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產業結構的升級與變遷

台灣產業結構的升級與變遷
English Edition
01/01/2005
作者 陳博志
台灣產業結構的升級與變遷

一、前言

台灣是海島型的小型經濟，且位於東亞地區主要的航線上，因此對外經貿關係必會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世界航運仍未發達時，這些特質並未能表現出來，台灣原住民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未和其他各國的文化、政治及經濟發生關聯。但在航運發達之後，台灣的經濟發展就很自然需和國際環境配合。特別是近一百年來，台灣的經濟發展和台灣面對之國際環境的變化有密切的關聯。而在不同階段都能發揮台灣所具有的國際比較利益，也是台灣能有快速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

二、一九四Ｏ年之前的產業發展

十六世紀之前台灣可說是一個海上的孤島，種族上屬於原馬來人的台灣原住民在島上從事農漁牧和狩獵的生活，和外地的往來甚少，因此經濟上屬於封閉的傳統社會。十四世紀蒙古人的元朝政府雖曾有移民至澎湖，但元朝滅亡後，漢人的明朝即放棄澎湖。後來由於航海的發達，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人發現台灣的存在，各國的海盜也以沒有政府的台灣為避難所，台灣逐漸有對外的貿易。十六世紀末，日本曾想要台灣入貢，但因台灣只有部落而無中央政府，因此並無結果。十七世紀初荷蘭人佔領澎湖並奴役當地漢人移民，而和明朝政府發生衝突，最後雙方議和，荷蘭人退出澎湖而在1624年進入台灣南部建造城堡、政府、教會、和學校，開始其殖民統治，台灣進入更有系統與外國貿易的時代（許極燉，1996），同時台灣的經濟經濟發展也漸和國際往來密不可分。其後鄭氏的東寧國及大清帝國統治台灣期間，台灣基本上仍是一個傳統農業社會，以農產品和各國進行貿易，並藉地理位置上的方便，扮演東亞海運上一個轉運中心的角色，直到十九世紀末年沈葆楨和劉銘傳才開始積極推動台灣的現代化和現代產業。而由於地處偏遠且和外國往來較多，較不受傳統保守的思想限制，劉銘傳等人曾在台灣推行一些在大清帝國本土無法施行的新政，例如台灣有了大清帝國最早營運的鐵路，而且還曾用目前流行BOT方式來進行。不過現代產業尚未真正建立，大清帝國就在1895年把台灣割讓給日本，而使台灣的產業發展進入另一個階段。

大清帝國把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由台灣人民宣佈獨立的台灣民主國獨力對日軍的抵抗，不久就告失敗，日本在台灣設立總督府開始其殖民統治。由於日本當時已大量接受西方文化而有相當高的技術及工業水準，現代文化及技術也就隨日本的統治而快速進入台灣。幣制、度量衡制度、政府及農村組織、司法、教育和交通等等事務都在短期內被迫現代化，而育種及其他新的農業技術和大規模機械化的農產品加工方式也快速引進（張漢裕，1951）。再加上台灣和日本內地在氣候和工業發展程度上都有很大的差異，台灣的農產和農產加工品在日本市場取得強烈的比較利益，因此農業和農產加工品對日本內地和外國的貿易，成為帶動台灣經濟發展主力。

而儘管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使台灣迅速富有起來，而教育水準也在日本政府的高壓政策下提到比一般國發中國家高的水準，但由於台灣農產和農產加工品賣到日本內地是屬於國內市場，不受到關稅和其他貿易障礙的阻擾，因此台灣農產及農產加工品的貿易條件比一般關發中國家高很多，台灣出口砂糖所得的價格甚至可比古巴高三倍，因此一直到一九三Ｏ年代之前，台灣除了農產加工之外，並無積極工業化的努力。一九三Ｏ年代之後台灣的每人所得已相當高，一九三七年時每人所得已達日本內地的七成，再靠農業和農產加工業已無法快速成長，而日本為了對外侵略，也想把台灣同化，於是在台灣推行了皇民化運動及工業發展 (許松根，1997)。不過在中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台灣的工業建設變成是以配合戰爭分散風險的需要為主，並不見得適合當時台灣經濟發展程度的一些重工業也被發展起來。真正配合台灣經濟條件的大量工業發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開始。

三、戰後產業結構的變遷

大戰結束之後，日本不再是台灣的國內市場，農產品不再能照以往的貿易條件大量出口至日本。這種貿易條件及貿易機會的惡化造成台灣實質所得的下降。另外由於戰爭的破壞以及中國大陸大量人口的移入，台灣的每人實質所得更為下降。大約到了1958至1965年之間，台灣的每人所得才回升到1937年的水準（郭逢耀、崔洲英、林明姿、鍾靜宜，1997）。這種所得下降而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的現象，造成台灣物資及外匯不足的現象，因此政府採取了進口替代政策，利用關稅、進口管制、外匯管制，以及複式匯率等政策，讓國內生產的工業產品能夠替代進口產品。而由於台灣在戰前未大量發展工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農產品的貿易條件甚好，而不是台灣沒有發展工業的能力，因此在戰後國際貿易機會及貿易條件大幅惡化，由市場力量來看本來就有促使工業快速發展的力量，因此在進口替代政策及美援的協助之下，工業當然更能快速發展。結果工業在國民生產毛額中的比重由1951年的21%，增加到1961年成為27%。相對地，農業的比重則由32%降到27%，工業的成長高於其他產業。

然而這種工業成長畢竟是靠保護國內市場來達成，產業發展比較集中在簡單的民生工業，而台灣的市場也並不大，因此到了1950年代後期，不少產業已出現生產過剩的問題，勞工失業的現象增加，但美援即將停止，我們又將可能面對外匯不足的問題。於是政府被迫進行了一連串的政策改革。這些改革最主要的精神，就是由保護國內市場的進口替代政策改為出口擴張政策，包括採取銷複式匯率並讓匯率貶值到較合理的水準，同時採取外銷沖退稅制度和外銷貨款制度，以及對投資的租稅減免。在這些新政策之下，出口廠商可以和外國廠商公平地競爭，而不像在只採進口替代政策時那樣因為太高的稅負而不易讓產品出口。於是廠商在市場力量的引導下，自然開始設法出口台灣可以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的產品，也就是具有國際比較利益的產品。而由於當時台灣的工資遠低於先進國家，而工資比台灣更低的國家則未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因此台灣的國際比較利益顯然是在勞力密集產品，勞力密集產品的快速出口成長乃成為196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帶動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

由1960至1987年出口平均實質年成長率17.7%，製造業生產指數平均年成長率13.5%，而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則為9.3%。出口帶動經濟成長的現象相當明顯。而由1952到1987年之間工業產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也由8%增加到94%。工業及其中之製造業在國內生產毛額中的比重也分別由1951年的21.3%及14.8%增加到1987年的46.7%及38.9%。工業產品出口的快速成長，也造成台灣經濟快速的工業化。

這段期間出口及經濟的發展對台灣社會發展也產生了甚大的影響。由於金融及其他產業並不像出口和製造業那樣快速發展，企業要大規模經營本來就較困難。而至少在較早期時，政府在政治上不管是基於三民主義節制私人資本的思想，或者是擔心大資本家形成太大的政治力量而挑戰政府的威權，都並不樂見大型企業發展。恰好勞力密集產業有許多並不一定要大規模經營，也不需特別的技術。於是許多人都可以藉有限的自有資金或向親戚朋友借來的資金就投入出口產業的生產。台灣因此產生了大量參與國際經貿往來的中小企業。從經濟面來看，這些大量的中小企業彼此之間激烈的競爭降低了個別廠商的利潤，但也培養了廠商多樣化生產及靈活調整的能力，而使台灣的製造業較能應付各種不同的需要及各類的衝擊。從政治面來看，大量中小型企業主的存在加速了中產階級及平民政治力量的形成，而可能有促進台灣政治民主化的作用。

此外，勞力密集產品的大量出口本來就具有大量增加勞動需求而提高工資的作用，大量相互競爭雇用勞工的中小企業更使市場力量得以發揮作用，而使台灣在不能罷工也沒有多少工會運動的戒嚴體制下，仍得到工資快速上昇而失業率極低的成果。而工資的上升及大量中小企業的存在，亦使台灣的所得分配更為平均，甚至達到世界最平均的水準之一。

四、八Ｏ年代經濟轉型的壓力

195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中期之間，台灣的經濟急速工業化，工資和所得快速上升，而物價卻相對平穩，所得分配也更為平均，可以說是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然而由1980年代開始，各項主客觀環境已開始改變，但我們仍習慣於過去以勞力密集產品出口成長來帶動經濟成長的經驗，而未能及早採取必要的對策，因此在1980年代中期，各項調整的壓力同時出現，迫使台灣經濟做急速的轉型。所幸這項轉型事後來看也是相當成功，而造成台灣產業快速的升級和國際化。

勞力密集產品的出口儘管帶動了台灣的經濟發展，但這類產品的發展終究有其極限。台灣在1970年代曾推動第二次進口替代政策，並由政府帶動投資生產較為資本密集的中上游產業，而使整體產業結構更為完整。但到了1980年代，由於政治社會的變遷，人民對公營事業投資有不少批評，使政府和公營事業投資佔國民所得的比例大幅下降，而民間在勞力密集產品的投資機會卻不充裕，於是台灣的國際收支因為國內儲蓄遠超過投資而出現鉅額的順差，最高時貿易出超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高達21% (陳博志、李惠琴，1986b)。然而台灣卻在出口是經濟的命脈這種想法下不願意使新台幣升值，在產業保護的習慣下不願意降低關稅及其他進口障礙，同時在保守的財政觀念下不願意發行公債來增加政府支出，於是龐大的出超繼續拖延，終於引起更大的調整壓力。

這段期間台灣面臨的調整壓力至少包括貨幣的大幅升值、進口的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勞工權力提升、環保意識抬頭、泡沫經濟興盛、工資更低之國家的競爭，以及對外投資的風潮等項目。這些調整其他先進國家多半也曾遭遇，但它們常是在不同時期遭遇不同的調整壓力，而台灣卻是在短短幾年內同時面對了這麼多種壓力，因此產業結構所需的調整速度也就特別的快。

在國際方面，美國認為台灣、日本和西德等國的鉅額出超造成了美國的失業壓力，因此要求各國的貨幣升值，新台幣乃在兩年內升值了四成，而對勞力密集產品的出口競爭力造成不小的衝擊。美國另外也要求台灣大幅降低進口障礙，於是一些傳統在國內市場受到保護的產業也受到不小的壓力。

在國內方面，新台幣的升值及進口的自由化使人民的購買力大幅提升。而日圓的同時升值也給台灣帶來新的生產及出口機會。於是儘管1986年開始的貨幣升值帶給勞力密集產業一些困難，台灣國民所得的實質成長率卻創下15.7%的歷史性紀錄。台灣人民好像一下子富裕起來，而不少民眾確實也表現了暴發戶的心態。

這種快速的富裕很湊巧發生在就國際經驗來看，人民對服務業的需求正要加速的所得水準附近。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顯示，一國現代經濟發展的初期工業和製造業的成長速度較快，而使它們在經濟中的比重上升，這也就是通常所謂工業化的現象。但到了較高的所得水準，例如以1980年的物價來計算六千美元的每人平均所得水準左右，人民對服務業的要求會增加較快，而使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上升，而工業和製造業的比重下降(陳博志，李惠琴，1988a)。台灣在 1986和1987年因為上述貨幣升值等因素，一下子就跳過這個水準，因此服務業也開始快速發展，並對勞工產生大量需求。於是儘管新台幣大幅升值，以新台幣計算的工資卻仍快速上升，幾年內製造業以美金計算的單位勞動成本上升了一倍，傳統勞力密集出口品的國際競爭力必然要嚴重下降。

而由1970年代後期開始，台灣逐漸出現比較大規模的政治民主化運動，並在1980年代中期實現了解除戒嚴等具體的民主化政策。在經濟層面上，這種政治的民主化使勞工權益得到更大的尊重，人民的環保意識也得以發揮，但政府處理勞資及環保爭議，以及管制投機活動的能力也因而下降。於是有些勞資及環保爭議未能順利解決而影響到廠商的投資經營。鉅額出超所累積的游資也助長了投機活動而形成泡沫經濟現象及股票和不動產價格的暴漲，並導致財富分配的惡化，部份勞工工作意願的下降，以及廠商經營環境的變化。

上述各項因素都形成台灣產業，特別是傳統勞力密集的調整壓力。不過對傳統產業影響最大的因素應是鄰近開發中國家的加入國際競爭。台灣的每人平均所得由1960年至1986年實質成長將近五倍，而台灣仍能大量出口勞力密集產品的主要原因，是在1980年之前除了四小龍之外，大部份開發中國家都未積極加入勞力密集產品國際市場的競爭，因此儘管四小龍的工資已經相當高，仍然可以做勞力密集產品的主要出口國。然而由1970年代末期開始，許多開發中國家已瞭解到出口擴張政策的利益，因此不少開發中國家在1980年代加入勞力密集產品的出口競爭。而由於這些國家的工資水準遠低於台灣，因此台灣傳統的勞力密集產品很難和這些國家競爭。產業結構必然需要調整。再由於台灣經濟的自由化，廠商出售不動產及股票利得的大幅增加，以及國際投資的盛行，台灣的傳統產業也紛紛有能力到鄰近的開發中國家投資，加速這些國家出口能力的成長，並對其他的台灣廠商構成更大的競爭威脅。

五、近年來台灣製造業升級

上述因素對台灣的製造業產生兩種調整壓力，一方面製造業在經濟中的比重要像其他先進國家一樣因為服務業的發展而下降，另一方面製造業內部的結構也要配合國際比較利益的改變而調整。因此對那些失去國際比較利益的產品而言，調整的壓力必然相當地大。工業和製造業在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分別在1986和 1987達到47.1%和38.9%的高峰之後，即開始快速下降，到1997年分別只剩下34.9%和27.7%。這種下降的速度比以往日本等先進國家的經驗還快，而目前這兩項比重也已降到日本和德國的水準，因此調整速度可能已超過台灣長期經濟發展適當的水準。

所幸即使在製造業比重這樣快速下降的過程中，台灣並未遭遇到很大的調整成本，如失業或廠商破產的現象。相反地，台灣製造業內部的結構仍能迅速地調整來適應新的情勢。而形成產業快速升級的現象。

台灣產業升級的必要性是來自國際比較利益的改變，因此升級的現象也最容易由出口結構的變化來觀察。所謂產業升級概念上是指一國產業可以做到以往不能做到而對該國卻有利的事。而更具體來看，世界上發展程度不一樣的國家分別能做到不同的事，也分別在不同產業具有國際比較利益，因此產業升級中一個容易觀察到的現象也就是一國在國際上有競爭力的產品由經濟發展程度較低之國家所專長的產品，提升到經濟發展程度較高之國家所專長的產品。而就國際貿易理論來看，開發中國家具有國際比較利益的產品為勞力密集產品，而先進國家則為資本及技術密集產品。不過在實際經濟中，生產要素其實不只兩種，技術也並不易客觀衡量，因此必須採用一些更具體的定義，依產業生產時所使用之要素投入特性將產品做適當的區分，然後才能較清楚觀察到產業或出口結構的變化 (陳博志、薛琦、吳忠吉，1991)。

首先依照各產品單位國內附加價值 (不包括間接稅及利潤) 直接間接所使用的勞工人數，將產品區分成三類，使用勞工人數較多的稱為高度勞密集產品，較低的歸為低度勞力密集產品，中間的則為中度勞力密集產品，並把三類產品的分割點訂在三類分別佔1981年台灣產業附加價值的三分之一。依照這種分類，高度勞力密集產品在台灣出口中的比重在1985年為46%，1987 年增加到48%，然後就持續下降，到1997年僅剩35%。相對地低度勞力密集的產品之比重則由1987年的15%增加到1997年為22%。產業結構雖有升級，但看起來速度並不算快。

若改依各產品每名勞工直接間接使用的資本設備做指標，而把產品同樣區分為資本密集度高中低三類，則高度資本密集產品的比重由1987的23%增加到1997為30%，低度資本密集產品則由27%減少到9%。結構調整的速度看來稍微高一點。

而若依各產品直接間接運用的勞工中受過高等教育之比例，把產品分成技術人力密集度高中低三類產品，並讓它們各佔1986年台灣產業附加價值的三分之一，則高度技術人力密集產品在1986年僅佔總出口的18%，而到1997年達到40%。相對地低度技術人力密集產品的比重則由48%降到19%，結構的改變比用前兩種分類時更為顯著。

若與其他國家來比較，技術人力密集度也最能顯示先進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差別(Chen,Schive,Chu,1994)。特別是和日本相比，台灣高和低度勞力密集產品的比重分別比日本高一個百分點及低十五個百分點，高及低度資本密集產品分別低十二及零點五個百分點，但高及低度技術人力密集產品則分別低24及高15個百分點。一般說來，先進國家出口中皆有60%左右為高度技術人力密集產品，顯示台灣雖然已有顯著之產業升級，但要達到先進國家之水準仍須一段時間。

由於台灣的製造業高度依賴出口，出口結構的改變也必然造成生產結構的改變。由1986至1997年高度資本密集產品的產量增加了89%，而低度資本密集產品則萎縮了1%。高度技術人力密集產品成長了146%，而低度技術人力密集產品則萎縮了27%，其中低技術人力密集又低資本密集的產品更萎縮了 55%。這種激烈而又有不少產業，特別是勞力密集產業產量萎縮的情況，原則上會造成社會相當大的調整成本，而且可能會有較嚴重的失業問題。不過台灣產業的轉型卻能夠相當順利地進行，其主要原因是台灣的產業結構轉變的過程主要是新興產業先興起，以較高之工資或較好之工作環境挖走傳統產業的員工，傳統性產業因為付不起高勞動成本而失去競爭力，以致必須萎縮，因此不像傳統產業先失去競爭力而必須辭退員工，以致造成失業的情況。不過在開發中國家的競爭及整體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下，也有一些產業確是先失去競爭力而不得不萎縮，並有不少生產要素並不易在國內找到其他適當的就業機會。所幸由於新興的開發中國家多半在台灣附近，因此許多台灣廠商移到這些國家投資，以再利用他們在台灣擁有的或可以較便宜取得的生產要素，如傳統產業原有的設備、技術、技術人員、商譽、以及行銷管道。這種投資方式不僅解決了台灣產業結構調整的可能副作用，同時也加快被投資國家的發展，而形成一種特別的互利合作關係 (Chen，1994)。

過去十年間，台灣對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國家的投資累計經當地國家核准的金額皆超過300億美元。至1996年為止，台商對這些地區實際投資金額亦達 267億美元，其回台灣採購的機器設備及原料零組件在1995年估計超過130億美元。而這些投資在1996年為中國大陸所創造的出口估計約133億美元，為東協各國所創造的出口則約96億美元（台灣經濟研究院，1997）。

而由於國際比較利益的改變加上台商對外投資的效果，以細項產品市場佔有率的消長來推估，台灣1989年在歐盟的市場佔有率到1994年約有33% 被東亞開發中國家替代，而在美日市場亦有32%被東亞開發中國家替代。若分產業別來看，則這些替代雖以低度技術人力密集產品為主，但產業技術人力密集產品在兩個市場被替代的金額仍分別達1994年該類產業出口金額的7.6%及13.6% (王淑卿，1996)。在將各國損失的佔有率按比例均分給佔有率上升的國家之後,四小龍由1989至1997在日本市場被中國大陸替代的金額約佔1997 年中國大陸對日本出口的48%，東協開發中國家替代四小龍的比例則僅約6%，在美國市場這兩項比例分別約32%及4%，而在EC市場到1996年為止則分別為23%及20%(Chen, 1998)，中國大陸在替代其他國家產品上的成果似乎遠高於東協各國。

儘管台灣傳統出口產品大量被開發中國家替代，但由於台灣對外投資廠商回台灣採購各種中間產品及生產設備，也由於台灣在這些產品的比較利益，因此台灣對中國大陸及東亞各國的出口在1980年代中期之後呈現快速成長，而且台灣對這些地區的出口大約有70%是中間產品而20%是機器設備，台灣成為較為資本和技術密集之生產財的供給者，而這些生產財則大部份結合各國的人力等資源，再出口到其他國家。因此台灣和這些地區之間出現類似過去日本和台灣之間的分工關係，並有助於台灣產業的升級。

不過台灣在這段期間對先進國家的出口結構也一樣快速升級。做為台灣這幾年發展主力的電子資訊業對先進國家的出口比重亦相對高於對開發中國家的出口比重。因此對開發中國家的出口成長並非產業升級的主要原因，而有較多成份是產業升級普遍性的結果。

除了貿易及產業結構的改變之外，台灣的產業升級也表現在產品品質的改善。在新台幣1986年開始升值之後，傳統產業即曾努力以改生產高價值產品來回應。當時台灣有兩種出口品價格指標，一個是採用固定基期權數並對固定品牌型號查價的出口物價指數，這項指數的變化大致反映不包含品質及產品結構改變在內的純粹價格變化。而另一套出口單價指數卻是以同類產品之平均單價代表價格，並採用理想公式來編製指數，因此部份產品因品質改善而相對提高價格，或者產品結構由低價品移向高價品時，這項單價指數的上漲率即會高於出口物價指數的上漲率。而由1986至1989 之間出口單價指數比出口物價指數各上漲了10%，即表示其間產品品質明顯的改善。可惜由於後來產品結構改變甚大，且出口物價指數的編製方法改變，即無法再用這種簡單的方法來衡量品質的變化。

不過龔明鑫(1997)採用兩階CES函數的假設，導出可以同時考慮產品多樣化及產品價格差異的指標來衡量不同國家出口品的品質差異，結果發現台灣對先進國家出口的產品1989年以來品質和日本及南韓產品相較並未改善，只有在產品差異化方面領先南韓。而台灣產品品質領先中國大陸產品的差距則明顯縮小。

除了由產品來觀察之外，生產上投入之變化也可以看到產業升級之努力。由1987到1997之間，製造業員工中工程師和技術員的比例分別由 1.52%及4.17%增加到3.41%和17.53%，而各別產業這兩項比例增加的幅度雖然各不相同，但也皆大幅上昇，顯示製造業技術人員比重的提高是一種普遍的趨勢，而不只是產業結構趨向於技術人力密集產業的結果。全體產業研究發展經費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也由1987的1.14%增加到1996為 1.85%。和一般先進國家及南韓相比，台灣花在研究發展的比例仍然較低，例如南韓這項比例比台灣高出了0.9個百分點。不過就研究發展的成果來看，台灣的成果卻也頗為可觀。台灣每百萬人在美國獲得核准之專利點數在1992年為36點，但持續增加到1996年為89點，己僅低於美國本身，日本、瑞士和瑞典，甚至略高於德國和加拿大，而英國、法國、荷蘭僅有40至50點左右，在韓國、新加坡、和義大利則僅有33、28以及20點，因此台灣研究發展的成果算是相當不錯。不過這種研發經費較少而獲得專利較多之現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台灣中小企業較多，而較注重產品的差異化的專利，而不一定表示台灣在研究發展上有高很多的效率。

六、結 語

台灣過去幾十年的產業發展和一般開發中國家相較，確有可觀的成果。一般人常把這種成果歸功於政府政策及文化。政策和文化實際上當然也會有些影響，不過實際上卻不容易驗證它們是否經濟發展成功的主要原因。而由產業結構的轉變一直頗符合台灣國際比例利益的轉變之現象看來，政策和文化因素主要的影響也許是使市場力量能夠發揮，並因而使發展及調整的速度更快，而不是政策和文化領導了發展的方向。

在政策方面，至少就產業結構的轉變而言，政策的功勞恐怕不宜高估。台灣在以往各期的經濟建設計畫中會列出主要產品在計畫期間的成長目標，並據以提出必要的配合政策。然而事後來看，在各期經建計畫提出時已知道某些產品正在進行投資資料的情況下，這些成長目標對實際成長成果的預測能力仍並不比前期的成長率高多少(Chen, 1996)，故經建計畫並沒有發揮多少引導產業發展的作用。

台灣在政策上比較可能成功的地方反而是在於減少原有政策不當的干預。例如由進口替代走向出口擴張，主要的政策其實是使出口產業能和外國公平競爭，並使市場力量能夠發揮，而不是特別給出口產業額外的利益。而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台灣施行獎勵投資條例的期間，雖然法理上政府會選擇一些產業給予租稅優惠，好像政府在負責挑選產業。但實際上政府挑選的產業範圍甚廣，真正有人想投資而未被列入獎勵範圍的產業似也不難要求納入範圍，並使獎勵措施幾乎變成一般性的攻策。政府雖然曾積極扶植某些產業甚至直接參與投資而得到成功，如煉鋼和積體電路，但也有許多失敗的例子如汽車和肝炎疫苗。到了1980年代之後，人民的想法逐漸改變，政治的民主化，以及國際上對經濟自由化的要求，政府愈來愈難直接介入產業投資，對產業發展的政策也由選擇性的產業政策改為功能性的政策，也就是政府只針對具有市場失靈現象的廠商行為來採取政策，以求減少市場失靈現象對產業發展的傷害，而儘量不直接認定什麼產業較值得發展。

在文化方面，台灣由於地處海洋而和外國接觸較多，且大部份民眾曾是外來移民，因此冒險的精神及接受新事物的傾向都較高。在大清帝國統治的末期，台灣能在大清帝國中率先擁有實際經營的鐵路，並且曾計畫由民間以類似目前流行之BOT的方式來進行就是一個例子。不過當時的人民卻也未能快速大量引進西方已有的技術與產業，這些新技術多半是在日本統治之後才在短時間內大量引進，而人民基於自己的利益，也能快速接受這些新技術，而造成日本統治時期的快速經濟發展。不過在台灣的教育水準及所得大幅提高之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卻也沒有多少台灣人民積極想發展新的工業。在戰後台灣失去日本市場而改採進口替代政策之後，人們才因為有利可圖而大量投入民生工業，並造成生產過剩。

到了台灣採取出口擴張政策時，台灣雖不斷出現新產業，但人民看到別人發展某項產品成功之後趕快跟著去做的所謂一窩蜂現象卻更為普遍。只是因為當時世界市場的容量很大而競爭者不多，因此一窩蜂式的發展反而使台灣在真正創新的企業家並不多的情況下能夠實現快速的發展。

這種發展方式所形成的眾多中小企業卻也逐漸形成一些特別的文化。他們因為爭取出口市場而有較多國際經驗，而使他們在1980年代之後能夠大批前往國外投資之外，他們彼此之間激烈的競爭使他們的經營方式必須靈活有彈性，因此他們在面對兩次能源危機、新台幣的大幅升值，乃至最近的東亞金融風暴時，都可以快速的反應。廠商間一窩蜂式的競爭也使許多廠商必須力求產品的差異化以和其他廠商區隔。這項努力及廠商的靈活性，使台灣在少量多樣化的產品生產上具有較高的比較利益。在台灣大量出口勞力密集產品的時期，我們可以發現在產品分類上屬於「其他」的各個項目，台灣常具有較高的顯示性比較利益。此外由於中小企業常不能獨力完成一項產品的所有部份，甚至無法獨力滿足較大的訂單，而需多家廠商相互配合，因此廠商間也形成了良好的合作網路及慣例。而這些特質恰好非常適合發展個人電腦，因此它們也正是台灣近十年來能夠成為個人電腦的主要生產國，並因而帶動整體電子資訊工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海洋文化和移民的性格在戰後時期也因為台灣在軍事安全上所受到的威脅以及政治上的威權統治，而造成大量知識份子的外移。這在當時或多或少減緩了台灣產業的升級。然而在台灣的生活水準相對逐漸提高，政治逐漸民主化，而在國外多年的人才也可能逐漸有更多人或多或少因為文化和種族差距，而遭遇生活發展的瓶頸時，近年來人才的回流卻又成為台灣產業結構乃至經營理念大幅轉變的一項力量。

最後也值得一提的是人民的長期發展經驗所形成的冒險精神雖然可能促成產業的升級，但這些精神在台灣並未被充分適當利用。於是在人民所得及財富提高之後，這些精神也大量流向投機事業，而形成妨礙長期發展的泡沫經濟現象、不動產價格的高漲，以及不少人工作意願的降低。不過也有一部份產業透過股價高漲得到更多資金來投資，而得到泡沫經濟的利益。冒險精神也導致不少人民在未充分評估的情況下就對外投資移民，例如在越南、高棉、和緬甸，台商都領先其他國家進行投資。這種大型的投資雖有助於台灣產業結構的調整及國際化，但鉅額的投資也造成資源不必要的外流，其至對被投資國也不一定有利。因此如何引導人民的冒險精神，結合台灣經濟的其他特色來投入於經濟發展，應是台灣未來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