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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軍事事務革命、聯合作戰,予台灣國防的教訓
國策顧問 陳必照
聯合作戰不能與協同作戰混為一談。諾曼地登陸作戰、美軍太平洋跳島作戰、韓戰仁川登陸等,都是典型協同作戰的例子。在這些協同作戰中,美軍執行了當時最複雜的作戰計畫,各軍種在總計畫的指導下執行各自任務,但是任務開始執行後,各軍種間的溝通就幾乎是零。
以太平洋跳島作戰為例,兩棲登陸作戰以地毯式轟炸做開端,接下來由海軍進行強烈砲轟,以「軟化」抵抗,最後再以陸戰隊做海灘登陸,需要時將空降部隊降到島上重要戰略位置。軍種間少有溝通,更沒有聯合作戰。為什麼會如此,因為聯合作戰所需的硬體(大戰後的資訊科技)以及隨行而來的軟體在當時還未被發明。所需的硬體及更重要的軟體(新一波的戰略思維、戰術及聯合作戰規劃)直到八0 年代中期才趨於成熟。
聯合作戰是最新一波的軍事事務革命。由美國於八0年代中期領導開創,聯合作戰包括大量且系統性的使用現代資訊科技及電腦,這些也伴隨著軟體創新的過程 -包括發展、試驗及修整聯合作戰的戰術及教條。在追求革新中,美軍不但利用電腦及資訊科技,甚至還利用隱形科技、遙控偵測科技、航太科技以及精準導向彈藥 (例如不同版本的戰斧巡弋飛彈、AGM-84 對地反制飛彈、AGM-86 空射巡弋飛彈、聯合制導攻擊武器、AGM-88 反雷達飛彈等)。這場軍事革命將美軍轉換成「系統中的新興系統」。
從普通標準軍事作業轉換至聯合作戰成就了什麼?第一是「武力倍增效果」,第二是作戰步驟的革命性增快。使用相同的人力、火力及裝備,聯合作戰能夠以比協同作戰更有效及迅速的方式完成相同的任務。這可以從「沙漠風暴行動」及「伊拉克自由行動」中得到證實,在這些行動中
,美國所領導的盟軍能夠以閃電般的速度以及更少的傷亡獲得決定性的勝利。這些戰役將是未來先進部隊如何打仗的典型例子。
以色列國防軍在戈蘭高地的空陸作戰開創聯合作戰,在此戰役中,以色列空軍不止給予地面部隊空中掩護,也與陸上部隊展開聯合陸空作戰對付敘利亞軍隊。
美軍做為系統中的新興系統美軍能轉換為諸系統之新興系統主要因為一種趨勢及一個創新:一種趨勢就是電腦及資訊科技的成熟及系統性使用,以及隱形、航太、遙控偵測、精確制導科技的大量研究與發展。一種創新則是高德華參議員與尼可斯眾議員的一項國會提案,導致最後「高尼法案」的通過,也使軍事作戰之聯合性得以成功。
二次大戰後電腦及資訊科技大幅的進步讓一些有遠見的軍事專家提倡軍方系統性的使用這些科技,藉以改良部隊作戰能力,這後來被稱為軍事事務革命,一名有影響力的提倡者安德魯‧馬歇爾,將軍事務革命定義為「戰爭本質的重要轉變,由新科技的創新應用所導致,並伴隨著軍事準則、作戰及組織概念的重大改變,頻繁地改變了軍事行動的表現。」
越戰與格瑞那達戰役暴露美軍當時缺乏效率,這主要是因為軍種間無法有效溝通。後者乃是因為軍種間為了資源及任務而競爭,以及缺乏跨軍種互通信及共通性的戰略思考。
一些國會領袖及退休將領確信國防部及軍方需要大規模的重組,他們的目標就是要軍隊能夠學習及執行聯合作戰。在高德華參議員堅定的領導下,國會的小組委員會舉辦了上百次的公聽會,邀請數位倍受推崇的退休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以及將領做証。他們對此的努力最後成功於一九八六年通過據指標性的「高尼法案」。即使國防部長溫伯格和五角大廈反對,但國會還是通過了該法案。「高尼法案」內容龐大並包含詳細規定的條款,其啟動了國防及軍隊的組織重組,以及聯戰準則的研發。「高尼法案」同時要求指揮鏈的簡明化,以及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與區域/功能司令部清楚的分工。藉由將任職於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當成升遷的先決條件,「高尼法案」也創造了想要追求軍種聯合性的誘因。
轉型最後的結果是通訊/資訊硬體及軟體變成具有共通性。軍種內部與軍種之間的共通性已成為美國武裝部隊的準則。將先進資訊、電腦、遙控偵測、隱形、精確制導太空科技應用於軍事事務中,讓美國達成「資訊主導」、對敵「資訊拒絕」、即時資訊共享共用(或稱資訊融合)、精確轟炸等目標(幾乎所有的精準導向彈藥都納入許多最新的資訊科技與遙控偵測)。資訊主導讓各級美軍指揮官能夠擁有前所未有的「戰爭空間認知」,且在同時封鎖、壓制或干擾敵方的資訊/通訊系統。
軍事事務革命與「高尼法案」讓美軍徹底轉型,使美軍能被稱為「系統中的新興系統」。新興系統有三個次系統:
‧ISR 即是情報、監視、偵察
‧ C4 即是指揮、管制、通訊、電腦
‧ PGMs 即是精準導向彈藥
就如歐文斯將軍在他「移除戰爭之霧」一書中指出,ISR 包含數十種部署在六種空間(水下、水面、陸地、空中、太空及網路空間)監視偵查裝備,這些裝備讓美軍達到對敵壓倒性的資訊主導。不論是由空軍、陸軍、海軍或太空指揮部的人員操控,這些裝備總合起來成為ISR「系統」。他們提供C4 即時的資訊。所的情報幫助前一個C2(指、管),在後一個C2(通、電)的協助下,達成更完整的戰爭空間認知,且降低戰爭之霧。掌握了即時且完整的戰爭空間認知,指揮及管制能夠更快做出決定,然後直接下達命令給操作各式精準導向彈藥之不同單位,即時發動協調且同步的攻擊以達成任務,並獲致武力倍增效果。龐大數量的資訊即時的以數位方式傳送(Data Link 16 就是其中一種裝備)。
軍事事務革命及聯合作戰最新的發展就是「網路中心作戰」。最新資訊科技的運用讓指揮中心得以發布命令給各軍種,並協調一個龐大涵蓋不同軍種操作精準導向彈藥的同步聯合作戰。網絡中心作戰能夠讓指揮中心直接對操作情、監、偵及精準導向彈藥的單位下達命令、管控或接收回報。網路通訊包含使用網際網路和可供運用的商業資訊、通訊器材,讓指揮鏈得以扁平化。
有幾個例子足以闡明軍事務革命所帶來的武力相乘效果以及作戰步驟的大幅增快。
一、 沙漠風暴作戰初期表現出聯合作戰在實戰中的實用性。在沙漠風暴開戰不久的幾小時內, 八架由陸軍人員駕控的阿帕契戰鬥直昇機,攻擊了伊拉克西部的早期預警雷達。這幾架阿帕契要在沙漠地面上幾公尺的高度飛行一千一百英哩才能到達主要目標,兩架空軍低空鋪路直昇機為阿帕契做先導工作,當低空鋪路直昇機到達目標十二哩外,即投下化學信號燈。這些化學信號燈在夜間紅外線監視系統裡會顯示出明顯的綠光,然而肉眼卻完全看不到,阿帕契直昇機跟隨著化學信號繼而攻擊雷達基地。
阿帕契的奇襲完全成功。兩分鐘內十五枚地獄火飛彈直接命中目標,完全摧毀伊拉克雷達設備、數輛行動雷達車與支援設施,同時清出一條安全的走廊讓後續部隊能夠精確摧毀飛毛腿發射器,使一千一百架的盟軍戰機安全地轟炸更遠處之目標。
阿帕契直昇機反回沙烏地阿拉伯時,二十四架F-15E 及一隊的英國龍捲風戰機在幾分鐘內用傳統炸彈及精準導向飛彈殲滅伊拉克飛彈基地。阿帕契攻擊後十三分鐘,美軍戰機包括F-117A 隱形戰機於巴格達投下第一枚雷射導引GBU-27 炸彈。在海軍艦艇發射的巡弋飛彈到達巴格達前,一架F117-A已經摧毀了處理伊拉克軍方一半軍事通訊的巴格達國際電信局,大約在同時,另架F-117A 摧毀三百七十呎高的阿爾卡克通訊塔。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的同一晚,一架隱形戰機投下第一枚GBU-27 炸彈,摧毀了伊拉克努卡依比空防中心半數的設備,該中心位於巴格達北方三十五英哩外。不到一分鐘內,第二枚GBU-27 炸彈掃平了整個建築物。
個別的伊拉克雷達站很快地被偵測到,並被海軍F-14 雄貓戰機發射的一千AGM-88 反雷達飛彈所摧毀。其他目標則是由海軍AGM-84 對地反制飛彈所消滅。空襲開始的十九分鐘後,七架B-52G 轟炸機對深入伊拉克境內的預定目標發射了三十六枚空射對地巡弋飛彈。
在起初攻擊後的幾小時內,美國所領導的盟軍已控制了伊拉克上空,伊拉克防空系統也被有效摧毀,空中不再出現伊拉克空軍。從那時起,盟軍的戰機與轟炸機可以任意飛行,尋找目標並繼續削弱曾經令人畏懼的伊拉克戰爭機器。
第一次海灣戰爭是史上首次聯合作戰真正被實行,也是首次斬首作戰成功的被執行,斬首作戰之目標在於摧毀或癱瘓敵軍的指、管和其他重要節點。斬首作戰之戰術後來再度於南斯拉夫戰役及伊拉克戰爭中的初期被使用。
二、 在沙漠風暴行動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飛行員從航空母艦起飛時不知道自己的任務為何。他們只是前往事前指定的會合點。當他們起飛後,他們就在中央司令部的直接指揮之下,其所屬的聯隊並不指揮他們,聯隊只為戰機和飛行提供後勤服務。資訊科技的進步,包含部署在太空的ISR 設備,讓盟軍的空中武力能夠達成這種程度的統一指揮。
三、 九一一後的阿富汗作戰中,一架掠奪者無人駕駛偵察機(一架掠奪者配備初級之偵察映像裝備,造價僅兩百萬美金)確認一群移動中的蓋達組織高層領導,偵察機將影像傳送給在附近的一架F-16 戰機,F-16 戰機於接到影像後立即前往偵察地點,發射一顆飛彈將其消滅。一名掠奪者的技術人員及一名F-16 飛行員,在美國太空指揮部操作太空設備的協助下,短短幾分鐘便完成任務。
四、在柯索沃戰役期間,一架無人駕駛偵察機發現一個固定目標。接著是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影像被傳送至義大利南方的美國空軍基地,接著被傳至華盛頓市郊的指揮所,指揮所接著下令一艘水面艦發射巡弋飛彈摧毀目標。整個過程從發現目標到發射飛彈花費時間不到一分鐘。
五、伊拉克戰爭含括幾乎所有的美國海外與國內陸軍單位。駐紮在韓國的第八軍,本國的九十一空降師、沖繩的海軍陸戰隊、一○一空降師、駐德美軍、本國高度機械化的試驗性第四裝甲師等-這些單位都派遣次級單位到戰場。一旦到了戰場,這些不同次級單位全都在中央司令部的直接指揮下還有包括從航空母艦用直昇機載到巴斯拉鄰近地區的陸戰隊員。這種像樂高組合玩具似的兵力部署模式讓許多外國(包括中國)的軍事觀察家十分困惑並震驚。他們懷疑這些不同單位能否在缺乏事先演習的情況下共同作戰。他們預期混亂跟無效率的戰鬥,但是這些單位極出色的表現讓他們顯得杞人憂天。這些部隊極快且有效的完成他們被賦予的任務。網路中心作戰不僅使用軍事資訊系統,也利用包含網際網路在內的商業資訊系統,這讓指揮官得以在廣大的伊拉克土地上指揮不同的陸軍、陸戰隊單位。
六、 在後九一一的阿富汗作戰中,美國陸軍的士兵裝備著筆記型電腦、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與其他精巧儀器,來引導空軍戰機對地面目標發動精準攻擊。
七、在伊拉克戰爭初期,美軍執行斬首作戰。摧毀伊拉克軍隊的指、管、通、電,癱瘓他們的指揮鏈,也徹底化解伊拉克有組織的反抗。在這之後,較低層級的伊拉克指揮官員就再也沒收到任何命令。理由為何?因為伊拉克軍隊的指、管、通、電於斬首作戰初期已被美軍精準導向彈藥所殲滅或癱瘓。(一名新華社記者在巴格達市郊問幾名伊拉克軍官:「為何你們對於逼近的美軍沒有任何反抗?」回答:「我們從戰爭開始後就沒收到任何命令」)
八、 一架由地面人員操控的掠奪者無人偵察機可以發布命令給水下的潛艦、水上的作戰艦、及空中的直昇機與飛機,對目標同時發動一致的攻擊。無人偵察機可以經由太空中的通訊衛星與不同載台溝通,而另外一個太空衛星則進行偵察及監視。簡言之,網絡中心作戰乃資訊科技密集之作戰。
九、 作戰步驟的革命性增快已成為一個事實,在第一次波灣戰爭中,每天從空軍基地與航空母艦出發的機次高達一千五百多次,但在有限的戰區空間中卻沒有發生任何碰撞。大多數的戰機一天都出動數次。這乃歸功於資訊科技。
美國聯合作戰司令部的角色
為了要將美軍轉換成一個可以執行聯合作戰的部隊,美國國防部成立了聯合作戰司令部。聯合作戰司令部成為國防部底下九大司令部之一,在國防部統一指揮計畫中,其被賦予轉換、研發、試驗、共通性和提供武力之責任。
聯合作戰司令部發展作戰概念,經由以嚴格的試驗測試這些概念,教育聯合作戰領導者,訓練聯合作戰部隊,且建議陸海空軍及陸戰隊如何更好地整合其作戰能力。
聯合作戰需要空中、陸上、海上及太空中的裝備精確之編排。在指派哪一支的部隊支援任務,如何運輸,如何補給、如何戰鬥等方面,教育如何運用這些部隊需要廣泛的訓練。聯合作戰司令部支援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及各區域指揮官(例如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所需的訓練,達成這些訓練的目標。聯合作戰司令部提供的訓練確保美國部隊為聯合作戰做好準備。聯合作戰司令會定期實地或用電腦模擬演練這些部隊。司令部會檢討其發展之準則和「獲得之教訓」,藉以確保訓練計畫能夠因應演化中的挑戰。
聯合作戰司令部也扮起整合美軍軍事能力的領導角色,確保戰略與系統的共通性,診斷出國防部的新需求。司令部同時也是軍隊轉型的實驗室,其試驗戰役計畫提供所有軍種同步化的架構-確保美軍能夠在準則、共通性、整合改善之基礎上,更有效率地被使用。
美國聯合作戰司令部也提供訓練完成且有能力之部隊給予戰區資深指揮官。聯合部隊需要高度的協調,確保陸海空軍及陸戰隊能夠共同作戰,成為一支任務導向的專業部隊。舉例來說,一名空軍將軍可能指揮並協調一支包含陸軍空降部隊、陸戰隊偵察隊、空軍中隊、海軍航空母艦的軍隊之活動。而這種聯合部隊的指揮官隨後將向戰區(如太平洋司令部或中央司令部)指揮官報告。
當戰區指揮官收到任務時,他們倚靠聯合作戰司令部從各軍種基地中將這些部隊集結在一起,且協調他們前往該戰區之運輸,以完成任務。在伊拉克戰爭及阿富汗戰爭中,移交給中央司令部的部隊,大多由聯合作戰司令部所提供。聯合作戰司令部控制美國本土百分之八十的預備作戰部隊。
一個和三個二分一聯合作戰部隊
到目前為止,美軍是唯一有能力執行聯合作戰的軍隊。在波士尼亞及科索沃作戰中,北約盟軍驚訝的發現他們沒有能力進行聯合作戰。他們沒有軍種共通的C4ISR 系統,也沒有針對聯合作戰發展戰術及準則。從那時起,他們(尤其是英國)希望美國能提供技術上的支援。因為與美國的特殊關係,英國將首先把軍隊轉型為「系統中的新興系統」(一或兩架英國龍捲風戰機曾被美國愛國者三型飛彈所擊落,證實盟國間缺乏共通性,或至少缺少共通的敵我辨識)。
日本海上與空中自衛隊是西太平洋唯一達到「盟國共通性」的部隊,此乃歸功於冷戰期美日在太平洋聯合反潛作戰。這顯現出美國國防部將美日聯盟視為亞太和平穩定最重要的維持者。
軍事事務革命與聯合作戰完全有利於攻擊一方嗎?
從上面所描述的軍事革命以及聯合作戰,我們是否可以做出聯合作戰有利於攻方而非守方的結論?並不一定。攻方可在其選擇的時間點上發動先制攻擊,以達到對守方斬首並癱瘓其指管通電和重要設備。但若採取適當措施,守方可以挫敗這種計畫,其端視守方擁有之主、被重空中/飛彈防禦能力的程度而定。守方若能吸收並保存起先的先制攻擊,他就可以享有以逸待勞的優勢。攻方需要聚集大量的人員與裝備並將其運送,這是一項不易的任務,極易曝光且相當容易遭受干擾。倘若守方對攻方有資訊主導優勢,守方可以癱瘓或打斷攻方的資訊系統。如果守方用隱蔽、偽裝、加強防護之方式確保C4ISR 毫髮無傷,建造兩個或三個C4ISR,並擁有測試完美的防衛準則與戰術,則情況更是如此。
台灣可以從美國軍事事務革命與聯合作戰得到什麼教訓?
兩次海灣戰爭及南斯拉夫戰爭成為未來戰爭的典範,中共解放軍高層也因而得到教訓。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利用短程彈道飛彈達成政治及軍事目的。政治上,飛彈可以拿來對台做強制外交,脅迫台灣屈服而毋須真正使用它們。軍事上,飛彈在戰爭初期可用來摧毀台灣的C4ISR 及其他重要基礎設施。這也是中國為什麼從一九九○年代初期開始即部署瞄準台灣的M-9 和M-11 飛彈。這類飛彈多達六百多枚,且每年增加七十枚。
解放軍得到的另一教訓就是隱蔽、強化保護與防禦C4ISR 和其他重要節點之重要性,以避免空中或視距外攻擊。
第三個教訓就是發展反制措施以應付視距外精 準導向彈藥、隱形載台和資訊與電子戰之重要性。用解放軍的話來說反制措施就是「三打三反」。「三打」指的是攻擊隱形戰機、巡弋飛彈及武裝直昇機。「三反」則是防衛敵人偵察與監視、精準攻擊及電子干擾。以後資訊(包括電子)戰並且被列出入上述防禦和攻擊列表。解放軍如何達成這些目標仍是未定之問題。確認問題與挑戰所在之處並不代表能夠找到解決方式。竟管他們的斷言,他們現在是最不太可能有解決方法。
台灣國防可以從兩次波灣及南斯拉夫戰爭得到什哪些教訓?答案很多,但是以下是筆者認為最具關聯性、可行性、急迫性且可獲得最大報酬的部分。
第一、 最新的現代化指管通電使一個「流線型」(或扁平化)的指揮鏈成為可能,而且適合需求。
第二、 獲得取最新具共通性的通訊系統是當務之急(要解決這一需求的博勝案已經進行了多年)。
第三、 隱蔽、偽裝、強化保護及防禦我們的C4ISR、空軍基地和部署於這業地方之戰機、海軍基地應該是最優先的任務。目標將是挫敗敵人有把握對我們政軍高層指揮中心進行斬首、癱瘓我軍C4ISR、空軍基地、海軍基地和其他重要節點。我們一定要採行措施將它們的存活率提升到最高。
第四、 聯合作戰司令部應該在短的可行時間內成立。這個組織上的新制度應該是國軍轉型為一支能夠執行聯合作戰之防衛武力部隊的第一步。
歷史上,軍事硬體及軟體的轉變促成戰略、戰術和軍隊組織方式的改變。在美軍的案例中,硬體及軟體的轉換造成「網絡中心作戰」以及指揮鏈扁平化的採行,這表示減少命令與回饋往來所需訊息鏈之數目。
過去十年來我國陸軍進行裁軍,師級指揮單位被廢除後,只保留師級指揮骨骼架構。這個構想乃是因為師級單位將在戰爭時期恢復。但是美國陸軍指揮鏈扁平化在伊拉克戰役獲致的驚人成功,讓我軍堅持在戰時恢復師級指揮單位一事產生疑問。若能夠取得現代化的指管通電,這也是博勝案所要達成的,則陸軍是否真的需要維持虛設的師級指揮骨架以於戰時恢復之?陸軍真的需要這麼多的指揮層級才能夠有效率的作戰?
台灣本島不是一個廣大的戰區,我軍是否需要維持三個以上的戰區,且每一個戰區由一位上將指揮?若有博勝案所要建造的現代共通資訊與電腦系統,一個扁平化的指揮鏈不僅可能而且會更有效率。
另一教訓就是阻止敵人試圖對我執行斬首戰術之重要性。斬首戰術有兩個層面-暗殺政軍高層領袖和在戰爭初期癱瘓高層指揮。保衛對衡山指揮中心的地面攻擊,跟對付彈道與巡弋飛彈攻擊同等重要。衡山是聯合作戰司令部的所在,但是位置太過暴露也太靠近松山機場。在比較安全且不易接近的地點設置另一相同指揮中心是絕對有必要的,使其不受癱瘓破壞之攻擊。新的指揮中心一定要進入「地下」,且必須強化防禦讓其較不容易被飛彈攻擊及敵方情報人員所破壞。甚至可以考慮設立第三個相同的指揮中心,不管是真實的或作為掩飾。設置兩個或三個相同的指揮中心,讓我方在面臨解放軍先制與斬首攻擊時,可以確保我軍指管的存活。
至關重要的是,我軍通訊系統一定要能夠在敵軍奇襲或情報人員的破壞下存活。所有的光纖線路都必須地下化,而地下入口必須無法偵察且強化保護。若不如此,訓練有素的敵方破壞者將能在重要的接合處以手榴彈或切除器切斷光纖線路,破壞我方的通訊系統。
台灣必須採取措施以加強空軍基地和當地戰機的主動、被動飛彈防禦。目標乃是確保它們在飛彈奇襲與飽和攻擊下的存活能力。台灣持續的空中優勢是嚇阻對岸發動兩棲登陸作戰的必要因素。在飛行員素質、航空電子技術及武器系統上維持質的優勢,可以補償戰機數量較少的劣勢。不過,在維持空優上,質的優勢遠比量的優勢來的重要,特別在台灣海峽這樣有限的領空(以一九五八年台海空戰為例,台灣軍刀戰機以三十一比一之比例大勝中國米格戰機,迫使中國在衝突爆發不久後就中止空中作戰)。
假設台海上空可以同時容納一百架戰機,對岸就算有兩千架戰機(包括兩百多架SU-27 戰機或配備較差之航空電子技術及空對空飛彈的類似載具)也不佔有優勢。然而,我軍戰機大多部署在西岸的四大空軍基地,相當容易遭受M-9 與M-11 飛彈之奇襲與飽和攻擊,為了降低這種危險性,台灣必須加強四大基地的防禦,增加戰機的存活率。維持空中優勢乃是絕對必要之事。防衛我軍的指管通電、四大空軍基地與當地的戰鬥設備甚至比防衛城市還來的重要。為什麼?因為前者可以嚇阻敵人發動攻擊,並阻止敵人於啟動戰爭取得快速的勝利。若台灣的空中武力被消滅,我們就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嚇阻兩棲作戰入侵或是從中戰勝。
戰機與飛彈有一個不同之處:戰機可以重複使用,但飛彈只能發射一次。所以解放軍所對準台灣部署的六百多枚飛彈只能使用一次。每顆M-9 飛彈搭載五百公斤炸藥,M-11 飛彈則是八百公斤。我們的戰鬥機每次可運載最少兩倍重量炸藥(F-16 戰鬥機可運載M-117 炸彈每個M-117 重八百九十三公斤)。這些短程彈道飛彈的方圓誤差概率一開始相當高,但據報導指出現也已縮小至一百公尺以內。方圓誤差概率是對岸軍事最高機密,我們無從得知。若誤差仍然非常高,對我威脅也相對減少。不管如何,這些飛彈一旦發射就不能再度被使用。除非它們具有精確導向能力,不然對我們的傷害將是有限的。
但對於我們的F-16 幻象兩千、 與經國號戰機而言,若它們可在起先的飛彈攻擊下存活,且跑道保持良好或可以用快速修復包修復,則這些戰機就可以一再出航執行任務。
由上所知,我們必須建立起主動與被動防衛措施以對付飛彈攻擊。愛國者三型防空飛彈的取得、愛國者二型防空飛彈的升級、及在適當時間取得神盾飛彈防衛系統-這些都大幅鞏固主動飛彈防衛措施。但加強被動防衛也是同等重要。被動防衛措施包括:強化或地下化戰機的掩蔽所、戰備跑道、跑道快速修護包、備用雷達與通訊系統。我們要在西岸的四個最好是五個空軍基地建設戰備跑道或將公路轉變為跑道。我們必須強化機堡以承擔壓力,從現在的五百磅提升至兩千五百磅。將機堡地下化的選項也不應被排除。我們必須將一部分的公路轉換為戰預備跑道,並設立燃料與彈藥補給設備。所有空軍基地也都應有跑道快速修復包。主動與被動飛彈防衛的合璧讓台灣更有能力實行阻卻性嚇阻。我們的空中武力大多數能在衝突初期的奇襲與飛彈飽和攻擊下存活,這個事實本身將會嚇阻攻擊者的冒險嘗試。彈道飛彈是當前我們主要的威脅,但是在十年後巡弋飛彈有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威脅,這將是國軍未來必須面對的首要課題。
在沒有共通的C4ISR 之情況下,軍隊轉型不過是幻想。若沒有軍種間共通的通訊系統,幾乎不可能將我軍轉變成聯合作戰部隊。目標在建立軍種間共通通訊系統的博勝案,預計於幾年內完成。有鑑於防衛指管通電、四大空軍基地和當地軍機遭受飛彈攻擊之重要性,筆者認為發展保護這些設施的聯合作戰觀念、戰術、準則、試驗、訓練是我們當前最急迫的目標。這是將國軍轉型為防衛性聯合作戰部隊之起點。要執行與發展這樣的能力不僅涉及陸軍、海軍、空軍,還牽涉到海軍陸戰隊、輕航兵力、特種部隊司令部與飛彈司令部。訓練及演習將提供作戰觀念與準則精進的機會,接著讓下一輪的訓練及演習更加成功。一言以蔽之,防衛C4、六個主要空軍與當地戰機、以及左營海軍基地將是國軍轉型的首要焦點。
有鑑於對岸近來的軍事發展,將我軍轉型為具有聯合作戰能力的部隊已成為急迫之事。過去二十年來解放軍歷經驚人的轉型,依循軍事事務革命方向發展並具有中國特色。台灣已成為解放軍軍事現代化的主要目標。解放軍裁減地面部隊,持續戰略計畫(研發、製造及部署戰略武器如洲際彈道飛彈、中程彈道飛彈、核武,旨在嚇阻美國介入台海危機),並從俄羅斯及以色列購買先進傳統武器。解放軍也在找尋創新的方式發動不對稱作戰以對付潛在敵人-也就是質量上佔優勢者(美軍太平洋司令部)以及數量上處於劣勢者(台灣軍隊)。
沙漠風暴行動讓解放軍高層看到對台進行斬首作戰及先制攻擊的可能性。近來有幾位具有創意的中國戰略專家曾公開表示,以閃電速度攻擊台灣在美國介入前迫使台灣投降-也就是借由政治軍事行動強制台灣接受「一國兩制」:這包括對台指揮中心精準打擊、政軍高層的斬首、扶植接受中國條件傀儡政權和阻止美國干預。
在這樣的發展下,台灣國軍除了將自身迅速轉型為具有聯合作戰能力的軍隊外,沒有別的選項。我們當然不希望與中國發生戰爭,但是中國有可能對我發動戰爭。嚇阻中國對台發動侵略戰爭才是兩岸人民的最佳利益。
嚇阻戰略有三種:大規模報復性嚇阻、反武力性嚇阻、阻卻性嚇阻。前兩種戰略在人口及領土極不對稱下並不可行的。大規模報復性嚇阻在沒有核武彈頭的情況下不具有可信度,即便台灣擁有核武彈頭,也不可能達成均勢。反制武力性嚇阻也不可行,因為兩岸在必須摧毀的戰略目標之數目上差距太大。阻卻性嚇阻是台灣唯一可行的嚇阻戰略。中國希望可以脅迫台灣接受其條件,其希望以武力威脅達成這目標,若武力威脅失敗,則改用盡量最少的武力和可承擔的代價獲勝。台灣的嚇阻姿態必須能嚇阻中國訴諸武力使用並阻卻其所要達成之目的。理想上台灣的目標應該是嚇阻中國突然發動戰爭,若嚇阻失敗,則必須在戰爭初期取勝並拉長時間,直到第三國介入終止戰爭為止。
阻卻性嚇阻是台灣唯一可行的戰略。從純軍事觀點而言,有三件事能嚇阻中國突然發動戰爭:
第一、 解放軍無法在第三國介入前完成達成決定性軍事勝利;
第二、 美國阻止解放軍對台發動未經挑釁之攻擊的能力與決心;
第三、 台灣軍隊阻止解放軍達到最可欲目標之能力-用可接受的代價獲取對台快速且決定性的政治、軍事勝利(亦即迫使台灣接受「一國兩制」)。
無需贅言,前兩件事是我們無法控制的,但第三件事卻是我們可以努力的。只有在國軍能夠阻止中國得到侵略果實(以較小、可接受的代價脅迫台灣接受「一國兩制」),且給予中國統治菁英無法接受之懲罰(其中最糟的是中共政權之垮台)的情況下,才能嚇阻中國統治菁英發動戰爭。這需要我們用質的優勢來補救數量上的劣勢。在當代,唯一可以確保實現此項目標的方式乃是將我國國軍轉變成為為一支擁有聯合作戰能力的部隊。
要達成這一目標,絕對需要總統個人領導,以及國會的支持與參與。國會可以通過國防組織重組法案,旨在合理化我國防組織及扁平化我軍事指揮鏈。什麼樣的組織架構最能讓我們達到此一任務? 這個主題筆者將另外撰文加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