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威齊
Paul M. Sweezy（1910.4.10—2004.2.27）
保羅·斯威齊（Paul M. Sweezy），1910年生於紐約，父親為華爾街銀行家。 1937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提出了著名的需求曲線，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本人也成為西方經濟學界的青年才俊。 30年代經濟大蕭條後迅速轉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此遭到西方主流經濟學界的排斥。 1942年出版成名作《資本主義發展論》，同時也因此而遭到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圍剿，並丟掉了在哈佛大學的教職。此後，他曾先後擔任康奈爾、耶魯、斯坦福、曼徹斯特等大學的客座教授。 1949年創辦左翼雜誌《每月評論》。陸續發表了大量揭露和批判現代資本主義的文章和專著，其中最著名的有《作為歷史的現在》(1953年)、《壟斷資本》(與保羅·巴蘭合著，1966年)、《繁榮的終結》(與哈里·麥格道夫合著，1981年)、《革命後社會》(1982年)、《馬克思主義四講》》 (1982年)。這些論著有非常廣泛的影響。日本現代經濟研究會曾把斯威齊列為自魁奈以來30位大經濟學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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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或少談）全球化
文／保羅．斯威齊
近幾年論全球化之文已多，我無意贅述，只想把全球化置於我所理解的資本主義發展史中來作一番考察。
所謂全球化，它既非一種狀況，也非一種現象，而是一個已進展很久的過程，它在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穩定的社會形態問世以來的四、五百年裡，這個過程一直在進行中；（資本主義始於何時，是一個頗有意思的問題，但與本題無關，故不論。）有關的並且重要的是：人們要明白，資本主義從最核心的本質上講，是一種對內對外都不斷擴張的體系。一旦生根，就必然要成長和擴大。最早對資本主義這種對內對外雙重擴張運動進行分析的當然是馬克思的《資本論》。
然而馬克思沒有研究徹底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即無擴張余地之資本主義－－是否能繼續存在下去的問題。因為他認為資本主義在遠遠尚未佔領全世界之際，就會被推翻，並被另一種社會制度所代替。所以他沒有提出，當然也沒有回答全球化了的資本主義是否能夠僅靠對內的擴張生存下去的問題，惶論能否繁榮下去的問題。
這個問題及其它相關問題留給了馬克思的追隨者去思考爭論。羅莎·盧森堡的力著《資本的積累》（１９１２年）是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最大膽、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最有意思的嘗試。她的理論是：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靠－－也必須靠－－向周圍的非資本主義空間不斷擴張來生存。她的結論是：一旦資本主義用光了向外擴張的空間，就會不可避免地產生最後的危機。
與盧森堡相反，列寧的著眼點不是作為整體的資本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列強為控制弱國，其中包括非資本主義地區而進行的競爭。這是他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的核心。他的書寫於第一次大戰期間，大戰無疑為他的書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例證。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的競爭，削弱了作為整個體系的資本主義，為來自下層的革命，特別是俄國革命，鋪平了道路，使資本主義的生存受到威脅。資本主義體系最後還是得以起死回生，但戰後帝國主義國家又重新開始自相殘殺，蘇聯作為一個非資本主義國家的存在，使這時的情況更加複雜化。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自相殘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達到高潮，引發了又一輪革命，特別是中國革命，並使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世界分為兩大部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部分，和以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主的非資本主義部分。這兩個部分之間的衝突，世稱冷戰，一般被認為是兩個不同國家集團之間的衝突，實際上要比這更複雜，既有主要的熱戰，又有游擊戰，既有革命的嘗試，也有成功的反革命。
冷戰持續了幾乎整個二十世紀的後半葉，以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全面復辟、全面勝利而告終。然而到達這個結局，資本在其傳統領域之內和之外的擴張所經過的的絕不是一個平滑的過程。各種方式的暴力起了巨大的作用，許多先前的非資本主義地區，宣布實行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被合法化、被精心培植起來，但是完全沒有保證說，資本主義能在這些國家紮根並正常地發展起來。另外在傳統的資本主義心臟地帶（如美國，歐共體，日本和先前的被殖民國家），資本主義隨著其不斷成熟也在發生著變化，為冷戰結束後資本主義的持續擴張將產生什麼樣的後果提出一些很重大的問題。
我這裡想要談的是從１９７４－７５年經濟蕭條以來的資本主義近期歷史中所呈現的三種重要趨勢：（１）整體增長速度減緩，（２）壟斷性質的（或少數寡頭控制的）跨國公司在全世界範圍內的繁延壯大，（３）我稱之為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的現象。在交通運輸和通訊手段的改善的刺激下，這個時期的全球化速度加快了。然而上述的三種趨勢並不是由全球化造成的或推動的。恰恰相反，這三個趨勢都始於資本積累過程內部之變化，這些變化始於一百年前的集中化和中心化運動，標誌著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早期的競爭資本主義向晚期的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這個過渡被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餘波所打斷，但這個過渡所產生的衝擊力，在一九三○年代的大蕭條中充分顯露出來，資本主義無法從這次大蕭條中自我解脫出來，充分顯示著新一輪的經濟停頓與衰退的開始。然而世界大戰再一次挽救了資本主義。二戰及其結局，以及後來的冷戰，製造了所謂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１９５０年－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４－１９７５的經濟衰退結束了這個黃金時代，隨之而來的是始於本世紀初的三個趨勢重新出現，並變得更加激烈：經濟成長減緩，壟斷加劇，資本積累的金融化。
這三個趨勢之間有著複雜的內部聯繫。壟斷產生了兩個互相矛盾的後果：一方面壟斷創造了大量的利潤，另一方面，隨著對市場的控制不斷加強，對再投資的需求降低：於是利潤越來越大，投資機會卻越來越少－－這種組合導致資本積累減緩，進而減緩靠資本積累為動力的經濟增長速度。
本世紀二十年代所發生的一切與上面的描述相吻合。二十年代的特點是：一個接一個的產業部門的生產能力過剩程度持續增加，最後導致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大崩潰。在當時，找不到有利可圖的真正資本形成的出路的利潤，已經有轉到純粹的金融和投機渠道的趨勢。因而有二十年代股市暴漲與暴跌的狀觀景象。真正投資機會減少、金融資本膨張這個雙重過程在二戰後的黃金時代重新出現，一直持續到今天，而且在不斷加劇。
當然上述的情況是在全球化這個大背景中發生的，於是全球化給上述幾種過程加上了特有的烙印。但全球化本身並非動力。在我們稱之為現代歷史這個階段，動力仍然是：總在擴張的、且常常是爆發性的資本積累過程。註釋：1.二種不同的投資形式，真實投資和金融投資，當然是互相聯繫著的，但不是主流經濟學家所想當然的那種簡單的（也基本上錯誤的）聯繫。
關於這個問題的詳細討論，參見哈里·馬格道夫和保羅·斯威齊《經濟停滯與金融爆炸》（Stagnationand the Financial Explosion）每月評論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Sunday, February 24, 2008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卡爾．馬克思
我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順序：資本、土地所有製、僱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我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其它三項的相互聯繫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冊論述資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組成：（1）商品，（2）貨幣或簡單流通，（3）資本一般。前兩章構成本分冊的內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專題論文，它們是在相隔很久的幾個時期內寫成的，目的不是為了付印，而是為了自己弄清問題，至於能否按照上述計劃對它們進行系統整理，就要看環境如何了。
我把已經起草好的一篇總的導言壓下了，因為仔細想來，我覺得預先說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讀者如果真想跟著我走，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別上升到一般。不過在這裡倒不妨談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過。
我學的專業本來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學和歷史之次當作輔助學科來研究。 1842 ——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於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的討論，當時的萊茵省總督馮﹒ 沙培爾先生就摩塞爾農民狀況同《萊茵報》展開的官方論戰，最後，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 “前進”願望大大超過實際知識的當時，在《萊茵報》上可以聽到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帶著微弱哲學色彩的迴聲。我曾表示反對這種膚淺言論，但是同時在和《奧格斯堡總匯報》的一次爭論中坦率承認，我以往的研究還不容許我對法蘭西思潮的內容本身妄加評判。我倒非常樂意利用《萊茵報》發行人以為把報紙的態度放溫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經落在該報頭上的死刑判決撤銷的幻想，以便從社會舞台退回書房。
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鑑》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這種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我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後來因基佐先生下令驅逐移居布魯塞爾，在那裡繼續進行研究。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裡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裡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自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學範疇的天才大綱（在《德法年鑑》上）發表以後，我同他不斷通信交換意見，他從另一條道路（參看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當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魯塞爾時，我們決定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願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兩厚冊八開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亞的出版所，後來我們才接到通知說，由於情況改變，不能付印。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願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在我們當時從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眾表達我們見解的各種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與我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和我自己發表的《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我們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為反對蒲魯東而寫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只是論戰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寫的關於《僱傭勞動》一書，匯集了我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上對於這個問題的講演，這本書的印刷由於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離開比利時而中斷。
1848年和1849年《新萊茵報》的出版以及隨後發生的一些事變，打斷了我的經濟學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倫敦才能重新進行這一工作。不列顛博物館中堆積著政治經濟學史的大量資料，倫敦對於考察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方便的地點，最後，隨著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資產階級社會看來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切決定我再從頭開始，批判地仔細鑽研新的材料。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屬於本題之外的學科，在這方面不得不多少費些時間。但是使我所能夠支配的時間特別受到限制的，是謀生的迫切需要。八年來，我一直為第一流英文的美國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寫作真正的報紙通訊在我只是例外），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時時間斷。然而，由於評論英國和大陸突出經濟事件的論文在我的投稿中佔著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經濟科學本身範圍以外的實際的細節。
我以上簡短地敘述了自己在政治經濟學領域進行研究的經過，這只是要證明，我的見解，不管人們對它怎樣評論，不管它多麼不合乎統治階級的自私的偏見，卻是多年誠實研究的結果。但是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
“這裡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裡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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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馬克思
I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
１生產
（ａ）面前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
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自然是出發點。被斯密和李嘉圖當作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應歸入18世紀魯賓遜故事的毫無想像力的虛構，魯賓遜故事決不像文化史家設想的那樣，僅僅是對極度文明的反動和想要回到被誤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樣，盧梭的通過契約來建立天生獨立的主體之間的相互關係和聯繫的社會契約論，也不是奠定在這種自然主義的基礎上的，這是錯覺，只是美學上大大小小的魯賓遜故事的錯覺。這倒是對於 16世紀以來就進行準備，而在18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的預感。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裡，單個的人表現為了擺脫了自然聯繫等等，後者在過去歷史時代使他成為一定的狹隘人群的附屬物。這種18世紀的個人，一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一方面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而在18世紀的預言家看來（斯密和李嘉圖還完全以這些預言家為依據），這種個人是一種理想，他的存在是過去的事；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於人類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個人並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這樣的錯覺是到現在為止的每個新時代所具有的。斯圖亞特在許多方面同18世紀對立並做為貴族比較多地站在歷史上，從而避免了這種局限性。
我們愈往前追溯歷史，個人，也就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顯得愈不獨立，愈從屬於一個更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後來是在由氏族間的衝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結合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產生這種孤立的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係（從這種觀點來看是一般關係）的時代。人是最名符其實的社會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孤立的一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這是罕見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經內在地具有社會力量的文明人或許能做到－就像許多個人不再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談而竟有語言發展一樣，是不可思議的。在這方面無須多說。十八世紀的人們有這種荒誕無稽的看法本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師夏，凱里和蒲魯東等人又把這種看法鄭重其事地引進最新的經濟學中來，這一點本來可以完全不提。蒲魯東等人自然樂於用編造神話的辦法，來對一種他不知道歷史來源的經濟關係做歷史哲學的說明，說什麼這種觀念對亞當及普羅米修斯已經是現成的，後來他就被付諸實行等等。再沒有比這類想入非非的陳腔濫調更加乏味的了。
因此，說到生產，總是指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社會個人的生產。因而，好像只要一說到生產，我們或者就要把歷史發展過程在它的各個階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開始就要聲明，我們隻的是某個一定的歷史時代，例如，是現代資產階級生產－這種生產事實上是我們研究的本題。可是，生產的一切時代有某些共同標，共同規定。生產一般是一個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點提出來，定下來，免得我們重複，它就是一個合理的抽象。不過，這個一般，或者說，經過比較而抽出來的共同點，本身就是有另一些是幾個時代共有的，［有些］規定是最新時代和最古時代共有的，沒有它們，任何生產都無從設想；如果說最發達語言的有些規律和規定也是最不發達語言所有的，但是構成語言發展的恰恰是有別於這一般和共同點的差別，那末，對生產一般適用的種種規定所以要抽出來，也正是為了不致因見到統一（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這總是一樣的，這裡已經出現了統一）就忘記了本質的差別。而忘記這種差別，正是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係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所在。例如，他們說，沒有生產工具，哪怕這種生產工具不過是手，任何生產都不可能。沒有過去的，累積下來的勞動，哪怕這種勞動不過是由於反复操作而累聚在野蠻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產都不可能。資本，別的不說，也是生產工具，也是過去的，客體化了的勞動。可見資本是一種一般的，永存的自然關係；這就是說，如果我們恰好拋開了正是使”生產工具”，”累積下來的勞動”成為資本的那個特殊的話。因此，生產關係的全部歷史，例如在凱里看來，是歷代政府的惡意篡改。
如果沒有生產一般，也就沒有一般的生產。生產總是一個特殊的生產部門－如農業，畜牧業，製造業等，或者是他們的總體。可是，政治經濟學不是工藝學。生產的一般規定在一定社會階段上對特殊生產形式的關係，留待別處（後面）再說。
最後，生產也不只是特殊的生產，而始終是一定的社會體及社會的主體在或廣或窄由各生產部門組成的總體中活動著。科學的敘述對現實運動的關係，也還不是這裡所要說的。生產一般。特殊生產部門。生產的總體。
現在時髦的做法，是在經濟學的開頭擺上一個總論部份－就是標題為《生產》的那部份（參看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著作），用來論述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
這個總論部份包括或者好像應當包括∶
（１）進行生產所必不可缺少的條件。因此，這實際上不過是要說明一切生產的基本要素。可是，我們將會知道，實際上歸納起來不過是幾個十分簡單的規定，卻擴展成淺薄的同義反复。
（２）或多或少促進生產的條件，如像亞當。斯密所說的前進的和停滯的社會狀態。要把這些在斯密那裡作為提示而具有價值的東西提升到科學意義上來，就得研究各個民族的發展過程終生產率程度不同的各個時期－這種研究超出本題應有的範圍，但就屬於本題範圍來說，在敘述競爭，累積等等時是要談到的。照一般的提法，答案總是這樣一個一般的說法∶一個工業民族，當它一般地達到它的歷史高峰的時候，也就達到它的生產高峰。實際上，一個民族的工業高峰是在它還不是以既得利益為要務，而是以爭取利益為要務的時候。在這一點上，美國人勝過英國人。或者是這樣的說法∶例如，某一些種族，素質，氣候，自然條件如離海遠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於生產。這又是同義反复，即財富的主客觀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備，財富就越容易創造。
但是，經濟學家在這個總論部份所真正要談的並不是這一切。相反，照他們的意見，生產不同於分配等等（參看穆勒的著作），應當被描寫成局限在脫離歷史而獨立的永恆自然規律之內的事情，於是資產階級關係就被乘機當作社會一般的顛撲不破的自然規律偷偷地塞了進來。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識的目的。反之，在分配上，好像人們事實上可以隨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談生產和分配的這種粗暴割裂與生產與分配的現實關係，下面這一點總應當是一開始就明白的∶無論在不同社會階段上分配如何不同，總是可以像在生產中那樣提出一些共同的規定來，可以把一切歷史差別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類規律之中。例如，奴隸，農奴，僱傭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們能夠作為奴隸，農奴和僱傭工人來生存。靠貢賦生活的征服者，靠稅收生活的官吏，靠地租生活的土地佔有者，靠施捨生活的僧侶，或者靠什一稅生活的教士，都得到一份社會產品，而決定這一份產品的規律不同於決定奴隸等等那一份產品的規律。一切經濟學家在這個項目下提出的兩個要點是∶（１）所有製，（２）司法，警察等對所有製的保護，對此要極簡單地答復一下∶
關於第一點，一切生產都是個人在一定社會形式中並藉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佔有。在這個意義上，說所有製（佔有）是生產的一個條件，那是同義反复。但是，可笑的是從這裡一步就跳到所有製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製。（而且還把對立的形式即無所有作為條件。）歷史卻表明，公有製是原始形式（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爾特人等等），這種形式在公社所有製形式下還長期起著顯著的作用。至於財富在這種還是那種所有製形式下能更好地發展的問題，還根本不是這裡所要談的。可是，如果說在任何所有製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談不到任何生產，因此也就談不到任何社會，那末，這是同義反复。什麼也不據為己有的佔有，是自相矛盾。
關於第二點，對既得物的保護等等。如果把這些濫調還原為它們的實際內容，它們所表示的就比它們的說教者所知道的還多。就是說，每種生產形式都產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權關係，統治形式等等。粗率和無知之處正在於把有機地聯繫著的東西看成是彼此偶然發生關係的，純粹反射聯繫中的東西，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只糊地感到，在現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強權下能更好地進行生產，他們只是忘記了，強權也是一種法權，而且強者的法權也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於他們的”法治國家” 中。
當與生產的一定階段相應的社會狀態剛剛產生或者已經衰亡的時候，自然會出現生產上的紊亂，雖然程度和影響有所不同。
總之：一切生產階段所共同的，被思維當作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謂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不過是這些抽像要素，用這些抽像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
２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係
在進一步分析生產之前，必須觀察一下經濟學家拿來與生產並列的幾個項目。
敷淺的表像是∶在生產中，社會成員佔有（開發，改造）自然產品供人類需要；分配決定個人分取這些產品的比例；交換給個人帶來它享用分配給他的一份去換取的那些特殊產品；最後，在消費中，產品變成享受的對象，個人佔有的對象。生產創造出適合需要的對象；分配依照社會規律把它們分配；交換依照個人需要把已經分配的東西再分配；最後，在消費中，產品脫離這種社會運動，直接變成個人需要的對象和僕役，被享受而滿足個人需要。因而，生產表現為起點，消費表現為終點，分配和交換錶現為中間環節，這中間環節又是二重的，因為分配被規定為從社會出發的要素，交換被規定為從個人出發的要素。在生產中，人客體化，在人中，物主體化；在分配中，社會以一般的，居於支配地位的規定的形式，擔任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媒介；在交換中，生產和消費由偶然的個人的規定性來媒介。
分配決定產品歸個人的比例（分量）；交換決定個人對於分配給自己的一份所要求的產品。
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因此形成一個正歸的三段論法；生產是一般，分配和交換是特殊，消費是個別，全體由此結合在一起。這當然是一種聯繫，然而是一種敷淺的聯繫。生產決定於一般的自然規律，分配決定於社會的偶然情況，因此它能夠或多或少地對生產起促進作用；交換作為形式上的社會運動介於兩者之間；而消費這個不僅被看成終點而且被看成最後目地的結束行為，除了它又反過來作用於起點並重新引起整個過程之外，本來不屬於經濟學的範圍。
反對政治經濟學家的人們，－不論這些反對者是不是他們的同行，－責備他們把聯繫著的東西粗野地割裂了，這些反對者或者是同他們站在同一個基礎上，或者是在他們之下。最庸俗不過的責備就是，說政治經計學家過於重視生產，把它當作目的本身。說分配也是同樣重要的。這種責備的立足點恰恰是那種把分配當作與生產並列的獨立自主的領域的經濟見解。或者是這樣的責備，說媒有把這些要素放在其統一中來理解。好像這種割裂不是從現實中進到教科書中去的，而相反地是從教科書進到現實中去的，好像這裡的問題是要把概念作辯證的平衡，而不是解釋現實的關係！
（ａ）［生產和消費］
生產直接也是消費。雙重的消費，主體的和客體的∶個人在生產當中發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產行為中支出和消耗這種能力，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種消耗完全一樣。第二，生產資料的消費，生產資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燒中）重新分解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費也是這樣，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狀和特性，這種自然形狀和特性倒是消耗掉了。因此，生產行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來說也是消費行為。不過，這一點是經濟學家所承認的，他們把直接與消費同一的生產，直接與生產合一的消費，稱作生產的消費。生產和消費的這種同一性，歸結起來是斯賓諾莎的命題∶”規定即否定”。但是，提出生產的消費這個規定，只是為了把與生產同一的消費跟原來意義上的消費區別開來，後面這種消費被理解為起消滅作用的與生產相對的對立面，我們且觀察一下這個原來意義上的消費。
消費直接也是生產，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學物質的消費是植物的生產一樣。例如，吃喝是消費形式之一，人吃喝就生產自己的身體，這是明顯的事。而對於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從某一方面來生產人的其它任何消費形式也都可以這樣說。消費的生產。可是，經濟學卻說，這種與消費同一的生產是第二種生產，是靠消滅第一種生產的產品引起的。在第一種生產中，生產者物化，在第二種生產中，生產者所創造的物人化。因此，這種消費的生產，－雖然它是生產和消費的直接統一－是與原來意義上的生產根本不同的。生產同消費合而為一和消費同生產合而為一的這種直接統一，並不排斥它們的直接兩立。
可見，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可是同時在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媒介運動。生產媒介著消費，它創造出消費的材料，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但是消費也媒介著生產，因為正式消費替產品創造了主體，產品對這個主體才是產品。產品在消費中才得到最後完成。一條鐵路，如果沒有通車，不被磨損，不被消費，它只是可能性的鐵路，不是現實的鐵路。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但是，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為如果這樣，生產就沒有目的。消費從兩方面生產著生產。
（１）因為只是在消費中產品才成為現實的產品，例如，一件衣服由於穿的行為才現實地成為衣服；一間房屋無人居住，事實上就不成為現實的房屋；因此，產品不同於單純的自然對象，它在消費中才證實自己是產品，才成為產品。消費是在把產品消滅的時候才使產品最後完成，因為產品之所以是產品，不是它做為物化了的活動，而只是做為活動著的主體的對象。
（２）因為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因而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後者是生產的前提。消費創造出生產的動力；它也創造出在生產中做為決定目的的東西而發生作用的對象。如果說，生產在外部提供消費的對像是顯而易見的，那末，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做為內心的意象，作為需要，做為動力和目的。消費創造出還是在主觀形式上的生產對象。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
與此相應，就生產方面來說∶
（１）它為消費提供材料，對象。消費而無對象，不成其為消費；因而，生產在這方面創造出，生產出消費。
（２）但是，生產為消費創造的不只是對象。它也給予消費以消費的規定性，消費的性質，使消費得以完成。正如消費使產品得以完成其為產品一樣，生產使消費得以完成。首先，對像不是一般的對象，而是一定的對象，是必須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產本身所媒介的方式來消費的。飢餓總是飢餓，但是用刀叉吃熟肉來解除的飢餓不同於用手，指甲和牙齒啃生肉來解除的飢餓。因此，不僅消費的對象，而且消費的方式，不僅客體方面，而且主體方面，都是生產所生產的。所以，生產創造消費者。
（３）生產不僅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為材料提供需要。在消費脫離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狀態和直接狀態之後，－如果停留在這種狀態，那也是生產停滯在自然粗陋狀態的結果，－消費本身做為動力是靠對像做媒介的。消費對於對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對於對象的知覺所創造的。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能夠欣賞美的大眾，－任何其它產品也都是這樣。因此，生產不僅做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像生產主體。
因此，生產生產著消費∶（１）是由於生產為消費創造材料，（２）是由於生產決定消費的方式，（３）是由於生產靠它起初當作對像生產出來的產品在在消費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產出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和消費的動力。同樣，消費生產出生產者的素質，因為它在生產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
因此，消費和生產之間的同一性表現在三方面∶
（１）直接的同一性∶生產是消費；消費是生產。消費的生產。生產的消費。政治經濟學家把兩者都稱為生產的消費，可是還做了一個區別。前者表現為再生產，後者表現為生產的消費。關於前者的一切研究是關於生產的勞動或非生產的勞動的研究；關於後者的研究是關於生產的消費或非生產的消費的研究。
（２）每一方表現為對方的手段；以對方為媒介；這表現為他們的相互依存；這是一個運動，它們通過這個運動彼此發生關係，表現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處於對方之外。生產為消費創造作為外在對象的材料；消費為生產創造作為內在對象，作為目的的需要。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沒有消費就沒有生產。這在經濟學中以多種多樣的形式表現出來。
（３）生產不僅直接是消費，消費也不僅直接是生產；而且生產不僅是消費的手段，消費不僅是生產的目的，－就是說，每一方都為對方提供對象，生產為消費提供外在的對象，消費為生產提供想像的對象；兩者的每一方不僅直接就是對方，不僅媒介著對方，而且，兩者的每一方當自己實現時也就創造對方，把自己當作對方創造出來。消費完成生產行為，只是在消費使產品最後完成其為產品的時候，在消費把它消滅，把它的獨立的物體形式毀掉的時候；在消費使得在最初生產行為中發展起來的素質通過反复的需要達到完美的程度的時候；所以，消費不僅是使產品成為產品的最後行為，而且也是使生產者成為生產者的最後行為。另一方面，生產生產出消費，是在生產創造出消費的一定方式的時候，然後是在生產把消費的動力，消費能力本身當作需要創造出來的時候。這和第三項所說的這個最後的同一性，經濟學在論述需求和供給，對象和需要，社會創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關係時，曾多次加以解釋。
這樣看來，對於一個黑格爾主義者來說，把生產和消費同一起來，是最簡單不過的事。不僅社會主義美文學家這樣做過，而且平庸的經濟學家也這樣做過，薩伊就是個例子；他的說法是，就一個民族來說，它的生產也就是它的消費。或者，就人類一般來說，也是這樣。施托爾希指出過薩伊的錯誤，因為例如一個民族，不是把自己的產品全部消費掉，而是還要創造生產資料等等，固定資本等等。此外，把社會當作一個單獨的主體來觀察，是對它做了不正確的觀察，思辨式的觀察。就一個主體來說，生產和消費表現為一個行為的兩個要素。這裡要強調的主要之點是∶如果我們把生產和消費看做一個主體的或者許多單個個人的活動，它們無論如何表現為一個過程的兩個要素，在這個過程中，生產是實際的起點，因而也是居於支配地位的要素。消費，做為必需，做為需要，本身就是生產活動的一個內在要素。但是生產活動是實現起點，因而也是實現的居於支配地位的要素，是整個過程藉以從新進行的行為。個人生產出一個對象，因消費了它而再回到自己身上，然而，他是作為生產的個人，把自己再生產的個人。所以，消費表現為生產的要素。
但是，在社會中，產品一經完成，生產者對產品的關係就是一種外在的關係，產品回到主體，取決於主體對其它個人的關係。他不是直接獲得產品。如果說他是在社會中生產，那末直接佔有產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產品和生產者之間插進了分配，分配借社會規律決定生產者在產品世界中的份額，因而插在生產和消費之間。
那末，分配是否作唯獨立的領域，處於生產之旁和生產之外呢？
（ｂ）［生產和分配］
如果看看普通的經濟學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這些著作裡什麼都被提出兩次。舉例來說，在分配上出現的是地租，工資，利息和利潤，而在生產上做為生產要素出現的是土地，勞動，資本。說到資本，一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兩次∶（１）當作生產要素；（２）當作收入源泉，當作決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東西。利息和利潤，就它們做為資本增殖和擴大的形式，因而做為資本自身的生產的要素來說，本身也出現在生產中。利息和利潤作為分配形式，是以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為前提的。他們是以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們又是資本的再生產方式。
同樣，工資也是在另一個項目中被考察的僱傭勞動∶在一處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所具有的規定性，在另一處表現為分配的規定。如果勞動不是規定為僱傭勞動，那末，它參與產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現為工資，如在奴隸制度下就是這樣。最後，地租－我們直接地來看地產參與產品分配的最發達形式－的前提，是作為生產要素的大地產（其實是大農業），而不是通常的土地，就像工資的前提不是通常的勞動一樣。所以，分配關係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現為生產要素的背面。個人以僱傭勞動的形式參與生產，就以工資形式參與產品，生產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結構完全取決於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就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像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像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形式決定分配的特定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產上來談，把地租放在分配上來談，等等，簡直是幻覺。
因此，像李嘉圖那樣的經濟學家，最受責備的就是他們眼中只有生產，他們卻專門把分配規定為經濟學的對象，因為他們本能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會中的生產要素得以確定的最確切的表現。
在單個的個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現為一種社會規律，這種規律決定他在生產中－指他在其中進行生產的那個生產－的地位，因而分配先於生產。這個個人一開始就沒有資本，也沒有地產。他一出生就由社會分配指定專門從事僱傭勞動。但是這種指定本身是資本和地產作為獨立的生產要素存在的結果。
就整個社會來看，從一方面說，分配似乎先於生產，並且決定生產，似忽是先經濟的事實。一個征服者民族在征服者之間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產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決定了生產。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為奴隸，於是使奴隸勞動成為生產的基礎。或者，一個民族經過革命把大地產粉碎成小塊，從而通過這種新的分配使生產有了一種新的性質。或者，立法使地產永遠屬於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勞動［當作］世襲的特權來分配，因而把它像等級一樣地固定下來。在所有這些歷史上有過的情況下，似乎不是生產安排和決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決定生產。
照最淺薄的理解，分配表現為產品的分配，因此它彷彿離開生產很遠，對生產是獨立的。但是，在分配是產品的分配之前，它是（１）生產工具的分配，（２）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個人從屬於一定的生產關係）－這是上述同一關係的進一步規定。這種分配包含在生產過程本身中並且決定生產的結構，產品的分配顯然只是這種分配的結果。如果在考察生產時把包含在其中的這種分配撇開，生產顯然只是一個空洞的抽象；反過來說，有了這種本來構成生產的一個要素的分配，力求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來理解現代生產並且主要是研究生產的經濟學家李嘉圖，不是把生產而是把分配說成現代經濟學的本題。從這裡，又一次顯出了那些把生產當作永恆真理來論述而把歷史限制在分配範圍之內的經濟學家是多麼荒誕無稽。
這種決定生產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產處於怎麼樣的關係，這顯然是屬於生產本身內部的問題。如果有人說，既然生產必須從生產工具的一定分配出發，至少在這個意義上分配先於生產，成為生產的前提，那末就應該答复他說，生產實際上有它的條件和前提，這些條件和前題構成生產的要素。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現為自然發生的東西。通過生產過程本身，它們就從自然發生的東西變成歷史的東西了，如果它們對於一個時期表現為生產的自然前提，對於另一個時期就是生產的歷史結果了。它們在生產內部不斷地改變。例如，機器的應用既改變了生產工具的分配，也改變了產品的分配。現代大土地所有製本身既是現代商業和現代工業的結果，也是現代工業在農業上應用的結果。
上面提出的一些問題，歸根到底就是∶一般歷史條件在生產上是怎樣起作用的，生產和一般歷史運動的關係又是怎樣的。這個問題顯然屬於對生產本身的討論和分析。
然而，這些問題即使照上面那樣平庸的提法，也可以同樣給予簡短的回答。所有的征服有三種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產方式強加於被征服的民族（例如，本世紀英國人在愛爾蘭所做的，部份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讓舊生產方式維持下去，自己滿足於徵收貢賦（如土耳其人和羅馬人）；或者是發生一種相互作用，產生一種新的，綜合的生產方式（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這樣）。在所有的情況下，生產方式，不論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還是兩者混合形成的，總是決定新出現的分配。因此，雖然這種分配對於新的生產時期表現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產的產物，不僅是一般歷史生產的產物，而且是一定歷史生產的產物。
例如，蒙古人把俄羅斯弄成一片荒涼，這樣做是適合於他們的生產，畜牧的，大片無人居住的地帶是畜牧的主要條件。在日耳曼蠻族，用農奴耕作是傳統的生產，過的是鄉村的孤獨生活，他們能夠非常容易地讓羅馬各省服從於這些條件，因為那裡發生的土地所有權的集中已經完全推翻了舊的農業關係。
有一種傳統的觀念，認為在某些時期人們只靠劫掠生活。但是要能夠劫掠，就要有可以劫掠的東西，因此就要有生產。而劫掠方式本身又決定生產方式。例如，劫掠一個從事證券投機的民族就不能同劫掠一個游牧民族一樣。
奴隸直接被剝奪了生產工具。但是奴隸受到剝奪的國家的生產必須安排得容許奴隸勞動，或者必須建立一種適於使用奴隸的生產方式（如在南美等）。
法律可以使一種生產資料，例如土地，永遠屬於一定家庭。這些法律，只有當大土地所有權適合於社會生產的時候，如像在英國那樣，才有經濟意義。在法國，儘管有大土地所有權，但經營的是小土地農業，因而大土地所有權就被革命摧毀了。但是，土地析分的狀態是否例如通過法律永遠固定下來了呢？儘管有這種法律，土地的所有權卻又集中起來了。法律在鞏固分配關係方面的影響和它們由此對生產發生的作用，要專門加以確定。
（ｃ）最後，交換和流通
流通本身只是交換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從總體上看的交換。
既然交換只是生產以及由生產決定的分配一方和消費一方之間的媒介要素，而消費本身又表現為生產的一個要素，交換當然也就當做生產的要素包含在生產之內。
首先很明顯，在生產本身之中發生的各種活動和各種能力的交換，直接屬於生產，並且從本質上組成生產。第二，這同樣適用於產品交換，只要產品交換是用來製造供直接消費的成品的手段。在這個限度內，交換本身是包含在生產之中的行為。第三，所謂企業家之間的交換，從它的組織方面看，既完全決定於生產，且本身也是生產行為。只有在最後階段上，當產品直接為了消費而交換的時候，交換才表現為獨立於生產之外，與生產漠不相干。但是，（１）如果沒有分工，不論這種分工是自然發生的或者本身已經是歷史的成果，也就沒有交換；（２）私的交換以私的生產為前提；（３）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例如，城鄉之間的交換，鄉村中的交換，城市中的交換等等。可見，交換就其一切要素來說，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產當中，或者是由生產決定。
我們得到的結論並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生產既支配著生產的對立規定上的自身，也支配著其它要素。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交換和消費是不能支配作用的東西，那是自明之理。分配，作為產品的分配，也是這樣。而作為生產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產的一個要素。因此，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係。當然，生產就其片面形式來說也決定於其它要素。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範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隨著分配的變動，例如，隨著資本的集中，隨著城鄉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產也就發生變動。最後，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
３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當我們從政治經濟學方面觀察某一國家的時候，我們從該國的人口，人口的階級畫分，人口在城鄉海洋的分佈，在不同生產部門的分佈，輸入和輸出，全年的生產和消費，商品價格等等開始。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上從做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如果我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僱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僱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麼也不是。因此，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末這就是一個混沌的關於整體的表象，經過更切進的規定之後，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像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於是行程又得從那裡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後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一個混沌的關於整體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了。第一條道路是經濟學在它產生時期在歷史上走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等開始；但是他們最後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具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係，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這些個別要素一旦多少確定下來和抽像出來，從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等等這些簡單的東西上升到國家，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的各種經濟學體係就開始出現了。後一種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中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因而黑格爾陷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其實，從抽像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並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舉例來說，最簡單的經濟範疇，如交換價值，是以人口，以在一定關係中進行生產的人口為前提的；也是以某種形式的家庭，公社或國家等為前提的。它只能做為一個既與的，具體的，生動的整體的抽象片面的關係而存在。相反，做為範疇，交換價值卻有一種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識看來－而哲學意識就是被這樣規定的∶在它看來，正在理解著的思維是現實的人，因而，被理解的世界本身才是現實的世界－範疇的運動表現為現實的生產行為（只可惜它從外界取得一種推動），而世界是這種生產行為的結果；這－不過又是一個同義反复－只有在下面這個限度內才是正確的∶具體總體做為思維總體，做為思維具體，事實上是思維的，理解的產物；但是，決不是處於直觀和表象之外或駕乎其上而思維著的，自我產生著的概念的產物，而是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概念這一過程的產物。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被思維的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著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於對世界的藝術的，宗教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著它的獨立性；只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動著。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一定要經常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
但是，這些簡單的範疇在比較具體的範疇以前是否也有一種獨立的歷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況而定。比如，黑格爾論法哲學，是從主體的最簡單的法的關係即佔有開始的，這是對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關係這些具體的多的關係之前，佔有並不存在。相反，如果說有這樣的家庭和氏族，它們還只是佔有，而沒有所有權，這倒是對的。所以，這種比較簡單的範疇，表現為簡單的家庭或氏族的公社在所有權方面的關係。它在比較高級的社會中表現為一個發達的組織的比較簡單的關係。但是那個以佔有為關係的具體的基礎總是前提。可以設想一個孤獨的野人佔有東西，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佔有並不是法的關係。說佔有在歷史上發展為家庭，是錯誤的。佔有倒總是以這個”比較具體的法的範疇”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樣總可以說，簡單範疇是這樣一些關係的表現，在這些關係中，不發展的具體可以已經實現，而那些通過較具體的範疇在精神上表現出來的較多方面的聯繫和關係還沒有產生；而比較發展的具體則把這個範疇當作一種從屬關係保存下來。在資本存在之前，銀行存在之前，僱傭勞動存在之前，貨幣能夠存在，而且在歷史上存在過。因此，從這一方面看來，可以說，比較簡單的範疇可以表現一個比較不發展的整體的處於支配地位的關係，或者可以表現一個比較發展的整體的從屬關係，後面這些關係，在整體向著一個比較具體的範疇表現出來的方面發展之前，在歷史上已經存在。在這個限度內，從最簡單上升到復雜這個抽象思維的進程符合現實的歷史過程。
另一方面，可以說，有一些十分發展的，但在歷史上還不成熟的社會形式，其中有最高級的經濟形式，如協作，發達的分工等等，卻不存在任何貨幣，秘魯就是一個例子。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貨幣以及作為貨幣的條件的交換，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現在個別公社內部，而是出現在它的邊界上，出現在與其它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內部的交換當作原始構成因素，是完全錯誤的。相反地，與其說它起初發生在同一公社內部的成員間，不如說它發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關係中。其次，雖然貨幣很早就全面地發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片面發展的民族即商業民族中才是處於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臘人和羅馬人那裡，貨幣的充份發展－在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中這是前提－只是在他們解體的時期。因此，這個十分簡單的範疇，在歷史上只有在最發達的社會狀態下才表現出它的充份的力量。它決沒有歷盡一切經濟關係。例如，在羅馬帝國，在它最發達的時期，實物稅和實物租仍然是基礎。那裡，貨幣制度原來只是在軍隊中得到充份發展。它也從來沒有掌握勞動的整個領域。可見，比較簡單的範疇，雖然在歷史上可以在比較具體的範疇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廣泛的發展恰恰只能屬於一個複雜的社會形式，而比較具體的範疇在一個比較不發達的社會形式中有過比較充份的發展。
勞動似乎是一個十分簡單的範疇。它在這種一般性－作為勞動一般－上的表像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經濟學上從這種簡單性上來把握的”勞動”，和產生這個簡單抽象的那些關係一樣，是現代的範疇。例如，貨幣主義把財富看成還是完全客觀的東西，看成存在於貨幣中的物。同這個觀點相比，重工主義或重商主義把財富的源泉從對象轉到主體的活動－商業勞動和工業勞動，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但是，他們仍然只是局限地把這種活動本身理解為取得貨幣的活動。同這個學派相對立的重農學派把勞動的一定形式－農業－看作創造財富的勞動，不再把對象本身看做裹在貨幣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產品一般，看做勞動的一般成果了。這種產品還與活動的局限性相應而仍然被看做自然規定的產品－農業的產品，主要還是土地的產品。
亞當．斯密大大地前進了一步，他拋開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一切規定性，－乾脆就是勞動，既不是工業勞動，又不是商業勞動，也不是農業勞動，而既是這種勞動，又是那種勞動，有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抽像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規定為財富的對象的一般性，這就是產品一般，或者說又是勞動一般，然而是作為過去的，物化的勞動。這一步跨得多麼艱難，多麼遠，只要看看連亞當．斯密本人還時時要回到重農學派的觀點上去，就可想見了。這會造成一種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論在哪種社會形式下－做為生產者在其中出現的那種最簡單，最原始的關係找到了一個抽象表現。從這一方面來看這是對的，從另一方面看來就不是這樣。
對任何種類勞動的同樣看待，以一個十分發達的實在勞動種類的總體為前提，在這些勞動種類中，任何一種勞動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勞動。所以，最一般的抽像只產生在最豐富的具體的發展的地方，在那裡，一種東西為許多東西所共有，為一切所共有。這樣一來，它就不再只是再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勞動一般這個抽象，不僅僅是具體的勞動總體的精神結果。對任何種類的勞動的同樣看待，適合於這樣一種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中，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一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因而是無差別的。這裡，勞動不僅在範疇上，而且在現實中都是創造財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種特殊性上同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最現代的存在形式－美國，這種情況最為發達。所以，在這裡，”勞動”，”勞動一般”，直截了當的勞動這個範疇的抽象，這個現代經濟學的起點，才成為實際真實的東西。人們也許會說，在美國表現為歷史產物的東西－對任何勞動同樣看待－在俄羅斯人那裡，比如說，就表現為天生的素質了。但是，首先，是野蠻人具有適應一切的素質還是文明人自動去適應一切，是大有區別的。並且，在俄羅斯人那裡，實際上同對任何種類勞動同樣看待這一點相適應的，是傳統地固定在一種十分確定的勞動上的狀態，他們只是由於外來的影響才從這種狀態中解放出來。
勞動這個例子確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範疇，雖然正是由於它們的抽象而適用於一切時代，但是就這個抽象的規定性本身來說，同樣是歷史關係的產物，而且只有對這於些關係並在這些關係之內才具有充份的意義。
資產階級社會是歷史上最發達的和最複雜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係的範疇以及對於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係。資產階級藉這些社會形式的殘片和因素建立起來，其中一部分是還未克服的遺物，繼續在這裡存留著，一部分原來只是徵兆的東西，發展到具有充份意義，等等。人體解剖對於猴類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徵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但是，決不是像那些抹殺一切歷史差別，把一切社會形式都看成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那樣。人們認識了地租，什一稅等等。但是不應當把它們等同起來。
其次，因為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只是發展的一種對抗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種關係，在它裡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縮的或者漫畫式的形式出現。公社所有製就是個例子。因此，如果說資產階級經濟的範疇包含著一種適用於一切其它社會形式的真理這種說法是對的，那末，這也只能在一定意義上來理解。這些範疇可以在發展了的，萎縮的了，漫畫式的種種形式上，然而總是在有本質區別的形式上，包含著這些社會形式。所謂的歷史發展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最後的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並且因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夠進行自我批判，－這里當然不是指做為崩潰時期出現的那樣的歷史時期，－所以總是對過去的形式做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謂在可能範圍內準備好時，才有助於對早期神話作客觀的理解。同樣，資產階級經濟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社會，古代社會和東方社會.在資產階級經濟沒有把自己神話化而同過去完全等同起來時。它對於前一個社會，即它還得與之直接鬥爭的封建社會的批判，是與基督教對異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對舊教的批判相似的。
在研究經濟範疇的發展時，正如在研究任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時一樣，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裡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與的；因而范疇表現這一定社會的，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因此，這個一定社會在科學上也決不是把它當作這樣一個社會來談論的時候才開始存在的。這必須把握住，因為這對於分篇直接具有決定的意義。例如，從地租開始，從土地所有製開始，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因為它是同土地結合著的，而土地是一切生產的源泉，並且它又是同農業結合著的，而農業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會的最初的生產方式。但是，這是最錯誤不過的了。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它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裡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以畜牧民族為例（純粹的漁獵民族還處於真正發展的起點之外）。在他們中間出現一定形式的，即偶然的耕作。土地所有製由此決定了。它是公有的，這種形式依這些民族保持傳統的多少而或多或少地遺留下來，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製就是個例子。而在從事定居耕作－這種定居已是一大進步－的民族那裡，像在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耕作處於支配地位，那裡連工業，工業的組織以及與工業相應的所有製形式都或多或少帶著土地所有製的性質；或者像在古代羅馬人中那樣工業完全附屬於耕作；或者像中世紀那樣工業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種關係上摹仿著鄉村的組織。在中世紀，甚至資本－只要不是純粹的貨幣資本－做為傳統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帶著這種土地所有製的性質。
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情況則相反。農業越來越變成僅僅是一個工業部門，完全由資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製居於支配地位的一切社會形式中，自然聯繫還佔優勢。在資本居於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社會，歷史所創造的因素佔優勢。不懂資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卻完全可以懂資本。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必須放在土地所有製之前來說明。分別考察了兩者之後，必須考察它們的相互關係。
因此，把經濟範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作用的先後次序來安排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他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係決定的，這種關係同看來是它們的合乎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次序的東西恰好相反。問題不在於各種經濟關係在不同社會形式的相繼更替的序列中在歷史上佔有什麼地位，更不在於它們在”觀念上”（蒲魯東）（在歷史運動的一個模糊表像中）的次序。而在於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結構。
古代世界中的商業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現的單純性（抽象規定性）；正是由農業民族佔優勢這種情況決定的。做為商業資本和貨幣資本的資本，在資本還沒有成為社會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這種抽像中表現出來。倫巴第人和猶太人對於經營農業的中世紀社會，也是處於這種地位。
還有一個例子，說明同一些範疇在不同的社會階段有不同的地位，這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最新形式之一∶股份公司。但是，它還在資產階級社會初期就曾以特權的，有壟斷權的大公司的形式出現。
國民財富這個概念，在十七世紀經濟學家看來，無形中是說財富的創造僅僅是為了國家，而國家的實力是與這種財富成比例的，－這種觀念在十八世紀的經濟學家中還部份地保留著。這是一種不自覺的偽善形式，在這種形式下財富本身和財富的生產被宣佈為現代國家的目的，而現代國家被看成只是生產財富的手段。
顯然，應當這樣來分篇∶
（１）一般的抽象的規定，因此它們或多或少屬於一切社會形式，不過是在上面所分析過的意義上。
（２）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並且成為基本階級的依據的範疇。資本，僱傭勞動，土地所有製。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城市和鄉村。三大社會階級。它們之間的交換。流通。信用事業（私的）。
（３）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來考察。 ”非生產”階級。稅。國債。公的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國移民。
（４）生產的國際關係。國際分工，國際交換。輸出和輸入。匯率。
（５）世界市場和危機。
４生產、生產資料和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國家形式和意識形式同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的關係。法的關係，家庭關係。
注意∶應該在這裡提到而不該忘記的各點∶
（１）戰爭比和平發達的早；某些經濟關係，如僱傭勞動，機器等等，怎樣在戰爭和軍隊等等中比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發展的早。生產力和交往關係的關係在軍隊中也特別顯著。
（２）歷來的觀念的歷史編纂法同現實的歷史編纂法的關係。特別是所謂文化史，舊時的宗教使和政治史。 （順便也可以說一下歷來的歷史編纂法的各種不同方式。所謂客觀的，主觀的（倫理的等等）。哲學的。）
（３）第二級的和第三級的東西，總之，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係。國際關係在這裡的影響。
（４）對這種見解中的唯物主義的種種非難；同自然唯物主義的關係。
（５）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係的概念的辨證法，這樣一種辨證法，它的界限應當確定，它不抹殺現實差別。
（６）物質生產的發展例如同藝術生產的不平衡關係。進步這個概念決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義上去理解。現代藝術等等。這種不平衡在理解上還不是像在實際社會關係本身內部那樣如此重要和如此困難。例如教育。美國同歐洲的關係。可是，這裡要說明的真正困難之點是∶生產關係作為法的關係怎樣進入了不平衡的發展。例如羅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這種情形較少）同現代生產的關係。
（７）這種見解表現為必然的發展。但承認偶然。怎樣。 （對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響。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
（８）出發點當然是自然規定性；主觀地和客觀地。部落，種族等。
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彷彿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臘人或莎士比亞同現代人相比。就某些藝術形式，例如史詩來說，甚至誰都承認∶當藝術生產一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他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畫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因此，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說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部的不同藝術種類的關係中有這種情形，那末，在整個藝術領域同社會一般發展的關係上有這情形，就不足為奇了。困難只在於對於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們的特殊性被確定了，它們也就被解釋明白了。
我們先拿希臘藝術同現代的關係作例子，然後再說莎士比亞同現代的關係。大家知道，希臘神話不只是希臘藝術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成為希臘人的幻想的基礎，從而成為希臘［神話］的基礎的那種對自然的觀點和對社會關係的觀點，能夠同自動紡機，鐵道，機車和電報並存嗎？在羅伯茨公司面前，武爾坎又在哪裡？在避雷針面前，邱必特又在哪裡？在動產信用公司面前，海爾梅斯又在哪裡？任何神話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著這些自然力之實際上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廣場旁邊，法瑪還成什麼？希臘藝術的前提是希臘神話，也就是已經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這是希臘藝術的素材。不是隨便一種神話，就是說，不是對自然（這裡指一切對象，包括社會在內）的隨便一種不自覺的藝術加工。埃及神話決不能成為希臘藝術的土壤和母胎。但是無論如何總得是一種神話。因此，決不是這樣一種社會發展，這種發展排斥一切神話地對待自然的態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話化的態度；並因而要求藝術家具備一種與神話無關的幻想。
從另一方面看：阿基利斯能同火藥和彈丸並存嗎？或者，《伊利亞特》能夠同活字盤甚至印刷機並存嗎？隨著印刷機的出現，歌謠，傳說和詩神謬斯豈不是必然要絕跡，因而史詩的必要條件豈不是要消失嗎？
但是，困難不在於理解希臘藝術和史詩同一定社會發展形式結合在一起。困難的是，他們何以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說還是一種規範和高不可及的範本。
一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否則就變得稚氣了。但是，兒童的天真不使它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自己的真實再現出來嗎？在每一個時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兒童的天性中純真地複活著嗎？為什麼歷史上的人類童年時代，在它發展的最完美的地方，不該作為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兒童，有早熟的兒童。古代民族中有許多是屬於這一類的。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他們的藝術對我們所產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長的那個不發達的社會並不矛盾。它倒是這個社會階段的結果，並且是同它在其中產生而且只能在其中產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會條件永遠不能複返這一點分不開的。
寫於1857年8月底－9月中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卡爾．馬克思
我考察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順序：資本、土地所有製、僱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在前三項下，我研究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分成的三大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其它三項的相互聯繫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冊論述資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組成：（1）商品，（2）貨幣或簡單流通，（3）資本一般。前兩章構成本分冊的內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專題論文，它們是在相隔很久的幾個時期內寫成的，目的不是為了付印，而是為了自己弄清問題，至於能否按照上述計劃對它們進行系統整理，就要看環境如何了。
我把已經起草好的一篇總的導言壓下了，因為仔細想來，我覺得預先說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讀者如果真想跟著我走，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別上升到一般。不過在這裡倒不妨談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過。
我學的專業本來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學和歷史之次當作輔助學科來研究。 1842 ——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於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的討論，當時的萊茵省總督馮﹒ 沙培爾先生就摩塞爾農民狀況同《萊茵報》展開的官方論戰，最後，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 “前進”願望大大超過實際知識的當時，在《萊茵報》上可以聽到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帶著微弱哲學色彩的迴聲。我曾表示反對這種膚淺言論，但是同時在和《奧格斯堡總匯報》的一次爭論中坦率承認，我以往的研究還不容許我對法蘭西思潮的內容本身妄加評判。我倒非常樂意利用《萊茵報》發行人以為把報紙的態度放溫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經落在該報頭上的死刑判決撤銷的幻想，以便從社會舞台退回書房。
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鑑》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這種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我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後來因基佐先生下令驅逐移居布魯塞爾，在那裡繼續進行研究。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一個對抗形式，這裡所說的對抗，不是指個人的對抗，而是指從個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中生長出來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裡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
自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學範疇的天才大綱（在《德法年鑑》上）發表以後，我同他不斷通信交換意見，他從另一條道路（參看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當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魯塞爾時，我們決定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願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兩厚冊八開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亞的出版所，後來我們才接到通知說，由於情況改變，不能付印。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願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在我們當時從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眾表達我們見解的各種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與我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和我自己發表的《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我們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為反對蒲魯東而寫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只是論戰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寫的關於《僱傭勞動》一書，匯集了我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上對於這個問題的講演，這本書的印刷由於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離開比利時而中斷。
1848年和1849年《新萊茵報》的出版以及隨後發生的一些事變，打斷了我的經濟學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倫敦才能重新進行這一工作。不列顛博物館中堆積著政治經濟學史的大量資料，倫敦對於考察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方便的地點，最後，隨著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資產階級社會看來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切決定我再從頭開始，批判地仔細鑽研新的材料。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屬於本題之外的學科，在這方面不得不多少費些時間。但是使我所能夠支配的時間特別受到限制的，是謀生的迫切需要。八年來，我一直為第一流英文的美國報紙《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寫作真正的報紙通訊在我只是例外），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時時間斷。然而，由於評論英國和大陸突出經濟事件的論文在我的投稿中佔著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經濟科學本身範圍以外的實際的細節。
我以上簡短地敘述了自己在政治經濟學領域進行研究的經過，這只是要證明，我的見解，不管人們對它怎樣評論，不管它多麼不合乎統治階級的自私的偏見，卻是多年誠實研究的結果。但是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
“這裡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裡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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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馬克思
I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
１生產
（ａ）面前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
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自然是出發點。被斯密和李嘉圖當作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應歸入18世紀魯賓遜故事的毫無想像力的虛構，魯賓遜故事決不像文化史家設想的那樣，僅僅是對極度文明的反動和想要回到被誤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樣，盧梭的通過契約來建立天生獨立的主體之間的相互關係和聯繫的社會契約論，也不是奠定在這種自然主義的基礎上的，這是錯覺，只是美學上大大小小的魯賓遜故事的錯覺。這倒是對於 16世紀以來就進行準備，而在18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的預感。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裡，單個的人表現為了擺脫了自然聯繫等等，後者在過去歷史時代使他成為一定的狹隘人群的附屬物。這種18世紀的個人，一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一方面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而在18世紀的預言家看來（斯密和李嘉圖還完全以這些預言家為依據），這種個人是一種理想，他的存在是過去的事；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於人類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個人並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這樣的錯覺是到現在為止的每個新時代所具有的。斯圖亞特在許多方面同18世紀對立並做為貴族比較多地站在歷史上，從而避免了這種局限性。
我們愈往前追溯歷史，個人，也就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顯得愈不獨立，愈從屬於一個更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後來是在由氏族間的衝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結合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產生這種孤立的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係（從這種觀點來看是一般關係）的時代。人是最名符其實的社會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孤立的一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這是罕見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經內在地具有社會力量的文明人或許能做到－就像許多個人不再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談而竟有語言發展一樣，是不可思議的。在這方面無須多說。十八世紀的人們有這種荒誕無稽的看法本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師夏，凱里和蒲魯東等人又把這種看法鄭重其事地引進最新的經濟學中來，這一點本來可以完全不提。蒲魯東等人自然樂於用編造神話的辦法，來對一種他不知道歷史來源的經濟關係做歷史哲學的說明，說什麼這種觀念對亞當及普羅米修斯已經是現成的，後來他就被付諸實行等等。再沒有比這類想入非非的陳腔濫調更加乏味的了。
因此，說到生產，總是指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社會個人的生產。因而，好像只要一說到生產，我們或者就要把歷史發展過程在它的各個階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開始就要聲明，我們隻的是某個一定的歷史時代，例如，是現代資產階級生產－這種生產事實上是我們研究的本題。可是，生產的一切時代有某些共同標，共同規定。生產一般是一個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點提出來，定下來，免得我們重複，它就是一個合理的抽象。不過，這個一般，或者說，經過比較而抽出來的共同點，本身就是有另一些是幾個時代共有的，［有些］規定是最新時代和最古時代共有的，沒有它們，任何生產都無從設想；如果說最發達語言的有些規律和規定也是最不發達語言所有的，但是構成語言發展的恰恰是有別於這一般和共同點的差別，那末，對生產一般適用的種種規定所以要抽出來，也正是為了不致因見到統一（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這總是一樣的，這裡已經出現了統一）就忘記了本質的差別。而忘記這種差別，正是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係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所在。例如，他們說，沒有生產工具，哪怕這種生產工具不過是手，任何生產都不可能。沒有過去的，累積下來的勞動，哪怕這種勞動不過是由於反复操作而累聚在野蠻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產都不可能。資本，別的不說，也是生產工具，也是過去的，客體化了的勞動。可見資本是一種一般的，永存的自然關係；這就是說，如果我們恰好拋開了正是使”生產工具”，”累積下來的勞動”成為資本的那個特殊的話。因此，生產關係的全部歷史，例如在凱里看來，是歷代政府的惡意篡改。
如果沒有生產一般，也就沒有一般的生產。生產總是一個特殊的生產部門－如農業，畜牧業，製造業等，或者是他們的總體。可是，政治經濟學不是工藝學。生產的一般規定在一定社會階段上對特殊生產形式的關係，留待別處（後面）再說。
最後，生產也不只是特殊的生產，而始終是一定的社會體及社會的主體在或廣或窄由各生產部門組成的總體中活動著。科學的敘述對現實運動的關係，也還不是這裡所要說的。生產一般。特殊生產部門。生產的總體。
現在時髦的做法，是在經濟學的開頭擺上一個總論部份－就是標題為《生產》的那部份（參看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著作），用來論述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
這個總論部份包括或者好像應當包括∶
（１）進行生產所必不可缺少的條件。因此，這實際上不過是要說明一切生產的基本要素。可是，我們將會知道，實際上歸納起來不過是幾個十分簡單的規定，卻擴展成淺薄的同義反复。
（２）或多或少促進生產的條件，如像亞當。斯密所說的前進的和停滯的社會狀態。要把這些在斯密那裡作為提示而具有價值的東西提升到科學意義上來，就得研究各個民族的發展過程終生產率程度不同的各個時期－這種研究超出本題應有的範圍，但就屬於本題範圍來說，在敘述競爭，累積等等時是要談到的。照一般的提法，答案總是這樣一個一般的說法∶一個工業民族，當它一般地達到它的歷史高峰的時候，也就達到它的生產高峰。實際上，一個民族的工業高峰是在它還不是以既得利益為要務，而是以爭取利益為要務的時候。在這一點上，美國人勝過英國人。或者是這樣的說法∶例如，某一些種族，素質，氣候，自然條件如離海遠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於生產。這又是同義反复，即財富的主客觀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備，財富就越容易創造。
但是，經濟學家在這個總論部份所真正要談的並不是這一切。相反，照他們的意見，生產不同於分配等等（參看穆勒的著作），應當被描寫成局限在脫離歷史而獨立的永恆自然規律之內的事情，於是資產階級關係就被乘機當作社會一般的顛撲不破的自然規律偷偷地塞了進來。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識的目的。反之，在分配上，好像人們事實上可以隨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談生產和分配的這種粗暴割裂與生產與分配的現實關係，下面這一點總應當是一開始就明白的∶無論在不同社會階段上分配如何不同，總是可以像在生產中那樣提出一些共同的規定來，可以把一切歷史差別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類規律之中。例如，奴隸，農奴，僱傭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們能夠作為奴隸，農奴和僱傭工人來生存。靠貢賦生活的征服者，靠稅收生活的官吏，靠地租生活的土地佔有者，靠施捨生活的僧侶，或者靠什一稅生活的教士，都得到一份社會產品，而決定這一份產品的規律不同於決定奴隸等等那一份產品的規律。一切經濟學家在這個項目下提出的兩個要點是∶（１）所有製，（２）司法，警察等對所有製的保護，對此要極簡單地答復一下∶
關於第一點，一切生產都是個人在一定社會形式中並藉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佔有。在這個意義上，說所有製（佔有）是生產的一個條件，那是同義反复。但是，可笑的是從這裡一步就跳到所有製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製。（而且還把對立的形式即無所有作為條件。）歷史卻表明，公有製是原始形式（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爾特人等等），這種形式在公社所有製形式下還長期起著顯著的作用。至於財富在這種還是那種所有製形式下能更好地發展的問題，還根本不是這裡所要談的。可是，如果說在任何所有製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談不到任何生產，因此也就談不到任何社會，那末，這是同義反复。什麼也不據為己有的佔有，是自相矛盾。
關於第二點，對既得物的保護等等。如果把這些濫調還原為它們的實際內容，它們所表示的就比它們的說教者所知道的還多。就是說，每種生產形式都產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權關係，統治形式等等。粗率和無知之處正在於把有機地聯繫著的東西看成是彼此偶然發生關係的，純粹反射聯繫中的東西，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只糊地感到，在現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強權下能更好地進行生產，他們只是忘記了，強權也是一種法權，而且強者的法權也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於他們的”法治國家” 中。
當與生產的一定階段相應的社會狀態剛剛產生或者已經衰亡的時候，自然會出現生產上的紊亂，雖然程度和影響有所不同。
總之：一切生產階段所共同的，被思維當作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謂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不過是這些抽像要素，用這些抽像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
２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係
在進一步分析生產之前，必須觀察一下經濟學家拿來與生產並列的幾個項目。
敷淺的表像是∶在生產中，社會成員佔有（開發，改造）自然產品供人類需要；分配決定個人分取這些產品的比例；交換給個人帶來它享用分配給他的一份去換取的那些特殊產品；最後，在消費中，產品變成享受的對象，個人佔有的對象。生產創造出適合需要的對象；分配依照社會規律把它們分配；交換依照個人需要把已經分配的東西再分配；最後，在消費中，產品脫離這種社會運動，直接變成個人需要的對象和僕役，被享受而滿足個人需要。因而，生產表現為起點，消費表現為終點，分配和交換錶現為中間環節，這中間環節又是二重的，因為分配被規定為從社會出發的要素，交換被規定為從個人出發的要素。在生產中，人客體化，在人中，物主體化；在分配中，社會以一般的，居於支配地位的規定的形式，擔任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媒介；在交換中，生產和消費由偶然的個人的規定性來媒介。
分配決定產品歸個人的比例（分量）；交換決定個人對於分配給自己的一份所要求的產品。
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因此形成一個正歸的三段論法；生產是一般，分配和交換是特殊，消費是個別，全體由此結合在一起。這當然是一種聯繫，然而是一種敷淺的聯繫。生產決定於一般的自然規律，分配決定於社會的偶然情況，因此它能夠或多或少地對生產起促進作用；交換作為形式上的社會運動介於兩者之間；而消費這個不僅被看成終點而且被看成最後目地的結束行為，除了它又反過來作用於起點並重新引起整個過程之外，本來不屬於經濟學的範圍。
反對政治經濟學家的人們，－不論這些反對者是不是他們的同行，－責備他們把聯繫著的東西粗野地割裂了，這些反對者或者是同他們站在同一個基礎上，或者是在他們之下。最庸俗不過的責備就是，說政治經計學家過於重視生產，把它當作目的本身。說分配也是同樣重要的。這種責備的立足點恰恰是那種把分配當作與生產並列的獨立自主的領域的經濟見解。或者是這樣的責備，說媒有把這些要素放在其統一中來理解。好像這種割裂不是從現實中進到教科書中去的，而相反地是從教科書進到現實中去的，好像這裡的問題是要把概念作辯證的平衡，而不是解釋現實的關係！
（ａ）［生產和消費］
生產直接也是消費。雙重的消費，主體的和客體的∶個人在生產當中發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產行為中支出和消耗這種能力，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種消耗完全一樣。第二，生產資料的消費，生產資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燒中）重新分解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費也是這樣，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狀和特性，這種自然形狀和特性倒是消耗掉了。因此，生產行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來說也是消費行為。不過，這一點是經濟學家所承認的，他們把直接與消費同一的生產，直接與生產合一的消費，稱作生產的消費。生產和消費的這種同一性，歸結起來是斯賓諾莎的命題∶”規定即否定”。但是，提出生產的消費這個規定，只是為了把與生產同一的消費跟原來意義上的消費區別開來，後面這種消費被理解為起消滅作用的與生產相對的對立面，我們且觀察一下這個原來意義上的消費。
消費直接也是生產，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學物質的消費是植物的生產一樣。例如，吃喝是消費形式之一，人吃喝就生產自己的身體，這是明顯的事。而對於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從某一方面來生產人的其它任何消費形式也都可以這樣說。消費的生產。可是，經濟學卻說，這種與消費同一的生產是第二種生產，是靠消滅第一種生產的產品引起的。在第一種生產中，生產者物化，在第二種生產中，生產者所創造的物人化。因此，這種消費的生產，－雖然它是生產和消費的直接統一－是與原來意義上的生產根本不同的。生產同消費合而為一和消費同生產合而為一的這種直接統一，並不排斥它們的直接兩立。
可見，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可是同時在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媒介運動。生產媒介著消費，它創造出消費的材料，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但是消費也媒介著生產，因為正式消費替產品創造了主體，產品對這個主體才是產品。產品在消費中才得到最後完成。一條鐵路，如果沒有通車，不被磨損，不被消費，它只是可能性的鐵路，不是現實的鐵路。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但是，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為如果這樣，生產就沒有目的。消費從兩方面生產著生產。
（１）因為只是在消費中產品才成為現實的產品，例如，一件衣服由於穿的行為才現實地成為衣服；一間房屋無人居住，事實上就不成為現實的房屋；因此，產品不同於單純的自然對象，它在消費中才證實自己是產品，才成為產品。消費是在把產品消滅的時候才使產品最後完成，因為產品之所以是產品，不是它做為物化了的活動，而只是做為活動著的主體的對象。
（２）因為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因而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後者是生產的前提。消費創造出生產的動力；它也創造出在生產中做為決定目的的東西而發生作用的對象。如果說，生產在外部提供消費的對像是顯而易見的，那末，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做為內心的意象，作為需要，做為動力和目的。消費創造出還是在主觀形式上的生產對象。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
與此相應，就生產方面來說∶
（１）它為消費提供材料，對象。消費而無對象，不成其為消費；因而，生產在這方面創造出，生產出消費。
（２）但是，生產為消費創造的不只是對象。它也給予消費以消費的規定性，消費的性質，使消費得以完成。正如消費使產品得以完成其為產品一樣，生產使消費得以完成。首先，對像不是一般的對象，而是一定的對象，是必須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產本身所媒介的方式來消費的。飢餓總是飢餓，但是用刀叉吃熟肉來解除的飢餓不同於用手，指甲和牙齒啃生肉來解除的飢餓。因此，不僅消費的對象，而且消費的方式，不僅客體方面，而且主體方面，都是生產所生產的。所以，生產創造消費者。
（３）生產不僅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為材料提供需要。在消費脫離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狀態和直接狀態之後，－如果停留在這種狀態，那也是生產停滯在自然粗陋狀態的結果，－消費本身做為動力是靠對像做媒介的。消費對於對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對於對象的知覺所創造的。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能夠欣賞美的大眾，－任何其它產品也都是這樣。因此，生產不僅做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像生產主體。
因此，生產生產著消費∶（１）是由於生產為消費創造材料，（２）是由於生產決定消費的方式，（３）是由於生產靠它起初當作對像生產出來的產品在在消費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產出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和消費的動力。同樣，消費生產出生產者的素質，因為它在生產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
因此，消費和生產之間的同一性表現在三方面∶
（１）直接的同一性∶生產是消費；消費是生產。消費的生產。生產的消費。政治經濟學家把兩者都稱為生產的消費，可是還做了一個區別。前者表現為再生產，後者表現為生產的消費。關於前者的一切研究是關於生產的勞動或非生產的勞動的研究；關於後者的研究是關於生產的消費或非生產的消費的研究。
（２）每一方表現為對方的手段；以對方為媒介；這表現為他們的相互依存；這是一個運動，它們通過這個運動彼此發生關係，表現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處於對方之外。生產為消費創造作為外在對象的材料；消費為生產創造作為內在對象，作為目的的需要。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沒有消費就沒有生產。這在經濟學中以多種多樣的形式表現出來。
（３）生產不僅直接是消費，消費也不僅直接是生產；而且生產不僅是消費的手段，消費不僅是生產的目的，－就是說，每一方都為對方提供對象，生產為消費提供外在的對象，消費為生產提供想像的對象；兩者的每一方不僅直接就是對方，不僅媒介著對方，而且，兩者的每一方當自己實現時也就創造對方，把自己當作對方創造出來。消費完成生產行為，只是在消費使產品最後完成其為產品的時候，在消費把它消滅，把它的獨立的物體形式毀掉的時候；在消費使得在最初生產行為中發展起來的素質通過反复的需要達到完美的程度的時候；所以，消費不僅是使產品成為產品的最後行為，而且也是使生產者成為生產者的最後行為。另一方面，生產生產出消費，是在生產創造出消費的一定方式的時候，然後是在生產把消費的動力，消費能力本身當作需要創造出來的時候。這和第三項所說的這個最後的同一性，經濟學在論述需求和供給，對象和需要，社會創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關係時，曾多次加以解釋。
這樣看來，對於一個黑格爾主義者來說，把生產和消費同一起來，是最簡單不過的事。不僅社會主義美文學家這樣做過，而且平庸的經濟學家也這樣做過，薩伊就是個例子；他的說法是，就一個民族來說，它的生產也就是它的消費。或者，就人類一般來說，也是這樣。施托爾希指出過薩伊的錯誤，因為例如一個民族，不是把自己的產品全部消費掉，而是還要創造生產資料等等，固定資本等等。此外，把社會當作一個單獨的主體來觀察，是對它做了不正確的觀察，思辨式的觀察。就一個主體來說，生產和消費表現為一個行為的兩個要素。這裡要強調的主要之點是∶如果我們把生產和消費看做一個主體的或者許多單個個人的活動，它們無論如何表現為一個過程的兩個要素，在這個過程中，生產是實際的起點，因而也是居於支配地位的要素。消費，做為必需，做為需要，本身就是生產活動的一個內在要素。但是生產活動是實現起點，因而也是實現的居於支配地位的要素，是整個過程藉以從新進行的行為。個人生產出一個對象，因消費了它而再回到自己身上，然而，他是作為生產的個人，把自己再生產的個人。所以，消費表現為生產的要素。
但是，在社會中，產品一經完成，生產者對產品的關係就是一種外在的關係，產品回到主體，取決於主體對其它個人的關係。他不是直接獲得產品。如果說他是在社會中生產，那末直接佔有產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產品和生產者之間插進了分配，分配借社會規律決定生產者在產品世界中的份額，因而插在生產和消費之間。
那末，分配是否作唯獨立的領域，處於生產之旁和生產之外呢？
（ｂ）［生產和分配］
如果看看普通的經濟學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這些著作裡什麼都被提出兩次。舉例來說，在分配上出現的是地租，工資，利息和利潤，而在生產上做為生產要素出現的是土地，勞動，資本。說到資本，一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兩次∶（１）當作生產要素；（２）當作收入源泉，當作決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東西。利息和利潤，就它們做為資本增殖和擴大的形式，因而做為資本自身的生產的要素來說，本身也出現在生產中。利息和利潤作為分配形式，是以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為前提的。他們是以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們又是資本的再生產方式。
同樣，工資也是在另一個項目中被考察的僱傭勞動∶在一處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所具有的規定性，在另一處表現為分配的規定。如果勞動不是規定為僱傭勞動，那末，它參與產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現為工資，如在奴隸制度下就是這樣。最後，地租－我們直接地來看地產參與產品分配的最發達形式－的前提，是作為生產要素的大地產（其實是大農業），而不是通常的土地，就像工資的前提不是通常的勞動一樣。所以，分配關係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現為生產要素的背面。個人以僱傭勞動的形式參與生產，就以工資形式參與產品，生產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結構完全取決於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就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像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像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形式決定分配的特定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產上來談，把地租放在分配上來談，等等，簡直是幻覺。
因此，像李嘉圖那樣的經濟學家，最受責備的就是他們眼中只有生產，他們卻專門把分配規定為經濟學的對象，因為他們本能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會中的生產要素得以確定的最確切的表現。
在單個的個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現為一種社會規律，這種規律決定他在生產中－指他在其中進行生產的那個生產－的地位，因而分配先於生產。這個個人一開始就沒有資本，也沒有地產。他一出生就由社會分配指定專門從事僱傭勞動。但是這種指定本身是資本和地產作為獨立的生產要素存在的結果。
就整個社會來看，從一方面說，分配似乎先於生產，並且決定生產，似忽是先經濟的事實。一個征服者民族在征服者之間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產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決定了生產。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為奴隸，於是使奴隸勞動成為生產的基礎。或者，一個民族經過革命把大地產粉碎成小塊，從而通過這種新的分配使生產有了一種新的性質。或者，立法使地產永遠屬於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勞動［當作］世襲的特權來分配，因而把它像等級一樣地固定下來。在所有這些歷史上有過的情況下，似乎不是生產安排和決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決定生產。
照最淺薄的理解，分配表現為產品的分配，因此它彷彿離開生產很遠，對生產是獨立的。但是，在分配是產品的分配之前，它是（１）生產工具的分配，（２）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個人從屬於一定的生產關係）－這是上述同一關係的進一步規定。這種分配包含在生產過程本身中並且決定生產的結構，產品的分配顯然只是這種分配的結果。如果在考察生產時把包含在其中的這種分配撇開，生產顯然只是一個空洞的抽象；反過來說，有了這種本來構成生產的一個要素的分配，力求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來理解現代生產並且主要是研究生產的經濟學家李嘉圖，不是把生產而是把分配說成現代經濟學的本題。從這裡，又一次顯出了那些把生產當作永恆真理來論述而把歷史限制在分配範圍之內的經濟學家是多麼荒誕無稽。
這種決定生產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產處於怎麼樣的關係，這顯然是屬於生產本身內部的問題。如果有人說，既然生產必須從生產工具的一定分配出發，至少在這個意義上分配先於生產，成為生產的前提，那末就應該答复他說，生產實際上有它的條件和前提，這些條件和前題構成生產的要素。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現為自然發生的東西。通過生產過程本身，它們就從自然發生的東西變成歷史的東西了，如果它們對於一個時期表現為生產的自然前提，對於另一個時期就是生產的歷史結果了。它們在生產內部不斷地改變。例如，機器的應用既改變了生產工具的分配，也改變了產品的分配。現代大土地所有製本身既是現代商業和現代工業的結果，也是現代工業在農業上應用的結果。
上面提出的一些問題，歸根到底就是∶一般歷史條件在生產上是怎樣起作用的，生產和一般歷史運動的關係又是怎樣的。這個問題顯然屬於對生產本身的討論和分析。
然而，這些問題即使照上面那樣平庸的提法，也可以同樣給予簡短的回答。所有的征服有三種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產方式強加於被征服的民族（例如，本世紀英國人在愛爾蘭所做的，部份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讓舊生產方式維持下去，自己滿足於徵收貢賦（如土耳其人和羅馬人）；或者是發生一種相互作用，產生一種新的，綜合的生產方式（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這樣）。在所有的情況下，生產方式，不論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還是兩者混合形成的，總是決定新出現的分配。因此，雖然這種分配對於新的生產時期表現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產的產物，不僅是一般歷史生產的產物，而且是一定歷史生產的產物。
例如，蒙古人把俄羅斯弄成一片荒涼，這樣做是適合於他們的生產，畜牧的，大片無人居住的地帶是畜牧的主要條件。在日耳曼蠻族，用農奴耕作是傳統的生產，過的是鄉村的孤獨生活，他們能夠非常容易地讓羅馬各省服從於這些條件，因為那裡發生的土地所有權的集中已經完全推翻了舊的農業關係。
有一種傳統的觀念，認為在某些時期人們只靠劫掠生活。但是要能夠劫掠，就要有可以劫掠的東西，因此就要有生產。而劫掠方式本身又決定生產方式。例如，劫掠一個從事證券投機的民族就不能同劫掠一個游牧民族一樣。
奴隸直接被剝奪了生產工具。但是奴隸受到剝奪的國家的生產必須安排得容許奴隸勞動，或者必須建立一種適於使用奴隸的生產方式（如在南美等）。
法律可以使一種生產資料，例如土地，永遠屬於一定家庭。這些法律，只有當大土地所有權適合於社會生產的時候，如像在英國那樣，才有經濟意義。在法國，儘管有大土地所有權，但經營的是小土地農業，因而大土地所有權就被革命摧毀了。但是，土地析分的狀態是否例如通過法律永遠固定下來了呢？儘管有這種法律，土地的所有權卻又集中起來了。法律在鞏固分配關係方面的影響和它們由此對生產發生的作用，要專門加以確定。
（ｃ）最後，交換和流通
流通本身只是交換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從總體上看的交換。
既然交換只是生產以及由生產決定的分配一方和消費一方之間的媒介要素，而消費本身又表現為生產的一個要素，交換當然也就當做生產的要素包含在生產之內。
首先很明顯，在生產本身之中發生的各種活動和各種能力的交換，直接屬於生產，並且從本質上組成生產。第二，這同樣適用於產品交換，只要產品交換是用來製造供直接消費的成品的手段。在這個限度內，交換本身是包含在生產之中的行為。第三，所謂企業家之間的交換，從它的組織方面看，既完全決定於生產，且本身也是生產行為。只有在最後階段上，當產品直接為了消費而交換的時候，交換才表現為獨立於生產之外，與生產漠不相干。但是，（１）如果沒有分工，不論這種分工是自然發生的或者本身已經是歷史的成果，也就沒有交換；（２）私的交換以私的生產為前提；（３）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例如，城鄉之間的交換，鄉村中的交換，城市中的交換等等。可見，交換就其一切要素來說，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產當中，或者是由生產決定。
我們得到的結論並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生產既支配著生產的對立規定上的自身，也支配著其它要素。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交換和消費是不能支配作用的東西，那是自明之理。分配，作為產品的分配，也是這樣。而作為生產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產的一個要素。因此，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係。當然，生產就其片面形式來說也決定於其它要素。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範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隨著分配的變動，例如，隨著資本的集中，隨著城鄉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產也就發生變動。最後，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
３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當我們從政治經濟學方面觀察某一國家的時候，我們從該國的人口，人口的階級畫分，人口在城鄉海洋的分佈，在不同生產部門的分佈，輸入和輸出，全年的生產和消費，商品價格等等開始。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上從做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如果我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僱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僱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麼也不是。因此，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末這就是一個混沌的關於整體的表象，經過更切進的規定之後，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像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於是行程又得從那裡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後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一個混沌的關於整體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了。第一條道路是經濟學在它產生時期在歷史上走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等開始；但是他們最後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具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係，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這些個別要素一旦多少確定下來和抽像出來，從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等等這些簡單的東西上升到國家，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的各種經濟學體係就開始出現了。後一種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中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因而黑格爾陷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其實，從抽像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並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舉例來說，最簡單的經濟範疇，如交換價值，是以人口，以在一定關係中進行生產的人口為前提的；也是以某種形式的家庭，公社或國家等為前提的。它只能做為一個既與的，具體的，生動的整體的抽象片面的關係而存在。相反，做為範疇，交換價值卻有一種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識看來－而哲學意識就是被這樣規定的∶在它看來，正在理解著的思維是現實的人，因而，被理解的世界本身才是現實的世界－範疇的運動表現為現實的生產行為（只可惜它從外界取得一種推動），而世界是這種生產行為的結果；這－不過又是一個同義反复－只有在下面這個限度內才是正確的∶具體總體做為思維總體，做為思維具體，事實上是思維的，理解的產物；但是，決不是處於直觀和表象之外或駕乎其上而思維著的，自我產生著的概念的產物，而是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概念這一過程的產物。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被思維的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著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於對世界的藝術的，宗教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著它的獨立性；只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動著。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一定要經常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
但是，這些簡單的範疇在比較具體的範疇以前是否也有一種獨立的歷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況而定。比如，黑格爾論法哲學，是從主體的最簡單的法的關係即佔有開始的，這是對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關係這些具體的多的關係之前，佔有並不存在。相反，如果說有這樣的家庭和氏族，它們還只是佔有，而沒有所有權，這倒是對的。所以，這種比較簡單的範疇，表現為簡單的家庭或氏族的公社在所有權方面的關係。它在比較高級的社會中表現為一個發達的組織的比較簡單的關係。但是那個以佔有為關係的具體的基礎總是前提。可以設想一個孤獨的野人佔有東西，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佔有並不是法的關係。說佔有在歷史上發展為家庭，是錯誤的。佔有倒總是以這個”比較具體的法的範疇”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樣總可以說，簡單範疇是這樣一些關係的表現，在這些關係中，不發展的具體可以已經實現，而那些通過較具體的範疇在精神上表現出來的較多方面的聯繫和關係還沒有產生；而比較發展的具體則把這個範疇當作一種從屬關係保存下來。在資本存在之前，銀行存在之前，僱傭勞動存在之前，貨幣能夠存在，而且在歷史上存在過。因此，從這一方面看來，可以說，比較簡單的範疇可以表現一個比較不發展的整體的處於支配地位的關係，或者可以表現一個比較發展的整體的從屬關係，後面這些關係，在整體向著一個比較具體的範疇表現出來的方面發展之前，在歷史上已經存在。在這個限度內，從最簡單上升到復雜這個抽象思維的進程符合現實的歷史過程。
另一方面，可以說，有一些十分發展的，但在歷史上還不成熟的社會形式，其中有最高級的經濟形式，如協作，發達的分工等等，卻不存在任何貨幣，秘魯就是一個例子。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貨幣以及作為貨幣的條件的交換，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現在個別公社內部，而是出現在它的邊界上，出現在與其它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內部的交換當作原始構成因素，是完全錯誤的。相反地，與其說它起初發生在同一公社內部的成員間，不如說它發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關係中。其次，雖然貨幣很早就全面地發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片面發展的民族即商業民族中才是處於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臘人和羅馬人那裡，貨幣的充份發展－在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中這是前提－只是在他們解體的時期。因此，這個十分簡單的範疇，在歷史上只有在最發達的社會狀態下才表現出它的充份的力量。它決沒有歷盡一切經濟關係。例如，在羅馬帝國，在它最發達的時期，實物稅和實物租仍然是基礎。那裡，貨幣制度原來只是在軍隊中得到充份發展。它也從來沒有掌握勞動的整個領域。可見，比較簡單的範疇，雖然在歷史上可以在比較具體的範疇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廣泛的發展恰恰只能屬於一個複雜的社會形式，而比較具體的範疇在一個比較不發達的社會形式中有過比較充份的發展。
勞動似乎是一個十分簡單的範疇。它在這種一般性－作為勞動一般－上的表像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經濟學上從這種簡單性上來把握的”勞動”，和產生這個簡單抽象的那些關係一樣，是現代的範疇。例如，貨幣主義把財富看成還是完全客觀的東西，看成存在於貨幣中的物。同這個觀點相比，重工主義或重商主義把財富的源泉從對象轉到主體的活動－商業勞動和工業勞動，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但是，他們仍然只是局限地把這種活動本身理解為取得貨幣的活動。同這個學派相對立的重農學派把勞動的一定形式－農業－看作創造財富的勞動，不再把對象本身看做裹在貨幣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產品一般，看做勞動的一般成果了。這種產品還與活動的局限性相應而仍然被看做自然規定的產品－農業的產品，主要還是土地的產品。
亞當．斯密大大地前進了一步，他拋開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一切規定性，－乾脆就是勞動，既不是工業勞動，又不是商業勞動，也不是農業勞動，而既是這種勞動，又是那種勞動，有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抽像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規定為財富的對象的一般性，這就是產品一般，或者說又是勞動一般，然而是作為過去的，物化的勞動。這一步跨得多麼艱難，多麼遠，只要看看連亞當．斯密本人還時時要回到重農學派的觀點上去，就可想見了。這會造成一種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論在哪種社會形式下－做為生產者在其中出現的那種最簡單，最原始的關係找到了一個抽象表現。從這一方面來看這是對的，從另一方面看來就不是這樣。
對任何種類勞動的同樣看待，以一個十分發達的實在勞動種類的總體為前提，在這些勞動種類中，任何一種勞動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勞動。所以，最一般的抽像只產生在最豐富的具體的發展的地方，在那裡，一種東西為許多東西所共有，為一切所共有。這樣一來，它就不再只是再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勞動一般這個抽象，不僅僅是具體的勞動總體的精神結果。對任何種類的勞動的同樣看待，適合於這樣一種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中，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一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因而是無差別的。這裡，勞動不僅在範疇上，而且在現實中都是創造財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種特殊性上同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最現代的存在形式－美國，這種情況最為發達。所以，在這裡，”勞動”，”勞動一般”，直截了當的勞動這個範疇的抽象，這個現代經濟學的起點，才成為實際真實的東西。人們也許會說，在美國表現為歷史產物的東西－對任何勞動同樣看待－在俄羅斯人那裡，比如說，就表現為天生的素質了。但是，首先，是野蠻人具有適應一切的素質還是文明人自動去適應一切，是大有區別的。並且，在俄羅斯人那裡，實際上同對任何種類勞動同樣看待這一點相適應的，是傳統地固定在一種十分確定的勞動上的狀態，他們只是由於外來的影響才從這種狀態中解放出來。
勞動這個例子確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範疇，雖然正是由於它們的抽象而適用於一切時代，但是就這個抽象的規定性本身來說，同樣是歷史關係的產物，而且只有對這於些關係並在這些關係之內才具有充份的意義。
資產階級社會是歷史上最發達的和最複雜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係的範疇以及對於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係。資產階級藉這些社會形式的殘片和因素建立起來，其中一部分是還未克服的遺物，繼續在這裡存留著，一部分原來只是徵兆的東西，發展到具有充份意義，等等。人體解剖對於猴類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徵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但是，決不是像那些抹殺一切歷史差別，把一切社會形式都看成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那樣。人們認識了地租，什一稅等等。但是不應當把它們等同起來。
其次，因為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只是發展的一種對抗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種關係，在它裡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縮的或者漫畫式的形式出現。公社所有製就是個例子。因此，如果說資產階級經濟的範疇包含著一種適用於一切其它社會形式的真理這種說法是對的，那末，這也只能在一定意義上來理解。這些範疇可以在發展了的，萎縮的了，漫畫式的種種形式上，然而總是在有本質區別的形式上，包含著這些社會形式。所謂的歷史發展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最後的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並且因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夠進行自我批判，－這里當然不是指做為崩潰時期出現的那樣的歷史時期，－所以總是對過去的形式做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謂在可能範圍內準備好時，才有助於對早期神話作客觀的理解。同樣，資產階級經濟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社會，古代社會和東方社會.在資產階級經濟沒有把自己神話化而同過去完全等同起來時。它對於前一個社會，即它還得與之直接鬥爭的封建社會的批判，是與基督教對異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對舊教的批判相似的。
在研究經濟範疇的發展時，正如在研究任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時一樣，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裡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與的；因而范疇表現這一定社會的，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因此，這個一定社會在科學上也決不是把它當作這樣一個社會來談論的時候才開始存在的。這必須把握住，因為這對於分篇直接具有決定的意義。例如，從地租開始，從土地所有製開始，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因為它是同土地結合著的，而土地是一切生產的源泉，並且它又是同農業結合著的，而農業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會的最初的生產方式。但是，這是最錯誤不過的了。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它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裡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以畜牧民族為例（純粹的漁獵民族還處於真正發展的起點之外）。在他們中間出現一定形式的，即偶然的耕作。土地所有製由此決定了。它是公有的，這種形式依這些民族保持傳統的多少而或多或少地遺留下來，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製就是個例子。而在從事定居耕作－這種定居已是一大進步－的民族那裡，像在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耕作處於支配地位，那裡連工業，工業的組織以及與工業相應的所有製形式都或多或少帶著土地所有製的性質；或者像在古代羅馬人中那樣工業完全附屬於耕作；或者像中世紀那樣工業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種關係上摹仿著鄉村的組織。在中世紀，甚至資本－只要不是純粹的貨幣資本－做為傳統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帶著這種土地所有製的性質。
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情況則相反。農業越來越變成僅僅是一個工業部門，完全由資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製居於支配地位的一切社會形式中，自然聯繫還佔優勢。在資本居於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社會，歷史所創造的因素佔優勢。不懂資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卻完全可以懂資本。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必須放在土地所有製之前來說明。分別考察了兩者之後，必須考察它們的相互關係。
因此，把經濟範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作用的先後次序來安排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他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係決定的，這種關係同看來是它們的合乎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次序的東西恰好相反。問題不在於各種經濟關係在不同社會形式的相繼更替的序列中在歷史上佔有什麼地位，更不在於它們在”觀念上”（蒲魯東）（在歷史運動的一個模糊表像中）的次序。而在於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結構。
古代世界中的商業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現的單純性（抽象規定性）；正是由農業民族佔優勢這種情況決定的。做為商業資本和貨幣資本的資本，在資本還沒有成為社會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這種抽像中表現出來。倫巴第人和猶太人對於經營農業的中世紀社會，也是處於這種地位。
還有一個例子，說明同一些範疇在不同的社會階段有不同的地位，這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最新形式之一∶股份公司。但是，它還在資產階級社會初期就曾以特權的，有壟斷權的大公司的形式出現。
國民財富這個概念，在十七世紀經濟學家看來，無形中是說財富的創造僅僅是為了國家，而國家的實力是與這種財富成比例的，－這種觀念在十八世紀的經濟學家中還部份地保留著。這是一種不自覺的偽善形式，在這種形式下財富本身和財富的生產被宣佈為現代國家的目的，而現代國家被看成只是生產財富的手段。
顯然，應當這樣來分篇∶
（１）一般的抽象的規定，因此它們或多或少屬於一切社會形式，不過是在上面所分析過的意義上。
（２）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並且成為基本階級的依據的範疇。資本，僱傭勞動，土地所有製。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城市和鄉村。三大社會階級。它們之間的交換。流通。信用事業（私的）。
（３）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來考察。 ”非生產”階級。稅。國債。公的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國移民。
（４）生產的國際關係。國際分工，國際交換。輸出和輸入。匯率。
（５）世界市場和危機。
４生產、生產資料和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國家形式和意識形式同生產關係和交往關係的關係。法的關係，家庭關係。
注意∶應該在這裡提到而不該忘記的各點∶
（１）戰爭比和平發達的早；某些經濟關係，如僱傭勞動，機器等等，怎樣在戰爭和軍隊等等中比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發展的早。生產力和交往關係的關係在軍隊中也特別顯著。
（２）歷來的觀念的歷史編纂法同現實的歷史編纂法的關係。特別是所謂文化史，舊時的宗教使和政治史。 （順便也可以說一下歷來的歷史編纂法的各種不同方式。所謂客觀的，主觀的（倫理的等等）。哲學的。）
（３）第二級的和第三級的東西，總之，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係。國際關係在這裡的影響。
（４）對這種見解中的唯物主義的種種非難；同自然唯物主義的關係。
（５）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係的概念的辨證法，這樣一種辨證法，它的界限應當確定，它不抹殺現實差別。
（６）物質生產的發展例如同藝術生產的不平衡關係。進步這個概念決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義上去理解。現代藝術等等。這種不平衡在理解上還不是像在實際社會關係本身內部那樣如此重要和如此困難。例如教育。美國同歐洲的關係。可是，這裡要說明的真正困難之點是∶生產關係作為法的關係怎樣進入了不平衡的發展。例如羅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這種情形較少）同現代生產的關係。
（７）這種見解表現為必然的發展。但承認偶然。怎樣。 （對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響。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
（８）出發點當然是自然規定性；主觀地和客觀地。部落，種族等。
關於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彷彿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臘人或莎士比亞同現代人相比。就某些藝術形式，例如史詩來說，甚至誰都承認∶當藝術生產一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他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畫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因此，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說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部的不同藝術種類的關係中有這種情形，那末，在整個藝術領域同社會一般發展的關係上有這情形，就不足為奇了。困難只在於對於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們的特殊性被確定了，它們也就被解釋明白了。
我們先拿希臘藝術同現代的關係作例子，然後再說莎士比亞同現代的關係。大家知道，希臘神話不只是希臘藝術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成為希臘人的幻想的基礎，從而成為希臘［神話］的基礎的那種對自然的觀點和對社會關係的觀點，能夠同自動紡機，鐵道，機車和電報並存嗎？在羅伯茨公司面前，武爾坎又在哪裡？在避雷針面前，邱必特又在哪裡？在動產信用公司面前，海爾梅斯又在哪裡？任何神話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著這些自然力之實際上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廣場旁邊，法瑪還成什麼？希臘藝術的前提是希臘神話，也就是已經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這是希臘藝術的素材。不是隨便一種神話，就是說，不是對自然（這裡指一切對象，包括社會在內）的隨便一種不自覺的藝術加工。埃及神話決不能成為希臘藝術的土壤和母胎。但是無論如何總得是一種神話。因此，決不是這樣一種社會發展，這種發展排斥一切神話地對待自然的態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話化的態度；並因而要求藝術家具備一種與神話無關的幻想。
從另一方面看：阿基利斯能同火藥和彈丸並存嗎？或者，《伊利亞特》能夠同活字盤甚至印刷機並存嗎？隨著印刷機的出現，歌謠，傳說和詩神謬斯豈不是必然要絕跡，因而史詩的必要條件豈不是要消失嗎？
但是，困難不在於理解希臘藝術和史詩同一定社會發展形式結合在一起。困難的是，他們何以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說還是一種規範和高不可及的範本。
一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否則就變得稚氣了。但是，兒童的天真不使它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自己的真實再現出來嗎？在每一個時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兒童的天性中純真地複活著嗎？為什麼歷史上的人類童年時代，在它發展的最完美的地方，不該作為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兒童，有早熟的兒童。古代民族中有許多是屬於這一類的。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他們的藝術對我們所產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長的那個不發達的社會並不矛盾。它倒是這個社會階段的結果，並且是同它在其中產生而且只能在其中產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會條件永遠不能複返這一點分不開的。
寫於1857年8月底－9月中
選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共產主義原理
共產主義原理
恩格斯
1847年10月
第一個問題：什麼是共產主義？
答：共產主義是關於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學說。
第二個問題：什麼是無產階級？
答：無產階級是完全靠出賣自己的勞動，而不是靠某一種資本的利潤來獲得生活資料的社會階級。這一階級的禍福、存亡和整個生存，都取決於對勞動的需求，即取決於生意的好壞，取決於不受限制的競爭的波動。一句話，無產階級或無產者階級是19世紀的勞動階級。
第三個問題：是不是說，無產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答：是的，不是一向就有的。窮人和勞動階級一向就有；並且勞動階級通常都是貧窮的。但是，生活在上述條件下的這種窮人、這種工人，即無產者，並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競爭並不一向是自由和不受限制的一樣。
第四個問題：無產階級是怎樣產生的？
答：無產階級是由於工業革命而產生的，這一革命在上個世紀下半葉發生於英國，後來，相繼發生於世界各文明國家。工業革命是由蒸汽機、各種紡紗機、機械織布機和一系列其他機械裝備的發明而引起的。這些價錢很貴、因而只有大資本家才買得起的機器，改變了以前的整個生產方式，擠掉了原來的工人。這是因為機器生產的商品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紡車和織布機生產的又便宜又好。這樣一來，這些機器就使工業全部落到大資本家手裡，並且使工人僅有的一點薄產(工具、織布機等)變得一錢不值，於是資本家很快就佔有了一切，而工人卻一無所有了。從此，在衣料生產方面就實行了工廠製度。機器和工廠製度一經採用，這一制度很快就推行到所有其他工業部門，特別是印花業、印書業、製陶業和金屬品製造業等部門。工人之間的分工越來越細，於是，從前完成整件工作的工人，現在只做這件工作的一部分。這種分工可以使產品生產得更快，因而也更便宜。分工把每個工人的活動變成一種非常簡單的、老一套的機械操作，這種操作利用機器不但能夠做得同樣出色，甚至還要好得多。因此，所有這些工業部門都像紡紗和織佈業一樣，一個跟著一個全都受到了蒸汽動力、機器和工廠製度的支配。這樣一來，這些工業部門同時業就全都落到了大資本家的手裡，工人也就失掉了最後的一點獨立性。除了原來意義上的工場手工業，手工業也漸漸受到工廠製度的支配，因為這裡的大資本家也在通過建立可以大量節省開支和實行細緻分工的大作坊，不斷擠掉小師傅。結果，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在文明國家裡，幾乎所有勞動部門都照工廠方式進行經營了，在所有勞動部門，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幾乎都被工業擠掉了。於是從前的中間等級，特別是小手工業師傅日益破產，工人原來的狀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產生了兩個逐漸併吞所有其他階級的新階級。這兩個階級就是：
一、大資本家階級，他們在所有文明國家裡現在已經幾乎獨占了一切生活資料和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須的原料和工具(機器、工廠)。這就是資產者階級或資產階級。
二、完全沒有財產的階級，他們為了換得維持生存所必須的生活資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出賣給資產者。這個階級叫作無產者階級或無產階級。
第五個問題：無產者是在怎樣的條件下把勞動出賣給資產者的？
答：勞動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樣，也是一種商品，因此，它的價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價格一樣，也是由同樣的規律決定的。正像我們下面將看到的，在大工業或自由競爭的統治下，情形都一樣，商品的價格平均總是和這種商品的生產費用相等的。因此，勞動的價格也是和勞動的生產費用相等的。而勞動的生產費用正好是使工人能夠維持他們的勞動能力並使工人階級不致滅絕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量。工人的勞動所得不會比為了這一目的所必需的更多。因此，勞動的價格或工資將是維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額。但是，因為買賣有時清淡有時興旺，工人的所得也就有多有少，正像廠主出賣商品所得有多有少一樣。如果把旺季和淡季平均起來，廠主出賣商品所得既不多於他的生產費用，也不少於他的生產費用，同樣，工人平均所得也是既不會多於這個最低額，也不會少於這個最低額。大工業越是在所有勞動部門佔統治地位，工資的這一經濟規律體現得就越充分。
第六個問題：在工業革命前，有過什麼樣的勞動階級？
答：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勞動階級的生活條件各不相同，勞動階級在同有產階級和統治階級的關係中所處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古代，勞動者是主人的奴隸。直到今天在許多落後國家甚至美國南部他們還是這種奴隸。在中世紀，勞動者是土地佔有者貴族的農奴，直到今天在匈牙利、波蘭和俄國他們還是這種農奴。此外，在中世紀，直到工業革命前，城市裡還有在小資產階級師傅那裡做工的手工業幫工，隨著工場手工業的發展，也漸漸出現了受較大的資本家僱用的工場手工業工人。
第七個問題：無產者和奴隸有什麼區別？
答：奴隸一次就被完全賣掉了。無產者必須一天一天、一小時一小時地出賣自己。單個的奴隸是某一個主人的財產，由於他與主人利害攸關，他的生活不管怎樣壞，總還是有保障的。單個的無產者可以說是整個資產者階級的財產，他的勞動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時候才能賣掉，因而他的生活是沒有保障的。只有對整個無產者階級來說，這種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隸處在競爭之外，無產者處在競爭之中，並且親身感受到競爭的一切波動。奴隸被看作物，不被看作市民社會的成員。無產者被承認是人，是市民社會的成員。因此奴隸能夠比無產者生活得好些，但無產者屬於更高的社會發展階段，他們本身處於比奴隸更高的階段。在所有的私有製關係中，只要廢除奴隸制關係，奴隸就能解放自己，並由此而成為無產者；無產者只有廢除一切私有製才能解放自己。
第八個問題：無產者和農奴有什麼區別？
答：農奴佔有並使用一種生產工具，即一塊土地，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份收益或者服一定的勞役。無產者用別人的生產工具為這個別人做工，從而得到一部份收益。農奴是交出，無產者是得到。農奴生活有保障，無產者生活無保障。農奴處在競爭之外，無產者處在競爭之中。農奴可以通過各種道路獲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裡去做手工業者；或者是交錢給地主代替勞役和產品，從而成為自由的佃農；或者是把他們的封建主趕走，自己變成財產所有者。總之，農奴可以通過不同的辦法加入有產階級的隊伍並進入競爭領域而獲得解放。無產者只有通過消滅競爭、私有製和一切階級差別才能獲得解放。
第九個問題：無產者和手工業者有什麼區別？
第十個問題：無產者和工場手工業工人有什麼區別？
答： 16至18世紀，幾乎任何地方的工場手工業工人都佔有生產工具，如織布機、家庭用的紡車和一小塊在工餘時間耕種的土地。這一切，無產者都沒有。工場手工業工人幾乎總是生活在農村，和地主或雇主維持著或多或少的宗法關係。無產者通常生活在大城市，和雇主只有金錢關係。大工業使工場手工業工人脫離了宗法關係，他們失去了僅有的一點財產，因此而變成無產者。
第十一個問題：工業革命和社會劃分為資產者與無產者首先產生了什麼結果？
答：第一，由於在世界各國機器勞動不斷降低工業品的價格，舊的工場手工業製度或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工業製度完全被摧毀。所有那些迄今或多或少置身於歷史發展之外、工業迄今建立在工場手工業基礎上的半野蠻國家，隨之也就被迫脫離了它們的閉關自守狀態。這些國家購買比較便宜的英國商品，把本國的工場手工業工人置於死地。因此，那些幾千年來沒有進步的國家，例如印度，都已經進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國現在也正走向革命。事情已經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今天英國發明的新機器，一年之內就會奪去中國千百萬工人的飯碗。這樣，大工業便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繫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為一個世界市場，到處為文明和進步作好了準備，使各文明國家裡發生的一切必然影響到其餘各國。因此，如果現在英國或法國的工人獲得解放，這必然會引起其他一切國家的革命，這種革命遲早會使這些國家的工人也獲得解放。
第二，凡是大工業代替了工場手工業的地方，工業革命都使資產階級及其財富和勢力最大限度地發展起來，使它成為國內的第一階級。結果，凡是完成了這種過程的地方，資產階級都取得了政治權力，並擠掉了以前的統治階級----貴族、行會師傅和代表他們的專制王朝。資產階級廢除了長子繼承權或出賣領地的禁令，取消了貴族的一切特權，這樣便消滅了特權貴族、土地貴族的勢力。資產階級取消了所有行會，廢除了手工業者的一切特權，這樣便摧毀了行會師傅的勢力。資產階級用自由競爭來代替它們；在自由競爭這種社會狀況下，每一個人都有權經營任何一個工業部門，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資本，什麼也不能妨礙他的經營。這樣，實行自由競爭就是公開宣布：從今以後，只是由於社會各成員的資本多寡不等，所以他們之間才不平等，資本成為決定性的力量，從而資本家，資產者成為社會上的第一階級。但是，自由競爭在大工業發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只有在這種社會狀況下大工業才能成長起來。資產階級這樣消滅了貴族和行會師傅的社會勢力以後，也就消滅了他們的政治權力。資產階級在社會上上升為第一階級以後，它也就在政治上宣布自己是第一階級。它是通過實行代議製而做到這一點的。代議制是以資產階級的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認自由競爭為基礎的。這種制度在歐洲各國採取立憲君主制的形式。在這種立憲君主制的國家裡，只有擁有一定資本的人即資產者，才有選舉權。這些資產者選民選出議員，而這些資產者議員可以運用拒絕納稅的權利，選出資產者政府。
第三，工業革命到處都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以同樣的速度發展起來。資產者越發財，無產者的人數也就越多。因為只有資本才能使無產者找到工作，而資本只有在使用勞動的時候才能增加，所以無產階級的增加和資本的增加是完全同步的。同時，工業革命使資產者和無產者都集中在最有利於發展工業的大城市裡，廣大群眾聚集在一個地方，使無產者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其次，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隨著擠掉手工勞動的新機器的不斷發明，大工業把工資壓得越來越低，把它壓到上面說過的最低額，因而無產階級的處境也就越來越不堪忍受了。這樣，一方面由於無產階級不滿情緒的增長，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力量的壯大，工業革命便孕育著一個由無產階級進行的社會革命。
第十二個問題：工業革命進一步產生了什麼結果？
答：大工業創造了像蒸汽機和其他機器那樣的手段，使工業生產在短時間內用不多的費用便能無限地增加起來。由於生產變得這樣容易，這種大工業必然產生的自由競爭很快就達到十分劇烈的程度。大批資本家投身於工業，生產很快就超過了消費。結果，生產出來的商品賣不出去，所謂商業危機就到來了。工廠只好關門，廠主破產，工人挨餓。到處出現了極度貧困的現象。過了一段時間，過剩的產品賣光了，工廠重新開工，工資提高，生意也漸漸地比以往更好起來。但這是不會長久的，因為很快又會生產出過多的商品，新的危機又會到來，這種新危機的過程和前次危機完全相同。因此，從本世紀初以來，工業經常在繁榮時期和危機時期之間波動。這樣的危機幾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發生一次，每一次它都給工人帶來極度的貧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熱情，給整個現存制度造成極大的危險。
第十三個問題：這種定期重複的商業危機會產生什麼後果？
答：第一，雖然大工業在它的發展初期自己創造了自由競爭，但是現在它的發展已經超越了自由競爭的範圍。競爭和個人經營工業生產已經變成大工業的枷鎖，大工業必須粉碎它，而且一定會粉碎它。大工業只要還在現今的基礎上進行經營，就只能通過每七年出現一次的普遍混亂來維持，每次混亂對全部文明都是一種威脅，它不但把無產者拋入貧困的深淵，而且也使許多資產者破產。因此，或者必須完全放棄大工業本身(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或者大工業使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組織成為絕對必要的，在這個新的社會組織裡，工業生產將不是由相互競爭的單個的廠主來領導，而是由整個社會按照確定的計劃和所有人的需要來領導。
第二，大工業及其所引起的生產無限擴大的可能性，使人們能夠建立這樣一種社會制度，在這種社會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將生產得很多，使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夠完全自由地發展和發揮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見，在現今社會中造成一切貧困和商業危機的大工業的那種特性，在另一種社會組織中正是消滅這種貧困和這些災難性的波動的因素。
這就完全令人信服地證明：
(1)從現在起，可以把所有這些弊病完全歸咎於已經不適應當前情況的社會制度；
(2)通過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來徹底剷除這些弊病的手段已經具備。
第十四個問題：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應當是怎樣的？
答：這種新的社會制度首先必須剝奪相互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和一切生產部門的經營權，而代之以所有這些生產部門由整個社會來經營，就是說，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計劃、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這樣，這種新的社會制度將消滅競爭，而代之以聯合。因為個人經營工業的必然結果是私有製，競爭不過是單個私有者經營工業的一種方式，所以私有製同工業的個體經營和競爭是分不開的。因此私有製也必須廢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產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協議來分配全部產品，即所謂財產共有。廢除私有製甚至是工業發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最簡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產主義者完全正確地強調廢除私有製是自己的主要要求。
第十五個問題：這麼說，過去廢除私有製是不可能的？
答：不可能。社會制度中的任何變化，所有製關係中的每一次變革，都是產生了同舊的所有製關係不再相適應的新的生產力的必然結果。私有製本身就是這樣產生的。私有製不是一向就有的；在中世紀末期，產生了一種工場手工業那樣的新的生產方式，這種新的生產方式超越了當時封建和行會所有製的範圍，於是這種已經超越舊的所有製關係的工場手工業便產生了新的所有製形式----私有製。對於工場手工業和大工業發展的最初階段來說，除了私有製，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製形式，除了以私有製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會制度。只要生產的規模還沒有達到不僅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還有剩餘產品去增加社會資本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就總會有支配社會生產力的統治階級和貧窮的被壓迫階級。至於這些階級是什麼樣子，那要看生產的發展階段。在依賴農業的中世紀，是領主和農奴；在中世紀後期的城市裡，是行會師傅、幫工和短工；在17世紀是工場手工業主和工場手工業工人；在19世紀是大工廠主和無產者。非常明顯，在這以前，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私有製成為這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和障礙。但是現在，由於大工業的發展，第一，產生了空前大規模的資本和生產力，並且具備了能在短時期內無限提高這些生產力的手段；第二，生產力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裡，而廣大人民群眾越來越變成無產者，資產者的財富越增加，無產者的境遇就越悲慘和難以忍受；第三，這種強大的、容易增長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私有製和資產者遠遠不能駕馭的程度，以致經常引起社會制度極其劇烈的震盪。只有這時廢除私有製才不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
第十六個問題：能不能用和平的辦法廢除私有製？
答：但願如此，共產主義者當然是最不反對這種辦法的人。共產主義者很清楚，任何密謀都不但無益，甚至有害。他們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隨心所欲地製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完全不以單個政黨和整個階級的意志和領導為轉移的各種情況的必然結果。但他們也看到，幾乎所有文明國家的無產階級的發展都受到暴力壓制，因而是共產主義者的敵人用盡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因此最終被推向革命，那時，我們共產主義者將用行動來捍衛無產者的事業，正像現在用語言來捍衛它一樣。
第十七個問題：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製廢除？
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很可能就要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現社會，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後，才能廢除私有製。
第十八個問題：這個革命的發展過程將是怎樣的？
答：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的國家製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在英國可以直接建立，因為那裡的無產者現在已佔人民的大多數。在法國和德國可以間接建立，因為這兩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民不僅是無產者，而且還有小農和小資產者，小農和小資產者正處在轉變為無產階級的過渡階段，他們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實現都越來越依賴無產階級，因而他們很快就會同意無產階級的要求。這也許還需要第二次鬥爭，但是，這次鬥爭只能以無產階級的勝利而告終。
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為手段實行進一步、直接侵犯私有製和保障無產階級生存的各種措施，那麼，這種民主對於無產階級就毫無用處。這些作為現存關係的必然結果現在已經產生出來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1)用累進稅、高額遺產稅、取消旁系親屬(兄弟、侄甥等)繼承權、強制公債等來限制私有製。
(2)一部分用國家工業競爭的辦法，一部分直接用紙幣贖買的辦法，逐步剝奪土地所有者、工廠主、鐵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財產。
(3)沒收一切反對大多數人民的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
(4)在國家農場、工廠和作坊中組織勞動或者讓無產者就業，這樣就會消除工人之間的競爭，並迫使還存在的廠主支付同國家一樣高的工資。
(5)對社會全體成員實行同樣的勞動義務制，直到完全廢除私有製為止。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
(6)通過擁有國家資本的國家銀行，把信貸系統和金融業集中在國家手裡。取消一切私人銀行和銀行家。
(7)隨著國家擁有的資本和工人的增加，增加國家工廠、作坊、鐵路和船舶，開墾一切荒地，改良已墾土地的土壤。
(8)所有的兒童，從能夠離開母親照顧的時候起，都由國家出錢在國家設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產結合起來。
(9)在國有土地上建築大廈，作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將從事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將把城市和農村生活方式的優點結合起來，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點。
(10)拆毀一切不合衛生條件的、建築得很壞的住宅和市區。
(11)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繼承權。
(12)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裡。
自然，所有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實行起來，但是它們將一個跟著一個實行，只要向私有製一發起猛烈的進攻，無產階級就要被迫繼續向前邁進，把全部資本、全部農業、全部工業、全部運輸業和全部交換都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國家手裡。上述一切措施都是為了這個目的。無產階級的勞動將使國家的生產力大大增長，隨著這種增長，這些措施實現的可能性和由此而來的集中化程度也將相應地增長。最後，當全部資本、全部生產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國家手裡的時候，私有製將自行滅亡，金錢將變成無用之物，生產將大大增加，人將大大改變，以致連舊社會最後的各種交往形式也能夠消失。
第十九個問題：這種革命能不能單獨在一個國家發生？
答：不能。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緊地聯繫起來，以致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國家發生的事情的影響。此外，大工業使所有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這些國家，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成了社會上兩個起決定作用的階級，它們之間的鬥爭成了當前的主要鬥爭。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裡，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在這些國家的每一個國家中，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有較發達的工業，較多的財富和比較大量的生產力。因此，在德國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最慢最困難，在英國最快最容易。共產主義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會完全改變並大大加速它們原來的發展進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
第二十個問題：最終廢除私有製將產生什麼結果？
答：由於社會將剝奪私人資本家對一切生產力和交換手段的支配權以及他們對產品的交換和分配權，由於社會將按照根據實有資源和整個社會需要而製定的計劃來管理這一切，所以同現在的大工業管理制度相聯繫的一切有害的後果，將首先被消除。危機將終止。擴大的生產在現今的社會制度下引起生產過剩，並且是產生貧困的極重要的原因，到那個時候，這種生產就會顯得十分不夠，還必須大大擴大。超出社會當前需要的生產過剩不但不會引起貧困，而且將保證滿足所有人的需要，將引起新的需要，同時將創造出滿足這種新需要的手段。這種生產過剩將是新的進步的條件和刺激，它將實現這種進步，而不會像過去那樣總是因此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擺脫了私有製壓迫的大工業的發展規模將十分宏偉，相形之下，目前的大工業狀況將顯得非常渺小，正像工場手工業和我們今天的大工業相比一樣。工業的這種發展將給社會提供足夠的產品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現在由於私有製的壓迫和土地的分散而難以利用現有改良成果和科學成就的農業，將來同樣也會進入嶄新的繁榮時期，並將給社會提供足夠的產品。這樣一來，社會將生產出足夠的產品，可以組織分配以滿足全體成員的需要。因此，社會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相互敵對的階級就是多餘的了。這種劃分不僅是多餘的，甚至是和新的社會制度互不相容的。階級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現在這種分工將完全消失，因為要把工業和農業生產提高到上面說過的水平，單靠機械和化學的輔助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相應地發展使用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當上個世紀的農民和工場手工業工人被捲入大工業的時候，他們改變了自己的整個生活方式而成為完全不同的人，同樣，由整個社會共同經營生產和由此而引起的生產的新發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並將創造出這種人來，共同經營生產不能由現在這種人來進行，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只隸屬於某一個生產部門，受它束縛，聽它剝削，在這裡，每一個人都只能發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廢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個生產的某一個部門或某一個部門的一部分。就是現在的工業也越來越不能使用這樣的人了。由整個社會共同地和有計劃地來經營的工業，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發展、能夠通曉整個生產系統的人。因此，現在已被機器破壞了的分工，即把一個人變成農民、把另一個人變成鞋匠、把第三個人變成工廠工人、把第四個人變成交易所投機者，將完全消失。教育將使年輕人能夠很快熟悉整個生產系統，將使他們能夠根據社會需要或者他們自己的愛好，輪流從一個生產部門轉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教育將使他們擺脫現在這種分工給每個人造成的片面性。這樣一來，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將使自己的成員能夠全面發揮他們的得到全面發展的才能。於是各個不同的階級也必然消滅。因此，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一方面不容許階級繼續存在，另一方面這個社會的建立本身為消滅階級差別提供了手段。
由此可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也將消失。從事農業和工業的將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單從純粹物質方面的原因來看，這也是共產主義聯合體的必要條件。鄉村農業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業人口的集中，僅僅適應於工農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階段，這種狀態是一切進一步發展的障礙，這一點現在人們就已經深深地感覺到了。
由社會全體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來共同地和有計劃地利用生產力；把生產發展到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規模；結束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狀況；徹底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通過消除舊的階級，通過產業教育、變換工種、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通過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這就是廢除私有製的主要結果。
第二十一個問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對家庭將產生什麼影響？
答：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將使兩性關係成為僅僅和當事人有關而社會無須干預的純粹私人關係。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之所以能實現這一點，是由於這種社會制度將廢除私有製並將由社會教育兒童，從而將消滅現代婚姻的兩種基礎，即私有製所產生的妻子依賴丈夫、孩子依賴父母。這也是對道貌岸然的市儈關於共產主義公妻制的號叫的回答。公妻製完全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現象，現在的賣淫就是公妻制的充分錶現。賣淫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它將隨著私有製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產主義組織並不實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滅公妻制。
第二十二個問題：共產主義組織將怎樣對待現有的民族？
----保留原案。
第二十三個問題：共產主義組織將怎樣對待現有的宗教
----保留原案。
第二十四個問題：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有什麼區別？
答：所謂社會主義者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封建和宗法社會的擁護者，這種社會已被大工業、世界貿易和由它們造成的資產階級社會所消滅，並且每天還在消滅。這一類社會主義者從現今社會的弊病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應該恢復封建和宗法社會，因為它沒有這種種弊病。他們的所有建議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為了這一目的。共產主義者隨時都要堅決同這類反動的社會主義者作鬥爭，儘管他們假惺惺地表示同情無產階級的苦難並為此而灑出熱淚。因為：
(1)他們追求一種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2)他們企圖恢復貴族、行會師傅、工場手工業主以及和他們相聯繫的專制君主或封建君主、官吏、士兵和僧侶的統治，他們想恢復的這種社會固然沒有現今社會的各種弊病，但至少會帶來同樣多的其他弊病，而且它根本不可能展現通過共產主義組織來解放被壓迫工人的任何前景；
(3)當無產階級成為革命的和共產主義的階級的時候，這些社會主義者總要暴露出他們的真實意圖。那時他們馬上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無產者。
第二類是現今社會的擁護者，現今社會必然產生的弊病，使他們為這個社會的存在擔心。因此，他們力圖保持現今社會，不過要消除和它聯繫在一起的弊病。為此，一些人提出了種種簡單的慈善辦法，另一些人則提出了規模龐大的改革計劃，這些計劃在改組社會的藉口下企圖保存現今社會的基礎，從而保存現今社會本身。共產主義者也必須同這些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作不懈的鬥爭，因為他們的活動有利於共產主義者的敵人，他們所維護的社會正是共產主義者所要推翻的社會。
最後，第三類是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和共產主義者同道，他們希望實現問題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他們不是把這些措施當作走向共產主義的過渡辦法，而是當作足以消除貧困和現今社會的弊病的措施。這些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或者是還不夠了解本階級解放條件的無產者，或者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這個階級直到爭得民主和實行由此產生的社會主義措施為止，在許多方面都和無產者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產主義者在行動的時候，只要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不為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效勞和不攻擊共產主義者，就應當和這些社會主義者達成協議，這時盡可能和他們採取共同的政策。當然，共同行動並不排除討論存在於他們和共產主義者間的分歧意見。
第二十五個問題：共產主義者怎樣對待現有的其他政黨？
答：在不同的國家採取不同的態度。在資產階級佔統治地位的英國、法國和比利時，共產主義者和各民主主義政黨暫時還有共同的利益，並且民主主義者在他們現在到處堅持的社會主義措施中越接近共產主義者的目的，就是說，他們越明確地堅持無產階級的利益和越依靠無產階級，這種共同的利益就越多。例如在英國，由工人組成的憲章派就要比民主主義小資產者或所謂激進派在極大程度上更接近共產主義者。
在實行民主憲法的美國，共產主義者必須支持願意用這個憲法去反對資產階級、並利用它來為無產階級謀利益的政黨，即全國土地改革派。
在瑞士是激進派，雖然他們本身是個成分極其複雜的政黨，但他們是共產主義者能夠打交道的唯一政黨，其中瓦特州和日內瓦州的激進派又是最進步的。
最後，在德國，資產階級和專制君主制之間的決戰還在後面。但是，共產主義者不能指望在資產階級取得統治以前就和資產階級進行決戰，所以共產主義者為了本身的利益必須幫助資產階級盡快地取得統治，以便盡快地再把它推翻。因此，在自由派資產階級同政府的鬥爭中，共產主義者始終應當支持自由派資產階級，只是應當注意，不要跟著資產者自我欺騙，不要聽信他們關於資產階級的勝利給無產階級帶來良好結果的花言巧語。共產主義者從資產階級的勝利中得到的好處只能是： (1)得到各種讓步，使共產主義者易於捍衛、討論和傳播自己的原則，從而使無產階級易於聯合成一個緊密團結的、準備戰鬥的和有組織的階級；(2)使他們確信，從專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輪到資產者和無產者進行鬥爭了。從這一天起，共產主義者在這裡所採取的黨的政策，將和在資產階級現在已佔統治地位的那些國家裡所採取的政策一樣。
(任衛東根據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230-247頁輸入)
恩格斯
1847年10月
第一個問題：什麼是共產主義？
答：共產主義是關於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學說。
第二個問題：什麼是無產階級？
答：無產階級是完全靠出賣自己的勞動，而不是靠某一種資本的利潤來獲得生活資料的社會階級。這一階級的禍福、存亡和整個生存，都取決於對勞動的需求，即取決於生意的好壞，取決於不受限制的競爭的波動。一句話，無產階級或無產者階級是19世紀的勞動階級。
第三個問題：是不是說，無產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答：是的，不是一向就有的。窮人和勞動階級一向就有；並且勞動階級通常都是貧窮的。但是，生活在上述條件下的這種窮人、這種工人，即無產者，並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競爭並不一向是自由和不受限制的一樣。
第四個問題：無產階級是怎樣產生的？
答：無產階級是由於工業革命而產生的，這一革命在上個世紀下半葉發生於英國，後來，相繼發生於世界各文明國家。工業革命是由蒸汽機、各種紡紗機、機械織布機和一系列其他機械裝備的發明而引起的。這些價錢很貴、因而只有大資本家才買得起的機器，改變了以前的整個生產方式，擠掉了原來的工人。這是因為機器生產的商品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紡車和織布機生產的又便宜又好。這樣一來，這些機器就使工業全部落到大資本家手裡，並且使工人僅有的一點薄產(工具、織布機等)變得一錢不值，於是資本家很快就佔有了一切，而工人卻一無所有了。從此，在衣料生產方面就實行了工廠製度。機器和工廠製度一經採用，這一制度很快就推行到所有其他工業部門，特別是印花業、印書業、製陶業和金屬品製造業等部門。工人之間的分工越來越細，於是，從前完成整件工作的工人，現在只做這件工作的一部分。這種分工可以使產品生產得更快，因而也更便宜。分工把每個工人的活動變成一種非常簡單的、老一套的機械操作，這種操作利用機器不但能夠做得同樣出色，甚至還要好得多。因此，所有這些工業部門都像紡紗和織佈業一樣，一個跟著一個全都受到了蒸汽動力、機器和工廠製度的支配。這樣一來，這些工業部門同時業就全都落到了大資本家的手裡，工人也就失掉了最後的一點獨立性。除了原來意義上的工場手工業，手工業也漸漸受到工廠製度的支配，因為這裡的大資本家也在通過建立可以大量節省開支和實行細緻分工的大作坊，不斷擠掉小師傅。結果，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在文明國家裡，幾乎所有勞動部門都照工廠方式進行經營了，在所有勞動部門，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幾乎都被工業擠掉了。於是從前的中間等級，特別是小手工業師傅日益破產，工人原來的狀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產生了兩個逐漸併吞所有其他階級的新階級。這兩個階級就是：
一、大資本家階級，他們在所有文明國家裡現在已經幾乎獨占了一切生活資料和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須的原料和工具(機器、工廠)。這就是資產者階級或資產階級。
二、完全沒有財產的階級，他們為了換得維持生存所必須的生活資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出賣給資產者。這個階級叫作無產者階級或無產階級。
第五個問題：無產者是在怎樣的條件下把勞動出賣給資產者的？
答：勞動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樣，也是一種商品，因此，它的價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價格一樣，也是由同樣的規律決定的。正像我們下面將看到的，在大工業或自由競爭的統治下，情形都一樣，商品的價格平均總是和這種商品的生產費用相等的。因此，勞動的價格也是和勞動的生產費用相等的。而勞動的生產費用正好是使工人能夠維持他們的勞動能力並使工人階級不致滅絕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量。工人的勞動所得不會比為了這一目的所必需的更多。因此，勞動的價格或工資將是維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額。但是，因為買賣有時清淡有時興旺，工人的所得也就有多有少，正像廠主出賣商品所得有多有少一樣。如果把旺季和淡季平均起來，廠主出賣商品所得既不多於他的生產費用，也不少於他的生產費用，同樣，工人平均所得也是既不會多於這個最低額，也不會少於這個最低額。大工業越是在所有勞動部門佔統治地位，工資的這一經濟規律體現得就越充分。
第六個問題：在工業革命前，有過什麼樣的勞動階級？
答：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勞動階級的生活條件各不相同，勞動階級在同有產階級和統治階級的關係中所處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古代，勞動者是主人的奴隸。直到今天在許多落後國家甚至美國南部他們還是這種奴隸。在中世紀，勞動者是土地佔有者貴族的農奴，直到今天在匈牙利、波蘭和俄國他們還是這種農奴。此外，在中世紀，直到工業革命前，城市裡還有在小資產階級師傅那裡做工的手工業幫工，隨著工場手工業的發展，也漸漸出現了受較大的資本家僱用的工場手工業工人。
第七個問題：無產者和奴隸有什麼區別？
答：奴隸一次就被完全賣掉了。無產者必須一天一天、一小時一小時地出賣自己。單個的奴隸是某一個主人的財產，由於他與主人利害攸關，他的生活不管怎樣壞，總還是有保障的。單個的無產者可以說是整個資產者階級的財產，他的勞動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時候才能賣掉，因而他的生活是沒有保障的。只有對整個無產者階級來說，這種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隸處在競爭之外，無產者處在競爭之中，並且親身感受到競爭的一切波動。奴隸被看作物，不被看作市民社會的成員。無產者被承認是人，是市民社會的成員。因此奴隸能夠比無產者生活得好些，但無產者屬於更高的社會發展階段，他們本身處於比奴隸更高的階段。在所有的私有製關係中，只要廢除奴隸制關係，奴隸就能解放自己，並由此而成為無產者；無產者只有廢除一切私有製才能解放自己。
第八個問題：無產者和農奴有什麼區別？
答：農奴佔有並使用一種生產工具，即一塊土地，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份收益或者服一定的勞役。無產者用別人的生產工具為這個別人做工，從而得到一部份收益。農奴是交出，無產者是得到。農奴生活有保障，無產者生活無保障。農奴處在競爭之外，無產者處在競爭之中。農奴可以通過各種道路獲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裡去做手工業者；或者是交錢給地主代替勞役和產品，從而成為自由的佃農；或者是把他們的封建主趕走，自己變成財產所有者。總之，農奴可以通過不同的辦法加入有產階級的隊伍並進入競爭領域而獲得解放。無產者只有通過消滅競爭、私有製和一切階級差別才能獲得解放。
第九個問題：無產者和手工業者有什麼區別？
第十個問題：無產者和工場手工業工人有什麼區別？
答： 16至18世紀，幾乎任何地方的工場手工業工人都佔有生產工具，如織布機、家庭用的紡車和一小塊在工餘時間耕種的土地。這一切，無產者都沒有。工場手工業工人幾乎總是生活在農村，和地主或雇主維持著或多或少的宗法關係。無產者通常生活在大城市，和雇主只有金錢關係。大工業使工場手工業工人脫離了宗法關係，他們失去了僅有的一點財產，因此而變成無產者。
第十一個問題：工業革命和社會劃分為資產者與無產者首先產生了什麼結果？
答：第一，由於在世界各國機器勞動不斷降低工業品的價格，舊的工場手工業製度或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工業製度完全被摧毀。所有那些迄今或多或少置身於歷史發展之外、工業迄今建立在工場手工業基礎上的半野蠻國家，隨之也就被迫脫離了它們的閉關自守狀態。這些國家購買比較便宜的英國商品，把本國的工場手工業工人置於死地。因此，那些幾千年來沒有進步的國家，例如印度，都已經進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國現在也正走向革命。事情已經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今天英國發明的新機器，一年之內就會奪去中國千百萬工人的飯碗。這樣，大工業便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繫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為一個世界市場，到處為文明和進步作好了準備，使各文明國家裡發生的一切必然影響到其餘各國。因此，如果現在英國或法國的工人獲得解放，這必然會引起其他一切國家的革命，這種革命遲早會使這些國家的工人也獲得解放。
第二，凡是大工業代替了工場手工業的地方，工業革命都使資產階級及其財富和勢力最大限度地發展起來，使它成為國內的第一階級。結果，凡是完成了這種過程的地方，資產階級都取得了政治權力，並擠掉了以前的統治階級----貴族、行會師傅和代表他們的專制王朝。資產階級廢除了長子繼承權或出賣領地的禁令，取消了貴族的一切特權，這樣便消滅了特權貴族、土地貴族的勢力。資產階級取消了所有行會，廢除了手工業者的一切特權，這樣便摧毀了行會師傅的勢力。資產階級用自由競爭來代替它們；在自由競爭這種社會狀況下，每一個人都有權經營任何一個工業部門，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資本，什麼也不能妨礙他的經營。這樣，實行自由競爭就是公開宣布：從今以後，只是由於社會各成員的資本多寡不等，所以他們之間才不平等，資本成為決定性的力量，從而資本家，資產者成為社會上的第一階級。但是，自由競爭在大工業發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只有在這種社會狀況下大工業才能成長起來。資產階級這樣消滅了貴族和行會師傅的社會勢力以後，也就消滅了他們的政治權力。資產階級在社會上上升為第一階級以後，它也就在政治上宣布自己是第一階級。它是通過實行代議製而做到這一點的。代議制是以資產階級的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認自由競爭為基礎的。這種制度在歐洲各國採取立憲君主制的形式。在這種立憲君主制的國家裡，只有擁有一定資本的人即資產者，才有選舉權。這些資產者選民選出議員，而這些資產者議員可以運用拒絕納稅的權利，選出資產者政府。
第三，工業革命到處都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以同樣的速度發展起來。資產者越發財，無產者的人數也就越多。因為只有資本才能使無產者找到工作，而資本只有在使用勞動的時候才能增加，所以無產階級的增加和資本的增加是完全同步的。同時，工業革命使資產者和無產者都集中在最有利於發展工業的大城市裡，廣大群眾聚集在一個地方，使無產者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其次，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隨著擠掉手工勞動的新機器的不斷發明，大工業把工資壓得越來越低，把它壓到上面說過的最低額，因而無產階級的處境也就越來越不堪忍受了。這樣，一方面由於無產階級不滿情緒的增長，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力量的壯大，工業革命便孕育著一個由無產階級進行的社會革命。
第十二個問題：工業革命進一步產生了什麼結果？
答：大工業創造了像蒸汽機和其他機器那樣的手段，使工業生產在短時間內用不多的費用便能無限地增加起來。由於生產變得這樣容易，這種大工業必然產生的自由競爭很快就達到十分劇烈的程度。大批資本家投身於工業，生產很快就超過了消費。結果，生產出來的商品賣不出去，所謂商業危機就到來了。工廠只好關門，廠主破產，工人挨餓。到處出現了極度貧困的現象。過了一段時間，過剩的產品賣光了，工廠重新開工，工資提高，生意也漸漸地比以往更好起來。但這是不會長久的，因為很快又會生產出過多的商品，新的危機又會到來，這種新危機的過程和前次危機完全相同。因此，從本世紀初以來，工業經常在繁榮時期和危機時期之間波動。這樣的危機幾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發生一次，每一次它都給工人帶來極度的貧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熱情，給整個現存制度造成極大的危險。
第十三個問題：這種定期重複的商業危機會產生什麼後果？
答：第一，雖然大工業在它的發展初期自己創造了自由競爭，但是現在它的發展已經超越了自由競爭的範圍。競爭和個人經營工業生產已經變成大工業的枷鎖，大工業必須粉碎它，而且一定會粉碎它。大工業只要還在現今的基礎上進行經營，就只能通過每七年出現一次的普遍混亂來維持，每次混亂對全部文明都是一種威脅，它不但把無產者拋入貧困的深淵，而且也使許多資產者破產。因此，或者必須完全放棄大工業本身(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或者大工業使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組織成為絕對必要的，在這個新的社會組織裡，工業生產將不是由相互競爭的單個的廠主來領導，而是由整個社會按照確定的計劃和所有人的需要來領導。
第二，大工業及其所引起的生產無限擴大的可能性，使人們能夠建立這樣一種社會制度，在這種社會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將生產得很多，使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夠完全自由地發展和發揮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見，在現今社會中造成一切貧困和商業危機的大工業的那種特性，在另一種社會組織中正是消滅這種貧困和這些災難性的波動的因素。
這就完全令人信服地證明：
(1)從現在起，可以把所有這些弊病完全歸咎於已經不適應當前情況的社會制度；
(2)通過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來徹底剷除這些弊病的手段已經具備。
第十四個問題：這種新的社會制度應當是怎樣的？
答：這種新的社會制度首先必須剝奪相互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和一切生產部門的經營權，而代之以所有這些生產部門由整個社會來經營，就是說，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計劃、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這樣，這種新的社會制度將消滅競爭，而代之以聯合。因為個人經營工業的必然結果是私有製，競爭不過是單個私有者經營工業的一種方式，所以私有製同工業的個體經營和競爭是分不開的。因此私有製也必須廢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產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協議來分配全部產品，即所謂財產共有。廢除私有製甚至是工業發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最簡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產主義者完全正確地強調廢除私有製是自己的主要要求。
第十五個問題：這麼說，過去廢除私有製是不可能的？
答：不可能。社會制度中的任何變化，所有製關係中的每一次變革，都是產生了同舊的所有製關係不再相適應的新的生產力的必然結果。私有製本身就是這樣產生的。私有製不是一向就有的；在中世紀末期，產生了一種工場手工業那樣的新的生產方式，這種新的生產方式超越了當時封建和行會所有製的範圍，於是這種已經超越舊的所有製關係的工場手工業便產生了新的所有製形式----私有製。對於工場手工業和大工業發展的最初階段來說，除了私有製，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製形式，除了以私有製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會制度。只要生產的規模還沒有達到不僅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還有剩餘產品去增加社會資本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就總會有支配社會生產力的統治階級和貧窮的被壓迫階級。至於這些階級是什麼樣子，那要看生產的發展階段。在依賴農業的中世紀，是領主和農奴；在中世紀後期的城市裡，是行會師傅、幫工和短工；在17世紀是工場手工業主和工場手工業工人；在19世紀是大工廠主和無產者。非常明顯，在這以前，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私有製成為這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和障礙。但是現在，由於大工業的發展，第一，產生了空前大規模的資本和生產力，並且具備了能在短時期內無限提高這些生產力的手段；第二，生產力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裡，而廣大人民群眾越來越變成無產者，資產者的財富越增加，無產者的境遇就越悲慘和難以忍受；第三，這種強大的、容易增長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私有製和資產者遠遠不能駕馭的程度，以致經常引起社會制度極其劇烈的震盪。只有這時廢除私有製才不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
第十六個問題：能不能用和平的辦法廢除私有製？
答：但願如此，共產主義者當然是最不反對這種辦法的人。共產主義者很清楚，任何密謀都不但無益，甚至有害。他們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隨心所欲地製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完全不以單個政黨和整個階級的意志和領導為轉移的各種情況的必然結果。但他們也看到，幾乎所有文明國家的無產階級的發展都受到暴力壓制，因而是共產主義者的敵人用盡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因此最終被推向革命，那時，我們共產主義者將用行動來捍衛無產者的事業，正像現在用語言來捍衛它一樣。
第十七個問題：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製廢除？
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很可能就要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現社會，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後，才能廢除私有製。
第十八個問題：這個革命的發展過程將是怎樣的？
答：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的國家製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在英國可以直接建立，因為那裡的無產者現在已佔人民的大多數。在法國和德國可以間接建立，因為這兩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民不僅是無產者，而且還有小農和小資產者，小農和小資產者正處在轉變為無產階級的過渡階段，他們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實現都越來越依賴無產階級，因而他們很快就會同意無產階級的要求。這也許還需要第二次鬥爭，但是，這次鬥爭只能以無產階級的勝利而告終。
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為手段實行進一步、直接侵犯私有製和保障無產階級生存的各種措施，那麼，這種民主對於無產階級就毫無用處。這些作為現存關係的必然結果現在已經產生出來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1)用累進稅、高額遺產稅、取消旁系親屬(兄弟、侄甥等)繼承權、強制公債等來限制私有製。
(2)一部分用國家工業競爭的辦法，一部分直接用紙幣贖買的辦法，逐步剝奪土地所有者、工廠主、鐵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財產。
(3)沒收一切反對大多數人民的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
(4)在國家農場、工廠和作坊中組織勞動或者讓無產者就業，這樣就會消除工人之間的競爭，並迫使還存在的廠主支付同國家一樣高的工資。
(5)對社會全體成員實行同樣的勞動義務制，直到完全廢除私有製為止。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
(6)通過擁有國家資本的國家銀行，把信貸系統和金融業集中在國家手裡。取消一切私人銀行和銀行家。
(7)隨著國家擁有的資本和工人的增加，增加國家工廠、作坊、鐵路和船舶，開墾一切荒地，改良已墾土地的土壤。
(8)所有的兒童，從能夠離開母親照顧的時候起，都由國家出錢在國家設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產結合起來。
(9)在國有土地上建築大廈，作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將從事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將把城市和農村生活方式的優點結合起來，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點。
(10)拆毀一切不合衛生條件的、建築得很壞的住宅和市區。
(11)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繼承權。
(12)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裡。
自然，所有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實行起來，但是它們將一個跟著一個實行，只要向私有製一發起猛烈的進攻，無產階級就要被迫繼續向前邁進，把全部資本、全部農業、全部工業、全部運輸業和全部交換都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國家手裡。上述一切措施都是為了這個目的。無產階級的勞動將使國家的生產力大大增長，隨著這種增長，這些措施實現的可能性和由此而來的集中化程度也將相應地增長。最後，當全部資本、全部生產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國家手裡的時候，私有製將自行滅亡，金錢將變成無用之物，生產將大大增加，人將大大改變，以致連舊社會最後的各種交往形式也能夠消失。
第十九個問題：這種革命能不能單獨在一個國家發生？
答：不能。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緊地聯繫起來，以致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國家發生的事情的影響。此外，大工業使所有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這些國家，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成了社會上兩個起決定作用的階級，它們之間的鬥爭成了當前的主要鬥爭。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裡，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在這些國家的每一個國家中，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有較發達的工業，較多的財富和比較大量的生產力。因此，在德國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最慢最困難，在英國最快最容易。共產主義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會完全改變並大大加速它們原來的發展進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
第二十個問題：最終廢除私有製將產生什麼結果？
答：由於社會將剝奪私人資本家對一切生產力和交換手段的支配權以及他們對產品的交換和分配權，由於社會將按照根據實有資源和整個社會需要而製定的計劃來管理這一切，所以同現在的大工業管理制度相聯繫的一切有害的後果，將首先被消除。危機將終止。擴大的生產在現今的社會制度下引起生產過剩，並且是產生貧困的極重要的原因，到那個時候，這種生產就會顯得十分不夠，還必須大大擴大。超出社會當前需要的生產過剩不但不會引起貧困，而且將保證滿足所有人的需要，將引起新的需要，同時將創造出滿足這種新需要的手段。這種生產過剩將是新的進步的條件和刺激，它將實現這種進步，而不會像過去那樣總是因此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擺脫了私有製壓迫的大工業的發展規模將十分宏偉，相形之下，目前的大工業狀況將顯得非常渺小，正像工場手工業和我們今天的大工業相比一樣。工業的這種發展將給社會提供足夠的產品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現在由於私有製的壓迫和土地的分散而難以利用現有改良成果和科學成就的農業，將來同樣也會進入嶄新的繁榮時期，並將給社會提供足夠的產品。這樣一來，社會將生產出足夠的產品，可以組織分配以滿足全體成員的需要。因此，社會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相互敵對的階級就是多餘的了。這種劃分不僅是多餘的，甚至是和新的社會制度互不相容的。階級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現在這種分工將完全消失，因為要把工業和農業生產提高到上面說過的水平，單靠機械和化學的輔助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相應地發展使用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當上個世紀的農民和工場手工業工人被捲入大工業的時候，他們改變了自己的整個生活方式而成為完全不同的人，同樣，由整個社會共同經營生產和由此而引起的生產的新發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並將創造出這種人來，共同經營生產不能由現在這種人來進行，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只隸屬於某一個生產部門，受它束縛，聽它剝削，在這裡，每一個人都只能發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廢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個生產的某一個部門或某一個部門的一部分。就是現在的工業也越來越不能使用這樣的人了。由整個社會共同地和有計劃地來經營的工業，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發展、能夠通曉整個生產系統的人。因此，現在已被機器破壞了的分工，即把一個人變成農民、把另一個人變成鞋匠、把第三個人變成工廠工人、把第四個人變成交易所投機者，將完全消失。教育將使年輕人能夠很快熟悉整個生產系統，將使他們能夠根據社會需要或者他們自己的愛好，輪流從一個生產部門轉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教育將使他們擺脫現在這種分工給每個人造成的片面性。這樣一來，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將使自己的成員能夠全面發揮他們的得到全面發展的才能。於是各個不同的階級也必然消滅。因此，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一方面不容許階級繼續存在，另一方面這個社會的建立本身為消滅階級差別提供了手段。
由此可見，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也將消失。從事農業和工業的將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單從純粹物質方面的原因來看，這也是共產主義聯合體的必要條件。鄉村農業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業人口的集中，僅僅適應於工農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階段，這種狀態是一切進一步發展的障礙，這一點現在人們就已經深深地感覺到了。
由社會全體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來共同地和有計劃地利用生產力；把生產發展到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規模；結束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狀況；徹底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通過消除舊的階級，通過產業教育、變換工種、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通過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這就是廢除私有製的主要結果。
第二十一個問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對家庭將產生什麼影響？
答：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將使兩性關係成為僅僅和當事人有關而社會無須干預的純粹私人關係。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之所以能實現這一點，是由於這種社會制度將廢除私有製並將由社會教育兒童，從而將消滅現代婚姻的兩種基礎，即私有製所產生的妻子依賴丈夫、孩子依賴父母。這也是對道貌岸然的市儈關於共產主義公妻制的號叫的回答。公妻製完全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現象，現在的賣淫就是公妻制的充分錶現。賣淫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它將隨著私有製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產主義組織並不實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滅公妻制。
第二十二個問題：共產主義組織將怎樣對待現有的民族？
----保留原案。
第二十三個問題：共產主義組織將怎樣對待現有的宗教
----保留原案。
第二十四個問題：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有什麼區別？
答：所謂社會主義者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封建和宗法社會的擁護者，這種社會已被大工業、世界貿易和由它們造成的資產階級社會所消滅，並且每天還在消滅。這一類社會主義者從現今社會的弊病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應該恢復封建和宗法社會，因為它沒有這種種弊病。他們的所有建議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為了這一目的。共產主義者隨時都要堅決同這類反動的社會主義者作鬥爭，儘管他們假惺惺地表示同情無產階級的苦難並為此而灑出熱淚。因為：
(1)他們追求一種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2)他們企圖恢復貴族、行會師傅、工場手工業主以及和他們相聯繫的專制君主或封建君主、官吏、士兵和僧侶的統治，他們想恢復的這種社會固然沒有現今社會的各種弊病，但至少會帶來同樣多的其他弊病，而且它根本不可能展現通過共產主義組織來解放被壓迫工人的任何前景；
(3)當無產階級成為革命的和共產主義的階級的時候，這些社會主義者總要暴露出他們的真實意圖。那時他們馬上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無產者。
第二類是現今社會的擁護者，現今社會必然產生的弊病，使他們為這個社會的存在擔心。因此，他們力圖保持現今社會，不過要消除和它聯繫在一起的弊病。為此，一些人提出了種種簡單的慈善辦法，另一些人則提出了規模龐大的改革計劃，這些計劃在改組社會的藉口下企圖保存現今社會的基礎，從而保存現今社會本身。共產主義者也必須同這些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作不懈的鬥爭，因為他們的活動有利於共產主義者的敵人，他們所維護的社會正是共產主義者所要推翻的社會。
最後，第三類是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和共產主義者同道，他們希望實現問題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他們不是把這些措施當作走向共產主義的過渡辦法，而是當作足以消除貧困和現今社會的弊病的措施。這些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或者是還不夠了解本階級解放條件的無產者，或者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這個階級直到爭得民主和實行由此產生的社會主義措施為止，在許多方面都和無產者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產主義者在行動的時候，只要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不為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效勞和不攻擊共產主義者，就應當和這些社會主義者達成協議，這時盡可能和他們採取共同的政策。當然，共同行動並不排除討論存在於他們和共產主義者間的分歧意見。
第二十五個問題：共產主義者怎樣對待現有的其他政黨？
答：在不同的國家採取不同的態度。在資產階級佔統治地位的英國、法國和比利時，共產主義者和各民主主義政黨暫時還有共同的利益，並且民主主義者在他們現在到處堅持的社會主義措施中越接近共產主義者的目的，就是說，他們越明確地堅持無產階級的利益和越依靠無產階級，這種共同的利益就越多。例如在英國，由工人組成的憲章派就要比民主主義小資產者或所謂激進派在極大程度上更接近共產主義者。
在實行民主憲法的美國，共產主義者必須支持願意用這個憲法去反對資產階級、並利用它來為無產階級謀利益的政黨，即全國土地改革派。
在瑞士是激進派，雖然他們本身是個成分極其複雜的政黨，但他們是共產主義者能夠打交道的唯一政黨，其中瓦特州和日內瓦州的激進派又是最進步的。
最後，在德國，資產階級和專制君主制之間的決戰還在後面。但是，共產主義者不能指望在資產階級取得統治以前就和資產階級進行決戰，所以共產主義者為了本身的利益必須幫助資產階級盡快地取得統治，以便盡快地再把它推翻。因此，在自由派資產階級同政府的鬥爭中，共產主義者始終應當支持自由派資產階級，只是應當注意，不要跟著資產者自我欺騙，不要聽信他們關於資產階級的勝利給無產階級帶來良好結果的花言巧語。共產主義者從資產階級的勝利中得到的好處只能是： (1)得到各種讓步，使共產主義者易於捍衛、討論和傳播自己的原則，從而使無產階級易於聯合成一個緊密團結的、準備戰鬥的和有組織的階級；(2)使他們確信，從專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輪到資產者和無產者進行鬥爭了。從這一天起，共產主義者在這裡所採取的黨的政策，將和在資產階級現在已佔統治地位的那些國家裡所採取的政策一樣。
(任衛東根據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230-247頁輸入)
斯巴達克聯盟想要什麼
斯巴達克聯盟想要什麼？ ã
（1918年12月）
一
11月9日工人和士兵推翻了德國的舊統治。普魯士馬刀統治世界的血腥狂想在法國戰場上破滅了。點燃起世界戰爭的大火併且把德國推入血的海洋的那伙犯罪分子智窮力竭了。被欺騙了四年之久的人民，聽莫洛赫神j的差遣而忘記了對文明的責任、榮譽感和人道精神，受人利用去幹出種種無恥勾當的人民，已經在深淵的邊緣從四年來的麻木不仁狀態中醒過來了。
11月9日德國無產階級站起來，掙脫了可恥的枷鎖。霍亨索倫家族被趕下了台。選舉了工人士兵委員會。
但是霍亨索倫家族從來只不過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容克地主的代理人。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是世界大戰的真正的罪人——在德國和法國、在俄國和英國、在歐洲和美洲都是如此。全世界的資本家，他們是屠殺人民的真正的策劃者。國際資本是貪得無厭的培阿爾k，已有成百萬的人被當成冒著熱氣的牲口投入它的血盆大口，去滿足它的慾望。
世界大戰使社會處於二者必擇其一的境地：要就是資本主義繼續存在、新的戰爭和在混亂與無政府狀態中迅速滅亡，要就是剷除資本主義剝削。
隨著世界大戰的結束，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權利。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不再能把社會從帝國主義的放肆破壞後遺留下來的可怕的經濟崩潰中拯救出來。
生產資料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數以百萬計的勞動力，工人階級最優秀、最強壯的骨幹慘遭殺戮。在活著的人回家鄉時，等著他們的是咄咄逼人的失業的苦難。飢荒和疾病威脅著要徹底滅絕人力。由於戰爭債務的沉重負擔，國家財政的破產不可避免。
除了社會主義之外，要擺脫一切流血的混亂，要走出這個嚇人的深淵，從其它辦法得不到任何幫助，找不到任何出路，得不到任何救援。只有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才能整頓這種混亂，才能使所有的人就業和得到麵包，才能結束各國人民的相互殘殺，才能給被宰割的人類帶來和平、自由、真正的文化。廢除工資制！這是當前的口號。合作勞動應該代替僱傭勞動和階級統治。必須停止由一個階級壟斷生產資料。生產資料必須成為公共財產。不許再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生產的調節和產品的分配要符合大眾的利益。廢除今天的生產方式，因為這是剝削和掠奪，也要廢除今天的貿易，因為這只不過是欺騙。
用自由的勞動夥伴代替雇主和僱傭奴隸制。勞動不會給任何人帶來痛苦，因為每個人都有勞動的義務！每一個對社會盡了自己義務的人都過符合人類尊嚴的生活。因此飢餓不再是勞動的災難，而是對懶漢的懲罰！
只有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民族仇恨和奴役才能根除。只有當這樣一個社會實現的時候，地球才不再會因為對人的屠殺而蒙受恥辱。只有那時才可以說：
這次戰爭是最後一次戰爭。
在這一時刻，社會主義是人類唯一的救星。在資本主義社會正坍塌的牆上，《共產黨宣言》中的話象發出火焰的預兆一樣燃燒著：
不是社會主義就是在野蠻中滅亡！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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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現社會主義制度是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和任何一次革命所遇到過的最巨大的任務。這一任務要求徹底改造國家並且對社會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實行徹底的變革。
這種改造和變革是不可能由某個行政機構、委員會或者一個議會下命令來完成的，它只能由人民群眾本身去著手和完成。
在迄今為止的所有革命中，都是由人民中的極少數來領導革命鬥爭的。他們給鬥爭規定目標和方向，並為勝利地爭得他們自己的利益、少數人的利益而把群眾僅僅當作工具來利用。社會主義革命是第一次為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並只有由大多數勞動者去進行才能取得勝利的革命。
無產階級群眾所負有的使命不僅是根據明確的認識為革命確定目標和方向。它必須也由自己，通過自己的能動性一步一步地實現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在於大多數勞動群眾不再是被統治的群眾，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經濟生活的主人，並且在有意識的，自由的自決中領導著這全部生活。
因此，從國家最高領導到最小的市鎮，無產階級群眾都必須用自己的階級機關即工人士兵委員會去代替遺留下來的資產階級階級統治機構：聯邦議會、國會、市鎮議會，必須佔領一切崗位，監督所有職務，用自己的階級利益和社會主義的任務來衡量所有的國家需要。只有通過人民群眾和他們的機關即工人士兵委員會之間的經常的、生氣勃勃的相互作用，人民群眾的活動才能使國家充滿社會主義精神。
經濟變革和過程也只有在無產階級群眾行動的承擔下才能完成。最高革命機關發出的關於社會化的簡單的命令只是空話。只有工人階級才能用自己的行動使語言具有血肉。在每個企業裡肩並肩地進行的反對資本的韌性鬥爭中，工人們依靠群眾的直接壓力、依靠罷工，通過建立自己的常設代表機構，可以監督生產並最終實際上掌握領導。
無產階級群眾必須學會從被資本家投入生產過程的死機器變成這一過程的會思考的、自由的、主動的領導人。他們必須具有公眾的積極分子的責任感，而公眾是全部社會財富的唯一主人。他們必鬚髮展這種精神：沒有廠主的皮鞭，卻很勤勞；沒有資本家的監工，卻有極高的效率；沒有奴役卻守紀律；沒有統治卻有秩序。群眾從公眾利益出發的最高尚的理想主義、最嚴格的自我約束、真正的公民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道德基礎，正如愚昧、利已主義、腐化墮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基礎一樣。
工人群眾只有通過自己的活動，自己的經驗才能獲得所有這些社會主義的公民品德以及領導社會主義企業的知識才能。
社會的社會主義化只有通過工人群眾堅韌的、不倦的鬥爭才能在全部廣闊的規模上實現，在勞動和資本、人民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相互逼視的一切地方實現。工人階級的解放必須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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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流血、恐怖、政治謀殺是各上升階級手中不可缺少的武器。
無產階級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的不需要恐怖，無產階級仇恨的和憎惡殘殺人類。它不需這種鬥爭手段，因為它對的不是個人，而是製度，因為它不是抱著天真的幻想登上舞台的，而幻想的破滅必然會引起血的報復。無產階級革命不是少數人按照他們的理想使用暴力塑造世界的絕望嘗試，而是負有歷史使命，要把歷史的必然性變成現實的廣大的億萬人民群眾的行動。
然而無產階級革命同時又是任何一種奴役和壓迫的喪鐘。因此一切資本家、容克地主、小資產者、軍官、所有從剝削和階級統治得到好處的人和寄生蟲都勇敢地起來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生死存亡而鬥爭。
相信資本家會自願地服從一個議會、一個國民會議的社會主義的判決，相信他們會心平氣和地放棄他們的財產、利潤和剝削的特權，這完全是妄想。所有的統治階級為了爭奪特權都是拼命堅持鬥爭到最後一息的。古羅馬的貴族和中世紀的封建領主、英國的騎士和美國的奴隸販子、瓦拉幾亞j的封建貴族和里昂的絲綢廠主，他們都讓血流成河，他們踏著屍體、在殺人放火中前進，他們挑起內戰和背叛祖國，為是的保衛自己的特權和自己的權力。
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作為剝削的最後一代，比他們所有的前輩更加野蠻，更加赤裸裸地厚顏無恥，更加卑鄙。他們將不擇手段地用那種在整個殖民地政治中以及在最近的世界大戰中暴露出來的那種冷酷的惡毒辦法來保衛他們最神聖的東西，即他們的利潤和他們的剝削特權。他們將使用一切手段對付無產階級。他們將動員農民反對城市，他們將煽動落後的工人階層反對社會主義的先鋒隊，他們將同軍官們一起挑動屠殺，他們將企圖千方百計地以消極對抗使社會主義的措施癱瘓。他們將唆使二十個萬迪j來剿殺革命，他們將把外敵、克列孟梭、勞埃德•喬治和威爾遜的殺人部隊當作救星引進國內，他們寧肯把國家變成一片冒煙的廢墟，也不會自願放棄僱傭奴役。
必須用鐵拳逐步地、一往無前地粉碎所有這些反抗，必須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暴力對付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暴力。用無產階級群眾的堅定不移的明確目標、警惕性和時刻準備著的主動精神對付資產階級的陰謀、詭計和搗亂。用武裝人民和解除統治階級武裝的辦法對付反革命威脅的危險。用工人和士兵群眾的積極行動的組織對付資產階級的議會拖延手腕。用工人階級的集中的、團結一致的、擴大到最大限度的權力對付資產階級社會的無所不在的千百種權力手段。全德無產階級團結一致的戰線（南德無產階級和北德的無產階級團結、城市無產階級和農村的無產階級團結、工人和士兵團結），德國革命的生動的思想領導和國際，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擴大，只這些才能夠創造建築未來大廈的非常穩固的基礎。
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是世界歷史上見到過的最大規模的內戰，無產階級革命必須為這種內戰準備必要的知識和技能，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學會利用這些知識和技能去進行鬥爭和取得勝利。
用完成革命任務所需要的全部政治權力來這樣地武裝團結一致的勞動人民群眾，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並且因此就是真正的民主。僱傭工人坐在資本家的旁邊，農村無產者坐在容克地主旁邊，貌似平等，用議會方式辯論他們的切身問題，這不是民主。只是在億萬無產階級群眾用他們長滿膙子的拳頭掌握了全部國家權力，以便像雷神使用他的錘子那樣用這個權力砸在統治階級的頭上的地方，才有不欺騙人民的民主。
為了使無產階級能夠完成這些任務，斯巴達克聯盟要求：
一為保證革命立即採取的措施
1.解除全部警察、全部軍官以及非無產階級士兵的武裝，解除統治階級全體成員的武裝；
2.工人士兵委員會沒收所有庫存的武器和彈藥以及兵工廠；
3.武裝全體成年男性無產階級居民作為工人民兵，建立由無產階級組成的赤衛隊作為民兵的常備部分，負責經常保衛革命，抵禦反革命的襲擊和陰謀；
4.取消軍官和軍士的指揮權，以士兵的自覺紀律代替軍國主義的絕對服從，全體成員選舉長官並有隨時罷免的權利，取消軍事裁判權；
5.從一切士兵委員會中清除軍官和超期服役者；
6.由工人士兵委員會的受託人代替以前政權的所有的政治機關和官廳；
7.建立一個革命法庭，負責審判發動和延長戰爭的主要罪犯，即二個霍亨倫j、魯登道夫、興登堡、梯爾比茨和他們的共犯，以及所有反革命的陰謀策劃者；
8.立即徵用所有的食品，以確保對人民的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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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政治和社會領域
1.取消各邦，建立統一的德國社會主義共和國；
2.廢除一切議會和市鎮參議會，由工人士兵委員會及其各委員會和機構接管它們的職能；
3.由城鄉全體成年男女工人在全德各個企業選舉工人委員會，並由全體士兵（軍官和超期服役者除外）選舉士兵委員會，工人和士兵有權隨時罷免他們的代表；
4.由全國各工人士兵委員會選舉代表，組成工人士兵委員會中央委員會，該委員會應該選出執行委員會作為執行立法權和行政權的最高機關；
5.目前至少每三個月召開一次中央委員會，每一次都重新選舉代表，以便經常監督執行委員會的活動，並且在全國廣大工人士兵委員會和它們的最高政府機關之間建立生動活潑的聯繫。地方的工人士兵委員會有權隨時罷免和撤換它們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如果這些代表不按照委託者的意圖行動的話；執行委員會有權任免人民代表，設立和取消中央國家機關並任命其公務員；
6.取消一切等級差別、勳章和頭銜，男女在法律上和社會地位上完全平等；
7.採取影響深遠的社會立法，為了消除失業，並且考慮到世界大戰使工人體力削弱，縮短工時，每天最多勞動六小時；
8.按照無產階級革命的意圖和精神，立即徹底改變營養、住宅、衛生和教育事業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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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期的經濟要求
1.沒收所有的皇室財產和收入歸公；
2.宣布國家債務和其他官方債務以及所有的戰爭借款無效，超過工人士兵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確定的金額的款項除外；
3.剝奪所有的大型和中型農場的土地，在全國組織中央統一領導的社會主義農業合作社，小農經營仍舊原主所有，直到自願加入社會主義合作社為止；
4.由委員會共和國沒收所有的銀行、礦山、冶金廠和工業、商業方面的所有的大企業；
5.沒收超過中央委員會規定的金額的所有財產；
6.委員會共和國接管全部官方的交通事業；
7.在所有的工廠選舉工廠委員會，應在與工人委員會取得一致意見的條件下處理工廠內部事務，調整勞動狀況，監督生產，最後接管企業的領導；
8.設立一個中央罷工委員會，該委員會應在與工廠委員會經常合作的條件下，確保正在全國開展的罷工運動有統一的領導、社會主義的方向並得到工人士兵委員會的政治權力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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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任務
立即與外國兄弟建立聯繫，使社會主義革命立足於國際的基礎上，並通過建立國際親密友誼和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起義實現並保證和平。
五這正是斯巴達克聯盟想要做的！
因為斯巴達克聯盟想要這樣做，因為它提出警告和進行督促，因為它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良心，所以革命的和無產階級的所有公開的和暗藏的敵人都對它痛恨、近害和誹謗。
殺死它！為自己的保險櫃擔心的資本家喊道。
絞死它！為資產階級統治的肉鍋擔心的小資產階級、軍官、反猶太主義者和御用記者們喊道。
絞死它！謝德曼之流喊道，他們象猶大•伊薩里奧特一樣把工人出賣給資產階級，並為自己的政治統治的銀幣擔心。 j
絞死它！象迴聲一樣，那些受蒙蔽、受欺騙、受利用的工人階層和士兵也喊道。他們不知道，如果他們大發雷霆反對斯巴達克聯盟，他們就是反對自己的血和肉。
在憎恨、誹謗斯巴達克聯盟的浪潮中所有那些反革命的、與人民為敵的、反社會主義的、模棱兩可的、害怕陽光的、糊里糊塗的人聯合起來了。這就證明了革命的心臟在斯巴達克聯盟身上跳動，未來是屬於斯巴達克聯盟的。
斯巴達克聯盟不是那種想凌駕在工人群眾之上或通過工人群眾而上台執政的黨，斯巴達克聯盟只是無產階級的最有覺悟的部分，它在廣大工人群眾的每一個步驟中向他們指出他們的歷史任務，它在革命的各個階級代表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在所有的民族問題方面代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利益。
斯巴達克聯盟拒絕與資產階級的走狗，與謝德曼一艾伯特分享政府的權力，因為斯巴達克聯盟認為這樣一種合作是背叛社會主義的原則，加強反革命和使革命癱瘓。
斯巴達克也在拒絕在這樣的條件下掌握政權，即僅僅因為謝德曼一艾伯特破產、因為獨立社會民主黨由於與他們合作而陷入絕境就去掌握政權。
除非非依靠全德國大多數無產階級群眾明確堅定的意志，除非他們自覺地贊同斯巴達克聯盟的觀點、目標和鬥爭方法，斯巴達克聯盟絕不接管政府的權力。
無產階級革命只有逐漸地，一步一步地，在自己痛苦經驗的各各他之路上經過多次失敗和勝利才能達到完全明確和成熟的程度。
斯巴達克聯盟的勝利不是在革命開始的時候，而是在革命的結局：斯巴達克聯盟的勝利完全與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廣大的幾百萬群眾的勝利是一致的。
起來，無產階級！投入戰鬥！應該佔領一個世界，並且反對一個世界。在世界歷史上這場為了實現人類最高目的的最後的階級鬥爭中，這句話對敵人是適用的：報仇雪恨！
斯巴達克聯盟
發表於1918年2月14日《紅旗》（柏林）第29期。
譯自《羅莎•盧森堡文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
第442-451頁。
（蘇冰嫻周容譯殷敘彝校）
ã這是羅•盧森堡為斯巴達克聯盟起草的綱領，在作了一些不重要的修改之後，經德國共產黨成立大會通過成為該黨的綱領。 ——編者註
j古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兒童作為祭品。 ——編者註
k古巴比倫和腓尼基人崇拜的日神。 ——編者註
j 《共產黨宣言》中沒有一口號。可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6-257頁所述思想。 ——編者註
j羅馬尼亞的地名。 ——編者註
j萬迪是法國西部大西洋岸邊的歷史勝地。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是反革命的策源地。 ——編者註
j指威廉二世及其一王儲。 ——編者註
j作者在這裡借聖經中猶大為了三十個銀幣出賣耶穌的故事來諷刺謝德曼等人。 ——編者註
（1918年12月）
一
11月9日工人和士兵推翻了德國的舊統治。普魯士馬刀統治世界的血腥狂想在法國戰場上破滅了。點燃起世界戰爭的大火併且把德國推入血的海洋的那伙犯罪分子智窮力竭了。被欺騙了四年之久的人民，聽莫洛赫神j的差遣而忘記了對文明的責任、榮譽感和人道精神，受人利用去幹出種種無恥勾當的人民，已經在深淵的邊緣從四年來的麻木不仁狀態中醒過來了。
11月9日德國無產階級站起來，掙脫了可恥的枷鎖。霍亨索倫家族被趕下了台。選舉了工人士兵委員會。
但是霍亨索倫家族從來只不過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容克地主的代理人。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是世界大戰的真正的罪人——在德國和法國、在俄國和英國、在歐洲和美洲都是如此。全世界的資本家，他們是屠殺人民的真正的策劃者。國際資本是貪得無厭的培阿爾k，已有成百萬的人被當成冒著熱氣的牲口投入它的血盆大口，去滿足它的慾望。
世界大戰使社會處於二者必擇其一的境地：要就是資本主義繼續存在、新的戰爭和在混亂與無政府狀態中迅速滅亡，要就是剷除資本主義剝削。
隨著世界大戰的結束，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權利。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不再能把社會從帝國主義的放肆破壞後遺留下來的可怕的經濟崩潰中拯救出來。
生產資料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數以百萬計的勞動力，工人階級最優秀、最強壯的骨幹慘遭殺戮。在活著的人回家鄉時，等著他們的是咄咄逼人的失業的苦難。飢荒和疾病威脅著要徹底滅絕人力。由於戰爭債務的沉重負擔，國家財政的破產不可避免。
除了社會主義之外，要擺脫一切流血的混亂，要走出這個嚇人的深淵，從其它辦法得不到任何幫助，找不到任何出路，得不到任何救援。只有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才能整頓這種混亂，才能使所有的人就業和得到麵包，才能結束各國人民的相互殘殺，才能給被宰割的人類帶來和平、自由、真正的文化。廢除工資制！這是當前的口號。合作勞動應該代替僱傭勞動和階級統治。必須停止由一個階級壟斷生產資料。生產資料必須成為公共財產。不許再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生產的調節和產品的分配要符合大眾的利益。廢除今天的生產方式，因為這是剝削和掠奪，也要廢除今天的貿易，因為這只不過是欺騙。
用自由的勞動夥伴代替雇主和僱傭奴隸制。勞動不會給任何人帶來痛苦，因為每個人都有勞動的義務！每一個對社會盡了自己義務的人都過符合人類尊嚴的生活。因此飢餓不再是勞動的災難，而是對懶漢的懲罰！
只有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民族仇恨和奴役才能根除。只有當這樣一個社會實現的時候，地球才不再會因為對人的屠殺而蒙受恥辱。只有那時才可以說：
這次戰爭是最後一次戰爭。
在這一時刻，社會主義是人類唯一的救星。在資本主義社會正坍塌的牆上，《共產黨宣言》中的話象發出火焰的預兆一樣燃燒著：
不是社會主義就是在野蠻中滅亡！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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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現社會主義制度是世界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和任何一次革命所遇到過的最巨大的任務。這一任務要求徹底改造國家並且對社會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實行徹底的變革。
這種改造和變革是不可能由某個行政機構、委員會或者一個議會下命令來完成的，它只能由人民群眾本身去著手和完成。
在迄今為止的所有革命中，都是由人民中的極少數來領導革命鬥爭的。他們給鬥爭規定目標和方向，並為勝利地爭得他們自己的利益、少數人的利益而把群眾僅僅當作工具來利用。社會主義革命是第一次為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並只有由大多數勞動者去進行才能取得勝利的革命。
無產階級群眾所負有的使命不僅是根據明確的認識為革命確定目標和方向。它必須也由自己，通過自己的能動性一步一步地實現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在於大多數勞動群眾不再是被統治的群眾，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經濟生活的主人，並且在有意識的，自由的自決中領導著這全部生活。
因此，從國家最高領導到最小的市鎮，無產階級群眾都必須用自己的階級機關即工人士兵委員會去代替遺留下來的資產階級階級統治機構：聯邦議會、國會、市鎮議會，必須佔領一切崗位，監督所有職務，用自己的階級利益和社會主義的任務來衡量所有的國家需要。只有通過人民群眾和他們的機關即工人士兵委員會之間的經常的、生氣勃勃的相互作用，人民群眾的活動才能使國家充滿社會主義精神。
經濟變革和過程也只有在無產階級群眾行動的承擔下才能完成。最高革命機關發出的關於社會化的簡單的命令只是空話。只有工人階級才能用自己的行動使語言具有血肉。在每個企業裡肩並肩地進行的反對資本的韌性鬥爭中，工人們依靠群眾的直接壓力、依靠罷工，通過建立自己的常設代表機構，可以監督生產並最終實際上掌握領導。
無產階級群眾必須學會從被資本家投入生產過程的死機器變成這一過程的會思考的、自由的、主動的領導人。他們必須具有公眾的積極分子的責任感，而公眾是全部社會財富的唯一主人。他們必鬚髮展這種精神：沒有廠主的皮鞭，卻很勤勞；沒有資本家的監工，卻有極高的效率；沒有奴役卻守紀律；沒有統治卻有秩序。群眾從公眾利益出發的最高尚的理想主義、最嚴格的自我約束、真正的公民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道德基礎，正如愚昧、利已主義、腐化墮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基礎一樣。
工人群眾只有通過自己的活動，自己的經驗才能獲得所有這些社會主義的公民品德以及領導社會主義企業的知識才能。
社會的社會主義化只有通過工人群眾堅韌的、不倦的鬥爭才能在全部廣闊的規模上實現，在勞動和資本、人民和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相互逼視的一切地方實現。工人階級的解放必須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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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流血、恐怖、政治謀殺是各上升階級手中不可缺少的武器。
無產階級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的不需要恐怖，無產階級仇恨的和憎惡殘殺人類。它不需這種鬥爭手段，因為它對的不是個人，而是製度，因為它不是抱著天真的幻想登上舞台的，而幻想的破滅必然會引起血的報復。無產階級革命不是少數人按照他們的理想使用暴力塑造世界的絕望嘗試，而是負有歷史使命，要把歷史的必然性變成現實的廣大的億萬人民群眾的行動。
然而無產階級革命同時又是任何一種奴役和壓迫的喪鐘。因此一切資本家、容克地主、小資產者、軍官、所有從剝削和階級統治得到好處的人和寄生蟲都勇敢地起來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生死存亡而鬥爭。
相信資本家會自願地服從一個議會、一個國民會議的社會主義的判決，相信他們會心平氣和地放棄他們的財產、利潤和剝削的特權，這完全是妄想。所有的統治階級為了爭奪特權都是拼命堅持鬥爭到最後一息的。古羅馬的貴族和中世紀的封建領主、英國的騎士和美國的奴隸販子、瓦拉幾亞j的封建貴族和里昂的絲綢廠主，他們都讓血流成河，他們踏著屍體、在殺人放火中前進，他們挑起內戰和背叛祖國，為是的保衛自己的特權和自己的權力。
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作為剝削的最後一代，比他們所有的前輩更加野蠻，更加赤裸裸地厚顏無恥，更加卑鄙。他們將不擇手段地用那種在整個殖民地政治中以及在最近的世界大戰中暴露出來的那種冷酷的惡毒辦法來保衛他們最神聖的東西，即他們的利潤和他們的剝削特權。他們將使用一切手段對付無產階級。他們將動員農民反對城市，他們將煽動落後的工人階層反對社會主義的先鋒隊，他們將同軍官們一起挑動屠殺，他們將企圖千方百計地以消極對抗使社會主義的措施癱瘓。他們將唆使二十個萬迪j來剿殺革命，他們將把外敵、克列孟梭、勞埃德•喬治和威爾遜的殺人部隊當作救星引進國內，他們寧肯把國家變成一片冒煙的廢墟，也不會自願放棄僱傭奴役。
必須用鐵拳逐步地、一往無前地粉碎所有這些反抗，必須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暴力對付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暴力。用無產階級群眾的堅定不移的明確目標、警惕性和時刻準備著的主動精神對付資產階級的陰謀、詭計和搗亂。用武裝人民和解除統治階級武裝的辦法對付反革命威脅的危險。用工人和士兵群眾的積極行動的組織對付資產階級的議會拖延手腕。用工人階級的集中的、團結一致的、擴大到最大限度的權力對付資產階級社會的無所不在的千百種權力手段。全德無產階級團結一致的戰線（南德無產階級和北德的無產階級團結、城市無產階級和農村的無產階級團結、工人和士兵團結），德國革命的生動的思想領導和國際，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擴大，只這些才能夠創造建築未來大廈的非常穩固的基礎。
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是世界歷史上見到過的最大規模的內戰，無產階級革命必須為這種內戰準備必要的知識和技能，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學會利用這些知識和技能去進行鬥爭和取得勝利。
用完成革命任務所需要的全部政治權力來這樣地武裝團結一致的勞動人民群眾，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並且因此就是真正的民主。僱傭工人坐在資本家的旁邊，農村無產者坐在容克地主旁邊，貌似平等，用議會方式辯論他們的切身問題，這不是民主。只是在億萬無產階級群眾用他們長滿膙子的拳頭掌握了全部國家權力，以便像雷神使用他的錘子那樣用這個權力砸在統治階級的頭上的地方，才有不欺騙人民的民主。
為了使無產階級能夠完成這些任務，斯巴達克聯盟要求：
一為保證革命立即採取的措施
1.解除全部警察、全部軍官以及非無產階級士兵的武裝，解除統治階級全體成員的武裝；
2.工人士兵委員會沒收所有庫存的武器和彈藥以及兵工廠；
3.武裝全體成年男性無產階級居民作為工人民兵，建立由無產階級組成的赤衛隊作為民兵的常備部分，負責經常保衛革命，抵禦反革命的襲擊和陰謀；
4.取消軍官和軍士的指揮權，以士兵的自覺紀律代替軍國主義的絕對服從，全體成員選舉長官並有隨時罷免的權利，取消軍事裁判權；
5.從一切士兵委員會中清除軍官和超期服役者；
6.由工人士兵委員會的受託人代替以前政權的所有的政治機關和官廳；
7.建立一個革命法庭，負責審判發動和延長戰爭的主要罪犯，即二個霍亨倫j、魯登道夫、興登堡、梯爾比茨和他們的共犯，以及所有反革命的陰謀策劃者；
8.立即徵用所有的食品，以確保對人民的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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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政治和社會領域
1.取消各邦，建立統一的德國社會主義共和國；
2.廢除一切議會和市鎮參議會，由工人士兵委員會及其各委員會和機構接管它們的職能；
3.由城鄉全體成年男女工人在全德各個企業選舉工人委員會，並由全體士兵（軍官和超期服役者除外）選舉士兵委員會，工人和士兵有權隨時罷免他們的代表；
4.由全國各工人士兵委員會選舉代表，組成工人士兵委員會中央委員會，該委員會應該選出執行委員會作為執行立法權和行政權的最高機關；
5.目前至少每三個月召開一次中央委員會，每一次都重新選舉代表，以便經常監督執行委員會的活動，並且在全國廣大工人士兵委員會和它們的最高政府機關之間建立生動活潑的聯繫。地方的工人士兵委員會有權隨時罷免和撤換它們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如果這些代表不按照委託者的意圖行動的話；執行委員會有權任免人民代表，設立和取消中央國家機關並任命其公務員；
6.取消一切等級差別、勳章和頭銜，男女在法律上和社會地位上完全平等；
7.採取影響深遠的社會立法，為了消除失業，並且考慮到世界大戰使工人體力削弱，縮短工時，每天最多勞動六小時；
8.按照無產階級革命的意圖和精神，立即徹底改變營養、住宅、衛生和教育事業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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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期的經濟要求
1.沒收所有的皇室財產和收入歸公；
2.宣布國家債務和其他官方債務以及所有的戰爭借款無效，超過工人士兵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確定的金額的款項除外；
3.剝奪所有的大型和中型農場的土地，在全國組織中央統一領導的社會主義農業合作社，小農經營仍舊原主所有，直到自願加入社會主義合作社為止；
4.由委員會共和國沒收所有的銀行、礦山、冶金廠和工業、商業方面的所有的大企業；
5.沒收超過中央委員會規定的金額的所有財產；
6.委員會共和國接管全部官方的交通事業；
7.在所有的工廠選舉工廠委員會，應在與工人委員會取得一致意見的條件下處理工廠內部事務，調整勞動狀況，監督生產，最後接管企業的領導；
8.設立一個中央罷工委員會，該委員會應在與工廠委員會經常合作的條件下，確保正在全國開展的罷工運動有統一的領導、社會主義的方向並得到工人士兵委員會的政治權力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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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任務
立即與外國兄弟建立聯繫，使社會主義革命立足於國際的基礎上，並通過建立國際親密友誼和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起義實現並保證和平。
五這正是斯巴達克聯盟想要做的！
因為斯巴達克聯盟想要這樣做，因為它提出警告和進行督促，因為它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良心，所以革命的和無產階級的所有公開的和暗藏的敵人都對它痛恨、近害和誹謗。
殺死它！為自己的保險櫃擔心的資本家喊道。
絞死它！為資產階級統治的肉鍋擔心的小資產階級、軍官、反猶太主義者和御用記者們喊道。
絞死它！謝德曼之流喊道，他們象猶大•伊薩里奧特一樣把工人出賣給資產階級，並為自己的政治統治的銀幣擔心。 j
絞死它！象迴聲一樣，那些受蒙蔽、受欺騙、受利用的工人階層和士兵也喊道。他們不知道，如果他們大發雷霆反對斯巴達克聯盟，他們就是反對自己的血和肉。
在憎恨、誹謗斯巴達克聯盟的浪潮中所有那些反革命的、與人民為敵的、反社會主義的、模棱兩可的、害怕陽光的、糊里糊塗的人聯合起來了。這就證明了革命的心臟在斯巴達克聯盟身上跳動，未來是屬於斯巴達克聯盟的。
斯巴達克聯盟不是那種想凌駕在工人群眾之上或通過工人群眾而上台執政的黨，斯巴達克聯盟只是無產階級的最有覺悟的部分，它在廣大工人群眾的每一個步驟中向他們指出他們的歷史任務，它在革命的各個階級代表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在所有的民族問題方面代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利益。
斯巴達克聯盟拒絕與資產階級的走狗，與謝德曼一艾伯特分享政府的權力，因為斯巴達克聯盟認為這樣一種合作是背叛社會主義的原則，加強反革命和使革命癱瘓。
斯巴達克也在拒絕在這樣的條件下掌握政權，即僅僅因為謝德曼一艾伯特破產、因為獨立社會民主黨由於與他們合作而陷入絕境就去掌握政權。
除非非依靠全德國大多數無產階級群眾明確堅定的意志，除非他們自覺地贊同斯巴達克聯盟的觀點、目標和鬥爭方法，斯巴達克聯盟絕不接管政府的權力。
無產階級革命只有逐漸地，一步一步地，在自己痛苦經驗的各各他之路上經過多次失敗和勝利才能達到完全明確和成熟的程度。
斯巴達克聯盟的勝利不是在革命開始的時候，而是在革命的結局：斯巴達克聯盟的勝利完全與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廣大的幾百萬群眾的勝利是一致的。
起來，無產階級！投入戰鬥！應該佔領一個世界，並且反對一個世界。在世界歷史上這場為了實現人類最高目的的最後的階級鬥爭中，這句話對敵人是適用的：報仇雪恨！
斯巴達克聯盟
發表於1918年2月14日《紅旗》（柏林）第29期。
譯自《羅莎•盧森堡文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
第442-451頁。
（蘇冰嫻周容譯殷敘彝校）
ã這是羅•盧森堡為斯巴達克聯盟起草的綱領，在作了一些不重要的修改之後，經德國共產黨成立大會通過成為該黨的綱領。 ——編者註
j古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兒童作為祭品。 ——編者註
k古巴比倫和腓尼基人崇拜的日神。 ——編者註
j 《共產黨宣言》中沒有一口號。可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6-257頁所述思想。 ——編者註
j羅馬尼亞的地名。 ——編者註
j萬迪是法國西部大西洋岸邊的歷史勝地。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是反革命的策源地。 ——編者註
j指威廉二世及其一王儲。 ——編者註
j作者在這裡借聖經中猶大為了三十個銀幣出賣耶穌的故事來諷刺謝德曼等人。 ——編者註
社會黨國際原則聲明：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
社會黨國際原則聲明：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
(1951年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社會黨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
序言
1.資本主義自從19世紀以來發展了巨大的生產力。與此同時，它排除了大多數人民對生產組織的影響。它把財產所有權置於人權之上。它製造了一個沒有財產、沒有社會權利的新的僱傭工人階級。它激化了階級鬥爭。
雖然世界的物質資源可以使每個人享有一種合乎尊嚴的生活，資本主義卻沒有能力滿足人類的基本生活需要。它表明自己沒有能力在不產生災難性危機和大規模失業的情況下運作。它製造了社會風險和貧富之間截然不同的鮮明對立。它通過帝國主義擴張和殖民剝削激化了各民族和種族之間的衝突。在一些國家，在大資本的幫助下，昔日的野蠻殘暴再度以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面目抬頭。
2.社會主義在歐洲是作為一種反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固有弊端的抗議運動而出現的。因為僱傭工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受了最難以忍受的痛苦，所以社會主義是作為一種僱傭工人運動開始的。而其他人―農民、手工業者、辦公室工作人員、職員和小商人、自由職業者、教師、藝術家和作家越來越多地認識到，他們的未來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訴諸於所有相信必須消滅人剝削人現象的人們。
3.社會主義努力使人們從對一個佔有或者支配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依附關係中解放出來。它的目標就是保障全體人民的經濟決定權。它要努力實現一個能使自由的人們以平等身份合作的共同體。
4.社會主義已成為世界政治中的一支強大力量。它已經從思想宣傳階段進入實現階段。在一些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已經奠定。在那裡，資本主義的弊端正在消失，社會產生了新的活力。社會主義顯示出它的創造力量。
5.在許多國家，不受控制的資本主義正受到這樣一種經濟形式的排擠，在那裡，國家採取了調控措施幹預經濟，生產資料公共所有製日益擴大，私人資本的作用範圍日益狹小。經濟計劃化的必要性越來越被廣大群眾認識。社會安全和經濟民主化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實現。這是數十年來社會主義鬥爭和工會鬥爭的成果。在那些擁有強大社會主義政黨的國家，一種新的社會秩序正在出現。
6.世界經濟不發達地區的人民開始認識到，在他們爭取民族自由、提高生活水平的鬥爭中，社會主義是一種思想武器。鬥爭條件的多樣性產生了民主社會主義的不同表現方式。
在這些地區，社會黨人正在進行反對本國金融寡頭寄生形式的剝削、反對外國資本殖民剝削的鬥爭。他們通過土地改革和工業化，通過社會改革、擴大集體所有製和發展生產與消費合作社，正在為建設經濟與政治民主、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而鬥爭。
7.當社會主義向全世界傳播的時候，新的力量正在威脅走向自由與社會公正的發展。自從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以來，共產主義分裂了國際工人運動，因此在許多國家，社會主義的實現被推遲了幾十年。
8.共產黨人妄稱繼承社會主義傳統。實際上，他們已經把這個傳統歪曲得面目全非。共產主義已經僵化成一種教條主義，它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處於不可調和對立之中。
9.當社會黨人力求通過消除資本主義階級社會來實現自由與社會公正的時候，共產黨人卻致力於加劇社會階級分裂，但只是為了建立一個單獨政黨的專政。
10.國際共產主義是一種新帝國主義的工具。凡是在它獲得政權的地方，它徹底消滅了自由，或者說，消滅了爭取自由的機會。它依靠一批軍事官僚和實行恐怖統治的警察。它建立了一個存在財產和特權方面的令人憤怒的對立的新的階級社會。強制勞動是它經濟的一個重要因素。
11.民主社會主義是一場國際運動。它絕對不要求一種僵化的千篇一律的見解，無論社會主義者的信仰是從馬克思主義或其他理論為基礎的社會分析的結果中、還是從宗教或人道主義的基本原則中推導出來的，反正都一樣，大家都努力追求一個共同的目標：一種實現社會公正、高度福利、自由與世界和平的社會制度。
12.科學和技術的發展賦予人類或是自我滅絕，或是提高自身福利的可能性。所以不能讓生產聽任經濟力量的自由支配。生產必須有計劃。這種計劃化必須保障人發展個性的基本權利。社會主義要努力在民族國家和國際範圍內把自由與計劃化結合起來。
13.社會主義並不是強制實現的。它的實現要求它的所有擁護者付出努力。與使人民僅僅充當一種被動消極角色的極權主義制度相反，社會主義要求人民積極參與它的實現。所以它是一種最高形式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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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政治民主
1.社會黨人努力通過民主手段建立一個自由的新社會。
2.沒有自由，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只能通過民主來實現，民主只能通過社會主義來完成。
3.民主就是依靠人民、為了人民的人民政府。它要保障：
a)每個人的個人生活都得到保護，不受國家的任何專橫干涉；
b)政治自由權利，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學習與教學自由、結社與集會自由、罷工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c)在自由、普遍、平等和秘密選舉基礎之上的人民代表制；
d)在保護少數派權利的情況下，由多數派執掌政府；
e)所有國家公民，不分出身、性別、信仰、語言或者種族，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
f)具有自己語言的集團有權利進行文化自治；
g)一個獨立的司法制度：不能剝奪任何人只接受正式法官審判的權利；法官只接受法律的約束。
4.社會黨人一貫為保護人權而鬥爭。聯合國通過的人權聲明必須在所有國家生效。
5.民主要求不止一個政黨的合法存在的權利和充當反對派的權利。但是，民主也有責任保護自己，反對那些為了摧毀民主而濫用民主的人。保衛政治民主是一種非常重要的人民利益，堅持政治民主是實現經濟和社會民主的一個條件。
6.得到資本利益支持的政策無法發展和聯合人民的力量，而人民力量是保衛民主、反對極權主義侵犯所必需的。保衛民主必須依靠工人的幫助，而工人的命運是與民主的存在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
7.社會黨人宣布支持處於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專政下為爭取自由而鬥爭的人民。
8.任何專政，無論出現在什麼地方，都構成了對所有國家人民自由的威脅，所以也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任何對人的剝削，無論是通過強制勞動，還是通過損害基本人權，無論是為了私人資本的超級利潤，還是以一種政治專政的名義，都威脅到所有國家人民的物質與道德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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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經濟民主
1.社會主義希望用一種把集體利益置於私人利潤利益之上的經濟秩序來消除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直接的經濟目標是充分就業、提高生產、不斷擴大福利、實現社會安全、實行一種公正的收入和財產分配。
2.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必鬚根據人民利益對生產進行計劃。
這樣一種計劃經濟與把經濟權力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中的作法是不相容的；它要求對經濟進行有效的民主監督。
所以，民主社會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以及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經濟計劃化形成尖銳對立，因為這些經濟組織形式排除了對於生產過程的公共監督，不能保證對勞動產品實行一種公正的分配。
3.社會主義的計劃化可以使用各種不同方法。公共所有製的規模以及計劃化的形式是由各國經濟結構限定的。
4.可以通過私人資本主義康采恩和企業的國有化，或者建立公益性康采恩或公共企業以及消費合作社或生產合作社來建立集體所有製。
這些多種形式的集體所有製本身並不是目標。它們應當被作為手段來使用，以便把共同體的生活和福利所依賴的基礎工業置於公共監督之下，促進技術落後工業的合理化，阻止資本主義壟斷和卡特爾對人民的剝削。
5.社會主義計劃化並不要求所有生產資料都集體化；它與一些重要領域，例如農業、手工業、零售商業和中小工業中私人所有製的存在是可以協調一致的。國家必須阻止私人資本主義所有者濫用他們的權力。它可以而且應當幫助他們在總體計劃化的框架內，對於提高生產、增加人民福利做出貢獻。
6.工會和生產與消費者協會都是一個民主社會不可缺少的因素；它們既不能蛻變為中央官僚機構的工具，也不能墮落為一種等級制度。這些經濟聯合組織能夠並且應當在充分保障議會立法權力的情況下參與經濟政策的製定。
7.社會主義經濟計劃化並不意味所有經濟決策都由政府或者中央機構做出。在與經濟計劃化的目標協調一致的情況下，應該實行經濟權力分散化。
8.國家公民應當通過他們的團體、通過個人倡議參與生產過程，從而阻止國家的、或者私人的官僚作風的產生。工人對工業領導的民主參與必須得到保障。
9.民主社會主義要在實現經濟與社會安全和不斷增加社會福利的基礎之上擴大個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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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社會民主與文化進步
1.資本主義的主要動機是個人贏利，社會主義的主要動機是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2.社會產品必須首先根據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進行分配。這種分配一定不能妨礙推動每個人創造最大程度的勞動效益。社會黨人認為，每個人根據自己創造的效益而提出獲得相應報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他們相信，還有其他工作動力也在發揮作用，如對於良好工作效益的興趣，團結互助和集體精神，如果人們為了集體利益而工作，那麼這種團結互助和集體精神就會特別加強。
3.民主社會主義不僅對每個人的基本政治權利、而且還對他們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基本權利承擔責任。
這些權利包括：
勞動權利；
醫療權利和孕婦產婦受保護的權利；
休息權利；
在年老、失業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獲得經濟保障的權利；
兒童享有接受兒童保護的權利，青年享有一種接受與個人能力相適應的學校教育的權利；
符合人的尊嚴的居住權利。
4.社會黨人為了廢除男女之間、社會階層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地區之間、種族之間的所有法律的、經濟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而鬥爭。
5.民主社會主義所追求的遠遠不止是一個新的經濟與社會秩序，經濟與社會的進步愈是為解放和發展人的個性服務，它們就愈能證明自己在道德上是正確的。
6.民主社會主義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不僅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缺陷和它對廣大群眾的物質壓迫，而且還因為它傷害了人們的道德感情。民主社會主義譴責任何極權主義制度，因為它們損害了人的尊嚴。
7.民主社會主義為了使人們擺脫各種形式的政治和經濟風險所造成的所有恐懼和憂慮而鬥爭。
這種解放為人們的精神發展開闢了道路，這種精神發展將使人們樹立起具有責任意識、接受文明發展的個性。民主社會主義是這種文明發展的強大推動力。
8.社會主義希望所有知識領域都向人們開放，從而使他們不斷提高文化程度。它積極促進人們的所有精神追求和創造。幾千年以來創造的藝術和科學財富必須向所有人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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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國際民主
1.社會主義從開始就是一場國際運動。
2.它之所以是國際性的，就是因為它努力把所有的人從所有經濟的、思想的、政治的奴役下解放出來。
3.它之所以是國際性的，就是因為它相信，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單獨找到持久解決自己全部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方案。
4.無限的民族國家主權制度必須廢除。
5.社會黨人努力追求的新的世界秩序，只有當它建立在各民族自願合作基礎之上時，才能富有成果地和平地發展。
6.民主社會主義認為聯合國組織的建立是為建立一個國際共同體而所採取的重要步驟，並且要求嚴格貫徹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
7.民主社會主義為反對任何形式的帝國主義而鬥爭。它為反對施加於任何一個民族的奴役和剝削而鬥爭。
8.僅僅反抗帝國主義還很不夠。在世界廣袤地區生活著千百萬受到疾病侵襲、深陷貧困與愚昧之中的人們。世界一部分地區的貧困是對於其他地區幸福的威脅。貧困阻礙了走向民主的發展。民主、幸福與和平要求重新分配世界財富，提高經濟不發達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提高這些地區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標準是所有國家人民的利益所在。他們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必須以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為靈魂，這樣他們才不致陷入新形式的壓迫之下。
9.民主社會主義認為保衛世界和平是我們時代最迫切的任務。和平只有通過一種集體安全體系才能得到保障。這種體係為世界裁軍創造了前提條件。
10.維護和平的鬥爭與爭取自由的鬥爭是不可分割地連接在一起的。對人民的威脅與蹂躪是我們時代戰爭危險的直接根源。
社會黨人努力爭取建立一個自由的和平世界，爭取建立一個唾棄在個人之間、民族之間進行剝削和奴役的世界，爭取建立一個能使每個人的個性發展成為整個人類富有成果發展的前提條件的世界。
他們呼籲所有勞動人民在爭取實現這些偉大目標的鬥爭中團結起來。
(1951年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社會黨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
序言
1.資本主義自從19世紀以來發展了巨大的生產力。與此同時，它排除了大多數人民對生產組織的影響。它把財產所有權置於人權之上。它製造了一個沒有財產、沒有社會權利的新的僱傭工人階級。它激化了階級鬥爭。
雖然世界的物質資源可以使每個人享有一種合乎尊嚴的生活，資本主義卻沒有能力滿足人類的基本生活需要。它表明自己沒有能力在不產生災難性危機和大規模失業的情況下運作。它製造了社會風險和貧富之間截然不同的鮮明對立。它通過帝國主義擴張和殖民剝削激化了各民族和種族之間的衝突。在一些國家，在大資本的幫助下，昔日的野蠻殘暴再度以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面目抬頭。
2.社會主義在歐洲是作為一種反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固有弊端的抗議運動而出現的。因為僱傭工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受了最難以忍受的痛苦，所以社會主義是作為一種僱傭工人運動開始的。而其他人―農民、手工業者、辦公室工作人員、職員和小商人、自由職業者、教師、藝術家和作家越來越多地認識到，他們的未來在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訴諸於所有相信必須消滅人剝削人現象的人們。
3.社會主義努力使人們從對一個佔有或者支配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依附關係中解放出來。它的目標就是保障全體人民的經濟決定權。它要努力實現一個能使自由的人們以平等身份合作的共同體。
4.社會主義已成為世界政治中的一支強大力量。它已經從思想宣傳階段進入實現階段。在一些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已經奠定。在那裡，資本主義的弊端正在消失，社會產生了新的活力。社會主義顯示出它的創造力量。
5.在許多國家，不受控制的資本主義正受到這樣一種經濟形式的排擠，在那裡，國家採取了調控措施幹預經濟，生產資料公共所有製日益擴大，私人資本的作用範圍日益狹小。經濟計劃化的必要性越來越被廣大群眾認識。社會安全和經濟民主化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實現。這是數十年來社會主義鬥爭和工會鬥爭的成果。在那些擁有強大社會主義政黨的國家，一種新的社會秩序正在出現。
6.世界經濟不發達地區的人民開始認識到，在他們爭取民族自由、提高生活水平的鬥爭中，社會主義是一種思想武器。鬥爭條件的多樣性產生了民主社會主義的不同表現方式。
在這些地區，社會黨人正在進行反對本國金融寡頭寄生形式的剝削、反對外國資本殖民剝削的鬥爭。他們通過土地改革和工業化，通過社會改革、擴大集體所有製和發展生產與消費合作社，正在為建設經濟與政治民主、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而鬥爭。
7.當社會主義向全世界傳播的時候，新的力量正在威脅走向自由與社會公正的發展。自從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以來，共產主義分裂了國際工人運動，因此在許多國家，社會主義的實現被推遲了幾十年。
8.共產黨人妄稱繼承社會主義傳統。實際上，他們已經把這個傳統歪曲得面目全非。共產主義已經僵化成一種教條主義，它與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處於不可調和對立之中。
9.當社會黨人力求通過消除資本主義階級社會來實現自由與社會公正的時候，共產黨人卻致力於加劇社會階級分裂，但只是為了建立一個單獨政黨的專政。
10.國際共產主義是一種新帝國主義的工具。凡是在它獲得政權的地方，它徹底消滅了自由，或者說，消滅了爭取自由的機會。它依靠一批軍事官僚和實行恐怖統治的警察。它建立了一個存在財產和特權方面的令人憤怒的對立的新的階級社會。強制勞動是它經濟的一個重要因素。
11.民主社會主義是一場國際運動。它絕對不要求一種僵化的千篇一律的見解，無論社會主義者的信仰是從馬克思主義或其他理論為基礎的社會分析的結果中、還是從宗教或人道主義的基本原則中推導出來的，反正都一樣，大家都努力追求一個共同的目標：一種實現社會公正、高度福利、自由與世界和平的社會制度。
12.科學和技術的發展賦予人類或是自我滅絕，或是提高自身福利的可能性。所以不能讓生產聽任經濟力量的自由支配。生產必須有計劃。這種計劃化必須保障人發展個性的基本權利。社會主義要努力在民族國家和國際範圍內把自由與計劃化結合起來。
13.社會主義並不是強制實現的。它的實現要求它的所有擁護者付出努力。與使人民僅僅充當一種被動消極角色的極權主義制度相反，社會主義要求人民積極參與它的實現。所以它是一種最高形式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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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政治民主
1.社會黨人努力通過民主手段建立一個自由的新社會。
2.沒有自由，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只能通過民主來實現，民主只能通過社會主義來完成。
3.民主就是依靠人民、為了人民的人民政府。它要保障：
a)每個人的個人生活都得到保護，不受國家的任何專橫干涉；
b)政治自由權利，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學習與教學自由、結社與集會自由、罷工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c)在自由、普遍、平等和秘密選舉基礎之上的人民代表制；
d)在保護少數派權利的情況下，由多數派執掌政府；
e)所有國家公民，不分出身、性別、信仰、語言或者種族，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
f)具有自己語言的集團有權利進行文化自治；
g)一個獨立的司法制度：不能剝奪任何人只接受正式法官審判的權利；法官只接受法律的約束。
4.社會黨人一貫為保護人權而鬥爭。聯合國通過的人權聲明必須在所有國家生效。
5.民主要求不止一個政黨的合法存在的權利和充當反對派的權利。但是，民主也有責任保護自己，反對那些為了摧毀民主而濫用民主的人。保衛政治民主是一種非常重要的人民利益，堅持政治民主是實現經濟和社會民主的一個條件。
6.得到資本利益支持的政策無法發展和聯合人民的力量，而人民力量是保衛民主、反對極權主義侵犯所必需的。保衛民主必須依靠工人的幫助，而工人的命運是與民主的存在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
7.社會黨人宣布支持處於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專政下為爭取自由而鬥爭的人民。
8.任何專政，無論出現在什麼地方，都構成了對所有國家人民自由的威脅，所以也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任何對人的剝削，無論是通過強制勞動，還是通過損害基本人權，無論是為了私人資本的超級利潤，還是以一種政治專政的名義，都威脅到所有國家人民的物質與道德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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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經濟民主
1.社會主義希望用一種把集體利益置於私人利潤利益之上的經濟秩序來消除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直接的經濟目標是充分就業、提高生產、不斷擴大福利、實現社會安全、實行一種公正的收入和財產分配。
2.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必鬚根據人民利益對生產進行計劃。
這樣一種計劃經濟與把經濟權力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中的作法是不相容的；它要求對經濟進行有效的民主監督。
所以，民主社會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以及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經濟計劃化形成尖銳對立，因為這些經濟組織形式排除了對於生產過程的公共監督，不能保證對勞動產品實行一種公正的分配。
3.社會主義的計劃化可以使用各種不同方法。公共所有製的規模以及計劃化的形式是由各國經濟結構限定的。
4.可以通過私人資本主義康采恩和企業的國有化，或者建立公益性康采恩或公共企業以及消費合作社或生產合作社來建立集體所有製。
這些多種形式的集體所有製本身並不是目標。它們應當被作為手段來使用，以便把共同體的生活和福利所依賴的基礎工業置於公共監督之下，促進技術落後工業的合理化，阻止資本主義壟斷和卡特爾對人民的剝削。
5.社會主義計劃化並不要求所有生產資料都集體化；它與一些重要領域，例如農業、手工業、零售商業和中小工業中私人所有製的存在是可以協調一致的。國家必須阻止私人資本主義所有者濫用他們的權力。它可以而且應當幫助他們在總體計劃化的框架內，對於提高生產、增加人民福利做出貢獻。
6.工會和生產與消費者協會都是一個民主社會不可缺少的因素；它們既不能蛻變為中央官僚機構的工具，也不能墮落為一種等級制度。這些經濟聯合組織能夠並且應當在充分保障議會立法權力的情況下參與經濟政策的製定。
7.社會主義經濟計劃化並不意味所有經濟決策都由政府或者中央機構做出。在與經濟計劃化的目標協調一致的情況下，應該實行經濟權力分散化。
8.國家公民應當通過他們的團體、通過個人倡議參與生產過程，從而阻止國家的、或者私人的官僚作風的產生。工人對工業領導的民主參與必須得到保障。
9.民主社會主義要在實現經濟與社會安全和不斷增加社會福利的基礎之上擴大個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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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社會民主與文化進步
1.資本主義的主要動機是個人贏利，社會主義的主要動機是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2.社會產品必須首先根據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要進行分配。這種分配一定不能妨礙推動每個人創造最大程度的勞動效益。社會黨人認為，每個人根據自己創造的效益而提出獲得相應報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他們相信，還有其他工作動力也在發揮作用，如對於良好工作效益的興趣，團結互助和集體精神，如果人們為了集體利益而工作，那麼這種團結互助和集體精神就會特別加強。
3.民主社會主義不僅對每個人的基本政治權利、而且還對他們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基本權利承擔責任。
這些權利包括：
勞動權利；
醫療權利和孕婦產婦受保護的權利；
休息權利；
在年老、失業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獲得經濟保障的權利；
兒童享有接受兒童保護的權利，青年享有一種接受與個人能力相適應的學校教育的權利；
符合人的尊嚴的居住權利。
4.社會黨人為了廢除男女之間、社會階層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地區之間、種族之間的所有法律的、經濟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而鬥爭。
5.民主社會主義所追求的遠遠不止是一個新的經濟與社會秩序，經濟與社會的進步愈是為解放和發展人的個性服務，它們就愈能證明自己在道德上是正確的。
6.民主社會主義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不僅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缺陷和它對廣大群眾的物質壓迫，而且還因為它傷害了人們的道德感情。民主社會主義譴責任何極權主義制度，因為它們損害了人的尊嚴。
7.民主社會主義為了使人們擺脫各種形式的政治和經濟風險所造成的所有恐懼和憂慮而鬥爭。
這種解放為人們的精神發展開闢了道路，這種精神發展將使人們樹立起具有責任意識、接受文明發展的個性。民主社會主義是這種文明發展的強大推動力。
8.社會主義希望所有知識領域都向人們開放，從而使他們不斷提高文化程度。它積極促進人們的所有精神追求和創造。幾千年以來創造的藝術和科學財富必須向所有人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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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國際民主
1.社會主義從開始就是一場國際運動。
2.它之所以是國際性的，就是因為它努力把所有的人從所有經濟的、思想的、政治的奴役下解放出來。
3.它之所以是國際性的，就是因為它相信，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單獨找到持久解決自己全部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方案。
4.無限的民族國家主權制度必須廢除。
5.社會黨人努力追求的新的世界秩序，只有當它建立在各民族自願合作基礎之上時，才能富有成果地和平地發展。
6.民主社會主義認為聯合國組織的建立是為建立一個國際共同體而所採取的重要步驟，並且要求嚴格貫徹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
7.民主社會主義為反對任何形式的帝國主義而鬥爭。它為反對施加於任何一個民族的奴役和剝削而鬥爭。
8.僅僅反抗帝國主義還很不夠。在世界廣袤地區生活著千百萬受到疾病侵襲、深陷貧困與愚昧之中的人們。世界一部分地區的貧困是對於其他地區幸福的威脅。貧困阻礙了走向民主的發展。民主、幸福與和平要求重新分配世界財富，提高經濟不發達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提高這些地區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標準是所有國家人民的利益所在。他們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必須以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為靈魂，這樣他們才不致陷入新形式的壓迫之下。
9.民主社會主義認為保衛世界和平是我們時代最迫切的任務。和平只有通過一種集體安全體系才能得到保障。這種體係為世界裁軍創造了前提條件。
10.維護和平的鬥爭與爭取自由的鬥爭是不可分割地連接在一起的。對人民的威脅與蹂躪是我們時代戰爭危險的直接根源。
社會黨人努力爭取建立一個自由的和平世界，爭取建立一個唾棄在個人之間、民族之間進行剝削和奴役的世界，爭取建立一個能使每個人的個性發展成為整個人類富有成果發展的前提條件的世界。
他們呼籲所有勞動人民在爭取實現這些偉大目標的鬥爭中團結起來。
古巴革命及其教訓
古巴革命及其教訓
烏科·格蘭沙裡斯·馬什科蘇[1]
The Cuban Revolution and Its Lessons
Hugo Gonzalez Moscoso
古巴革命和它產生的工人國家，同俄國革命、中國革命和其他類似的革命一起，是表現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群眾把他們自己從帝國主義剝削下解放出來，過比較美好的生活的願望的積極的成就。
但是，古巴革命不是一個獨特或例外的事件，而是一個過程發展到最後的結果，這個過程除了特殊的民族特點以外，是從所有不發達國家共同具有的水平上開始的。這意味著其它國家的人民也能仿效古巴的道路，使古巴革命的一般特點適應於他們自己民族的、地方的和地區的特點。
由於古巴是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群眾在正確領導下能夠做出怎樣的成就的一個榜樣，指出它的教訓、經驗、指導意義，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先鋒熟悉它，是必要與有益的。
不發達國家走向文明的道路
不平衡發展的過程把世界劃分為先進的工業化的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當前者向外擴張，它們就統治後者，使之變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是，從一開始，不發達國家就起來鬥爭，以擺脫這種統治。解放自己的理想，同趕上先進國家的發展水平、克服它們的落後狀態的想法一起產生了。
兩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南斯拉夫和中國的革命，擴大並促進了殖民地人民的起義和革命。今天，殖民地世界驚人的動員過程正在繼續中，它動搖資本主義世界的基礎，為工人國家的無限制的發展開闢道路。大量經濟上、文化上處於落後狀態的群眾正在表現出要求共享現代文明的願望。在時起時伏的不斷鬥爭中，他們不僅要通過正式的獨立取得同發達國家一樣的政治權利，還要求同樣的生活水平。從帝國主義統治下取得民族解放是同經濟的發展和多樣化，改善群眾生活條件密切聯繫在一起的。
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各個階層，對這些深刻的群眾潮流表示附和，贊同這一類型的某些要求，即在不妨礙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情況下，允許有一些經濟發展。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這些領導人就不可避免地要處於同我們時代的現實相衝突的境地。
一個不發達國家要得到發展，要有為其發展計劃提供資金的資本和積累的基金，而這正是一個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所缺少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各階層不同意無償地剝奪帝國主義者所榨取的剩餘價值和出租的土地。他們不支持在國家管制下實行計劃經濟、以利用自然資源。
不改變不發達國家的結構，對資本的需要只能是全部或大量地依靠國外信貸。這樣帝國主義就會捲土重來，並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人的手腳束縛起來，這些領導人在已經動員起來的群眾的壓力下。開始時曾經起來反對帝國主義。雖然帝國主義者答應給予貸款，然而由於貸款數目的微小，由於它們被指定用於一些次要的工程，由於它們附加的條件和要求，這些貸款同不發達國家發展經濟和實現工業化的願望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這是拉丁美洲人民的歷史，他們越來越深地陷入美帝國主義債務的深淵中，不能從悲慘的落後狀態中解脫出來。
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舞台上轉來轉去。在動員起來的群眾的壓力下，同時為了企圖把群眾控制在手裡，他們領導了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舉起發展經濟的旗幟；然而由於脫不出資本主義的限制，他們又重新陷於帝國主義的統治底下，而這意味著陷於民族壓迫和不發達的狀態中。沒有一個不發達國家能夠在帝國主義統治下取得進步，達到工業化國家的水平。這是歷史的教訓。在現在的世界局勢下，資產階級的領導不可能完成民族、經濟和政治獨立的任務。它們不能實現民族統一，實行計劃經濟或真正的土地改革。這也就是，他們不能引導到一個生產力不斷增長的時代，使殖民地、半殖民地變成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重演17、18、19世紀資產階級曾經扮演的角色。在目前帝國主義垂死掙扎和腐朽沒落的階段，不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不可能完成本應由他們完成的任務，像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曾經完成的那樣。
資產階級走到了盡頭，在那裡，代替不發達國家取得解放和向前發展的是壓迫鎖鏈的加固和更加落後。面對這種情況，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提出走革命道路，剝奪帝國主義，清算本民族的剝削者，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完成已經推遲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並把它同包括建立工人國家在內的社會主義任務結合起來。
殖民地人民群眾的廣泛動員，是沿著兩條道路進行的。在資產階級領導下，他們的結果是耗盡元氣和遭到失敗，要求發展經濟和群眾能有較好的生活水平的期望成了泡影，在革命的領導下，他們取得了勝利，這表明，摧毀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秩序，建設社會主義是不發達國家走向現代文明的道路。
古巴和玻利維亞：兩條道路——一條道路走向了勝利
古巴是沿著革命道路進行的，因此成功地建立了拉丁美洲第一個工人國家。我們認為，這既不是命中註定，也不是一個獨特和例外的過程——任何拉丁美洲國家都具有在這個大陸和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那些客觀條件，都可以取得像古巴那樣的勝利。為了更充分地了解這個問題，沒有比把古巴和玻利維亞的過程加以比較，分析造成不同結果的原因更有益的了。
首先我們不妨看一看玻利維亞和古巴革命前的情況。兩者都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國家，雖然取得了形式上的獨立，但完全被帝國主義所支配。作為典型的半殖民地，他們都是單一生產國家——古巴的糖和玻利維亞的錫——資源都被帝國主義財團控制。兩國的土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中，在玻利維亞至今殘存的封建性農奴制是一個更加使情況惡化的因素。
商業、銀行、交通運輸工具和其他主要經濟活動都被帝國主義者所控制，在這些國家，經濟的多樣化和製造業都沒有得到發展。作為這種情況的結果，民族資產階級是軟弱的和寄生的，它依賴帝國主義財團留下的麵包屑過日子，國家全部經濟和政治生活是為帝國主義利益服務的。歷屆政府都是帝國主義代理人，而根本不是代表民族利益。
人民——工人階級、農民、貧苦的中等階級——在貧困、落後和屈辱的條件下生活。他們流浪在自己的國土上，備受歧視，在擁有無限權力的壓迫者和美帝代理人的面前沒有任何權利。
這種相同的卑屈、貧困和落後的情況，是玻利維亞和古巴革命發展的起點。
1952年4月9日，在玻利維亞，人民群眾催垮了博利維安將軍的錫礦巨頭的政府。一個開始只是軍隊、警察和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參與的政變，由於拉巴斯工業無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貧困階層的干預，變成了人民起義。政變遭到了挫敗，起義勝利了。革命工人黨（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幫助這次起義取得了勝利，但是由於它的組織上的弱點，政權落到了革命民族主義運動手中，這就是說，群眾戰勝了軍隊和寡頭政治，但是他們並沒有得到權力。一個左翼的、反帝投機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從他們那裡竊取了革命的果實。
從玻利維亞革命一開始，就出現了兩個完全相反的政治路線：革命工人黨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和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主張。革命工人黨號召全力開展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號召群眾積極地有組織地參加政府和經濟管理，開展真正的土地革命，以無產階級領導來代替小資產階級領導，以便導向建立一個工農政體。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它處在政府的牢固控制下，堅持認為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他們提出要發展一支強大的民族資產階級，以便在玻利維亞建立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經濟。
在革命的頭幾年，在這兩種思想的衝突和對立中，革命民族主義運動覺得自已必須被迫向群眾讓步。為了維持自已的權力，它不得不實行土地改革、實現礦山國有化，建立工人監督等。但是，在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屈服於群眾壓力的同時，它卻力圖使這些群眾爭得來的東西失效，盡力閹割其革命內容。土地改革成了分給地契的漫長的繁瑣的官僚主義的過程，面對引起的經濟和技術問題卻不作任何解決。在礦山國有化上，支付了大量的賠償金，使採礦業主陷於缺乏資金，工人監督的基礎原來極為有限，由於官僚主義它更是日趨縮小。商業、銀行和其它的帝國主義或民族的財團沒有觸動。
只走了一段短短的路程，革命就停止不前了。群眾爭得的東西，許多又漸漸地丟掉了。國家的大門向帝國主義敞開著。帝國主義變成了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及其政權的盟友。
軍隊同警察一起被改組，轉而聽從美國佬的軍事命令。當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同帕斯·埃斯登索羅的政府不能再牽制群眾時，軍隊就在1964年11月14日演出了一場預防性政變，完全控制了政府。
軍人政權，先是在軍政府，後來在巴里恩托斯總統統治之下，把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剝奪群眾爭得來的東西這個尚未完成的工作進一步推向前進，他們破壞工會，削減工資，襲擊國有化的資產，把國家變成為美國的殖民地。
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革命被引向災難，經濟不能發展，礦業生產下降50%，達到崩潰的邊緣；石油工業再次對美國壟斷資本開放，這一情況現在正在扼殺政府經營的康采恩——玻利維亞國家石油公司；製造業半癱瘓；農業生產下降；失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更加惡劣。這些就是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統治20年的後果！
在革命民族主義運動領導下玻利維亞革命所走的道路不能引向民族獨立；不能發展經濟，不能改善群眾生活。它最後以恢復為1952年起義所打敗的軍人寡頭政權而告終。
在菲德爾·卡斯特羅、切·格瓦拉和7月26日運動領導下古巴革命所走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誠然，在馬埃斯特臘山，起初革命者的宣言帶有局限性，只提出資本主義“人性化”和建立民族主義政府，但不久，迫於鬥爭自身的需要和他們與無地農民的親密關係，革命者發現自己必須制定土地改革的進一步綱領。後來，在他們奪取政權之後，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他們採取打碎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機器的措施，以回擊帝國主義和國內剝削者的進攻，為了抵抗他的敵人，卡斯特羅一再激勵工人、農民和人民動員起來，使自己紮根於他們之中，使革命深入下去，隨著在馬埃斯特臘山就已開始的土地改革之後，對帝國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實行了國有化，然後又實行了城市改革，貨幣和教育改革，實行計劃經濟，使工業發展多樣化，提高農民和城市群眾的生活水平。解散舊軍隊，代之人民的武裝組織：民兵和起義軍。
這一過程不可阻擋地引向拉丁美洲第一個工人國家——古巴工人國家的建立。然而，為了達到這一水平，革命者領導自身經歷了一個清洗的過程。由於革命的深入和群眾自身權利的贏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從行列中退了出來，跑到帝國主義反革命陣營那邊去。古巴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為了贏得勝利，菲德爾政府把自身紮根於古巴群眾、世界殖民地群眾和工人國家之中。在玻利維亞，與此相反，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權同帝國主義結成同盟，在國內反對群眾，在國際上站在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一邊，反對社會主義革命陣營。
在這前後7 年之間，古巴和玻利維亞革命從大約同一水平出發但卻遵循著不同的道路。兩國領導的主要核心的行動路線也正好相反，卡斯特羅領導起初紮根於農民之中，之後又紮根於工人群眾之中，發動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革命民族主義運動領導則背離群眾，出賣他們，同帝國主義和玻利維亞寡頭統治結成同盟。
結果，玻利維亞革命走向失敗、危機並拜倒在帝國主義面前；古巴革命走向勝利，經濟得到發展，古巴人民得到較好的生活，民族和社會得到解放。
這樣，我們看到了，走著兩條不同道路的兩個革命，雖然他們兩者都有著同樣的成功可能性，結果只有一個取得勝利。這一結局不是命裡註定的，而是他們的領導採取相反的策略和戰略觀點的結果。
從古巴勝利學到的教訓
然而，這個一般的結論是不夠的。必須更具體地論證古巴革命的教訓。我們應當學習，為了領導群眾走向勝利需要做些什麼，那些錯誤將招致失敗（象玻利維亞情況一樣）而應加以避免。
根據我的見解，下面談到的就是主要的教訓，這些教訓證實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
1、革命的過程是不斷的，是不分階段的
古巴革命給我們第一個實際的理論上的教訓是，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過程是不划分階段的，它不停留在一個中間階段上。
在一個不斷的過程中，革命把帝國主義趕走，並清算民族資本主義的製度。這是取得勝利，贏得政治解放和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
古巴的進程不是停留在任何中間階段上，而是推向前進直至建立一個工人國家。正由於此，它勝利了。另一方面，在玻利維亞，革命在取得最初的推進之後，就被牽制住了，而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革命變了質，被擊敗了——在12年的鬥爭之後，軍隊重新掌握了政權。然而，在古巴，僅僅兩年之後，一個工人的國家就發展了起來。這就表明，任何落後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為了取得進步，把自己變為一個走在工業化道路上的自由國家，就必須把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同反對民族資本主義的鬥爭結合起來，實現由民族的資產階級的民主的任務直到建立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秩序的任務。不停頓地並結合起來實現這些任務，才能使政治上的勝利得到保證，並為經濟發展開闢道路。在這個過程中，革命的領導自身必須進行清洗。擺脫那些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分子的革命同路人，並把自己變為領導工人階級、農民和中等階級貧困階層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隊伍。
在古巴，這個過程發展得很明顯。 1959年1月1日，巴蒂斯塔政府垮台，成立了以曼努埃爾·烏魯蒂亞為總統。米羅·卡多納為總理的新政府。 2月16日，卡多納退出政府，菲德爾·卡斯特羅參加了政府。 7月18日，在一次危機之後，烏魯蒂亞和他的部長們退出了，勞爾·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取代了他們的位置。 1961年4月16日，菲德爾·卡斯特羅宣告了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對革命的領導的這種洗刷，是革命進程向前發展和採取激進措施的結果。
新政府的第一批措施，在於謀求改進人民的生活條件。 1959年3月3日，制定了降低電力費用的法律，同年3月6日，制定了削減租金的法律。 5月17日，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法律。 1959年12月13日關於恢復被濫用的資產的法律，就已經是個進步的措施，因為它本身就意味著對剝奪者的沒收。第二年的7、8月，對美帝國主義的企業開始實行國有化。後來，對外貿易也處於國家管制之下，國家實現了對外貿易的壟斷。 1960年10月13日，銀行以及國際金融資本和本國資本控制的383家工業和商業企業實現了國有化。 10月14日，也就是緊接著的第2天，制定了城市改造的法律。後來，國內貿易也實現了國有化，……等等。這樣，帝國主義和本國資產階級的經濟權力被摧毀了。在革命的古巴，資本主義所有製事實上消失了。小的私人所有製的繼續存在，只是個次要的因素，對於這個島嶼的總的經濟和社會的局面毫無影響，雖然它值得引起領導的注意，以便促使它逐漸走向消亡。
這些事件是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民族的民主的措施同社會主義的措施完全結合了起來。任何人都難於將古巴的過程分成為各有其特殊措施的兩個階段。把革命分成兩個的公式只是存在於斯大林主義者和那些企圖阻止革命進程的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機會主義的頭腦之中。
正像我們看到的，不發達國家的群眾是拒絕把他們的革命分成階段的。他們不願意把他們的鬥爭局限在反對帝國主義，取得民族獨立上，他們還要清算國內的剝削者。他們不願只是擺脫帝國主義的剝削，而繼續遭受本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剝削。
在玻利維亞，沒有表明有可能掃除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而代之以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當其階級利益得到滿足，便中途停止不前，形成一個新的富裕階層，把國家和被剝削階級的利益置之度外。在古巴，如果米羅·卡多納和曼努埃爾·烏魯蒂亞在最初的危機中佔了上風，鞏固了他們在政府中的地位，也同樣會發生這種情況。
玻利維亞革命的領導沒有把民族資本主義搞掉，相反，他們支持民族資本主義，企圖發展一支強大的資產階級。面對著不受他們控制的群眾動員，他們就求助於昨天的敵人——帝國主義。民族資本家同帝國主義者結成聯盟，共同反對群眾。
玻利維亞從反面證實了古巴的教訓。只有通過不斷的，不停頓的鬥爭，趕走帝國主義和搞掉國內的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新社會。
兩方面的經驗，古巴正面的經驗和玻利維亞反面的經驗，一個接一個地證實了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在不發達國家，那裡革命是在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基礎上開始的，為了取得勝利，就必須鞏固工人階級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不要停留在完成民主的任務上，而要完成社會主義的任務，給資本主義以更強有力的致命的打擊。
古巴革命是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怎樣用到實踐中去的一個活榜樣。
托洛茨基主義者盡力使工人階級在其天然的同盟者——農民和貧苦的中等階級支持下，通過建立工人和農民的政府來掌握政權。斯大林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如同資產階級的傾向一樣，他們針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論點提出了革命分階段的理論：在第一階段，工人階級支持資產階級，使之掌握政權和實現國家工業化；到第2階段（那是遙遠將來的事），工人將以取得政權作為目的。這個理論被應用到了玻利維亞，證明它是錯誤的。因為資產階級一旦掌握政權，他們不是把國家從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使之得到發展，而是滿足於充當帝國主義的同夥來剝削群眾。另一方面，古巴卻是托洛茨基主義理論的例證，在那裡取得了對帝國主義和一切國內剝削者的全面勝利，開闢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2、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作用
必須強調指出，從上面談到的，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革命過程的結果取決於它的領導。如果不把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從領導地位中趕走，如同玻利維亞那樣，那革命就要宣告失敗，或至少陷於癱瘓和停滯不前，這樣，群眾爭得的東西，包括民主主義的東西，就有被廢棄掉的嚴重危險。
在當今的帝國主義階段，這些階級沒有能力領導一個革命過程。在古巴，在馬埃斯特臘山取得第一批成功以後，許多小資產階級分子就參加了進來。勝利以後，贏得了政權，更多的資產階級分子滲透進來了。但是，一當實行土地改革，後來又實現了國有化，這些分子就開始批評和阻礙革命，並進而反對革命，甚至還拿起了武器，就像埃斯坎布浪依事件的情況一樣。這些分子很快就同外國康采恩和巴蒂斯塔專制統治的代理人緊緊勾結在一起，最先同烏魯蒂亞和休伯·馬托斯等一批的領導人，轉到了反革命一邊。
因此，作為一個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沒有可能在革命中停留，直至革命取得最後結果，這在實踐上表現得很清楚，而不僅僅是在理論上。如果這些成分竟能保持住權力，那革命進程就要受到阻礙，就要改變方向；如果他們被從領導地位上攆走，他們就會全部投向敵人一邊。
3、武裝鬥爭和游擊戰爭
當民主道路受到資產階級專政的阻礙，當通常的鬥爭方法遭到一個頑固的鎮壓群眾的政府機器的反撲，當行使最基本的民主權利招致失業、坐牢、流放和集中營時，人民群眾和他們的先鋒，除了拿起武器和準備起義以外，沒有其他的選擇。
在不發達國家，斯大林主義者的通過和平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理論不僅是虛妄和行不通的，而且成了專制統治及其政府的有用的工具，用來巧妙地麻痺群眾，用來同革命先鋒的“極端主義”作鬥爭。
在大多數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政權被軍人集團或其他通過欺騙性選舉以及軍隊和警察的壓力而上台的專制統治的少數集團所掌握。在這些國家的大多數中，群眾及其先鋒的民主自由被取消了。議會制在絕望的危機中瀕於死亡。實際上，議會並沒有什麼意義，甚至不能作為質問的講壇，完全適應於選舉的騙局，它們只不過是政府的馴良的工具而已。
在這些情況下（所有拉美國家和大多數殖民地國家情況相似），武裝鬥爭就成為反對統治集團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其它的任何談論都變成了騙人的把戲。由於受到鎮壓，數量極少的口頭的或文字的抗議變成了滑稽劇。群眾或許要聽一聽這些抗議，不過他們不會相信它們，這是因為群眾在這些抗議中看不到反對現政權的有組織的和戰鬥的意志，群眾看到的是順從獨裁者所造成的情勢的順從心理。
古巴表明了，在這些情況下，解放人民的正確對策是走武裝鬥爭的道路。
游擊戰爭的軍事行動摧毀了拉美裝備最好的軍隊並且把群眾大規模地動員起來。
大致說來，古巴的游擊戰爭產生了以下幾種結果：
（1）它促使政府解體，加重了它的危機；
（2）它瓦解了軍隊的士氣。儘管擁有武器、飛機、大砲、凝固汽油彈，軍隊一喪失信心和士氣，就像紙糊的房子一樣倒塌下來；
（3）它提高了人民群眾對自己力量的信心，鼓舞他們的戰鬥精神。由於傳統的政黨對獨裁統治只做一些純屬字句上的反對，以及他們同巴蒂斯塔的勾結，使群眾產生懷疑心理並缺乏信心，而現在被一種新的激進的戰鬥的精神所取代了。群眾看到戰士們的決心和堅定精神，他們被吸引到鬥爭、革命行動中來，他們受到了鼓舞，提高了信心。群眾的內在力量被解放出來，變成一股強有力的、不可抗拒的洪流，而這又反過來給馬埃斯特臘山的領導集團以有力的推動。
在拉丁美洲現行條件之下，古巴游擊隊所取得的成果在其它任何國家也能實現。因此我以為游擊戰爭是革命者為使他們的人民從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剝削下解放出來必須採取的不容爭辯的道路。
軍事行動和游擊鬥爭受到過許多批評。有兩種批評值得分析一下：第1，那些主張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指責游擊戰是起義的冒險主義者；第2，他們還認為企圖以幾根槍和一小群人來創造客觀條件，這是違反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教導的，而且，這樣一來，就取消了群眾和革命政黨的行動。
第1種批評是站不住腳的，是缺乏值得一提的根據的。讓那些主張“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向我們說明，在那個國家資產階級和專制統治者曾經和平地、不經過鬥爭把政權交給群眾。因此，這種論點無需多談。
古巴革命者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崩潰、無情的獨裁統治以及工會領導已經官僚化和只存在著很小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時期，也就是在革命領導權陷於危機的時期，主張武裝鬥爭的。我們堅持主張游擊鬥爭是從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充分成熟這個不容爭辯的事實出發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已經腐朽，很久以來只待它的掘墓人去埋葬它。
游擊戰爭並沒有創造客觀條件，客觀條件已經存在。游擊戰爭作為一種政治、社會和軍事運動是從上述形勢出發的。特別在客觀條件已經成熟，而傳統的工人和馬克思主義政黨又不能動員群眾用無產階級鬥爭的傳統方式，即發動群眾進行暴動性的罷工來取得政權的情況下，游擊戰爭就更有理由。
認為游擊戰爭否定革命政黨的作用，那是不對的；相反，它提高了革命政黨的作用。在南斯拉夫、中國和越南，游擊鬥爭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在古巴和阿爾及利亞，那里傳統的工人政黨已證明不能擺脫它們的消極性、錯誤和保守主義，新的集團就填補它們的地位，承擔起政黨的作用。
游擊戰爭不能單從它的武裝鬥爭方面孤立起來觀察，而必須把它當作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整個政治鬥爭的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游擊隊是用以粉碎構成資本主義統治基礎的壓迫者的武裝力量的人民武裝力量。因此游擊戰爭不能代替群眾行動，甚至也不能代替某些其他的鬥爭形式。因此我們說，游擊戰爭是階級鬥爭在某個採用武裝手段的特殊階段的繼續，它並不排除其他的鬥爭形式，而是同其他鬥爭形式相結合的。
游擊戰爭如果同城市群眾隔離起來，那將可能是一個最嚴重的錯誤。必須把農村的武裝鬥爭和城市的群眾動員結合起來以保證勝利。
古巴人所主張的游擊方法對任何不發達國家都是適用的，雖然它的形式應該依照各國的不同特點而變化。在農民人數很多、土地問題尚未解決的那些國家裡，游擊隊要從農民中汲取自己的力量，游擊鬥爭要把廣大群眾發動起來，手執武器，解決他們的土地問題，如古巴從馬埃斯特臘山開始所發生的那樣。但是在另外一些國家，無產階級和城市的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將為游擊隊提供力量。
玻利維亞就是這樣的例子。在玻利維亞，已經實行了農業改革，雖然這種改革是有限的，但已經解決了基本的土地問題。然而，在這個國家裡，游擊戰爭仍然是摧毀軍人獨裁統治的必由之路。在我們這個國家裡，礦區、城市貧民窟以及某些農業地帶，生活條件非常困難，那些地方是發展游擊隊的肥沃的土壤。人口稠密地區的農民，他們的土地和地產收入仍沒有改變他們的貧困落後的境遇，他們也將在無產階級的影響下，爭取到鬥爭中來。實際上，資本主義農業改革，象玻利維亞所實行的和其他國家所計劃實行的那樣，是太局限了，並不能就使農民變成保守力量。只有農民組織中有薪金收入的、官僚化的領導層才會受這種影響。在玻利維亞，農民並不是游擊隊的敵人。在初期，農民將是同情的旁觀者，以後就會積極參加革命，農民所處的貧困落後狀況，將使他們繼續成為一支革命力量。
總而言之，古巴的革命過程埋葬了修正主義的斯大林主義的和平過渡及和平共處的理論。
4、革命政黨的作用
常常有人反復強調指出，古巴的革命過程否定了某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如必須有一個黨的理論。有人甚至於這樣說，黨已不必要，因為群眾可以沒有黨而取得政權。
確實，古巴革命的一個最令人注意的特點是，它是在沒有所謂工人政黨的參加，甚至是在反對所謂工人政黨的政策的情況下取得成功的。正是從這裡，人們得出一個簡單化的結論，即群眾能夠在沒有馬克思主義革命黨的領導下取得政權。
在古巴，革命的社會主義活動在19世紀下半葉就開始了。 19世紀末，馬克思的思想已在島上為人所周知。在20世紀最初5年，具有明確的馬克思主義方針的第一個工人政黨已經發展起來。在第3國際墮落以及它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化後，共產黨的左翼反對派和後來的第4國際所發動的鬥爭對古巴工人運動也留下了影響。
古巴共產黨，經過無數次的合併和策略的變換，採用了人民社會黨的名稱，直到卡斯特羅主義革命為止，古巴共產黨是在人民社會黨的名稱下活動的。
儘管這個黨有長期的經驗和影響，但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卻把它拋棄在一旁。更有甚者，人民社會黨還反對馬埃斯特臘山的游擊鬥爭，把菲德爾·卡斯特羅叫做冒險家和政變陰謀家
這個經驗提供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在我們的時代裡，我們親眼目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風暴的高漲。群眾的力量動搖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奔騰的革命打擊了不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並且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客觀勝利發生強大影響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氣氛下，形成自己的鬥爭手段。
古巴當時那裡是處在不能忍受的獨裁統治下面，一些傳統的工人政黨，由於組織上的弱點（某些黨如此，斯大林主義共產黨也是這樣），由於錯誤的政治立場（這種立場導致同巴蒂斯塔合作），不能履行領導群眾的職責。在這種情況下，一批激進化的青年，代表了時代的歷史必然性，創造了7月26日運動，並在以後在馬埃斯特臘山組織了擁有了一個廣闊的農民根據地的起義軍。這些新的政治組織，以一種不尋常的方式，起了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作用，用他們的行動代替了傳統的政黨，這些傳統的政黨已證明不能提高到履行時代的政治任務的水平。
那種認為古巴群眾在沒有一個黨的情況下也能取得政權，並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看法，是不確實的。起義軍和7月26日運動起著這種作用。這個經驗，在任何工人和共產黨被事實證明不能領導群眾進行武裝鬥爭，陷入保守主義和政治上消極的狀態的國家裡可能會重複出現，重要的是，如果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沒有擔負起它的歷史作用，新的政治力量將取代它的位置。相反的看法則會陷入機械決定論或者救世主論。
在各種革命力量順利地聯結起來，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又極其軟弱的現有情況下，這樣的黨是可以被取代的，如像古巴所發生的那樣。革命和群眾不能等待。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將追隨那些大膽英勇地給他們的敵人以最嚴重的打擊、用實際行動致力於解決歷史危機的人。而且，在過去，為了建立一個政治領導需要許多年月，在我們的時代，由於殖民地群眾急劇動員的激盪，由於工人國家取得的進展和社會覺悟的提高，這樣的領導能在短期內建立起來。
確實，開始時，7月26日運動和後來的馬埃斯特臘山的游擊隊沒有明確的理論的，並因而陷入混亂和錯誤之中。但是，他們與無地農民和種植園農業工人的結合，加之深入地發動了這些階層。以後又得到城市無產階級的支持，這就使7月26日運動的領導能夠提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上，在實踐中奉行列昂·托洛茨基指定的不斷革命的路線。
菲德爾的領導通過自身的經驗承認了這一理論：為了解決不發達國家的問題，在完成只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任務時，必須不停頓地採納社會主義的手段。
這是7月26日運動和起義軍的菲德爾的領導無可置疑的優點，它之所以有這個優點，是由於它在世界和拉丁美洲目前形勢的背景下，同群眾結合在一起的緣故。
在革命勝利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7月26日運動和起義軍的領導證明是不夠的，於是建立一個群眾性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必要性又提出了。這時，斯大林主義的黨在利己的動機下行動，從革命的反對者跳到相反的立場上，企圖奪取黨的控制權。統一革命組織，統一社會主義革命黨，最後古巴共產黨的發展過程反映了建立黨的要求，同時也反映了革命的領導同斯大林主義分子的衝突，斯大林主義分子在蘇聯壓力的幫助下，拼命爭取在這一過程中取得優勢，同時助長調和主義者右翼的抬頭。在埃斯卡蘭特事件中達到頂點的這些磨擦的結局，對古巴工人國家的未來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5、不發達國家中農民的作用
在多數不發達國家中至今還未解決的土地問題造成了廣大的農民群眾，他們構成人口的壓倒多數，有著特殊的革命潛在力量和爆炸力。托洛茨基在他的《不斷革命論》一書的最後一章“不斷革命是什麼？基本的要求”中指出農民在革命中重要的特殊的地位，明白宣稱無產階級只有與農民結成同盟才能取得勝利。
古巴革命已經表明，不發達國家的農民能夠起革命的作用，在爭取擺脫封建——資本主義剝削、贏得土地和自身解放的鬥爭中，他們可以成為對工人階級的強大推動力量。不發達國家的農民是與無產階級緊密相連的。在玻利維亞，工廠和礦業工人有親眷和家屬在農村，假日里，他們同他們的親眷和家屬一起在土地上耕作。然而，當他們回到農村時，他們就把他們的無產階級精神隨身帶去。
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崩潰的時代裡，農民起義是不發達國家的一個顯著的特點。不過，農民的作用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因此不能說是“農民革命”或“農民政府”。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起義的農民自己不能取得政權而只是幫助資產階級取得政權，這表明農民在擔負革命的領導上，能力是有限的。在現時代，無產階級是最有生氣和最進步的階段，農民起義使得工人階級的代表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取得政權，這個工農聯盟是在斗爭中間出現並得到鞏固。
卡斯特羅革命勝利的推動力量是農民。起義軍憑籍借武力實行土地改革。但是，當這一力量與城市和甘蔗種植園的工人運動匯合在一起的時候，這些基本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就同其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任務結合在一起了。工人階級的捲入堵塞了自由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組織在政權中的影響，後來又推動了革命的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傾向。
6、地理宿命論
在古巴革命之前，每當我們革命者提出爭取工人政權鬥爭問題的時候，人們就告訴我們，這樣的條件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在地理上居住在美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內，我們連把我們的政權維持24小時也不可能。在古巴，懦夫、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堅持認為，他們島嶼的位置是不利於革命的，四面環海是不利的，因為它可以成為入侵和封鎖的方便之路。在玻利維亞的情況下，它的四面被陸地包圍的位置也被認為是不利的，因為帝國主義可以慫恿鄰國對它進行干涉和封鎖。這種宿命論的信條，成為下面這種理論的基礎，即不發達國家必須坐等帝國主義中心的革命，這是不發達國家進行自己革命的必要先決條件。拉丁美洲各個民族必須坐等美國社會革命的勝利，那時，由於壓迫者的鎖鏈打碎了，他們才能夠開始進行自己的革命。
古巴革命的勝利推翻了這種地理宿命論。既然距離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主義強國僅90哩的古巴能夠解放自己，廢除資本主義剝削的統治，那麼，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也就能夠這樣做。既然只有800萬人口的古巴能夠克服經濟封鎖，戰勝軍事干涉，那麼，這個大陸的其它民族也就能夠做到這一點。無論它的地理位置怎麼樣，任何民族都能解放自己，維持它的革命政權。
古巴革命埋葬了假革命者用來支持其論點的地理宿命論。
7、輸出革命
地理宿命論不再能存在，因為世界任何一部分的革命都在國內和國際上產生一種力量，對這種力量，資本主義是無力反抗的。
古巴革命給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人民群眾以鼓舞。它不僅掃除了關於革命分階段，和平道路以及與民族資產階級結成民族民主陣線等虛妄的機會主義的觀點，使那些宣揚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勝利的人陷於孤立，等等；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強有力的推進了拉丁美洲群眾的動員，加速他們政治上的成熟。在各個國家，“為走古巴道路而鬥爭”的口號已成為時代的號令，這意味著進行武裝行動和游擊戰爭，對帝國主義和國內資本主義作毫不留情的鬥爭，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對外國和國內的剝削者實行國有化措施——總之一句話，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不僅殖民地的群眾為古巴革命所震動，就是工人國家也是這樣。因為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一個工人國家在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強國的鼻子底下，在蘇聯或其它共產黨沒有起任何作用的情況下順利建立起來了。
菲德爾的領導把它自身紮根於這些國際力量之中，這是它的非常聰明的地方，也是它的一個優點。正是由於動員了這些力量，使帝國主義動彈不得。美國有充足的軍事手段去摧毀古巴，可是它沒有這樣做，因為它害怕在支持古巴中動員起來的群眾所顯示出的強大國際力量。美國可以輕易轟炸古巴，然而，鑑於這種轟炸在拉丁美洲群眾所會引起的反響，即他們將行動起來用巨大的力量來反對它，而猛然煞車了。古巴之使美國害怕，不是因為它的軍事或經濟力量強大，而是因為它給群眾樹立的榜樣具有巨大的社會力量。
這就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所說的“輸出革命”。所謂“輸出革命”，不是別的，而是任何革命過程固有的一種原動力，並且對這種革命過程來說該是天經地義的事。革命是通過它的榜樣的吸引力而擴大自身的。世界現實是一個單一的整體，一個國家的勝利是所有被壓迫國家的勝利，因為它們有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毫無疑義，革命的領導必須指導這一自然的過程，如古巴在第2個哈瓦拉宣言和3大洲會議上所做的那樣，支持一切國家的革命鬥爭和革命首創精神。尤其必要的是著手建立一個包括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工人和在人民中有威望的政治派別在內的拉丁美洲群眾統一陣線，這個統一陣線使我們大陸爭取民族和社會解放的鬥爭步調一致起來。
古巴革命的榜樣對所有拉丁美洲國家都是適用的，它必定要發展成為拉丁美洲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
保衛古巴革命
古巴革命已經成為拉丁美洲和全世界所有革命者和群眾的財富。所以，保衛古巴革命是群眾和領導人的職責。 3大洲會議通過支持古巴革命的決議，表明了它認識到這種職責。然而，重要的是，如何使這些支持卓有成效，使它不致變成只是一種善良願望的宣言書。
我們提出保衛古巴革命的兩個方面：古巴國內和古巴國外。
1、古巴國內
對革命的內部危險基本上來自革命的銷蝕和衰退，來自黨和國家的官僚化。這些原因影響到群眾對政府的支持，不僅在國內如此，而且在國際上也如此。
從馬克思以來，革命者就主張，一旦革命過程一經開動，它就必須不停頓繼續前進。為了保持他們的信心，群眾不斷地要求新的勝利，不管勝利是多麼小。當革命不向前進的時候，它就向後退了。
為此，群眾和革命領導人必須警惕那些遏制群眾前進、主張各種對抗力量調和共存，企圖把革命過程分為階段的理論。
在古巴革命的最初階段，穩定化和和解的危險是較小的。可是，在今天，由於斯大林主義者同馬埃斯特臘山革命者的聯合，這種危險成為現實了。斯大林主義者助長與帝國主義和解的傾向，企圖阻止革命前進，他們可能要更進一步的這樣做。革命者有責任警惕這種危險，同它作有力的鬥爭，如在埃斯卡蘭特事件中所做的那樣。
至於黨和國家的官僚化，這在任何革命中，特別是在不發達國家的革命中，是一種明顯的危險。這一危險可以通過動員群眾參加新國家一切機構工作而得到避免。對官僚主義畸形的解毒劑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不論在控制政府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還是在工人國家的機構裡都是這樣。
革命勝利之後，革命領導負有摧毀舊的資本主義機器，並在它的廢墟上創建新的政治組織——工人國家的使命。
在這個政治組織的領域內，古巴革命取得的進步是最小的。我不否定菲德爾領導執行了某種防止官僚化危險的措施,也不是否定這個領導已經開始建立一種“協商的或平民的會議”，群眾從這種會議上了解到情況，但他們不能在那裡審議並決定問題。據我們看來，這種父權制的民主是不夠的，按照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觀點來看，古巴仍然沒有工人國家的適當的政治社會組織，這是古巴革命的一個薄弱環節。
列寧在他的基本著作《國家與革命》中闡述的工人國家的結構，是紮根在由群眾民主建立的各個團體的基礎之上的。
古巴需要蘇維埃或工人委員會。我不是爭辯它們應該採取什麼形式，但從根本上說，它們必須由民主選舉產生，它們必須作為這樣一個工具進行工作：群眾通過它們可以乾預、審議和決定這個國家的行政、經濟和政治事務。決不可忘記，代替資本主義統治的國家不是其它什麼，而是民主組織起來的整個生產者群眾。
可是，沒有所有不同政治派別（這些政治派別都是尊重和保衛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組織的）的廣泛和自由的發揮作用，古巴工人國家的政治機器就既不會有活力，也不會有發展的能力。
在一段時期的摸索之後，古巴組成了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下的新的共產黨。這個單一的政黨統治國家的一切政治關係，其它派別都不容許活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錯誤，並且成為一個非常嚴要的危險（最嚴重的危險之一），因為它限制了群眾的自由的首創精神，助長了分裂，阻塞了群眾的熱情。
在保衛革命的古巴中，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建議，一方面，按照工人委員會的路線組織古巴政府，另一方面，承認多個有組織的政治派別的製度，或者在現在的共產黨內容許有多個政治派別存在，並對它們發揮作用，提供一切必要的保證，或者採取允許多個革命政黨存在的製度。
通過對建設社會主義古巴的最好形式和道路的各種思想的交鋒，生氣勃勃的群眾將以他們的首創性、意志和勇敢精神堵塞保守主義，防止革命的消沉衰退，剷除官僚主義，及時地維護革命的健康發展。
2、古巴國外
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堅信，只有使革命的發展打破民族的局限，擴大到全大陸和全世界，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完全和確定的勝利。
這個觀點，基本上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是同“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虛妄理論對立的，這一觀點已經部分地為古巴革命的菲德爾領導所接受。號召拉丁美洲群眾奪取政權的第2個哈瓦拉宣言和3大洲會議的呼籲是這樣做的榜樣。可是為了推動世界革命向前發展，需要比決議和宣言更多的東西，確實，古巴革命的繼續前進，它的深入，不斷獲得一個接一個的勝利，可以使它成為對拉丁美洲群眾的一個客觀的推動力量。在這一過程中，有辨證的內部關係。古巴革命推動了群眾前進，反過來，群眾也推動古巴革命。政治領導必須懂得這個過程，使這一過程成為自覺的，並把它發展到最大限度，在全大陸範圍採取堅定的態度和有計劃的行動。
這樣，從國際的觀點來看，保衛古巴意味著在每個和任何一個拉美國家進行革命，意味著在自已的國家開始進行驅逐帝國主義、肅清資本主義的鬥爭。我們玻利維亞托洛茨基主義者要在玻利維亞做菲德爾領導集團在古巴所做的工作——建立我們玻利維亞工人的國家，我們的工農政府。其它國家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態度也一樣。我們懂得，在任何一個拉美國家打敗資本主義，就是對古巴革命的最好支持。演講，許諾和廉價的阿諛文章不能保衛古巴。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反對機會主義者和調和主義者，他們認為革命對古巴來說是好事，並在這個島嶼範圍內支持它；可是他們認為這對玻利維亞、智利、阿根廷等國來說，並不是好事。斯大林主義者企圖建立支持古巴委員會，甚至民族剝削者也容許加入，而不是組織群眾的革命行動，在這個委員會裡，從而拋棄了革命的社會主義前景。
保衛古巴，從國際上來說，就要求採取強有力的態度，把社會主義的勝利果實交給群眾。作為走向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決定性一步，古巴革命的影響必須擴大到帝國主義中心的工人中，首先是美國，腐蝕帝國主義的根基，為它迅速崩潰做好準備。
保衛社會主義古巴的最好方法是進行勇敢的、堅決的革命鬥爭。
譯自美《國際社會主義評論》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1968年3、4月號
原文見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isr/vol29/no2/cuba.htm
[1]作者是玻利維亞托派組織革命工人黨前總書記
烏科·格蘭沙裡斯·馬什科蘇[1]
The Cuban Revolution and Its Lessons
Hugo Gonzalez Moscoso
古巴革命和它產生的工人國家，同俄國革命、中國革命和其他類似的革命一起，是表現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群眾把他們自己從帝國主義剝削下解放出來，過比較美好的生活的願望的積極的成就。
但是，古巴革命不是一個獨特或例外的事件，而是一個過程發展到最後的結果，這個過程除了特殊的民族特點以外，是從所有不發達國家共同具有的水平上開始的。這意味著其它國家的人民也能仿效古巴的道路，使古巴革命的一般特點適應於他們自己民族的、地方的和地區的特點。
由於古巴是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群眾在正確領導下能夠做出怎樣的成就的一個榜樣，指出它的教訓、經驗、指導意義，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先鋒熟悉它，是必要與有益的。
不發達國家走向文明的道路
不平衡發展的過程把世界劃分為先進的工業化的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當前者向外擴張，它們就統治後者，使之變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是，從一開始，不發達國家就起來鬥爭，以擺脫這種統治。解放自己的理想，同趕上先進國家的發展水平、克服它們的落後狀態的想法一起產生了。
兩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南斯拉夫和中國的革命，擴大並促進了殖民地人民的起義和革命。今天，殖民地世界驚人的動員過程正在繼續中，它動搖資本主義世界的基礎，為工人國家的無限制的發展開闢道路。大量經濟上、文化上處於落後狀態的群眾正在表現出要求共享現代文明的願望。在時起時伏的不斷鬥爭中，他們不僅要通過正式的獨立取得同發達國家一樣的政治權利，還要求同樣的生活水平。從帝國主義統治下取得民族解放是同經濟的發展和多樣化，改善群眾生活條件密切聯繫在一起的。
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各個階層，對這些深刻的群眾潮流表示附和，贊同這一類型的某些要求，即在不妨礙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情況下，允許有一些經濟發展。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這些領導人就不可避免地要處於同我們時代的現實相衝突的境地。
一個不發達國家要得到發展，要有為其發展計劃提供資金的資本和積累的基金，而這正是一個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所缺少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各階層不同意無償地剝奪帝國主義者所榨取的剩餘價值和出租的土地。他們不支持在國家管制下實行計劃經濟、以利用自然資源。
不改變不發達國家的結構，對資本的需要只能是全部或大量地依靠國外信貸。這樣帝國主義就會捲土重來，並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人的手腳束縛起來，這些領導人在已經動員起來的群眾的壓力下。開始時曾經起來反對帝國主義。雖然帝國主義者答應給予貸款，然而由於貸款數目的微小，由於它們被指定用於一些次要的工程，由於它們附加的條件和要求，這些貸款同不發達國家發展經濟和實現工業化的願望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這是拉丁美洲人民的歷史，他們越來越深地陷入美帝國主義債務的深淵中，不能從悲慘的落後狀態中解脫出來。
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舞台上轉來轉去。在動員起來的群眾的壓力下，同時為了企圖把群眾控制在手裡，他們領導了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舉起發展經濟的旗幟；然而由於脫不出資本主義的限制，他們又重新陷於帝國主義的統治底下，而這意味著陷於民族壓迫和不發達的狀態中。沒有一個不發達國家能夠在帝國主義統治下取得進步，達到工業化國家的水平。這是歷史的教訓。在現在的世界局勢下，資產階級的領導不可能完成民族、經濟和政治獨立的任務。它們不能實現民族統一，實行計劃經濟或真正的土地改革。這也就是，他們不能引導到一個生產力不斷增長的時代，使殖民地、半殖民地變成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重演17、18、19世紀資產階級曾經扮演的角色。在目前帝國主義垂死掙扎和腐朽沒落的階段，不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不可能完成本應由他們完成的任務，像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曾經完成的那樣。
資產階級走到了盡頭，在那裡，代替不發達國家取得解放和向前發展的是壓迫鎖鏈的加固和更加落後。面對這種情況，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提出走革命道路，剝奪帝國主義，清算本民族的剝削者，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完成已經推遲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並把它同包括建立工人國家在內的社會主義任務結合起來。
殖民地人民群眾的廣泛動員，是沿著兩條道路進行的。在資產階級領導下，他們的結果是耗盡元氣和遭到失敗，要求發展經濟和群眾能有較好的生活水平的期望成了泡影，在革命的領導下，他們取得了勝利，這表明，摧毀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秩序，建設社會主義是不發達國家走向現代文明的道路。
古巴和玻利維亞：兩條道路——一條道路走向了勝利
古巴是沿著革命道路進行的，因此成功地建立了拉丁美洲第一個工人國家。我們認為，這既不是命中註定，也不是一個獨特和例外的過程——任何拉丁美洲國家都具有在這個大陸和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那些客觀條件，都可以取得像古巴那樣的勝利。為了更充分地了解這個問題，沒有比把古巴和玻利維亞的過程加以比較，分析造成不同結果的原因更有益的了。
首先我們不妨看一看玻利維亞和古巴革命前的情況。兩者都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國家，雖然取得了形式上的獨立，但完全被帝國主義所支配。作為典型的半殖民地，他們都是單一生產國家——古巴的糖和玻利維亞的錫——資源都被帝國主義財團控制。兩國的土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中，在玻利維亞至今殘存的封建性農奴制是一個更加使情況惡化的因素。
商業、銀行、交通運輸工具和其他主要經濟活動都被帝國主義者所控制，在這些國家，經濟的多樣化和製造業都沒有得到發展。作為這種情況的結果，民族資產階級是軟弱的和寄生的，它依賴帝國主義財團留下的麵包屑過日子，國家全部經濟和政治生活是為帝國主義利益服務的。歷屆政府都是帝國主義代理人，而根本不是代表民族利益。
人民——工人階級、農民、貧苦的中等階級——在貧困、落後和屈辱的條件下生活。他們流浪在自己的國土上，備受歧視，在擁有無限權力的壓迫者和美帝代理人的面前沒有任何權利。
這種相同的卑屈、貧困和落後的情況，是玻利維亞和古巴革命發展的起點。
1952年4月9日，在玻利維亞，人民群眾催垮了博利維安將軍的錫礦巨頭的政府。一個開始只是軍隊、警察和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參與的政變，由於拉巴斯工業無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貧困階層的干預，變成了人民起義。政變遭到了挫敗，起義勝利了。革命工人黨（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幫助這次起義取得了勝利，但是由於它的組織上的弱點，政權落到了革命民族主義運動手中，這就是說，群眾戰勝了軍隊和寡頭政治，但是他們並沒有得到權力。一個左翼的、反帝投機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從他們那裡竊取了革命的果實。
從玻利維亞革命一開始，就出現了兩個完全相反的政治路線：革命工人黨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和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主張。革命工人黨號召全力開展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號召群眾積極地有組織地參加政府和經濟管理，開展真正的土地革命，以無產階級領導來代替小資產階級領導，以便導向建立一個工農政體。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它處在政府的牢固控制下，堅持認為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他們提出要發展一支強大的民族資產階級，以便在玻利維亞建立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經濟。
在革命的頭幾年，在這兩種思想的衝突和對立中，革命民族主義運動覺得自已必須被迫向群眾讓步。為了維持自已的權力，它不得不實行土地改革、實現礦山國有化，建立工人監督等。但是，在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屈服於群眾壓力的同時，它卻力圖使這些群眾爭得來的東西失效，盡力閹割其革命內容。土地改革成了分給地契的漫長的繁瑣的官僚主義的過程，面對引起的經濟和技術問題卻不作任何解決。在礦山國有化上，支付了大量的賠償金，使採礦業主陷於缺乏資金，工人監督的基礎原來極為有限，由於官僚主義它更是日趨縮小。商業、銀行和其它的帝國主義或民族的財團沒有觸動。
只走了一段短短的路程，革命就停止不前了。群眾爭得的東西，許多又漸漸地丟掉了。國家的大門向帝國主義敞開著。帝國主義變成了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及其政權的盟友。
軍隊同警察一起被改組，轉而聽從美國佬的軍事命令。當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同帕斯·埃斯登索羅的政府不能再牽制群眾時，軍隊就在1964年11月14日演出了一場預防性政變，完全控制了政府。
軍人政權，先是在軍政府，後來在巴里恩托斯總統統治之下，把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剝奪群眾爭得來的東西這個尚未完成的工作進一步推向前進，他們破壞工會，削減工資，襲擊國有化的資產，把國家變成為美國的殖民地。
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革命被引向災難，經濟不能發展，礦業生產下降50%，達到崩潰的邊緣；石油工業再次對美國壟斷資本開放，這一情況現在正在扼殺政府經營的康采恩——玻利維亞國家石油公司；製造業半癱瘓；農業生產下降；失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更加惡劣。這些就是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統治20年的後果！
在革命民族主義運動領導下玻利維亞革命所走的道路不能引向民族獨立；不能發展經濟，不能改善群眾生活。它最後以恢復為1952年起義所打敗的軍人寡頭政權而告終。
在菲德爾·卡斯特羅、切·格瓦拉和7月26日運動領導下古巴革命所走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誠然，在馬埃斯特臘山，起初革命者的宣言帶有局限性，只提出資本主義“人性化”和建立民族主義政府，但不久，迫於鬥爭自身的需要和他們與無地農民的親密關係，革命者發現自己必須制定土地改革的進一步綱領。後來，在他們奪取政權之後，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他們採取打碎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機器的措施，以回擊帝國主義和國內剝削者的進攻，為了抵抗他的敵人，卡斯特羅一再激勵工人、農民和人民動員起來，使自己紮根於他們之中，使革命深入下去，隨著在馬埃斯特臘山就已開始的土地改革之後，對帝國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實行了國有化，然後又實行了城市改革，貨幣和教育改革，實行計劃經濟，使工業發展多樣化，提高農民和城市群眾的生活水平。解散舊軍隊，代之人民的武裝組織：民兵和起義軍。
這一過程不可阻擋地引向拉丁美洲第一個工人國家——古巴工人國家的建立。然而，為了達到這一水平，革命者領導自身經歷了一個清洗的過程。由於革命的深入和群眾自身權利的贏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從行列中退了出來，跑到帝國主義反革命陣營那邊去。古巴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為了贏得勝利，菲德爾政府把自身紮根於古巴群眾、世界殖民地群眾和工人國家之中。在玻利維亞，與此相反，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權同帝國主義結成同盟，在國內反對群眾，在國際上站在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一邊，反對社會主義革命陣營。
在這前後7 年之間，古巴和玻利維亞革命從大約同一水平出發但卻遵循著不同的道路。兩國領導的主要核心的行動路線也正好相反，卡斯特羅領導起初紮根於農民之中，之後又紮根於工人群眾之中，發動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革命民族主義運動領導則背離群眾，出賣他們，同帝國主義和玻利維亞寡頭統治結成同盟。
結果，玻利維亞革命走向失敗、危機並拜倒在帝國主義面前；古巴革命走向勝利，經濟得到發展，古巴人民得到較好的生活，民族和社會得到解放。
這樣，我們看到了，走著兩條不同道路的兩個革命，雖然他們兩者都有著同樣的成功可能性，結果只有一個取得勝利。這一結局不是命裡註定的，而是他們的領導採取相反的策略和戰略觀點的結果。
從古巴勝利學到的教訓
然而，這個一般的結論是不夠的。必須更具體地論證古巴革命的教訓。我們應當學習，為了領導群眾走向勝利需要做些什麼，那些錯誤將招致失敗（象玻利維亞情況一樣）而應加以避免。
根據我的見解，下面談到的就是主要的教訓，這些教訓證實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
1、革命的過程是不斷的，是不分階段的
古巴革命給我們第一個實際的理論上的教訓是，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過程是不划分階段的，它不停留在一個中間階段上。
在一個不斷的過程中，革命把帝國主義趕走，並清算民族資本主義的製度。這是取得勝利，贏得政治解放和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
古巴的進程不是停留在任何中間階段上，而是推向前進直至建立一個工人國家。正由於此，它勝利了。另一方面，在玻利維亞，革命在取得最初的推進之後，就被牽制住了，而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革命變了質，被擊敗了——在12年的鬥爭之後，軍隊重新掌握了政權。然而，在古巴，僅僅兩年之後，一個工人的國家就發展了起來。這就表明，任何落後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為了取得進步，把自己變為一個走在工業化道路上的自由國家，就必須把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同反對民族資本主義的鬥爭結合起來，實現由民族的資產階級的民主的任務直到建立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秩序的任務。不停頓地並結合起來實現這些任務，才能使政治上的勝利得到保證，並為經濟發展開闢道路。在這個過程中，革命的領導自身必須進行清洗。擺脫那些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分子的革命同路人，並把自己變為領導工人階級、農民和中等階級貧困階層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隊伍。
在古巴，這個過程發展得很明顯。 1959年1月1日，巴蒂斯塔政府垮台，成立了以曼努埃爾·烏魯蒂亞為總統。米羅·卡多納為總理的新政府。 2月16日，卡多納退出政府，菲德爾·卡斯特羅參加了政府。 7月18日，在一次危機之後，烏魯蒂亞和他的部長們退出了，勞爾·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取代了他們的位置。 1961年4月16日，菲德爾·卡斯特羅宣告了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對革命的領導的這種洗刷，是革命進程向前發展和採取激進措施的結果。
新政府的第一批措施，在於謀求改進人民的生活條件。 1959年3月3日，制定了降低電力費用的法律，同年3月6日，制定了削減租金的法律。 5月17日，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法律。 1959年12月13日關於恢復被濫用的資產的法律，就已經是個進步的措施，因為它本身就意味著對剝奪者的沒收。第二年的7、8月，對美帝國主義的企業開始實行國有化。後來，對外貿易也處於國家管制之下，國家實現了對外貿易的壟斷。 1960年10月13日，銀行以及國際金融資本和本國資本控制的383家工業和商業企業實現了國有化。 10月14日，也就是緊接著的第2天，制定了城市改造的法律。後來，國內貿易也實現了國有化，……等等。這樣，帝國主義和本國資產階級的經濟權力被摧毀了。在革命的古巴，資本主義所有製事實上消失了。小的私人所有製的繼續存在，只是個次要的因素，對於這個島嶼的總的經濟和社會的局面毫無影響，雖然它值得引起領導的注意，以便促使它逐漸走向消亡。
這些事件是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民族的民主的措施同社會主義的措施完全結合了起來。任何人都難於將古巴的過程分成為各有其特殊措施的兩個階段。把革命分成兩個的公式只是存在於斯大林主義者和那些企圖阻止革命進程的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機會主義的頭腦之中。
正像我們看到的，不發達國家的群眾是拒絕把他們的革命分成階段的。他們不願意把他們的鬥爭局限在反對帝國主義，取得民族獨立上，他們還要清算國內的剝削者。他們不願只是擺脫帝國主義的剝削，而繼續遭受本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剝削。
在玻利維亞，沒有表明有可能掃除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而代之以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當其階級利益得到滿足，便中途停止不前，形成一個新的富裕階層，把國家和被剝削階級的利益置之度外。在古巴，如果米羅·卡多納和曼努埃爾·烏魯蒂亞在最初的危機中佔了上風，鞏固了他們在政府中的地位，也同樣會發生這種情況。
玻利維亞革命的領導沒有把民族資本主義搞掉，相反，他們支持民族資本主義，企圖發展一支強大的資產階級。面對著不受他們控制的群眾動員，他們就求助於昨天的敵人——帝國主義。民族資本家同帝國主義者結成聯盟，共同反對群眾。
玻利維亞從反面證實了古巴的教訓。只有通過不斷的，不停頓的鬥爭，趕走帝國主義和搞掉國內的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新社會。
兩方面的經驗，古巴正面的經驗和玻利維亞反面的經驗，一個接一個地證實了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在不發達國家，那裡革命是在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基礎上開始的，為了取得勝利，就必須鞏固工人階級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不要停留在完成民主的任務上，而要完成社會主義的任務，給資本主義以更強有力的致命的打擊。
古巴革命是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怎樣用到實踐中去的一個活榜樣。
托洛茨基主義者盡力使工人階級在其天然的同盟者——農民和貧苦的中等階級支持下，通過建立工人和農民的政府來掌握政權。斯大林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如同資產階級的傾向一樣，他們針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論點提出了革命分階段的理論：在第一階段，工人階級支持資產階級，使之掌握政權和實現國家工業化；到第2階段（那是遙遠將來的事），工人將以取得政權作為目的。這個理論被應用到了玻利維亞，證明它是錯誤的。因為資產階級一旦掌握政權，他們不是把國家從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使之得到發展，而是滿足於充當帝國主義的同夥來剝削群眾。另一方面，古巴卻是托洛茨基主義理論的例證，在那裡取得了對帝國主義和一切國內剝削者的全面勝利，開闢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2、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作用
必須強調指出，從上面談到的，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革命過程的結果取決於它的領導。如果不把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從領導地位中趕走，如同玻利維亞那樣，那革命就要宣告失敗，或至少陷於癱瘓和停滯不前，這樣，群眾爭得的東西，包括民主主義的東西，就有被廢棄掉的嚴重危險。
在當今的帝國主義階段，這些階級沒有能力領導一個革命過程。在古巴，在馬埃斯特臘山取得第一批成功以後，許多小資產階級分子就參加了進來。勝利以後，贏得了政權，更多的資產階級分子滲透進來了。但是，一當實行土地改革，後來又實現了國有化，這些分子就開始批評和阻礙革命，並進而反對革命，甚至還拿起了武器，就像埃斯坎布浪依事件的情況一樣。這些分子很快就同外國康采恩和巴蒂斯塔專制統治的代理人緊緊勾結在一起，最先同烏魯蒂亞和休伯·馬托斯等一批的領導人，轉到了反革命一邊。
因此，作為一個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沒有可能在革命中停留，直至革命取得最後結果，這在實踐上表現得很清楚，而不僅僅是在理論上。如果這些成分竟能保持住權力，那革命進程就要受到阻礙，就要改變方向；如果他們被從領導地位上攆走，他們就會全部投向敵人一邊。
3、武裝鬥爭和游擊戰爭
當民主道路受到資產階級專政的阻礙，當通常的鬥爭方法遭到一個頑固的鎮壓群眾的政府機器的反撲，當行使最基本的民主權利招致失業、坐牢、流放和集中營時，人民群眾和他們的先鋒，除了拿起武器和準備起義以外，沒有其他的選擇。
在不發達國家，斯大林主義者的通過和平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理論不僅是虛妄和行不通的，而且成了專制統治及其政府的有用的工具，用來巧妙地麻痺群眾，用來同革命先鋒的“極端主義”作鬥爭。
在大多數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政權被軍人集團或其他通過欺騙性選舉以及軍隊和警察的壓力而上台的專制統治的少數集團所掌握。在這些國家的大多數中，群眾及其先鋒的民主自由被取消了。議會制在絕望的危機中瀕於死亡。實際上，議會並沒有什麼意義，甚至不能作為質問的講壇，完全適應於選舉的騙局，它們只不過是政府的馴良的工具而已。
在這些情況下（所有拉美國家和大多數殖民地國家情況相似），武裝鬥爭就成為反對統治集團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其它的任何談論都變成了騙人的把戲。由於受到鎮壓，數量極少的口頭的或文字的抗議變成了滑稽劇。群眾或許要聽一聽這些抗議，不過他們不會相信它們，這是因為群眾在這些抗議中看不到反對現政權的有組織的和戰鬥的意志，群眾看到的是順從獨裁者所造成的情勢的順從心理。
古巴表明了，在這些情況下，解放人民的正確對策是走武裝鬥爭的道路。
游擊戰爭的軍事行動摧毀了拉美裝備最好的軍隊並且把群眾大規模地動員起來。
大致說來，古巴的游擊戰爭產生了以下幾種結果：
（1）它促使政府解體，加重了它的危機；
（2）它瓦解了軍隊的士氣。儘管擁有武器、飛機、大砲、凝固汽油彈，軍隊一喪失信心和士氣，就像紙糊的房子一樣倒塌下來；
（3）它提高了人民群眾對自己力量的信心，鼓舞他們的戰鬥精神。由於傳統的政黨對獨裁統治只做一些純屬字句上的反對，以及他們同巴蒂斯塔的勾結，使群眾產生懷疑心理並缺乏信心，而現在被一種新的激進的戰鬥的精神所取代了。群眾看到戰士們的決心和堅定精神，他們被吸引到鬥爭、革命行動中來，他們受到了鼓舞，提高了信心。群眾的內在力量被解放出來，變成一股強有力的、不可抗拒的洪流，而這又反過來給馬埃斯特臘山的領導集團以有力的推動。
在拉丁美洲現行條件之下，古巴游擊隊所取得的成果在其它任何國家也能實現。因此我以為游擊戰爭是革命者為使他們的人民從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剝削下解放出來必須採取的不容爭辯的道路。
軍事行動和游擊鬥爭受到過許多批評。有兩種批評值得分析一下：第1，那些主張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指責游擊戰是起義的冒險主義者；第2，他們還認為企圖以幾根槍和一小群人來創造客觀條件，這是違反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教導的，而且，這樣一來，就取消了群眾和革命政黨的行動。
第1種批評是站不住腳的，是缺乏值得一提的根據的。讓那些主張“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向我們說明，在那個國家資產階級和專制統治者曾經和平地、不經過鬥爭把政權交給群眾。因此，這種論點無需多談。
古巴革命者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崩潰、無情的獨裁統治以及工會領導已經官僚化和只存在著很小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時期，也就是在革命領導權陷於危機的時期，主張武裝鬥爭的。我們堅持主張游擊鬥爭是從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充分成熟這個不容爭辯的事實出發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已經腐朽，很久以來只待它的掘墓人去埋葬它。
游擊戰爭並沒有創造客觀條件，客觀條件已經存在。游擊戰爭作為一種政治、社會和軍事運動是從上述形勢出發的。特別在客觀條件已經成熟，而傳統的工人和馬克思主義政黨又不能動員群眾用無產階級鬥爭的傳統方式，即發動群眾進行暴動性的罷工來取得政權的情況下，游擊戰爭就更有理由。
認為游擊戰爭否定革命政黨的作用，那是不對的；相反，它提高了革命政黨的作用。在南斯拉夫、中國和越南，游擊鬥爭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在古巴和阿爾及利亞，那里傳統的工人政黨已證明不能擺脫它們的消極性、錯誤和保守主義，新的集團就填補它們的地位，承擔起政黨的作用。
游擊戰爭不能單從它的武裝鬥爭方面孤立起來觀察，而必須把它當作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整個政治鬥爭的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游擊隊是用以粉碎構成資本主義統治基礎的壓迫者的武裝力量的人民武裝力量。因此游擊戰爭不能代替群眾行動，甚至也不能代替某些其他的鬥爭形式。因此我們說，游擊戰爭是階級鬥爭在某個採用武裝手段的特殊階段的繼續，它並不排除其他的鬥爭形式，而是同其他鬥爭形式相結合的。
游擊戰爭如果同城市群眾隔離起來，那將可能是一個最嚴重的錯誤。必須把農村的武裝鬥爭和城市的群眾動員結合起來以保證勝利。
古巴人所主張的游擊方法對任何不發達國家都是適用的，雖然它的形式應該依照各國的不同特點而變化。在農民人數很多、土地問題尚未解決的那些國家裡，游擊隊要從農民中汲取自己的力量，游擊鬥爭要把廣大群眾發動起來，手執武器，解決他們的土地問題，如古巴從馬埃斯特臘山開始所發生的那樣。但是在另外一些國家，無產階級和城市的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將為游擊隊提供力量。
玻利維亞就是這樣的例子。在玻利維亞，已經實行了農業改革，雖然這種改革是有限的，但已經解決了基本的土地問題。然而，在這個國家裡，游擊戰爭仍然是摧毀軍人獨裁統治的必由之路。在我們這個國家裡，礦區、城市貧民窟以及某些農業地帶，生活條件非常困難，那些地方是發展游擊隊的肥沃的土壤。人口稠密地區的農民，他們的土地和地產收入仍沒有改變他們的貧困落後的境遇，他們也將在無產階級的影響下，爭取到鬥爭中來。實際上，資本主義農業改革，象玻利維亞所實行的和其他國家所計劃實行的那樣，是太局限了，並不能就使農民變成保守力量。只有農民組織中有薪金收入的、官僚化的領導層才會受這種影響。在玻利維亞，農民並不是游擊隊的敵人。在初期，農民將是同情的旁觀者，以後就會積極參加革命，農民所處的貧困落後狀況，將使他們繼續成為一支革命力量。
總而言之，古巴的革命過程埋葬了修正主義的斯大林主義的和平過渡及和平共處的理論。
4、革命政黨的作用
常常有人反復強調指出，古巴的革命過程否定了某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如必須有一個黨的理論。有人甚至於這樣說，黨已不必要，因為群眾可以沒有黨而取得政權。
確實，古巴革命的一個最令人注意的特點是，它是在沒有所謂工人政黨的參加，甚至是在反對所謂工人政黨的政策的情況下取得成功的。正是從這裡，人們得出一個簡單化的結論，即群眾能夠在沒有馬克思主義革命黨的領導下取得政權。
在古巴，革命的社會主義活動在19世紀下半葉就開始了。 19世紀末，馬克思的思想已在島上為人所周知。在20世紀最初5年，具有明確的馬克思主義方針的第一個工人政黨已經發展起來。在第3國際墮落以及它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化後，共產黨的左翼反對派和後來的第4國際所發動的鬥爭對古巴工人運動也留下了影響。
古巴共產黨，經過無數次的合併和策略的變換，採用了人民社會黨的名稱，直到卡斯特羅主義革命為止，古巴共產黨是在人民社會黨的名稱下活動的。
儘管這個黨有長期的經驗和影響，但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卻把它拋棄在一旁。更有甚者，人民社會黨還反對馬埃斯特臘山的游擊鬥爭，把菲德爾·卡斯特羅叫做冒險家和政變陰謀家
這個經驗提供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在我們的時代裡，我們親眼目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風暴的高漲。群眾的力量動搖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奔騰的革命打擊了不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並且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客觀勝利發生強大影響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氣氛下，形成自己的鬥爭手段。
古巴當時那裡是處在不能忍受的獨裁統治下面，一些傳統的工人政黨，由於組織上的弱點（某些黨如此，斯大林主義共產黨也是這樣），由於錯誤的政治立場（這種立場導致同巴蒂斯塔合作），不能履行領導群眾的職責。在這種情況下，一批激進化的青年，代表了時代的歷史必然性，創造了7月26日運動，並在以後在馬埃斯特臘山組織了擁有了一個廣闊的農民根據地的起義軍。這些新的政治組織，以一種不尋常的方式，起了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作用，用他們的行動代替了傳統的政黨，這些傳統的政黨已證明不能提高到履行時代的政治任務的水平。
那種認為古巴群眾在沒有一個黨的情況下也能取得政權，並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看法，是不確實的。起義軍和7月26日運動起著這種作用。這個經驗，在任何工人和共產黨被事實證明不能領導群眾進行武裝鬥爭，陷入保守主義和政治上消極的狀態的國家裡可能會重複出現，重要的是，如果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沒有擔負起它的歷史作用，新的政治力量將取代它的位置。相反的看法則會陷入機械決定論或者救世主論。
在各種革命力量順利地聯結起來，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又極其軟弱的現有情況下，這樣的黨是可以被取代的，如像古巴所發生的那樣。革命和群眾不能等待。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將追隨那些大膽英勇地給他們的敵人以最嚴重的打擊、用實際行動致力於解決歷史危機的人。而且，在過去，為了建立一個政治領導需要許多年月，在我們的時代，由於殖民地群眾急劇動員的激盪，由於工人國家取得的進展和社會覺悟的提高，這樣的領導能在短期內建立起來。
確實，開始時，7月26日運動和後來的馬埃斯特臘山的游擊隊沒有明確的理論的，並因而陷入混亂和錯誤之中。但是，他們與無地農民和種植園農業工人的結合，加之深入地發動了這些階層。以後又得到城市無產階級的支持，這就使7月26日運動的領導能夠提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上，在實踐中奉行列昂·托洛茨基指定的不斷革命的路線。
菲德爾的領導通過自身的經驗承認了這一理論：為了解決不發達國家的問題，在完成只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任務時，必須不停頓地採納社會主義的手段。
這是7月26日運動和起義軍的菲德爾的領導無可置疑的優點，它之所以有這個優點，是由於它在世界和拉丁美洲目前形勢的背景下，同群眾結合在一起的緣故。
在革命勝利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7月26日運動和起義軍的領導證明是不夠的，於是建立一個群眾性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必要性又提出了。這時，斯大林主義的黨在利己的動機下行動，從革命的反對者跳到相反的立場上，企圖奪取黨的控制權。統一革命組織，統一社會主義革命黨，最後古巴共產黨的發展過程反映了建立黨的要求，同時也反映了革命的領導同斯大林主義分子的衝突，斯大林主義分子在蘇聯壓力的幫助下，拼命爭取在這一過程中取得優勢，同時助長調和主義者右翼的抬頭。在埃斯卡蘭特事件中達到頂點的這些磨擦的結局，對古巴工人國家的未來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5、不發達國家中農民的作用
在多數不發達國家中至今還未解決的土地問題造成了廣大的農民群眾，他們構成人口的壓倒多數，有著特殊的革命潛在力量和爆炸力。托洛茨基在他的《不斷革命論》一書的最後一章“不斷革命是什麼？基本的要求”中指出農民在革命中重要的特殊的地位，明白宣稱無產階級只有與農民結成同盟才能取得勝利。
古巴革命已經表明，不發達國家的農民能夠起革命的作用，在爭取擺脫封建——資本主義剝削、贏得土地和自身解放的鬥爭中，他們可以成為對工人階級的強大推動力量。不發達國家的農民是與無產階級緊密相連的。在玻利維亞，工廠和礦業工人有親眷和家屬在農村，假日里，他們同他們的親眷和家屬一起在土地上耕作。然而，當他們回到農村時，他們就把他們的無產階級精神隨身帶去。
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崩潰的時代裡，農民起義是不發達國家的一個顯著的特點。不過，農民的作用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因此不能說是“農民革命”或“農民政府”。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起義的農民自己不能取得政權而只是幫助資產階級取得政權，這表明農民在擔負革命的領導上，能力是有限的。在現時代，無產階級是最有生氣和最進步的階段，農民起義使得工人階級的代表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取得政權，這個工農聯盟是在斗爭中間出現並得到鞏固。
卡斯特羅革命勝利的推動力量是農民。起義軍憑籍借武力實行土地改革。但是，當這一力量與城市和甘蔗種植園的工人運動匯合在一起的時候，這些基本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就同其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任務結合在一起了。工人階級的捲入堵塞了自由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組織在政權中的影響，後來又推動了革命的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傾向。
6、地理宿命論
在古巴革命之前，每當我們革命者提出爭取工人政權鬥爭問題的時候，人們就告訴我們，這樣的條件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在地理上居住在美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內，我們連把我們的政權維持24小時也不可能。在古巴，懦夫、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堅持認為，他們島嶼的位置是不利於革命的，四面環海是不利的，因為它可以成為入侵和封鎖的方便之路。在玻利維亞的情況下，它的四面被陸地包圍的位置也被認為是不利的，因為帝國主義可以慫恿鄰國對它進行干涉和封鎖。這種宿命論的信條，成為下面這種理論的基礎，即不發達國家必須坐等帝國主義中心的革命，這是不發達國家進行自己革命的必要先決條件。拉丁美洲各個民族必須坐等美國社會革命的勝利，那時，由於壓迫者的鎖鏈打碎了，他們才能夠開始進行自己的革命。
古巴革命的勝利推翻了這種地理宿命論。既然距離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主義強國僅90哩的古巴能夠解放自己，廢除資本主義剝削的統治，那麼，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也就能夠這樣做。既然只有800萬人口的古巴能夠克服經濟封鎖，戰勝軍事干涉，那麼，這個大陸的其它民族也就能夠做到這一點。無論它的地理位置怎麼樣，任何民族都能解放自己，維持它的革命政權。
古巴革命埋葬了假革命者用來支持其論點的地理宿命論。
7、輸出革命
地理宿命論不再能存在，因為世界任何一部分的革命都在國內和國際上產生一種力量，對這種力量，資本主義是無力反抗的。
古巴革命給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人民群眾以鼓舞。它不僅掃除了關於革命分階段，和平道路以及與民族資產階級結成民族民主陣線等虛妄的機會主義的觀點，使那些宣揚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勝利的人陷於孤立，等等；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強有力的推進了拉丁美洲群眾的動員，加速他們政治上的成熟。在各個國家，“為走古巴道路而鬥爭”的口號已成為時代的號令，這意味著進行武裝行動和游擊戰爭，對帝國主義和國內資本主義作毫不留情的鬥爭，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對外國和國內的剝削者實行國有化措施——總之一句話，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不僅殖民地的群眾為古巴革命所震動，就是工人國家也是這樣。因為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一個工人國家在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強國的鼻子底下，在蘇聯或其它共產黨沒有起任何作用的情況下順利建立起來了。
菲德爾的領導把它自身紮根於這些國際力量之中，這是它的非常聰明的地方，也是它的一個優點。正是由於動員了這些力量，使帝國主義動彈不得。美國有充足的軍事手段去摧毀古巴，可是它沒有這樣做，因為它害怕在支持古巴中動員起來的群眾所顯示出的強大國際力量。美國可以輕易轟炸古巴，然而，鑑於這種轟炸在拉丁美洲群眾所會引起的反響，即他們將行動起來用巨大的力量來反對它，而猛然煞車了。古巴之使美國害怕，不是因為它的軍事或經濟力量強大，而是因為它給群眾樹立的榜樣具有巨大的社會力量。
這就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所說的“輸出革命”。所謂“輸出革命”，不是別的，而是任何革命過程固有的一種原動力，並且對這種革命過程來說該是天經地義的事。革命是通過它的榜樣的吸引力而擴大自身的。世界現實是一個單一的整體，一個國家的勝利是所有被壓迫國家的勝利，因為它們有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毫無疑義，革命的領導必須指導這一自然的過程，如古巴在第2個哈瓦拉宣言和3大洲會議上所做的那樣，支持一切國家的革命鬥爭和革命首創精神。尤其必要的是著手建立一個包括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工人和在人民中有威望的政治派別在內的拉丁美洲群眾統一陣線，這個統一陣線使我們大陸爭取民族和社會解放的鬥爭步調一致起來。
古巴革命的榜樣對所有拉丁美洲國家都是適用的，它必定要發展成為拉丁美洲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
保衛古巴革命
古巴革命已經成為拉丁美洲和全世界所有革命者和群眾的財富。所以，保衛古巴革命是群眾和領導人的職責。 3大洲會議通過支持古巴革命的決議，表明了它認識到這種職責。然而，重要的是，如何使這些支持卓有成效，使它不致變成只是一種善良願望的宣言書。
我們提出保衛古巴革命的兩個方面：古巴國內和古巴國外。
1、古巴國內
對革命的內部危險基本上來自革命的銷蝕和衰退，來自黨和國家的官僚化。這些原因影響到群眾對政府的支持，不僅在國內如此，而且在國際上也如此。
從馬克思以來，革命者就主張，一旦革命過程一經開動，它就必須不停頓繼續前進。為了保持他們的信心，群眾不斷地要求新的勝利，不管勝利是多麼小。當革命不向前進的時候，它就向後退了。
為此，群眾和革命領導人必須警惕那些遏制群眾前進、主張各種對抗力量調和共存，企圖把革命過程分為階段的理論。
在古巴革命的最初階段，穩定化和和解的危險是較小的。可是，在今天，由於斯大林主義者同馬埃斯特臘山革命者的聯合，這種危險成為現實了。斯大林主義者助長與帝國主義和解的傾向，企圖阻止革命前進，他們可能要更進一步的這樣做。革命者有責任警惕這種危險，同它作有力的鬥爭，如在埃斯卡蘭特事件中所做的那樣。
至於黨和國家的官僚化，這在任何革命中，特別是在不發達國家的革命中，是一種明顯的危險。這一危險可以通過動員群眾參加新國家一切機構工作而得到避免。對官僚主義畸形的解毒劑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不論在控制政府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還是在工人國家的機構裡都是這樣。
革命勝利之後，革命領導負有摧毀舊的資本主義機器，並在它的廢墟上創建新的政治組織——工人國家的使命。
在這個政治組織的領域內，古巴革命取得的進步是最小的。我不否定菲德爾領導執行了某種防止官僚化危險的措施,也不是否定這個領導已經開始建立一種“協商的或平民的會議”，群眾從這種會議上了解到情況，但他們不能在那裡審議並決定問題。據我們看來，這種父權制的民主是不夠的，按照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觀點來看，古巴仍然沒有工人國家的適當的政治社會組織，這是古巴革命的一個薄弱環節。
列寧在他的基本著作《國家與革命》中闡述的工人國家的結構，是紮根在由群眾民主建立的各個團體的基礎之上的。
古巴需要蘇維埃或工人委員會。我不是爭辯它們應該採取什麼形式，但從根本上說，它們必須由民主選舉產生，它們必須作為這樣一個工具進行工作：群眾通過它們可以乾預、審議和決定這個國家的行政、經濟和政治事務。決不可忘記，代替資本主義統治的國家不是其它什麼，而是民主組織起來的整個生產者群眾。
可是，沒有所有不同政治派別（這些政治派別都是尊重和保衛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組織的）的廣泛和自由的發揮作用，古巴工人國家的政治機器就既不會有活力，也不會有發展的能力。
在一段時期的摸索之後，古巴組成了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下的新的共產黨。這個單一的政黨統治國家的一切政治關係，其它派別都不容許活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錯誤，並且成為一個非常嚴要的危險（最嚴重的危險之一），因為它限制了群眾的自由的首創精神，助長了分裂，阻塞了群眾的熱情。
在保衛革命的古巴中，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建議，一方面，按照工人委員會的路線組織古巴政府，另一方面，承認多個有組織的政治派別的製度，或者在現在的共產黨內容許有多個政治派別存在，並對它們發揮作用，提供一切必要的保證，或者採取允許多個革命政黨存在的製度。
通過對建設社會主義古巴的最好形式和道路的各種思想的交鋒，生氣勃勃的群眾將以他們的首創性、意志和勇敢精神堵塞保守主義，防止革命的消沉衰退，剷除官僚主義，及時地維護革命的健康發展。
2、古巴國外
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堅信，只有使革命的發展打破民族的局限，擴大到全大陸和全世界，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完全和確定的勝利。
這個觀點，基本上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是同“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虛妄理論對立的，這一觀點已經部分地為古巴革命的菲德爾領導所接受。號召拉丁美洲群眾奪取政權的第2個哈瓦拉宣言和3大洲會議的呼籲是這樣做的榜樣。可是為了推動世界革命向前發展，需要比決議和宣言更多的東西，確實，古巴革命的繼續前進，它的深入，不斷獲得一個接一個的勝利，可以使它成為對拉丁美洲群眾的一個客觀的推動力量。在這一過程中，有辨證的內部關係。古巴革命推動了群眾前進，反過來，群眾也推動古巴革命。政治領導必須懂得這個過程，使這一過程成為自覺的，並把它發展到最大限度，在全大陸範圍採取堅定的態度和有計劃的行動。
這樣，從國際的觀點來看，保衛古巴意味著在每個和任何一個拉美國家進行革命，意味著在自已的國家開始進行驅逐帝國主義、肅清資本主義的鬥爭。我們玻利維亞托洛茨基主義者要在玻利維亞做菲德爾領導集團在古巴所做的工作——建立我們玻利維亞工人的國家，我們的工農政府。其它國家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態度也一樣。我們懂得，在任何一個拉美國家打敗資本主義，就是對古巴革命的最好支持。演講，許諾和廉價的阿諛文章不能保衛古巴。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反對機會主義者和調和主義者，他們認為革命對古巴來說是好事，並在這個島嶼範圍內支持它；可是他們認為這對玻利維亞、智利、阿根廷等國來說，並不是好事。斯大林主義者企圖建立支持古巴委員會，甚至民族剝削者也容許加入，而不是組織群眾的革命行動，在這個委員會裡，從而拋棄了革命的社會主義前景。
保衛古巴，從國際上來說，就要求採取強有力的態度，把社會主義的勝利果實交給群眾。作為走向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決定性一步，古巴革命的影響必須擴大到帝國主義中心的工人中，首先是美國，腐蝕帝國主義的根基，為它迅速崩潰做好準備。
保衛社會主義古巴的最好方法是進行勇敢的、堅決的革命鬥爭。
譯自美《國際社會主義評論》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1968年3、4月號
原文見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isr/vol29/no2/cuba.htm
[1]作者是玻利維亞托派組織革命工人黨前總書記
社會主義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1985
社會主義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
－－第四國際第十二次
世界大會通過
（一九八五年一月）
[兆立譯]
目 前在國際工人運動中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無產階專政的不同觀念的爭論，是除了十月革命以後的那幾年以外最深入的爭論。產生這個爭論是由於1968年以來資本 主義國家的工人鬥爭以及反帝鬥爭有所增長，也由於資本主義和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官僚統治同時出現危機；而且也由於國際工人階級對斯大林主義及一般的官僚的本 質有了深刻的認識。這些因素，使這個爭論不再局限於學術性，而具有實際政治的意義。為了推動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對這 個問題需要有明確的立場。因此，第四國際需要表明它對這個問題的綱領性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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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甚麼是無產階級專政？
關於奪取政權、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無產階級國家的本質、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等等問題，各種派別的改良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即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者）之間的基本分歧，在於以下各點：
（1）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所有的國家都有階級性質，而且國家這個機構是統治階級保持其階級統治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所有國家都是專政。資產階級民主也是一個階級的專政。
（2）改良主義者和許多中派主羲者認為「民主」或者「民主的國家機構」是超越階級和超越階級鬥爭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個看法是個幻想，所以排斥這個幻想。
（3）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即使是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其國家機構只是支持資產階級的權力與統治（在帝國主義國家，更是支持它對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的剝削）的工具。因此，資產階級國家機構決不可能成為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以及把政權從資產階級轉移至工人階級的工具。
（4）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工人階級要奪取政權，必定先要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而首先是要消滅資產階級的軍事和警察的鎮壓機構。
（5）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為了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需要提高工人的覺悟及發展工人的群眾組織。
（6） 因此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得出如下結論：工人階級只能經過一個與資產階級國家機構完全不同的國家機構來行使政權；這個國家機構是從獨立自主的。民主地選出來 的、集中的工人議會（蘇維埃）而產生的；這個工人會議的基本特徵，已由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包括－－所有公職人員、法官、工農民兵的指揮官， 及國家機構中所有勞動人民的代表，都應該由選舉產生；選舉出來的官員應當經常輪換；他們的收入不應超過熟練工人；人民有隨時罷免他們的權利，蘇維埃式的機 構應該同時行使立法及行政權力；大量削減永久性的行政人員的數目，越來越多地把行政權移交給勞動群眾的團體。換句話說，這個國家機構不是議會民主制，而是 蘇維埃式的代表民主，同時結合著日益增加的多類型直接民主形式。
列寧說過，工人國家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支持大多數人民的統治。反對少數的 剝削者與壓迫者的國家。「人民大多數可以代替那些享有特權的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官吏、常備軍軍官）的特殊機關來直接進行這些工作，而行使國家政權的職能越 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就越不需要了。」 （《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至407頁）因此從綱領的角度來看，無產階級專政與工人民主絕不矛盾。「從它的本質來看，無產階級 專政可以是而且必定是最成熟的無產階級民主。」（《托洛茨基文集》，法文版第5卷，206-7頁）。
以上總結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是馬 克思主義學說關於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及建立無階級社會的過程的一個基本部份。「專政」這個名詞有它的具體的意義：它是工人階級解除資產階級武裝、沒收資 產階級財產、行使政權的工具，是防止資產階級重新建立資產階級國家政權及恢復生產數據的私有製的工具。
但是「專政」的意思絕對不是對大多 數人民實施獨裁的統治。共產國際成立大會的宣言說得很清楚：「無產階級專政是用暴力鎮壓少數地主資本家剝削者的反抗。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必 然使民主的形式和機關發生變化，而且，一般說來，正是這種變化使得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動階級能空前廣泛地實際享有民主。實際上已經形成的無產階級專政形 式，…，的確是使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階級有實際享有民主權利和自由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甚至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也是從來沒有過的。（《列 寧全集》中文版第28卷441-442頁，《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的報告》）
這樣的在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只是在有需要 「劇烈地鎮壓已喪失政權的階級的反抗」的時期，才發揮國家的職能。這就是指馬克思主義傳統上稱之為無產階級的國家專政的時期。「從它成立開始，無產階級專 政的政權已經不再是舊有意義上的國家（即要維持大多數人民臣服於其下的國家）了。物質力量與武器一道，直接地、實時地轉交到工人組織例如蘇維埃的手裡。」 而這個國家，「一個官僚的機構，就從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日開始消亡。這就是至今仍沒變的我們的綱領。」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這樣寫道。
顯然，當資產階級的反抗已在新的工人國家中被擊潰，但如果這種朝向國家消亡的變化並沒有實現，反而官僚化的過程卻發展了，那我們面對的，則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而是它向官僚化國家形式的墮落。
因 此，我們排斥改良主義者與許多中派主義者（他們受了資產階級思想或斯大林主義獨裁政制的辯護者所影響）的辯解，說贊成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們之間的基本 分歧，在於前者贊成一黨製而後者反對一黨制，或者在於前者要嚴厲限製或鎮壓民主自由，而後者堅決保衛民主自由。歷史事實證明上面這個論點是非常虛偽的，因 為當資產階級制度有被群眾推翻的危險時，改良主義者不但極願意嚴厲限制群眾的民主自由，甚至於要用警察及軍隊來鎮壓群眾；改良主義甚至不能而且不願在資產 階級社會中採取有效行動保衛群眾的民主自由、反對極右分子的威脅，因為這樣做會招致群眾的廣泛動員，包括群眾的武裝。
第四國際保衛馬克思 和列寧的這些傳統觀念，反對許多共產黨和中派主義組織公開地在政綱上修正馬列主義。如果沒有生產數據與社會剩餘產品的集體所有製，如果沒有全體工人階級經 過民主集中製的工人議會來實施經濟計劃與經濟管理，換言之，如果沒有勞動者的計劃管理，是不可能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除非工人階級沒收了資本家的政治與經 濟權力，而自己行使國家政權，否則社會化是不可能實現的。在民族國家狹窄國界之內是不可能產生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
根據所謂歐洲共產 黨、日本共產黨、其它幾個國家的共產黨、以及中派主義的組織、各社會民主黨等現在所共有的改良主義的思想，勞工運動是能夠在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結構中，經 過議會選舉，以及漸進地奪取「權力的位置」，來完全達到它的目標。但是，特別是經過了智利的悲慘經驗以後（這個經驗證實了這麼多歷史的教訓）；我們必須堅 決反對這種改良主義思想，並暴露它的下列本質：它用來掩飾它放棄了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的鬥爭；掩飾它放棄了為沒收資產階級財產、為經常保護工人階級利益 而鬥爭的路線；以更有系統地與資產階級進行階級合作的政策來代替一貫的階級鬥爭的政策；在資產階級所發動的暴力之下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因此，在資產階級 遭受到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嚴重危機時，表示了向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投降的趨勢。在不可避免的階級鬥爭的情況下，如果這個改良主義政策確定成為勞動者的 政治態度的話，這不但不能減低「社會轉變的成本」，不但不能和平地即使是緩慢地達到社會主義，反而會導致德國式的、西班牙式的、印度尼西亞式的、智利式的 血腥的失敗與大屠殺。 （在德國式的失敗的原因中，還要加上共產國際的罪惡的過左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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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人議會的權力與勞動群眾
民主權利的擴展
無 產階級專政的全部內容，即無產階級民主，表示國家政權由民主地選舉出來的蘇維埃，即工人議會，所掌握。馬克思與列寧對資產階級的民主局限性的整個批判，就 是基於以下的事實：私有財產與資本主議剝削（即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再加上資產階級社會所特有的階級結構（工人階級的分離與疏遠、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鎮 壓機構的職能，等等），在甚至最民主的資產階級政權，也以暴力限制極大多數的勞動群眾行使民主權利與享受民主自由。
從這個批判所得出的結 論就是，無論從經濟及社會的平面來看（如工作的權利治生活的安定。免費教育。空閒時間等等），抑或從政治及社會的平面來看（如工人及各階層的勞動者所享有 的民主權利的範圍與程度），工人民主必定比資產階級民主優越。與無產階級在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制之下所享有的民主權利比較起來，如果讓一個黨或者讓這個黨所 控制的「群眾組織」或「職業團體」（如作家協會）壟斷了印刷機構、電台、電視及其它大眾傳播工具及集會場所，事實上是限製而不是擴大無產階級的民主權利。 勞動者（包括持不同意見的勞動者）應該有權使用民主自由（新聞、集會、遊行、罷工的自由等等）所必須的物資設備，同樣地工會應該獨立於國家而且不受當權的 政黨所控制，這都是很重要的事。因此，如果要使勞動者享受到比在先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下所享受的還要廣泛的民主自由，那末就不能限制他們有在政綱或意識形態 的基礎上組織政治團體、政治傾向或政治黨派的權利。
而且，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勞動群眾的自我活動與自我管理的方式一定會多姿多彩，他們的 「政治活動」、「政黨」、「政綱」及「民主權利」的觀念一定會比資產階級民主下的各種政治生活更擴大更廣泛。這不但表現在代表制的民主的更先進的形式（如 代表會大會）和直接民主（即用民意投票的方式使群眾直接決定某一政策中的主要的問題）的結合；而且連「政治」內容的本身也會如此。
在資本 主義制度下，甚至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商品生產的形態之中，價值規律，即不受人們意願管制的客觀的經濟規律，在基本上調節著經濟生活。社會主義革命表示人類有 可能大踏步地走向自覺地調節其經濟及社會的命運，而不是盲目地受經濟規律所支配。這個過程只能在全世界社會主義社會之中才達到完滿的和諧的程度，但這個過 程的開端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即自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對社會化的經濟作自覺的計劃。雖然在這個時期，價值規律的影響不能完全消滅，但是 應可限制它的支配作用，否則經濟就無法計劃化了。
但是計劃的意思就是依照社會所決定的優先次序，而不是依照盲目的巿場力量及利潤的規則來分配經濟資源。優先次序的決定牽涉到以千萬計、以億計人的生活，而且它的含意、後果反過來會影響生產者及勞動者的行為，所以問題是誰來決定這些優先次序呢？
基 本上來說，只有兩個方法能代替價值規律的統治：由上而下的強加給群眾（生產者及消費者）的官僚方法（不管它們的起源及性質如何，官僚方法包括溫和的專家人 員的家長式統治及斯大林式的極端橫蠻的專制政治）；或者，經過民主集中製的工人權力機構，亦即經過社會主義民主的機構，由生產者自己來作決定。無產階級專 政之下的政治辯論及政治鬥爭的主要內容就是如何作這個選擇。
經驗已經證明，第一個方法是非常浪費、非常沒有效率的。因為它不但是資源及生 產能力的直接的浪費及計劃的失調，而且是有系統地窒息工人階級的創意力與生產潛力。理論的及經驗的分析得出以下的結論，即第二個方法能夠而且一定會大大地 減少上述的缺點。無論如何，第二個方法是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生產者及消費者自己管理的無階級的社會－－的唯一的方法。
然而，經驗 亦已證明，如果沒有獨立於蘇維埃國家機構的輔助性監督機構作為製衡，光是這個工人代表會制的民主集中製的工人權力機構也不能全部解決建設社會主義面臨的社 會及經濟問題。為了保證能保衛工人的需要及保衛其生活水平免受工人代表會的一些決定所侵犯，尤其是免受管理機構的任何任意的、官僚的舉動所壓迫，因此有必 要成立獨立的工會，並實施保障工人罷工權利的勞工法。 1956年的匈牙利經驗，1968年的捷克經驗，1980年以來的波蘭經驗，都證實了這是經歷過官僚獨裁統治的無產階級最基本關注的事。雖然在原則上，革 命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在單一的民主的工會中組織起來，但不反對工人有權成立多個工會。工會獨立性的一個要素，是負責工會中央領導工作的人不同時兼任 一個政黨的中央領導工作。
建立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亦牽涉到改造各個層面的社會生活的巨大過程。它牽涉到要不斷改變生產關係、分配方 式、勞動過程、經濟與社會的管理方式，大多數人民的風俗、習慣及思想方法等等。它牽涉到要基本上重建各方面的生活條件：城巿重建，徹底改革教育制度、恢復 與保護生態環境平衡、技術革新以保持稀有的自然資源，等等。
在過去，統治階級總是霸占了文化的豐碩成果，而且讓知識分子享有特殊的權利。這個特殊的集團的成員替統治階級傳布和發展科學與藝術，並為統治階級提供各種專業人員。
當群眾漸增地吸收過去的全部的文化遺產而且開始創造無階級社會的文化的時候，知識分子就會慢慢地消失。這樣子，「勞力」與「勞心」之間的區別也會消失，同時每個人將會能夠發展各人的能力與才幹。
關 於這方面的努力，人類都還沒有藍圖，因此一定會發生重大的思想和政治的爭論與鬥爭。圍繞這些意見分歧而產生的不同政綱，將會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從建立社 會主義的觀點來看，即從無產階級的全面的階級利益而不是從部分的利益的觀點來看，用任何藉口（以這個或那個政綱「客觀上」反映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壓力 與利益，「如果實行到底」可能導致「資本主義復闢」）來限制這些爭論和活動，就只會妨礙在這些問題上得到大多數人同意的最有效的答案之出現。
必 須指出，一些社會罪惡在階級社會根深蒂固，不會隨著資本主義剝削或者僱傭勞動的消失而立即消失；因此，在建立無階級社會的過程中，反對社會罪惡的重要鬥爭 還會繼續。婦女壓迫、對少數民族及少數種族的壓迫、對青年的壓迫與疏離、對同性戀者的歧視等，都是這些問題的典型例子，它們不能簡單地歸入「無產階級反對 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這個類別，除非我們像毛派及一些極左派一樣，反對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範疇的唯物的定義。
社會主義民主之下的政治自由也包括群眾有組織及行動獨立的婦女解放、民族解放、青年運動等等自由，這些運動比工人階級這個字的科學意義更廣泛。
革命政黨將能在這些運動之內爭到政治領導地位，並在意識形態上擊敗各種反動思潮，所用的方法並不是行政或者鎮壓的手段，而是在群眾中間推動最廣泛的群眾民主，而且毫不妥協地支持所有的政治傾向都有權在整個社會之前為其政見與政綱辯護。
我 們也應該認識到，工人國家所特有的形式是集中和分散的獨特的辯證的結合。國家的消亡從無產階級專政一開始便應發展；它的過程；是在國際上，在同一國、一 區、一地（公社）等等平面，將廣泛層面的社會活動（衛生、教育、郵政鐵路電訊等）的管治權力逐步下放，轉移到自管機構手上。工人代表會的中央代表會（即無 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將會經過大多數票數的決定，將社會的全部物質和人力資源分配給各部門。這也表示政治辯論與政治鬥爭的形式，不能簡化為單純的、機械 的「階級鬥爭準則」。
最後，在建立無階級社會的過程中，群眾的參與不但表現在多少是被動的投票上，而且也表現在積極地參加各級的行政工作 上；參與者並不能如工人主義者所主張的只限於「在生產單位」或者是工廠中的工人。列寧說過，在工人國家中，大多數人民都應該直接參加行使「國家的職能」。 這表示，無產階級專政基礎的蘇維埃，不但是工廠會議，而且是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如工廠、商業單位、醫院、學校、運輸與電訊中心、街區（地區單位）的群眾組 樴。要把最分散的、常常是貧窮的最受壓迫的層分融合在自覺的、活躍的工人階級之中，這是不可缺少的過程。這些層分包括婦女、受壓迫的民族、青年、小工場工 人、退休老人等等。這也是鞏固工人階級與下層的小資產階級的聯盟所不可缺少的過程。這個聯盟對於奪取政權、保持政權，以及減少革命勝利及建設社會主義所需 的社會成本，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一個制度性的保證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架構與國家行政機關之間的正確關係，它要在 所有層面、所有範圍建立－－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軍事的。如果這些國家的行政機關的權限沒有嚴格限制，如果它們的權力不是減到最必要的最低限度，如果 它們不是完全從屬於社會主義民主架構（工人代表會）之下，那麼，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工人代表會在權限上應該對所有戰略性和策略性的決定擁有全部主 權。行政機關只負責執行這些決定，僅此而已。
行政人員應該在審查其技術方面的能力和專業經驗的準則等基礎上選任，不應由較高級的行政機關人員委任，而應由各有關代表會委任，並可由這些代表會隨時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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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鬥爭、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興起
統治階級利用一切由它支配的意識形態的工具，來宣傳資產階級議會機構與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的鞏固是利益一致的。譬如在歐洲、北美、日本及澳洲，資本主義統治者要在工人及平民群眾眼中扮演「民主」的鬥士。這個印象由於法西斯及斯大林主義的反面經驗而大大增強。
爭取群眾走向社會主義革命、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要響應群眾對民主的要求，適當地加以表達，以對抗改良主義者全力搶奪民主鬥爭領導權，並將它帶到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死巷中去。
群 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享有的民主權利－－從言論自由到組織工會及工人政黨的權利，到普選權及墮胎權－－都是經過群眾的鬥爭而得到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要爭 取在資本主義下可能爭取得到的最廣泛的民主權利。民主權利越大，工人及其盟友為自身利益而鬥爭的可能性也越大，在準備與資本主義爭奪政權的鬥爭中的階級力 量對比便越有利於無產階級。
為了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工人階級一定要保衛群眾的每一個鬥爭的成果（包括民主權利）而反對資本主義的反動統 治。歷史已經．證明，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一貫地這樣做的階級，而且工人的聯合陣線是成功地組織反法西斯或反軍事獨裁的最好的工具。同樣地，在反對資本主義 反動統治的鬥爭中，我們不信任資本主義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的任何機構。資本主義國家每一限制民主權利的行動，勢必以十倍大的力量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特別是反 對它的革命的一翼。只有工人階級及其盟友聯合起來的獨立的群眾動員，在有自覺地領導的聯合陣線的群眾鬥爭中，才能阻止法西斯主義。
在衰亡階段的資本主義滋養了反動力量。群眾在某一國家在某一時刻所享受的民主權利與自由的的程度是由階級力量的關係所決定的。
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的長期趨勢是：隨著階級之日趨分化，群眾的民主權利會越來越受限制。
特別是某一資本家階級覺得其經濟及社會的危機越益加深，其物質基礎及後備力量越益薄弱的時候，就越會限制群眾的民主權利。我們可以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國家的許多野蠻的獨裁制度中清楚地看到這一趨勢。
因 此，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而言，自改良主義者的手中奪取群眾的民主運動的領導權，是非常重要的任務。明確的綱領及宣傳工作，特別是反對改良主義和議會政治的 幻想的鬥爭，雖然非常重要，但是僅此還不足以達到上述目的。群眾在每日的實際體驗中學到經驗；因此需要天天與群眾一起來體驗這個經驗，才能得到正確的教 訓。
當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時，工人就漸增地在各個層次向統治階級的權威和特權挑戰。工人經過自己的組織－－從工會、工廠委員會、及工人管 制機關到工人代表會（蘇維埃）－－就開始取得更重要的政治及經濟的決定權，因此也就對本身推翻資產階級國家的能力更有信心。在這個過程中，為了能更有效地 進行鬥爭，並最廣泛地捲入更多群眾參與，工人將看到最民主的組織形式的必需性。通過由自己民主管理的組織及自己的鬥爭經驗，群眾就會體會到比在資產階級議 會民主制所能體會到的更多的行動自由與權利。這就是從資本主義統治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一連串事件中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這也是建立工人國家的民主模式時 的一個中心經驗。因此，無產階級在階級鬥爭中所成立的組織－－從民主的罷工集會及民主選舉的罷工委員會到雙重政權的普遍制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無產 階級民主的最好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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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黨制與多黨制
如 果沒有組織政治團體、政治派別及政黨的充分的自由，勞動群眾就不可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與自由。工人和貧農，以他們的自由投票來表示他 們需要哪個黨成為蘇維埃制度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工人階級行使政治權力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享有組織不同的政治團體、政治派別或政黨的自由。「沒有蘇 維埃黨派的合法化，就不可能有蘇維埃的民主化」（第四國際《過渡綱領》）。沒有這種自由，沒有這種不受意識形態限制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 會，也就不能由真正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行使實際權力。
所以，限制組織團體、派別、政黨的自由，並不是限制階級敵人的政治權利，而是限制 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利。由傳統上是受壓迫、受剝削、受蹂躪的群眾領導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在進行這個艱鉅任務時，勢必遇到無數的策略、戰略、甚至理論（綱 領）的問題。工人階級集體地作為一個階級，若想在這些問題上達到共同的或者至少是多數的觀點，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有組織黨派的自由。除非群眾有組織政治 團體、政治派別及政黨的自由，否則就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代替主義的、家長式的、精英主義的、官僚的異端，這個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異端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奪取國家政權、及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行使國家權力，都是革命黨以無產階級的「名義」來代行，或者最多是取得無產階級的「支持」而代行。
如 果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是名實相符的，如果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就是馬克思及列寧的理論傳統所明確地包含的，即工人階級的（「聯合的生產者的」）階級統治；如 果無產階級只能經過無產階級本身的活動，而並不是經過由慈善的、開明的革命的行政人員所「教育」起來的被動的無產階級，才能達到它的解放，那末很明顯地， 革命黨在奪取政權中及建立無階級社會時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是：在政治上領導無產階級的群眾活動，在這個逐步加強活動的階級中爭取到政治領導權，以及用政 治的手段，而不是用行政的或壓制性的手段，向本階級提出建議並爭取大多數的支持。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完整形式之下，國家權力是由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行使的。革命黨爭取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爭取在工人代表會內取得政治領導權，而不是取代他們。黨和國家完全是分開的、不同的實體。
只 有當群眾有權不受限制地選舉任何他們想選舉的人，而被選的代表不會因思想或政治信念而事先受限制，才能產生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這 當然不適用於從事武裝鬥爭反對工人國家的政黨，即不適用於內戰、或者革命危機及武裝暴動的情況，關於後一點本決議案的後半段會談到。）同樣地，只有所有選 出的代表能夠有權利組織集團、派別及政黨，能夠有權利使用大眾傳播媒介，能夠有權利在群眾面前提出不同的政綱，能夠有權利辯論以及由經驗來檢驗這些綱領， 工人代表會才能民主地行使它的職責。限制代表隸屬任何政黨，只會限制了無產階級行使政治權力的自由，也就是限制了工人民主。這種限制違背工人階級的歷史利 益，違背鞏固工人政權的需要，違背世界革命及建設社會主義的利益。
明顯地，進行反對工人國家的內戰或武裝行動的政黨、團體或個人，不會獲承認享有上述權利。這些自由也不包括組織性質上是種族歧視的行動或示威的權利，也不包括主張民族或文化壓迫的行動或示威的權利。
馬 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中，從來沒有一個觀念認為一黨制是工人政權、工人國家或無產階級專政的必需先決條件。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或託洛茨基的理論著作中， 及在列寧領導下的第三國際的綱領文件上，我們根本找不到一黨制的建議。以後所發展的理論，諸如在整個歷史過程中社會階級老是由一個黨來代表的這個粗劣的斯 大林主義理論，根本在歷史上是錯誤的，它的目的只不過替蘇聯官僚層及其它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思想的繼承人之獨霸政權辯護而已。這種獨霸政權是靠剝奪工人階級 的政治權利才可能存在。
歷史－－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波蘭、南斯拉夫、格林納達、尼加拉瓜的事變－－已經在反方面證明了托洛茨基的立場的 正確，即：「階級不是勻一性的，為了內部矛盾常致四分五裂，只有經過內部派別、集團和黨派互相鬥爭，才能夠達到共同問題之解決。……一個政黨代表一個階級 的例子，在整個政治史上也找不到的－－除非你將政治外形當作實體來看」（《被背叛的革命》，中文版，第232頁）。這對於封建制度下的資產階級是如此，對 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階級也是如此，對無產階級專政下以及建立社會主義過程中的工人階級也將會是如此。
如果有人說，只有不具有資產階級 （或小資產階級？）的政綱或意識形態的，而且「不從事反社會主義或反蘇維埃宣傳或鼓動的」政黨及組織才能有合法的地位，那末他怎麼樣來區分呢？如果一個黨 的大多數黨員是工人階級分子，但其意識形態是資產階級的，它應被禁止嗎？如果應該被禁止，那這個立場怎樣與工人代表會的自由選舉相協調呢？ 「資產階級政綱」與「改良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區別是什麼？改良主義的政黨也應該被禁止嗎？社會民主黨應該被禁止嗎？
無可避免地，依據歷 史的傳統，改良主義的影響，還會在很多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思想裡，殘存很長的時間。行政的鎮壓並不能使這個殘存的時間縮短。相反地，這種鎮壓反而會使殘存的 時間延長。反對改良主義幻想和觀念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方面進行意識形態的鬥爭，另方面創造使這些幻想消滅的物質條件。在行政鎮壓以及缺乏自由討論及自由交 換意見的情況下，同改良主義的鬥爭就會失去效果。
如果革命黨號召鎮壓社會民主黨或其它改良主義政黨，它就會發現在自己黨內想維持派別的存在與活動是千倍的困難。工人階級的政治的不均勻性必然會在單一黨之內反映出來。
因 此，真正的選擇並非只有下述兩種：要么是只給具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的政黨（在思想上及在綱領上支持蘇維埃制度的政黨）以自由，要么是所有政黨的自由。真 正的選擇是：或者是真正的工人民主，勞動人民有權選舉任何人為蘇維埃的代表，以及所有被選者（包括在思想上不支持蘇維埃制度的人們，只要他們在實際上遵守 蘇維埃憲法）的政治組織的自由；或是限制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以及因此產生所有後果；有計劃地限制政黨就會導致有計劃地限制革命先鋒黨內部的自由。
當 我們說我們贊成所有蘇維埃政黨享有合法地位，即所有實際上遵守蘇維埃憲法的政黨享有合法地位，我們並不低估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這些政黨所宣傳的錯誤 的綱領，及在勞動人民之間所散佈的異階級的影響，所可能招致的政治混亂、錯誤、甚至局部的失敗。我們不會號召工人在我們認為錯誤的政綱、政見或政策的基礎 上建立政黨，我們也不會推動工人創立如此的政黨。我們只是說，用人為的行政方法鎮壓這些政黨－－所謂人為，其意思是即使這些政黨已被合法地鎮壓，它們仍會 繼續反映群眾中的思潮－－不但不會減少且會增加這些危險。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要達到均勻化，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工人群眾能夠以自我管理的公 民的自由的集體來取代殘存的國家機構（即能夠達到社會主義的建立及國家的消亡），是巨大的歷史任務。這不但跟顯而易見的物質的先決條件有關，還牽涉到特殊 的政治訓練。「有批判性頭腦的人、反對者、異議者、不滿者、反動分子等的存在、使革命有生命和力量。分歧和爭辯的衝突，幫助人們發展「思想和政治筋肌」。 它是一種持續訓練的形式，是癱瘓和消極的治理劑。 」（《Tomas Borge的講話》，格蘭馬報，法文週報版1984年10月7日）
同樣地，卡斯特羅在與艾斯加朗辯論時曾說：革命必須是無思想限制的學校。即使實踐並不經常符合這些言論，它們卻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命題上的綱領性持續，必須堅決保衛，反對所有否認這點的人。
歷史的經驗證明，除非有真正的工人民主，否則訓練群眾自我管理的過程勢必被延遲，甚或被倒轉過來。蘇聯的情況就是如此。歷史的經驗也證明，如果沒有多黨制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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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黨代表甚麼？
有 一種自發主義的幻想是，即使沒有自覺的先鋒隊，即使沒有建基於由歷史所證實的革命綱領上的、有組織的革命先鋒工人黨，即使沒有在這個綱領的基礎上教育出來 的經過長期的活生生的階級鬥爭經驗的干部，即使如此，無產階級也能夠經過自發的群眾行動來解決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推翻資產階級國家、奪取政權和建立社會 主義時所面臨的戰術與戰略上的問題。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排斥上述這些自發主義的幻想。
這個幻想論點的來源是無政府主義，極左的「工人代表會 派」亦接受這個論點。根據他們的論點，政黨的本質是異於無產階級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構成物，它們在工人代表會中是沒有地位的，因偽政黨具有篡奪工人階級 的政治權力的傾同。這個論點，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政治上是有害而且危險的。政治團體、派別及政黨並非只在現代資產階級興起以後才出現。在政黨這個字的 基本的（不是形式的）意義上，政黨的起源更早些。當社會中，特別是階級之間，已經發生了矛盾時（例如古代及中世紀的城巿民主制），當不同形式的政府出現而 比較多的人民在不同程度上參與行使政治權力時（不是小村落社會或是部落社會），政黨也跟著發生。換句話說，基於不同的物質利益的社會衝突發生的時候，政黨 也發生了。這些衝突並不局限於不同的社會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它們也能反映某一社會階級之內的利益衝突。
在這個真正（不是形式的）意義 上，政黨是歷史的現象，但政黨的內容因時代的不同而變異。譬如過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特別是法國大革命）時的政黨就有不同的內容。無產階級革命也將會有 同樣的結果。只要基於不同的物質利益的社會衝突還存在的話，政黨也會存在。除非充分發展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終於建立起來，否則政黨是不會消失的。我們 可以有信心地預測，在真正的工人民主之下，政黨將會具有更豐富、更廣闊的內容，將會進行更廣大的群眾政治鬥爭，將會有更多的群眾參加，即使最先進的資產階 級民主也比不上的。這些政黨中將會有許多是新型的，換言之不會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的政黨的繼續或殘餘。
其實，一當政治決定超出可以由少 數人來處理和決定的、數量不多的日常問題時，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便需要對很多互相有關的問題作出有系統的、完整的選擇。換句話說，需要對不同的政治路線、 綱領作出選擇。歸根到底，這些不同的政治綱領反映了不同階級及不同階層的利益。這就是政黨所代表的。
如果不採納上述的總體方向，不但不會 使多數人得到更大的表達自由與選擇自由，而且會使工人代表會不能管治。不可能由一萬個人在五百個方案中選出一個適當的方案來。要避免政權落入蠱惑民心的或 者秘密的壓力集團（為影響政策或者輿論而組織的集團）手中，就需要在少數幾個有系統的完整的方案之間，亦即政治綱領及政黨之間，進行自由的交鋒。這種交鋒 應該是沒有壟斷的、沒有規限的。這種做法才會使工人民主具有意義而且可行。
還有一點是，無政府主義者及「工人代表會派」認為，在建設社會 主義的過程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應有政黨的存在。他們這種想法是（一）一種良好願望而已（即希望勞動群眾不去組織或支持具有不同政治路線及政治綱領的集體、 派別及政黨），（二）企圖阻止及壓制所有一切要在多元主義的基礎上從事政治活動的勞動者。在後一種情況下，這只會在客觀上促成官僚專權的形成，而這恰恰同 這些自由主義者的願望相反。
很多中派主義及極左組織提出一個相似的論點：蘇聯無產階級被剝奪直接行使政治權力，基本原因就是列寧主義的民 主集中製組織觀念。他們認為，由於布爾塞維克盡量要在革命中建立一個領導工人階級的工人黨，必然導致黨與勞動群眾之間產生家長式的、操縱的、官僚的關係， 這種關係又在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導致一黨專政。
這個論點不但不合歷史，而且是唯心的歷史觀。就歷史事實而論，這論點也是錯誤的。從馬克 思主義的，即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來看，蘇聯無產階級被剝奪政治權利，主要原因是物質上的、社會經濟上的原因，而不是意識形態的或是綱領上的。如果俄國革命 繼續孤立的話，那麼，俄國的普遍貧窮又落後，以及無產階級在數量上的相對微少和文化上的落後，都會使無產階級不可能長期行使政權。這不但是1917- 1918年的布爾塞維克派的共同的意見，而且是當時所有自認為馬克思主義派別的意見。在俄國，由於內戰、外國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及親資產階級的技術人員 的破壞等等，生產力急劇下降，導致物資極端缺乏，因此才造成特權滋長。同樣的因素使本已數量很少的無產階級在質量方面更加薄弱。此外，無產階級政治先鋒隊 （這些最有資格反對資本家及官僚層的人們）在內戰中死亡或者離辦廠而大量地參加紅軍及國家機構。
實施新經濟政策以後，經濟開始復蘇，但是 大量的失業及因世界革命的退潮與失敗而產生的失望情緒慢慢地助長了勞動群眾的政治被動性及政治活動的普遍衰落，以致在蘇維埃有同樣情況。因此，工人階級不 能夠阻止特權層的生長。這個特權層為了維持統治，逐步限制民主權利並毀壞蘇維埃及布爾塞維克黨本身（雖然還用它的名字）。這些才是官僚篡權，才是黨與國家 及經濟管理機構融合成一個特權官僚層的主要原因。
列寧、托洛茨基、其它的布爾塞維克及以後的左派反對派，不但沒有贊同官僚的興起，反而要 反對它的興起。這個鬥爭之所以沒有成功，不是由於「列寧主義關於政黨的理論」，而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微弱。還有一點，布爾塞維克在列寧死前所採取的措 施－－例如在第十次黨大會上暫時取消派系的活動－－也許造成先鋒隊的微弱。
「禁制反對黨導致禁制黨內的派別；禁制黨內派別導致禁制思想，除了永不犯錯的領導者外，黨的警察式的一元主義之後，就是官僚的腐敗行為，這是成為所有挫傷士氣、貪污腐化的源泉。」（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然而，這些都只是次要的原因。
官 僚化過程有其客觀的、物質的、經濟的及社會的原因，我們應該在當時的蘇聯社會的底層結構上找尋這些原因，而不應在政治的上層結構上，更不應在組黨的觀念上 找尋這些原因。斯大林主義官僚層不但不是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產物，它反而要摧毀整個布爾塞維克黨，才能建立其專權統治。布爾塞維克黨是工人階級的工具，是官 僚層的敵人。完全剝奪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先決條件就是在政治上扼殺黨。
在另方面來看，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在缺乏領導的或有極大影響力的革命黨的時候，工人代表會就不能維持很久，而且不會比俄國的工人代表會長：1918－19年的德國及1936－37年的西班牙就是兩個顯著的例子，更不用說1956年的匈牙利和1973年的智利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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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革命先鋒黨的重要性
工 人階級由於其成分不一致，其不同階層的覺悟程度參差不齊，許多成員的政治及社會活動又斷斷續續，因此就需要把工人階級中最富於自覺的、最能持久活動的分子 組織成一個獨立的革命的先鋒黨。從資本主義社會裡的階級鬥爭，到領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與走向社會主義，都需要這樣一個組織。在這些條件下，這個革命先鋒黨 的不可替換的作用就更形重要了。
力量增強的列寧主義群眾黨必須領導工人來管理國家及建設新社會，一直至資本主義在全球滅絕以至無階級社會 完全建立起來。決定經濟發展的不同速度問題，稀有經濟資源的分配問題，各種形式的個人及社會消費的較快或較慢的增長問題；如何減少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工人 國家如何增強國防以防止資本主義強國的進攻的問題；如何建立群眾的革命的國際來擴張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如何消除兩性之間、不同年齡、不同民族、不同 種族之間的從過去遺傳下來的偏見、反動觀念及不平等的問題等等－－所有這些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所發生的問題，是不會自動解決的。要解決這 些問題，都需要有革命馬克思主義綱領的政黨的干預。
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反對物質特權與官僚層的興起的鬥爭，更加需要一個革命的先鋒黨。要實行像目前這個綱領這樣徹底、這樣革命的社會主義工人民主的綱領，工人階級的革命的先鋒黨是決不可少的。黨要用自由選舉及群眾對它的政治信心，而不是用行政的方法，來運用它的權威。
勞動群眾的自由而民主的自我組織，和革命先鋒黨的政治與綱領的明確清晰及領導，這兩者的辯證的結合，給工人階級的奪取政權與繼續執政，提供更好的條件為了防止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領導工人階級的先鋒黨濫用權力，第四國際堅持以下原則：
（1）黨內應有充分民主，黨員有組織派別的權利，不容派別被禁的充分權利；派別之間在黨大會之前能夠公開爭論。
（2）黨與工人階級之間應維持最大可能的密切聯繫與互相滲透。革命的工人先鋒黨，只有獲得大多數工人的政治信任，以及爭取到大多數的先鋒工人成為其黨員時，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有效地領導工人階級。
（3）嚴格禁止黨幹部或黨領導人享受物質特權。不論是黨領導人，全職黨員還是普通黨員，若當選為工人國家或其經濟機構、以至其它社會機構的領導人，其工資一律不得高於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
（4）先鋒黨不能在政治上或思想上壟斷或控制政治活動和文化活動。堅持多黨制原則。
（5）黨機構與國家機構完全分開。
（6）黨要真正地參加革命國際，而且接受其它革命組織的同志式的批評。任何在工人國家當政的黨不可控制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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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對社會主義民主有明確立場，是爭取無產階級走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必要條件
改 良主義領導要在帝國主義國家工人階級中反复灌輸資產階級民主的神話與幻想，因此，保衛一個清晰明確的工人民主的綱領，是反對改良主義領導的鬥爭的不可缺少 的部分。在官僚化工人國家所展開的政治革命過程中，保衛這個清晰的工人民主綱領，也是與反對各類親資本主義的幻想與反蘇維埃偏見的鬥爭不可分的。
一 方面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法西斯主義與其它形式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獨裁制度，另方面是蘇聯、中國、東歐及其它官僚政權的經驗，這兩方面的悲慘歷史經驗，使資本主 義國家和官僚化工人國家的無產階級，對於推翻資本主義以後所產生的任何形式的一黨制及對民主權利的任何限制，都是極度懷疑的了。
革命的馬 克思主義者如果給人任何印象，說工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比資產階級民主有更少的政治自由──包括批評政府的自由、組織反對黨的自由、出版反對意見的報紙的自 由──那末戰勝議會幻想的鬥爭，若非注定失敗，也會特別困難。革命的先鋒分子在這方面任何躊躇與含糊，只會幫助自由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走狗來分裂無產階 級，而且推使無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以保障民主權利為幌子，走到保衛資產階級議會之路去。
有人爭辯說，上面所有論點，只能應用在僱傭勞動 階級已佔經濟活躍人口的大多數的國家裡。不可否認地，獨立小生產者仍佔人口大多數時，這種社會力量的關係在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充分發展的道路上樹立了障礙 物，而且客觀上導致工人國家官僚化的現象。但是我們首先要著重指出這些經驗的特殊性，指出這些經驗在大多數半殖民地國家不會重複。
其次，我們要強調指出，這些工人國家官僚化的極端形式，即使在落後國家，也不單是不利的客觀環境造成的，而且也是領導建立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政治上畸形變態的產物。
由 於漸多的半殖民地國家正在局部地工業化，他們的無產階級在經濟活躍人口中所佔的比重已經比1917年的俄國或1949年的中國無產階級的比重為大。從革命 危機一開始，（智利就是一個例子）這個無產階級根據自己的鬥爭經驗，就會很快提高其意識及自我組織的水平，以至將組織蘇維埃式的機關提上議事日程。在這個 意義上來看，而且特別因為這可以應用到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上，第四國際主張這個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基礎的工人代表會民主的綱領，在基本要素上就是世界 革命的通行綱領；這個綱領基本上與工人階級本身的社會性質、歷史需要、思想方法及群眾活動相適應的。這個綱領並不是專為「最富有的國家」的工人階級而設的 「奢侈品」，雖然因為某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佔人口的比重特別小，它的具體應用可能會有某種限制。
同樣的，我們需要在觀念上及在理論上區別資 產階級民主機構與無產階級民主機構，資產階級民主機構主要在帝國主義國家興盛，這是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數以億計的工農群眾的超級剝削及最殘酷 鎮壓他們的基本民主權利的結果。無產階級民主機構，包括其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建立的核心組織，是工人階級經過幾百年的自我組織的鬥爭、犧牲、成功，並提高其 階級覺悟的結果。資產階級民主正遭受歷史的唾棄，一定會消失。無產階級民主在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鬥爭之中和以後，以及在建設世界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過程 中，勢必獲得前所未有的生長與發展。
顯然，要工人民主得以健康運作，首先社會要有普及的碼的文化水平和工業化程度。當社會狀況是勞動人 民中一大部分是文盲時，統治模式變得官僚墮落的可能性更大了。因此，列寧才在他晚期的著作中不斷強調有需要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在古巴和尼加拉瓜進行的掃 盲運動，是值得仿效的模式。
可是，在落後國家，初階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下，未必會實行各人口層份按比例產生代表，而是有可能公然讓工人階級的代表獲得較大比重（相對於農民來說），正如1918年的蘇聯憲法所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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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會主義民主綱領何以至今未廣泛實現？
我 們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不是「規範的」，而是綱領式的。正像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綱領一樣，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觀念只是一個客觀歷史趨勢的自覺的表現，是工 人階級在革命危機的情況下自然地提出來的要求。歷史顯已證明，從巴黎公社到最近幾年的革命，即從1905年的俄國及芬蘭革命、1917年的俄國革命、 1918－19年的德國革命、1918－19年的奧國革命、 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1919－20年的意大利革命鬥爭、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1925－27年年的中國革命，以及包括許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 在內的所有大洲上的無數國家的無數總罷工的經驗，工人階級都顯示出有成立自己的組織、工人代表會或類似組織的趨向。我們堅決相信，這個由馬克思、列寧、托 洛茨基和盧森堡所清晰地理解而歸納成綱領的歷史趨向，定會在目前及未來的革命中顯示出來，而且比過去的革命時期更明顯。
反對上述看法的人，引證說，到現在為止，所有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總是導致由少數人、一個黨或者那個黨的領導機構實行專政的政治制度，不是由全體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我 們不同意有些人說，建立堅定持久的工人代表會政權之所以會遲遲未能實現，是因為無產階級先天地缺乏行使政治或經濟權力的能力，必然要將政權交給特權的少數 人去運行。工人代表會的政權在蘇聯的確存在了幾年，雖然資產階級及官僚層日後偽造歷史，說它沒有存在過。我們至少要說，這樣一個結論，在目前階段還是言之 過早，正如在最初幾次資產階級革命以後，說資產階級統治是與普選權不相容的講法，同樣是言之過早。
恰恰相反，在現有的工人國家裡，到現在為止，工人代表會的政權，還只是例外的現象，而不是存在的規律，基本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無產階級在這等國家的創建過程中所佔的份量非常小－－在1917－23年之間蘇俄的無產階級不但非常微弱而且愈來愈加微弱。
下 述一連串的歷史因素起著交互作用－－俄國的落後，俄國革命的孤立，蘇維埃官僚層之取得絕對權力，共產國際內斯大林派的勝利並主要由此「勝利」招致失敗所發 生積累的影響，國際無產階級的其它較好的革命領導始終不曾出現，傳統的官僚機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能夠控制工人階級，革命的興起主要採取持久游擊戰形式 而且其領導層受斯大林主義意識影響－－上述諸因素帶來了在一段時期中新的工人國家產生，但從頭起無產階級所佔的比重非常小，也沒有無產階級的鬥爭形式和組 織形式。
此外，工人階級在中國及越南等國家中的比重之小，再加上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所面對的問題的特殊性質－－在比俄國還要落後、還要缺乏資源的情況下，要開始工業化以及開始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問題－－都在走上社會主義民主的道路上產生了額外的客觀障礙。
由於所有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在這些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從一開始就官僚化，工人階級從來沒有直接地行使過政治權力。
但 在目前的時期，無產階級在世界革命具體進程中的比重比之1945－68年是大大增加了。這是由於許多工人國家和半工業化的倚賴性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有 了質的增強。新一輪的革命鬥爭，可以舉1968年5月法國和1974－76年葡萄牙革命為代表，並繼之以官僚化工人國家政治革命的興起（捷克、波蘭）。要 證明這點，可看近年來在不僅是智利和葡萄牙而且是伊朗和尼加拉瓜的革命蠭起中，重新出現總罷工、城巿群眾起義和蘇維埃式的自我組織形式。同時，在群眾的意 識無可避免地經過落後於現實的這個階段以後，世界一部分無產階級已經了解斯大林主義的真正的本質（他們在1936年或1945年都沒有了解），堅定地拒絕 接受類似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型式」。不但在西方的一些帝國主義國家，而且在東歐、中國、巴西等國家，無產階級都是如此。
我們的基於工人代表會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綱領，既不是「抽象的模式」，也不是烏托邦的空想，而是反映真正的基本的歷史趨向。這個歷史趨向，雖因二十多年世界革命失敗所產生的客觀及主觀的結果而一度受到抑制，惟現已更有力地重新確立起來。
我 們也不能接受一個論點，說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的話，即只要保衛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及革命的國際擴張還是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中心問題時，工人代表會式的民主 政權是「不實際的」。我們相信，相反地，工人代表會的民主勢必加強工人國家的自衛能力，勢必加強它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的吸引力，也就是說，有利於反帝 的鬥爭及革命的國際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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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答復來自斯大林主義的教條
官 僚統治層的意識形態本質上一向是實用主義的。但是，支持這個意識形態的是幾個理論和教條，它們具有內在的一貫性，而又是與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矛盾的。官 僚層的意識形態的中心思想，就是由一個黨以工人階級的名義實行統治；儘管這個意識形態並非經常可以明確地表述，但也可以綜合如下：
（1）「領導的黨」或者其「領導核心」（「列寧主義中央委員會」），即使還不至於壟斷科學知識，但至少壟斷了最高的政治意識，因此保證在政治上永不犯錯誤（「黨永遠是正確的」）。
（2） 工人階級，尤其是一般的勞動群眾，因為政治上太落後，太受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帝國主義的宣傳」影響，太喜歡為了眼前的物質利益而反對長遠 的歷史利益，所以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不能容許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來直接行使國家權力。真正的工人民主就有可能會帶來一連串有害的「客觀上反革命」 的決定，這就開啟了資本主義復闢的道路，或者至少會嚴重妨礙及延遲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
（3）因此，無產階級專政只能由「無產階級的領導黨」來實行，換言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的專政，這個黨或是代表基本上被動的工人階級，或是主動地建立於「群眾的階級鬥爭」，但群眾本身是沒資格、不願意、或者沒有能力通過制度化的權力組織來直接行使國家政權的。
（4） 因為黨（也只有黨）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工人階級的利益被認為是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問題上都是一致的，所以「領導黨」本身基本上是一元化的。任何反 對派傾向必定是以某一形式反映異階級的壓力及異階級的利益（毛派的結論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永遠是「黨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這些觀念的 邏輯結論就是單一的黨在社會生活各方面實施一元化的控制，黨應該直接控制「巿民社會」的所有部分。
（5）另一個主要假定就是，在建設社會 主義的時期，階級鬥爭會愈益加劇（這些假定假如不與上面幾個假定結合起來就不一定達到同樣的結論）。從這個假定就得出，即使生產手段私有製早已廢除，不管 生產力達到什麼發展水平，資產階級權力復辟的危險是愈來愈大的。資產階級復辟的威脅常常被描述為在這個或那個社會、政治、文化或者科學部門的資產階級思想 取得勝利的機械的後果。由於資產階級思想被賦予這麼大的威力，對客顴上代表這些思想的人的鎮壓，就成為這個假定的一個必然結論了。
所有這 些假定與教條，從一般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都是不科學的，而且從蘇聯和其它國家的推翻資本主義統治及其後發展的真實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看來，都是站不住 腳的。這些假定與教條，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使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遭受損害，而且阻礙了反對資產階級及其思想殘餘的鬥爭。
但是，正因 為這些假定有其內在的一貫性，而且已被斯大林時代的各國共產黨普遍地接納為教條－－反映了官僚層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物質利益，而且為其獨裁統治辯護－－從 那以後他們從來沒有被任何共產黨明白而徹底地加以批評或排斥。這些觀念繼續苟延存續下去，至少局部地在共產黨及社會黨的許多領導人及乾部的思想裡，即是在 工人運動的官僚層的思想裡；它們繼續成為替限制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的各種形式辯護的思想來源。
必須注意到，除了受斯大林主義影響的組織 外，也有一些組織在這方面提出類似的觀念，以替他們自己內部所實行的部分類似做法辯護。因比，我們更有必要強調這是與列寧和托洛茨基（更不用說馬克思和恩 格斯）以及我們的歷史運動所鼓吹的完全相違背的，為了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必須對這些觀念和他們引發的實踐作出明確的的有系統的批判。
第 一、認為工人階級是單純一致的，只要由一個黨來獨霸代表即可的觀念，既不符合一切歷史經驗，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時代和推翻了資本主義以後的現代 無產階級的實際成長的分析。人們頂多只能為以下的論點辯護，即只有革命的先鋒黨才能在綱領上保衛無產階級的長遠的歷史利益及無產階級的目前的整體階級利 益，以反對民族的、區域的、地方的、特殊部門或特殊技術的、過份享有特權的局部利益。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採用唯物辯證的觀點，而不是採用唯心機械 的觀點，我們會補充說，只有黨真正取得大多數工人的政治領導權以後，才可以說目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階級利益的真正的而不是理想的結合已在實踐中 達到，因而犯錯誤的機會大大減少。即使如此，仍不能排除在某些特殊的問題上，黨仍可能犯錯誤。
事實上工人階級的分層化及工人階級的意識發展的分層 化是確實存在．而且是由客觀決定的。同樣地，在工人運動中目前利益與歷史目標之間的鬥爭是非常緊張的（譬如工人國家中的目前消費與長遠投資之間的矛盾）。 這些矛盾的根源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不平衡發展；就是因為有這些矛盾，所以才需要革命的先鋒工人黨，而不是需要一個「包括所有工人在內」的單一個工會。這也 表示，人們決不能否認，對勞資之間的階級鬥爭，對目前要求與歷史目標之間的關係，會有不同解決方法的不同的黨，可能而且已經在工人階級之內產生，而且真正 地代表工人階級內部各不同層分的利益（不管是純粹的局部的利益、享有特權的一部份人、異階級力量的意識形態壓力等等）。
我們也要看到一個可能性，就是在一個國家內出現幾個革命政黨，它們之間的分歧未必能在革命前通過合併來解決，而這個局勢會迫得需要尋求各個黨大致上緊密連繫的陣線，以決定共同的政治行動。
第 二，實行黨內民主的革命黨大大有助於對社會經濟及政治的發展作出正確分析，而且能夠對這個發展得出正確的戰術上及戰略上的解決方法；因為黨可以用科學社會 主義的方法，即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總結和概括所有過去的階級鬥爭的經驗。這個對目前政治局勢所作出的綱領，使革命先鋒工人黨比工人運動的其它傾向，比工 人階級的未曾組織起來的部份，較少可能作出錯誤的結論，較少可能得出不成熟的概括，對未能預見的發展較少可能作出讓步與從事無原則的政治妥協等等。
但 是，並沒有永不犯錯誤的黨，沒有永不犯錯誤的黨領導層、或個別的黨領袖、黨的多數派、「列寧主義的中央委員會」，等等。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從來不是一定能夠 達到的綱領。分析新局勢決不能全靠歷史的先例。社會現實經常在變。新的不可預見的發展經常在歷史的轉折點出現。馬克思、恩格斯未曾分析過恩格斯死後的帝國 主義現象。布爾塞維克未曾遇見到先進帝國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的延遲。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官僚墮落沒有被列寧包括在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中。托洛茨基也沒 預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革命群眾的鬥爭而建立的許多（從開頭就已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南斯拉夫、中國、越南），會由非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所領導，等等。 在經典著作或在現存的綱領中，找不到對新現象的完全的現成的答复。
而且，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新問題一定會發生，對於這些新問題，革 命馬克思主義綱領只提供一般的參考架構，不能提供現成的正確答案。為這些新問題找尋正確答案的鬥爭就牽涉到理論的政治的分析及討論，和革命的階級實踐之間 的經常的交互作用。最後的決定還是要靠實踐的經驗。在這種情形下，任何對政治及理論討論的限制，以至進一步地對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的限制，即對社會主義民 主的限制，一定會阻礙革命黨得出正確的政策。因此，如果要成功地沿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前進，上述的限制不但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在實踐上也是無效用 的、有害的。
一黨專政的製度，缺乏多元性的政治團體、政治傾何及政治黨派，用行政方法限制自由的政治及思想的討論等等，其所產生的嚴重後 果之一，就是當工人國家的政府犯了錯誤時，很難很快地改正錯誤。在建設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工人國家的政府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正如工人階級 的大多數，其不同層分，不同政治組合也會犯錯誤一樣。只有自由的政治討論、反對派團體自由的運用大眾傳播工具、群眾的高度政治覺悟與廣泛參與政治生活，以 及群眾控制各級政府與國家的活動，才能迅速改正錯誤。
一黨專政的製度缺乏上述改正錯誤的方法，所以更難改正嚴重的錯誤。斯大林主義制度所 建基的黨永不犯錯誤的教條，不但否認黨政策的錯誤（尋找自我辯護，尋找替罪人），而且會盡量延遲錯誤的改正。從經濟的損失方面而言，從勞動群眾所遭受的不 必要的、客觀上可以避免的犧牲而言，從勞動群眾所遭受的階級敵人導致的政治失敗、以及從無產階級的政治上迷失方同與喪失士氣而言，這個一黨專政的製度所付 出的代價是令人震驚的；1928年以後蘇聯的歷史就是明證。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斯大林及其門徒，在農業強迫集體化帶來災禍以後，還要在農產 品收購價格等細節問題上，頑固地堅持他們的錯誤政策－－這當然只能用蘇聯官僚層在當時特殊的社會利益來解釋－－這就使蘇聯人民遭受了整代人糧食缺乏的恐 慌。其所產生的壞結果直到五十年以後的今天，仍未消除。如果當時的蘇聯在選擇不同的經濟及農業政策方面有政治討論自由的話，上述災禍是不可能發生的。
第 三、限制無產階級的民主權利是有利於逐步「教育」所謂「落後的」勞動群眾──這觀念簡直是荒謬的。不下水怎樣學會游泳呢？群眾除了從事政治活動及從這些活 動的經驗中學習以外，沒有其它方法可以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只有具有犯錯誤的權利以後，才能從錯誤中學到東西。說群眾的思想「落後」的這種家長式的偏見其 實就是對群眾活動懷有保守的小資產階級的恐懼，這與革命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官僚層之所以極端地恐懼社會主義民主，並不是出於「綱領」的理由，而是因 為社會主義民主的政府形式與官僚層的物質特權不兼容，更不必說與它的權力不兼容了。馬克思主義者之贊成充分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因為他們相信，以群眾會犯太 多錯誤為藉口來限制群眾的政治活動，只會使工人對政治越加冷漠，換句話說，這種解決群眾落後性的辦法恰恰是在加強群眾落後性。
第四、在生 產手段及社會剩餘產品全部社會化的情況下，少數人長期獨霸政治權力－－即使這個霸權的革命黨在開頭有最純粹的革命動機－－就會有很大可能刺激官僚化的客觀 傾向。在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之下，誰控制國家行政機構，誰就控制了社會剩餘產品及其分配的權利。特別是（而且不只是）落後的工人國家裡，經濟的不平等在開頭 還是存在的；這個經濟的不平等就能夠變成貪污和物質特權與社會分化的泉源。「政權的取得，不但改變了無產階級對於別的階級的關係，而且改變了無產階級內部 的結構。執掌政權變成某一個社會集團的專門事業。這集團愈把自己的作用看得很高，就愈急於要解決自己的「社會問題」。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中文本第93頁）
因此，在客觀上就有必要使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來真正地控制決定權，而且還可以有無限 制的機會來譴責包括最高層在內的工人政權各階層對物質的偷竊、浪費、濫用及非法的沒收。如果反對派的傾向、團體及黨派沒有行動、宣傳、鼓動及利用大眾傳播 工具的充分自由，則群眾性的民主控制是不可能的；這裡唯一的條件是反對派不用武力來推翻工人政權。
同樣地，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 渡時期，甚至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各種形式的社會的勞動分工不可避免會殘存，從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工人組織形式及勞動過程也是不可避免地部分或全部殘存 著，這使生產者的創造能力不能充分發揮。這些不利的條件是不可能如毛派所主張的用思想灌輸、道德規勸、或者周期性的「群眾批鬥」所能改正過來，更不可能用 神奇的權宜措施如乾部及領導人每月或每週做幾天體力勞動就可改變的。在走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道路上，只有生產者群眾（首先是最受剝削的體力工人） 對「仍具有功用的」特權層實施真正的政治及社會控制，才能阻止上述客觀的障礙物變成物質特權的強大來源。達到這個目標的主要條件就是所有工人的工作日要急 劇減低、要有最充分的蘇維埃民主，以及快速地提高工人文化水平的充分教育機會。
為了免得受權力被專門人員操縱的侵蝕，革命黨要反對其黨員在國家機關和黨領導層戀棧權位。
官 僚化工人國家目前的情況使它很難向無產階級民主的道路上前進。只有在下列的兩個條件其中一個或者兩個同時發生的時侯，目前的情況才會有質的改變：（1）一 個或數個工業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這樣一個革命就會大大推動全世界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而且馬上會開啟急劇提高生產力的可能性，消滅物質缺 乏的現象。這物質缺乏的現像是寄生的官僚層得以鞏固的根本原因。（2）在官僚墮落或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如蘇聯或中國爆發政治革命。這樣不僅帶來官僚層及其 「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終結，還帶來無產階級民主的崛起，並在國際上產生巨大的反響。
政治革命成功以後，就可以在所有工人國家實現共同的經濟計劃，因而保證生產力的大躍進，幫助移除寄生的官僚層的經濟基礎。
第 五、資本主義國家政權及生產手段私有製被廢除，並不會自動或同時帶來個人財富、文化遺產、及思想影響方面的特權的消失，更不必說商品生產的所有因素的消失 了。在資產階級政權被推翻、資本主義財產被廢除以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特別是當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還不能夠保證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自動出現與鞏固的時 候，小商品生產的殘餘及貨幣經濟因素的殘存，還可能使在這環境裡的資本原始積累重現。同樣地，在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上已失去了統治階級地位以後的很長一段 時期內，社會及經濟上的某些不平等現像還會殘存；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風俗、習慣、文化價值等等的影響還會在社會生活的較大的圈子及較大的層分中 繼續存在。
但是，如果從這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所以，為了不要使這些「資產階級影響的小島」成為資本主義復闢的基地，工人階級才少不了國家 權力）得出結論，說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是用行政方法鎮壓資產階級思想，則是完全錯誤的。歷史經驗曾相反地證明用行政方法反對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思想 是完全無效的。事實上，長遠來說，因為無產階級缺乏真正的政治鬥爭和思想爭論的經驗，而且因為官方的「國家理論」缺乏可信性，這種行政的鎮壓方法只會加強 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對無產階級的支配，而且使無產階級群眾在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下被解除思想武裝。
為了消滅這些小資產階級思想對勞動群眾的影響，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
（1）與所有主要生產數據的收歸國有化同時進行的，是將印刷所、電台、電視廣播站等等收歸國有，即是說，解放傳播媒介，使之不受廣泛散播思想的大企業的物質支配。
（2）創造使這些思想失去再生的物質基礎的客觀條件。
（3） 在意識形態及政治方面對這些思想發動毫不留情的鬥爭，這種鬥爭只有在公開的討論及公開的針鋒相對的情況下，換句話說，這種鬥爭只有在思想反動的人可以有保 衛他們的思想的自由時，在有思想及文化的多元主義的自由時，才能有完全成功的希望，只要思想反動的人不用暴力行動來反對工人政權。
只有那 些不相信馬克思主義及唯物論的優越性，對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沒信心的人們，才不敢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跟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作公開的思想鬥爭。 一旦資產階級的使用大眾傳播工具的機會與其人數成正比的時候，就沒有理由懼怕經常的、自由的、坦白的意見交換。這種觀念的交鋒是工人階級在思想上教育自 己，而且脫離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影響的唯一方法，如此，則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便充分地顯示出來。
國家若用行政和鎮壓的方法使馬克思主義 （更不必說對馬克思主義作特別的解釋）在意識形態及文化方面佔據獨霸的位置，只能使馬克思主義從批判的革命科學，從解放無產階級及建立無階級社會的武器， 倒退成了無生氣的令人反感的國家教條或國家宗教，使它不斷地在勞苦大眾尤其是在青年之間失去吸引力。這情形在今天的蘇聯非常明顯，因為「官方的馬克思主 義」所佔的獨霸地位，掩飾了在一切領域上，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貧乏。馬克思主義本質是批判思想，它只有在充分的討論自由及經常與其它思想針鋒相對的 氣氛之下，也就是在充分的意識形態及文化的多元主義的氣氛之下，才能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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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工人國家的自衛問題
很 明顯地，任何工人國家必須保衛自己，反對任何推翻它及公然違抗它的基本法律的企圖。在解除了資產階級武裝和結束了內戰以後而崛起的具有工人民主的穩定的工 人國家裡，憲法及刑法都禁止私人佔有生產手段或私人僱用勞工，正如資產階級國家的憲法及刑法禁止個人侵犯私有財產權利一樣。同樣地，只要我們尚未到達無階 級的社會，只要無產階級的階級統治還殘存，只要資本主義復闢的可能性還存在的話，無產階級專政的憲法及刑法就會禁止及處罰武裝暴動的活動、用暴力推翻工人 階級政權的企圖、對工人政權的代表施行恐怖主義的攻擊以及替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當間諜進行破壞等等。不過，只能對有證據確鑿的行動或積極的準備工作予以處 罰，隱含地或公開地為資本主義復闢作一般性宣傳則不予處罰。這意思就是說，所有在實際上遵守工人國家的憲法而且在其機構（即蘇維埃）的合法範圍之內活動的 人，包括親資產階級分子，換言之，所有那些不以直接行動從事推翻工人政權及集體財產製的人們、都應該有組織政治團體的自由。
工人不需要把 「教唆」他們將工廠及銀行恢復私有的言論當作一種有致命危險的宣傳。大多數的工人不可能會「聽信」那種宣傳的。帝國主義國家。官僚化的工人國家及愈來愈多 的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人階級已是足夠強大了。所以不需要把「言論犯罪」及「反甦的鼓動」的觀點引用到刑法上或者成為工人國家的日常措施。
把煽動人們用暴力反對工人政權，與讚成恢復資本主義的政治活動意識形態、立場或綱領，嚴格區分開來，這是很重要的。工人國家應該鎮壓恐怖行動，但是對付反動的政策與思想，就應該用政治和思想鬥爭的方法，這不是「道德」或「軟心腸」的問題；基本上這是實際的長期效益的問題。
在 寄生的官僚層所統治的國家裡，斯大林主義有計劃地濫用「與帝國主義勾結」、「替外國政府充當間諜」、「客觀上為帝國主義服務」、「反蘇」或「反社會主義的 煽動」、「破壞及誤導別人的活動」等誹謗性的指控，來譴責及鎮壓任何形式的政治批評、反對行動或非正規行動，而且以這些為藉口進行大規模的野蠻的鎮壓。斯 大林主義的這種災禍性的經驗，使一般的工人對於它的濫用司法刑警機關或精神病院，採取極度的（基本上是有理由的）不信任。因此我們需要強調指出：無產階級 及其國家之運用鎮壓性的自衛行動以反對用暴力來推翻工人政權的企圖，應該限於證據確鑿的行動及罪行，絕對不應該牽涉到意識形態的、政治的及文化方面的活 動。
第四國際保衛而且要擴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刑法及司法方面所得到的最先進的革命成果，而且要為把這些成果寫入社會主義的憲法及法典而鬥爭。這些成果包括以下的權利：
（1）應訂定一套成文法；不應追溯既往的罪行；提供證據的責任在於控方；在沒有犯罪的證據以前，應該假定被告人無罪。
（2）任何人都有充分的權利，自由決定其辯護的內容；法律辯護人不應該為了在審判中所用的辯護文件或辯護方式而受到檢舉。
（3）反對個人犯罪要由團體、家庭等集體負責的觀念。
（4）嚴禁任何形式的酷刑逼供。
（5）除了內戰及戰爭時期以外，嚴禁死刑。
（6）擴大陪審團的公開審判制度，而且使這制度普遍化。
（7）所有法官都應民選，勞動大眾有罷免法官的權利。
工人國家能夠慢慢地吸收更多的群眾參加法律的工作，來代替職業性的司法人員制度。這工作可以從地方及較輕的罪行方面做起。
很 明顯地，所有這些事情，以及在資產階級的武裝抵抗停止以後、無產階級專政的刑法制度的運用和法典的最後的審定，都要由工人代表會作最後的決定。我們只向工 人代表會提出綱領式的建議，而且用政治的方法在工人代表會中爭取多數的支持。防止國家誤用這些鎮壓制度的最基本的保證，就是勞動群眾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有 最廣泛的社會主義民主，以及廢除由少數人壟斷武器的特權，換言之，武裝全體無產階級。我們相信工人階級決不會誤用它的權力，也不會失去必要的警覺來保衛它 自己的專政，以反對任何恢復資產階級的剝削的、壓迫的統治的企圖。
但是，正如列寧所指出，「無產階級已完成社會革命， 並不足以將它變為聖人，也不會使它免犯錯誤和擺脫弱點。」正因此，在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革命共產主義者不應放鬆警覺。共產主義前衛者必須揭露 「官僚主義」的最微細的證據，譴責和打擊無產階級國家所有濫權的情形，確保平等主義和民主的原則受尊重，保衛婦女的利益以及種族、民族和宗族的少數者利 益。總而言之，對於無產階級國家也要扮演共產主義前衛的角色。
我們的原則性綱領性立場是：一切在實踐中尊重集體財產及工人國家憲法的人， 都應該享有無限制的政治自由。這並不是說，不管具體情況都一定要全面貫徹這樣的標準。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過程中，由革命的危機而發展到起義，是不可避免 的。在起義以前的時期以及起義的時候，當政權由一個社會階級轉移到另一個階級的時候，暴力事件的震蘯以及法治的缺乏的情況會發生。只有當起義得到大多數人 民的支持－－僱傭勞動者的大多數－－至少在那些僱傭勞動者已經是最大的社會階級的國家裡，無產階級才能得到勝利。支持這個起義的群眾的動員越廣泛，因這個 巨大的社會變革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暴力與橫蠻行為就愈少。
同樣地，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前，內戰或者外國軍事的干涉可能會發生；換句話 說，舊的統治階級及其國際的盟友可能會用武力來推翻工人政權。在這種情形下，應該應用戰爭的法規，這時候，也許需要限制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動；沒有一個社會 階級、一個國家，會讓積極用武力推翻他們的人享有充分的權利；無產階級專政在這點上也不能例外。
更具體來說，所有參加或者被確鑿證據證明積極地支持或者準備反革命的暴力行為的個人、組織及黨派將會被鎮壓，而被放置在不能再從事這些活動的環境中；鎮壓的程度及具體的方式要看某個國家或某些國家當時的情況和力量關係而定。
在 建立成功的工人國家的第一階段，為了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抵抗或者資產階級推翻工人國家的企圖，成文的刑法－－社會主義法治－－的建立可能會被延遲，因為革 命的首要任務是解決危機的局勢，這不能等到法治建立以後才去進行。歷史經驗已經再三地證明，擊破資產階級的武裝抵抗的過程愈快愈激烈，實際的內戰時間就愈 短，在社會變革中所付出的人命代價就愈少。
決定革命的長遠效益的準則，是把眼前的權宜之計，同社會主義新秩序的鞏固的問題結合起來，而且 這個新秩序要以最廣泛的群眾支持和群眾參與為基礎。對階級敵人的權宜之計，甚至於在內戰的情況下，要真正有效，必須能夠提高而不是降低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 及信心，它對於建立工人國家及無產階級社會的能力的信念，它的積極的支持及參與國家的管理，以及他的動員及自我組織的能力；甚至在內戰的情況下，上述的基 本標準決不能忘記，特別是因為未來的革命能夠在遠比俄國1919或1920-1921年好的力量對比下發展。
關於上面的情況，托洛茨基在 1940年說的話表達得最清楚，他那時說的話更適合現在的情況：「根據預測，我們可以定出以下法則：資本主義制度崩潰的國家愈多，則其它國家的統治階級的 抵抗愈弱，社會主義革命的尖銳性質愈低，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愈不強暴，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愈短，在新的、更充分的、更完善的、更人道的民主制度的基礎上重 新建立起來的社會的誕生就愈快。……如果社會主義不但不能夠帶來人身自由在法律上不可侵犯，而且也不能充分地保證人類品格的所有的利益，則它便沒有價值 了。」（托洛茨基：《世界局勢與前景》，1940年2月14日，見1939－40年托洛茨基文集，155至I56頁）
我們也應該強調指出，在內戰或戰爭情況下社會主義民主之受到限制，應該由資產階級反革命及國際帝國主義直接地負政治上及物質上的責任；這就是說，要向整個社會，及向過去的統治階級的殘餘分子，清楚地指出，對付他們的方法，歸根到底要視乎他們的實際行為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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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國際革命與反革命
只 要帝國主義至少在幾個主要的國家－－特別是美國－－仍然生存，它決不放棄以經濟壓力及軍事力量阻止社會主義的擴張，也不會放棄收復資本無法直接剝削的領土 （開頭是收復一部份，以後是全部）。這種複闢決不可能用漸進的和平方法，正像推翻資本主義也不會用和平的漸進的方法一樣。
因此就有以下的 結論：任何一個由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所產生的工人國家和任何工人國家集團，不管其官僚化或社會主義民主的程度如何，將會與國際資本處在武裝停戰的狀態，在 某種情況下，這可能會導致公開的戰爭。因此，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從物質及人力的角度來看）在軍事上作持久的準備，以對付公開戰爭的挑戰。
雖 然我們並不同意說核子戰爭必然會發生，但我們也不同意說，僅靠資本主義國家勞動階級的宣傳、鼓動及階級組織就足以阻止帝國主義所發動的旨在反對新、舊革命 的侵略戰爭。只要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仍未推翻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反革命戰爭的危險便一直存在，當權的無產階級必須對這種危險作好準備，正 如它要幫助其它國家的起義的群眾對付國內及國際反革命的武裝干涉一樣。
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保持軍事準備，意思就是要撥出資源來生產戰備，這些資源本可以用來加速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這個原因再次推翻說可在一個或幾個國家最終建成社會主義的反動烏托邦。
工 人民兵和人民民兵是工人國家武裝自衛的基礎，但工人國家也需要維持一隊軍隊，有專門使用尖端武器的技能。工人軍隊本身將會是新式軍隊，反映出它的階級基 礎，像蘇維埃共和國所創立的紅軍初期一樣，它將要廢除官員等級制度，用兵士代表會和民主選出的指揮官來取代它。一般來說，「正規軍與民兵之間的相互關係能 夠顯示實際朝向社會主義前進的程度」（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英文本第218頁）。
但這句話絕不表示由於帝國主義對工人國家施加外在的壓力，因此工人國家必然會產生官僚墮落或對社會主義民主必須作出嚴格限制。
首 先，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興起和勝利，並不是資本主義包圍蘇聯的直接的自動的後果。它的產生是以下幾個因素獨特地結合起來的結果：俄國相對落後；俄國無產階 級相對微弱；世界革命初遭挫敗；資本主義包圍；無產階級先鋒隊對官僚的問題在政治上沒有準備；官僚權力逐漸興起，影響了全世界革命鬥爭浪潮的結果；除了莫 斯科控制的共產黨以外，別無其它無產階級領導。這些因素因國際革命屢遭失敗而更加深。但是，這些因素的結合極不可能會再度出現，尤其是當成功的社會主義革 命發生在工業上遠比I917年的俄國或1949年的中國更進步的國家時。
即使是在今日，俄國的落後程度與國際資本主義比較起來已不怎麼嚴 重，俄國無產階級的客觀力量也比1923年或1927年的無產階級大得多。如果現有的工人國家的相對的力量，再加上西歐、日本、或最大的拉丁美洲國家－－ 更不必說美國－－的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力量，那麼，與國際資本的力量關係對比就會有很大的改變，資本主義就會大大不利並大大惡化；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 義環境的壓力和加強軍事準備的必需性，不會再構成嚴厲限制社會主義民主的客觀原因。
再者，如果由於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和世界上富有的資產 階級還存在，迫使現存的工人國家在長時期之內面對持久的有可能爆發的武裝交鋒及國際戰爭，因而工人國家需要保護自己免受外國帝國主義的干涉威脅，但這並不 表示要把有可能發生的戰爭的狀況與真正發生的戰爭狀況等同起來。混淆可能發生的戰爭同實際發生的戰爭，正是斯大林主義者及各種親官僚層分子不斷用來替寄生 性官僚統治之扼殺民主行徑辯護的藉口。
而且，蘇聯、東歐及中國今日所面對的主要問題不是在戰爭或內戰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立刻復辟的危險。這 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所面對的問題，是特權官僚層對經濟、政治及社會生活的獨裁控制。這種控制導致巨大的惡果，使這些國家的群眾對自己國家的認同大大動搖－－ 因此，從長遠來看，削弱了在將來帝國主義軍隊有可能入侵時群眾成功加以抵抗的能力。
因此，更為必需的是保衛所有的民主權利以反對官僚層所強加的限制，以及推展反官僚層的政治革命鬥爭。這樣做，將會增強而不是減弱工人國家抵擋帝國主義侵略的能力，包括其積極援助世界革命過程的能力。
最 後，整個論點應該反過來說。我們否認：為了成功地保衛勝利的革命及將革命向國際擴展以反對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因而要限制社會主義民主，以至要實行官僚專 政，認為那是必定要付的代價。恰好相反，我們認為：這種限制勢必減弱無產階級專政在政治上及在軍事上反對帝國主義的能力。
勞動群眾的高度的政治自覺和社會主義信念，高度的政治活動、動員及警覺，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教育與活動，凡此等等，都能夠增強工人國家的自衛能力及軍事力量。
歷 史已經證明，歸根到底，任何國家的最強大的自衛能力主要靠以下兩個因素：人民群眾對本國有較高度的社會團聚力和政治認同；以及較高度的平均勞動生產力和生 產能力。社會主義民主愈廣泛，限制愈少，則絕大多數人民對工人國家的認同就愈高，勞動生產力的增長就愈快，達到比帝國主義更有決定性的技術進步的可能性也 就愈大。從這個觀點來看，在帝國主義對工人國家及對正在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有可能發動侵略戰爭的世界局勢中，社會主義民主不但不是「奢侈品」，而且，即使 在純軍事方面，還是工人國家手中的主要武器。
上面是從防禦的觀點看這個問題；從進攻的觀點看，也是如此。因為帝國主義對過去及現在的革命 發動軍事冒險就必會引起國內的強力反對，因為帝國主義一定要漸增地運用鎮壓及限制群眾的民主權利來減弱反對力量，因此，工人國家的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會對 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安的、受壓迫的群眾產生漸增的吸引力，這就削弱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有利於革命的國際擴張。
工人國家針對帝國主義侵略的 威脅進行軍事上的準備，必須包括實行特別措施以反對間諜，反對國外派來的破壞者，反對可能持續好幾年甚至好幾十年的其它方式的反工人階級軍事行動。但是， 工人國家自衛的特別的技術性措施，但這種需要決不應該用來限制工人民主；決不能因為公民行使批評和反對的權利而說他們是「間諜」或「破壞者」。事實上，群 眾的政治活動、自覺、及社會團聚力愈高（這只有在社會主義民主充份發展下才能實現），真正的間諜及破壞者就愈難在仇視的環境中活動，工人國家的自衛能力就 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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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官僚化的工人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
反官僚政治革命的興起
從 理論觀點來看，蘇聯及其它官僚化的工人國家是極端歪曲的墮落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這是由於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所創造的經濟基礎還沒有被官僚層所摧毀，在這 個意義上，保衛蘇聯及各工人國家，以反對資本主義復闢的企圖（復辟表示歷史的大後退），是根據這些國家仍然是墮落的或變態的工人國家，即墮落的無產階級專 政形式這個事實而來的。
但是，卻不能由此推論說：無產階級專政有不同的歷史形式，它們是差不多相同的，而我們的綱領描述社會主義工人民主只不過是「理想的模式」，只是現實偏離了「理想的模式」，而且在將來還會大大偏離。
無 產階級專政本身不是一個目標，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一個手段，它的目標是創立世界性的無階級的社會，使勞動得以解放，使所有被剝削被壓迫的人們得到解放；這是 解決人類所面對的所有緊急問題的唯一道路。是避免人類陷入野蠻主義的唯一道路。但是在極端墮落的官僚專政之下，「官僚的」無產階級專政不但不能向目標進 展，反而使社會的進展停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而變成了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主要障礙物。這個障礙物只有無產階級通過政治革命才能移開。因此，社會 主義民主，即由勞動群眾民主選舉出來的工人及人民代表會的統治，絕對不是許多無產階級專政形式中的其中一個形式，而是與社會主義目標相符合的唯一形式，是 走向世界革命和全球社會主義的有效武器。我們之所以為而且只為這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奮鬥，理由並不是出於道德的、人道主義、或歷史唯心論的原因（亦即企 圖對歷史過程「強加」某種「理想」形式），而是為了世界無產階級及世界社會主義利益的眼前的及歷史的必要性。
還有，「官僚的」無產階級專 政之能夠興起－－譬如在蘇聯的興起－－只是無產階級在政治上被官僚層所災難性地及長期地擊敗的結果。托洛茨基用「無產階級在政治上被官僚層所剝奪」這個公 式並不是偶然的。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們對我們的階級的政治上的成敗問題，並不採取中立的或冷淡的態度。我們要保證它的成功，我們要用所有可能的方法來 避免它的失敗。因此，我們只能為可以帶來這種成功、可以避免失敗的那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只有政權掌握在民主選舉出來的工人代表會的手中的無產階 級專政，才能保證它的成功，避免它的失敗。
在政治上而言，這個問題並不是純學術性的；這是所有那些工人階級已經深切體會斯大林主義及一般 工人官僚的罪惡及本質的－－不只是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急迫的問題。在所有這些國家，如果不管工人階級對國家及經濟的控制的具體情況如何，只是把「無產階 級專政」與國有化財產等同起來，就會成為朝向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及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上的重大障礙物。這就會在客觀上幫助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 民主黨及各國共產黨把工人階級束縛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範圍之內。
在所有官僚化工人國家，這是更急迫的問題，因為政治革命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在這些國家，如果企圖把工人民主以外的其它形式當作革命的目標，就難免使那些這樣做的人，在興起中的群眾面前自陷於極端的孤立，甚至使群眾對他們產生像對官僚層（即「新主人」）那樣的仇恨。
從 那種政治的觀點看來，我們所保衛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是符合官僚化工人國家的群眾的需要及渴望的唯一的綱領，是代替官僚專政的唯一道路。我們要再三地 說：革命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如果在反官僚政治革命的準備階段、興起、勝利及事後的整個過程中對保護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的干勁及決心有任何躇躊或三 心兩意的話，這勢必在客觀上幫助了復辟勢力，使官僚專政倒退至資產階級民主，而不會進展到社會主義民主。
從1956年10-11 月的匈牙利革命、I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的波蘭革命（它在全國發動的反官僚政治革命路上走得最遠）以及：1968-69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具 體經驗，已可得出政治革命動力的非常重要的結論。「布拉格之春」和波蘭的政治革命的優點是發生在社會、經濟及政治上非常有利的國家，因為無產階級佔經濟活 躍人囗的絕大多數，而且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工會群眾組織的傳統；在波蘭，還有反官僚工人起義及爭取工人自管鬥爭的豐富經驗。
這三個政治革命發端的經驗證實了我們的綱領中所提出並在論述中進一步作解釋的社會主義民主這個內容，只是數百萬工人及勞苦大眾起來反對官僚層的專橫統治時的自覺表現。
反 對秘密警察，要求釋放政治犯，反對官僚統治層鎮壓那些威脅其權力專制的政治及工會活動，反對新聞檢查，反對人治（即要求一切法律必須是成文法及被告人有依 法審判及辯護的權利），反對一黨制度，反對官僚層對經濟制度的控制，反對官僚層的超級物質特權，要求在社會經濟方面的平等權利要大大提高－－所有這些綱領 要點是使匈牙利及捷克群眾走上街頭反對官僚層的主要動力。這些口號一定會在明日使蘇聯及中國人民走上街頭。
工農群眾並不是要使私有財產恢復或是資本主義復闢。斯大林主義者之作這些誹謗，是為了替自己動員蘇聯軍隊入侵匈牙利或捷克，或在波蘭實行軍事戒嚴以反革命的鎮壓這些反官僚群眾暴動而辯護。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口號與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也無關。
在1956 年的匈牙利，各地的工人代表會及布達佩斯中央工人代表會，經過長時間的劇烈辯論以後，主張保護國有化資產，主張除了法西斯主義者以外所有政治黨派均享有自 由。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的時候，運動的最激進的份子首先提出要求給予各種政治組織、政治俱樂部、政治傾向及政治黨派以無限制的自由；這個要求被共產黨內的 幾個大的派別所採納，而且被運動後期所興起的大多數的工會及工人代表會所支持。那些與蘇聯官僚層的反革命干預的軍隊合作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發言人，集中 火力，向「不負責任的」「親資產階級的」作家開火，不惜用任何代價來摧毀他們的言論的表達自由。但是，工人階級的絕大多數，卻支持作家的寫作自由。
在I980 -81年的波蘭，工人階級在16個月時間內，推進了在工人國家內爭取政治民主的最深廣的鬥爭經驗。一千萬有組織的波蘭工人在「團結工會」內所採取的內部民 主，顯示工人階級是奉行無產階級民主原則的。群眾運動提出的口號－－「生產數據及計劃均社會化」，「建立自管的共和國」－－明白地表達了他們希望從官僚層 手中奪回對經濟、對國家的控制，並將之歸由工人集體民主管治，而這個渴求體現在爭取工人自治、建立工人代表會及其協調組織等鬥爭上。團結工會全國代表大會 通過的綱領，聲稱「在自治共和國內，民主的基礎必須是意識形態上、社會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多元化」。它更說：
「波蘭的社會生活必須進行一個深刻的改革，以達致最終能實現自治、民主和多元化。正因此，我們的鬥爭是同時爭取國家機構的改變和獨立自治機構在所有社會生活上的建立和發展。」
在保衛「市民完全有自由結社權」時，綱領說：
「我們相信多元化的原則必須應用在政治生活上。我們的工會對於向社會提出不同社會、政治、經濟綱領的做法會加以協助及保護。」
同類的衝突很有可能在將來每一次政治革命（尤其是在蘇聯和中國）發生。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不能猶豫或騎牆，也不能說這是純粹策略性的選擇。他們必須與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聯盟，保衛大眾的不受限制的民主自由，反對官僚層的新聞檢查與鎮壓。
在 政治革命實際爆發的初期，勞動群眾會將官僚層分為兩派：一派是狂暴地（包括使用武力）反對群眾的動員與組織，另一派則不管出於何種動機，會對群眾讓步，而 且似乎贊同正在高漲的群眾運動。勞動群眾會把前者排除在所有新生的真正的工人組織及群眾政權之外；對於後者，則予以容忍，甚至與之建立策略性的同盟，特別 是當群眾受到官僚專政的最可恨的代表所攻擊的時候。
在組織工人代表會政權的最後階段，勞動群眾可能會採取任何適當的措施，來保護他們在新生的蘇維埃中取得數量上、社會上及政治上的優勢，目的是避免日後遭受技術官僚及「自由派」官僚的支配。
特殊的選舉法可以使這些成為可能，所以不需要對與革命群眾建立暫時聯合的官僚層中某一特定黨派或思想傾向加以任何禁止。
在 整個反官僚政治革命的鬥爭過程中，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及無產階級革命家要克服的巨大障礙。這個障礙就是斯大林、斯大林主義及其不肖門徒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 義、共產主義、列寧主義的名聲造成的損害；這些損害導致群眾把可恨的壓迫性的統治與這些偉大的解放思想等同起來。第四國際的成立者及其戰士，具有五十多年 反對壓迫統治的毫不妥協的鬥爭紀錄，是能夠成功地克服這個障礙的。但是除了有這個紀錄外，還要加上一個大膽的具體要求的綱領；這個綱領，在群眾的眼中看 來，包含了推翻官僚層統治，代之以工人階級自己的統治，而且保證我們決不會讓工人的政治及經濟權力再被社會中任何特權層剝奪去。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 綜合了所有這些要求，這些要求在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幾億無產階級的眼中，將使社會主義的目標恢復它的可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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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
－－世界革命綱領一個組成部份
我們對蘇聯六十年的官僚統治所作的總結（從斯大林政權的崛起一直到近卅年的世界斯大林主義危機），可總括如下：
（1） 儘管歐洲和亞洲工人國家之間有不少分歧，儘管這些國家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它們的共同的特徵是缺乏制度化的、由憲法保障的直接的工人權力（即民主地選舉 的工人代表會或實施直接的國家權力的工人與貧農代表會）。到處存在一黨制度，表明特權官僚層在社會生活各方面有完全的獨占的權力。由於在單一黨內缺乏組織 派別的權利（這違反了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製），在行使國家政權時更為強化了獨占的權力。享有物質特權的官僚層的寄生性質，表示在不同程度上在向世界社會主 義革命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上增加了額外的嚴重障礙物；因此，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進程受阻滯，創造力被窒息，巨量社會財富被誤用與浪費。
（2） 雖然自從戰後的斯大林主義的危機以來，各種各樣的思潮（狄托主義，毛澤東主義，「歐洲共產主義」，意大利、西班牙及西德型的左傾中派主義等等）都對蘇聯及 其它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作了很多局部的批評，但是沒有一個派別曾經提出一個與蘇聯斯大林模式根本不同的模式。針對這個官僚的權力結構，沒有一個 派別提出直接民主的工人政權。如果不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把官僚層解析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現象，就不可能真正的了解斯大林主義的問題；如果不在製度上確立由民 主選舉工人代表會（工人及勞苦農民代表會）的直接工人權力、多黨制、勞動者有充份的民主權利，及由協作的生產者進行有計劃的民主集中的自我管理的經濟制 度，就不可能取代官僚的統治（或資本主義的複闢）。
大部份的西歐共產黨，雖然批評蘇聯及東歐官僚層的教條與措施，並擴大克里姆林宮的爭 論，但極其量只是對斯大林主義統治的最醜惡的劣行提出改良，而不是提出革命性的變革。這些政黨尚未切斷與克里姆林宮的連繫，還繼續對官僚層的過往罪惡及官 僚統治現存形式的許多方面，提供「客觀主義」的辯護。此外，在帝國主義國家，他們的階級合作政策及在群眾鬥爭大規模爆發的時候支持資產階級統治的一般路 線，當然使他們在工人運動之內－－特別是他們所控制的群眾組織之內、在他們政黨之內－－排斥民主。在他們的批評中，在對抗蘇聯東歐與中國的一黨制度的幌子 下，他們有意地混淆了資產階級民主與工人民主之間的分歧。他們事實上為之辯護的觀念是：代替一黨制的官僚統治的唯一道路就是接受資產階級議會制度。這樣一 來，他們就把古典的社會民主黨的「和平」及「逐漸」轉變到社會主義這個一般觀念再度灌輸到今天的工人運動。
鑑於上述的失敗經驗，第四國際的綱領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主張通過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的直接的工人階級統治及蘇維埃內的多黨制，是唯一具有一貫性的、認真的出路，它有別於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及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獨裁統治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雙重修正。
這 個綱領的基本主張，繼承了馬恩的巴黎公社的著作、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共產國際頭幾次會議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文件等傳統；這個綱領又被托洛茨基的《被背 叛的革命》、第四國際成立大會的綱領性文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第四國際的文件等等對無產階級革命及工人國家的墮落與變態的多次的分析所豐富。這個 文件，可以說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革命綱領的基本內容的當前思想的總結。
－－第四國際第十二次
世界大會通過
（一九八五年一月）
[兆立譯]
目 前在國際工人運動中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無產階專政的不同觀念的爭論，是除了十月革命以後的那幾年以外最深入的爭論。產生這個爭論是由於1968年以來資本 主義國家的工人鬥爭以及反帝鬥爭有所增長，也由於資本主義和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官僚統治同時出現危機；而且也由於國際工人階級對斯大林主義及一般的官僚的本 質有了深刻的認識。這些因素，使這個爭論不再局限於學術性，而具有實際政治的意義。為了推動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對這 個問題需要有明確的立場。因此，第四國際需要表明它對這個問題的綱領性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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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甚麼是無產階級專政？
關於奪取政權、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無產階級國家的本質、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等等問題，各種派別的改良主義者和中派主義者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即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者）之間的基本分歧，在於以下各點：
（1）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所有的國家都有階級性質，而且國家這個機構是統治階級保持其階級統治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所有國家都是專政。資產階級民主也是一個階級的專政。
（2）改良主義者和許多中派主羲者認為「民主」或者「民主的國家機構」是超越階級和超越階級鬥爭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個看法是個幻想，所以排斥這個幻想。
（3）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即使是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其國家機構只是支持資產階級的權力與統治（在帝國主義國家，更是支持它對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的剝削）的工具。因此，資產階級國家機構決不可能成為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以及把政權從資產階級轉移至工人階級的工具。
（4）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工人階級要奪取政權，必定先要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而首先是要消滅資產階級的軍事和警察的鎮壓機構。
（5）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為了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需要提高工人的覺悟及發展工人的群眾組織。
（6） 因此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得出如下結論：工人階級只能經過一個與資產階級國家機構完全不同的國家機構來行使政權；這個國家機構是從獨立自主的。民主地選出來 的、集中的工人議會（蘇維埃）而產生的；這個工人會議的基本特徵，已由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包括－－所有公職人員、法官、工農民兵的指揮官， 及國家機構中所有勞動人民的代表，都應該由選舉產生；選舉出來的官員應當經常輪換；他們的收入不應超過熟練工人；人民有隨時罷免他們的權利，蘇維埃式的機 構應該同時行使立法及行政權力；大量削減永久性的行政人員的數目，越來越多地把行政權移交給勞動群眾的團體。換句話說，這個國家機構不是議會民主制，而是 蘇維埃式的代表民主，同時結合著日益增加的多類型直接民主形式。
列寧說過，工人國家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支持大多數人民的統治。反對少數的 剝削者與壓迫者的國家。「人民大多數可以代替那些享有特權的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官吏、常備軍軍官）的特殊機關來直接進行這些工作，而行使國家政權的職能越 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就越不需要了。」 （《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至407頁）因此從綱領的角度來看，無產階級專政與工人民主絕不矛盾。「從它的本質來看，無產階級 專政可以是而且必定是最成熟的無產階級民主。」（《托洛茨基文集》，法文版第5卷，206-7頁）。
以上總結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是馬 克思主義學說關於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及建立無階級社會的過程的一個基本部份。「專政」這個名詞有它的具體的意義：它是工人階級解除資產階級武裝、沒收資 產階級財產、行使政權的工具，是防止資產階級重新建立資產階級國家政權及恢復生產數據的私有製的工具。
但是「專政」的意思絕對不是對大多 數人民實施獨裁的統治。共產國際成立大會的宣言說得很清楚：「無產階級專政是用暴力鎮壓少數地主資本家剝削者的反抗。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必 然使民主的形式和機關發生變化，而且，一般說來，正是這種變化使得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勞動階級能空前廣泛地實際享有民主。實際上已經形成的無產階級專政形 式，…，的確是使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階級有實際享有民主權利和自由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甚至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也是從來沒有過的。（《列 寧全集》中文版第28卷441-442頁，《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的報告》）
這樣的在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只是在有需要 「劇烈地鎮壓已喪失政權的階級的反抗」的時期，才發揮國家的職能。這就是指馬克思主義傳統上稱之為無產階級的國家專政的時期。「從它成立開始，無產階級專 政的政權已經不再是舊有意義上的國家（即要維持大多數人民臣服於其下的國家）了。物質力量與武器一道，直接地、實時地轉交到工人組織例如蘇維埃的手裡。」 而這個國家，「一個官僚的機構，就從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日開始消亡。這就是至今仍沒變的我們的綱領。」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這樣寫道。
顯然，當資產階級的反抗已在新的工人國家中被擊潰，但如果這種朝向國家消亡的變化並沒有實現，反而官僚化的過程卻發展了，那我們面對的，則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而是它向官僚化國家形式的墮落。
因 此，我們排斥改良主義者與許多中派主義者（他們受了資產階級思想或斯大林主義獨裁政制的辯護者所影響）的辯解，說贊成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們之間的基本 分歧，在於前者贊成一黨製而後者反對一黨制，或者在於前者要嚴厲限製或鎮壓民主自由，而後者堅決保衛民主自由。歷史事實證明上面這個論點是非常虛偽的，因 為當資產階級制度有被群眾推翻的危險時，改良主義者不但極願意嚴厲限制群眾的民主自由，甚至於要用警察及軍隊來鎮壓群眾；改良主義甚至不能而且不願在資產 階級社會中採取有效行動保衛群眾的民主自由、反對極右分子的威脅，因為這樣做會招致群眾的廣泛動員，包括群眾的武裝。
第四國際保衛馬克思 和列寧的這些傳統觀念，反對許多共產黨和中派主義組織公開地在政綱上修正馬列主義。如果沒有生產數據與社會剩餘產品的集體所有製，如果沒有全體工人階級經 過民主集中製的工人議會來實施經濟計劃與經濟管理，換言之，如果沒有勞動者的計劃管理，是不可能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除非工人階級沒收了資本家的政治與經 濟權力，而自己行使國家政權，否則社會化是不可能實現的。在民族國家狹窄國界之內是不可能產生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
根據所謂歐洲共產 黨、日本共產黨、其它幾個國家的共產黨、以及中派主義的組織、各社會民主黨等現在所共有的改良主義的思想，勞工運動是能夠在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結構中，經 過議會選舉，以及漸進地奪取「權力的位置」，來完全達到它的目標。但是，特別是經過了智利的悲慘經驗以後（這個經驗證實了這麼多歷史的教訓）；我們必須堅 決反對這種改良主義思想，並暴露它的下列本質：它用來掩飾它放棄了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的鬥爭；掩飾它放棄了為沒收資產階級財產、為經常保護工人階級利益 而鬥爭的路線；以更有系統地與資產階級進行階級合作的政策來代替一貫的階級鬥爭的政策；在資產階級所發動的暴力之下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因此，在資產階級 遭受到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嚴重危機時，表示了向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投降的趨勢。在不可避免的階級鬥爭的情況下，如果這個改良主義政策確定成為勞動者的 政治態度的話，這不但不能減低「社會轉變的成本」，不但不能和平地即使是緩慢地達到社會主義，反而會導致德國式的、西班牙式的、印度尼西亞式的、智利式的 血腥的失敗與大屠殺。 （在德國式的失敗的原因中，還要加上共產國際的罪惡的過左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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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人議會的權力與勞動群眾
民主權利的擴展
無 產階級專政的全部內容，即無產階級民主，表示國家政權由民主地選舉出來的蘇維埃，即工人議會，所掌握。馬克思與列寧對資產階級的民主局限性的整個批判，就 是基於以下的事實：私有財產與資本主議剝削（即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再加上資產階級社會所特有的階級結構（工人階級的分離與疏遠、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鎮 壓機構的職能，等等），在甚至最民主的資產階級政權，也以暴力限制極大多數的勞動群眾行使民主權利與享受民主自由。
從這個批判所得出的結 論就是，無論從經濟及社會的平面來看（如工作的權利治生活的安定。免費教育。空閒時間等等），抑或從政治及社會的平面來看（如工人及各階層的勞動者所享有 的民主權利的範圍與程度），工人民主必定比資產階級民主優越。與無產階級在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制之下所享有的民主權利比較起來，如果讓一個黨或者讓這個黨所 控制的「群眾組織」或「職業團體」（如作家協會）壟斷了印刷機構、電台、電視及其它大眾傳播工具及集會場所，事實上是限製而不是擴大無產階級的民主權利。 勞動者（包括持不同意見的勞動者）應該有權使用民主自由（新聞、集會、遊行、罷工的自由等等）所必須的物資設備，同樣地工會應該獨立於國家而且不受當權的 政黨所控制，這都是很重要的事。因此，如果要使勞動者享受到比在先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下所享受的還要廣泛的民主自由，那末就不能限制他們有在政綱或意識形態 的基礎上組織政治團體、政治傾向或政治黨派的權利。
而且，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勞動群眾的自我活動與自我管理的方式一定會多姿多彩，他們的 「政治活動」、「政黨」、「政綱」及「民主權利」的觀念一定會比資產階級民主下的各種政治生活更擴大更廣泛。這不但表現在代表制的民主的更先進的形式（如 代表會大會）和直接民主（即用民意投票的方式使群眾直接決定某一政策中的主要的問題）的結合；而且連「政治」內容的本身也會如此。
在資本 主義制度下，甚至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商品生產的形態之中，價值規律，即不受人們意願管制的客觀的經濟規律，在基本上調節著經濟生活。社會主義革命表示人類有 可能大踏步地走向自覺地調節其經濟及社會的命運，而不是盲目地受經濟規律所支配。這個過程只能在全世界社會主義社會之中才達到完滿的和諧的程度，但這個過 程的開端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即自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對社會化的經濟作自覺的計劃。雖然在這個時期，價值規律的影響不能完全消滅，但是 應可限制它的支配作用，否則經濟就無法計劃化了。
但是計劃的意思就是依照社會所決定的優先次序，而不是依照盲目的巿場力量及利潤的規則來分配經濟資源。優先次序的決定牽涉到以千萬計、以億計人的生活，而且它的含意、後果反過來會影響生產者及勞動者的行為，所以問題是誰來決定這些優先次序呢？
基 本上來說，只有兩個方法能代替價值規律的統治：由上而下的強加給群眾（生產者及消費者）的官僚方法（不管它們的起源及性質如何，官僚方法包括溫和的專家人 員的家長式統治及斯大林式的極端橫蠻的專制政治）；或者，經過民主集中製的工人權力機構，亦即經過社會主義民主的機構，由生產者自己來作決定。無產階級專 政之下的政治辯論及政治鬥爭的主要內容就是如何作這個選擇。
經驗已經證明，第一個方法是非常浪費、非常沒有效率的。因為它不但是資源及生 產能力的直接的浪費及計劃的失調，而且是有系統地窒息工人階級的創意力與生產潛力。理論的及經驗的分析得出以下的結論，即第二個方法能夠而且一定會大大地 減少上述的缺點。無論如何，第二個方法是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生產者及消費者自己管理的無階級的社會－－的唯一的方法。
然而，經驗 亦已證明，如果沒有獨立於蘇維埃國家機構的輔助性監督機構作為製衡，光是這個工人代表會制的民主集中製的工人權力機構也不能全部解決建設社會主義面臨的社 會及經濟問題。為了保證能保衛工人的需要及保衛其生活水平免受工人代表會的一些決定所侵犯，尤其是免受管理機構的任何任意的、官僚的舉動所壓迫，因此有必 要成立獨立的工會，並實施保障工人罷工權利的勞工法。 1956年的匈牙利經驗，1968年的捷克經驗，1980年以來的波蘭經驗，都證實了這是經歷過官僚獨裁統治的無產階級最基本關注的事。雖然在原則上，革 命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在單一的民主的工會中組織起來，但不反對工人有權成立多個工會。工會獨立性的一個要素，是負責工會中央領導工作的人不同時兼任 一個政黨的中央領導工作。
建立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亦牽涉到改造各個層面的社會生活的巨大過程。它牽涉到要不斷改變生產關係、分配方 式、勞動過程、經濟與社會的管理方式，大多數人民的風俗、習慣及思想方法等等。它牽涉到要基本上重建各方面的生活條件：城巿重建，徹底改革教育制度、恢復 與保護生態環境平衡、技術革新以保持稀有的自然資源，等等。
在過去，統治階級總是霸占了文化的豐碩成果，而且讓知識分子享有特殊的權利。這個特殊的集團的成員替統治階級傳布和發展科學與藝術，並為統治階級提供各種專業人員。
當群眾漸增地吸收過去的全部的文化遺產而且開始創造無階級社會的文化的時候，知識分子就會慢慢地消失。這樣子，「勞力」與「勞心」之間的區別也會消失，同時每個人將會能夠發展各人的能力與才幹。
關 於這方面的努力，人類都還沒有藍圖，因此一定會發生重大的思想和政治的爭論與鬥爭。圍繞這些意見分歧而產生的不同政綱，將會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從建立社 會主義的觀點來看，即從無產階級的全面的階級利益而不是從部分的利益的觀點來看，用任何藉口（以這個或那個政綱「客觀上」反映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壓力 與利益，「如果實行到底」可能導致「資本主義復闢」）來限制這些爭論和活動，就只會妨礙在這些問題上得到大多數人同意的最有效的答案之出現。
必 須指出，一些社會罪惡在階級社會根深蒂固，不會隨著資本主義剝削或者僱傭勞動的消失而立即消失；因此，在建立無階級社會的過程中，反對社會罪惡的重要鬥爭 還會繼續。婦女壓迫、對少數民族及少數種族的壓迫、對青年的壓迫與疏離、對同性戀者的歧視等，都是這些問題的典型例子，它們不能簡單地歸入「無產階級反對 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這個類別，除非我們像毛派及一些極左派一樣，反對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範疇的唯物的定義。
社會主義民主之下的政治自由也包括群眾有組織及行動獨立的婦女解放、民族解放、青年運動等等自由，這些運動比工人階級這個字的科學意義更廣泛。
革命政黨將能在這些運動之內爭到政治領導地位，並在意識形態上擊敗各種反動思潮，所用的方法並不是行政或者鎮壓的手段，而是在群眾中間推動最廣泛的群眾民主，而且毫不妥協地支持所有的政治傾向都有權在整個社會之前為其政見與政綱辯護。
我 們也應該認識到，工人國家所特有的形式是集中和分散的獨特的辯證的結合。國家的消亡從無產階級專政一開始便應發展；它的過程；是在國際上，在同一國、一 區、一地（公社）等等平面，將廣泛層面的社會活動（衛生、教育、郵政鐵路電訊等）的管治權力逐步下放，轉移到自管機構手上。工人代表會的中央代表會（即無 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將會經過大多數票數的決定，將社會的全部物質和人力資源分配給各部門。這也表示政治辯論與政治鬥爭的形式，不能簡化為單純的、機械 的「階級鬥爭準則」。
最後，在建立無階級社會的過程中，群眾的參與不但表現在多少是被動的投票上，而且也表現在積極地參加各級的行政工作 上；參與者並不能如工人主義者所主張的只限於「在生產單位」或者是工廠中的工人。列寧說過，在工人國家中，大多數人民都應該直接參加行使「國家的職能」。 這表示，無產階級專政基礎的蘇維埃，不但是工廠會議，而且是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如工廠、商業單位、醫院、學校、運輸與電訊中心、街區（地區單位）的群眾組 樴。要把最分散的、常常是貧窮的最受壓迫的層分融合在自覺的、活躍的工人階級之中，這是不可缺少的過程。這些層分包括婦女、受壓迫的民族、青年、小工場工 人、退休老人等等。這也是鞏固工人階級與下層的小資產階級的聯盟所不可缺少的過程。這個聯盟對於奪取政權、保持政權，以及減少革命勝利及建設社會主義所需 的社會成本，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一個制度性的保證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架構與國家行政機關之間的正確關係，它要在 所有層面、所有範圍建立－－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軍事的。如果這些國家的行政機關的權限沒有嚴格限制，如果它們的權力不是減到最必要的最低限度，如果 它們不是完全從屬於社會主義民主架構（工人代表會）之下，那麼，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工人代表會在權限上應該對所有戰略性和策略性的決定擁有全部主 權。行政機關只負責執行這些決定，僅此而已。
行政人員應該在審查其技術方面的能力和專業經驗的準則等基礎上選任，不應由較高級的行政機關人員委任，而應由各有關代表會委任，並可由這些代表會隨時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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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鬥爭、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興起
統治階級利用一切由它支配的意識形態的工具，來宣傳資產階級議會機構與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的鞏固是利益一致的。譬如在歐洲、北美、日本及澳洲，資本主義統治者要在工人及平民群眾眼中扮演「民主」的鬥士。這個印象由於法西斯及斯大林主義的反面經驗而大大增強。
爭取群眾走向社會主義革命、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要響應群眾對民主的要求，適當地加以表達，以對抗改良主義者全力搶奪民主鬥爭領導權，並將它帶到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死巷中去。
群 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享有的民主權利－－從言論自由到組織工會及工人政黨的權利，到普選權及墮胎權－－都是經過群眾的鬥爭而得到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要爭 取在資本主義下可能爭取得到的最廣泛的民主權利。民主權利越大，工人及其盟友為自身利益而鬥爭的可能性也越大，在準備與資本主義爭奪政權的鬥爭中的階級力 量對比便越有利於無產階級。
為了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工人階級一定要保衛群眾的每一個鬥爭的成果（包括民主權利）而反對資本主義的反動統 治。歷史已經．證明，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一貫地這樣做的階級，而且工人的聯合陣線是成功地組織反法西斯或反軍事獨裁的最好的工具。同樣地，在反對資本主義 反動統治的鬥爭中，我們不信任資本主義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的任何機構。資本主義國家每一限制民主權利的行動，勢必以十倍大的力量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特別是反 對它的革命的一翼。只有工人階級及其盟友聯合起來的獨立的群眾動員，在有自覺地領導的聯合陣線的群眾鬥爭中，才能阻止法西斯主義。
在衰亡階段的資本主義滋養了反動力量。群眾在某一國家在某一時刻所享受的民主權利與自由的的程度是由階級力量的關係所決定的。
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的長期趨勢是：隨著階級之日趨分化，群眾的民主權利會越來越受限制。
特別是某一資本家階級覺得其經濟及社會的危機越益加深，其物質基礎及後備力量越益薄弱的時候，就越會限制群眾的民主權利。我們可以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國家的許多野蠻的獨裁制度中清楚地看到這一趨勢。
因 此，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而言，自改良主義者的手中奪取群眾的民主運動的領導權，是非常重要的任務。明確的綱領及宣傳工作，特別是反對改良主義和議會政治的 幻想的鬥爭，雖然非常重要，但是僅此還不足以達到上述目的。群眾在每日的實際體驗中學到經驗；因此需要天天與群眾一起來體驗這個經驗，才能得到正確的教 訓。
當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時，工人就漸增地在各個層次向統治階級的權威和特權挑戰。工人經過自己的組織－－從工會、工廠委員會、及工人管 制機關到工人代表會（蘇維埃）－－就開始取得更重要的政治及經濟的決定權，因此也就對本身推翻資產階級國家的能力更有信心。在這個過程中，為了能更有效地 進行鬥爭，並最廣泛地捲入更多群眾參與，工人將看到最民主的組織形式的必需性。通過由自己民主管理的組織及自己的鬥爭經驗，群眾就會體會到比在資產階級議 會民主制所能體會到的更多的行動自由與權利。這就是從資本主義統治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一連串事件中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這也是建立工人國家的民主模式時 的一個中心經驗。因此，無產階級在階級鬥爭中所成立的組織－－從民主的罷工集會及民主選舉的罷工委員會到雙重政權的普遍制度－－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無產 階級民主的最好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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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黨制與多黨制
如 果沒有組織政治團體、政治派別及政黨的充分的自由，勞動群眾就不可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與自由。工人和貧農，以他們的自由投票來表示他 們需要哪個黨成為蘇維埃制度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工人階級行使政治權力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享有組織不同的政治團體、政治派別或政黨的自由。「沒有蘇 維埃黨派的合法化，就不可能有蘇維埃的民主化」（第四國際《過渡綱領》）。沒有這種自由，沒有這種不受意識形態限制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 會，也就不能由真正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行使實際權力。
所以，限制組織團體、派別、政黨的自由，並不是限制階級敵人的政治權利，而是限制 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利。由傳統上是受壓迫、受剝削、受蹂躪的群眾領導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在進行這個艱鉅任務時，勢必遇到無數的策略、戰略、甚至理論（綱 領）的問題。工人階級集體地作為一個階級，若想在這些問題上達到共同的或者至少是多數的觀點，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有組織黨派的自由。除非群眾有組織政治 團體、政治派別及政黨的自由，否則就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代替主義的、家長式的、精英主義的、官僚的異端，這個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異端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奪取國家政權、及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行使國家權力，都是革命黨以無產階級的「名義」來代行，或者最多是取得無產階級的「支持」而代行。
如 果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是名實相符的，如果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就是馬克思及列寧的理論傳統所明確地包含的，即工人階級的（「聯合的生產者的」）階級統治；如 果無產階級只能經過無產階級本身的活動，而並不是經過由慈善的、開明的革命的行政人員所「教育」起來的被動的無產階級，才能達到它的解放，那末很明顯地， 革命黨在奪取政權中及建立無階級社會時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是：在政治上領導無產階級的群眾活動，在這個逐步加強活動的階級中爭取到政治領導權，以及用政 治的手段，而不是用行政的或壓制性的手段，向本階級提出建議並爭取大多數的支持。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完整形式之下，國家權力是由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行使的。革命黨爭取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爭取在工人代表會內取得政治領導權，而不是取代他們。黨和國家完全是分開的、不同的實體。
只 有當群眾有權不受限制地選舉任何他們想選舉的人，而被選的代表不會因思想或政治信念而事先受限制，才能產生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這 當然不適用於從事武裝鬥爭反對工人國家的政黨，即不適用於內戰、或者革命危機及武裝暴動的情況，關於後一點本決議案的後半段會談到。）同樣地，只有所有選 出的代表能夠有權利組織集團、派別及政黨，能夠有權利使用大眾傳播媒介，能夠有權利在群眾面前提出不同的政綱，能夠有權利辯論以及由經驗來檢驗這些綱領， 工人代表會才能民主地行使它的職責。限制代表隸屬任何政黨，只會限制了無產階級行使政治權力的自由，也就是限制了工人民主。這種限制違背工人階級的歷史利 益，違背鞏固工人政權的需要，違背世界革命及建設社會主義的利益。
明顯地，進行反對工人國家的內戰或武裝行動的政黨、團體或個人，不會獲承認享有上述權利。這些自由也不包括組織性質上是種族歧視的行動或示威的權利，也不包括主張民族或文化壓迫的行動或示威的權利。
馬 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中，從來沒有一個觀念認為一黨制是工人政權、工人國家或無產階級專政的必需先決條件。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或託洛茨基的理論著作中， 及在列寧領導下的第三國際的綱領文件上，我們根本找不到一黨制的建議。以後所發展的理論，諸如在整個歷史過程中社會階級老是由一個黨來代表的這個粗劣的斯 大林主義理論，根本在歷史上是錯誤的，它的目的只不過替蘇聯官僚層及其它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思想的繼承人之獨霸政權辯護而已。這種獨霸政權是靠剝奪工人階級 的政治權利才可能存在。
歷史－－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波蘭、南斯拉夫、格林納達、尼加拉瓜的事變－－已經在反方面證明了托洛茨基的立場的 正確，即：「階級不是勻一性的，為了內部矛盾常致四分五裂，只有經過內部派別、集團和黨派互相鬥爭，才能夠達到共同問題之解決。……一個政黨代表一個階級 的例子，在整個政治史上也找不到的－－除非你將政治外形當作實體來看」（《被背叛的革命》，中文版，第232頁）。這對於封建制度下的資產階級是如此，對 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階級也是如此，對無產階級專政下以及建立社會主義過程中的工人階級也將會是如此。
如果有人說，只有不具有資產階級 （或小資產階級？）的政綱或意識形態的，而且「不從事反社會主義或反蘇維埃宣傳或鼓動的」政黨及組織才能有合法的地位，那末他怎麼樣來區分呢？如果一個黨 的大多數黨員是工人階級分子，但其意識形態是資產階級的，它應被禁止嗎？如果應該被禁止，那這個立場怎樣與工人代表會的自由選舉相協調呢？ 「資產階級政綱」與「改良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區別是什麼？改良主義的政黨也應該被禁止嗎？社會民主黨應該被禁止嗎？
無可避免地，依據歷 史的傳統，改良主義的影響，還會在很多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思想裡，殘存很長的時間。行政的鎮壓並不能使這個殘存的時間縮短。相反地，這種鎮壓反而會使殘存的 時間延長。反對改良主義幻想和觀念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方面進行意識形態的鬥爭，另方面創造使這些幻想消滅的物質條件。在行政鎮壓以及缺乏自由討論及自由交 換意見的情況下，同改良主義的鬥爭就會失去效果。
如果革命黨號召鎮壓社會民主黨或其它改良主義政黨，它就會發現在自己黨內想維持派別的存在與活動是千倍的困難。工人階級的政治的不均勻性必然會在單一黨之內反映出來。
因 此，真正的選擇並非只有下述兩種：要么是只給具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的政黨（在思想上及在綱領上支持蘇維埃制度的政黨）以自由，要么是所有政黨的自由。真 正的選擇是：或者是真正的工人民主，勞動人民有權選舉任何人為蘇維埃的代表，以及所有被選者（包括在思想上不支持蘇維埃制度的人們，只要他們在實際上遵守 蘇維埃憲法）的政治組織的自由；或是限制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以及因此產生所有後果；有計劃地限制政黨就會導致有計劃地限制革命先鋒黨內部的自由。
當 我們說我們贊成所有蘇維埃政黨享有合法地位，即所有實際上遵守蘇維埃憲法的政黨享有合法地位，我們並不低估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這些政黨所宣傳的錯誤 的綱領，及在勞動人民之間所散佈的異階級的影響，所可能招致的政治混亂、錯誤、甚至局部的失敗。我們不會號召工人在我們認為錯誤的政綱、政見或政策的基礎 上建立政黨，我們也不會推動工人創立如此的政黨。我們只是說，用人為的行政方法鎮壓這些政黨－－所謂人為，其意思是即使這些政黨已被合法地鎮壓，它們仍會 繼續反映群眾中的思潮－－不但不會減少且會增加這些危險。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要達到均勻化，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工人群眾能夠以自我管理的公 民的自由的集體來取代殘存的國家機構（即能夠達到社會主義的建立及國家的消亡），是巨大的歷史任務。這不但跟顯而易見的物質的先決條件有關，還牽涉到特殊 的政治訓練。「有批判性頭腦的人、反對者、異議者、不滿者、反動分子等的存在、使革命有生命和力量。分歧和爭辯的衝突，幫助人們發展「思想和政治筋肌」。 它是一種持續訓練的形式，是癱瘓和消極的治理劑。 」（《Tomas Borge的講話》，格蘭馬報，法文週報版1984年10月7日）
同樣地，卡斯特羅在與艾斯加朗辯論時曾說：革命必須是無思想限制的學校。即使實踐並不經常符合這些言論，它們卻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命題上的綱領性持續，必須堅決保衛，反對所有否認這點的人。
歷史的經驗證明，除非有真正的工人民主，否則訓練群眾自我管理的過程勢必被延遲，甚或被倒轉過來。蘇聯的情況就是如此。歷史的經驗也證明，如果沒有多黨制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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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黨代表甚麼？
有 一種自發主義的幻想是，即使沒有自覺的先鋒隊，即使沒有建基於由歷史所證實的革命綱領上的、有組織的革命先鋒工人黨，即使沒有在這個綱領的基礎上教育出來 的經過長期的活生生的階級鬥爭經驗的干部，即使如此，無產階級也能夠經過自發的群眾行動來解決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推翻資產階級國家、奪取政權和建立社會 主義時所面臨的戰術與戰略上的問題。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排斥上述這些自發主義的幻想。
這個幻想論點的來源是無政府主義，極左的「工人代表會 派」亦接受這個論點。根據他們的論點，政黨的本質是異於無產階級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構成物，它們在工人代表會中是沒有地位的，因偽政黨具有篡奪工人階級 的政治權力的傾同。這個論點，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政治上是有害而且危險的。政治團體、派別及政黨並非只在現代資產階級興起以後才出現。在政黨這個字的 基本的（不是形式的）意義上，政黨的起源更早些。當社會中，特別是階級之間，已經發生了矛盾時（例如古代及中世紀的城巿民主制），當不同形式的政府出現而 比較多的人民在不同程度上參與行使政治權力時（不是小村落社會或是部落社會），政黨也跟著發生。換句話說，基於不同的物質利益的社會衝突發生的時候，政黨 也發生了。這些衝突並不局限於不同的社會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它們也能反映某一社會階級之內的利益衝突。
在這個真正（不是形式的）意義 上，政黨是歷史的現象，但政黨的內容因時代的不同而變異。譬如過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特別是法國大革命）時的政黨就有不同的內容。無產階級革命也將會有 同樣的結果。只要基於不同的物質利益的社會衝突還存在的話，政黨也會存在。除非充分發展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終於建立起來，否則政黨是不會消失的。我們 可以有信心地預測，在真正的工人民主之下，政黨將會具有更豐富、更廣闊的內容，將會進行更廣大的群眾政治鬥爭，將會有更多的群眾參加，即使最先進的資產階 級民主也比不上的。這些政黨中將會有許多是新型的，換言之不會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的政黨的繼續或殘餘。
其實，一當政治決定超出可以由少 數人來處理和決定的、數量不多的日常問題時，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便需要對很多互相有關的問題作出有系統的、完整的選擇。換句話說，需要對不同的政治路線、 綱領作出選擇。歸根到底，這些不同的政治綱領反映了不同階級及不同階層的利益。這就是政黨所代表的。
如果不採納上述的總體方向，不但不會 使多數人得到更大的表達自由與選擇自由，而且會使工人代表會不能管治。不可能由一萬個人在五百個方案中選出一個適當的方案來。要避免政權落入蠱惑民心的或 者秘密的壓力集團（為影響政策或者輿論而組織的集團）手中，就需要在少數幾個有系統的完整的方案之間，亦即政治綱領及政黨之間，進行自由的交鋒。這種交鋒 應該是沒有壟斷的、沒有規限的。這種做法才會使工人民主具有意義而且可行。
還有一點是，無政府主義者及「工人代表會派」認為，在建設社會 主義的過程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應有政黨的存在。他們這種想法是（一）一種良好願望而已（即希望勞動群眾不去組織或支持具有不同政治路線及政治綱領的集體、 派別及政黨），（二）企圖阻止及壓制所有一切要在多元主義的基礎上從事政治活動的勞動者。在後一種情況下，這只會在客觀上促成官僚專權的形成，而這恰恰同 這些自由主義者的願望相反。
很多中派主義及極左組織提出一個相似的論點：蘇聯無產階級被剝奪直接行使政治權力，基本原因就是列寧主義的民 主集中製組織觀念。他們認為，由於布爾塞維克盡量要在革命中建立一個領導工人階級的工人黨，必然導致黨與勞動群眾之間產生家長式的、操縱的、官僚的關係， 這種關係又在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後導致一黨專政。
這個論點不但不合歷史，而且是唯心的歷史觀。就歷史事實而論，這論點也是錯誤的。從馬克 思主義的，即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來看，蘇聯無產階級被剝奪政治權利，主要原因是物質上的、社會經濟上的原因，而不是意識形態的或是綱領上的。如果俄國革命 繼續孤立的話，那麼，俄國的普遍貧窮又落後，以及無產階級在數量上的相對微少和文化上的落後，都會使無產階級不可能長期行使政權。這不但是1917- 1918年的布爾塞維克派的共同的意見，而且是當時所有自認為馬克思主義派別的意見。在俄國，由於內戰、外國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及親資產階級的技術人員 的破壞等等，生產力急劇下降，導致物資極端缺乏，因此才造成特權滋長。同樣的因素使本已數量很少的無產階級在質量方面更加薄弱。此外，無產階級政治先鋒隊 （這些最有資格反對資本家及官僚層的人們）在內戰中死亡或者離辦廠而大量地參加紅軍及國家機構。
實施新經濟政策以後，經濟開始復蘇，但是 大量的失業及因世界革命的退潮與失敗而產生的失望情緒慢慢地助長了勞動群眾的政治被動性及政治活動的普遍衰落，以致在蘇維埃有同樣情況。因此，工人階級不 能夠阻止特權層的生長。這個特權層為了維持統治，逐步限制民主權利並毀壞蘇維埃及布爾塞維克黨本身（雖然還用它的名字）。這些才是官僚篡權，才是黨與國家 及經濟管理機構融合成一個特權官僚層的主要原因。
列寧、托洛茨基、其它的布爾塞維克及以後的左派反對派，不但沒有贊同官僚的興起，反而要 反對它的興起。這個鬥爭之所以沒有成功，不是由於「列寧主義關於政黨的理論」，而是由於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微弱。還有一點，布爾塞維克在列寧死前所採取的措 施－－例如在第十次黨大會上暫時取消派系的活動－－也許造成先鋒隊的微弱。
「禁制反對黨導致禁制黨內的派別；禁制黨內派別導致禁制思想，除了永不犯錯的領導者外，黨的警察式的一元主義之後，就是官僚的腐敗行為，這是成為所有挫傷士氣、貪污腐化的源泉。」（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然而，這些都只是次要的原因。
官 僚化過程有其客觀的、物質的、經濟的及社會的原因，我們應該在當時的蘇聯社會的底層結構上找尋這些原因，而不應在政治的上層結構上，更不應在組黨的觀念上 找尋這些原因。斯大林主義官僚層不但不是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產物，它反而要摧毀整個布爾塞維克黨，才能建立其專權統治。布爾塞維克黨是工人階級的工具，是官 僚層的敵人。完全剝奪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先決條件就是在政治上扼殺黨。
在另方面來看，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在缺乏領導的或有極大影響力的革命黨的時候，工人代表會就不能維持很久，而且不會比俄國的工人代表會長：1918－19年的德國及1936－37年的西班牙就是兩個顯著的例子，更不用說1956年的匈牙利和1973年的智利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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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革命先鋒黨的重要性
工 人階級由於其成分不一致，其不同階層的覺悟程度參差不齊，許多成員的政治及社會活動又斷斷續續，因此就需要把工人階級中最富於自覺的、最能持久活動的分子 組織成一個獨立的革命的先鋒黨。從資本主義社會裡的階級鬥爭，到領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與走向社會主義，都需要這樣一個組織。在這些條件下，這個革命先鋒黨 的不可替換的作用就更形重要了。
力量增強的列寧主義群眾黨必須領導工人來管理國家及建設新社會，一直至資本主義在全球滅絕以至無階級社會 完全建立起來。決定經濟發展的不同速度問題，稀有經濟資源的分配問題，各種形式的個人及社會消費的較快或較慢的增長問題；如何減少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工人 國家如何增強國防以防止資本主義強國的進攻的問題；如何建立群眾的革命的國際來擴張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如何消除兩性之間、不同年齡、不同民族、不同 種族之間的從過去遺傳下來的偏見、反動觀念及不平等的問題等等－－所有這些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社會所發生的問題，是不會自動解決的。要解決這 些問題，都需要有革命馬克思主義綱領的政黨的干預。
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反對物質特權與官僚層的興起的鬥爭，更加需要一個革命的先鋒黨。要實行像目前這個綱領這樣徹底、這樣革命的社會主義工人民主的綱領，工人階級的革命的先鋒黨是決不可少的。黨要用自由選舉及群眾對它的政治信心，而不是用行政的方法，來運用它的權威。
勞動群眾的自由而民主的自我組織，和革命先鋒黨的政治與綱領的明確清晰及領導，這兩者的辯證的結合，給工人階級的奪取政權與繼續執政，提供更好的條件為了防止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領導工人階級的先鋒黨濫用權力，第四國際堅持以下原則：
（1）黨內應有充分民主，黨員有組織派別的權利，不容派別被禁的充分權利；派別之間在黨大會之前能夠公開爭論。
（2）黨與工人階級之間應維持最大可能的密切聯繫與互相滲透。革命的工人先鋒黨，只有獲得大多數工人的政治信任，以及爭取到大多數的先鋒工人成為其黨員時，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有效地領導工人階級。
（3）嚴格禁止黨幹部或黨領導人享受物質特權。不論是黨領導人，全職黨員還是普通黨員，若當選為工人國家或其經濟機構、以至其它社會機構的領導人，其工資一律不得高於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
（4）先鋒黨不能在政治上或思想上壟斷或控制政治活動和文化活動。堅持多黨制原則。
（5）黨機構與國家機構完全分開。
（6）黨要真正地參加革命國際，而且接受其它革命組織的同志式的批評。任何在工人國家當政的黨不可控制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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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對社會主義民主有明確立場，是爭取無產階級走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必要條件
改 良主義領導要在帝國主義國家工人階級中反复灌輸資產階級民主的神話與幻想，因此，保衛一個清晰明確的工人民主的綱領，是反對改良主義領導的鬥爭的不可缺少 的部分。在官僚化工人國家所展開的政治革命過程中，保衛這個清晰的工人民主綱領，也是與反對各類親資本主義的幻想與反蘇維埃偏見的鬥爭不可分的。
一 方面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法西斯主義與其它形式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獨裁制度，另方面是蘇聯、中國、東歐及其它官僚政權的經驗，這兩方面的悲慘歷史經驗，使資本主 義國家和官僚化工人國家的無產階級，對於推翻資本主義以後所產生的任何形式的一黨制及對民主權利的任何限制，都是極度懷疑的了。
革命的馬 克思主義者如果給人任何印象，說工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比資產階級民主有更少的政治自由──包括批評政府的自由、組織反對黨的自由、出版反對意見的報紙的自 由──那末戰勝議會幻想的鬥爭，若非注定失敗，也會特別困難。革命的先鋒分子在這方面任何躊躇與含糊，只會幫助自由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走狗來分裂無產階 級，而且推使無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以保障民主權利為幌子，走到保衛資產階級議會之路去。
有人爭辯說，上面所有論點，只能應用在僱傭勞動 階級已佔經濟活躍人口的大多數的國家裡。不可否認地，獨立小生產者仍佔人口大多數時，這種社會力量的關係在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充分發展的道路上樹立了障礙 物，而且客觀上導致工人國家官僚化的現象。但是我們首先要著重指出這些經驗的特殊性，指出這些經驗在大多數半殖民地國家不會重複。
其次，我們要強調指出，這些工人國家官僚化的極端形式，即使在落後國家，也不單是不利的客觀環境造成的，而且也是領導建立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政治上畸形變態的產物。
由 於漸多的半殖民地國家正在局部地工業化，他們的無產階級在經濟活躍人口中所佔的比重已經比1917年的俄國或1949年的中國無產階級的比重為大。從革命 危機一開始，（智利就是一個例子）這個無產階級根據自己的鬥爭經驗，就會很快提高其意識及自我組織的水平，以至將組織蘇維埃式的機關提上議事日程。在這個 意義上來看，而且特別因為這可以應用到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上，第四國際主張這個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基礎的工人代表會民主的綱領，在基本要素上就是世界 革命的通行綱領；這個綱領基本上與工人階級本身的社會性質、歷史需要、思想方法及群眾活動相適應的。這個綱領並不是專為「最富有的國家」的工人階級而設的 「奢侈品」，雖然因為某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佔人口的比重特別小，它的具體應用可能會有某種限制。
同樣的，我們需要在觀念上及在理論上區別資 產階級民主機構與無產階級民主機構，資產階級民主機構主要在帝國主義國家興盛，這是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數以億計的工農群眾的超級剝削及最殘酷 鎮壓他們的基本民主權利的結果。無產階級民主機構，包括其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建立的核心組織，是工人階級經過幾百年的自我組織的鬥爭、犧牲、成功，並提高其 階級覺悟的結果。資產階級民主正遭受歷史的唾棄，一定會消失。無產階級民主在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鬥爭之中和以後，以及在建設世界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過程 中，勢必獲得前所未有的生長與發展。
顯然，要工人民主得以健康運作，首先社會要有普及的碼的文化水平和工業化程度。當社會狀況是勞動人 民中一大部分是文盲時，統治模式變得官僚墮落的可能性更大了。因此，列寧才在他晚期的著作中不斷強調有需要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在古巴和尼加拉瓜進行的掃 盲運動，是值得仿效的模式。
可是，在落後國家，初階時期的無產階級專政下，未必會實行各人口層份按比例產生代表，而是有可能公然讓工人階級的代表獲得較大比重（相對於農民來說），正如1918年的蘇聯憲法所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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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會主義民主綱領何以至今未廣泛實現？
我 們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不是「規範的」，而是綱領式的。正像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綱領一樣，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觀念只是一個客觀歷史趨勢的自覺的表現，是工 人階級在革命危機的情況下自然地提出來的要求。歷史顯已證明，從巴黎公社到最近幾年的革命，即從1905年的俄國及芬蘭革命、1917年的俄國革命、 1918－19年的德國革命、1918－19年的奧國革命、 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1919－20年的意大利革命鬥爭、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1925－27年年的中國革命，以及包括許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 在內的所有大洲上的無數國家的無數總罷工的經驗，工人階級都顯示出有成立自己的組織、工人代表會或類似組織的趨向。我們堅決相信，這個由馬克思、列寧、托 洛茨基和盧森堡所清晰地理解而歸納成綱領的歷史趨向，定會在目前及未來的革命中顯示出來，而且比過去的革命時期更明顯。
反對上述看法的人，引證說，到現在為止，所有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總是導致由少數人、一個黨或者那個黨的領導機構實行專政的政治制度，不是由全體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我 們不同意有些人說，建立堅定持久的工人代表會政權之所以會遲遲未能實現，是因為無產階級先天地缺乏行使政治或經濟權力的能力，必然要將政權交給特權的少數 人去運行。工人代表會的政權在蘇聯的確存在了幾年，雖然資產階級及官僚層日後偽造歷史，說它沒有存在過。我們至少要說，這樣一個結論，在目前階段還是言之 過早，正如在最初幾次資產階級革命以後，說資產階級統治是與普選權不相容的講法，同樣是言之過早。
恰恰相反，在現有的工人國家裡，到現在為止，工人代表會的政權，還只是例外的現象，而不是存在的規律，基本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無產階級在這等國家的創建過程中所佔的份量非常小－－在1917－23年之間蘇俄的無產階級不但非常微弱而且愈來愈加微弱。
下 述一連串的歷史因素起著交互作用－－俄國的落後，俄國革命的孤立，蘇維埃官僚層之取得絕對權力，共產國際內斯大林派的勝利並主要由此「勝利」招致失敗所發 生積累的影響，國際無產階級的其它較好的革命領導始終不曾出現，傳統的官僚機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能夠控制工人階級，革命的興起主要採取持久游擊戰形式 而且其領導層受斯大林主義意識影響－－上述諸因素帶來了在一段時期中新的工人國家產生，但從頭起無產階級所佔的比重非常小，也沒有無產階級的鬥爭形式和組 織形式。
此外，工人階級在中國及越南等國家中的比重之小，再加上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所面對的問題的特殊性質－－在比俄國還要落後、還要缺乏資源的情況下，要開始工業化以及開始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問題－－都在走上社會主義民主的道路上產生了額外的客觀障礙。
由於所有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在這些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從一開始就官僚化，工人階級從來沒有直接地行使過政治權力。
但 在目前的時期，無產階級在世界革命具體進程中的比重比之1945－68年是大大增加了。這是由於許多工人國家和半工業化的倚賴性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有 了質的增強。新一輪的革命鬥爭，可以舉1968年5月法國和1974－76年葡萄牙革命為代表，並繼之以官僚化工人國家政治革命的興起（捷克、波蘭）。要 證明這點，可看近年來在不僅是智利和葡萄牙而且是伊朗和尼加拉瓜的革命蠭起中，重新出現總罷工、城巿群眾起義和蘇維埃式的自我組織形式。同時，在群眾的意 識無可避免地經過落後於現實的這個階段以後，世界一部分無產階級已經了解斯大林主義的真正的本質（他們在1936年或1945年都沒有了解），堅定地拒絕 接受類似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型式」。不但在西方的一些帝國主義國家，而且在東歐、中國、巴西等國家，無產階級都是如此。
我們的基於工人代表會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綱領，既不是「抽象的模式」，也不是烏托邦的空想，而是反映真正的基本的歷史趨向。這個歷史趨向，雖因二十多年世界革命失敗所產生的客觀及主觀的結果而一度受到抑制，惟現已更有力地重新確立起來。
我 們也不能接受一個論點，說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的話，即只要保衛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及革命的國際擴張還是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中心問題時，工人代表會式的民主 政權是「不實際的」。我們相信，相反地，工人代表會的民主勢必加強工人國家的自衛能力，勢必加強它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的吸引力，也就是說，有利於反帝 的鬥爭及革命的國際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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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答復來自斯大林主義的教條
官 僚統治層的意識形態本質上一向是實用主義的。但是，支持這個意識形態的是幾個理論和教條，它們具有內在的一貫性，而又是與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矛盾的。官 僚層的意識形態的中心思想，就是由一個黨以工人階級的名義實行統治；儘管這個意識形態並非經常可以明確地表述，但也可以綜合如下：
（1）「領導的黨」或者其「領導核心」（「列寧主義中央委員會」），即使還不至於壟斷科學知識，但至少壟斷了最高的政治意識，因此保證在政治上永不犯錯誤（「黨永遠是正確的」）。
（2） 工人階級，尤其是一般的勞動群眾，因為政治上太落後，太受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帝國主義的宣傳」影響，太喜歡為了眼前的物質利益而反對長遠 的歷史利益，所以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不能容許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來直接行使國家權力。真正的工人民主就有可能會帶來一連串有害的「客觀上反革命」 的決定，這就開啟了資本主義復闢的道路，或者至少會嚴重妨礙及延遲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
（3）因此，無產階級專政只能由「無產階級的領導黨」來實行，換言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黨的專政，這個黨或是代表基本上被動的工人階級，或是主動地建立於「群眾的階級鬥爭」，但群眾本身是沒資格、不願意、或者沒有能力通過制度化的權力組織來直接行使國家政權的。
（4） 因為黨（也只有黨）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工人階級的利益被認為是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問題上都是一致的，所以「領導黨」本身基本上是一元化的。任何反 對派傾向必定是以某一形式反映異階級的壓力及異階級的利益（毛派的結論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永遠是「黨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這些觀念的 邏輯結論就是單一的黨在社會生活各方面實施一元化的控制，黨應該直接控制「巿民社會」的所有部分。
（5）另一個主要假定就是，在建設社會 主義的時期，階級鬥爭會愈益加劇（這些假定假如不與上面幾個假定結合起來就不一定達到同樣的結論）。從這個假定就得出，即使生產手段私有製早已廢除，不管 生產力達到什麼發展水平，資產階級權力復辟的危險是愈來愈大的。資產階級復辟的威脅常常被描述為在這個或那個社會、政治、文化或者科學部門的資產階級思想 取得勝利的機械的後果。由於資產階級思想被賦予這麼大的威力，對客顴上代表這些思想的人的鎮壓，就成為這個假定的一個必然結論了。
所有這 些假定與教條，從一般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都是不科學的，而且從蘇聯和其它國家的推翻資本主義統治及其後發展的真實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看來，都是站不住 腳的。這些假定與教條，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使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遭受損害，而且阻礙了反對資產階級及其思想殘餘的鬥爭。
但是，正因 為這些假定有其內在的一貫性，而且已被斯大林時代的各國共產黨普遍地接納為教條－－反映了官僚層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物質利益，而且為其獨裁統治辯護－－從 那以後他們從來沒有被任何共產黨明白而徹底地加以批評或排斥。這些觀念繼續苟延存續下去，至少局部地在共產黨及社會黨的許多領導人及乾部的思想裡，即是在 工人運動的官僚層的思想裡；它們繼續成為替限制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的各種形式辯護的思想來源。
必須注意到，除了受斯大林主義影響的組織 外，也有一些組織在這方面提出類似的觀念，以替他們自己內部所實行的部分類似做法辯護。因比，我們更有必要強調這是與列寧和托洛茨基（更不用說馬克思和恩 格斯）以及我們的歷史運動所鼓吹的完全相違背的，為了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必須對這些觀念和他們引發的實踐作出明確的的有系統的批判。
第 一、認為工人階級是單純一致的，只要由一個黨來獨霸代表即可的觀念，既不符合一切歷史經驗，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時代和推翻了資本主義以後的現代 無產階級的實際成長的分析。人們頂多只能為以下的論點辯護，即只有革命的先鋒黨才能在綱領上保衛無產階級的長遠的歷史利益及無產階級的目前的整體階級利 益，以反對民族的、區域的、地方的、特殊部門或特殊技術的、過份享有特權的局部利益。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採用唯物辯證的觀點，而不是採用唯心機械 的觀點，我們會補充說，只有黨真正取得大多數工人的政治領導權以後，才可以說目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階級利益的真正的而不是理想的結合已在實踐中 達到，因而犯錯誤的機會大大減少。即使如此，仍不能排除在某些特殊的問題上，黨仍可能犯錯誤。
事實上工人階級的分層化及工人階級的意識發展的分層 化是確實存在．而且是由客觀決定的。同樣地，在工人運動中目前利益與歷史目標之間的鬥爭是非常緊張的（譬如工人國家中的目前消費與長遠投資之間的矛盾）。 這些矛盾的根源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不平衡發展；就是因為有這些矛盾，所以才需要革命的先鋒工人黨，而不是需要一個「包括所有工人在內」的單一個工會。這也 表示，人們決不能否認，對勞資之間的階級鬥爭，對目前要求與歷史目標之間的關係，會有不同解決方法的不同的黨，可能而且已經在工人階級之內產生，而且真正 地代表工人階級內部各不同層分的利益（不管是純粹的局部的利益、享有特權的一部份人、異階級力量的意識形態壓力等等）。
我們也要看到一個可能性，就是在一個國家內出現幾個革命政黨，它們之間的分歧未必能在革命前通過合併來解決，而這個局勢會迫得需要尋求各個黨大致上緊密連繫的陣線，以決定共同的政治行動。
第 二，實行黨內民主的革命黨大大有助於對社會經濟及政治的發展作出正確分析，而且能夠對這個發展得出正確的戰術上及戰略上的解決方法；因為黨可以用科學社會 主義的方法，即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總結和概括所有過去的階級鬥爭的經驗。這個對目前政治局勢所作出的綱領，使革命先鋒工人黨比工人運動的其它傾向，比工 人階級的未曾組織起來的部份，較少可能作出錯誤的結論，較少可能得出不成熟的概括，對未能預見的發展較少可能作出讓步與從事無原則的政治妥協等等。
但 是，並沒有永不犯錯誤的黨，沒有永不犯錯誤的黨領導層、或個別的黨領袖、黨的多數派、「列寧主義的中央委員會」，等等。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從來不是一定能夠 達到的綱領。分析新局勢決不能全靠歷史的先例。社會現實經常在變。新的不可預見的發展經常在歷史的轉折點出現。馬克思、恩格斯未曾分析過恩格斯死後的帝國 主義現象。布爾塞維克未曾遇見到先進帝國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的延遲。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官僚墮落沒有被列寧包括在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中。托洛茨基也沒 預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革命群眾的鬥爭而建立的許多（從開頭就已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南斯拉夫、中國、越南），會由非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所領導，等等。 在經典著作或在現存的綱領中，找不到對新現象的完全的現成的答复。
而且，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新問題一定會發生，對於這些新問題，革 命馬克思主義綱領只提供一般的參考架構，不能提供現成的正確答案。為這些新問題找尋正確答案的鬥爭就牽涉到理論的政治的分析及討論，和革命的階級實踐之間 的經常的交互作用。最後的決定還是要靠實踐的經驗。在這種情形下，任何對政治及理論討論的限制，以至進一步地對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的限制，即對社會主義民 主的限制，一定會阻礙革命黨得出正確的政策。因此，如果要成功地沿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前進，上述的限制不但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在實踐上也是無效用 的、有害的。
一黨專政的製度，缺乏多元性的政治團體、政治傾何及政治黨派，用行政方法限制自由的政治及思想的討論等等，其所產生的嚴重後 果之一，就是當工人國家的政府犯了錯誤時，很難很快地改正錯誤。在建設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工人國家的政府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正如工人階級 的大多數，其不同層分，不同政治組合也會犯錯誤一樣。只有自由的政治討論、反對派團體自由的運用大眾傳播工具、群眾的高度政治覺悟與廣泛參與政治生活，以 及群眾控制各級政府與國家的活動，才能迅速改正錯誤。
一黨專政的製度缺乏上述改正錯誤的方法，所以更難改正嚴重的錯誤。斯大林主義制度所 建基的黨永不犯錯誤的教條，不但否認黨政策的錯誤（尋找自我辯護，尋找替罪人），而且會盡量延遲錯誤的改正。從經濟的損失方面而言，從勞動群眾所遭受的不 必要的、客觀上可以避免的犧牲而言，從勞動群眾所遭受的階級敵人導致的政治失敗、以及從無產階級的政治上迷失方同與喪失士氣而言，這個一黨專政的製度所付 出的代價是令人震驚的；1928年以後蘇聯的歷史就是明證。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斯大林及其門徒，在農業強迫集體化帶來災禍以後，還要在農產 品收購價格等細節問題上，頑固地堅持他們的錯誤政策－－這當然只能用蘇聯官僚層在當時特殊的社會利益來解釋－－這就使蘇聯人民遭受了整代人糧食缺乏的恐 慌。其所產生的壞結果直到五十年以後的今天，仍未消除。如果當時的蘇聯在選擇不同的經濟及農業政策方面有政治討論自由的話，上述災禍是不可能發生的。
第 三、限制無產階級的民主權利是有利於逐步「教育」所謂「落後的」勞動群眾──這觀念簡直是荒謬的。不下水怎樣學會游泳呢？群眾除了從事政治活動及從這些活 動的經驗中學習以外，沒有其它方法可以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只有具有犯錯誤的權利以後，才能從錯誤中學到東西。說群眾的思想「落後」的這種家長式的偏見其 實就是對群眾活動懷有保守的小資產階級的恐懼，這與革命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官僚層之所以極端地恐懼社會主義民主，並不是出於「綱領」的理由，而是因 為社會主義民主的政府形式與官僚層的物質特權不兼容，更不必說與它的權力不兼容了。馬克思主義者之贊成充分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因為他們相信，以群眾會犯太 多錯誤為藉口來限制群眾的政治活動，只會使工人對政治越加冷漠，換句話說，這種解決群眾落後性的辦法恰恰是在加強群眾落後性。
第四、在生 產手段及社會剩餘產品全部社會化的情況下，少數人長期獨霸政治權力－－即使這個霸權的革命黨在開頭有最純粹的革命動機－－就會有很大可能刺激官僚化的客觀 傾向。在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之下，誰控制國家行政機構，誰就控制了社會剩餘產品及其分配的權利。特別是（而且不只是）落後的工人國家裡，經濟的不平等在開頭 還是存在的；這個經濟的不平等就能夠變成貪污和物質特權與社會分化的泉源。「政權的取得，不但改變了無產階級對於別的階級的關係，而且改變了無產階級內部 的結構。執掌政權變成某一個社會集團的專門事業。這集團愈把自己的作用看得很高，就愈急於要解決自己的「社會問題」。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中文本第93頁）
因此，在客觀上就有必要使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來真正地控制決定權，而且還可以有無限 制的機會來譴責包括最高層在內的工人政權各階層對物質的偷竊、浪費、濫用及非法的沒收。如果反對派的傾向、團體及黨派沒有行動、宣傳、鼓動及利用大眾傳播 工具的充分自由，則群眾性的民主控制是不可能的；這裡唯一的條件是反對派不用武力來推翻工人政權。
同樣地，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 渡時期，甚至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各種形式的社會的勞動分工不可避免會殘存，從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工人組織形式及勞動過程也是不可避免地部分或全部殘存 著，這使生產者的創造能力不能充分發揮。這些不利的條件是不可能如毛派所主張的用思想灌輸、道德規勸、或者周期性的「群眾批鬥」所能改正過來，更不可能用 神奇的權宜措施如乾部及領導人每月或每週做幾天體力勞動就可改變的。在走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道路上，只有生產者群眾（首先是最受剝削的體力工人） 對「仍具有功用的」特權層實施真正的政治及社會控制，才能阻止上述客觀的障礙物變成物質特權的強大來源。達到這個目標的主要條件就是所有工人的工作日要急 劇減低、要有最充分的蘇維埃民主，以及快速地提高工人文化水平的充分教育機會。
為了免得受權力被專門人員操縱的侵蝕，革命黨要反對其黨員在國家機關和黨領導層戀棧權位。
官 僚化工人國家目前的情況使它很難向無產階級民主的道路上前進。只有在下列的兩個條件其中一個或者兩個同時發生的時侯，目前的情況才會有質的改變：（1）一 個或數個工業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這樣一個革命就會大大推動全世界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而且馬上會開啟急劇提高生產力的可能性，消滅物質缺 乏的現象。這物質缺乏的現像是寄生的官僚層得以鞏固的根本原因。（2）在官僚墮落或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如蘇聯或中國爆發政治革命。這樣不僅帶來官僚層及其 「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終結，還帶來無產階級民主的崛起，並在國際上產生巨大的反響。
政治革命成功以後，就可以在所有工人國家實現共同的經濟計劃，因而保證生產力的大躍進，幫助移除寄生的官僚層的經濟基礎。
第 五、資本主義國家政權及生產手段私有製被廢除，並不會自動或同時帶來個人財富、文化遺產、及思想影響方面的特權的消失，更不必說商品生產的所有因素的消失 了。在資產階級政權被推翻、資本主義財產被廢除以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特別是當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還不能夠保證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自動出現與鞏固的時 候，小商品生產的殘餘及貨幣經濟因素的殘存，還可能使在這環境裡的資本原始積累重現。同樣地，在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上已失去了統治階級地位以後的很長一段 時期內，社會及經濟上的某些不平等現像還會殘存；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風俗、習慣、文化價值等等的影響還會在社會生活的較大的圈子及較大的層分中 繼續存在。
但是，如果從這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所以，為了不要使這些「資產階級影響的小島」成為資本主義復闢的基地，工人階級才少不了國家 權力）得出結論，說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是用行政方法鎮壓資產階級思想，則是完全錯誤的。歷史經驗曾相反地證明用行政方法反對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思想 是完全無效的。事實上，長遠來說，因為無產階級缺乏真正的政治鬥爭和思想爭論的經驗，而且因為官方的「國家理論」缺乏可信性，這種行政的鎮壓方法只會加強 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對無產階級的支配，而且使無產階級群眾在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下被解除思想武裝。
為了消滅這些小資產階級思想對勞動群眾的影響，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
（1）與所有主要生產數據的收歸國有化同時進行的，是將印刷所、電台、電視廣播站等等收歸國有，即是說，解放傳播媒介，使之不受廣泛散播思想的大企業的物質支配。
（2）創造使這些思想失去再生的物質基礎的客觀條件。
（3） 在意識形態及政治方面對這些思想發動毫不留情的鬥爭，這種鬥爭只有在公開的討論及公開的針鋒相對的情況下，換句話說，這種鬥爭只有在思想反動的人可以有保 衛他們的思想的自由時，在有思想及文化的多元主義的自由時，才能有完全成功的希望，只要思想反動的人不用暴力行動來反對工人政權。
只有那 些不相信馬克思主義及唯物論的優越性，對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沒信心的人們，才不敢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跟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作公開的思想鬥爭。 一旦資產階級的使用大眾傳播工具的機會與其人數成正比的時候，就沒有理由懼怕經常的、自由的、坦白的意見交換。這種觀念的交鋒是工人階級在思想上教育自 己，而且脫離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影響的唯一方法，如此，則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便充分地顯示出來。
國家若用行政和鎮壓的方法使馬克思主義 （更不必說對馬克思主義作特別的解釋）在意識形態及文化方面佔據獨霸的位置，只能使馬克思主義從批判的革命科學，從解放無產階級及建立無階級社會的武器， 倒退成了無生氣的令人反感的國家教條或國家宗教，使它不斷地在勞苦大眾尤其是在青年之間失去吸引力。這情形在今天的蘇聯非常明顯，因為「官方的馬克思主 義」所佔的獨霸地位，掩飾了在一切領域上，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貧乏。馬克思主義本質是批判思想，它只有在充分的討論自由及經常與其它思想針鋒相對的 氣氛之下，也就是在充分的意識形態及文化的多元主義的氣氛之下，才能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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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工人國家的自衛問題
很 明顯地，任何工人國家必須保衛自己，反對任何推翻它及公然違抗它的基本法律的企圖。在解除了資產階級武裝和結束了內戰以後而崛起的具有工人民主的穩定的工 人國家裡，憲法及刑法都禁止私人佔有生產手段或私人僱用勞工，正如資產階級國家的憲法及刑法禁止個人侵犯私有財產權利一樣。同樣地，只要我們尚未到達無階 級的社會，只要無產階級的階級統治還殘存，只要資本主義復闢的可能性還存在的話，無產階級專政的憲法及刑法就會禁止及處罰武裝暴動的活動、用暴力推翻工人 階級政權的企圖、對工人政權的代表施行恐怖主義的攻擊以及替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當間諜進行破壞等等。不過，只能對有證據確鑿的行動或積極的準備工作予以處 罰，隱含地或公開地為資本主義復闢作一般性宣傳則不予處罰。這意思就是說，所有在實際上遵守工人國家的憲法而且在其機構（即蘇維埃）的合法範圍之內活動的 人，包括親資產階級分子，換言之，所有那些不以直接行動從事推翻工人政權及集體財產製的人們、都應該有組織政治團體的自由。
工人不需要把 「教唆」他們將工廠及銀行恢復私有的言論當作一種有致命危險的宣傳。大多數的工人不可能會「聽信」那種宣傳的。帝國主義國家。官僚化的工人國家及愈來愈多 的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人階級已是足夠強大了。所以不需要把「言論犯罪」及「反甦的鼓動」的觀點引用到刑法上或者成為工人國家的日常措施。
把煽動人們用暴力反對工人政權，與讚成恢復資本主義的政治活動意識形態、立場或綱領，嚴格區分開來，這是很重要的。工人國家應該鎮壓恐怖行動，但是對付反動的政策與思想，就應該用政治和思想鬥爭的方法，這不是「道德」或「軟心腸」的問題；基本上這是實際的長期效益的問題。
在 寄生的官僚層所統治的國家裡，斯大林主義有計劃地濫用「與帝國主義勾結」、「替外國政府充當間諜」、「客觀上為帝國主義服務」、「反蘇」或「反社會主義的 煽動」、「破壞及誤導別人的活動」等誹謗性的指控，來譴責及鎮壓任何形式的政治批評、反對行動或非正規行動，而且以這些為藉口進行大規模的野蠻的鎮壓。斯 大林主義的這種災禍性的經驗，使一般的工人對於它的濫用司法刑警機關或精神病院，採取極度的（基本上是有理由的）不信任。因此我們需要強調指出：無產階級 及其國家之運用鎮壓性的自衛行動以反對用暴力來推翻工人政權的企圖，應該限於證據確鑿的行動及罪行，絕對不應該牽涉到意識形態的、政治的及文化方面的活 動。
第四國際保衛而且要擴大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刑法及司法方面所得到的最先進的革命成果，而且要為把這些成果寫入社會主義的憲法及法典而鬥爭。這些成果包括以下的權利：
（1）應訂定一套成文法；不應追溯既往的罪行；提供證據的責任在於控方；在沒有犯罪的證據以前，應該假定被告人無罪。
（2）任何人都有充分的權利，自由決定其辯護的內容；法律辯護人不應該為了在審判中所用的辯護文件或辯護方式而受到檢舉。
（3）反對個人犯罪要由團體、家庭等集體負責的觀念。
（4）嚴禁任何形式的酷刑逼供。
（5）除了內戰及戰爭時期以外，嚴禁死刑。
（6）擴大陪審團的公開審判制度，而且使這制度普遍化。
（7）所有法官都應民選，勞動大眾有罷免法官的權利。
工人國家能夠慢慢地吸收更多的群眾參加法律的工作，來代替職業性的司法人員制度。這工作可以從地方及較輕的罪行方面做起。
很 明顯地，所有這些事情，以及在資產階級的武裝抵抗停止以後、無產階級專政的刑法制度的運用和法典的最後的審定，都要由工人代表會作最後的決定。我們只向工 人代表會提出綱領式的建議，而且用政治的方法在工人代表會中爭取多數的支持。防止國家誤用這些鎮壓制度的最基本的保證，就是勞動群眾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有 最廣泛的社會主義民主，以及廢除由少數人壟斷武器的特權，換言之，武裝全體無產階級。我們相信工人階級決不會誤用它的權力，也不會失去必要的警覺來保衛它 自己的專政，以反對任何恢復資產階級的剝削的、壓迫的統治的企圖。
但是，正如列寧所指出，「無產階級已完成社會革命， 並不足以將它變為聖人，也不會使它免犯錯誤和擺脫弱點。」正因此，在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革命共產主義者不應放鬆警覺。共產主義前衛者必須揭露 「官僚主義」的最微細的證據，譴責和打擊無產階級國家所有濫權的情形，確保平等主義和民主的原則受尊重，保衛婦女的利益以及種族、民族和宗族的少數者利 益。總而言之，對於無產階級國家也要扮演共產主義前衛的角色。
我們的原則性綱領性立場是：一切在實踐中尊重集體財產及工人國家憲法的人， 都應該享有無限制的政治自由。這並不是說，不管具體情況都一定要全面貫徹這樣的標準。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過程中，由革命的危機而發展到起義，是不可避免 的。在起義以前的時期以及起義的時候，當政權由一個社會階級轉移到另一個階級的時候，暴力事件的震蘯以及法治的缺乏的情況會發生。只有當起義得到大多數人 民的支持－－僱傭勞動者的大多數－－至少在那些僱傭勞動者已經是最大的社會階級的國家裡，無產階級才能得到勝利。支持這個起義的群眾的動員越廣泛，因這個 巨大的社會變革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暴力與橫蠻行為就愈少。
同樣地，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前，內戰或者外國軍事的干涉可能會發生；換句話 說，舊的統治階級及其國際的盟友可能會用武力來推翻工人政權。在這種情形下，應該應用戰爭的法規，這時候，也許需要限制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動；沒有一個社會 階級、一個國家，會讓積極用武力推翻他們的人享有充分的權利；無產階級專政在這點上也不能例外。
更具體來說，所有參加或者被確鑿證據證明積極地支持或者準備反革命的暴力行為的個人、組織及黨派將會被鎮壓，而被放置在不能再從事這些活動的環境中；鎮壓的程度及具體的方式要看某個國家或某些國家當時的情況和力量關係而定。
在 建立成功的工人國家的第一階段，為了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抵抗或者資產階級推翻工人國家的企圖，成文的刑法－－社會主義法治－－的建立可能會被延遲，因為革 命的首要任務是解決危機的局勢，這不能等到法治建立以後才去進行。歷史經驗已經再三地證明，擊破資產階級的武裝抵抗的過程愈快愈激烈，實際的內戰時間就愈 短，在社會變革中所付出的人命代價就愈少。
決定革命的長遠效益的準則，是把眼前的權宜之計，同社會主義新秩序的鞏固的問題結合起來，而且 這個新秩序要以最廣泛的群眾支持和群眾參與為基礎。對階級敵人的權宜之計，甚至於在內戰的情況下，要真正有效，必須能夠提高而不是降低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 及信心，它對於建立工人國家及無產階級社會的能力的信念，它的積極的支持及參與國家的管理，以及他的動員及自我組織的能力；甚至在內戰的情況下，上述的基 本標準決不能忘記，特別是因為未來的革命能夠在遠比俄國1919或1920-1921年好的力量對比下發展。
關於上面的情況，托洛茨基在 1940年說的話表達得最清楚，他那時說的話更適合現在的情況：「根據預測，我們可以定出以下法則：資本主義制度崩潰的國家愈多，則其它國家的統治階級的 抵抗愈弱，社會主義革命的尖銳性質愈低，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愈不強暴，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愈短，在新的、更充分的、更完善的、更人道的民主制度的基礎上重 新建立起來的社會的誕生就愈快。……如果社會主義不但不能夠帶來人身自由在法律上不可侵犯，而且也不能充分地保證人類品格的所有的利益，則它便沒有價值 了。」（托洛茨基：《世界局勢與前景》，1940年2月14日，見1939－40年托洛茨基文集，155至I56頁）
我們也應該強調指出，在內戰或戰爭情況下社會主義民主之受到限制，應該由資產階級反革命及國際帝國主義直接地負政治上及物質上的責任；這就是說，要向整個社會，及向過去的統治階級的殘餘分子，清楚地指出，對付他們的方法，歸根到底要視乎他們的實際行為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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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國際革命與反革命
只 要帝國主義至少在幾個主要的國家－－特別是美國－－仍然生存，它決不放棄以經濟壓力及軍事力量阻止社會主義的擴張，也不會放棄收復資本無法直接剝削的領土 （開頭是收復一部份，以後是全部）。這種複闢決不可能用漸進的和平方法，正像推翻資本主義也不會用和平的漸進的方法一樣。
因此就有以下的 結論：任何一個由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所產生的工人國家和任何工人國家集團，不管其官僚化或社會主義民主的程度如何，將會與國際資本處在武裝停戰的狀態，在 某種情況下，這可能會導致公開的戰爭。因此，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從物質及人力的角度來看）在軍事上作持久的準備，以對付公開戰爭的挑戰。
雖 然我們並不同意說核子戰爭必然會發生，但我們也不同意說，僅靠資本主義國家勞動階級的宣傳、鼓動及階級組織就足以阻止帝國主義所發動的旨在反對新、舊革命 的侵略戰爭。只要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仍未推翻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的統治，反革命戰爭的危險便一直存在，當權的無產階級必須對這種危險作好準備，正 如它要幫助其它國家的起義的群眾對付國內及國際反革命的武裝干涉一樣。
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保持軍事準備，意思就是要撥出資源來生產戰備，這些資源本可以用來加速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這個原因再次推翻說可在一個或幾個國家最終建成社會主義的反動烏托邦。
工 人民兵和人民民兵是工人國家武裝自衛的基礎，但工人國家也需要維持一隊軍隊，有專門使用尖端武器的技能。工人軍隊本身將會是新式軍隊，反映出它的階級基 礎，像蘇維埃共和國所創立的紅軍初期一樣，它將要廢除官員等級制度，用兵士代表會和民主選出的指揮官來取代它。一般來說，「正規軍與民兵之間的相互關係能 夠顯示實際朝向社會主義前進的程度」（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英文本第218頁）。
但這句話絕不表示由於帝國主義對工人國家施加外在的壓力，因此工人國家必然會產生官僚墮落或對社會主義民主必須作出嚴格限制。
首 先，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興起和勝利，並不是資本主義包圍蘇聯的直接的自動的後果。它的產生是以下幾個因素獨特地結合起來的結果：俄國相對落後；俄國無產階 級相對微弱；世界革命初遭挫敗；資本主義包圍；無產階級先鋒隊對官僚的問題在政治上沒有準備；官僚權力逐漸興起，影響了全世界革命鬥爭浪潮的結果；除了莫 斯科控制的共產黨以外，別無其它無產階級領導。這些因素因國際革命屢遭失敗而更加深。但是，這些因素的結合極不可能會再度出現，尤其是當成功的社會主義革 命發生在工業上遠比I917年的俄國或1949年的中國更進步的國家時。
即使是在今日，俄國的落後程度與國際資本主義比較起來已不怎麼嚴 重，俄國無產階級的客觀力量也比1923年或1927年的無產階級大得多。如果現有的工人國家的相對的力量，再加上西歐、日本、或最大的拉丁美洲國家－－ 更不必說美國－－的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力量，那麼，與國際資本的力量關係對比就會有很大的改變，資本主義就會大大不利並大大惡化；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 義環境的壓力和加強軍事準備的必需性，不會再構成嚴厲限制社會主義民主的客觀原因。
再者，如果由於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和世界上富有的資產 階級還存在，迫使現存的工人國家在長時期之內面對持久的有可能爆發的武裝交鋒及國際戰爭，因而工人國家需要保護自己免受外國帝國主義的干涉威脅，但這並不 表示要把有可能發生的戰爭的狀況與真正發生的戰爭狀況等同起來。混淆可能發生的戰爭同實際發生的戰爭，正是斯大林主義者及各種親官僚層分子不斷用來替寄生 性官僚統治之扼殺民主行徑辯護的藉口。
而且，蘇聯、東歐及中國今日所面對的主要問題不是在戰爭或內戰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立刻復辟的危險。這 些國家的工人階級所面對的問題，是特權官僚層對經濟、政治及社會生活的獨裁控制。這種控制導致巨大的惡果，使這些國家的群眾對自己國家的認同大大動搖－－ 因此，從長遠來看，削弱了在將來帝國主義軍隊有可能入侵時群眾成功加以抵抗的能力。
因此，更為必需的是保衛所有的民主權利以反對官僚層所強加的限制，以及推展反官僚層的政治革命鬥爭。這樣做，將會增強而不是減弱工人國家抵擋帝國主義侵略的能力，包括其積極援助世界革命過程的能力。
最 後，整個論點應該反過來說。我們否認：為了成功地保衛勝利的革命及將革命向國際擴展以反對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因而要限制社會主義民主，以至要實行官僚專 政，認為那是必定要付的代價。恰好相反，我們認為：這種限制勢必減弱無產階級專政在政治上及在軍事上反對帝國主義的能力。
勞動群眾的高度的政治自覺和社會主義信念，高度的政治活動、動員及警覺，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教育與活動，凡此等等，都能夠增強工人國家的自衛能力及軍事力量。
歷 史已經證明，歸根到底，任何國家的最強大的自衛能力主要靠以下兩個因素：人民群眾對本國有較高度的社會團聚力和政治認同；以及較高度的平均勞動生產力和生 產能力。社會主義民主愈廣泛，限制愈少，則絕大多數人民對工人國家的認同就愈高，勞動生產力的增長就愈快，達到比帝國主義更有決定性的技術進步的可能性也 就愈大。從這個觀點來看，在帝國主義對工人國家及對正在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有可能發動侵略戰爭的世界局勢中，社會主義民主不但不是「奢侈品」，而且，即使 在純軍事方面，還是工人國家手中的主要武器。
上面是從防禦的觀點看這個問題；從進攻的觀點看，也是如此。因為帝國主義對過去及現在的革命 發動軍事冒險就必會引起國內的強力反對，因為帝國主義一定要漸增地運用鎮壓及限制群眾的民主權利來減弱反對力量，因此，工人國家的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會對 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安的、受壓迫的群眾產生漸增的吸引力，這就削弱帝國主義的軍事力量，有利於革命的國際擴張。
工人國家針對帝國主義侵略的 威脅進行軍事上的準備，必須包括實行特別措施以反對間諜，反對國外派來的破壞者，反對可能持續好幾年甚至好幾十年的其它方式的反工人階級軍事行動。但是， 工人國家自衛的特別的技術性措施，但這種需要決不應該用來限制工人民主；決不能因為公民行使批評和反對的權利而說他們是「間諜」或「破壞者」。事實上，群 眾的政治活動、自覺、及社會團聚力愈高（這只有在社會主義民主充份發展下才能實現），真正的間諜及破壞者就愈難在仇視的環境中活動，工人國家的自衛能力就 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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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官僚化的工人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
反官僚政治革命的興起
從 理論觀點來看，蘇聯及其它官僚化的工人國家是極端歪曲的墮落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這是由於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所創造的經濟基礎還沒有被官僚層所摧毀，在這 個意義上，保衛蘇聯及各工人國家，以反對資本主義復闢的企圖（復辟表示歷史的大後退），是根據這些國家仍然是墮落的或變態的工人國家，即墮落的無產階級專 政形式這個事實而來的。
但是，卻不能由此推論說：無產階級專政有不同的歷史形式，它們是差不多相同的，而我們的綱領描述社會主義工人民主只不過是「理想的模式」，只是現實偏離了「理想的模式」，而且在將來還會大大偏離。
無 產階級專政本身不是一個目標，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一個手段，它的目標是創立世界性的無階級的社會，使勞動得以解放，使所有被剝削被壓迫的人們得到解放；這是 解決人類所面對的所有緊急問題的唯一道路。是避免人類陷入野蠻主義的唯一道路。但是在極端墮落的官僚專政之下，「官僚的」無產階級專政不但不能向目標進 展，反而使社會的進展停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而變成了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主要障礙物。這個障礙物只有無產階級通過政治革命才能移開。因此，社會 主義民主，即由勞動群眾民主選舉出來的工人及人民代表會的統治，絕對不是許多無產階級專政形式中的其中一個形式，而是與社會主義目標相符合的唯一形式，是 走向世界革命和全球社會主義的有效武器。我們之所以為而且只為這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奮鬥，理由並不是出於道德的、人道主義、或歷史唯心論的原因（亦即企 圖對歷史過程「強加」某種「理想」形式），而是為了世界無產階級及世界社會主義利益的眼前的及歷史的必要性。
還有，「官僚的」無產階級專 政之能夠興起－－譬如在蘇聯的興起－－只是無產階級在政治上被官僚層所災難性地及長期地擊敗的結果。托洛茨基用「無產階級在政治上被官僚層所剝奪」這個公 式並不是偶然的。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們對我們的階級的政治上的成敗問題，並不採取中立的或冷淡的態度。我們要保證它的成功，我們要用所有可能的方法來 避免它的失敗。因此，我們只能為可以帶來這種成功、可以避免失敗的那種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只有政權掌握在民主選舉出來的工人代表會的手中的無產階 級專政，才能保證它的成功，避免它的失敗。
在政治上而言，這個問題並不是純學術性的；這是所有那些工人階級已經深切體會斯大林主義及一般 工人官僚的罪惡及本質的－－不只是帝國主義－－國家中的急迫的問題。在所有這些國家，如果不管工人階級對國家及經濟的控制的具體情況如何，只是把「無產階 級專政」與國有化財產等同起來，就會成為朝向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及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上的重大障礙物。這就會在客觀上幫助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 民主黨及各國共產黨把工人階級束縛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範圍之內。
在所有官僚化工人國家，這是更急迫的問題，因為政治革命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在這些國家，如果企圖把工人民主以外的其它形式當作革命的目標，就難免使那些這樣做的人，在興起中的群眾面前自陷於極端的孤立，甚至使群眾對他們產生像對官僚層（即「新主人」）那樣的仇恨。
從 那種政治的觀點看來，我們所保衛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是符合官僚化工人國家的群眾的需要及渴望的唯一的綱領，是代替官僚專政的唯一道路。我們要再三地 說：革命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如果在反官僚政治革命的準備階段、興起、勝利及事後的整個過程中對保護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的干勁及決心有任何躇躊或三 心兩意的話，這勢必在客觀上幫助了復辟勢力，使官僚專政倒退至資產階級民主，而不會進展到社會主義民主。
從1956年10-11 月的匈牙利革命、I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的波蘭革命（它在全國發動的反官僚政治革命路上走得最遠）以及：1968-69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具 體經驗，已可得出政治革命動力的非常重要的結論。「布拉格之春」和波蘭的政治革命的優點是發生在社會、經濟及政治上非常有利的國家，因為無產階級佔經濟活 躍人囗的絕大多數，而且具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工會群眾組織的傳統；在波蘭，還有反官僚工人起義及爭取工人自管鬥爭的豐富經驗。
這三個政治革命發端的經驗證實了我們的綱領中所提出並在論述中進一步作解釋的社會主義民主這個內容，只是數百萬工人及勞苦大眾起來反對官僚層的專橫統治時的自覺表現。
反 對秘密警察，要求釋放政治犯，反對官僚統治層鎮壓那些威脅其權力專制的政治及工會活動，反對新聞檢查，反對人治（即要求一切法律必須是成文法及被告人有依 法審判及辯護的權利），反對一黨制度，反對官僚層對經濟制度的控制，反對官僚層的超級物質特權，要求在社會經濟方面的平等權利要大大提高－－所有這些綱領 要點是使匈牙利及捷克群眾走上街頭反對官僚層的主要動力。這些口號一定會在明日使蘇聯及中國人民走上街頭。
工農群眾並不是要使私有財產恢復或是資本主義復闢。斯大林主義者之作這些誹謗，是為了替自己動員蘇聯軍隊入侵匈牙利或捷克，或在波蘭實行軍事戒嚴以反革命的鎮壓這些反官僚群眾暴動而辯護。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口號與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也無關。
在1956 年的匈牙利，各地的工人代表會及布達佩斯中央工人代表會，經過長時間的劇烈辯論以後，主張保護國有化資產，主張除了法西斯主義者以外所有政治黨派均享有自 由。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的時候，運動的最激進的份子首先提出要求給予各種政治組織、政治俱樂部、政治傾向及政治黨派以無限制的自由；這個要求被共產黨內的 幾個大的派別所採納，而且被運動後期所興起的大多數的工會及工人代表會所支持。那些與蘇聯官僚層的反革命干預的軍隊合作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發言人，集中 火力，向「不負責任的」「親資產階級的」作家開火，不惜用任何代價來摧毀他們的言論的表達自由。但是，工人階級的絕大多數，卻支持作家的寫作自由。
在I980 -81年的波蘭，工人階級在16個月時間內，推進了在工人國家內爭取政治民主的最深廣的鬥爭經驗。一千萬有組織的波蘭工人在「團結工會」內所採取的內部民 主，顯示工人階級是奉行無產階級民主原則的。群眾運動提出的口號－－「生產數據及計劃均社會化」，「建立自管的共和國」－－明白地表達了他們希望從官僚層 手中奪回對經濟、對國家的控制，並將之歸由工人集體民主管治，而這個渴求體現在爭取工人自治、建立工人代表會及其協調組織等鬥爭上。團結工會全國代表大會 通過的綱領，聲稱「在自治共和國內，民主的基礎必須是意識形態上、社會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多元化」。它更說：
「波蘭的社會生活必須進行一個深刻的改革，以達致最終能實現自治、民主和多元化。正因此，我們的鬥爭是同時爭取國家機構的改變和獨立自治機構在所有社會生活上的建立和發展。」
在保衛「市民完全有自由結社權」時，綱領說：
「我們相信多元化的原則必須應用在政治生活上。我們的工會對於向社會提出不同社會、政治、經濟綱領的做法會加以協助及保護。」
同類的衝突很有可能在將來每一次政治革命（尤其是在蘇聯和中國）發生。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不能猶豫或騎牆，也不能說這是純粹策略性的選擇。他們必須與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聯盟，保衛大眾的不受限制的民主自由，反對官僚層的新聞檢查與鎮壓。
在 政治革命實際爆發的初期，勞動群眾會將官僚層分為兩派：一派是狂暴地（包括使用武力）反對群眾的動員與組織，另一派則不管出於何種動機，會對群眾讓步，而 且似乎贊同正在高漲的群眾運動。勞動群眾會把前者排除在所有新生的真正的工人組織及群眾政權之外；對於後者，則予以容忍，甚至與之建立策略性的同盟，特別 是當群眾受到官僚專政的最可恨的代表所攻擊的時候。
在組織工人代表會政權的最後階段，勞動群眾可能會採取任何適當的措施，來保護他們在新生的蘇維埃中取得數量上、社會上及政治上的優勢，目的是避免日後遭受技術官僚及「自由派」官僚的支配。
特殊的選舉法可以使這些成為可能，所以不需要對與革命群眾建立暫時聯合的官僚層中某一特定黨派或思想傾向加以任何禁止。
在 整個反官僚政治革命的鬥爭過程中，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及無產階級革命家要克服的巨大障礙。這個障礙就是斯大林、斯大林主義及其不肖門徒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 義、共產主義、列寧主義的名聲造成的損害；這些損害導致群眾把可恨的壓迫性的統治與這些偉大的解放思想等同起來。第四國際的成立者及其戰士，具有五十多年 反對壓迫統治的毫不妥協的鬥爭紀錄，是能夠成功地克服這個障礙的。但是除了有這個紀錄外，還要加上一個大膽的具體要求的綱領；這個綱領，在群眾的眼中看 來，包含了推翻官僚層統治，代之以工人階級自己的統治，而且保證我們決不會讓工人的政治及經濟權力再被社會中任何特權層剝奪去。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 綜合了所有這些要求，這些要求在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幾億無產階級的眼中，將使社會主義的目標恢復它的可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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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社會主義民主的綱領
－－世界革命綱領一個組成部份
我們對蘇聯六十年的官僚統治所作的總結（從斯大林政權的崛起一直到近卅年的世界斯大林主義危機），可總括如下：
（1） 儘管歐洲和亞洲工人國家之間有不少分歧，儘管這些國家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它們的共同的特徵是缺乏制度化的、由憲法保障的直接的工人權力（即民主地選舉 的工人代表會或實施直接的國家權力的工人與貧農代表會）。到處存在一黨制度，表明特權官僚層在社會生活各方面有完全的獨占的權力。由於在單一黨內缺乏組織 派別的權利（這違反了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製），在行使國家政權時更為強化了獨占的權力。享有物質特權的官僚層的寄生性質，表示在不同程度上在向世界社會主 義革命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上增加了額外的嚴重障礙物；因此，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進程受阻滯，創造力被窒息，巨量社會財富被誤用與浪費。
（2） 雖然自從戰後的斯大林主義的危機以來，各種各樣的思潮（狄托主義，毛澤東主義，「歐洲共產主義」，意大利、西班牙及西德型的左傾中派主義等等）都對蘇聯及 其它官僚化工人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作了很多局部的批評，但是沒有一個派別曾經提出一個與蘇聯斯大林模式根本不同的模式。針對這個官僚的權力結構，沒有一個 派別提出直接民主的工人政權。如果不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把官僚層解析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現象，就不可能真正的了解斯大林主義的問題；如果不在製度上確立由民 主選舉工人代表會（工人及勞苦農民代表會）的直接工人權力、多黨制、勞動者有充份的民主權利，及由協作的生產者進行有計劃的民主集中的自我管理的經濟制 度，就不可能取代官僚的統治（或資本主義的複闢）。
大部份的西歐共產黨，雖然批評蘇聯及東歐官僚層的教條與措施，並擴大克里姆林宮的爭 論，但極其量只是對斯大林主義統治的最醜惡的劣行提出改良，而不是提出革命性的變革。這些政黨尚未切斷與克里姆林宮的連繫，還繼續對官僚層的過往罪惡及官 僚統治現存形式的許多方面，提供「客觀主義」的辯護。此外，在帝國主義國家，他們的階級合作政策及在群眾鬥爭大規模爆發的時候支持資產階級統治的一般路 線，當然使他們在工人運動之內－－特別是他們所控制的群眾組織之內、在他們政黨之內－－排斥民主。在他們的批評中，在對抗蘇聯東歐與中國的一黨制度的幌子 下，他們有意地混淆了資產階級民主與工人民主之間的分歧。他們事實上為之辯護的觀念是：代替一黨制的官僚統治的唯一道路就是接受資產階級議會制度。這樣一 來，他們就把古典的社會民主黨的「和平」及「逐漸」轉變到社會主義這個一般觀念再度灌輸到今天的工人運動。
鑑於上述的失敗經驗，第四國際的綱領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主張通過民主選舉的工人代表會的直接的工人階級統治及蘇維埃內的多黨制，是唯一具有一貫性的、認真的出路，它有別於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及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獨裁統治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雙重修正。
這 個綱領的基本主張，繼承了馬恩的巴黎公社的著作、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共產國際頭幾次會議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文件等傳統；這個綱領又被托洛茨基的《被背 叛的革命》、第四國際成立大會的綱領性文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第四國際的文件等等對無產階級革命及工人國家的墮落與變態的多次的分析所豐富。這個 文件，可以說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革命綱領的基本內容的當前思想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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