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對抗中的四種主義

美「中」對抗中的四種主義

丁學良(哈佛大學博士、中國大陸旅外學者)


21世紀初15年左右的期間，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危險的時刻。在這段期間，除非發生巨大的突然事變，中國會是世界上頭號強國──美國──的頭號敵人。(這當然不是指全體美國人，而是指美國主流勢力。)

中國就其國力來說，遠不足以擔當這個角色。就中國領導層的心態來說，極不願意擔當這個角色。中國變成美國首要敵人，皆因蘇聯瓦解以後，美國主要的真實威脅頓時出現「空位」所致。

成為美國「首要敵人」的三大要件

要當美國的敵人不難，要當美國的首要敵人卻不易，得具備一系列的「資格」或「條件」，它們約略地可分析成三大類：

第一類，政治制度如何？──你是「民主的」還是「專制的」？在專制中，是「專權的」(authoritarianism，如皮諾契特統治下的智利)還是「全權的」(totali-tarianism)？在全權制中，是右派的(如納粹德國)還是左派的(如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就這三組變體而言，後者比前者更易於被美國界定為仇敵，因為權力集中的程度更高、更少受到制約。

第二類，種族和文化如何？──你是白色人種還是非白人？是基督教文化還是非基督教文化(印度教、儒教、伊斯蘭教等)？在其他條件等同的情況下，美國對前者更感親近，對後者更易產生疑慮和敵視。

種族和文化這兩者，種族更根本，文化附著其上。1993年美國政治學家杭廷頓發表「文明衝突」一說，影響甚巨，是因為他突出了種族文化因素在國際關係中愈趨深刻和佔主導的作用，只不過為了避免戴上「種族主義者」的帽子，他用的是「文明」而非「種族」的標籤。

第三類，國力如何？──實力愈強，愈容易自行其事，不聽美國的指揮，與之發生摩擦。在衡量一國實力的時候，美國當然會計算它的領土、人口及自然資源這類靜態因素，但更注重的，是其經濟實力的增長速度這種動態因素。增長愈快的國家，愈易於搖撼現有的國際力量對比，挑戰現存國際秩序中的主要得益者。1960年代，美國的頭號「日本通」賴世和(EdwinReischauer)在哈佛大學講授日本與世界的關係。他首先展示一張常規世界地圖，小小的日本在上面顯得毫不起眼，還比不上緬甸和泰國這類四等國家。然後，他再展示根據國民生產總值繪製的世界地圖，日本頓時顯得巨大，比中國還大上幾倍！最後他展示一張基於主要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繪製的地圖，就顯示出，再過十幾年，日本比蘇聯還要大，直逼美國！這種國力動態比較法刺激了美國人的危機意識，促使他們重視和研究日本。

十五年內拖垮中國

若在以上三方面具備任何一項，都有可能成為美國的敵人。但是，只有同時具備三類負項素質，才有資格成為美國的首要敵人。比如，身在美國後院的古巴，雖然是左派全權制，又不是白色人種，但它的國力規模太小，就不足以成為美國的主要敵人。又如日本，雖然在種族和文化上根本異於美國，國力規模又強大，但它現在的政體是多黨制民選的，所以就不易成為美國全球戰略中的首要敵人。儘管美日之間經常爆發貿易戰，儘管在1990年代初一部分美國權勢團體建議把日本列為潛在的首要敵人。

當今世界上，只有中國才是「三合一」：它既是左派的全權制，也是黃色種族和儒教文化的大本營，又是規模巨大和經濟力量速增的潛在強國，故不幸地被美國選為首要敵人。

說「不幸」，是因為20世紀的歷史表明：一旦美國認定某國為其首要敵人，它就有意願並且有能力動員強大的資源去對付這敵人。為了搞垮首要敵人，美國可以不擇手段，包括不惜與它的次要敵人聯手。比如，為了擊潰納粹德國，美國與史達林的蘇聯結盟。擊潰德國後，立刻又把蘇聯確定為首要敵人。為了對付蘇聯，不惜與紅色中國聯手。

現在，美國正運用它在20世紀下半葉戰勝蘇聯的過程中積累的豐富經驗，來對付中國。僅舉一例：美國擊敗德國打的是熱戰，人員傷亡代價沉重。它擊敗蘇聯打的是國力消耗戰──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軍備競賽中，美國戰略的機智和蘇聯決策層的僵化短視，導致蘇聯不得不把絕大部分的人力物力用於戰備，結果無力在新興的高科技產業部門投入足夠的資源。到了1970年代末，蘇聯已被拖得百孔千瘡。

在未來的十多年，一方面，美國會繼續在中國周邊造就日益增大的戰略壓力，迫使中國把更多的資源移用於戰備。另一方面，美國會收緊對華的高科技轉移(「考克斯報告」是最明確的信號)，縮減中國汲取國際科技資源的機會。這兩手的綜合效應就好像是耍弄一只口袋，擴大它的破洞，紮緊它的袋口，它不早早枯竭才怪哩！資源遠比中國豐富的蘇聯在五十年裡，就是這樣被活活拖垮的，中國大概只需十五年就會被拖垮。這不是聳人聽聞：不要忘記，考克斯先生在多年前就獻身於搞垮蘇聯帝國的冷戰鬥爭，與共產黨國家打交道身手不凡。

美國主流已經把中國視為繼納粹德國和蘇聯之後的第三個「邪惡帝國」。他們把中美之間的對抗界定為「民主主義」對「共產主義」的正義討伐；民主主義包括對政治、民族、宗教、社會的生活方式作自由選擇的權利，共產主義則是對這些自由的壓制和剝奪。

兩大陣營間醞釀重大變化

當然，這種意識形態的標籤並不是什麼新招數。在幾十年的冷戰期間，美國和西方陣營都是這麼描繪它們與蘇聯陣營的鬥爭的。現在發生了重大變化的是兩點：

第一，雖然當年美國和西方堅決反共，但共產主義(包括它的價值理念、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在那個時代仍不失為世界上一種頗具競爭力的「主義」。它不但對很多第三世界的人民有吸引力(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經濟發展、社會平等的訴求)，它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許多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青年激進派、左派團體也有吸引力。換言之，那個年代，美國和西方與共產主義對抗時，並不擁有道義上的壓倒優勢。而1980年代以降一系列事態變化，已經使共產主義在全球喪失了號召力。今天，在抗衡美國和西方主流的鬥爭中，共產黨手中沒有意識形態大旗可舉。而美國和西方那邊，「民主參政」、「自由選擇」、「民族自決」一系列原則，喊得理直氣壯。你可以斥責它們言行不一，但無法否定這些原則本身的正當性和對各地人民的吸引力。

第二個重大的變化是：當年共產主義那邊，是一個大陣營，軍事實力堅強，西方陣營無決勝把握，故不敢輕易動武。而在今天的美中對抗中，雙方實力相差太大。美國若動武，相對成本大為降低。

簡言之，在今天美國對共產主義國家的鬥爭中，「王道」和「霸道」皆佔上風。在20世紀大半時間裡，美國都在反共，但形勢對她從來沒有這麼有利過！處於如此明顯的優勢中，人的手是會發癢的。1999年尾，一位在美國政學界從事美中關係研究數十年的專家告訴筆者：在美國主流勢力裡有一派主張，與其讓目前中國的局勢拖延下去，還不如支持台灣就獨立與否舉行全民投票表決。若中國動武，美國就攜同盟邦武力介入。中國還有其他的民族問題和內部麻煩，中共同時應付不了這麼多爆炸性的難題，會加速垮台。這樣就可以把最後一個「共產帝國」一勞永逸地解決掉。

討論了中美對抗中的兩個主義--民主主義對共產主義後，讀者會問：這是否說明只要現在中國變易共產主義名號，就會走出被美國當作首要敵人圍堵的險境？換言之，美國所打擊的不是中國，而是中共？

在這個要害問題上，信息是矛盾的。1996年三月台海導彈危機後在坎培拉的一次大型國際研討會上，沙特(ＲobertSutter，時任美國國會關於美中關係的資深顧問)反覆強調，台灣問題極易把中美拖進直接武裝對抗。筆者問他：「假若現在中國政府不是共產主義的，但同樣的對內不民主，對外是強硬的民族主義政策，對台灣不惜用武力阻止其獨立，美國的反應又將如何？」他斬釘截鐵地回答：美國決不會像現在這樣敵視中國，不會阻止她統一台灣。

1999年10月，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極右派的赫姆斯(JesseHelms)聲明：他雖然在國會竭力推動多項反對中國的法案和政策，但他只是反對共產主義，對中國人民卻充滿情誼。他的密友宗教領袖葛理(BillyGraham)的太太就是在中國出生的，云云。

但是，回顧20世紀美中關係史，可以看出，即便是像蔣介石這樣既反共、又長期結交美國的盟友，一旦在重大問題上不馴服，美國也要懲治他，甚至企圖暗殺他(1950年代初)。美國對右派盟友們這麼做不止一次，如對南韓的李承晚、南越的吳廷琰等等。

所以，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維護霸權主義的地位，是其基本的戰略目標。任何別國對她的霸權地位挑戰，她都會報復。但是，報復的強度和方式卻大不一樣。這就回到前文論及的那三類條件。除非某一個國家政權(state)「三合一」，美國才會視其為首要敵人，必徹底搞垮她才會安心。否則，報復是有限的，最壞的情況下也只是除去某一特定領導人，不會摧毀該國家政權。

鑑於20世紀後半段多次海外用兵的負面正面教訓，美國現在已經琢磨出一條維持霸主地位的更加精巧的途徑；花盡可能多的錢(高科技戰爭)，死傷最少的美國兵，以減少國內選民的反戰壓力。同時，凸顯美國對他國並無領土野心，制裁或干涉全為伸張民主自由的道義，以減少國際上的反美聲浪。

民族主義應以民族國家為效忠對象

面對美國發展出的新型世界戰略，中國政府唯一可借助的，是民族主義(「主權不可侵犯」、「捍衛祖國神聖領土」、「民族統一大業」等等)。但是，中國政府的民族主義卻遭到共產主義的頻繁衝擊，它太經常地和強制地用是否忠於共產黨來劃分敵我界線，而民族主義最核心的是以民族國家(nation-state)作為效忠的對象。因為這一錯位，中國政府不經意地為美國強硬派做統戰工作--美國和國際上有很多團體、個人，容忍乃至贊同美國以民主主義的名義對中國圍堵打擊，並非因為他們特別憎惡中國，而是因為看不慣共產黨。如果中國政府淡化施政中的共產黨特色，使自己無異於一個普通發展中的第三世界大國，那麼，竭力推動打壓中國的美國強硬派，就會喪失國內和國際上的一大群盟友。

淡化共產主義特色對中國人的影響更大。無數的中國人(包括很多海外華人)都願意為保衛中國而戰，只有極少數的中國人才會為共產黨而戰。若中國政府轉向以民族國家作為忠誠劃界的標準，它立刻就會減少很多同種同族的敵人(從而節省了用來對付他們的龐大資源)，而激增許多的擁護者。

1941 年六月，當蘇聯在德國大軍的猛攻下垂死掙扎之際，史達林立即把「為蘇維埃而戰」改成「為俄羅斯母親而戰」。此舉有效緩解了在蘇共政權下萬千受害人民的離心傾向，國民一致，拯救了祖邦。1980年代中鄧小平提出，只要台灣坐下來談統一，北京願意改國號國旗。可惜這一置國家於政黨之上的英明動議，後來無下文。

新世紀前期，國際爭鬥主要是在中美之間進行。基於20世紀與德國和蘇聯熱戰、冷戰雙勝的經驗，美國決不會容忍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崛起為世界強國，一定會用種種手段予以遏制，而中國易被抓到的辮子和被擊中的穴位也實在太多(台灣、民族關係、人權問題等等)。

在中美對抗中，美國的民主主義旗幟是其巨大資產，極有利於掩飾她的霸權主義戰略目標，爭取國內國際多種力量(包括許多華人和中國人)的容忍和支持。中國愈是顯示共產主義的政治(經濟上已不是)特徵，便愈有利於美國以王道佐霸道，當然也就愈有損於中國的民族主義戰略目標。

站在中國的立場權衡，以共產主義對抗民主主義，無勝算的可能；以民族主義抗衡霸權主義，短期內可以減少損失，中期內可以打個平手，長期內可以佔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