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漢譯品質

來源：海國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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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老建中在比較美國各學區及學校教育內容後，從結論上說：「台灣教育的現狀，必然要缺乏高品質的教材。問題根源不只在「教育界老師、大老」，而更反映人文工作者的整體能力與素質！而且，就此請問「教育界老師、大老」，不只是問道於盲，恐怕更是與虎謀皮！」

我其實不完全同意。我認為重點在：「有沒有心？」、「有沒有自信？」、「有沒有好的研究精神？」

我不相信王亞南的外文有多強，但他個人翻譯了資本論三巨冊。河上肇也不一定比現在台灣的文法學者的學養功力強到哪裡，但他個人辦的雜誌卻獨立抗拒法西斯，對日本有深厚影響，也影響到中國。

近的來說，柯旗化先生的「新英文法」，很多都翻譯日本人所寫的文法，但這一本英文文法書卻獨佔台灣市場數十年之久，這是很奇怪的現象。就拿大陸書局出版的「簡明英漢字典」也是翻譯日本，而他竟然雄據台灣六十年的英文字典市場，這也是很難理解。比較中國、日本和台灣的現象，我們可以說台灣目前的學術發展，可能與學術界的能力關係不大，但與學術界有沒有人願意做苦功夫，用心編寫、翻譯好的文章、書籍有關。因為我們很難相信在昇平數十年之下的台灣學界，會比半世紀以前的中國或日本學者的水準差，但台灣學者的努力成就顯然和中國、日本的學者的成就與努力不能相比。

台灣學界對自己專業學科的反應，可能也很制式化，不敢對自己熟悉的東西，用心寫下自己的心得。以我所舉的平均、斜率和微積分的概念，依我的經驗，我想一個數理不太厲害的人，只要有幾年浸淫在微積分中，就會發現三者之間的關係，如果他肯用心的將這些東西用學人文的人懂得方式，例如用文字敘述的方式表示，那麼，受人文訓練的人也能夠接觸微積分，或者說不怕微積分，我想這是很簡單又不涉及意識型態迫害的問題，為何沒有人做呢？許多微積分的書籍僅僅在重複一些他們前輩所寫的微積分教材，將別人懂得部分再重寫一次，也將別人不懂的地方重寫一次，這樣的微積分教材又有何意義呢？類似這樣的問題，在經濟學、統計學都是這樣，一個老師能將這樣的教材教數十年，我懷疑他們所懂得本科學問，也僅僅是建立在前輩給他們的概念下在重述一遍而已。

換言之，他們到底懂不懂他們學問的基本入門原則，可能就很有爭議，基本原則弄不清楚，當然就無法將自己所要講的話，用簡單清楚的方式表達，自然也就無法做基礎性的深刻研究，而是一些應用性的探索而已。

其實，老建中在寫日本人對翻譯名詞的一再斟酌，已經將台灣學術界程度低落的原因點出一部份。日本人會為他們翻譯的西洋名詞一再斟酌、重新探索，證明這一個國家的學術界願意為一個名詞的翻譯反覆思量，這就是西方學術的基本精神及入門方法，「從名詞的定義開始著手做學問」。這種精神不存於台灣學術界，正顯示台灣的學術界還不夠格成為西方學術標準下的學術，而我們那些有辦法在西方學術刊物刊登的學術著作，以西方學術界的標準來看，僅僅是小人之學、雕蟲小技而已。

我這樣推崇名詞定義，可能會有人不滿，但我認為這才是西方學術研究的精髓。在歐美國家，很多人拿到各學科的博士學位，多被贈與哲學博士，經濟學是這樣，數理、工程博士也是這樣，這是因為西方學術界認為這些學問是在探索事物的本質，所以完成某一些訓練後，這一些人已經能夠能探索事務本質，所以送他這樣的學位。「研究事物的本質」就是從「他是甚麼」開始，也就是對事務清楚描述開始，這是做學問的開始，也是做學問的終結。

為何日本會對「自由」不斷反覆思索，乃因「自由」是一種現象，要將這個概念弄清楚，才能清楚定義這種現象，讓人明白何謂「自由」。但自由是衍自西方社會的概念，沒有西方文化背景，要去定義、翻譯「自由」，就很困難。然而將他弄清楚，建立在自由這一概念衍生出來的相關學問、問題就迎刃而解。這樣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才是西方學術界在處理問題的方法，這就是學問。這才有機會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學派，成一代宗師。用太史公的話，「究天人之際，觀古今之變，成一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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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嘉生的論點有恨鐵不成鋼的意味。誠然，譯者需要主觀意志（「有沒有心？」）。但是，「有沒有心」與譯文品質並無一定關係；有心人還是不斷推出低劣的譯文，而外文、學養功力，當跨越文化、時代背景與缺乏翔實資料時，更難估量。

他所提出王亞南與河上肇兩例，值得一談：兩人都是左傾人物，在中國與日本的左派運動扮演過正面角色。

王亞南參與洋洋三大冊《資本論》的翻譯當然值得稱許。但是，王亞南其實不是主要人物。根據現有資料，從1928年起﹐郭大力開始從事《資本論》的翻譯工作﹐不久﹐王亞南也參加了這工作。到1938年8﹑9月間﹐《資本論》三卷中文全譯本在上海出版。

當然，王亞南不是主要譯者還是次要，重要的是漢譯的背景與代表的意義。

他們當時的努力，部份是對未來社會的憧憬，也有參與左派運動的「使命感」。也許如此，他們能克服漢譯的許多困難，更能在國民黨白色恐怖威脅下，堅持不懈。

左傾人物在白色恐怖下生活與工作當然不易，他們至少還可以仰賴中國共產黨、其它左傾以及同情者的支持與幫忙，而克服漢譯困難，他們則必需求助於更廣闊的範圍，也就是累積的人文背景。

郭大力曾經說過：「在翻譯過程中，必需以千百人的知識，千百人的經驗，來不斷補充自己的不足。」顯然，他明白不僅要站在當時中國累積知識的高崗，更要借助於世界左派的資產。

《資本論》三卷中文全譯本出版，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里程碑，也是後來者的參考資料。但是，這個譯者有心、有信心、有研究精神，更不畏威權的作品，卻充滿著孕育他的時代烙印。

當時，郭大力不但身心孤獨，在翻譯中遭遇問題時無人可以切蹉，也缺乏參考書籍和資料，甚至沒有一本較好的德文辭典！處於相同大環境的王亞南，也難免遭遇類似困難。

顯然，主觀毅力使他們能克服不少困難。然而，當時中國物質，尤其人文環境的貧困，限制了這本譯著的影響力。我們也可以推論今日中國的困境，與此也關係密切。

河上肇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人物。他的作品經過留日學生與漢譯，也影響當時中國的左派運動。

擔任京都帝大教授時，他在1919年創辦《社會問題研究》月刊，至1930年，共出版106期。在月刊中，他翻譯馬克思的經濟著作。1928年日本政府鎮壓共產黨，河上肇被迫辭去教授職位。1932年加入日本共產黨。1933年被捕入獄﹐1937年出獄，於1946年過世。誠然，他是日本左派運動承先啟後的優秀人物之一。

然而，不論是否大部由他執筆，河上肇獨力編纂的月刊，它的思想內容還是與日本左派歷史、人物息息相關。而且，1920年代末期，以左派立場宣傳、揭發社會問題，與日本軍部及極右派對抗者，不只他一人。「獨立（力？）抗拒」的看法，並不妥當。

很難理解在「有沒有心？」、「有沒有自信？」、「有沒有好的研究精神？」的重點下，南嘉生為何特別提及河上肇。也許，他另有深意，願聞其詳。

一些台灣學者也許符合「有心」、「有自信」與「好的研究精神」的標準。然而，提升人文環境，需要一大群人的努力以互相補充，互相提攜。舉例而言，吳叡人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的譯後記，提起他得到念音樂系者，提供音樂與德文知識，念神學院者，提供基督教神學基礎，而遠在日本的弟弟，則協助羅馬法的背景。他更提及芝加哥大學圖書館，是他時時叩問的知識之城。

缺乏這些相輔相成的成份，無論才華如何卓越的個人，無論如何充滿自信、意志與研究精神，即使短期能放光芒，卻無法提升整個社會人文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