反官僚層政治革命的漸趨成熟。
中國，正如托洛茨基對蘇聯所作的分析一樣，「乃是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間的一個矛盾的社會」；「日益增長的社會矛盾，其繼續的發展，可以向前走到社會主義，也可以後退到資本主義」，「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須打破工人的抵抗才行」，「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工人們必須打倒官僚制度才行」。最後分析起來，問題要決定於國際舞台之活的社會勢力的鬥爭。
而在最近將來的中國，也會像第四國際的過度綱領對蘇聯所作的預測一樣，「革命底新的高漲，將無疑地在反社會不平等和反政治壓迫的鬥爭旗幟下展開」。群眾是會利用已打開的各種缺口，利用中共所標榜的假民主開放的號召，一步步發展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陣地，在正確的革命黨領導下，最後走到完全的勝利。
（九）我們的任務和主張
47.針對中國的情勢，們提出如下的任務和主張：
一、堅決保衞中國革命成果
保衞國有財產、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土地改革、國家對外貿易的壟斷權、計劃的經濟等等。
推翻英、葡帝國主義在港澳的統治，推翻台灣的資產階級反動政權，澈底完成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
堅決反對任何資本主義的復辟，抗擊帝國主義的進攻。
二、爭取工農群眾的基本民主權利
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武裝、罷工、示威、居住、遷徒、旅行、受教育、選擇工作和創作等的完全自由；
國家應提供物質幫助及方便，使人民能充分行使這一切自由權利；人民對政府及執政黨有完全的批評和監督權利；任何侵犯、壓制人民這些自由的，應受到嚴厲的懲罰。
反對強迫知青下鄉下放；除真正的刑事罪犯外，國家不得對任何人強行勞動改造、思想改造等官僚手段。
戀愛、結婚、生活、生育、墮胎等應有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官僚干擾限制。
三、改善工農生活及工作條件
每日工作不超過八小時，根絕失業；禁止強迫提高生產定額；禁止違反生命安全的操作，防止工傷事故；以勞動者自覺的熱情和紀律，代替官式的勞動競賽制度。
按照實際生活的需要，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逐步減少工資等級之間的差距；反對工人貴族特權與勞動者生活窮困之間的巨大不平等。
婦女同工同酬，生理病假分娩等應獲得特別照顧，反對對婦女的任何歧視。國家應普設托兒所、公共食堂、洗衣場等，以幫助促使家務社會化，消除婦女的家庭重擔。
糧食、副食品、日用必需品等應供應充足，定會低廉，以保證工農大眾吃飽穿暖，澈底改變國家低價收購農產品、高價出售日用必需品的政策。
沒收一切房屋歸公有，首先分配給最迫切需要的勞動人民。
四、工人管理生產
根據生產者及消費者的利益，從上到下地修訂經濟計劃，重訂積累與分配間的合理比率，使輕、重工業之間，工、農業之間和諧地平衡地發展。
所有廠礦交通單位都由工人自己選出工廠委員會執行國家經濟計劃，管理生產，保證產品質量，禁止追求虛偽數字。
以民主方法組織消費合作社，監督產品品質、種類、數量和價格。
國家經濟和政府工作的詳細情況應經常定期公佈，使人民能行使其權力，監督全國經濟計劃和政府政策。
五、按照勞動者意志改組社隊
廢除土地私有制，宣佈全部土地歸國有，由勞動者無償地按平均原則使用，禁止轉讓，農業應走集體化、機械化道路，國家應用物質力量盡力給予幫助，配合民主化示範及思想教育，健全集體化組織；由農民自由選舉產生的代表會議，依照社員的意願和利益，改組或重組公社等集體化組織，實行真正民主的管理，自行決定生產計劃及指標，決定積累和分配之間的比率，提高社員的工分及生活待遇。
農民應有完全的自由，以決定參加或退出公社等集體化組織，在禁止剝削他人勞動及制止富農生長的前提下，容許農民有選擇單幹及非農業人口選擇個體經營的充分權利，國家應保護他們不受歧視或打擊，在目前時期，反對官僚強迫取消現有的小量自留地、家庭副業或自留畜。
六、一切團體組織、機構，實行民主化
工會組織應由工人群眾民主選出領導機關，獨立自主地代表工人群眾的意願及利益而工作，不受國家機關或當權黨派的指揮。
軍隊及民兵組織應由下層戰士民主選出指揮部，指戰員工資待遇基本上應該平等。軍隊、民兵與人民打成一片，絕不充當官僚派系鬥爭或鎮壓人民的工具。
一切文化藝術工作者有權獨立組織自己的團體，不受政府或當權黨派的干擾約束，有完全自由地創作的權利。
學校教師、工作人員和學生共同組成管理委員會，處理學校行政及教學等事務，反對軍隊或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等的進駐和監管。
七、建立工農兵的代表大會（蘇維埃）
以不記名投票，按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召開各級代表大會，構成各級權力機關。由各級代表大會選出各級政府負責人，排拒資產階級地主份子及舊軍官政客參加。由工農兵全國代表大會構成全國最高權力機關，廢除現存的一黨專政；廢除獨裁點綴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重新制定社會主義民主憲法。
一切政府公職人員均可隨時由人民加以撤換，他們的工資待遇不能高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待遇；廢除任何特權享受。
八、實施社會主義民主
工人有權組織政黨或派別，參預國家事務；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政黨都有合法存在及公開活動的權利；廢除任何一黨一派的政治特權，反對利用國家機關替任何私黨私派利益服務。
實行無產階級的法治，反對任意亂加罪名給任何個人或團體，進行迫害或私刑迫供。非經公開、公正、合法的審判不得加罪任何人，應容許被告有自由答辯的權利，不得剝奪任何人身自由或加以壓迫。
廢除秘密警察制度，停止公安特務人員隨意逮捕、監禁、流放或殺害任何人。
釋放一切未經公正審判的被扣押者，對過去一切政治犯實行公開而公正的重新審查，並由工人團體推選代表參加審判。
釋放一切擁護社會主義而對中共當權者的思想或政策持有不同意見的「政治犯」。
九、少數民族應有自決權
廢除民族自治區內的漢族監督和統治；反對任何形式的大漢族主義或民族壓迫。
國內各少數民族，不論大小，一律享有完全平等的權利。
少數民族應享有完全的自決權分立權，可以自由決定是否願意共組或退出社會主義聯邦。
十、確定國際主義的對外政策
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革命政策，代替現行的狹隘民族主義政策，排除與資本主義制度和平共處的反動幻想。
支持、幫助各國工人和勞動群眾的革命運動，反對各國剝削階級對群眾的限制和鎮壓。
公佈一切外交條約和文件；反對秘密外交。爭取同一切工人國家的團結合作，共同對抗帝國主義國家或資產階級反動政權；思想政策分歧不應妨礙這種團結合作。反對任何工人國家對其他工人國家的壓迫，掠奪或軍事侵佔。對各工人國家的官僚統治錯誤應予以批評揭露，喚起工農群眾進行監督和改革（包括政治革命）。
一切工人國家應該根據完全自願及平等的原則，成立社會主義聯邦，作為未來全世界社會主義聯邦的第一步。只有在全世界範圍內，才能真正實現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
48.上列的任務和主張，必須歸結到以工農群眾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統治這個重要任務上去，因為沒有這個成功的政治革命，則上列的任務和主張是無法達成的；現時的官僚統治既不會自動地徹底完成上列的任務和主張，使中國最後走到共產主義，也不會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恰如古今中外所有統治階級或階層不會自動退出政治舞台一樣。
但要準備、進行這一政治革命，並保證獲得勝利，必須有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黨的領導，這個黨就是托洛茨基所創立的第四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黨（其中國支部就是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是第一、第二和第三國際的一切革命傳統的直接繼承人，建立在一個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綱領的基礎上」。第四國際的綱領吸收了百多年來先進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經驗，也吸收了50年來反對工人國家中的官僚層獨裁統治的經驗。第四國際在組織原則上實行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既保證了充分的黨內民主，又保證了對外的集中行動，這兩者都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黨所缺一不可的。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團集到第四國際旗幟底下，共同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美好世界而努力鬥爭吧！
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Fourth International 02. Show all posts
Showing posts with label Fourth International 02. Show all posts
Tuesday, March 4, 2008
Sunday, February 24, 2008
社會主義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1985
社會主義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
－－第四國際第十二次
世界大會通過
（一九八五年一月）
[兆立譯]
目 前在國際工人運動中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無產階專政的不同觀念的爭論，是除了十月革命以後的那幾年以外最深入的爭論。產生這個爭論是由於1968年以來資本 主義國家的工人鬥爭以及反帝鬥爭有所增長，也由於資本主義和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官僚統治同時出現危機；而且也由於國際工人階級對斯大林主義及一般的官僚的本 質有了深刻的認識。這些因素，使這個爭論不再局限於學術性，而具有實際政治的意義。為了推動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對這 個問題需要有明確的立場。因此，第四國際需要表明它對這個問題的綱領性立場。
-------------------------------------------------------------------
一、甚麼是無產階級專政？
關於奪取政權、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無產階級國家的本質、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等等問題，各種派別的改良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即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者）之間的基本分歧，在於以下各點：
（1）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所有的國家都有階級性質，而且國家這個機構是統治階級保持其階級統治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所有國家都是專政。資產階級民主也是一個階級的專政。
（2）改良主義者和許多中派主羲者認為「民主」或者「民主的國家機構」是超越階級和超越階級鬥爭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個看法是個幻想，所以排斥這個幻想。
（3）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即使是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其國家機構只是支持資產階級的權力與統治（在帝國主義國家，更是支持它對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的剝削）的工具。因此，資產階級國家機構決不可能成為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以及把政權從資產階級轉移至工人階級的工具。
（4）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工人階級要奪取政權，必定先要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而首先是要消滅資產階級的軍事和警察的鎮壓機構。
（5）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為了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需要提高工人的覺悟及發展工人的群眾組織。
（6） 因此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得出如下結論：工人階級只能經過一個與資產階級國家機構完全不同的國家機構來行使政權；這個國家機構是從獨立自主的。民主地選出來 的、集中的工人議會（蘇維埃）而產生的；這個工人會議的基本特徵，已由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包括－－所有公職人員、法官、工農民兵的指揮官， 及國家機構中所有勞動人民的代表，都應該由選舉產生；選舉出來的官員應當經常輪換；他們的收入不應超過熟練工人；人民有隨時罷免他們的權利，蘇維埃式的機 構應該同時行使立法及行政權力；大量削減永久性的行政人員的數目，越來越多地把行政權移交給勞動群眾的團體。換句話說，這個國家機構不是議會民主制，而是 蘇維埃式的代表民主，同時結合著日益增加的多類型直接民主形式。
列寧說過，工人國家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支持大多數人民的統治。反對少數的 剝削者與壓迫者的國家。「人民大多數可以代替那些享有特權的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官吏、常備軍軍官）的特殊機關來直接進行這些工作，而行使國家政權的職能越 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就越不需要了。」 （《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至407頁）因此從綱領的角度來看，無產階級專政與工人民主絕不矛盾。「從它的本質來看，無產階級 專政可以是而且必定是最成熟的無產階級民主。」（《托洛茨基文集》，法文版第5卷，206-7頁）。
以上總結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是馬 克思主義學說關於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及建立無階級社會的過程的一個基本部份。「專政」這個名詞有它的具體的意義：它是工人階級解除資產階級武裝、沒收資 產階級財產、行使政權的工具，是防止資產階級重新建立資產階級國家政權及恢復生產數據的私有製的工具。
但是「專政」的意思絕對不是對大多 數人民實施獨裁的統治。共產國際成立大會的宣言說得很清楚：「無產階級專政是用暴力鎮壓少數地主資本家剝削者的反抗。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必 然使民主的形式和機關發生變化，而且，一般說來，正是這種變化使得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動階級能空前廣泛地實際享有民主。實際上已經形成的無產階級專政形 式，…，的確是使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階級有實際享有民主權利和自由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甚至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也是從來沒有過的。（《列 寧全集》中文版第28卷441-442頁，《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的報告》）
這樣的在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只是在有需要 「劇烈地鎮壓已喪失政權的階級的反抗」的時期，才發揮國家的職能。這就是指馬克思主義傳統上稱之為無產階級的國家專政的時期。「從它成立開始，無產階級專 政的政權已經不再是舊有意義上的國家（即要維持大多數人民臣服於其下的國家）了。物質力量與武器一道，直接地、實時地轉交到工人組織例如蘇維埃的手裡。」 而這個國家，「一個官僚的機構，就從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日開始消亡。這就是至今仍沒變的我們的綱領。」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這樣寫道。
顯然，當資產階級的反抗已在新的工人國家中被擊潰，但如果這種朝向國家消亡的變化並沒有實現，反而官僚化的過程卻發展了，那我們面對的，則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而是它向官僚化國家形式的墮落。
因 此，我們排斥改良主義者與許多中派主義者（他們受了資產階級思想或斯大林主義獨裁政制的辯護者所影響）的辯解，說贊成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們之間的基本 分歧，在於前者贊成一黨製而後者反對一黨制，或者在於前者要嚴厲限製或鎮壓民主自由，而後者堅決保衛民主自由。歷史事實證明上面這個論點是非常虛偽的，因 為當資產階級制度有被群眾推翻的危險時，改良主義者不但極願意嚴厲限制群眾的民主自由，甚至於要用警察及軍隊來鎮壓群眾；改良主義甚至不能而且不願在資產 階級社會中採取有效行動保衛群眾的民主自由、反對極右分子的威脅，因為這樣做會招致群眾的廣泛動員，包括群眾的武裝。
第四國際保衛馬克思 和列寧的這些傳統觀念，反對許多共產黨和中派主義組織公開地在政綱上修正馬列主義。如果沒有生產數據與社會剩餘產品的集體所有製，如果沒有全體工人階級經 過民主集中製的工人議會來實施經濟計劃與經濟管理，換言之，如果沒有勞動者的計劃管理，是不可能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除非工人階級沒收了資本家的政治與經 濟權力，而自己行使國家政權，否則社會化是不可能實現的。在民族國家狹窄國界之內是不可能產生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
根據所謂歐洲共產 黨、日本共產黨、其它幾個國家的共產黨、以及中派主義的組織、各社會民主黨等現在所共有的改良主義的思想，勞工運動是能夠在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結構中，經 過議會選舉，以及漸進地奪取「權力的位置」，來完全達到它的目標。但是，特別是經過了智利的悲慘經驗以後（這個經驗證實了這麼多歷史的教訓）；我們必須堅 決反對這種改良主義思想，並暴露它的下列本質：它用來掩飾它放棄了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的鬥爭；掩飾它放棄了為沒收資產階級財產、為經常保護工人階級利益 而鬥爭的路線；以更有系統地與資產階級進行階級合作的政策來代替一貫的階級鬥爭的政策；在資產階級所發動的暴力之下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因此，在資產階級 遭受到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嚴重危機時，表示了向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投降的趨勢。在不可避免的階級鬥爭的情況下，如果這個改良主義政策確定成為勞動者的 政治態度的話，這不但不能減低「社會轉變的成本」，不但不能和平地即使是緩慢地達到社會主義，反而會導致德國式的、西班牙式的、印度尼西亞式的、智利式的 血腥的失敗與大屠殺。 （在德國式的失敗的原因中，還要加上共產國際的罪惡的過左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
二、工人議會的權力與勞動群眾
民主權利的擴展
無 產階級專政的全部內容，即無產階級民主，表示國家政權由民主地選舉出來的蘇維埃，即工人議會，所掌握。馬克思與列寧對資產階級的民主局限性的整個批判，就 是基於以下的事實：私有財產與資本主議剝削（即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再加上資產階級社會所特有的階級結構（工人階級的分離與疏遠、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鎮 壓機構的職能，等等），在甚至最民主的資產階級政權，也以暴力限制極大多數的勞動群眾行使民主權利與享受民主自由。
從這個批判所得出的結 論就是，無論從經濟及社會的平面來看（如工作的權利治生活的安定。免費教育。空閒時間等等），抑或從政治及社會的平面來看（如工人及各階層的勞動者所享有 的民主權利的範圍與程度），工人民主必定比資產階級民主優越。與無產階級在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制之下所享有的民主權利比較起來，如果讓一個黨或者讓這個黨所 控制的「群眾組織」或「職業團體」（如作家協會）壟斷了印刷機構、電台、電視及其它大眾傳播工具及集會場所，事實上是限製而不是擴大無產階級的民主權利。 勞動者（包括持不同意見的勞動者）應該有權使用民主自由（新聞、集會、遊行、罷工的自由等等）所必須的物資設備，同樣地工會應該獨立於國家而且不受當權的 政黨所控制，這都是很重要的事。因此，如果要使勞動者享受到比在先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下所享受的還要廣泛的民主自由，那末就不能限制他們有在政綱或意識形態 的基礎上組織政治團體、政治傾向或政治黨派的權利。
而且，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勞動群眾的自我活動與自我管理的方式一定會多姿多彩，他們的 「政治活動」、「政黨」、「政綱」及「民主權利」的觀念一定會比資產階級民主下的各種政治生活更擴大更廣泛。這不但表現在代表制的民主的更先進的形式（如 代表會大會）和直接民主（即用民意投票的方式使群眾直接決定某一政策中的主要的問題）的結合；而且連「政治」內容的本身也會如此。
在資本 主義制度下，甚至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商品生產的形態之中，價值規律，即不受人們意願管制的客觀的經濟規律，在基本上調節著經濟生活。社會主義革命表示人類有 可能大踏步地走向自覺地調節其經濟及社會的命運，而不是盲目地受經濟規律所支配。這個過程只能在全世界社會主義社會之中才達到完滿的和諧的程度，但這個過 程的開端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即自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對社會化的經濟作自覺的計劃。雖然在這個時期，價值規律的影響不能完全消滅，但是 應可限制它的支配作用，否則經濟就無法計劃化了。
但是計劃的意思就是依照社會所決定的優先次序，而不是依照盲目的巿場力量及利潤的規則來分配經濟資源。優先次序的決定牽涉到以千萬計、以億計人的生活，而且它的含意、後果反過來會影響生產者及勞動者的行為，所以問題是誰來決定這些優先次序呢？
基 本上來說，只有兩個方法能代替價值規律的統治：由上而下的強加給群眾（生產者及消費者）的官僚方法（不管它們的起源及性質如何，官僚方法包括溫和的專家人 員的家長式統治及斯大林式的極端橫蠻的專制政治）；或者，經過民主集中製的工人權力機構，亦即經過社會主義民主的機構，由生產者自己來作決定。無產階級專 政之下的政治辯論及政治鬥爭的主要內容就是如何作這個選擇。
經驗已經證明，第一個方法是非常浪費、非常沒有效率的。因為它不但是資源及生 產能力的直接的浪費及計劃的失調，而且是有系統地窒息工人階級的創意力與生產潛力。理論的及經驗的分析得出以下的結論，即第二個方法能夠而且一定會大大地 減少上述的缺點。無論如何，第二個方法是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生產者及消費者自己管理的無階級的社會－－的唯一的方法。
然而，經驗 亦已證明，如果沒有獨立於蘇維埃國家機構的輔助性監督機構作為製衡，光是這個工人代表會制的民主集中製的工人權力機構也不能全部解決建設社會主義面臨的社 會及經濟問題。為了保證能保衛工人的需要及保衛其生活水平免受工人代表會的一些決定所侵犯，尤其是免受管理機構的任何任意的、官僚的舉動所壓迫，因此有必 要成立獨立的工會，並實施保障工人罷工權利的勞工法。 1956年的匈牙利經驗，1968年的捷克經驗，1980年以來的波蘭經驗，都證實了這是經歷過官僚獨裁統治的無產階級最基本關注的事。雖然在原則上，革 命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在單一的民主的工會中組織起來，但不反對工人有權成立多個工會。工會獨立性的一個要素，是負責工會中央領導工作的人不同時兼任 一個政黨的中央領導工作。
建立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亦牽涉到改造各個層面的社會生活的巨大過程。它牽涉到要不斷改變生產關係、分配方 式、勞動過程、經濟與社會的管理方式，大多數人民的風俗、習慣及思想方法等等。它牽涉到要基本上重建各方面的生活條件：城巿重建，徹底改革教育制度、恢復 與保護生態環境平衡、技術革新以保持稀有的自然資源，等等。
在過去，統治階級總是霸占了文化的豐碩成果，而且讓知識分子享有特殊的權利。這個特殊的集團的成員替統治階級傳布和發展科學與藝術，並為統治階級提供各種專業人員。
當群眾漸增地吸收過去的全部的文化遺產而且開始創造無階級社會的文化的時候，知識分子就會慢慢地消失。這樣子，「勞力」與「勞心」之間的區別也會消失，同時每個人將會能夠發展各人的能力與才幹。
關 於這方面的努力，人類都還沒有藍圖，因此一定會發生重大的思想和政治的爭論與鬥爭。圍繞這些意見分歧而產生的不同政綱，將會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從建立社 會主義的觀點來看，即從無產階級的全面的階級利益而不是從部分的利益的觀點來看，用任何藉口（以這個或那個政綱「客觀上」反映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壓力 與利益，「如果實行到底」可能導致「資本主義復闢」）來限制這些爭論和活動，就只會妨礙在這些問題上得到大多數人同意的最有效的答案之出現。
必 須指出，一些社會罪惡在階級社會根深蒂固，不會隨著資本主義剝削或者僱傭勞動的消失而立即消失；因此，在建立無階級社會的過程中，反對社會罪惡的重要鬥爭 還會繼續。婦女壓迫、對少數民族及少數種族的壓迫、對青年的壓迫與疏離、對同性戀者的歧視等，都是這些問題的典型例子，它們不能簡單地歸入「無產階級反對 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這個類別，除非我們像毛派及一些極左派一樣，反對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範疇的唯物的定義。
社會主義民主之下的政治自由也包括群眾有組織及行動獨立的婦女解放、民族解放、青年運動等等自由，這些運動比工人階級這個字的科學意義更廣泛。
革命政黨將能在這些運動之內爭到政治領導地位，並在意識形態上擊敗各種反動思潮，所用的方法並不是行政或者鎮壓的手段，而是在群眾中間推動最廣泛的群眾民主，而且毫不妥協地支持所有的政治傾向都有權在整個社會之前為其政見與政綱辯護。
我 們也應該認識到，工人國家所特有的形式是集中和分散的獨特的辯證的結合。國家的消亡從無產階級專政一開始便應發展；它的過程；是在國際上，在同一國、一 區、一地（公社）等等平面，將廣泛層面的社會活動（衛生、教育、郵政鐵路電訊等）的管治權力逐步下放，轉移到自管機構手上。工人代表會的中央代表會（即無 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將會經過大多數票數的決定，將社會的全部物質和人力資源分配給各部門。這也表示政治辯論與政治鬥爭的形式，不能簡化為單純的、機械 的「階級鬥爭準則」。
最後，在建立無階級社會的過程中，群眾的參與不但表現在多少是被動的投票上，而且也表現在積極地參加各級的行政工作 上；參與者並不能如工人主義者所主張的只限於「在生產單位」或者是工廠中的工人。列寧說過，在工人國家中，大多數人民都應該直接參加行使「國家的職能」。 這表示，無產階級專政基礎的蘇維埃，不但是工廠會議，而且是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如工廠、商業單位、醫院、學校、運輸與電訊中心、街區（地區單位）的群眾組 樴。要把最分散的、常常是貧窮的最受壓迫的層分融合在自覺的、活躍的工人階級之中，這是不可缺少的過程。這些層分包括婦女、受壓迫的民族、青年、小工場工 人、退休老人等等。這也是鞏固工人階級與下層的小資產階級的聯盟所不可缺少的過程。這個聯盟對於奪取政權、保持政權，以及減少革命勝利及建設社會主義所需 的社會成本，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一個制度性的保證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架構與國家行政機關之間的正確關係，它要在 所有層面、所有範圍建立－－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軍事的。如果這些國家的行政機關的權限沒有嚴格限制，如果它們的權力不是減到最必要的最低限度，如果 它們不是完全從屬於社會主義民主架構（工人代表會）之下，那麼，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工人代表會在權限上應該對所有戰略性和策略性的決定擁有全部主 權。行政機關只負責執行這些決定，僅此而已。
行政人員應該在審查其技術方面的能力和專業經驗的準則等基礎上選任，不應由較高級的行政機關人員委任，而應由各有關代表會委任，並可由這些代表會隨時撤換。
-------------------------------------------------------------------
三、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鬥爭、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興起
統治階級利用一切由它支配的意識形態的工具，來宣傳資產階級議會機構與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的鞏固是利益一致的。譬如在歐洲、北美、日本及澳洲，資本主義統治者要在工人及平民群眾眼中扮演「民主」的鬥士。這個印象由於法西斯及斯大林主義的反面經驗而大大增強。
爭取群眾走向社會主義革命、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要響應群眾對民主的要求，適當地加以表達，以對抗改良主義者全力搶奪民主鬥爭領導權，並將它帶到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死巷中去。
群 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享有的民主權利－－從言論自由到組織工會及工人政黨的權利，到普選權及墮胎權－－都是經過群眾的鬥爭而得到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要爭 取在資本主義下可能爭取得到的最廣泛的民主權利。民主權利越大，工人及其盟友為自身利益而鬥爭的可能性也越大，在準備與資本主義爭奪政權的鬥爭中的階級力 量對比便越有利於無產階級。
為了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工人階級一定要保衛群眾的每一個鬥爭的成果（包括民主權利）而反對資本主義的反動統 治。歷史已經．證明，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一貫地這樣做的階級，而且工人的聯合陣線是成功地組織反法西斯或反軍事獨裁的最好的工具。同樣地，在反對資本主義 反動統治的鬥爭中，我們不信任資本主義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的任何機構。資本主義國家每一限制民主權利的行動，勢必以十倍大的力量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特別是反 對它的革命的一翼。只有工人階級及其盟友聯合起來的獨立的群眾動員，在有自覺地領導的聯合陣線的群眾鬥爭中，才能阻止法西斯主義。
在衰亡階段的資本主義滋養了反動力量。群眾在某一國家在某一時刻所享受的民主權利與自由的的程度是由階級力量的關係所決定的。
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的長期趨勢是：隨著階級之日趨分化，群眾的民主權利會越來越受限制。
特別是某一資本家階級覺得其經濟及社會的危機越益加深，其物質基礎及後備力量越益薄弱的時候，就越會限制群眾的民主權利。我們可以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國家的許多野蠻的獨裁制度中清楚地看到這一趨勢。
因 此，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而言，自改良主義者的手中奪取群眾的民主運動的領導權，是非常重要的任務。明確的綱領及宣傳工作，特別是反對改良主義和議會政治的 幻想的鬥爭，雖然非常重要，但是僅此還不足以達到上述目的。群眾在每日的實際體驗中學到經驗；因此需要天天與群眾一起來體驗這個經驗，才能得到正確的教 訓。
當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時，工人就漸增地在各個層次向統治階級的權威和特權挑戰。工人經過自己的組織－－從工會、工廠委員會、及工人管 制機關到工人代表會（蘇維埃）－－就開始取得更重要的政治及經濟的決定權，因此也就對本身推翻資產階級國家的能力更有信心。在這個過程中，為了能更有效地 進行鬥爭，並最廣泛地捲入更多群眾參與，工人將看到最民主的組織形式的必需性。通過由自己民主管理的組織及自己的鬥爭經驗，群眾就會體會到比在資產階級議 會民主制所能體會到的更多的行動自由與權利。這就是從資本主義統治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一連串事件中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這也是建立工人國家的民主模式時 的一個中心經驗。因此，無產階級在階級鬥爭中所成立的組織－－從民主的罷工集會及民主選舉的罷工委員會到雙重政權的普遍制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無產 階級民主的最好的學校。
-------------------------------------------------------------------
四、一黨制與多黨制
如 果沒有組織政治團體、政治派別及政黨的充分的自由，勞動群眾就不可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與自由。工人和貧農，以他們的自由投票來表示他 們需要哪個黨成為蘇維埃制度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工人階級行使政治權力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享有組織不同的政治團體、政治派別或政黨的自由。「沒有蘇 維埃黨派的合法化，就不可能有蘇維埃的民主化」（第四國際《過渡綱領》）。沒有這種自由，沒有這種不受意識形態限制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 會，也就不能由真正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行使實際權力。
所以，限制組織團體、派別、政黨的自由，並不是限制階級敵人的政治權利，而是限制 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利。由傳統上是受壓迫、受剝削、受蹂躪的群眾領導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在進行這個艱鉅任務時，勢必遇到無數的策略、戰略、甚至理論（綱 領）的問題。工人階級集體地作為一個階級，若想在這些問題上達到共同的或者至少是多數的觀點，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有組織黨派的自由。除非群眾有組織政治 團體、政治派別及政黨的自由，否則就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代替主義的、家長式的、精英主義的、官僚的異端，這個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異端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奪取國家政權、及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行使國家權力，都是革命黨以無產階級的「名義」來代行，或者最多是取得無產階級的「支持」而代行。
如 果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是名實相符的，如果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就是馬克思及列寧的理論傳統所明確地包含的，即工人階級的（「聯合的生產者的」）階級統治；如 果無產階級只能經過無產階級本身的活動，而並不是經過由慈善的、開明的革命的行政人員所「教育」起來的被動的無產階級，才能達到它的解放，那末很明顯地， 革命黨在奪取政權中及建立無階級社會時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是：在政治上領導無產階級的群眾活動，在這個逐步加強活動的階級中爭取到政治領導權，以及用政 治的手段，而不是用行政的或壓制性的手段，向本階級提出建議並爭取大多數的支持。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完整形式之下，國家權力是由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行使的。革命黨爭取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爭取在工人代表會內取得政治領導權，而不是取代他們。黨和國家完全是分開的、不同的實體。
只 有當群眾有權不受限制地選舉任何他們想選舉的人，而被選的代表不會因思想或政治信念而事先受限制，才能產生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這 當然不適用於從事武裝鬥爭反對工人國家的政黨，即不適用於內戰、或者革命危機及武裝暴動的情況，關於後一點本決議案的後半段會談到。）同樣地，只有所有選 出的代表能夠有權利組織集團、派別及政黨，能夠有權利使用大眾傳播媒介，能夠有權利在群眾面前提出不同的政綱，能夠有權利辯論以及由經驗來檢驗這些綱領， 工人代表會才能民主地行使它的職責。限制代表隸屬任何政黨，只會限制了無產階級行使政治權力的自由，也就是限制了工人民主。這種限制違背工人階級的歷史利 益，違背鞏固工人政權的需要，違背世界革命及建設社會主義的利益。
明顯地，進行反對工人國家的內戰或武裝行動的政黨、團體或個人，不會獲承認享有上述權利。這些自由也不包括組織性質上是種族歧視的行動或示威的權利，也不包括主張民族或文化壓迫的行動或示威的權利。
馬 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中，從來沒有一個觀念認為一黨制是工人政權、工人國家或無產階級專政的必需先決條件。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或託洛茨基的理論著作中， 及在列寧領導下的第三國際的綱領文件上，我們根本找不到一黨制的建議。以後所發展的理論，諸如在整個歷史過程中社會階級老是由一個黨來代表的這個粗劣的斯 大林主義理論，根本在歷史上是錯誤的，它的目的只不過替蘇聯官僚層及其它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思想的繼承人之獨霸政權辯護而已。這種獨霸政權是靠剝奪工人階級 的政治權利才可能存在。
歷史－－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波蘭、南斯拉夫、格林納達、尼加拉瓜的事變－－已經在反方面證明了托洛茨基的立場的 正確，即：「階級不是勻一性的，為了內部矛盾常致四分五裂，只有經過內部派別、集團和黨派互相鬥爭，才能夠達到共同問題之解決。……一個政黨代表一個階級 的例子，在整個政治史上也找不到的－－除非你將政治外形當作實體來看」（《被背叛的革命》，中文版，第232頁）。這對於封建制度下的資產階級是如此，對 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階級也是如此，對無產階級專政下以及建立社會主義過程中的工人階級也將會是如此。
如果有人說，只有不具有資產階級 （或小資產階級？）的政綱或意識形態的，而且「不從事反社會主義或反蘇維埃宣傳或鼓動的」政黨及組織才能有合法的地位，那末他怎麼樣來區分呢？如果一個黨 的大多數黨員是工人階級分子，但其意識形態是資產階級的，它應被禁止嗎？如果應該被禁止，那這個立場怎樣與工人代表會的自由選舉相協調呢？ 「資產階級政綱」與「改良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區別是什麼？改良主義的政黨也應該被禁止嗎？社會民主黨應該被禁止嗎？
無可避免地，依據歷 史的傳統，改良主義的影響，還會在很多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思想裡，殘存很長的時間。行政的鎮壓並不能使這個殘存的時間縮短。相反地，這種鎮壓反而會使殘存的 時間延長。反對改良主義幻想和觀念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方面進行意識形態的鬥爭，另方面創造使這些幻想消滅的物質條件。在行政鎮壓以及缺乏自由討論及自由交 換意見的情況下，同改良主義的鬥爭就會失去效果。
如果革命黨號召鎮壓社會民主黨或其它改良主義政黨，它就會發現在自己黨內想維持派別的存在與活動是千倍的困難。工人階級的政治的不均勻性必然會在單一黨之內反映出來。
因 此，真正的選擇並非只有下述兩種：要么是只給具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的政黨（在思想上及在綱領上支持蘇維埃制度的政黨）以自由，要么是所有政黨的自由。真 正的選擇是：或者是真正的工人民主，勞動人民有權選舉任何人為蘇維埃的代表，以及所有被選者（包括在思想上不支持蘇維埃制度的人們，只要他們在實際上遵守 蘇維埃憲法）的政治組織的自由；或是限制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以及因此產生所有後果；有計劃地限制政黨就會導致有計劃地限制革命先鋒黨內部的自由。
當 我們說我們贊成所有蘇維埃政黨享有合法地位，即所有實際上遵守蘇維埃憲法的政黨享有合法地位，我們並不低估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這些政黨所宣傳的錯誤 的綱領，及在勞動人民之間所散佈的異階級的影響，所可能招致的政治混亂、錯誤、甚至局部的失敗。我們不會號召工人在我們認為錯誤的政綱、政見或政策的基礎 上建立政黨，我們也不會推動工人創立如此的政黨。我們只是說，用人為的行政方法鎮壓這些政黨－－所謂人為，其意思是即使這些政黨已被合法地鎮壓，它們仍會 繼續反映群眾中的思潮－－不但不會減少且會增加這些危險。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要達到均勻化，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工人群眾能夠以自我管理的公 民的自由的集體來取代殘存的國家機構（即能夠達到社會主義的建立及國家的消亡），是巨大的歷史任務。這不但跟顯而易見的物質的先決條件有關，還牽涉到特殊 的政治訓練。「有批判性頭腦的人、反對者、異議者、不滿者、反動分子等的存在、使革命有生命和力量。分歧和爭辯的衝突，幫助人們發展「思想和政治筋肌」。 它是一種持續訓練的形式，是癱瘓和消極的治理劑。 」（《Tomas Borge的講話》，格蘭馬報，法文週報版1984年10月7日）
同樣地，卡斯特羅在與艾斯加朗辯論時曾說：革命必須是無思想限制的學校。即使實踐並不經常符合這些言論，它們卻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命題上的綱領性持續，必須堅決保衛，反對所有否認這點的人。
歷史的經驗證明，除非有真正的工人民主，否則訓練群眾自我管理的過程勢必被延遲，甚或被倒轉過來。蘇聯的情況就是如此。歷史的經驗也證明，如果沒有多黨制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民主。
-------------------------------------------------------------------
五、政黨代表甚麼？
有 一種自發主義的幻想是，即使沒有自覺的先鋒隊，即使沒有建基於由歷史所證實的革命綱領上的、有組織的革命先鋒工人黨，即使沒有在這個綱領的基礎上教育出來 的經過長期的活生生的階級鬥爭經驗的干部，即使如此，無產階級也能夠經過自發的群眾行動來解決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推翻資產階級國家、奪取政權和建立社會 主義時所面臨的戰術與戰略上的問題。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排斥上述這些自發主義的幻想。
這個幻想論點的來源是無政府主義，極左的「工人代表會 派」亦接受這個論點。根據他們的論點，政黨的本質是異於無產階級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構成物，它們在工人代表會中是沒有地位的，因偽政黨具有篡奪工人階級 的政治權力的傾同。這個論點，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政治上是有害而且危險的。政治團體、派別及政黨並非只在現代資產階級興起以後才出現。在政黨這個字的 基本的（不是形式的）意義上，政黨的起源更早些。當社會中，特別是階級之間，已經發生了矛盾時（例如古代及中世紀的城巿民主制），當不同形式的政府出現而 比較多的人民在不同程度上參與行使政治權力時（不是小村落社會或是部落社會），政黨也跟著發生。換句話說，基於不同的物質利益的社會衝突發生的時候，政黨 也發生了。這些衝突並不局限於不同的社會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它們也能反映某一社會階級之內的利益衝突。
在這個真正（不是形式的）意義 上，政黨是歷史的現象，但政黨的內容因時代的不同而變異。譬如過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特別是法國大革命）時的政黨就有不同的內容。無產階級革命也將會有 同樣的結果。只要基於不同的物質利益的社會衝突還存在的話，政黨也會存在。除非充分發展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終於建立起來，否則政黨是不會消失的。我們 可以有信心地預測，在真正的工人民主之下，政黨將會具有更豐富、更廣闊的內容，將會進行更廣大的群眾政治鬥爭，將會有更多的群眾參加，即使最先進的資產階 級民主也比不上的。這些政黨中將會有許多是新型的，換言之不會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的政黨的繼續或殘餘。
其實，一當政治決定超出可以由少 數人來處理和決定的、數量不多的日常問題時，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便需要對很多互相有關的問題作出有系統的、完整的選擇。換句話說，需要對不同的政治路線、 綱領作出選擇。歸根到底，這些不同的政治綱領反映了不同階級及不同階層的利益。這就是政黨所代表的。
如果不採納上述的總體方向，不但不會 使多數人得到更大的表達自由與選擇自由，而且會使工人代表會不能管治。不可能由一萬個人在五百個方案中選出一個適當的方案來。要避免政權落入蠱惑民心的或 者秘密的壓力集團（為影響政策或者輿論而組織的集團）手中，就需要在少數幾個有系統的完整的方案之間，亦即政治綱領及政黨之間，進行自由的交鋒。這種交鋒 應該是沒有壟斷的、沒有規限的。這種做法才會使工人民主具有意義而且可行。
還有一點是，無政府主義者及「工人代表會派」認為，在建設社會 主義的過程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應有政黨的存在。他們這種想法是（一）一種良好願望而已（即希望勞動群眾不去組織或支持具有不同政治路線及政治綱領的集體、 派別及政黨），（二）企圖阻止及壓制所有一切要在多元主義的基礎上從事政治活動的勞動者。在後一種情況下，這只會在客觀上促成官僚專權的形成，而這恰恰同 這些自由主義者的願望相反。
很多中派主義及極左組織提出一個相似的論點：蘇聯無產階級被剝奪直接行使政治權力，基本原因就是列寧主義的民 主集中製組織觀念。他們認為，由於布爾塞維克盡量要在革命中建立一個領導工人階級的工人黨，必然導致黨與勞動群眾之間產生家長式的、操縱的、官僚的關係， 這種關係又在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導致一黨專政。
這個論點不但不合歷史，而且是唯心的歷史觀。就歷史事實而論，這論點也是錯誤的。從馬克 思主義的，即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來看，蘇聯無產階級被剝奪政治權利，主要原因是物質上的、社會經濟上的原因，而不是意識形態的或是綱領上的。如果俄國革命 繼續孤立的話，那麼，俄國的普遍貧窮又落後，以及無產階級在數量上的相對微少和文化上的落後，都會使無產階級不可能長期行使政權。這不但是1917- 1918年的布爾塞維克派的共同的意見，而且是當時所有自認為馬克思主義派別的意見。在俄國，由於內戰、外國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及親資產階級的技術人員 的破壞等等，生產力急劇下降，導致物資極端缺乏，因此才造成特權滋長。同樣的因素使本已數量很少的無產階級在質量方面更加薄弱。此外，無產階級政治先鋒隊 （這些最有資格反對資本家及官僚層的人們）在內戰中死亡或者離辦廠而大量地參加紅軍及國家機構。
實施新經濟政策以後，經濟開始復蘇，但是 大量的失業及因世界革命的退潮與失敗而產生的失望情緒慢慢地助長了勞動群眾的政治被動性及政治活動的普遍衰落，以致在蘇維埃有同樣情況。因此，工人階級不 能夠阻止特權層的生長。這個特權層為了維持統治，逐步限制民主權利並毀壞蘇維埃及布爾塞維克黨本身（雖然還用它的名字）。這些才是官僚篡權，才是黨與國家 及經濟管理機構融合成一個特權官僚層的主要原因。
列寧、托洛茨基、其它的布爾塞維克及以後的左派反對派，不但沒有贊同官僚的興起，反而要 反對它的興起。這個鬥爭之所以沒有成功，不是由於「列寧主義關於政黨的理論」，而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微弱。還有一點，布爾塞維克在列寧死前所採取的措 施－－例如在第十次黨大會上暫時取消派系的活動－－也許造成先鋒隊的微弱。
「禁制反對黨導致禁制黨內的派別；禁制黨內派別導致禁制思想，除了永不犯錯的領導者外，黨的警察式的一元主義之後，就是官僚的腐敗行為，這是成為所有挫傷士氣、貪污腐化的源泉。」（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然而，這些都只是次要的原因。
官 僚化過程有其客觀的、物質的、經濟的及社會的原因，我們應該在當時的蘇聯社會的底層結構上找尋這些原因，而不應在政治的上層結構上，更不應在組黨的觀念上 找尋這些原因。斯大林主義官僚層不但不是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產物，它反而要摧毀整個布爾塞維克黨，才能建立其專權統治。布爾塞維克黨是工人階級的工具，是官 僚層的敵人。完全剝奪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先決條件就是在政治上扼殺黨。
在另方面來看，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在缺乏領導的或有極大影響力的革命黨的時候，工人代表會就不能維持很久，而且不會比俄國的工人代表會長：1918－19年的德國及1936－37年的西班牙就是兩個顯著的例子，更不用說1956年的匈牙利和1973年的智利的例子。
-------------------------------------------------------------------
六、革命先鋒黨的重要性
工 人階級由於其成分不一致，其不同階層的覺悟程度參差不齊，許多成員的政治及社會活動又斷斷續續，因此就需要把工人階級中最富於自覺的、最能持久活動的分子 組織成一個獨立的革命的先鋒黨。從資本主義社會裡的階級鬥爭，到領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與走向社會主義，都需要這樣一個組織。在這些條件下，這個革命先鋒黨 的不可替換的作用就更形重要了。
力量增強的列寧主義群眾黨必須領導工人來管理國家及建設新社會，一直至資本主義在全球滅絕以至無階級社會 完全建立起來。決定經濟發展的不同速度問題，稀有經濟資源的分配問題，各種形式的個人及社會消費的較快或較慢的增長問題；如何減少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工人 國家如何增強國防以防止資本主義強國的進攻的問題；如何建立群眾的革命的國際來擴張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如何消除兩性之間、不同年齡、不同民族、不同 種族之間的從過去遺傳下來的偏見、反動觀念及不平等的問題等等－－所有這些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所發生的問題，是不會自動解決的。要解決這 些問題，都需要有革命馬克思主義綱領的政黨的干預。
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反對物質特權與官僚層的興起的鬥爭，更加需要一個革命的先鋒黨。要實行像目前這個綱領這樣徹底、這樣革命的社會主義工人民主的綱領，工人階級的革命的先鋒黨是決不可少的。黨要用自由選舉及群眾對它的政治信心，而不是用行政的方法，來運用它的權威。
勞動群眾的自由而民主的自我組織，和革命先鋒黨的政治與綱領的明確清晰及領導，這兩者的辯證的結合，給工人階級的奪取政權與繼續執政，提供更好的條件為了防止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領導工人階級的先鋒黨濫用權力，第四國際堅持以下原則：
（1）黨內應有充分民主，黨員有組織派別的權利，不容派別被禁的充分權利；派別之間在黨大會之前能夠公開爭論。
（2）黨與工人階級之間應維持最大可能的密切聯繫與互相滲透。革命的工人先鋒黨，只有獲得大多數工人的政治信任，以及爭取到大多數的先鋒工人成為其黨員時，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有效地領導工人階級。
（3）嚴格禁止黨幹部或黨領導人享受物質特權。不論是黨領導人，全職黨員還是普通黨員，若當選為工人國家或其經濟機構、以至其它社會機構的領導人，其工資一律不得高於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
（4）先鋒黨不能在政治上或思想上壟斷或控制政治活動和文化活動。堅持多黨制原則。
（5）黨機構與國家機構完全分開。
（6）黨要真正地參加革命國際，而且接受其它革命組織的同志式的批評。任何在工人國家當政的黨不可控制國際。
-------------------------------------------------------------------
七、對社會主義民主有明確立場，是爭取無產階級走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必要條件
改 良主義領導要在帝國主義國家工人階級中反复灌輸資產階級民主的神話與幻想，因此，保衛一個清晰明確的工人民主的綱領，是反對改良主義領導的鬥爭的不可缺少 的部分。在官僚化工人國家所展開的政治革命過程中，保衛這個清晰的工人民主綱領，也是與反對各類親資本主義的幻想與反蘇維埃偏見的鬥爭不可分的。
一 方面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法西斯主義與其它形式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獨裁制度，另方面是蘇聯、中國、東歐及其它官僚政權的經驗，這兩方面的悲慘歷史經驗，使資本主 義國家和官僚化工人國家的無產階級，對於推翻資本主義以後所產生的任何形式的一黨制及對民主權利的任何限制，都是極度懷疑的了。
革命的馬 克思主義者如果給人任何印象，說工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比資產階級民主有更少的政治自由──包括批評政府的自由、組織反對黨的自由、出版反對意見的報紙的自 由──那末戰勝議會幻想的鬥爭，若非注定失敗，也會特別困難。革命的先鋒分子在這方面任何躊躇與含糊，只會幫助自由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走狗來分裂無產階 級，而且推使無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以保障民主權利為幌子，走到保衛資產階級議會之路去。
有人爭辯說，上面所有論點，只能應用在僱傭勞動 階級已佔經濟活躍人口的大多數的國家裡。不可否認地，獨立小生產者仍佔人口大多數時，這種社會力量的關係在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充分發展的道路上樹立了障礙 物，而且客觀上導致工人國家官僚化的現象。但是我們首先要著重指出這些經驗的特殊性，指出這些經驗在大多數半殖民地國家不會重複。
其次，我們要強調指出，這些工人國家官僚化的極端形式，即使在落後國家，也不單是不利的客觀環境造成的，而且也是領導建立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政治上畸形變態的產物。
由 於漸多的半殖民地國家正在局部地工業化，他們的無產階級在經濟活躍人口中所佔的比重已經比1917年的俄國或1949年的中國無產階級的比重為大。從革命 危機一開始，（智利就是一個例子）這個無產階級根據自己的鬥爭經驗，就會很快提高其意識及自我組織的水平，以至將組織蘇維埃式的機關提上議事日程。在這個 意義上來看，而且特別因為這可以應用到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上，第四國際主張這個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基礎的工人代表會民主的綱領，在基本要素上就是世界 革命的通行綱領；這個綱領基本上與工人階級本身的社會性質、歷史需要、思想方法及群眾活動相適應的。這個綱領並不是專為「最富有的國家」的工人階級而設的 「奢侈品」，雖然因為某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佔人口的比重特別小，它的具體應用可能會有某種限制。
同樣的，我們需要在觀念上及在理論上區別資 產階級民主機構與無產階級民主機構，資產階級民主機構主要在帝國主義國家興盛，這是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數以億計的工農群眾的超級剝削及最殘酷 鎮壓他們的基本民主權利的結果。無產階級民主機構，包括其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建立的核心組織，是工人階級經過幾百年的自我組織的鬥爭、犧牲、成功，並提高其 階級覺悟的結果。資產階級民主正遭受歷史的唾棄，一定會消失。無產階級民主在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鬥爭之中和以後，以及在建設世界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過程 中，勢必獲得前所未有的生長與發展。
顯然，要工人民主得以健康運作，首先社會要有普及的碼的文化水平和工業化程度。當社會狀況是勞動人 民中一大部分是文盲時，統治模式變得官僚墮落的可能性更大了。因此，列寧才在他晚期的著作中不斷強調有需要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在古巴和尼加拉瓜進行的掃 盲運動，是值得仿效的模式。
可是，在落後國家，初階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下，未必會實行各人口層份按比例產生代表，而是有可能公然讓工人階級的代表獲得較大比重（相對於農民來說），正如1918年的蘇聯憲法所規定的。
-------------------------------------------------------------------
八、社會主義民主綱領何以至今未廣泛實現？
我 們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不是「規範的」，而是綱領式的。正像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綱領一樣，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觀念只是一個客觀歷史趨勢的自覺的表現，是工 人階級在革命危機的情況下自然地提出來的要求。歷史顯已證明，從巴黎公社到最近幾年的革命，即從1905年的俄國及芬蘭革命、1917年的俄國革命、 1918－19年的德國革命、1918－19年的奧國革命、 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1919－20年的意大利革命鬥爭、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1925－27年年的中國革命，以及包括許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 在內的所有大洲上的無數國家的無數總罷工的經驗，工人階級都顯示出有成立自己的組織、工人代表會或類似組織的趨向。我們堅決相信，這個由馬克思、列寧、托 洛茨基和盧森堡所清晰地理解而歸納成綱領的歷史趨向，定會在目前及未來的革命中顯示出來，而且比過去的革命時期更明顯。
反對上述看法的人，引證說，到現在為止，所有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總是導致由少數人、一個黨或者那個黨的領導機構實行專政的政治制度，不是由全體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我 們不同意有些人說，建立堅定持久的工人代表會政權之所以會遲遲未能實現，是因為無產階級先天地缺乏行使政治或經濟權力的能力，必然要將政權交給特權的少數 人去運行。工人代表會的政權在蘇聯的確存在了幾年，雖然資產階級及官僚層日後偽造歷史，說它沒有存在過。我們至少要說，這樣一個結論，在目前階段還是言之 過早，正如在最初幾次資產階級革命以後，說資產階級統治是與普選權不相容的講法，同樣是言之過早。
恰恰相反，在現有的工人國家裡，到現在為止，工人代表會的政權，還只是例外的現象，而不是存在的規律，基本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無產階級在這等國家的創建過程中所佔的份量非常小－－在1917－23年之間蘇俄的無產階級不但非常微弱而且愈來愈加微弱。
下 述一連串的歷史因素起著交互作用－－俄國的落後，俄國革命的孤立，蘇維埃官僚層之取得絕對權力，共產國際內斯大林派的勝利並主要由此「勝利」招致失敗所發 生積累的影響，國際無產階級的其它較好的革命領導始終不曾出現，傳統的官僚機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能夠控制工人階級，革命的興起主要採取持久游擊戰形式 而且其領導層受斯大林主義意識影響－－上述諸因素帶來了在一段時期中新的工人國家產生，但從頭起無產階級所佔的比重非常小，也沒有無產階級的鬥爭形式和組 織形式。
此外，工人階級在中國及越南等國家中的比重之小，再加上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所面對的問題的特殊性質－－在比俄國還要落後、還要缺乏資源的情況下，要開始工業化以及開始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問題－－都在走上社會主義民主的道路上產生了額外的客觀障礙。
由於所有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在這些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從一開始就官僚化，工人階級從來沒有直接地行使過政治權力。
但 在目前的時期，無產階級在世界革命具體進程中的比重比之1945－68年是大大增加了。這是由於許多工人國家和半工業化的倚賴性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有 了質的增強。新一輪的革命鬥爭，可以舉1968年5月法國和1974－76年葡萄牙革命為代表，並繼之以官僚化工人國家政治革命的興起（捷克、波蘭）。要 證明這點，可看近年來在不僅是智利和葡萄牙而且是伊朗和尼加拉瓜的革命蠭起中，重新出現總罷工、城巿群眾起義和蘇維埃式的自我組織形式。同時，在群眾的意 識無可避免地經過落後於現實的這個階段以後，世界一部分無產階級已經了解斯大林主義的真正的本質（他們在1936年或1945年都沒有了解），堅定地拒絕 接受類似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型式」。不但在西方的一些帝國主義國家，而且在東歐、中國、巴西等國家，無產階級都是如此。
我們的基於工人代表會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綱領，既不是「抽象的模式」，也不是烏托邦的空想，而是反映真正的基本的歷史趨向。這個歷史趨向，雖因二十多年世界革命失敗所產生的客觀及主觀的結果而一度受到抑制，惟現已更有力地重新確立起來。
我 們也不能接受一個論點，說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的話，即只要保衛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及革命的國際擴張還是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中心問題時，工人代表會式的民主 政權是「不實際的」。我們相信，相反地，工人代表會的民主勢必加強工人國家的自衛能力，勢必加強它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的吸引力，也就是說，有利於反帝 的鬥爭及革命的國際擴張。
-------------------------------------------------------------------
九、答復來自斯大林主義的教條
官 僚統治層的意識形態本質上一向是實用主義的。但是，支持這個意識形態的是幾個理論和教條，它們具有內在的一貫性，而又是與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矛盾的。官 僚層的意識形態的中心思想，就是由一個黨以工人階級的名義實行統治；儘管這個意識形態並非經常可以明確地表述，但也可以綜合如下：
（1）「領導的黨」或者其「領導核心」（「列寧主義中央委員會」），即使還不至於壟斷科學知識，但至少壟斷了最高的政治意識，因此保證在政治上永不犯錯誤（「黨永遠是正確的」）。
（2） 工人階級，尤其是一般的勞動群眾，因為政治上太落後，太受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帝國主義的宣傳」影響，太喜歡為了眼前的物質利益而反對長遠 的歷史利益，所以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不能容許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來直接行使國家權力。真正的工人民主就有可能會帶來一連串有害的「客觀上反革命」 的決定，這就開啟了資本主義復闢的道路，或者至少會嚴重妨礙及延遲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
（3）因此，無產階級專政只能由「無產階級的領導黨」來實行，換言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的專政，這個黨或是代表基本上被動的工人階級，或是主動地建立於「群眾的階級鬥爭」，但群眾本身是沒資格、不願意、或者沒有能力通過制度化的權力組織來直接行使國家政權的。
（4） 因為黨（也只有黨）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工人階級的利益被認為是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問題上都是一致的，所以「領導黨」本身基本上是一元化的。任何反 對派傾向必定是以某一形式反映異階級的壓力及異階級的利益（毛派的結論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永遠是「黨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這些觀念的 邏輯結論就是單一的黨在社會生活各方面實施一元化的控制，黨應該直接控制「巿民社會」的所有部分。
（5）另一個主要假定就是，在建設社會 主義的時期，階級鬥爭會愈益加劇（這些假定假如不與上面幾個假定結合起來就不一定達到同樣的結論）。從這個假定就得出，即使生產手段私有製早已廢除，不管 生產力達到什麼發展水平，資產階級權力復辟的危險是愈來愈大的。資產階級復辟的威脅常常被描述為在這個或那個社會、政治、文化或者科學部門的資產階級思想 取得勝利的機械的後果。由於資產階級思想被賦予這麼大的威力，對客顴上代表這些思想的人的鎮壓，就成為這個假定的一個必然結論了。
所有這 些假定與教條，從一般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都是不科學的，而且從蘇聯和其它國家的推翻資本主義統治及其後發展的真實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看來，都是站不住 腳的。這些假定與教條，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使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遭受損害，而且阻礙了反對資產階級及其思想殘餘的鬥爭。
但是，正因 為這些假定有其內在的一貫性，而且已被斯大林時代的各國共產黨普遍地接納為教條－－反映了官僚層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物質利益，而且為其獨裁統治辯護－－從 那以後他們從來沒有被任何共產黨明白而徹底地加以批評或排斥。這些觀念繼續苟延存續下去，至少局部地在共產黨及社會黨的許多領導人及乾部的思想裡，即是在 工人運動的官僚層的思想裡；它們繼續成為替限制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的各種形式辯護的思想來源。
必須注意到，除了受斯大林主義影響的組織 外，也有一些組織在這方面提出類似的觀念，以替他們自己內部所實行的部分類似做法辯護。因比，我們更有必要強調這是與列寧和托洛茨基（更不用說馬克思和恩 格斯）以及我們的歷史運動所鼓吹的完全相違背的，為了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必須對這些觀念和他們引發的實踐作出明確的的有系統的批判。
第 一、認為工人階級是單純一致的，只要由一個黨來獨霸代表即可的觀念，既不符合一切歷史經驗，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時代和推翻了資本主義以後的現代 無產階級的實際成長的分析。人們頂多只能為以下的論點辯護，即只有革命的先鋒黨才能在綱領上保衛無產階級的長遠的歷史利益及無產階級的目前的整體階級利 益，以反對民族的、區域的、地方的、特殊部門或特殊技術的、過份享有特權的局部利益。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採用唯物辯證的觀點，而不是採用唯心機械 的觀點，我們會補充說，只有黨真正取得大多數工人的政治領導權以後，才可以說目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階級利益的真正的而不是理想的結合已在實踐中 達到，因而犯錯誤的機會大大減少。即使如此，仍不能排除在某些特殊的問題上，黨仍可能犯錯誤。
事實上工人階級的分層化及工人階級的意識發展的分層 化是確實存在．而且是由客觀決定的。同樣地，在工人運動中目前利益與歷史目標之間的鬥爭是非常緊張的（譬如工人國家中的目前消費與長遠投資之間的矛盾）。 這些矛盾的根源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不平衡發展；就是因為有這些矛盾，所以才需要革命的先鋒工人黨，而不是需要一個「包括所有工人在內」的單一個工會。這也 表示，人們決不能否認，對勞資之間的階級鬥爭，對目前要求與歷史目標之間的關係，會有不同解決方法的不同的黨，可能而且已經在工人階級之內產生，而且真正 地代表工人階級內部各不同層分的利益（不管是純粹的局部的利益、享有特權的一部份人、異階級力量的意識形態壓力等等）。
我們也要看到一個可能性，就是在一個國家內出現幾個革命政黨，它們之間的分歧未必能在革命前通過合併來解決，而這個局勢會迫得需要尋求各個黨大致上緊密連繫的陣線，以決定共同的政治行動。
第 二，實行黨內民主的革命黨大大有助於對社會經濟及政治的發展作出正確分析，而且能夠對這個發展得出正確的戰術上及戰略上的解決方法；因為黨可以用科學社會 主義的方法，即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總結和概括所有過去的階級鬥爭的經驗。這個對目前政治局勢所作出的綱領，使革命先鋒工人黨比工人運動的其它傾向，比工 人階級的未曾組織起來的部份，較少可能作出錯誤的結論，較少可能得出不成熟的概括，對未能預見的發展較少可能作出讓步與從事無原則的政治妥協等等。
但 是，並沒有永不犯錯誤的黨，沒有永不犯錯誤的黨領導層、或個別的黨領袖、黨的多數派、「列寧主義的中央委員會」，等等。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從來不是一定能夠 達到的綱領。分析新局勢決不能全靠歷史的先例。社會現實經常在變。新的不可預見的發展經常在歷史的轉折點出現。馬克思、恩格斯未曾分析過恩格斯死後的帝國 主義現象。布爾塞維克未曾遇見到先進帝國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的延遲。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官僚墮落沒有被列寧包括在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中。托洛茨基也沒 預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革命群眾的鬥爭而建立的許多（從開頭就已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南斯拉夫、中國、越南），會由非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所領導，等等。 在經典著作或在現存的綱領中，找不到對新現象的完全的現成的答复。
而且，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新問題一定會發生，對於這些新問題，革 命馬克思主義綱領只提供一般的參考架構，不能提供現成的正確答案。為這些新問題找尋正確答案的鬥爭就牽涉到理論的政治的分析及討論，和革命的階級實踐之間 的經常的交互作用。最後的決定還是要靠實踐的經驗。在這種情形下，任何對政治及理論討論的限制，以至進一步地對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的限制，即對社會主義民 主的限制，一定會阻礙革命黨得出正確的政策。因此，如果要成功地沿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前進，上述的限制不但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在實踐上也是無效用 的、有害的。
一黨專政的製度，缺乏多元性的政治團體、政治傾何及政治黨派，用行政方法限制自由的政治及思想的討論等等，其所產生的嚴重後 果之一，就是當工人國家的政府犯了錯誤時，很難很快地改正錯誤。在建設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工人國家的政府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正如工人階級 的大多數，其不同層分，不同政治組合也會犯錯誤一樣。只有自由的政治討論、反對派團體自由的運用大眾傳播工具、群眾的高度政治覺悟與廣泛參與政治生活，以 及群眾控制各級政府與國家的活動，才能迅速改正錯誤。
一黨專政的製度缺乏上述改正錯誤的方法，所以更難改正嚴重的錯誤。斯大林主義制度所 建基的黨永不犯錯誤的教條，不但否認黨政策的錯誤（尋找自我辯護，尋找替罪人），而且會盡量延遲錯誤的改正。從經濟的損失方面而言，從勞動群眾所遭受的不 必要的、客觀上可以避免的犧牲而言，從勞動群眾所遭受的階級敵人導致的政治失敗、以及從無產階級的政治上迷失方同與喪失士氣而言，這個一黨專政的製度所付 出的代價是令人震驚的；1928年以後蘇聯的歷史就是明證。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斯大林及其門徒，在農業強迫集體化帶來災禍以後，還要在農產 品收購價格等細節問題上，頑固地堅持他們的錯誤政策－－這當然只能用蘇聯官僚層在當時特殊的社會利益來解釋－－這就使蘇聯人民遭受了整代人糧食缺乏的恐 慌。其所產生的壞結果直到五十年以後的今天，仍未消除。如果當時的蘇聯在選擇不同的經濟及農業政策方面有政治討論自由的話，上述災禍是不可能發生的。
第 三、限制無產階級的民主權利是有利於逐步「教育」所謂「落後的」勞動群眾──這觀念簡直是荒謬的。不下水怎樣學會游泳呢？群眾除了從事政治活動及從這些活 動的經驗中學習以外，沒有其它方法可以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只有具有犯錯誤的權利以後，才能從錯誤中學到東西。說群眾的思想「落後」的這種家長式的偏見其 實就是對群眾活動懷有保守的小資產階級的恐懼，這與革命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官僚層之所以極端地恐懼社會主義民主，並不是出於「綱領」的理由，而是因 為社會主義民主的政府形式與官僚層的物質特權不兼容，更不必說與它的權力不兼容了。馬克思主義者之贊成充分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因為他們相信，以群眾會犯太 多錯誤為藉口來限制群眾的政治活動，只會使工人對政治越加冷漠，換句話說，這種解決群眾落後性的辦法恰恰是在加強群眾落後性。
第四、在生 產手段及社會剩餘產品全部社會化的情況下，少數人長期獨霸政治權力－－即使這個霸權的革命黨在開頭有最純粹的革命動機－－就會有很大可能刺激官僚化的客觀 傾向。在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之下，誰控制國家行政機構，誰就控制了社會剩餘產品及其分配的權利。特別是（而且不只是）落後的工人國家裡，經濟的不平等在開頭 還是存在的；這個經濟的不平等就能夠變成貪污和物質特權與社會分化的泉源。「政權的取得，不但改變了無產階級對於別的階級的關係，而且改變了無產階級內部 的結構。執掌政權變成某一個社會集團的專門事業。這集團愈把自己的作用看得很高，就愈急於要解決自己的「社會問題」。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中文本第93頁）
因此，在客觀上就有必要使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來真正地控制決定權，而且還可以有無限 制的機會來譴責包括最高層在內的工人政權各階層對物質的偷竊、浪費、濫用及非法的沒收。如果反對派的傾向、團體及黨派沒有行動、宣傳、鼓動及利用大眾傳播 工具的充分自由，則群眾性的民主控制是不可能的；這裡唯一的條件是反對派不用武力來推翻工人政權。
同樣地，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 渡時期，甚至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各種形式的社會的勞動分工不可避免會殘存，從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工人組織形式及勞動過程也是不可避免地部分或全部殘存 著，這使生產者的創造能力不能充分發揮。這些不利的條件是不可能如毛派所主張的用思想灌輸、道德規勸、或者周期性的「群眾批鬥」所能改正過來，更不可能用 神奇的權宜措施如乾部及領導人每月或每週做幾天體力勞動就可改變的。在走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道路上，只有生產者群眾（首先是最受剝削的體力工人） 對「仍具有功用的」特權層實施真正的政治及社會控制，才能阻止上述客觀的障礙物變成物質特權的強大來源。達到這個目標的主要條件就是所有工人的工作日要急 劇減低、要有最充分的蘇維埃民主，以及快速地提高工人文化水平的充分教育機會。
為了免得受權力被專門人員操縱的侵蝕，革命黨要反對其黨員在國家機關和黨領導層戀棧權位。
官 僚化工人國家目前的情況使它很難向無產階級民主的道路上前進。只有在下列的兩個條件其中一個或者兩個同時發生的時侯，目前的情況才會有質的改變：（1）一 個或數個工業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這樣一個革命就會大大推動全世界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而且馬上會開啟急劇提高生產力的可能性，消滅物質缺 乏的現象。這物質缺乏的現像是寄生的官僚層得以鞏固的根本原因。（2）在官僚墮落或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如蘇聯或中國爆發政治革命。這樣不僅帶來官僚層及其 「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終結，還帶來無產階級民主的崛起，並在國際上產生巨大的反響。
政治革命成功以後，就可以在所有工人國家實現共同的經濟計劃，因而保證生產力的大躍進，幫助移除寄生的官僚層的經濟基礎。
第 五、資本主義國家政權及生產手段私有製被廢除，並不會自動或同時帶來個人財富、文化遺產、及思想影響方面的特權的消失，更不必說商品生產的所有因素的消失 了。在資產階級政權被推翻、資本主義財產被廢除以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特別是當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還不能夠保證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自動出現與鞏固的時 候，小商品生產的殘餘及貨幣經濟因素的殘存，還可能使在這環境裡的資本原始積累重現。同樣地，在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上已失去了統治階級地位以後的很長一段 時期內，社會及經濟上的某些不平等現像還會殘存；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風俗、習慣、文化價值等等的影響還會在社會生活的較大的圈子及較大的層分中 繼續存在。
但是，如果從這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所以，為了不要使這些「資產階級影響的小島」成為資本主義復闢的基地，工人階級才少不了國家 權力）得出結論，說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是用行政方法鎮壓資產階級思想，則是完全錯誤的。歷史經驗曾相反地證明用行政方法反對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思想 是完全無效的。事實上，長遠來說，因為無產階級缺乏真正的政治鬥爭和思想爭論的經驗，而且因為官方的「國家理論」缺乏可信性，這種行政的鎮壓方法只會加強 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對無產階級的支配，而且使無產階級群眾在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下被解除思想武裝。
為了消滅這些小資產階級思想對勞動群眾的影響，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
（1）與所有主要生產數據的收歸國有化同時進行的，是將印刷所、電台、電視廣播站等等收歸國有，即是說，解放傳播媒介，使之不受廣泛散播思想的大企業的物質支配。
（2）創造使這些思想失去再生的物質基礎的客觀條件。
（3） 在意識形態及政治方面對這些思想發動毫不留情的鬥爭，這種鬥爭只有在公開的討論及公開的針鋒相對的情況下，換句話說，這種鬥爭只有在思想反動的人可以有保 衛他們的思想的自由時，在有思想及文化的多元主義的自由時，才能有完全成功的希望，只要思想反動的人不用暴力行動來反對工人政權。
只有那 些不相信馬克思主義及唯物論的優越性，對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沒信心的人們，才不敢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跟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作公開的思想鬥爭。 一旦資產階級的使用大眾傳播工具的機會與其人數成正比的時候，就沒有理由懼怕經常的、自由的、坦白的意見交換。這種觀念的交鋒是工人階級在思想上教育自 己，而且脫離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影響的唯一方法，如此，則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便充分地顯示出來。
國家若用行政和鎮壓的方法使馬克思主義 （更不必說對馬克思主義作特別的解釋）在意識形態及文化方面佔據獨霸的位置，只能使馬克思主義從批判的革命科學，從解放無產階級及建立無階級社會的武器， 倒退成了無生氣的令人反感的國家教條或國家宗教，使它不斷地在勞苦大眾尤其是在青年之間失去吸引力。這情形在今天的蘇聯非常明顯，因為「官方的馬克思主 義」所佔的獨霸地位，掩飾了在一切領域上，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貧乏。馬克思主義本質是批判思想，它只有在充分的討論自由及經常與其它思想針鋒相對的 氣氛之下，也就是在充分的意識形態及文化的多元主義的氣氛之下，才能發揚光大。
-------------------------------------------------------------------
十、工人國家的自衛問題
很 明顯地，任何工人國家必須保衛自己，反對任何推翻它及公然違抗它的基本法律的企圖。在解除了資產階級武裝和結束了內戰以後而崛起的具有工人民主的穩定的工 人國家裡，憲法及刑法都禁止私人佔有生產手段或私人僱用勞工，正如資產階級國家的憲法及刑法禁止個人侵犯私有財產權利一樣。同樣地，只要我們尚未到達無階 級的社會，只要無產階級的階級統治還殘存，只要資本主義復闢的可能性還存在的話，無產階級專政的憲法及刑法就會禁止及處罰武裝暴動的活動、用暴力推翻工人 階級政權的企圖、對工人政權的代表施行恐怖主義的攻擊以及替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當間諜進行破壞等等。不過，只能對有證據確鑿的行動或積極的準備工作予以處 罰，隱含地或公開地為資本主義復闢作一般性宣傳則不予處罰。這意思就是說，所有在實際上遵守工人國家的憲法而且在其機構（即蘇維埃）的合法範圍之內活動的 人，包括親資產階級分子，換言之，所有那些不以直接行動從事推翻工人政權及集體財產製的人們、都應該有組織政治團體的自由。
工人不需要把 「教唆」他們將工廠及銀行恢復私有的言論當作一種有致命危險的宣傳。大多數的工人不可能會「聽信」那種宣傳的。帝國主義國家。官僚化的工人國家及愈來愈多 的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人階級已是足夠強大了。所以不需要把「言論犯罪」及「反甦的鼓動」的觀點引用到刑法上或者成為工人國家的日常措施。
把煽動人們用暴力反對工人政權，與讚成恢復資本主義的政治活動意識形態、立場或綱領，嚴格區分開來，這是很重要的。工人國家應該鎮壓恐怖行動，但是對付反動的政策與思想，就應該用政治和思想鬥爭的方法，這不是「道德」或「軟心腸」的問題；基本上這是實際的長期效益的問題。
在 寄生的官僚層所統治的國家裡，斯大林主義有計劃地濫用「與帝國主義勾結」、「替外國政府充當間諜」、「客觀上為帝國主義服務」、「反蘇」或「反社會主義的 煽動」、「破壞及誤導別人的活動」等誹謗性的指控，來譴責及鎮壓任何形式的政治批評、反對行動或非正規行動，而且以這些為藉口進行大規模的野蠻的鎮壓。斯 大林主義的這種災禍性的經驗，使一般的工人對於它的濫用司法刑警機關或精神病院，採取極度的（基本上是有理由的）不信任。因此我們需要強調指出：無產階級 及其國家之運用鎮壓性的自衛行動以反對用暴力來推翻工人政權的企圖，應該限於證據確鑿的行動及罪行，絕對不應該牽涉到意識形態的、政治的及文化方面的活 動。
第四國際保衛而且要擴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刑法及司法方面所得到的最先進的革命成果，而且要為把這些成果寫入社會主義的憲法及法典而鬥爭。這些成果包括以下的權利：
（1）應訂定一套成文法；不應追溯既往的罪行；提供證據的責任在於控方；在沒有犯罪的證據以前，應該假定被告人無罪。
（2）任何人都有充分的權利，自由決定其辯護的內容；法律辯護人不應該為了在審判中所用的辯護文件或辯護方式而受到檢舉。
（3）反對個人犯罪要由團體、家庭等集體負責的觀念。
（4）嚴禁任何形式的酷刑逼供。
（5）除了內戰及戰爭時期以外，嚴禁死刑。
（6）擴大陪審團的公開審判制度，而且使這制度普遍化。
（7）所有法官都應民選，勞動大眾有罷免法官的權利。
工人國家能夠慢慢地吸收更多的群眾參加法律的工作，來代替職業性的司法人員制度。這工作可以從地方及較輕的罪行方面做起。
很 明顯地，所有這些事情，以及在資產階級的武裝抵抗停止以後、無產階級專政的刑法制度的運用和法典的最後的審定，都要由工人代表會作最後的決定。我們只向工 人代表會提出綱領式的建議，而且用政治的方法在工人代表會中爭取多數的支持。防止國家誤用這些鎮壓制度的最基本的保證，就是勞動群眾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有 最廣泛的社會主義民主，以及廢除由少數人壟斷武器的特權，換言之，武裝全體無產階級。我們相信工人階級決不會誤用它的權力，也不會失去必要的警覺來保衛它 自己的專政，以反對任何恢復資產階級的剝削的、壓迫的統治的企圖。
但是，正如列寧所指出，「無產階級已完成社會革命， 並不足以將它變為聖人，也不會使它免犯錯誤和擺脫弱點。」正因此，在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革命共產主義者不應放鬆警覺。共產主義前衛者必須揭露 「官僚主義」的最微細的證據，譴責和打擊無產階級國家所有濫權的情形，確保平等主義和民主的原則受尊重，保衛婦女的利益以及種族、民族和宗族的少數者利 益。總而言之，對於無產階級國家也要扮演共產主義前衛的角色。
我們的原則性綱領性立場是：一切在實踐中尊重集體財產及工人國家憲法的人， 都應該享有無限制的政治自由。這並不是說，不管具體情況都一定要全面貫徹這樣的標準。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過程中，由革命的危機而發展到起義，是不可避免 的。在起義以前的時期以及起義的時候，當政權由一個社會階級轉移到另一個階級的時候，暴力事件的震蘯以及法治的缺乏的情況會發生。只有當起義得到大多數人 民的支持－－僱傭勞動者的大多數－－至少在那些僱傭勞動者已經是最大的社會階級的國家裡，無產階級才能得到勝利。支持這個起義的群眾的動員越廣泛，因這個 巨大的社會變革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暴力與橫蠻行為就愈少。
同樣地，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前，內戰或者外國軍事的干涉可能會發生；換句話 說，舊的統治階級及其國際的盟友可能會用武力來推翻工人政權。在這種情形下，應該應用戰爭的法規，這時候，也許需要限制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動；沒有一個社會 階級、一個國家，會讓積極用武力推翻他們的人享有充分的權利；無產階級專政在這點上也不能例外。
更具體來說，所有參加或者被確鑿證據證明積極地支持或者準備反革命的暴力行為的個人、組織及黨派將會被鎮壓，而被放置在不能再從事這些活動的環境中；鎮壓的程度及具體的方式要看某個國家或某些國家當時的情況和力量關係而定。
在 建立成功的工人國家的第一階段，為了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抵抗或者資產階級推翻工人國家的企圖，成文的刑法－－社會主義法治－－的建立可能會被延遲，因為革 命的首要任務是解決危機的局勢，這不能等到法治建立以後才去進行。歷史經驗已經再三地證明，擊破資產階級的武裝抵抗的過程愈快愈激烈，實際的內戰時間就愈 短，在社會變革中所付出的人命代價就愈少。
決定革命的長遠效益的準則，是把眼前的權宜之計，同社會主義新秩序的鞏固的問題結合起來，而且 這個新秩序要以最廣泛的群眾支持和群眾參與為基礎。對階級敵人的權宜之計，甚至於在內戰的情況下，要真正有效，必須能夠提高而不是降低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 及信心，它對於建立工人國家及無產階級社會的能力的信念，它的積極的支持及參與國家的管理，以及他的動員及自我組織的能力；甚至在內戰的情況下，上述的基 本標準決不能忘記，特別是因為未來的革命能夠在遠比俄國1919或1920-1921年好的力量對比下發展。
關於上面的情況，托洛茨基在 1940年說的話表達得最清楚，他那時說的話更適合現在的情況：「根據預測，我們可以定出以下法則：資本主義制度崩潰的國家愈多，則其它國家的統治階級的 抵抗愈弱，社會主義革命的尖銳性質愈低，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愈不強暴，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愈短，在新的、更充分的、更完善的、更人道的民主制度的基礎上重 新建立起來的社會的誕生就愈快。……如果社會主義不但不能夠帶來人身自由在法律上不可侵犯，而且也不能充分地保證人類品格的所有的利益，則它便沒有價值 了。」（托洛茨基：《世界局勢與前景》，1940年2月14日，見1939－40年托洛茨基文集，155至I56頁）
我們也應該強調指出，在內戰或戰爭情況下社會主義民主之受到限制，應該由資產階級反革命及國際帝國主義直接地負政治上及物質上的責任；這就是說，要向整個社會，及向過去的統治階級的殘餘分子，清楚地指出，對付他們的方法，歸根到底要視乎他們的實際行為而定。
-------------------------------------------------------------------
十一、國際革命與反革命
只 要帝國主義至少在幾個主要的國家－－特別是美國－－仍然生存，它決不放棄以經濟壓力及軍事力量阻止社會主義的擴張，也不會放棄收復資本無法直接剝削的領土 （開頭是收復一部份，以後是全部）。這種複闢決不可能用漸進的和平方法，正像推翻資本主義也不會用和平的漸進的方法一樣。
因此就有以下的 結論：任何一個由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所產生的工人國家和任何工人國家集團，不管其官僚化或社會主義民主的程度如何，將會與國際資本處在武裝停戰的狀態，在 某種情況下，這可能會導致公開的戰爭。因此，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從物質及人力的角度來看）在軍事上作持久的準備，以對付公開戰爭的挑戰。
雖 然我們並不同意說核子戰爭必然會發生，但我們也不同意說，僅靠資本主義國家勞動階級的宣傳、鼓動及階級組織就足以阻止帝國主義所發動的旨在反對新、舊革命 的侵略戰爭。只要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仍未推翻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反革命戰爭的危險便一直存在，當權的無產階級必須對這種危險作好準備，正 如它要幫助其它國家的起義的群眾對付國內及國際反革命的武裝干涉一樣。
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保持軍事準備，意思就是要撥出資源來生產戰備，這些資源本可以用來加速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這個原因再次推翻說可在一個或幾個國家最終建成社會主義的反動烏托邦。
工 人民兵和人民民兵是工人國家武裝自衛的基礎，但工人國家也需要維持一隊軍隊，有專門使用尖端武器的技能。工人軍隊本身將會是新式軍隊，反映出它的階級基 礎，像蘇維埃共和國所創立的紅軍初期一樣，它將要廢除官員等級制度，用兵士代表會和民主選出的指揮官來取代它。一般來說，「正規軍與民兵之間的相互關係能 夠顯示實際朝向社會主義前進的程度」（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英文本第218頁）。
但這句話絕不表示由於帝國主義對工人國家施加外在的壓力，因此工人國家必然會產生官僚墮落或對社會主義民主必須作出嚴格限制。
首 先，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興起和勝利，並不是資本主義包圍蘇聯的直接的自動的後果。它的產生是以下幾個因素獨特地結合起來的結果：俄國相對落後；俄國無產階 級相對微弱；世界革命初遭挫敗；資本主義包圍；無產階級先鋒隊對官僚的問題在政治上沒有準備；官僚權力逐漸興起，影響了全世界革命鬥爭浪潮的結果；除了莫 斯科控制的共產黨以外，別無其它無產階級領導。這些因素因國際革命屢遭失敗而更加深。但是，這些因素的結合極不可能會再度出現，尤其是當成功的社會主義革 命發生在工業上遠比I917年的俄國或1949年的中國更進步的國家時。
即使是在今日，俄國的落後程度與國際資本主義比較起來已不怎麼嚴 重，俄國無產階級的客觀力量也比1923年或1927年的無產階級大得多。如果現有的工人國家的相對的力量，再加上西歐、日本、或最大的拉丁美洲國家－－ 更不必說美國－－的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力量，那麼，與國際資本的力量關係對比就會有很大的改變，資本主義就會大大不利並大大惡化；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 義環境的壓力和加強軍事準備的必需性，不會再構成嚴厲限制社會主義民主的客觀原因。
再者，如果由於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和世界上富有的資產 階級還存在，迫使現存的工人國家在長時期之內面對持久的有可能爆發的武裝交鋒及國際戰爭，因而工人國家需要保護自己免受外國帝國主義的干涉威脅，但這並不 表示要把有可能發生的戰爭的狀況與真正發生的戰爭狀況等同起來。混淆可能發生的戰爭同實際發生的戰爭，正是斯大林主義者及各種親官僚層分子不斷用來替寄生 性官僚統治之扼殺民主行徑辯護的藉口。
而且，蘇聯、東歐及中國今日所面對的主要問題不是在戰爭或內戰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立刻復辟的危險。這 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所面對的問題，是特權官僚層對經濟、政治及社會生活的獨裁控制。這種控制導致巨大的惡果，使這些國家的群眾對自己國家的認同大大動搖－－ 因此，從長遠來看，削弱了在將來帝國主義軍隊有可能入侵時群眾成功加以抵抗的能力。
因此，更為必需的是保衛所有的民主權利以反對官僚層所強加的限制，以及推展反官僚層的政治革命鬥爭。這樣做，將會增強而不是減弱工人國家抵擋帝國主義侵略的能力，包括其積極援助世界革命過程的能力。
最 後，整個論點應該反過來說。我們否認：為了成功地保衛勝利的革命及將革命向國際擴展以反對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因而要限制社會主義民主，以至要實行官僚專 政，認為那是必定要付的代價。恰好相反，我們認為：這種限制勢必減弱無產階級專政在政治上及在軍事上反對帝國主義的能力。
勞動群眾的高度的政治自覺和社會主義信念，高度的政治活動、動員及警覺，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教育與活動，凡此等等，都能夠增強工人國家的自衛能力及軍事力量。
歷 史已經證明，歸根到底，任何國家的最強大的自衛能力主要靠以下兩個因素：人民群眾對本國有較高度的社會團聚力和政治認同；以及較高度的平均勞動生產力和生 產能力。社會主義民主愈廣泛，限制愈少，則絕大多數人民對工人國家的認同就愈高，勞動生產力的增長就愈快，達到比帝國主義更有決定性的技術進步的可能性也 就愈大。從這個觀點來看，在帝國主義對工人國家及對正在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有可能發動侵略戰爭的世界局勢中，社會主義民主不但不是「奢侈品」，而且，即使 在純軍事方面，還是工人國家手中的主要武器。
上面是從防禦的觀點看這個問題；從進攻的觀點看，也是如此。因為帝國主義對過去及現在的革命 發動軍事冒險就必會引起國內的強力反對，因為帝國主義一定要漸增地運用鎮壓及限制群眾的民主權利來減弱反對力量，因此，工人國家的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會對 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安的、受壓迫的群眾產生漸增的吸引力，這就削弱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有利於革命的國際擴張。
工人國家針對帝國主義侵略的 威脅進行軍事上的準備，必須包括實行特別措施以反對間諜，反對國外派來的破壞者，反對可能持續好幾年甚至好幾十年的其它方式的反工人階級軍事行動。但是， 工人國家自衛的特別的技術性措施，但這種需要決不應該用來限制工人民主；決不能因為公民行使批評和反對的權利而說他們是「間諜」或「破壞者」。事實上，群 眾的政治活動、自覺、及社會團聚力愈高（這只有在社會主義民主充份發展下才能實現），真正的間諜及破壞者就愈難在仇視的環境中活動，工人國家的自衛能力就 愈高。
-------------------------------------------------------------------
十二、官僚化的工人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
反官僚政治革命的興起
從 理論觀點來看，蘇聯及其它官僚化的工人國家是極端歪曲的墮落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這是由於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所創造的經濟基礎還沒有被官僚層所摧毀，在這 個意義上，保衛蘇聯及各工人國家，以反對資本主義復闢的企圖（復辟表示歷史的大後退），是根據這些國家仍然是墮落的或變態的工人國家，即墮落的無產階級專 政形式這個事實而來的。
但是，卻不能由此推論說：無產階級專政有不同的歷史形式，它們是差不多相同的，而我們的綱領描述社會主義工人民主只不過是「理想的模式」，只是現實偏離了「理想的模式」，而且在將來還會大大偏離。
無 產階級專政本身不是一個目標，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一個手段，它的目標是創立世界性的無階級的社會，使勞動得以解放，使所有被剝削被壓迫的人們得到解放；這是 解決人類所面對的所有緊急問題的唯一道路。是避免人類陷入野蠻主義的唯一道路。但是在極端墮落的官僚專政之下，「官僚的」無產階級專政不但不能向目標進 展，反而使社會的進展停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而變成了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主要障礙物。這個障礙物只有無產階級通過政治革命才能移開。因此，社會 主義民主，即由勞動群眾民主選舉出來的工人及人民代表會的統治，絕對不是許多無產階級專政形式中的其中一個形式，而是與社會主義目標相符合的唯一形式，是 走向世界革命和全球社會主義的有效武器。我們之所以為而且只為這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奮鬥，理由並不是出於道德的、人道主義、或歷史唯心論的原因（亦即企 圖對歷史過程「強加」某種「理想」形式），而是為了世界無產階級及世界社會主義利益的眼前的及歷史的必要性。
還有，「官僚的」無產階級專 政之能夠興起－－譬如在蘇聯的興起－－只是無產階級在政治上被官僚層所災難性地及長期地擊敗的結果。托洛茨基用「無產階級在政治上被官僚層所剝奪」這個公 式並不是偶然的。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們對我們的階級的政治上的成敗問題，並不採取中立的或冷淡的態度。我們要保證它的成功，我們要用所有可能的方法來 避免它的失敗。因此，我們只能為可以帶來這種成功、可以避免失敗的那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只有政權掌握在民主選舉出來的工人代表會的手中的無產階 級專政，才能保證它的成功，避免它的失敗。
在政治上而言，這個問題並不是純學術性的；這是所有那些工人階級已經深切體會斯大林主義及一般 工人官僚的罪惡及本質的－－不只是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急迫的問題。在所有這些國家，如果不管工人階級對國家及經濟的控制的具體情況如何，只是把「無產階 級專政」與國有化財產等同起來，就會成為朝向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及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上的重大障礙物。這就會在客觀上幫助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 民主黨及各國共產黨把工人階級束縛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範圍之內。
在所有官僚化工人國家，這是更急迫的問題，因為政治革命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在這些國家，如果企圖把工人民主以外的其它形式當作革命的目標，就難免使那些這樣做的人，在興起中的群眾面前自陷於極端的孤立，甚至使群眾對他們產生像對官僚層（即「新主人」）那樣的仇恨。
從 那種政治的觀點看來，我們所保衛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是符合官僚化工人國家的群眾的需要及渴望的唯一的綱領，是代替官僚專政的唯一道路。我們要再三地 說：革命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如果在反官僚政治革命的準備階段、興起、勝利及事後的整個過程中對保護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的干勁及決心有任何躇躊或三 心兩意的話，這勢必在客觀上幫助了復辟勢力，使官僚專政倒退至資產階級民主，而不會進展到社會主義民主。
從1956年10-11 月的匈牙利革命、I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的波蘭革命（它在全國發動的反官僚政治革命路上走得最遠）以及：1968-69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具 體經驗，已可得出政治革命動力的非常重要的結論。「布拉格之春」和波蘭的政治革命的優點是發生在社會、經濟及政治上非常有利的國家，因為無產階級佔經濟活 躍人囗的絕大多數，而且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工會群眾組織的傳統；在波蘭，還有反官僚工人起義及爭取工人自管鬥爭的豐富經驗。
這三個政治革命發端的經驗證實了我們的綱領中所提出並在論述中進一步作解釋的社會主義民主這個內容，只是數百萬工人及勞苦大眾起來反對官僚層的專橫統治時的自覺表現。
反 對秘密警察，要求釋放政治犯，反對官僚統治層鎮壓那些威脅其權力專制的政治及工會活動，反對新聞檢查，反對人治（即要求一切法律必須是成文法及被告人有依 法審判及辯護的權利），反對一黨制度，反對官僚層對經濟制度的控制，反對官僚層的超級物質特權，要求在社會經濟方面的平等權利要大大提高－－所有這些綱領 要點是使匈牙利及捷克群眾走上街頭反對官僚層的主要動力。這些口號一定會在明日使蘇聯及中國人民走上街頭。
工農群眾並不是要使私有財產恢復或是資本主義復闢。斯大林主義者之作這些誹謗，是為了替自己動員蘇聯軍隊入侵匈牙利或捷克，或在波蘭實行軍事戒嚴以反革命的鎮壓這些反官僚群眾暴動而辯護。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口號與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也無關。
在1956 年的匈牙利，各地的工人代表會及布達佩斯中央工人代表會，經過長時間的劇烈辯論以後，主張保護國有化資產，主張除了法西斯主義者以外所有政治黨派均享有自 由。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的時候，運動的最激進的份子首先提出要求給予各種政治組織、政治俱樂部、政治傾向及政治黨派以無限制的自由；這個要求被共產黨內的 幾個大的派別所採納，而且被運動後期所興起的大多數的工會及工人代表會所支持。那些與蘇聯官僚層的反革命干預的軍隊合作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發言人，集中 火力，向「不負責任的」「親資產階級的」作家開火，不惜用任何代價來摧毀他們的言論的表達自由。但是，工人階級的絕大多數，卻支持作家的寫作自由。
在I980 -81年的波蘭，工人階級在16個月時間內，推進了在工人國家內爭取政治民主的最深廣的鬥爭經驗。一千萬有組織的波蘭工人在「團結工會」內所採取的內部民 主，顯示工人階級是奉行無產階級民主原則的。群眾運動提出的口號－－「生產數據及計劃均社會化」，「建立自管的共和國」－－明白地表達了他們希望從官僚層 手中奪回對經濟、對國家的控制，並將之歸由工人集體民主管治，而這個渴求體現在爭取工人自治、建立工人代表會及其協調組織等鬥爭上。團結工會全國代表大會 通過的綱領，聲稱「在自治共和國內，民主的基礎必須是意識形態上、社會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多元化」。它更說：
「波蘭的社會生活必須進行一個深刻的改革，以達致最終能實現自治、民主和多元化。正因此，我們的鬥爭是同時爭取國家機構的改變和獨立自治機構在所有社會生活上的建立和發展。」
在保衛「市民完全有自由結社權」時，綱領說：
「我們相信多元化的原則必須應用在政治生活上。我們的工會對於向社會提出不同社會、政治、經濟綱領的做法會加以協助及保護。」
同類的衝突很有可能在將來每一次政治革命（尤其是在蘇聯和中國）發生。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不能猶豫或騎牆，也不能說這是純粹策略性的選擇。他們必須與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聯盟，保衛大眾的不受限制的民主自由，反對官僚層的新聞檢查與鎮壓。
在 政治革命實際爆發的初期，勞動群眾會將官僚層分為兩派：一派是狂暴地（包括使用武力）反對群眾的動員與組織，另一派則不管出於何種動機，會對群眾讓步，而 且似乎贊同正在高漲的群眾運動。勞動群眾會把前者排除在所有新生的真正的工人組織及群眾政權之外；對於後者，則予以容忍，甚至與之建立策略性的同盟，特別 是當群眾受到官僚專政的最可恨的代表所攻擊的時候。
在組織工人代表會政權的最後階段，勞動群眾可能會採取任何適當的措施，來保護他們在新生的蘇維埃中取得數量上、社會上及政治上的優勢，目的是避免日後遭受技術官僚及「自由派」官僚的支配。
特殊的選舉法可以使這些成為可能，所以不需要對與革命群眾建立暫時聯合的官僚層中某一特定黨派或思想傾向加以任何禁止。
在 整個反官僚政治革命的鬥爭過程中，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及無產階級革命家要克服的巨大障礙。這個障礙就是斯大林、斯大林主義及其不肖門徒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 義、共產主義、列寧主義的名聲造成的損害；這些損害導致群眾把可恨的壓迫性的統治與這些偉大的解放思想等同起來。第四國際的成立者及其戰士，具有五十多年 反對壓迫統治的毫不妥協的鬥爭紀錄，是能夠成功地克服這個障礙的。但是除了有這個紀錄外，還要加上一個大膽的具體要求的綱領；這個綱領，在群眾的眼中看 來，包含了推翻官僚層統治，代之以工人階級自己的統治，而且保證我們決不會讓工人的政治及經濟權力再被社會中任何特權層剝奪去。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 綜合了所有這些要求，這些要求在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幾億無產階級的眼中，將使社會主義的目標恢復它的可取性。
-------------------------------------------------------------------
十三、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
－－世界革命綱領一個組成部份
我們對蘇聯六十年的官僚統治所作的總結（從斯大林政權的崛起一直到近卅年的世界斯大林主義危機），可總括如下：
（1） 儘管歐洲和亞洲工人國家之間有不少分歧，儘管這些國家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它們的共同的特徵是缺乏制度化的、由憲法保障的直接的工人權力（即民主地選舉 的工人代表會或實施直接的國家權力的工人與貧農代表會）。到處存在一黨制度，表明特權官僚層在社會生活各方面有完全的獨占的權力。由於在單一黨內缺乏組織 派別的權利（這違反了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製），在行使國家政權時更為強化了獨占的權力。享有物質特權的官僚層的寄生性質，表示在不同程度上在向世界社會主 義革命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上增加了額外的嚴重障礙物；因此，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進程受阻滯，創造力被窒息，巨量社會財富被誤用與浪費。
（2） 雖然自從戰後的斯大林主義的危機以來，各種各樣的思潮（狄托主義，毛澤東主義，「歐洲共產主義」，意大利、西班牙及西德型的左傾中派主義等等）都對蘇聯及 其它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作了很多局部的批評，但是沒有一個派別曾經提出一個與蘇聯斯大林模式根本不同的模式。針對這個官僚的權力結構，沒有一個 派別提出直接民主的工人政權。如果不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把官僚層解析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現象，就不可能真正的了解斯大林主義的問題；如果不在製度上確立由民 主選舉工人代表會（工人及勞苦農民代表會）的直接工人權力、多黨制、勞動者有充份的民主權利，及由協作的生產者進行有計劃的民主集中的自我管理的經濟制 度，就不可能取代官僚的統治（或資本主義的複闢）。
大部份的西歐共產黨，雖然批評蘇聯及東歐官僚層的教條與措施，並擴大克里姆林宮的爭 論，但極其量只是對斯大林主義統治的最醜惡的劣行提出改良，而不是提出革命性的變革。這些政黨尚未切斷與克里姆林宮的連繫，還繼續對官僚層的過往罪惡及官 僚統治現存形式的許多方面，提供「客觀主義」的辯護。此外，在帝國主義國家，他們的階級合作政策及在群眾鬥爭大規模爆發的時候支持資產階級統治的一般路 線，當然使他們在工人運動之內－－特別是他們所控制的群眾組織之內、在他們政黨之內－－排斥民主。在他們的批評中，在對抗蘇聯東歐與中國的一黨制度的幌子 下，他們有意地混淆了資產階級民主與工人民主之間的分歧。他們事實上為之辯護的觀念是：代替一黨制的官僚統治的唯一道路就是接受資產階級議會制度。這樣一 來，他們就把古典的社會民主黨的「和平」及「逐漸」轉變到社會主義這個一般觀念再度灌輸到今天的工人運動。
鑑於上述的失敗經驗，第四國際的綱領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主張通過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的直接的工人階級統治及蘇維埃內的多黨制，是唯一具有一貫性的、認真的出路，它有別於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及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獨裁統治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雙重修正。
這 個綱領的基本主張，繼承了馬恩的巴黎公社的著作、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共產國際頭幾次會議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文件等傳統；這個綱領又被托洛茨基的《被背 叛的革命》、第四國際成立大會的綱領性文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第四國際的文件等等對無產階級革命及工人國家的墮落與變態的多次的分析所豐富。這個 文件，可以說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革命綱領的基本內容的當前思想的總結。
－－第四國際第十二次
世界大會通過
（一九八五年一月）
[兆立譯]
目 前在國際工人運動中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無產階專政的不同觀念的爭論，是除了十月革命以後的那幾年以外最深入的爭論。產生這個爭論是由於1968年以來資本 主義國家的工人鬥爭以及反帝鬥爭有所增長，也由於資本主義和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官僚統治同時出現危機；而且也由於國際工人階級對斯大林主義及一般的官僚的本 質有了深刻的認識。這些因素，使這個爭論不再局限於學術性，而具有實際政治的意義。為了推動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對這 個問題需要有明確的立場。因此，第四國際需要表明它對這個問題的綱領性立場。
-------------------------------------------------------------------
一、甚麼是無產階級專政？
關於奪取政權、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無產階級國家的本質、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等等問題，各種派別的改良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即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者）之間的基本分歧，在於以下各點：
（1）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所有的國家都有階級性質，而且國家這個機構是統治階級保持其階級統治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所有國家都是專政。資產階級民主也是一個階級的專政。
（2）改良主義者和許多中派主羲者認為「民主」或者「民主的國家機構」是超越階級和超越階級鬥爭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個看法是個幻想，所以排斥這個幻想。
（3）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即使是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其國家機構只是支持資產階級的權力與統治（在帝國主義國家，更是支持它對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的剝削）的工具。因此，資產階級國家機構決不可能成為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以及把政權從資產階級轉移至工人階級的工具。
（4）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工人階級要奪取政權，必定先要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而首先是要消滅資產階級的軍事和警察的鎮壓機構。
（5）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為了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需要提高工人的覺悟及發展工人的群眾組織。
（6） 因此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得出如下結論：工人階級只能經過一個與資產階級國家機構完全不同的國家機構來行使政權；這個國家機構是從獨立自主的。民主地選出來 的、集中的工人議會（蘇維埃）而產生的；這個工人會議的基本特徵，已由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包括－－所有公職人員、法官、工農民兵的指揮官， 及國家機構中所有勞動人民的代表，都應該由選舉產生；選舉出來的官員應當經常輪換；他們的收入不應超過熟練工人；人民有隨時罷免他們的權利，蘇維埃式的機 構應該同時行使立法及行政權力；大量削減永久性的行政人員的數目，越來越多地把行政權移交給勞動群眾的團體。換句話說，這個國家機構不是議會民主制，而是 蘇維埃式的代表民主，同時結合著日益增加的多類型直接民主形式。
列寧說過，工人國家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支持大多數人民的統治。反對少數的 剝削者與壓迫者的國家。「人民大多數可以代替那些享有特權的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官吏、常備軍軍官）的特殊機關來直接進行這些工作，而行使國家政權的職能越 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就越不需要了。」 （《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至407頁）因此從綱領的角度來看，無產階級專政與工人民主絕不矛盾。「從它的本質來看，無產階級 專政可以是而且必定是最成熟的無產階級民主。」（《托洛茨基文集》，法文版第5卷，206-7頁）。
以上總結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是馬 克思主義學說關於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及建立無階級社會的過程的一個基本部份。「專政」這個名詞有它的具體的意義：它是工人階級解除資產階級武裝、沒收資 產階級財產、行使政權的工具，是防止資產階級重新建立資產階級國家政權及恢復生產數據的私有製的工具。
但是「專政」的意思絕對不是對大多 數人民實施獨裁的統治。共產國際成立大會的宣言說得很清楚：「無產階級專政是用暴力鎮壓少數地主資本家剝削者的反抗。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必 然使民主的形式和機關發生變化，而且，一般說來，正是這種變化使得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動階級能空前廣泛地實際享有民主。實際上已經形成的無產階級專政形 式，…，的確是使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階級有實際享有民主權利和自由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甚至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也是從來沒有過的。（《列 寧全集》中文版第28卷441-442頁，《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的報告》）
這樣的在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只是在有需要 「劇烈地鎮壓已喪失政權的階級的反抗」的時期，才發揮國家的職能。這就是指馬克思主義傳統上稱之為無產階級的國家專政的時期。「從它成立開始，無產階級專 政的政權已經不再是舊有意義上的國家（即要維持大多數人民臣服於其下的國家）了。物質力量與武器一道，直接地、實時地轉交到工人組織例如蘇維埃的手裡。」 而這個國家，「一個官僚的機構，就從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日開始消亡。這就是至今仍沒變的我們的綱領。」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這樣寫道。
顯然，當資產階級的反抗已在新的工人國家中被擊潰，但如果這種朝向國家消亡的變化並沒有實現，反而官僚化的過程卻發展了，那我們面對的，則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而是它向官僚化國家形式的墮落。
因 此，我們排斥改良主義者與許多中派主義者（他們受了資產階級思想或斯大林主義獨裁政制的辯護者所影響）的辯解，說贊成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們之間的基本 分歧，在於前者贊成一黨製而後者反對一黨制，或者在於前者要嚴厲限製或鎮壓民主自由，而後者堅決保衛民主自由。歷史事實證明上面這個論點是非常虛偽的，因 為當資產階級制度有被群眾推翻的危險時，改良主義者不但極願意嚴厲限制群眾的民主自由，甚至於要用警察及軍隊來鎮壓群眾；改良主義甚至不能而且不願在資產 階級社會中採取有效行動保衛群眾的民主自由、反對極右分子的威脅，因為這樣做會招致群眾的廣泛動員，包括群眾的武裝。
第四國際保衛馬克思 和列寧的這些傳統觀念，反對許多共產黨和中派主義組織公開地在政綱上修正馬列主義。如果沒有生產數據與社會剩餘產品的集體所有製，如果沒有全體工人階級經 過民主集中製的工人議會來實施經濟計劃與經濟管理，換言之，如果沒有勞動者的計劃管理，是不可能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除非工人階級沒收了資本家的政治與經 濟權力，而自己行使國家政權，否則社會化是不可能實現的。在民族國家狹窄國界之內是不可能產生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
根據所謂歐洲共產 黨、日本共產黨、其它幾個國家的共產黨、以及中派主義的組織、各社會民主黨等現在所共有的改良主義的思想，勞工運動是能夠在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結構中，經 過議會選舉，以及漸進地奪取「權力的位置」，來完全達到它的目標。但是，特別是經過了智利的悲慘經驗以後（這個經驗證實了這麼多歷史的教訓）；我們必須堅 決反對這種改良主義思想，並暴露它的下列本質：它用來掩飾它放棄了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的鬥爭；掩飾它放棄了為沒收資產階級財產、為經常保護工人階級利益 而鬥爭的路線；以更有系統地與資產階級進行階級合作的政策來代替一貫的階級鬥爭的政策；在資產階級所發動的暴力之下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因此，在資產階級 遭受到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嚴重危機時，表示了向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投降的趨勢。在不可避免的階級鬥爭的情況下，如果這個改良主義政策確定成為勞動者的 政治態度的話，這不但不能減低「社會轉變的成本」，不但不能和平地即使是緩慢地達到社會主義，反而會導致德國式的、西班牙式的、印度尼西亞式的、智利式的 血腥的失敗與大屠殺。 （在德國式的失敗的原因中，還要加上共產國際的罪惡的過左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
二、工人議會的權力與勞動群眾
民主權利的擴展
無 產階級專政的全部內容，即無產階級民主，表示國家政權由民主地選舉出來的蘇維埃，即工人議會，所掌握。馬克思與列寧對資產階級的民主局限性的整個批判，就 是基於以下的事實：私有財產與資本主議剝削（即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再加上資產階級社會所特有的階級結構（工人階級的分離與疏遠、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鎮 壓機構的職能，等等），在甚至最民主的資產階級政權，也以暴力限制極大多數的勞動群眾行使民主權利與享受民主自由。
從這個批判所得出的結 論就是，無論從經濟及社會的平面來看（如工作的權利治生活的安定。免費教育。空閒時間等等），抑或從政治及社會的平面來看（如工人及各階層的勞動者所享有 的民主權利的範圍與程度），工人民主必定比資產階級民主優越。與無產階級在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制之下所享有的民主權利比較起來，如果讓一個黨或者讓這個黨所 控制的「群眾組織」或「職業團體」（如作家協會）壟斷了印刷機構、電台、電視及其它大眾傳播工具及集會場所，事實上是限製而不是擴大無產階級的民主權利。 勞動者（包括持不同意見的勞動者）應該有權使用民主自由（新聞、集會、遊行、罷工的自由等等）所必須的物資設備，同樣地工會應該獨立於國家而且不受當權的 政黨所控制，這都是很重要的事。因此，如果要使勞動者享受到比在先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下所享受的還要廣泛的民主自由，那末就不能限制他們有在政綱或意識形態 的基礎上組織政治團體、政治傾向或政治黨派的權利。
而且，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勞動群眾的自我活動與自我管理的方式一定會多姿多彩，他們的 「政治活動」、「政黨」、「政綱」及「民主權利」的觀念一定會比資產階級民主下的各種政治生活更擴大更廣泛。這不但表現在代表制的民主的更先進的形式（如 代表會大會）和直接民主（即用民意投票的方式使群眾直接決定某一政策中的主要的問題）的結合；而且連「政治」內容的本身也會如此。
在資本 主義制度下，甚至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商品生產的形態之中，價值規律，即不受人們意願管制的客觀的經濟規律，在基本上調節著經濟生活。社會主義革命表示人類有 可能大踏步地走向自覺地調節其經濟及社會的命運，而不是盲目地受經濟規律所支配。這個過程只能在全世界社會主義社會之中才達到完滿的和諧的程度，但這個過 程的開端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即自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對社會化的經濟作自覺的計劃。雖然在這個時期，價值規律的影響不能完全消滅，但是 應可限制它的支配作用，否則經濟就無法計劃化了。
但是計劃的意思就是依照社會所決定的優先次序，而不是依照盲目的巿場力量及利潤的規則來分配經濟資源。優先次序的決定牽涉到以千萬計、以億計人的生活，而且它的含意、後果反過來會影響生產者及勞動者的行為，所以問題是誰來決定這些優先次序呢？
基 本上來說，只有兩個方法能代替價值規律的統治：由上而下的強加給群眾（生產者及消費者）的官僚方法（不管它們的起源及性質如何，官僚方法包括溫和的專家人 員的家長式統治及斯大林式的極端橫蠻的專制政治）；或者，經過民主集中製的工人權力機構，亦即經過社會主義民主的機構，由生產者自己來作決定。無產階級專 政之下的政治辯論及政治鬥爭的主要內容就是如何作這個選擇。
經驗已經證明，第一個方法是非常浪費、非常沒有效率的。因為它不但是資源及生 產能力的直接的浪費及計劃的失調，而且是有系統地窒息工人階級的創意力與生產潛力。理論的及經驗的分析得出以下的結論，即第二個方法能夠而且一定會大大地 減少上述的缺點。無論如何，第二個方法是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生產者及消費者自己管理的無階級的社會－－的唯一的方法。
然而，經驗 亦已證明，如果沒有獨立於蘇維埃國家機構的輔助性監督機構作為製衡，光是這個工人代表會制的民主集中製的工人權力機構也不能全部解決建設社會主義面臨的社 會及經濟問題。為了保證能保衛工人的需要及保衛其生活水平免受工人代表會的一些決定所侵犯，尤其是免受管理機構的任何任意的、官僚的舉動所壓迫，因此有必 要成立獨立的工會，並實施保障工人罷工權利的勞工法。 1956年的匈牙利經驗，1968年的捷克經驗，1980年以來的波蘭經驗，都證實了這是經歷過官僚獨裁統治的無產階級最基本關注的事。雖然在原則上，革 命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在單一的民主的工會中組織起來，但不反對工人有權成立多個工會。工會獨立性的一個要素，是負責工會中央領導工作的人不同時兼任 一個政黨的中央領導工作。
建立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亦牽涉到改造各個層面的社會生活的巨大過程。它牽涉到要不斷改變生產關係、分配方 式、勞動過程、經濟與社會的管理方式，大多數人民的風俗、習慣及思想方法等等。它牽涉到要基本上重建各方面的生活條件：城巿重建，徹底改革教育制度、恢復 與保護生態環境平衡、技術革新以保持稀有的自然資源，等等。
在過去，統治階級總是霸占了文化的豐碩成果，而且讓知識分子享有特殊的權利。這個特殊的集團的成員替統治階級傳布和發展科學與藝術，並為統治階級提供各種專業人員。
當群眾漸增地吸收過去的全部的文化遺產而且開始創造無階級社會的文化的時候，知識分子就會慢慢地消失。這樣子，「勞力」與「勞心」之間的區別也會消失，同時每個人將會能夠發展各人的能力與才幹。
關 於這方面的努力，人類都還沒有藍圖，因此一定會發生重大的思想和政治的爭論與鬥爭。圍繞這些意見分歧而產生的不同政綱，將會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從建立社 會主義的觀點來看，即從無產階級的全面的階級利益而不是從部分的利益的觀點來看，用任何藉口（以這個或那個政綱「客觀上」反映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壓力 與利益，「如果實行到底」可能導致「資本主義復闢」）來限制這些爭論和活動，就只會妨礙在這些問題上得到大多數人同意的最有效的答案之出現。
必 須指出，一些社會罪惡在階級社會根深蒂固，不會隨著資本主義剝削或者僱傭勞動的消失而立即消失；因此，在建立無階級社會的過程中，反對社會罪惡的重要鬥爭 還會繼續。婦女壓迫、對少數民族及少數種族的壓迫、對青年的壓迫與疏離、對同性戀者的歧視等，都是這些問題的典型例子，它們不能簡單地歸入「無產階級反對 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這個類別，除非我們像毛派及一些極左派一樣，反對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範疇的唯物的定義。
社會主義民主之下的政治自由也包括群眾有組織及行動獨立的婦女解放、民族解放、青年運動等等自由，這些運動比工人階級這個字的科學意義更廣泛。
革命政黨將能在這些運動之內爭到政治領導地位，並在意識形態上擊敗各種反動思潮，所用的方法並不是行政或者鎮壓的手段，而是在群眾中間推動最廣泛的群眾民主，而且毫不妥協地支持所有的政治傾向都有權在整個社會之前為其政見與政綱辯護。
我 們也應該認識到，工人國家所特有的形式是集中和分散的獨特的辯證的結合。國家的消亡從無產階級專政一開始便應發展；它的過程；是在國際上，在同一國、一 區、一地（公社）等等平面，將廣泛層面的社會活動（衛生、教育、郵政鐵路電訊等）的管治權力逐步下放，轉移到自管機構手上。工人代表會的中央代表會（即無 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將會經過大多數票數的決定，將社會的全部物質和人力資源分配給各部門。這也表示政治辯論與政治鬥爭的形式，不能簡化為單純的、機械 的「階級鬥爭準則」。
最後，在建立無階級社會的過程中，群眾的參與不但表現在多少是被動的投票上，而且也表現在積極地參加各級的行政工作 上；參與者並不能如工人主義者所主張的只限於「在生產單位」或者是工廠中的工人。列寧說過，在工人國家中，大多數人民都應該直接參加行使「國家的職能」。 這表示，無產階級專政基礎的蘇維埃，不但是工廠會議，而且是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如工廠、商業單位、醫院、學校、運輸與電訊中心、街區（地區單位）的群眾組 樴。要把最分散的、常常是貧窮的最受壓迫的層分融合在自覺的、活躍的工人階級之中，這是不可缺少的過程。這些層分包括婦女、受壓迫的民族、青年、小工場工 人、退休老人等等。這也是鞏固工人階級與下層的小資產階級的聯盟所不可缺少的過程。這個聯盟對於奪取政權、保持政權，以及減少革命勝利及建設社會主義所需 的社會成本，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一個制度性的保證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架構與國家行政機關之間的正確關係，它要在 所有層面、所有範圍建立－－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軍事的。如果這些國家的行政機關的權限沒有嚴格限制，如果它們的權力不是減到最必要的最低限度，如果 它們不是完全從屬於社會主義民主架構（工人代表會）之下，那麼，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工人代表會在權限上應該對所有戰略性和策略性的決定擁有全部主 權。行政機關只負責執行這些決定，僅此而已。
行政人員應該在審查其技術方面的能力和專業經驗的準則等基礎上選任，不應由較高級的行政機關人員委任，而應由各有關代表會委任，並可由這些代表會隨時撤換。
-------------------------------------------------------------------
三、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鬥爭、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興起
統治階級利用一切由它支配的意識形態的工具，來宣傳資產階級議會機構與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的鞏固是利益一致的。譬如在歐洲、北美、日本及澳洲，資本主義統治者要在工人及平民群眾眼中扮演「民主」的鬥士。這個印象由於法西斯及斯大林主義的反面經驗而大大增強。
爭取群眾走向社會主義革命、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要響應群眾對民主的要求，適當地加以表達，以對抗改良主義者全力搶奪民主鬥爭領導權，並將它帶到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死巷中去。
群 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享有的民主權利－－從言論自由到組織工會及工人政黨的權利，到普選權及墮胎權－－都是經過群眾的鬥爭而得到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要爭 取在資本主義下可能爭取得到的最廣泛的民主權利。民主權利越大，工人及其盟友為自身利益而鬥爭的可能性也越大，在準備與資本主義爭奪政權的鬥爭中的階級力 量對比便越有利於無產階級。
為了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工人階級一定要保衛群眾的每一個鬥爭的成果（包括民主權利）而反對資本主義的反動統 治。歷史已經．證明，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一貫地這樣做的階級，而且工人的聯合陣線是成功地組織反法西斯或反軍事獨裁的最好的工具。同樣地，在反對資本主義 反動統治的鬥爭中，我們不信任資本主義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的任何機構。資本主義國家每一限制民主權利的行動，勢必以十倍大的力量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特別是反 對它的革命的一翼。只有工人階級及其盟友聯合起來的獨立的群眾動員，在有自覺地領導的聯合陣線的群眾鬥爭中，才能阻止法西斯主義。
在衰亡階段的資本主義滋養了反動力量。群眾在某一國家在某一時刻所享受的民主權利與自由的的程度是由階級力量的關係所決定的。
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的長期趨勢是：隨著階級之日趨分化，群眾的民主權利會越來越受限制。
特別是某一資本家階級覺得其經濟及社會的危機越益加深，其物質基礎及後備力量越益薄弱的時候，就越會限制群眾的民主權利。我們可以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國家的許多野蠻的獨裁制度中清楚地看到這一趨勢。
因 此，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而言，自改良主義者的手中奪取群眾的民主運動的領導權，是非常重要的任務。明確的綱領及宣傳工作，特別是反對改良主義和議會政治的 幻想的鬥爭，雖然非常重要，但是僅此還不足以達到上述目的。群眾在每日的實際體驗中學到經驗；因此需要天天與群眾一起來體驗這個經驗，才能得到正確的教 訓。
當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時，工人就漸增地在各個層次向統治階級的權威和特權挑戰。工人經過自己的組織－－從工會、工廠委員會、及工人管 制機關到工人代表會（蘇維埃）－－就開始取得更重要的政治及經濟的決定權，因此也就對本身推翻資產階級國家的能力更有信心。在這個過程中，為了能更有效地 進行鬥爭，並最廣泛地捲入更多群眾參與，工人將看到最民主的組織形式的必需性。通過由自己民主管理的組織及自己的鬥爭經驗，群眾就會體會到比在資產階級議 會民主制所能體會到的更多的行動自由與權利。這就是從資本主義統治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一連串事件中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這也是建立工人國家的民主模式時 的一個中心經驗。因此，無產階級在階級鬥爭中所成立的組織－－從民主的罷工集會及民主選舉的罷工委員會到雙重政權的普遍制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無產 階級民主的最好的學校。
-------------------------------------------------------------------
四、一黨制與多黨制
如 果沒有組織政治團體、政治派別及政黨的充分的自由，勞動群眾就不可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與自由。工人和貧農，以他們的自由投票來表示他 們需要哪個黨成為蘇維埃制度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工人階級行使政治權力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享有組織不同的政治團體、政治派別或政黨的自由。「沒有蘇 維埃黨派的合法化，就不可能有蘇維埃的民主化」（第四國際《過渡綱領》）。沒有這種自由，沒有這種不受意識形態限制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 會，也就不能由真正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行使實際權力。
所以，限制組織團體、派別、政黨的自由，並不是限制階級敵人的政治權利，而是限制 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利。由傳統上是受壓迫、受剝削、受蹂躪的群眾領導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在進行這個艱鉅任務時，勢必遇到無數的策略、戰略、甚至理論（綱 領）的問題。工人階級集體地作為一個階級，若想在這些問題上達到共同的或者至少是多數的觀點，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有組織黨派的自由。除非群眾有組織政治 團體、政治派別及政黨的自由，否則就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代替主義的、家長式的、精英主義的、官僚的異端，這個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異端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奪取國家政權、及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行使國家權力，都是革命黨以無產階級的「名義」來代行，或者最多是取得無產階級的「支持」而代行。
如 果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是名實相符的，如果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就是馬克思及列寧的理論傳統所明確地包含的，即工人階級的（「聯合的生產者的」）階級統治；如 果無產階級只能經過無產階級本身的活動，而並不是經過由慈善的、開明的革命的行政人員所「教育」起來的被動的無產階級，才能達到它的解放，那末很明顯地， 革命黨在奪取政權中及建立無階級社會時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是：在政治上領導無產階級的群眾活動，在這個逐步加強活動的階級中爭取到政治領導權，以及用政 治的手段，而不是用行政的或壓制性的手段，向本階級提出建議並爭取大多數的支持。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完整形式之下，國家權力是由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行使的。革命黨爭取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爭取在工人代表會內取得政治領導權，而不是取代他們。黨和國家完全是分開的、不同的實體。
只 有當群眾有權不受限制地選舉任何他們想選舉的人，而被選的代表不會因思想或政治信念而事先受限制，才能產生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這 當然不適用於從事武裝鬥爭反對工人國家的政黨，即不適用於內戰、或者革命危機及武裝暴動的情況，關於後一點本決議案的後半段會談到。）同樣地，只有所有選 出的代表能夠有權利組織集團、派別及政黨，能夠有權利使用大眾傳播媒介，能夠有權利在群眾面前提出不同的政綱，能夠有權利辯論以及由經驗來檢驗這些綱領， 工人代表會才能民主地行使它的職責。限制代表隸屬任何政黨，只會限制了無產階級行使政治權力的自由，也就是限制了工人民主。這種限制違背工人階級的歷史利 益，違背鞏固工人政權的需要，違背世界革命及建設社會主義的利益。
明顯地，進行反對工人國家的內戰或武裝行動的政黨、團體或個人，不會獲承認享有上述權利。這些自由也不包括組織性質上是種族歧視的行動或示威的權利，也不包括主張民族或文化壓迫的行動或示威的權利。
馬 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中，從來沒有一個觀念認為一黨制是工人政權、工人國家或無產階級專政的必需先決條件。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或託洛茨基的理論著作中， 及在列寧領導下的第三國際的綱領文件上，我們根本找不到一黨制的建議。以後所發展的理論，諸如在整個歷史過程中社會階級老是由一個黨來代表的這個粗劣的斯 大林主義理論，根本在歷史上是錯誤的，它的目的只不過替蘇聯官僚層及其它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思想的繼承人之獨霸政權辯護而已。這種獨霸政權是靠剝奪工人階級 的政治權利才可能存在。
歷史－－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波蘭、南斯拉夫、格林納達、尼加拉瓜的事變－－已經在反方面證明了托洛茨基的立場的 正確，即：「階級不是勻一性的，為了內部矛盾常致四分五裂，只有經過內部派別、集團和黨派互相鬥爭，才能夠達到共同問題之解決。……一個政黨代表一個階級 的例子，在整個政治史上也找不到的－－除非你將政治外形當作實體來看」（《被背叛的革命》，中文版，第232頁）。這對於封建制度下的資產階級是如此，對 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階級也是如此，對無產階級專政下以及建立社會主義過程中的工人階級也將會是如此。
如果有人說，只有不具有資產階級 （或小資產階級？）的政綱或意識形態的，而且「不從事反社會主義或反蘇維埃宣傳或鼓動的」政黨及組織才能有合法的地位，那末他怎麼樣來區分呢？如果一個黨 的大多數黨員是工人階級分子，但其意識形態是資產階級的，它應被禁止嗎？如果應該被禁止，那這個立場怎樣與工人代表會的自由選舉相協調呢？ 「資產階級政綱」與「改良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區別是什麼？改良主義的政黨也應該被禁止嗎？社會民主黨應該被禁止嗎？
無可避免地，依據歷 史的傳統，改良主義的影響，還會在很多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思想裡，殘存很長的時間。行政的鎮壓並不能使這個殘存的時間縮短。相反地，這種鎮壓反而會使殘存的 時間延長。反對改良主義幻想和觀念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方面進行意識形態的鬥爭，另方面創造使這些幻想消滅的物質條件。在行政鎮壓以及缺乏自由討論及自由交 換意見的情況下，同改良主義的鬥爭就會失去效果。
如果革命黨號召鎮壓社會民主黨或其它改良主義政黨，它就會發現在自己黨內想維持派別的存在與活動是千倍的困難。工人階級的政治的不均勻性必然會在單一黨之內反映出來。
因 此，真正的選擇並非只有下述兩種：要么是只給具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的政黨（在思想上及在綱領上支持蘇維埃制度的政黨）以自由，要么是所有政黨的自由。真 正的選擇是：或者是真正的工人民主，勞動人民有權選舉任何人為蘇維埃的代表，以及所有被選者（包括在思想上不支持蘇維埃制度的人們，只要他們在實際上遵守 蘇維埃憲法）的政治組織的自由；或是限制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以及因此產生所有後果；有計劃地限制政黨就會導致有計劃地限制革命先鋒黨內部的自由。
當 我們說我們贊成所有蘇維埃政黨享有合法地位，即所有實際上遵守蘇維埃憲法的政黨享有合法地位，我們並不低估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這些政黨所宣傳的錯誤 的綱領，及在勞動人民之間所散佈的異階級的影響，所可能招致的政治混亂、錯誤、甚至局部的失敗。我們不會號召工人在我們認為錯誤的政綱、政見或政策的基礎 上建立政黨，我們也不會推動工人創立如此的政黨。我們只是說，用人為的行政方法鎮壓這些政黨－－所謂人為，其意思是即使這些政黨已被合法地鎮壓，它們仍會 繼續反映群眾中的思潮－－不但不會減少且會增加這些危險。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要達到均勻化，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工人群眾能夠以自我管理的公 民的自由的集體來取代殘存的國家機構（即能夠達到社會主義的建立及國家的消亡），是巨大的歷史任務。這不但跟顯而易見的物質的先決條件有關，還牽涉到特殊 的政治訓練。「有批判性頭腦的人、反對者、異議者、不滿者、反動分子等的存在、使革命有生命和力量。分歧和爭辯的衝突，幫助人們發展「思想和政治筋肌」。 它是一種持續訓練的形式，是癱瘓和消極的治理劑。 」（《Tomas Borge的講話》，格蘭馬報，法文週報版1984年10月7日）
同樣地，卡斯特羅在與艾斯加朗辯論時曾說：革命必須是無思想限制的學校。即使實踐並不經常符合這些言論，它們卻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命題上的綱領性持續，必須堅決保衛，反對所有否認這點的人。
歷史的經驗證明，除非有真正的工人民主，否則訓練群眾自我管理的過程勢必被延遲，甚或被倒轉過來。蘇聯的情況就是如此。歷史的經驗也證明，如果沒有多黨制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民主。
-------------------------------------------------------------------
五、政黨代表甚麼？
有 一種自發主義的幻想是，即使沒有自覺的先鋒隊，即使沒有建基於由歷史所證實的革命綱領上的、有組織的革命先鋒工人黨，即使沒有在這個綱領的基礎上教育出來 的經過長期的活生生的階級鬥爭經驗的干部，即使如此，無產階級也能夠經過自發的群眾行動來解決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推翻資產階級國家、奪取政權和建立社會 主義時所面臨的戰術與戰略上的問題。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排斥上述這些自發主義的幻想。
這個幻想論點的來源是無政府主義，極左的「工人代表會 派」亦接受這個論點。根據他們的論點，政黨的本質是異於無產階級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構成物，它們在工人代表會中是沒有地位的，因偽政黨具有篡奪工人階級 的政治權力的傾同。這個論點，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政治上是有害而且危險的。政治團體、派別及政黨並非只在現代資產階級興起以後才出現。在政黨這個字的 基本的（不是形式的）意義上，政黨的起源更早些。當社會中，特別是階級之間，已經發生了矛盾時（例如古代及中世紀的城巿民主制），當不同形式的政府出現而 比較多的人民在不同程度上參與行使政治權力時（不是小村落社會或是部落社會），政黨也跟著發生。換句話說，基於不同的物質利益的社會衝突發生的時候，政黨 也發生了。這些衝突並不局限於不同的社會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它們也能反映某一社會階級之內的利益衝突。
在這個真正（不是形式的）意義 上，政黨是歷史的現象，但政黨的內容因時代的不同而變異。譬如過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特別是法國大革命）時的政黨就有不同的內容。無產階級革命也將會有 同樣的結果。只要基於不同的物質利益的社會衝突還存在的話，政黨也會存在。除非充分發展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終於建立起來，否則政黨是不會消失的。我們 可以有信心地預測，在真正的工人民主之下，政黨將會具有更豐富、更廣闊的內容，將會進行更廣大的群眾政治鬥爭，將會有更多的群眾參加，即使最先進的資產階 級民主也比不上的。這些政黨中將會有許多是新型的，換言之不會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的政黨的繼續或殘餘。
其實，一當政治決定超出可以由少 數人來處理和決定的、數量不多的日常問題時，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便需要對很多互相有關的問題作出有系統的、完整的選擇。換句話說，需要對不同的政治路線、 綱領作出選擇。歸根到底，這些不同的政治綱領反映了不同階級及不同階層的利益。這就是政黨所代表的。
如果不採納上述的總體方向，不但不會 使多數人得到更大的表達自由與選擇自由，而且會使工人代表會不能管治。不可能由一萬個人在五百個方案中選出一個適當的方案來。要避免政權落入蠱惑民心的或 者秘密的壓力集團（為影響政策或者輿論而組織的集團）手中，就需要在少數幾個有系統的完整的方案之間，亦即政治綱領及政黨之間，進行自由的交鋒。這種交鋒 應該是沒有壟斷的、沒有規限的。這種做法才會使工人民主具有意義而且可行。
還有一點是，無政府主義者及「工人代表會派」認為，在建設社會 主義的過程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應有政黨的存在。他們這種想法是（一）一種良好願望而已（即希望勞動群眾不去組織或支持具有不同政治路線及政治綱領的集體、 派別及政黨），（二）企圖阻止及壓制所有一切要在多元主義的基礎上從事政治活動的勞動者。在後一種情況下，這只會在客觀上促成官僚專權的形成，而這恰恰同 這些自由主義者的願望相反。
很多中派主義及極左組織提出一個相似的論點：蘇聯無產階級被剝奪直接行使政治權力，基本原因就是列寧主義的民 主集中製組織觀念。他們認為，由於布爾塞維克盡量要在革命中建立一個領導工人階級的工人黨，必然導致黨與勞動群眾之間產生家長式的、操縱的、官僚的關係， 這種關係又在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導致一黨專政。
這個論點不但不合歷史，而且是唯心的歷史觀。就歷史事實而論，這論點也是錯誤的。從馬克 思主義的，即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來看，蘇聯無產階級被剝奪政治權利，主要原因是物質上的、社會經濟上的原因，而不是意識形態的或是綱領上的。如果俄國革命 繼續孤立的話，那麼，俄國的普遍貧窮又落後，以及無產階級在數量上的相對微少和文化上的落後，都會使無產階級不可能長期行使政權。這不但是1917- 1918年的布爾塞維克派的共同的意見，而且是當時所有自認為馬克思主義派別的意見。在俄國，由於內戰、外國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及親資產階級的技術人員 的破壞等等，生產力急劇下降，導致物資極端缺乏，因此才造成特權滋長。同樣的因素使本已數量很少的無產階級在質量方面更加薄弱。此外，無產階級政治先鋒隊 （這些最有資格反對資本家及官僚層的人們）在內戰中死亡或者離辦廠而大量地參加紅軍及國家機構。
實施新經濟政策以後，經濟開始復蘇，但是 大量的失業及因世界革命的退潮與失敗而產生的失望情緒慢慢地助長了勞動群眾的政治被動性及政治活動的普遍衰落，以致在蘇維埃有同樣情況。因此，工人階級不 能夠阻止特權層的生長。這個特權層為了維持統治，逐步限制民主權利並毀壞蘇維埃及布爾塞維克黨本身（雖然還用它的名字）。這些才是官僚篡權，才是黨與國家 及經濟管理機構融合成一個特權官僚層的主要原因。
列寧、托洛茨基、其它的布爾塞維克及以後的左派反對派，不但沒有贊同官僚的興起，反而要 反對它的興起。這個鬥爭之所以沒有成功，不是由於「列寧主義關於政黨的理論」，而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微弱。還有一點，布爾塞維克在列寧死前所採取的措 施－－例如在第十次黨大會上暫時取消派系的活動－－也許造成先鋒隊的微弱。
「禁制反對黨導致禁制黨內的派別；禁制黨內派別導致禁制思想，除了永不犯錯的領導者外，黨的警察式的一元主義之後，就是官僚的腐敗行為，這是成為所有挫傷士氣、貪污腐化的源泉。」（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然而，這些都只是次要的原因。
官 僚化過程有其客觀的、物質的、經濟的及社會的原因，我們應該在當時的蘇聯社會的底層結構上找尋這些原因，而不應在政治的上層結構上，更不應在組黨的觀念上 找尋這些原因。斯大林主義官僚層不但不是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產物，它反而要摧毀整個布爾塞維克黨，才能建立其專權統治。布爾塞維克黨是工人階級的工具，是官 僚層的敵人。完全剝奪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先決條件就是在政治上扼殺黨。
在另方面來看，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在缺乏領導的或有極大影響力的革命黨的時候，工人代表會就不能維持很久，而且不會比俄國的工人代表會長：1918－19年的德國及1936－37年的西班牙就是兩個顯著的例子，更不用說1956年的匈牙利和1973年的智利的例子。
-------------------------------------------------------------------
六、革命先鋒黨的重要性
工 人階級由於其成分不一致，其不同階層的覺悟程度參差不齊，許多成員的政治及社會活動又斷斷續續，因此就需要把工人階級中最富於自覺的、最能持久活動的分子 組織成一個獨立的革命的先鋒黨。從資本主義社會裡的階級鬥爭，到領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與走向社會主義，都需要這樣一個組織。在這些條件下，這個革命先鋒黨 的不可替換的作用就更形重要了。
力量增強的列寧主義群眾黨必須領導工人來管理國家及建設新社會，一直至資本主義在全球滅絕以至無階級社會 完全建立起來。決定經濟發展的不同速度問題，稀有經濟資源的分配問題，各種形式的個人及社會消費的較快或較慢的增長問題；如何減少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工人 國家如何增強國防以防止資本主義強國的進攻的問題；如何建立群眾的革命的國際來擴張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如何消除兩性之間、不同年齡、不同民族、不同 種族之間的從過去遺傳下來的偏見、反動觀念及不平等的問題等等－－所有這些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所發生的問題，是不會自動解決的。要解決這 些問題，都需要有革命馬克思主義綱領的政黨的干預。
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反對物質特權與官僚層的興起的鬥爭，更加需要一個革命的先鋒黨。要實行像目前這個綱領這樣徹底、這樣革命的社會主義工人民主的綱領，工人階級的革命的先鋒黨是決不可少的。黨要用自由選舉及群眾對它的政治信心，而不是用行政的方法，來運用它的權威。
勞動群眾的自由而民主的自我組織，和革命先鋒黨的政治與綱領的明確清晰及領導，這兩者的辯證的結合，給工人階級的奪取政權與繼續執政，提供更好的條件為了防止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領導工人階級的先鋒黨濫用權力，第四國際堅持以下原則：
（1）黨內應有充分民主，黨員有組織派別的權利，不容派別被禁的充分權利；派別之間在黨大會之前能夠公開爭論。
（2）黨與工人階級之間應維持最大可能的密切聯繫與互相滲透。革命的工人先鋒黨，只有獲得大多數工人的政治信任，以及爭取到大多數的先鋒工人成為其黨員時，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有效地領導工人階級。
（3）嚴格禁止黨幹部或黨領導人享受物質特權。不論是黨領導人，全職黨員還是普通黨員，若當選為工人國家或其經濟機構、以至其它社會機構的領導人，其工資一律不得高於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
（4）先鋒黨不能在政治上或思想上壟斷或控制政治活動和文化活動。堅持多黨制原則。
（5）黨機構與國家機構完全分開。
（6）黨要真正地參加革命國際，而且接受其它革命組織的同志式的批評。任何在工人國家當政的黨不可控制國際。
-------------------------------------------------------------------
七、對社會主義民主有明確立場，是爭取無產階級走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必要條件
改 良主義領導要在帝國主義國家工人階級中反复灌輸資產階級民主的神話與幻想，因此，保衛一個清晰明確的工人民主的綱領，是反對改良主義領導的鬥爭的不可缺少 的部分。在官僚化工人國家所展開的政治革命過程中，保衛這個清晰的工人民主綱領，也是與反對各類親資本主義的幻想與反蘇維埃偏見的鬥爭不可分的。
一 方面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法西斯主義與其它形式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獨裁制度，另方面是蘇聯、中國、東歐及其它官僚政權的經驗，這兩方面的悲慘歷史經驗，使資本主 義國家和官僚化工人國家的無產階級，對於推翻資本主義以後所產生的任何形式的一黨制及對民主權利的任何限制，都是極度懷疑的了。
革命的馬 克思主義者如果給人任何印象，說工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比資產階級民主有更少的政治自由──包括批評政府的自由、組織反對黨的自由、出版反對意見的報紙的自 由──那末戰勝議會幻想的鬥爭，若非注定失敗，也會特別困難。革命的先鋒分子在這方面任何躊躇與含糊，只會幫助自由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走狗來分裂無產階 級，而且推使無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以保障民主權利為幌子，走到保衛資產階級議會之路去。
有人爭辯說，上面所有論點，只能應用在僱傭勞動 階級已佔經濟活躍人口的大多數的國家裡。不可否認地，獨立小生產者仍佔人口大多數時，這種社會力量的關係在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充分發展的道路上樹立了障礙 物，而且客觀上導致工人國家官僚化的現象。但是我們首先要著重指出這些經驗的特殊性，指出這些經驗在大多數半殖民地國家不會重複。
其次，我們要強調指出，這些工人國家官僚化的極端形式，即使在落後國家，也不單是不利的客觀環境造成的，而且也是領導建立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政治上畸形變態的產物。
由 於漸多的半殖民地國家正在局部地工業化，他們的無產階級在經濟活躍人口中所佔的比重已經比1917年的俄國或1949年的中國無產階級的比重為大。從革命 危機一開始，（智利就是一個例子）這個無產階級根據自己的鬥爭經驗，就會很快提高其意識及自我組織的水平，以至將組織蘇維埃式的機關提上議事日程。在這個 意義上來看，而且特別因為這可以應用到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上，第四國際主張這個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基礎的工人代表會民主的綱領，在基本要素上就是世界 革命的通行綱領；這個綱領基本上與工人階級本身的社會性質、歷史需要、思想方法及群眾活動相適應的。這個綱領並不是專為「最富有的國家」的工人階級而設的 「奢侈品」，雖然因為某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佔人口的比重特別小，它的具體應用可能會有某種限制。
同樣的，我們需要在觀念上及在理論上區別資 產階級民主機構與無產階級民主機構，資產階級民主機構主要在帝國主義國家興盛，這是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數以億計的工農群眾的超級剝削及最殘酷 鎮壓他們的基本民主權利的結果。無產階級民主機構，包括其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建立的核心組織，是工人階級經過幾百年的自我組織的鬥爭、犧牲、成功，並提高其 階級覺悟的結果。資產階級民主正遭受歷史的唾棄，一定會消失。無產階級民主在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鬥爭之中和以後，以及在建設世界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過程 中，勢必獲得前所未有的生長與發展。
顯然，要工人民主得以健康運作，首先社會要有普及的碼的文化水平和工業化程度。當社會狀況是勞動人 民中一大部分是文盲時，統治模式變得官僚墮落的可能性更大了。因此，列寧才在他晚期的著作中不斷強調有需要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在古巴和尼加拉瓜進行的掃 盲運動，是值得仿效的模式。
可是，在落後國家，初階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下，未必會實行各人口層份按比例產生代表，而是有可能公然讓工人階級的代表獲得較大比重（相對於農民來說），正如1918年的蘇聯憲法所規定的。
-------------------------------------------------------------------
八、社會主義民主綱領何以至今未廣泛實現？
我 們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不是「規範的」，而是綱領式的。正像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綱領一樣，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觀念只是一個客觀歷史趨勢的自覺的表現，是工 人階級在革命危機的情況下自然地提出來的要求。歷史顯已證明，從巴黎公社到最近幾年的革命，即從1905年的俄國及芬蘭革命、1917年的俄國革命、 1918－19年的德國革命、1918－19年的奧國革命、 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1919－20年的意大利革命鬥爭、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1925－27年年的中國革命，以及包括許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 在內的所有大洲上的無數國家的無數總罷工的經驗，工人階級都顯示出有成立自己的組織、工人代表會或類似組織的趨向。我們堅決相信，這個由馬克思、列寧、托 洛茨基和盧森堡所清晰地理解而歸納成綱領的歷史趨向，定會在目前及未來的革命中顯示出來，而且比過去的革命時期更明顯。
反對上述看法的人，引證說，到現在為止，所有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總是導致由少數人、一個黨或者那個黨的領導機構實行專政的政治制度，不是由全體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我 們不同意有些人說，建立堅定持久的工人代表會政權之所以會遲遲未能實現，是因為無產階級先天地缺乏行使政治或經濟權力的能力，必然要將政權交給特權的少數 人去運行。工人代表會的政權在蘇聯的確存在了幾年，雖然資產階級及官僚層日後偽造歷史，說它沒有存在過。我們至少要說，這樣一個結論，在目前階段還是言之 過早，正如在最初幾次資產階級革命以後，說資產階級統治是與普選權不相容的講法，同樣是言之過早。
恰恰相反，在現有的工人國家裡，到現在為止，工人代表會的政權，還只是例外的現象，而不是存在的規律，基本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無產階級在這等國家的創建過程中所佔的份量非常小－－在1917－23年之間蘇俄的無產階級不但非常微弱而且愈來愈加微弱。
下 述一連串的歷史因素起著交互作用－－俄國的落後，俄國革命的孤立，蘇維埃官僚層之取得絕對權力，共產國際內斯大林派的勝利並主要由此「勝利」招致失敗所發 生積累的影響，國際無產階級的其它較好的革命領導始終不曾出現，傳統的官僚機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能夠控制工人階級，革命的興起主要採取持久游擊戰形式 而且其領導層受斯大林主義意識影響－－上述諸因素帶來了在一段時期中新的工人國家產生，但從頭起無產階級所佔的比重非常小，也沒有無產階級的鬥爭形式和組 織形式。
此外，工人階級在中國及越南等國家中的比重之小，再加上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所面對的問題的特殊性質－－在比俄國還要落後、還要缺乏資源的情況下，要開始工業化以及開始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問題－－都在走上社會主義民主的道路上產生了額外的客觀障礙。
由於所有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在這些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從一開始就官僚化，工人階級從來沒有直接地行使過政治權力。
但 在目前的時期，無產階級在世界革命具體進程中的比重比之1945－68年是大大增加了。這是由於許多工人國家和半工業化的倚賴性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有 了質的增強。新一輪的革命鬥爭，可以舉1968年5月法國和1974－76年葡萄牙革命為代表，並繼之以官僚化工人國家政治革命的興起（捷克、波蘭）。要 證明這點，可看近年來在不僅是智利和葡萄牙而且是伊朗和尼加拉瓜的革命蠭起中，重新出現總罷工、城巿群眾起義和蘇維埃式的自我組織形式。同時，在群眾的意 識無可避免地經過落後於現實的這個階段以後，世界一部分無產階級已經了解斯大林主義的真正的本質（他們在1936年或1945年都沒有了解），堅定地拒絕 接受類似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型式」。不但在西方的一些帝國主義國家，而且在東歐、中國、巴西等國家，無產階級都是如此。
我們的基於工人代表會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綱領，既不是「抽象的模式」，也不是烏托邦的空想，而是反映真正的基本的歷史趨向。這個歷史趨向，雖因二十多年世界革命失敗所產生的客觀及主觀的結果而一度受到抑制，惟現已更有力地重新確立起來。
我 們也不能接受一個論點，說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的話，即只要保衛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及革命的國際擴張還是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中心問題時，工人代表會式的民主 政權是「不實際的」。我們相信，相反地，工人代表會的民主勢必加強工人國家的自衛能力，勢必加強它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的吸引力，也就是說，有利於反帝 的鬥爭及革命的國際擴張。
-------------------------------------------------------------------
九、答復來自斯大林主義的教條
官 僚統治層的意識形態本質上一向是實用主義的。但是，支持這個意識形態的是幾個理論和教條，它們具有內在的一貫性，而又是與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矛盾的。官 僚層的意識形態的中心思想，就是由一個黨以工人階級的名義實行統治；儘管這個意識形態並非經常可以明確地表述，但也可以綜合如下：
（1）「領導的黨」或者其「領導核心」（「列寧主義中央委員會」），即使還不至於壟斷科學知識，但至少壟斷了最高的政治意識，因此保證在政治上永不犯錯誤（「黨永遠是正確的」）。
（2） 工人階級，尤其是一般的勞動群眾，因為政治上太落後，太受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帝國主義的宣傳」影響，太喜歡為了眼前的物質利益而反對長遠 的歷史利益，所以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不能容許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來直接行使國家權力。真正的工人民主就有可能會帶來一連串有害的「客觀上反革命」 的決定，這就開啟了資本主義復闢的道路，或者至少會嚴重妨礙及延遲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
（3）因此，無產階級專政只能由「無產階級的領導黨」來實行，換言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的專政，這個黨或是代表基本上被動的工人階級，或是主動地建立於「群眾的階級鬥爭」，但群眾本身是沒資格、不願意、或者沒有能力通過制度化的權力組織來直接行使國家政權的。
（4） 因為黨（也只有黨）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工人階級的利益被認為是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問題上都是一致的，所以「領導黨」本身基本上是一元化的。任何反 對派傾向必定是以某一形式反映異階級的壓力及異階級的利益（毛派的結論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永遠是「黨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這些觀念的 邏輯結論就是單一的黨在社會生活各方面實施一元化的控制，黨應該直接控制「巿民社會」的所有部分。
（5）另一個主要假定就是，在建設社會 主義的時期，階級鬥爭會愈益加劇（這些假定假如不與上面幾個假定結合起來就不一定達到同樣的結論）。從這個假定就得出，即使生產手段私有製早已廢除，不管 生產力達到什麼發展水平，資產階級權力復辟的危險是愈來愈大的。資產階級復辟的威脅常常被描述為在這個或那個社會、政治、文化或者科學部門的資產階級思想 取得勝利的機械的後果。由於資產階級思想被賦予這麼大的威力，對客顴上代表這些思想的人的鎮壓，就成為這個假定的一個必然結論了。
所有這 些假定與教條，從一般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都是不科學的，而且從蘇聯和其它國家的推翻資本主義統治及其後發展的真實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看來，都是站不住 腳的。這些假定與教條，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使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遭受損害，而且阻礙了反對資產階級及其思想殘餘的鬥爭。
但是，正因 為這些假定有其內在的一貫性，而且已被斯大林時代的各國共產黨普遍地接納為教條－－反映了官僚層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物質利益，而且為其獨裁統治辯護－－從 那以後他們從來沒有被任何共產黨明白而徹底地加以批評或排斥。這些觀念繼續苟延存續下去，至少局部地在共產黨及社會黨的許多領導人及乾部的思想裡，即是在 工人運動的官僚層的思想裡；它們繼續成為替限制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的各種形式辯護的思想來源。
必須注意到，除了受斯大林主義影響的組織 外，也有一些組織在這方面提出類似的觀念，以替他們自己內部所實行的部分類似做法辯護。因比，我們更有必要強調這是與列寧和托洛茨基（更不用說馬克思和恩 格斯）以及我們的歷史運動所鼓吹的完全相違背的，為了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必須對這些觀念和他們引發的實踐作出明確的的有系統的批判。
第 一、認為工人階級是單純一致的，只要由一個黨來獨霸代表即可的觀念，既不符合一切歷史經驗，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時代和推翻了資本主義以後的現代 無產階級的實際成長的分析。人們頂多只能為以下的論點辯護，即只有革命的先鋒黨才能在綱領上保衛無產階級的長遠的歷史利益及無產階級的目前的整體階級利 益，以反對民族的、區域的、地方的、特殊部門或特殊技術的、過份享有特權的局部利益。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採用唯物辯證的觀點，而不是採用唯心機械 的觀點，我們會補充說，只有黨真正取得大多數工人的政治領導權以後，才可以說目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階級利益的真正的而不是理想的結合已在實踐中 達到，因而犯錯誤的機會大大減少。即使如此，仍不能排除在某些特殊的問題上，黨仍可能犯錯誤。
事實上工人階級的分層化及工人階級的意識發展的分層 化是確實存在．而且是由客觀決定的。同樣地，在工人運動中目前利益與歷史目標之間的鬥爭是非常緊張的（譬如工人國家中的目前消費與長遠投資之間的矛盾）。 這些矛盾的根源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不平衡發展；就是因為有這些矛盾，所以才需要革命的先鋒工人黨，而不是需要一個「包括所有工人在內」的單一個工會。這也 表示，人們決不能否認，對勞資之間的階級鬥爭，對目前要求與歷史目標之間的關係，會有不同解決方法的不同的黨，可能而且已經在工人階級之內產生，而且真正 地代表工人階級內部各不同層分的利益（不管是純粹的局部的利益、享有特權的一部份人、異階級力量的意識形態壓力等等）。
我們也要看到一個可能性，就是在一個國家內出現幾個革命政黨，它們之間的分歧未必能在革命前通過合併來解決，而這個局勢會迫得需要尋求各個黨大致上緊密連繫的陣線，以決定共同的政治行動。
第 二，實行黨內民主的革命黨大大有助於對社會經濟及政治的發展作出正確分析，而且能夠對這個發展得出正確的戰術上及戰略上的解決方法；因為黨可以用科學社會 主義的方法，即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總結和概括所有過去的階級鬥爭的經驗。這個對目前政治局勢所作出的綱領，使革命先鋒工人黨比工人運動的其它傾向，比工 人階級的未曾組織起來的部份，較少可能作出錯誤的結論，較少可能得出不成熟的概括，對未能預見的發展較少可能作出讓步與從事無原則的政治妥協等等。
但 是，並沒有永不犯錯誤的黨，沒有永不犯錯誤的黨領導層、或個別的黨領袖、黨的多數派、「列寧主義的中央委員會」，等等。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從來不是一定能夠 達到的綱領。分析新局勢決不能全靠歷史的先例。社會現實經常在變。新的不可預見的發展經常在歷史的轉折點出現。馬克思、恩格斯未曾分析過恩格斯死後的帝國 主義現象。布爾塞維克未曾遇見到先進帝國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的延遲。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官僚墮落沒有被列寧包括在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中。托洛茨基也沒 預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革命群眾的鬥爭而建立的許多（從開頭就已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南斯拉夫、中國、越南），會由非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所領導，等等。 在經典著作或在現存的綱領中，找不到對新現象的完全的現成的答复。
而且，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新問題一定會發生，對於這些新問題，革 命馬克思主義綱領只提供一般的參考架構，不能提供現成的正確答案。為這些新問題找尋正確答案的鬥爭就牽涉到理論的政治的分析及討論，和革命的階級實踐之間 的經常的交互作用。最後的決定還是要靠實踐的經驗。在這種情形下，任何對政治及理論討論的限制，以至進一步地對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的限制，即對社會主義民 主的限制，一定會阻礙革命黨得出正確的政策。因此，如果要成功地沿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前進，上述的限制不但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在實踐上也是無效用 的、有害的。
一黨專政的製度，缺乏多元性的政治團體、政治傾何及政治黨派，用行政方法限制自由的政治及思想的討論等等，其所產生的嚴重後 果之一，就是當工人國家的政府犯了錯誤時，很難很快地改正錯誤。在建設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工人國家的政府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正如工人階級 的大多數，其不同層分，不同政治組合也會犯錯誤一樣。只有自由的政治討論、反對派團體自由的運用大眾傳播工具、群眾的高度政治覺悟與廣泛參與政治生活，以 及群眾控制各級政府與國家的活動，才能迅速改正錯誤。
一黨專政的製度缺乏上述改正錯誤的方法，所以更難改正嚴重的錯誤。斯大林主義制度所 建基的黨永不犯錯誤的教條，不但否認黨政策的錯誤（尋找自我辯護，尋找替罪人），而且會盡量延遲錯誤的改正。從經濟的損失方面而言，從勞動群眾所遭受的不 必要的、客觀上可以避免的犧牲而言，從勞動群眾所遭受的階級敵人導致的政治失敗、以及從無產階級的政治上迷失方同與喪失士氣而言，這個一黨專政的製度所付 出的代價是令人震驚的；1928年以後蘇聯的歷史就是明證。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斯大林及其門徒，在農業強迫集體化帶來災禍以後，還要在農產 品收購價格等細節問題上，頑固地堅持他們的錯誤政策－－這當然只能用蘇聯官僚層在當時特殊的社會利益來解釋－－這就使蘇聯人民遭受了整代人糧食缺乏的恐 慌。其所產生的壞結果直到五十年以後的今天，仍未消除。如果當時的蘇聯在選擇不同的經濟及農業政策方面有政治討論自由的話，上述災禍是不可能發生的。
第 三、限制無產階級的民主權利是有利於逐步「教育」所謂「落後的」勞動群眾──這觀念簡直是荒謬的。不下水怎樣學會游泳呢？群眾除了從事政治活動及從這些活 動的經驗中學習以外，沒有其它方法可以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只有具有犯錯誤的權利以後，才能從錯誤中學到東西。說群眾的思想「落後」的這種家長式的偏見其 實就是對群眾活動懷有保守的小資產階級的恐懼，這與革命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官僚層之所以極端地恐懼社會主義民主，並不是出於「綱領」的理由，而是因 為社會主義民主的政府形式與官僚層的物質特權不兼容，更不必說與它的權力不兼容了。馬克思主義者之贊成充分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因為他們相信，以群眾會犯太 多錯誤為藉口來限制群眾的政治活動，只會使工人對政治越加冷漠，換句話說，這種解決群眾落後性的辦法恰恰是在加強群眾落後性。
第四、在生 產手段及社會剩餘產品全部社會化的情況下，少數人長期獨霸政治權力－－即使這個霸權的革命黨在開頭有最純粹的革命動機－－就會有很大可能刺激官僚化的客觀 傾向。在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之下，誰控制國家行政機構，誰就控制了社會剩餘產品及其分配的權利。特別是（而且不只是）落後的工人國家裡，經濟的不平等在開頭 還是存在的；這個經濟的不平等就能夠變成貪污和物質特權與社會分化的泉源。「政權的取得，不但改變了無產階級對於別的階級的關係，而且改變了無產階級內部 的結構。執掌政權變成某一個社會集團的專門事業。這集團愈把自己的作用看得很高，就愈急於要解決自己的「社會問題」。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中文本第93頁）
因此，在客觀上就有必要使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來真正地控制決定權，而且還可以有無限 制的機會來譴責包括最高層在內的工人政權各階層對物質的偷竊、浪費、濫用及非法的沒收。如果反對派的傾向、團體及黨派沒有行動、宣傳、鼓動及利用大眾傳播 工具的充分自由，則群眾性的民主控制是不可能的；這裡唯一的條件是反對派不用武力來推翻工人政權。
同樣地，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 渡時期，甚至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各種形式的社會的勞動分工不可避免會殘存，從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工人組織形式及勞動過程也是不可避免地部分或全部殘存 著，這使生產者的創造能力不能充分發揮。這些不利的條件是不可能如毛派所主張的用思想灌輸、道德規勸、或者周期性的「群眾批鬥」所能改正過來，更不可能用 神奇的權宜措施如乾部及領導人每月或每週做幾天體力勞動就可改變的。在走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道路上，只有生產者群眾（首先是最受剝削的體力工人） 對「仍具有功用的」特權層實施真正的政治及社會控制，才能阻止上述客觀的障礙物變成物質特權的強大來源。達到這個目標的主要條件就是所有工人的工作日要急 劇減低、要有最充分的蘇維埃民主，以及快速地提高工人文化水平的充分教育機會。
為了免得受權力被專門人員操縱的侵蝕，革命黨要反對其黨員在國家機關和黨領導層戀棧權位。
官 僚化工人國家目前的情況使它很難向無產階級民主的道路上前進。只有在下列的兩個條件其中一個或者兩個同時發生的時侯，目前的情況才會有質的改變：（1）一 個或數個工業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這樣一個革命就會大大推動全世界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而且馬上會開啟急劇提高生產力的可能性，消滅物質缺 乏的現象。這物質缺乏的現像是寄生的官僚層得以鞏固的根本原因。（2）在官僚墮落或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如蘇聯或中國爆發政治革命。這樣不僅帶來官僚層及其 「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終結，還帶來無產階級民主的崛起，並在國際上產生巨大的反響。
政治革命成功以後，就可以在所有工人國家實現共同的經濟計劃，因而保證生產力的大躍進，幫助移除寄生的官僚層的經濟基礎。
第 五、資本主義國家政權及生產手段私有製被廢除，並不會自動或同時帶來個人財富、文化遺產、及思想影響方面的特權的消失，更不必說商品生產的所有因素的消失 了。在資產階級政權被推翻、資本主義財產被廢除以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特別是當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還不能夠保證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自動出現與鞏固的時 候，小商品生產的殘餘及貨幣經濟因素的殘存，還可能使在這環境裡的資本原始積累重現。同樣地，在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上已失去了統治階級地位以後的很長一段 時期內，社會及經濟上的某些不平等現像還會殘存；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風俗、習慣、文化價值等等的影響還會在社會生活的較大的圈子及較大的層分中 繼續存在。
但是，如果從這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所以，為了不要使這些「資產階級影響的小島」成為資本主義復闢的基地，工人階級才少不了國家 權力）得出結論，說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是用行政方法鎮壓資產階級思想，則是完全錯誤的。歷史經驗曾相反地證明用行政方法反對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思想 是完全無效的。事實上，長遠來說，因為無產階級缺乏真正的政治鬥爭和思想爭論的經驗，而且因為官方的「國家理論」缺乏可信性，這種行政的鎮壓方法只會加強 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對無產階級的支配，而且使無產階級群眾在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下被解除思想武裝。
為了消滅這些小資產階級思想對勞動群眾的影響，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
（1）與所有主要生產數據的收歸國有化同時進行的，是將印刷所、電台、電視廣播站等等收歸國有，即是說，解放傳播媒介，使之不受廣泛散播思想的大企業的物質支配。
（2）創造使這些思想失去再生的物質基礎的客觀條件。
（3） 在意識形態及政治方面對這些思想發動毫不留情的鬥爭，這種鬥爭只有在公開的討論及公開的針鋒相對的情況下，換句話說，這種鬥爭只有在思想反動的人可以有保 衛他們的思想的自由時，在有思想及文化的多元主義的自由時，才能有完全成功的希望，只要思想反動的人不用暴力行動來反對工人政權。
只有那 些不相信馬克思主義及唯物論的優越性，對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沒信心的人們，才不敢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跟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作公開的思想鬥爭。 一旦資產階級的使用大眾傳播工具的機會與其人數成正比的時候，就沒有理由懼怕經常的、自由的、坦白的意見交換。這種觀念的交鋒是工人階級在思想上教育自 己，而且脫離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影響的唯一方法，如此，則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便充分地顯示出來。
國家若用行政和鎮壓的方法使馬克思主義 （更不必說對馬克思主義作特別的解釋）在意識形態及文化方面佔據獨霸的位置，只能使馬克思主義從批判的革命科學，從解放無產階級及建立無階級社會的武器， 倒退成了無生氣的令人反感的國家教條或國家宗教，使它不斷地在勞苦大眾尤其是在青年之間失去吸引力。這情形在今天的蘇聯非常明顯，因為「官方的馬克思主 義」所佔的獨霸地位，掩飾了在一切領域上，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貧乏。馬克思主義本質是批判思想，它只有在充分的討論自由及經常與其它思想針鋒相對的 氣氛之下，也就是在充分的意識形態及文化的多元主義的氣氛之下，才能發揚光大。
-------------------------------------------------------------------
十、工人國家的自衛問題
很 明顯地，任何工人國家必須保衛自己，反對任何推翻它及公然違抗它的基本法律的企圖。在解除了資產階級武裝和結束了內戰以後而崛起的具有工人民主的穩定的工 人國家裡，憲法及刑法都禁止私人佔有生產手段或私人僱用勞工，正如資產階級國家的憲法及刑法禁止個人侵犯私有財產權利一樣。同樣地，只要我們尚未到達無階 級的社會，只要無產階級的階級統治還殘存，只要資本主義復闢的可能性還存在的話，無產階級專政的憲法及刑法就會禁止及處罰武裝暴動的活動、用暴力推翻工人 階級政權的企圖、對工人政權的代表施行恐怖主義的攻擊以及替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當間諜進行破壞等等。不過，只能對有證據確鑿的行動或積極的準備工作予以處 罰，隱含地或公開地為資本主義復闢作一般性宣傳則不予處罰。這意思就是說，所有在實際上遵守工人國家的憲法而且在其機構（即蘇維埃）的合法範圍之內活動的 人，包括親資產階級分子，換言之，所有那些不以直接行動從事推翻工人政權及集體財產製的人們、都應該有組織政治團體的自由。
工人不需要把 「教唆」他們將工廠及銀行恢復私有的言論當作一種有致命危險的宣傳。大多數的工人不可能會「聽信」那種宣傳的。帝國主義國家。官僚化的工人國家及愈來愈多 的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人階級已是足夠強大了。所以不需要把「言論犯罪」及「反甦的鼓動」的觀點引用到刑法上或者成為工人國家的日常措施。
把煽動人們用暴力反對工人政權，與讚成恢復資本主義的政治活動意識形態、立場或綱領，嚴格區分開來，這是很重要的。工人國家應該鎮壓恐怖行動，但是對付反動的政策與思想，就應該用政治和思想鬥爭的方法，這不是「道德」或「軟心腸」的問題；基本上這是實際的長期效益的問題。
在 寄生的官僚層所統治的國家裡，斯大林主義有計劃地濫用「與帝國主義勾結」、「替外國政府充當間諜」、「客觀上為帝國主義服務」、「反蘇」或「反社會主義的 煽動」、「破壞及誤導別人的活動」等誹謗性的指控，來譴責及鎮壓任何形式的政治批評、反對行動或非正規行動，而且以這些為藉口進行大規模的野蠻的鎮壓。斯 大林主義的這種災禍性的經驗，使一般的工人對於它的濫用司法刑警機關或精神病院，採取極度的（基本上是有理由的）不信任。因此我們需要強調指出：無產階級 及其國家之運用鎮壓性的自衛行動以反對用暴力來推翻工人政權的企圖，應該限於證據確鑿的行動及罪行，絕對不應該牽涉到意識形態的、政治的及文化方面的活 動。
第四國際保衛而且要擴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刑法及司法方面所得到的最先進的革命成果，而且要為把這些成果寫入社會主義的憲法及法典而鬥爭。這些成果包括以下的權利：
（1）應訂定一套成文法；不應追溯既往的罪行；提供證據的責任在於控方；在沒有犯罪的證據以前，應該假定被告人無罪。
（2）任何人都有充分的權利，自由決定其辯護的內容；法律辯護人不應該為了在審判中所用的辯護文件或辯護方式而受到檢舉。
（3）反對個人犯罪要由團體、家庭等集體負責的觀念。
（4）嚴禁任何形式的酷刑逼供。
（5）除了內戰及戰爭時期以外，嚴禁死刑。
（6）擴大陪審團的公開審判制度，而且使這制度普遍化。
（7）所有法官都應民選，勞動大眾有罷免法官的權利。
工人國家能夠慢慢地吸收更多的群眾參加法律的工作，來代替職業性的司法人員制度。這工作可以從地方及較輕的罪行方面做起。
很 明顯地，所有這些事情，以及在資產階級的武裝抵抗停止以後、無產階級專政的刑法制度的運用和法典的最後的審定，都要由工人代表會作最後的決定。我們只向工 人代表會提出綱領式的建議，而且用政治的方法在工人代表會中爭取多數的支持。防止國家誤用這些鎮壓制度的最基本的保證，就是勞動群眾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有 最廣泛的社會主義民主，以及廢除由少數人壟斷武器的特權，換言之，武裝全體無產階級。我們相信工人階級決不會誤用它的權力，也不會失去必要的警覺來保衛它 自己的專政，以反對任何恢復資產階級的剝削的、壓迫的統治的企圖。
但是，正如列寧所指出，「無產階級已完成社會革命， 並不足以將它變為聖人，也不會使它免犯錯誤和擺脫弱點。」正因此，在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革命共產主義者不應放鬆警覺。共產主義前衛者必須揭露 「官僚主義」的最微細的證據，譴責和打擊無產階級國家所有濫權的情形，確保平等主義和民主的原則受尊重，保衛婦女的利益以及種族、民族和宗族的少數者利 益。總而言之，對於無產階級國家也要扮演共產主義前衛的角色。
我們的原則性綱領性立場是：一切在實踐中尊重集體財產及工人國家憲法的人， 都應該享有無限制的政治自由。這並不是說，不管具體情況都一定要全面貫徹這樣的標準。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過程中，由革命的危機而發展到起義，是不可避免 的。在起義以前的時期以及起義的時候，當政權由一個社會階級轉移到另一個階級的時候，暴力事件的震蘯以及法治的缺乏的情況會發生。只有當起義得到大多數人 民的支持－－僱傭勞動者的大多數－－至少在那些僱傭勞動者已經是最大的社會階級的國家裡，無產階級才能得到勝利。支持這個起義的群眾的動員越廣泛，因這個 巨大的社會變革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暴力與橫蠻行為就愈少。
同樣地，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前，內戰或者外國軍事的干涉可能會發生；換句話 說，舊的統治階級及其國際的盟友可能會用武力來推翻工人政權。在這種情形下，應該應用戰爭的法規，這時候，也許需要限制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動；沒有一個社會 階級、一個國家，會讓積極用武力推翻他們的人享有充分的權利；無產階級專政在這點上也不能例外。
更具體來說，所有參加或者被確鑿證據證明積極地支持或者準備反革命的暴力行為的個人、組織及黨派將會被鎮壓，而被放置在不能再從事這些活動的環境中；鎮壓的程度及具體的方式要看某個國家或某些國家當時的情況和力量關係而定。
在 建立成功的工人國家的第一階段，為了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抵抗或者資產階級推翻工人國家的企圖，成文的刑法－－社會主義法治－－的建立可能會被延遲，因為革 命的首要任務是解決危機的局勢，這不能等到法治建立以後才去進行。歷史經驗已經再三地證明，擊破資產階級的武裝抵抗的過程愈快愈激烈，實際的內戰時間就愈 短，在社會變革中所付出的人命代價就愈少。
決定革命的長遠效益的準則，是把眼前的權宜之計，同社會主義新秩序的鞏固的問題結合起來，而且 這個新秩序要以最廣泛的群眾支持和群眾參與為基礎。對階級敵人的權宜之計，甚至於在內戰的情況下，要真正有效，必須能夠提高而不是降低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 及信心，它對於建立工人國家及無產階級社會的能力的信念，它的積極的支持及參與國家的管理，以及他的動員及自我組織的能力；甚至在內戰的情況下，上述的基 本標準決不能忘記，特別是因為未來的革命能夠在遠比俄國1919或1920-1921年好的力量對比下發展。
關於上面的情況，托洛茨基在 1940年說的話表達得最清楚，他那時說的話更適合現在的情況：「根據預測，我們可以定出以下法則：資本主義制度崩潰的國家愈多，則其它國家的統治階級的 抵抗愈弱，社會主義革命的尖銳性質愈低，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愈不強暴，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愈短，在新的、更充分的、更完善的、更人道的民主制度的基礎上重 新建立起來的社會的誕生就愈快。……如果社會主義不但不能夠帶來人身自由在法律上不可侵犯，而且也不能充分地保證人類品格的所有的利益，則它便沒有價值 了。」（托洛茨基：《世界局勢與前景》，1940年2月14日，見1939－40年托洛茨基文集，155至I56頁）
我們也應該強調指出，在內戰或戰爭情況下社會主義民主之受到限制，應該由資產階級反革命及國際帝國主義直接地負政治上及物質上的責任；這就是說，要向整個社會，及向過去的統治階級的殘餘分子，清楚地指出，對付他們的方法，歸根到底要視乎他們的實際行為而定。
-------------------------------------------------------------------
十一、國際革命與反革命
只 要帝國主義至少在幾個主要的國家－－特別是美國－－仍然生存，它決不放棄以經濟壓力及軍事力量阻止社會主義的擴張，也不會放棄收復資本無法直接剝削的領土 （開頭是收復一部份，以後是全部）。這種複闢決不可能用漸進的和平方法，正像推翻資本主義也不會用和平的漸進的方法一樣。
因此就有以下的 結論：任何一個由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所產生的工人國家和任何工人國家集團，不管其官僚化或社會主義民主的程度如何，將會與國際資本處在武裝停戰的狀態，在 某種情況下，這可能會導致公開的戰爭。因此，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從物質及人力的角度來看）在軍事上作持久的準備，以對付公開戰爭的挑戰。
雖 然我們並不同意說核子戰爭必然會發生，但我們也不同意說，僅靠資本主義國家勞動階級的宣傳、鼓動及階級組織就足以阻止帝國主義所發動的旨在反對新、舊革命 的侵略戰爭。只要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仍未推翻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反革命戰爭的危險便一直存在，當權的無產階級必須對這種危險作好準備，正 如它要幫助其它國家的起義的群眾對付國內及國際反革命的武裝干涉一樣。
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保持軍事準備，意思就是要撥出資源來生產戰備，這些資源本可以用來加速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這個原因再次推翻說可在一個或幾個國家最終建成社會主義的反動烏托邦。
工 人民兵和人民民兵是工人國家武裝自衛的基礎，但工人國家也需要維持一隊軍隊，有專門使用尖端武器的技能。工人軍隊本身將會是新式軍隊，反映出它的階級基 礎，像蘇維埃共和國所創立的紅軍初期一樣，它將要廢除官員等級制度，用兵士代表會和民主選出的指揮官來取代它。一般來說，「正規軍與民兵之間的相互關係能 夠顯示實際朝向社會主義前進的程度」（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英文本第218頁）。
但這句話絕不表示由於帝國主義對工人國家施加外在的壓力，因此工人國家必然會產生官僚墮落或對社會主義民主必須作出嚴格限制。
首 先，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興起和勝利，並不是資本主義包圍蘇聯的直接的自動的後果。它的產生是以下幾個因素獨特地結合起來的結果：俄國相對落後；俄國無產階 級相對微弱；世界革命初遭挫敗；資本主義包圍；無產階級先鋒隊對官僚的問題在政治上沒有準備；官僚權力逐漸興起，影響了全世界革命鬥爭浪潮的結果；除了莫 斯科控制的共產黨以外，別無其它無產階級領導。這些因素因國際革命屢遭失敗而更加深。但是，這些因素的結合極不可能會再度出現，尤其是當成功的社會主義革 命發生在工業上遠比I917年的俄國或1949年的中國更進步的國家時。
即使是在今日，俄國的落後程度與國際資本主義比較起來已不怎麼嚴 重，俄國無產階級的客觀力量也比1923年或1927年的無產階級大得多。如果現有的工人國家的相對的力量，再加上西歐、日本、或最大的拉丁美洲國家－－ 更不必說美國－－的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力量，那麼，與國際資本的力量關係對比就會有很大的改變，資本主義就會大大不利並大大惡化；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 義環境的壓力和加強軍事準備的必需性，不會再構成嚴厲限制社會主義民主的客觀原因。
再者，如果由於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和世界上富有的資產 階級還存在，迫使現存的工人國家在長時期之內面對持久的有可能爆發的武裝交鋒及國際戰爭，因而工人國家需要保護自己免受外國帝國主義的干涉威脅，但這並不 表示要把有可能發生的戰爭的狀況與真正發生的戰爭狀況等同起來。混淆可能發生的戰爭同實際發生的戰爭，正是斯大林主義者及各種親官僚層分子不斷用來替寄生 性官僚統治之扼殺民主行徑辯護的藉口。
而且，蘇聯、東歐及中國今日所面對的主要問題不是在戰爭或內戰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立刻復辟的危險。這 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所面對的問題，是特權官僚層對經濟、政治及社會生活的獨裁控制。這種控制導致巨大的惡果，使這些國家的群眾對自己國家的認同大大動搖－－ 因此，從長遠來看，削弱了在將來帝國主義軍隊有可能入侵時群眾成功加以抵抗的能力。
因此，更為必需的是保衛所有的民主權利以反對官僚層所強加的限制，以及推展反官僚層的政治革命鬥爭。這樣做，將會增強而不是減弱工人國家抵擋帝國主義侵略的能力，包括其積極援助世界革命過程的能力。
最 後，整個論點應該反過來說。我們否認：為了成功地保衛勝利的革命及將革命向國際擴展以反對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因而要限制社會主義民主，以至要實行官僚專 政，認為那是必定要付的代價。恰好相反，我們認為：這種限制勢必減弱無產階級專政在政治上及在軍事上反對帝國主義的能力。
勞動群眾的高度的政治自覺和社會主義信念，高度的政治活動、動員及警覺，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教育與活動，凡此等等，都能夠增強工人國家的自衛能力及軍事力量。
歷 史已經證明，歸根到底，任何國家的最強大的自衛能力主要靠以下兩個因素：人民群眾對本國有較高度的社會團聚力和政治認同；以及較高度的平均勞動生產力和生 產能力。社會主義民主愈廣泛，限制愈少，則絕大多數人民對工人國家的認同就愈高，勞動生產力的增長就愈快，達到比帝國主義更有決定性的技術進步的可能性也 就愈大。從這個觀點來看，在帝國主義對工人國家及對正在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有可能發動侵略戰爭的世界局勢中，社會主義民主不但不是「奢侈品」，而且，即使 在純軍事方面，還是工人國家手中的主要武器。
上面是從防禦的觀點看這個問題；從進攻的觀點看，也是如此。因為帝國主義對過去及現在的革命 發動軍事冒險就必會引起國內的強力反對，因為帝國主義一定要漸增地運用鎮壓及限制群眾的民主權利來減弱反對力量，因此，工人國家的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會對 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安的、受壓迫的群眾產生漸增的吸引力，這就削弱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有利於革命的國際擴張。
工人國家針對帝國主義侵略的 威脅進行軍事上的準備，必須包括實行特別措施以反對間諜，反對國外派來的破壞者，反對可能持續好幾年甚至好幾十年的其它方式的反工人階級軍事行動。但是， 工人國家自衛的特別的技術性措施，但這種需要決不應該用來限制工人民主；決不能因為公民行使批評和反對的權利而說他們是「間諜」或「破壞者」。事實上，群 眾的政治活動、自覺、及社會團聚力愈高（這只有在社會主義民主充份發展下才能實現），真正的間諜及破壞者就愈難在仇視的環境中活動，工人國家的自衛能力就 愈高。
-------------------------------------------------------------------
十二、官僚化的工人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
反官僚政治革命的興起
從 理論觀點來看，蘇聯及其它官僚化的工人國家是極端歪曲的墮落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這是由於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所創造的經濟基礎還沒有被官僚層所摧毀，在這 個意義上，保衛蘇聯及各工人國家，以反對資本主義復闢的企圖（復辟表示歷史的大後退），是根據這些國家仍然是墮落的或變態的工人國家，即墮落的無產階級專 政形式這個事實而來的。
但是，卻不能由此推論說：無產階級專政有不同的歷史形式，它們是差不多相同的，而我們的綱領描述社會主義工人民主只不過是「理想的模式」，只是現實偏離了「理想的模式」，而且在將來還會大大偏離。
無 產階級專政本身不是一個目標，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一個手段，它的目標是創立世界性的無階級的社會，使勞動得以解放，使所有被剝削被壓迫的人們得到解放；這是 解決人類所面對的所有緊急問題的唯一道路。是避免人類陷入野蠻主義的唯一道路。但是在極端墮落的官僚專政之下，「官僚的」無產階級專政不但不能向目標進 展，反而使社會的進展停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而變成了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主要障礙物。這個障礙物只有無產階級通過政治革命才能移開。因此，社會 主義民主，即由勞動群眾民主選舉出來的工人及人民代表會的統治，絕對不是許多無產階級專政形式中的其中一個形式，而是與社會主義目標相符合的唯一形式，是 走向世界革命和全球社會主義的有效武器。我們之所以為而且只為這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奮鬥，理由並不是出於道德的、人道主義、或歷史唯心論的原因（亦即企 圖對歷史過程「強加」某種「理想」形式），而是為了世界無產階級及世界社會主義利益的眼前的及歷史的必要性。
還有，「官僚的」無產階級專 政之能夠興起－－譬如在蘇聯的興起－－只是無產階級在政治上被官僚層所災難性地及長期地擊敗的結果。托洛茨基用「無產階級在政治上被官僚層所剝奪」這個公 式並不是偶然的。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們對我們的階級的政治上的成敗問題，並不採取中立的或冷淡的態度。我們要保證它的成功，我們要用所有可能的方法來 避免它的失敗。因此，我們只能為可以帶來這種成功、可以避免失敗的那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只有政權掌握在民主選舉出來的工人代表會的手中的無產階 級專政，才能保證它的成功，避免它的失敗。
在政治上而言，這個問題並不是純學術性的；這是所有那些工人階級已經深切體會斯大林主義及一般 工人官僚的罪惡及本質的－－不只是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急迫的問題。在所有這些國家，如果不管工人階級對國家及經濟的控制的具體情況如何，只是把「無產階 級專政」與國有化財產等同起來，就會成為朝向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及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上的重大障礙物。這就會在客觀上幫助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 民主黨及各國共產黨把工人階級束縛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範圍之內。
在所有官僚化工人國家，這是更急迫的問題，因為政治革命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在這些國家，如果企圖把工人民主以外的其它形式當作革命的目標，就難免使那些這樣做的人，在興起中的群眾面前自陷於極端的孤立，甚至使群眾對他們產生像對官僚層（即「新主人」）那樣的仇恨。
從 那種政治的觀點看來，我們所保衛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是符合官僚化工人國家的群眾的需要及渴望的唯一的綱領，是代替官僚專政的唯一道路。我們要再三地 說：革命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如果在反官僚政治革命的準備階段、興起、勝利及事後的整個過程中對保護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的干勁及決心有任何躇躊或三 心兩意的話，這勢必在客觀上幫助了復辟勢力，使官僚專政倒退至資產階級民主，而不會進展到社會主義民主。
從1956年10-11 月的匈牙利革命、I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的波蘭革命（它在全國發動的反官僚政治革命路上走得最遠）以及：1968-69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具 體經驗，已可得出政治革命動力的非常重要的結論。「布拉格之春」和波蘭的政治革命的優點是發生在社會、經濟及政治上非常有利的國家，因為無產階級佔經濟活 躍人囗的絕大多數，而且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工會群眾組織的傳統；在波蘭，還有反官僚工人起義及爭取工人自管鬥爭的豐富經驗。
這三個政治革命發端的經驗證實了我們的綱領中所提出並在論述中進一步作解釋的社會主義民主這個內容，只是數百萬工人及勞苦大眾起來反對官僚層的專橫統治時的自覺表現。
反 對秘密警察，要求釋放政治犯，反對官僚統治層鎮壓那些威脅其權力專制的政治及工會活動，反對新聞檢查，反對人治（即要求一切法律必須是成文法及被告人有依 法審判及辯護的權利），反對一黨制度，反對官僚層對經濟制度的控制，反對官僚層的超級物質特權，要求在社會經濟方面的平等權利要大大提高－－所有這些綱領 要點是使匈牙利及捷克群眾走上街頭反對官僚層的主要動力。這些口號一定會在明日使蘇聯及中國人民走上街頭。
工農群眾並不是要使私有財產恢復或是資本主義復闢。斯大林主義者之作這些誹謗，是為了替自己動員蘇聯軍隊入侵匈牙利或捷克，或在波蘭實行軍事戒嚴以反革命的鎮壓這些反官僚群眾暴動而辯護。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口號與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也無關。
在1956 年的匈牙利，各地的工人代表會及布達佩斯中央工人代表會，經過長時間的劇烈辯論以後，主張保護國有化資產，主張除了法西斯主義者以外所有政治黨派均享有自 由。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的時候，運動的最激進的份子首先提出要求給予各種政治組織、政治俱樂部、政治傾向及政治黨派以無限制的自由；這個要求被共產黨內的 幾個大的派別所採納，而且被運動後期所興起的大多數的工會及工人代表會所支持。那些與蘇聯官僚層的反革命干預的軍隊合作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發言人，集中 火力，向「不負責任的」「親資產階級的」作家開火，不惜用任何代價來摧毀他們的言論的表達自由。但是，工人階級的絕大多數，卻支持作家的寫作自由。
在I980 -81年的波蘭，工人階級在16個月時間內，推進了在工人國家內爭取政治民主的最深廣的鬥爭經驗。一千萬有組織的波蘭工人在「團結工會」內所採取的內部民 主，顯示工人階級是奉行無產階級民主原則的。群眾運動提出的口號－－「生產數據及計劃均社會化」，「建立自管的共和國」－－明白地表達了他們希望從官僚層 手中奪回對經濟、對國家的控制，並將之歸由工人集體民主管治，而這個渴求體現在爭取工人自治、建立工人代表會及其協調組織等鬥爭上。團結工會全國代表大會 通過的綱領，聲稱「在自治共和國內，民主的基礎必須是意識形態上、社會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多元化」。它更說：
「波蘭的社會生活必須進行一個深刻的改革，以達致最終能實現自治、民主和多元化。正因此，我們的鬥爭是同時爭取國家機構的改變和獨立自治機構在所有社會生活上的建立和發展。」
在保衛「市民完全有自由結社權」時，綱領說：
「我們相信多元化的原則必須應用在政治生活上。我們的工會對於向社會提出不同社會、政治、經濟綱領的做法會加以協助及保護。」
同類的衝突很有可能在將來每一次政治革命（尤其是在蘇聯和中國）發生。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不能猶豫或騎牆，也不能說這是純粹策略性的選擇。他們必須與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聯盟，保衛大眾的不受限制的民主自由，反對官僚層的新聞檢查與鎮壓。
在 政治革命實際爆發的初期，勞動群眾會將官僚層分為兩派：一派是狂暴地（包括使用武力）反對群眾的動員與組織，另一派則不管出於何種動機，會對群眾讓步，而 且似乎贊同正在高漲的群眾運動。勞動群眾會把前者排除在所有新生的真正的工人組織及群眾政權之外；對於後者，則予以容忍，甚至與之建立策略性的同盟，特別 是當群眾受到官僚專政的最可恨的代表所攻擊的時候。
在組織工人代表會政權的最後階段，勞動群眾可能會採取任何適當的措施，來保護他們在新生的蘇維埃中取得數量上、社會上及政治上的優勢，目的是避免日後遭受技術官僚及「自由派」官僚的支配。
特殊的選舉法可以使這些成為可能，所以不需要對與革命群眾建立暫時聯合的官僚層中某一特定黨派或思想傾向加以任何禁止。
在 整個反官僚政治革命的鬥爭過程中，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及無產階級革命家要克服的巨大障礙。這個障礙就是斯大林、斯大林主義及其不肖門徒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 義、共產主義、列寧主義的名聲造成的損害；這些損害導致群眾把可恨的壓迫性的統治與這些偉大的解放思想等同起來。第四國際的成立者及其戰士，具有五十多年 反對壓迫統治的毫不妥協的鬥爭紀錄，是能夠成功地克服這個障礙的。但是除了有這個紀錄外，還要加上一個大膽的具體要求的綱領；這個綱領，在群眾的眼中看 來，包含了推翻官僚層統治，代之以工人階級自己的統治，而且保證我們決不會讓工人的政治及經濟權力再被社會中任何特權層剝奪去。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 綜合了所有這些要求，這些要求在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幾億無產階級的眼中，將使社會主義的目標恢復它的可取性。
-------------------------------------------------------------------
十三、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
－－世界革命綱領一個組成部份
我們對蘇聯六十年的官僚統治所作的總結（從斯大林政權的崛起一直到近卅年的世界斯大林主義危機），可總括如下：
（1） 儘管歐洲和亞洲工人國家之間有不少分歧，儘管這些國家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它們的共同的特徵是缺乏制度化的、由憲法保障的直接的工人權力（即民主地選舉 的工人代表會或實施直接的國家權力的工人與貧農代表會）。到處存在一黨制度，表明特權官僚層在社會生活各方面有完全的獨占的權力。由於在單一黨內缺乏組織 派別的權利（這違反了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製），在行使國家政權時更為強化了獨占的權力。享有物質特權的官僚層的寄生性質，表示在不同程度上在向世界社會主 義革命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上增加了額外的嚴重障礙物；因此，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進程受阻滯，創造力被窒息，巨量社會財富被誤用與浪費。
（2） 雖然自從戰後的斯大林主義的危機以來，各種各樣的思潮（狄托主義，毛澤東主義，「歐洲共產主義」，意大利、西班牙及西德型的左傾中派主義等等）都對蘇聯及 其它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作了很多局部的批評，但是沒有一個派別曾經提出一個與蘇聯斯大林模式根本不同的模式。針對這個官僚的權力結構，沒有一個 派別提出直接民主的工人政權。如果不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把官僚層解析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現象，就不可能真正的了解斯大林主義的問題；如果不在製度上確立由民 主選舉工人代表會（工人及勞苦農民代表會）的直接工人權力、多黨制、勞動者有充份的民主權利，及由協作的生產者進行有計劃的民主集中的自我管理的經濟制 度，就不可能取代官僚的統治（或資本主義的複闢）。
大部份的西歐共產黨，雖然批評蘇聯及東歐官僚層的教條與措施，並擴大克里姆林宮的爭 論，但極其量只是對斯大林主義統治的最醜惡的劣行提出改良，而不是提出革命性的變革。這些政黨尚未切斷與克里姆林宮的連繫，還繼續對官僚層的過往罪惡及官 僚統治現存形式的許多方面，提供「客觀主義」的辯護。此外，在帝國主義國家，他們的階級合作政策及在群眾鬥爭大規模爆發的時候支持資產階級統治的一般路 線，當然使他們在工人運動之內－－特別是他們所控制的群眾組織之內、在他們政黨之內－－排斥民主。在他們的批評中，在對抗蘇聯東歐與中國的一黨制度的幌子 下，他們有意地混淆了資產階級民主與工人民主之間的分歧。他們事實上為之辯護的觀念是：代替一黨制的官僚統治的唯一道路就是接受資產階級議會制度。這樣一 來，他們就把古典的社會民主黨的「和平」及「逐漸」轉變到社會主義這個一般觀念再度灌輸到今天的工人運動。
鑑於上述的失敗經驗，第四國際的綱領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主張通過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的直接的工人階級統治及蘇維埃內的多黨制，是唯一具有一貫性的、認真的出路，它有別於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及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獨裁統治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雙重修正。
這 個綱領的基本主張，繼承了馬恩的巴黎公社的著作、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共產國際頭幾次會議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文件等傳統；這個綱領又被托洛茨基的《被背 叛的革命》、第四國際成立大會的綱領性文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第四國際的文件等等對無產階級革命及工人國家的墮落與變態的多次的分析所豐富。這個 文件，可以說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革命綱領的基本內容的當前思想的總結。
Monday, February 11, 2008
日本的新自由主義改惡
http://www.worker-democracy.com.tw/
2007.2《國際觀點》
文／國富健志（日本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
譯／洪家寧
編按：近兩個月來日本情勢多變，9月12日首相安倍晉三閃電請辭，9月23日福田康夫當選自民黨第22任總裁，也成為日本第91任新首相；10月1日，擁有一百三十多年歷史的日本郵政正式私有化……。以「建設美麗國家」為口號的安倍晉三請辭，象徵了極右翼、赤裸裸的軍國主義的暫時挫敗；而繼任的新首相福田康夫，當然也不是什麼「鴿派」，只不過是「披著羊皮的狼」，採用更迂迴、更有技巧的手段，推動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復甦，例如上任不久立即準備提出新法案，延長即將在11月1日到期的「反恐特措法」，讓日本自衛隊可以「反恐」名義，持續派兵海外、並且為多國部隊進行燃油補給。本文雖然寫於今年年初，然而作者回顧了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執政以來日本勞動者的處境以及軍國主義的復甦，相當值得台灣讀者參考。
在小泉五年的首相任期之後，他的繼任者安倍晉三贏得了自民黨內總裁選舉，成為自民黨和公民黨聯合政府的新首相。
前首相小泉純一郎自稱自己是他所屬的自民黨的「破壞者」，在飽受十多年日本資本主義經濟不景氣折磨的日本民眾之中，獲得相當廣泛的支持。在他五年任期之內，小泉以「結構改革」為名，加快了嚴厲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最高峰就是2005年郵政系統的民營化1。
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政策的結果非常清楚。在戰後經濟成長的年代中，日本曾經被視為社會最平等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一。現在這樣的形象已經完全消失了。例如豐田等大企業在近年來獲得前所未有的超高利潤，然而工人的平均薪資卻不斷下降。
擁有全職、穩定工作的工人，不斷被低薪的非正式工人所取代。勞動法令也不保障絕大多數的非正規工人。許多工人被迫接受非法的超時工作，也拿不到加班費。公營企業被私有化，健保、教育、退休年金的預算都被大幅刪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公佈的《2006年日本經濟觀察》指出：「要解決不平等與相對貧困率提升的問題，需要降低勞動市場雙元化的問題。稅制改革應開要考量到它對於財富分配的潛在影響，而近年來對於日本工作人口而言，財富分配已變得愈來愈不平等。」
的確，自從1980年代中期以來，吉尼係數已經大幅攀升，從相當低於OECD平均，攀升到超越OECD平均，也是相對貧困率2最高的OECD國家之一。「非正規勞工佔全體受雇者的比率從十多年前的19％，上升到超過30％。兼職勞工的平均薪資僅有全職勞工的40％，這樣的差距大到難以用生產力的差別來解釋。雖然非正規勞工增加的原因，部份是因為週期性因素所致。然而卻存在著勞動力市場雙元化變得根深蒂固的危險，因為只有極少數的非正規工人變成正規工人。」
在這些社會現實下，即使保守派媒體也指出小泉政府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已經產生了階級分化的社會。「結構改惡」政策的後果對於年輕世代而言特別嚴重。幾乎50％的年輕人無法找到穩定的工作，他們的收入也無法維持他們的基本需要。
他們現在面臨的是「向下沉淪」、「比賤」的處境。除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攻擊之外，小泉政府也在軍事上加強配合美國帝國主義的全球「反恐」戰爭戰略。小泉政府前所未有地支持布希發動的戰爭，派遣日本自衛隊到印度洋和伊拉克，支持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這是自從二次大戰以來日本自衛隊首次海外軍事行動。這也是新自由主義和軍國主義結合的典型案例。
一方面，小泉政府跟隨著美國的全球軍事戰略，配合駐日美軍基地的調動，並且讓自衛隊變成美國在亞太地區—包括朝鮮半島、台灣、菲律賓和其他地方—的援軍。另一方面，政府利用北韓專制政權綁架日本民眾以及其進行核子試爆的案例，故意在日本人民之中製造反北韓、反中國的沙文主義情緒。
身為1950年代末期的首相、以及二次大戰時期東條英機內閣商工大臣的岸信介的外孫，安倍向來以他的極右翼民族主義立場聞名，正當化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韓國的侵略戰爭與殖民。安倍競選自民黨總裁的宣言標題就是「朝向一個美麗的國家」，其中強調要尊重日本由天皇制度所代表、象徵的傳統、文化和歷史。
在2007年1月4日的新年記者會中，安倍表示他的內閣將展開廢除現行日本憲法的政治程序，現行憲法放棄戰爭和所有武裝，禁止日本採取任何軍事手段。安倍將此描述為「脫離戰後體制」的行動。根據去年12月通過的幾項法案，海外軍事行動被定義為日本自衛隊的首要任務。
2007年1月9日，防衛廳被正式改名為防衛省，給予軍事將領在政府決策體系中更高的地位。防衛官員希望這樣能夠讓他們拿回過去長期被外務省獨佔的某些權力。
在2007年1月上旬訪問歐洲國家的行程中，安倍表示，為了「對國際和平和穩定有所貢獻」，他將不會暫緩派遣日本軍隊到海外的行動，並且誓言加強與北約的合作。在日本—北約的關係上，他在1月12日對北約決策機制的演講中表示，「雙方應該進一步展現我們的能力並且共同合作。」這是非常清楚的聲明，表示日本帝國主義將會在全球的層面上大膽投入「反恐戰爭」。
日本的工人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依然非常微弱。左翼政黨例如日本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在眾議院480席中僅有16席（日共9席，社民黨7席），在參議院 242席中僅有15席（日共9席，社民黨6席）。日本的民主黨是主要的反對黨，由日本最大的總工會「聯合」所支持，也是另一個新自由主義傾向的資產階級政黨。在這樣的情況下，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和傳統的和平運動面臨非常困難的處境。同時，許多工人和青年也認知到資產階級發動的新自由主義攻勢對他們造成的災難性後果。
小的極左翼團體，例如支持第四國際的日本革命共產主義同盟（JRCL），應該要面對提出另一條路、一條反對資本主義的出路的挑戰。JRCL在2006年8月舉行了第20屆全國大會，開始討論左翼團體之間一種新的、多元主義與民主重組的方向。
雖然JRCL必須要在工人階級和左翼之間瀰漫著懷疑主義的氛圍下面對這項挑戰，但是JRCL依然相信，反對「向下沉淪」和日本軍國主義化的運動，即使很微小，將會打開新的空間。
2007.2《國際觀點》
文／國富健志（日本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
譯／洪家寧
編按：近兩個月來日本情勢多變，9月12日首相安倍晉三閃電請辭，9月23日福田康夫當選自民黨第22任總裁，也成為日本第91任新首相；10月1日，擁有一百三十多年歷史的日本郵政正式私有化……。以「建設美麗國家」為口號的安倍晉三請辭，象徵了極右翼、赤裸裸的軍國主義的暫時挫敗；而繼任的新首相福田康夫，當然也不是什麼「鴿派」，只不過是「披著羊皮的狼」，採用更迂迴、更有技巧的手段，推動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復甦，例如上任不久立即準備提出新法案，延長即將在11月1日到期的「反恐特措法」，讓日本自衛隊可以「反恐」名義，持續派兵海外、並且為多國部隊進行燃油補給。本文雖然寫於今年年初，然而作者回顧了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執政以來日本勞動者的處境以及軍國主義的復甦，相當值得台灣讀者參考。
在小泉五年的首相任期之後，他的繼任者安倍晉三贏得了自民黨內總裁選舉，成為自民黨和公民黨聯合政府的新首相。
前首相小泉純一郎自稱自己是他所屬的自民黨的「破壞者」，在飽受十多年日本資本主義經濟不景氣折磨的日本民眾之中，獲得相當廣泛的支持。在他五年任期之內，小泉以「結構改革」為名，加快了嚴厲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最高峰就是2005年郵政系統的民營化1。
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政策的結果非常清楚。在戰後經濟成長的年代中，日本曾經被視為社會最平等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一。現在這樣的形象已經完全消失了。例如豐田等大企業在近年來獲得前所未有的超高利潤，然而工人的平均薪資卻不斷下降。
擁有全職、穩定工作的工人，不斷被低薪的非正式工人所取代。勞動法令也不保障絕大多數的非正規工人。許多工人被迫接受非法的超時工作，也拿不到加班費。公營企業被私有化，健保、教育、退休年金的預算都被大幅刪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公佈的《2006年日本經濟觀察》指出：「要解決不平等與相對貧困率提升的問題，需要降低勞動市場雙元化的問題。稅制改革應開要考量到它對於財富分配的潛在影響，而近年來對於日本工作人口而言，財富分配已變得愈來愈不平等。」
的確，自從1980年代中期以來，吉尼係數已經大幅攀升，從相當低於OECD平均，攀升到超越OECD平均，也是相對貧困率2最高的OECD國家之一。「非正規勞工佔全體受雇者的比率從十多年前的19％，上升到超過30％。兼職勞工的平均薪資僅有全職勞工的40％，這樣的差距大到難以用生產力的差別來解釋。雖然非正規勞工增加的原因，部份是因為週期性因素所致。然而卻存在著勞動力市場雙元化變得根深蒂固的危險，因為只有極少數的非正規工人變成正規工人。」
在這些社會現實下，即使保守派媒體也指出小泉政府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已經產生了階級分化的社會。「結構改惡」政策的後果對於年輕世代而言特別嚴重。幾乎50％的年輕人無法找到穩定的工作，他們的收入也無法維持他們的基本需要。
他們現在面臨的是「向下沉淪」、「比賤」的處境。除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攻擊之外，小泉政府也在軍事上加強配合美國帝國主義的全球「反恐」戰爭戰略。小泉政府前所未有地支持布希發動的戰爭，派遣日本自衛隊到印度洋和伊拉克，支持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這是自從二次大戰以來日本自衛隊首次海外軍事行動。這也是新自由主義和軍國主義結合的典型案例。
一方面，小泉政府跟隨著美國的全球軍事戰略，配合駐日美軍基地的調動，並且讓自衛隊變成美國在亞太地區—包括朝鮮半島、台灣、菲律賓和其他地方—的援軍。另一方面，政府利用北韓專制政權綁架日本民眾以及其進行核子試爆的案例，故意在日本人民之中製造反北韓、反中國的沙文主義情緒。
身為1950年代末期的首相、以及二次大戰時期東條英機內閣商工大臣的岸信介的外孫，安倍向來以他的極右翼民族主義立場聞名，正當化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韓國的侵略戰爭與殖民。安倍競選自民黨總裁的宣言標題就是「朝向一個美麗的國家」，其中強調要尊重日本由天皇制度所代表、象徵的傳統、文化和歷史。
在2007年1月4日的新年記者會中，安倍表示他的內閣將展開廢除現行日本憲法的政治程序，現行憲法放棄戰爭和所有武裝，禁止日本採取任何軍事手段。安倍將此描述為「脫離戰後體制」的行動。根據去年12月通過的幾項法案，海外軍事行動被定義為日本自衛隊的首要任務。
2007年1月9日，防衛廳被正式改名為防衛省，給予軍事將領在政府決策體系中更高的地位。防衛官員希望這樣能夠讓他們拿回過去長期被外務省獨佔的某些權力。
在2007年1月上旬訪問歐洲國家的行程中，安倍表示，為了「對國際和平和穩定有所貢獻」，他將不會暫緩派遣日本軍隊到海外的行動，並且誓言加強與北約的合作。在日本—北約的關係上，他在1月12日對北約決策機制的演講中表示，「雙方應該進一步展現我們的能力並且共同合作。」這是非常清楚的聲明，表示日本帝國主義將會在全球的層面上大膽投入「反恐戰爭」。
日本的工人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依然非常微弱。左翼政黨例如日本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在眾議院480席中僅有16席（日共9席，社民黨7席），在參議院 242席中僅有15席（日共9席，社民黨6席）。日本的民主黨是主要的反對黨，由日本最大的總工會「聯合」所支持，也是另一個新自由主義傾向的資產階級政黨。在這樣的情況下，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和傳統的和平運動面臨非常困難的處境。同時，許多工人和青年也認知到資產階級發動的新自由主義攻勢對他們造成的災難性後果。
小的極左翼團體，例如支持第四國際的日本革命共產主義同盟（JRCL），應該要面對提出另一條路、一條反對資本主義的出路的挑戰。JRCL在2006年8月舉行了第20屆全國大會，開始討論左翼團體之間一種新的、多元主義與民主重組的方向。
雖然JRCL必須要在工人階級和左翼之間瀰漫著懷疑主義的氛圍下面對這項挑戰，但是JRCL依然相信，反對「向下沉淪」和日本軍國主義化的運動，即使很微小，將會打開新的空間。
Monday, January 14, 2008
格瓦拉及其對蘇聯體制的批判
http://www.worker-democracy.com.tw/
格瓦拉及其對蘇聯體制的批判
林景明
近年來，資本主義的衰退造成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大量失業、福利改惡等現象，社會湧現反抗聲浪，部分社會運動在社會主義傳統資源裡挖出格瓦拉，或拿格瓦拉當旗幟號召群眾，畢竟格瓦拉除了在拉丁美洲之外，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響叮噹的人物。今年由於電影推波助瀾，世界各地再掀格瓦拉熱潮，臺灣也不例外。然而，格瓦拉熱主要是用「革命」、「浪漫」迷倒眾生，但「革命」和「浪漫」的詞彙太空洞，誰都可以往裡面填充，看完電影後嘴巴喊喊「資本主義去死吧！」並不就是革命；看完電影騎摩托車環島好像有點浪漫，但跟革命何關？殷琪年輕時便崇拜過格瓦拉，但一點不妨礙她成為大資本家…。
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簡稱USFI） 的重要理論家Michael Löwy寫了一篇文章“Neither Imitation nor Copy” 談格瓦拉，相當值得一讀，文章雖簡短，但正中要害，能使對格瓦拉的討論稍微深刻些，至少超脫浪漫幻想，也適合作為繼續研究的敲門磚。
古巴革命成功後，格瓦拉進入政府擔任要職，但他對古巴移植蘇聯體制持批判態度，Löwy指出，格瓦拉認為古巴必須依拉美的特殊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創建自己的社會主義，而非模仿或複製蘇聯體制。格瓦拉認為蘇聯體制過分重視經濟生產力的發展、用競爭作為提高生產力的誘因、價值規律依舊主導經濟、以商品經濟為生產基礎、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關係以市場為準則等等，這依舊是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而在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不可能建立平等且文明的社會主義。格瓦拉還批判了蘇聯體制加劇社會不平等和形成特權官僚層，這都遠離了真正的社會主義。其次，格瓦拉不滿蘇聯式的政治一言堂現象，
起身捍衛言論自由。最後，Löwy談到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Löwy說格瓦拉沒有仔細思考過社會主義的政治民主和計畫經濟間的關係，但格瓦拉生涯晚年似乎已有類似讓大眾民主決定經濟生活的想法。
以上略述了Löwy的“Neither Imitation nor Copy”的主要內容。
事實上，身處美蘇對抗的世界局勢，當古巴遭美國軍事侵略、經濟封鎖，古巴很自然選擇靠攏蘇聯，並移植蘇聯體制。
格瓦拉正確地批判了蘇聯的官僚特權和社會不平等，他雖然不同意托派的理論，但依舊捍衛托派的言論和人身自由，這也相當令人敬佩，但他對蘇聯體制的認識是有問題的。蘇聯已將主要工業收歸國有，價值規律和商品經濟已不在主要的經濟領域起作用；而蘇聯作為和資本主義對立的另一種體制，當然要和資本主義陣營競爭，而且是全面競爭，軍事、外交、科技乃至文化，但首先得是最基礎的經濟生產力的競爭，這是蘇聯和資本主義兩種體制並存時必然的現象。
蘇聯的問題在於，雖然已將主要工業收歸國有，由工人集體佔有生產資料，消滅了國內的資本主義，但計畫經濟（該依怎樣的次序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如何分配？）卻由少數官僚操縱。官僚專制了計畫經濟，再壟斷政治權力，便穩固了官僚特權，由此將導致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平等。當蘇聯在與資本主義陣營爭奪世界霸權時，蘇聯體制移植國外的結果便是「將主要工業收歸國有，由工人集體佔有生產資料，消滅當地的資本主義」這個歷史進步的成分，加上「官僚專制」這個贅瘤。托洛茨基認為蘇聯體制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一種過渡，可能成功打碎官僚進入社會主義，但也可能倒退回資本主義。革命左翼需要的是在蘇聯發動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打倒官僚專制，代之以工人民主：讓資訊廣泛流通（而非侷限在少數官僚手中），工人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能充分討論並民主決定「該依怎樣的次序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如何分配？」（而非官僚壟斷的一言堂）。完成政治民主和計畫經濟的結合，才稱得上是社會主義，在此基礎上才有發展社會主義新文化、形塑新價值觀、成就新人類的可能。
早逝的格瓦拉來不及成熟自己的思想，但他對蘇聯體制官僚專制和社會不平等的批判、對言論自由的捍衛、對社會主義民主的初步探索，仍能給人啟發。然而，在21世紀初搭上格瓦拉熱潮的人，如果對格瓦拉有興趣，就應該超越格瓦拉的限度，更加深廣地研究社會主義並實踐之，努力做格瓦拉沒能做成的事。別忘了！格瓦拉首先是一個革命家。
格瓦拉及其對蘇聯體制的批判
林景明
近年來，資本主義的衰退造成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大量失業、福利改惡等現象，社會湧現反抗聲浪，部分社會運動在社會主義傳統資源裡挖出格瓦拉，或拿格瓦拉當旗幟號召群眾，畢竟格瓦拉除了在拉丁美洲之外，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響叮噹的人物。今年由於電影推波助瀾，世界各地再掀格瓦拉熱潮，臺灣也不例外。然而，格瓦拉熱主要是用「革命」、「浪漫」迷倒眾生，但「革命」和「浪漫」的詞彙太空洞，誰都可以往裡面填充，看完電影後嘴巴喊喊「資本主義去死吧！」並不就是革命；看完電影騎摩托車環島好像有點浪漫，但跟革命何關？殷琪年輕時便崇拜過格瓦拉，但一點不妨礙她成為大資本家…。
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簡稱USFI） 的重要理論家Michael Löwy寫了一篇文章“Neither Imitation nor Copy” 談格瓦拉，相當值得一讀，文章雖簡短，但正中要害，能使對格瓦拉的討論稍微深刻些，至少超脫浪漫幻想，也適合作為繼續研究的敲門磚。
古巴革命成功後，格瓦拉進入政府擔任要職，但他對古巴移植蘇聯體制持批判態度，Löwy指出，格瓦拉認為古巴必須依拉美的特殊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創建自己的社會主義，而非模仿或複製蘇聯體制。格瓦拉認為蘇聯體制過分重視經濟生產力的發展、用競爭作為提高生產力的誘因、價值規律依舊主導經濟、以商品經濟為生產基礎、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關係以市場為準則等等，這依舊是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而在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不可能建立平等且文明的社會主義。格瓦拉還批判了蘇聯體制加劇社會不平等和形成特權官僚層，這都遠離了真正的社會主義。其次，格瓦拉不滿蘇聯式的政治一言堂現象，
起身捍衛言論自由。最後，Löwy談到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Löwy說格瓦拉沒有仔細思考過社會主義的政治民主和計畫經濟間的關係，但格瓦拉生涯晚年似乎已有類似讓大眾民主決定經濟生活的想法。
以上略述了Löwy的“Neither Imitation nor Copy”的主要內容。
事實上，身處美蘇對抗的世界局勢，當古巴遭美國軍事侵略、經濟封鎖，古巴很自然選擇靠攏蘇聯，並移植蘇聯體制。
格瓦拉正確地批判了蘇聯的官僚特權和社會不平等，他雖然不同意托派的理論，但依舊捍衛托派的言論和人身自由，這也相當令人敬佩，但他對蘇聯體制的認識是有問題的。蘇聯已將主要工業收歸國有，價值規律和商品經濟已不在主要的經濟領域起作用；而蘇聯作為和資本主義對立的另一種體制，當然要和資本主義陣營競爭，而且是全面競爭，軍事、外交、科技乃至文化，但首先得是最基礎的經濟生產力的競爭，這是蘇聯和資本主義兩種體制並存時必然的現象。
蘇聯的問題在於，雖然已將主要工業收歸國有，由工人集體佔有生產資料，消滅了國內的資本主義，但計畫經濟（該依怎樣的次序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如何分配？）卻由少數官僚操縱。官僚專制了計畫經濟，再壟斷政治權力，便穩固了官僚特權，由此將導致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平等。當蘇聯在與資本主義陣營爭奪世界霸權時，蘇聯體制移植國外的結果便是「將主要工業收歸國有，由工人集體佔有生產資料，消滅當地的資本主義」這個歷史進步的成分，加上「官僚專制」這個贅瘤。托洛茨基認為蘇聯體制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一種過渡，可能成功打碎官僚進入社會主義，但也可能倒退回資本主義。革命左翼需要的是在蘇聯發動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打倒官僚專制，代之以工人民主：讓資訊廣泛流通（而非侷限在少數官僚手中），工人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能充分討論並民主決定「該依怎樣的次序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如何分配？」（而非官僚壟斷的一言堂）。完成政治民主和計畫經濟的結合，才稱得上是社會主義，在此基礎上才有發展社會主義新文化、形塑新價值觀、成就新人類的可能。
早逝的格瓦拉來不及成熟自己的思想，但他對蘇聯體制官僚專制和社會不平等的批判、對言論自由的捍衛、對社會主義民主的初步探索，仍能給人啟發。然而，在21世紀初搭上格瓦拉熱潮的人，如果對格瓦拉有興趣，就應該超越格瓦拉的限度，更加深廣地研究社會主義並實踐之，努力做格瓦拉沒能做成的事。別忘了！格瓦拉首先是一個革命家。
Subscribe to:
Posts (At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