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革命及其教訓

古巴革命及其教訓

烏科·格蘭沙裡斯·馬什科蘇[1]

The Cuban Revolution and Its Lessons

Hugo Gonzalez Moscoso



古巴革命和它產生的工人國家，同俄國革命、中國革命和其他類似的革命一起，是表現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群眾把他們自己從帝國主義剝削下解放出來，過比較美好的生活的願望的積極的成就。

但是，古巴革命不是一個獨特或例外的事件，而是一個過程發展到最後的結果，這個過程除了特殊的民族特點以外，是從所有不發達國家共同具有的水平上開始的。這意味著其它國家的人民也能仿效古巴的道路，使古巴革命的一般特點適應於他們自己民族的、地方的和地區的特點。

由於古巴是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群眾在正確領導下能夠做出怎樣的成就的一個榜樣，指出它的教訓、經驗、指導意義，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先鋒熟悉它，是必要與有益的。



不發達國家走向文明的道路



不平衡發展的過程把世界劃分為先進的工業化的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當前者向外擴張，它們就統治後者，使之變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是，從一開始，不發達國家就起來鬥爭，以擺脫這種統治。解放自己的理想，同趕上先進國家的發展水平、克服它們的落後狀態的想法一起產生了。

兩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南斯拉夫和中國的革命，擴大並促進了殖民地人民的起義和革命。今天，殖民地世界驚人的動員過程正在繼續中，它動搖資本主義世界的基礎，為工人國家的無限制的發展開闢道路。大量經濟上、文化上處於落後狀態的群眾正在表現出要求共享現代文明的願望。在時起時伏的不斷鬥爭中，他們不僅要通過正式的獨立取得同發達國家一樣的政治權利，還要求同樣的生活水平。從帝國主義統治下取得民族解放是同經濟的發展和多樣化，改善群眾生活條件密切聯繫在一起的。

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各個階層，對這些深刻的群眾潮流表示附和，贊同這一類型的某些要求，即在不妨礙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情況下，允許有一些經濟發展。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這些領導人就不可避免地要處於同我們時代的現實相衝突的境地。

一個不發達國家要得到發展，要有為其發展計劃提供資金的資本和積累的基金，而這正是一個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所缺少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各階層不同意無償地剝奪帝國主義者所榨取的剩餘價值和出租的土地。他們不支持在國家管制下實行計劃經濟、以利用自然資源。

不改變不發達國家的結構，對資本的需要只能是全部或大量地依靠國外信貸。這樣帝國主義就會捲土重來，並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人的手腳束縛起來，這些領導人在已經動員起來的群眾的壓力下。開始時曾經起來反對帝國主義。雖然帝國主義者答應給予貸款，然而由於貸款數目的微小，由於它們被指定用於一些次要的工程，由於它們附加的條件和要求，這些貸款同不發達國家發展經濟和實現工業化的願望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這是拉丁美洲人民的歷史，他們越來越深地陷入美帝國主義債務的深淵中，不能從悲慘的落後狀態中解脫出來。

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舞台上轉來轉去。在動員起來的群眾的壓力下，同時為了企圖把群眾控制在手裡，他們領導了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舉起發展經濟的旗幟；然而由於脫不出資本主義的限制，他們又重新陷於帝國主義的統治底下，而這意味著陷於民族壓迫和不發達的狀態中。沒有一個不發達國家能夠在帝國主義統治下取得進步，達到工業化國家的水平。這是歷史的教訓。在現在的世界局勢下，資產階級的領導不可能完成民族、經濟和政治獨立的任務。它們不能實現民族統一，實行計劃經濟或真正的土地改革。這也就是，他們不能引導到一個生產力不斷增長的時代，使殖民地、半殖民地變成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重演17、18、19世紀資產階級曾經扮演的角色。在目前帝國主義垂死掙扎和腐朽沒落的階段，不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不可能完成本應由他們完成的任務，像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曾經完成的那樣。

資產階級走到了盡頭，在那裡，代替不發達國家取得解放和向前發展的是壓迫鎖鏈的加固和更加落後。面對這種情況，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提出走革命道路，剝奪帝國主義，清算本民族的剝削者，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完成已經推遲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並把它同包括建立工人國家在內的社會主義任務結合起來。

殖民地人民群眾的廣泛動員，是沿著兩條道路進行的。在資產階級領導下，他們的結果是耗盡元氣和遭到失敗，要求發展經濟和群眾能有較好的生活水平的期望成了泡影，在革命的領導下，他們取得了勝利，這表明，摧毀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秩序，建設社會主義是不發達國家走向現代文明的道路。





古巴和玻利維亞：兩條道路——一條道路走向了勝利



古巴是沿著革命道路進行的，因此成功地建立了拉丁美洲第一個工人國家。我們認為，這既不是命中註定，也不是一個獨特和例外的過程——任何拉丁美洲國家都具有在這個大陸和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那些客觀條件，都可以取得像古巴那樣的勝利。為了更充分地了解這個問題，沒有比把古巴和玻利維亞的過程加以比較，分析造成不同結果的原因更有益的了。

首先我們不妨看一看玻利維亞和古巴革命前的情況。兩者都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國家，雖然取得了形式上的獨立，但完全被帝國主義所支配。作為典型的半殖民地，他們都是單一生產國家——古巴的糖和玻利維亞的錫——資源都被帝國主義財團控制。兩國的土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中，在玻利維亞至今殘存的封建性農奴制是一個更加使情況惡化的因素。

商業、銀行、交通運輸工具和其他主要經濟活動都被帝國主義者所控制，在這些國家，經濟的多樣化和製造業都沒有得到發展。作為這種情況的結果，民族資產階級是軟弱的和寄生的，它依賴帝國主義財團留下的麵包屑過日子，國家全部經濟和政治生活是為帝國主義利益服務的。歷屆政府都是帝國主義代理人，而根本不是代表民族利益。

人民——工人階級、農民、貧苦的中等階級——在貧困、落後和屈辱的條件下生活。他們流浪在自己的國土上，備受歧視，在擁有無限權力的壓迫者和美帝代理人的面前沒有任何權利。

這種相同的卑屈、貧困和落後的情況，是玻利維亞和古巴革命發展的起點。

1952年4月9日，在玻利維亞，人民群眾催垮了博利維安將軍的錫礦巨頭的政府。一個開始只是軍隊、警察和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參與的政變，由於拉巴斯工業無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貧困階層的干預，變成了人民起義。政變遭到了挫敗，起義勝利了。革命工人黨（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幫助這次起義取得了勝利，但是由於它的組織上的弱點，政權落到了革命民族主義運動手中，這就是說，群眾戰勝了軍隊和寡頭政治，但是他們並沒有得到權力。一個左翼的、反帝投機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從他們那裡竊取了革命的果實。

從玻利維亞革命一開始，就出現了兩個完全相反的政治路線：革命工人黨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和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主張。革命工人黨號召全力開展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號召群眾積極地有組織地參加政府和經濟管理，開展真正的土地革命，以無產階級領導來代替小資產階級領導，以便導向建立一個工農政體。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它處在政府的牢固控制下，堅持認為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他們提出要發展一支強大的民族資產階級，以便在玻利維亞建立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經濟。

在革命的頭幾年，在這兩種思想的衝突和對立中，革命民族主義運動覺得自已必須被迫向群眾讓步。為了維持自已的權力，它不得不實行土地改革、實現礦山國有化，建立工人監督等。但是，在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屈服於群眾壓力的同時，它卻力圖使這些群眾爭得來的東西失效，盡力閹割其革命內容。土地改革成了分給地契的漫長的繁瑣的官僚主義的過程，面對引起的經濟和技術問題卻不作任何解決。在礦山國有化上，支付了大量的賠償金，使採礦業主陷於缺乏資金，工人監督的基礎原來極為有限，由於官僚主義它更是日趨縮小。商業、銀行和其它的帝國主義或民族的財團沒有觸動。

只走了一段短短的路程，革命就停止不前了。群眾爭得的東西，許多又漸漸地丟掉了。國家的大門向帝國主義敞開著。帝國主義變成了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及其政權的盟友。

軍隊同警察一起被改組，轉而聽從美國佬的軍事命令。當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同帕斯·埃斯登索羅的政府不能再牽制群眾時，軍隊就在1964年11月14日演出了一場預防性政變，完全控制了政府。

軍人政權，先是在軍政府，後來在巴里恩托斯總統統治之下，把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剝奪群眾爭得來的東西這個尚未完成的工作進一步推向前進，他們破壞工會，削減工資，襲擊國有化的資產，把國家變成為美國的殖民地。

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革命被引向災難，經濟不能發展，礦業生產下降50%，達到崩潰的邊緣；石油工業再次對美國壟斷資本開放，這一情況現在正在扼殺政府經營的康采恩——玻利維亞國家石油公司；製造業半癱瘓；農業生產下降；失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更加惡劣。這些就是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統治20年的後果！

在革命民族主義運動領導下玻利維亞革命所走的道路不能引向民族獨立；不能發展經濟，不能改善群眾生活。它最後以恢復為1952年起義所打敗的軍人寡頭政權而告終。

在菲德爾·卡斯特羅、切·格瓦拉和7月26日運動領導下古巴革命所走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誠然，在馬埃斯特臘山，起初革命者的宣言帶有局限性，只提出資本主義“人性化”和建立民族主義政府，但不久，迫於鬥爭自身的需要和他們與無地農民的親密關係，革命者發現自己必須制定土地改革的進一步綱領。後來，在他們奪取政權之後，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他們採取打碎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機器的措施，以回擊帝國主義和國內剝削者的進攻，為了抵抗他的敵人，卡斯特羅一再激勵工人、農民和人民動員起來，使自己紮根於他們之中，使革命深入下去，隨著在馬埃斯特臘山就已開始的土地改革之後，對帝國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實行了國有化，然後又實行了城市改革，貨幣和教育改革，實行計劃經濟，使工業發展多樣化，提高農民和城市群眾的生活水平。解散舊軍隊，代之人民的武裝組織：民兵和起義軍。

這一過程不可阻擋地引向拉丁美洲第一個工人國家——古巴工人國家的建立。然而，為了達到這一水平，革命者領導自身經歷了一個清洗的過程。由於革命的深入和群眾自身權利的贏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從行列中退了出來，跑到帝國主義反革命陣營那邊去。古巴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為了贏得勝利，菲德爾政府把自身紮根於古巴群眾、世界殖民地群眾和工人國家之中。在玻利維亞，與此相反，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權同帝國主義結成同盟，在國內反對群眾，在國際上站在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一邊，反對社會主義革命陣營。

在這前後7 年之間，古巴和玻利維亞革命從大約同一水平出發但卻遵循著不同的道路。兩國領導的主要核心的行動路線也正好相反，卡斯特羅領導起初紮根於農民之中，之後又紮根於工人群眾之中，發動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革命民族主義運動領導則背離群眾，出賣他們，同帝國主義和玻利維亞寡頭統治結成同盟。

結果，玻利維亞革命走向失敗、危機並拜倒在帝國主義面前；古巴革命走向勝利，經濟得到發展，古巴人民得到較好的生活，民族和社會得到解放。

這樣，我們看到了，走著兩條不同道路的兩個革命，雖然他們兩者都有著同樣的成功可能性，結果只有一個取得勝利。這一結局不是命裡註定的，而是他們的領導採取相反的策略和戰略觀點的結果。



從古巴勝利學到的教訓



然而，這個一般的結論是不夠的。必須更具體地論證古巴革命的教訓。我們應當學習，為了領導群眾走向勝利需要做些什麼，那些錯誤將招致失敗（象玻利維亞情況一樣）而應加以避免。

根據我的見解，下面談到的就是主要的教訓，這些教訓證實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

1、革命的過程是不斷的，是不分階段的

古巴革命給我們第一個實際的理論上的教訓是，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過程是不划分階段的，它不停留在一個中間階段上。

在一個不斷的過程中，革命把帝國主義趕走，並清算民族資本主義的製度。這是取得勝利，贏得政治解放和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

古巴的進程不是停留在任何中間階段上，而是推向前進直至建立一個工人國家。正由於此，它勝利了。另一方面，在玻利維亞，革命在取得最初的推進之後，就被牽制住了，而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革命變了質，被擊敗了——在12年的鬥爭之後，軍隊重新掌握了政權。然而，在古巴，僅僅兩年之後，一個工人的國家就發展了起來。這就表明，任何落後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為了取得進步，把自己變為一個走在工業化道路上的自由國家，就必須把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同反對民族資本主義的鬥爭結合起來，實現由民族的資產階級的民主的任務直到建立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秩序的任務。不停頓地並結合起來實現這些任務，才能使政治上的勝利得到保證，並為經濟發展開闢道路。在這個過程中，革命的領導自身必須進行清洗。擺脫那些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分子的革命同路人，並把自己變為領導工人階級、農民和中等階級貧困階層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隊伍。

在古巴，這個過程發展得很明顯。 1959年1月1日，巴蒂斯塔政府垮台，成立了以曼努埃爾·烏魯蒂亞為總統。米羅·卡多納為總理的新政府。 2月16日，卡多納退出政府，菲德爾·卡斯特羅參加了政府。 7月18日，在一次危機之後，烏魯蒂亞和他的部長們退出了，勞爾·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取代了他們的位置。 1961年4月16日，菲德爾·卡斯特羅宣告了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對革命的領導的這種洗刷，是革命進程向前發展和採取激進措施的結果。

新政府的第一批措施，在於謀求改進人民的生活條件。 1959年3月3日，制定了降低電力費用的法律，同年3月6日，制定了削減租金的法律。 5月17日，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法律。 1959年12月13日關於恢復被濫用的資產的法律，就已經是個進步的措施，因為它本身就意味著對剝奪者的沒收。第二年的7、8月，對美帝國主義的企業開始實行國有化。後來，對外貿易也處於國家管制之下，國家實現了對外貿易的壟斷。 1960年10月13日，銀行以及國際金融資本和本國資本控制的383家工業和商業企業實現了國有化。 10月14日，也就是緊接著的第2天，制定了城市改造的法律。後來，國內貿易也實現了國有化，……等等。這樣，帝國主義和本國資產階級的經濟權力被摧毀了。在革命的古巴，資本主義所有製事實上消失了。小的私人所有製的繼續存在，只是個次要的因素，對於這個島嶼的總的經濟和社會的局面毫無影響，雖然它值得引起領導的注意，以便促使它逐漸走向消亡。

這些事件是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民族的民主的措施同社會主義的措施完全結合了起來。任何人都難於將古巴的過程分成為各有其特殊措施的兩個階段。把革命分成兩個的公式只是存在於斯大林主義者和那些企圖阻止革命進程的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機會主義的頭腦之中。

正像我們看到的，不發達國家的群眾是拒絕把他們的革命分成階段的。他們不願意把他們的鬥爭局限在反對帝國主義，取得民族獨立上，他們還要清算國內的剝削者。他們不願只是擺脫帝國主義的剝削，而繼續遭受本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剝削。

在玻利維亞，沒有表明有可能掃除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而代之以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當其階級利益得到滿足，便中途停止不前，形成一個新的富裕階層，把國家和被剝削階級的利益置之度外。在古巴，如果米羅·卡多納和曼努埃爾·烏魯蒂亞在最初的危機中佔了上風，鞏固了他們在政府中的地位，也同樣會發生這種情況。

玻利維亞革命的領導沒有把民族資本主義搞掉，相反，他們支持民族資本主義，企圖發展一支強大的資產階級。面對著不受他們控制的群眾動員，他們就求助於昨天的敵人——帝國主義。民族資本家同帝國主義者結成聯盟，共同反對群眾。

玻利維亞從反面證實了古巴的教訓。只有通過不斷的，不停頓的鬥爭，趕走帝國主義和搞掉國內的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新社會。

兩方面的經驗，古巴正面的經驗和玻利維亞反面的經驗，一個接一個地證實了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在不發達國家，那裡革命是在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基礎上開始的，為了取得勝利，就必須鞏固工人階級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不要停留在完成民主的任務上，而要完成社會主義的任務，給資本主義以更強有力的致命的打擊。

古巴革命是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怎樣用到實踐中去的一個活榜樣。

托洛茨基主義者盡力使工人階級在其天然的同盟者——農民和貧苦的中等階級支持下，通過建立工人和農民的政府來掌握政權。斯大林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如同資產階級的傾向一樣，他們針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論點提出了革命分階段的理論：在第一階段，工人階級支持資產階級，使之掌握政權和實現國家工業化；到第2階段（那是遙遠將來的事），工人將以取得政權作為目的。這個理論被應用到了玻利維亞，證明它是錯誤的。因為資產階級一旦掌握政權，他們不是把國家從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使之得到發展，而是滿足於充當帝國主義的同夥來剝削群眾。另一方面，古巴卻是托洛茨基主義理論的例證，在那裡取得了對帝國主義和一切國內剝削者的全面勝利，開闢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2、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作用

必須強調指出，從上面談到的，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革命過程的結果取決於它的領導。如果不把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從領導地位中趕走，如同玻利維亞那樣，那革命就要宣告失敗，或至少陷於癱瘓和停滯不前，這樣，群眾爭得的東西，包括民主主義的東西，就有被廢棄掉的嚴重危險。

在當今的帝國主義階段，這些階級沒有能力領導一個革命過程。在古巴，在馬埃斯特臘山取得第一批成功以後，許多小資產階級分子就參加了進來。勝利以後，贏得了政權，更多的資產階級分子滲透進來了。但是，一當實行土地改革，後來又實現了國有化，這些分子就開始批評和阻礙革命，並進而反對革命，甚至還拿起了武器，就像埃斯坎布浪依事件的情況一樣。這些分子很快就同外國康采恩和巴蒂斯塔專制統治的代理人緊緊勾結在一起，最先同烏魯蒂亞和休伯·馬托斯等一批的領導人，轉到了反革命一邊。

因此，作為一個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沒有可能在革命中停留，直至革命取得最後結果，這在實踐上表現得很清楚，而不僅僅是在理論上。如果這些成分竟能保持住權力，那革命進程就要受到阻礙，就要改變方向；如果他們被從領導地位上攆走，他們就會全部投向敵人一邊。

3、武裝鬥爭和游擊戰爭

當民主道路受到資產階級專政的阻礙，當通常的鬥爭方法遭到一個頑固的鎮壓群眾的政府機器的反撲，當行使最基本的民主權利招致失業、坐牢、流放和集中營時，人民群眾和他們的先鋒，除了拿起武器和準備起義以外，沒有其他的選擇。

在不發達國家，斯大林主義者的通過和平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理論不僅是虛妄和行不通的，而且成了專制統治及其政府的有用的工具，用來巧妙地麻痺群眾，用來同革命先鋒的“極端主義”作鬥爭。

在大多數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政權被軍人集團或其他通過欺騙性選舉以及軍隊和警察的壓力而上台的專制統治的少數集團所掌握。在這些國家的大多數中，群眾及其先鋒的民主自由被取消了。議會制在絕望的危機中瀕於死亡。實際上，議會並沒有什麼意義，甚至不能作為質問的講壇，完全適應於選舉的騙局，它們只不過是政府的馴良的工具而已。

在這些情況下（所有拉美國家和大多數殖民地國家情況相似），武裝鬥爭就成為反對統治集團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其它的任何談論都變成了騙人的把戲。由於受到鎮壓，數量極少的口頭的或文字的抗議變成了滑稽劇。群眾或許要聽一聽這些抗議，不過他們不會相信它們，這是因為群眾在這些抗議中看不到反對現政權的有組織的和戰鬥的意志，群眾看到的是順從獨裁者所造成的情勢的順從心理。

古巴表明了，在這些情況下，解放人民的正確對策是走武裝鬥爭的道路。

游擊戰爭的軍事行動摧毀了拉美裝備最好的軍隊並且把群眾大規模地動員起來。

大致說來，古巴的游擊戰爭產生了以下幾種結果：

（1）它促使政府解體，加重了它的危機；

（2）它瓦解了軍隊的士氣。儘管擁有武器、飛機、大砲、凝固汽油彈，軍隊一喪失信心和士氣，就像紙糊的房子一樣倒塌下來；

（3）它提高了人民群眾對自己力量的信心，鼓舞他們的戰鬥精神。由於傳統的政黨對獨裁統治只做一些純屬字句上的反對，以及他們同巴蒂斯塔的勾結，使群眾產生懷疑心理並缺乏信心，而現在被一種新的激進的戰鬥的精神所取代了。群眾看到戰士們的決心和堅定精神，他們被吸引到鬥爭、革命行動中來，他們受到了鼓舞，提高了信心。群眾的內在力量被解放出來，變成一股強有力的、不可抗拒的洪流，而這又反過來給馬埃斯特臘山的領導集團以有力的推動。

在拉丁美洲現行條件之下，古巴游擊隊所取得的成果在其它任何國家也能實現。因此我以為游擊戰爭是革命者為使他們的人民從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剝削下解放出來必須採取的不容爭辯的道路。

軍事行動和游擊鬥爭受到過許多批評。有兩種批評值得分析一下：第1，那些主張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指責游擊戰是起義的冒險主義者；第2，他們還認為企圖以幾根槍和一小群人來創造客觀條件，這是違反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教導的，而且，這樣一來，就取消了群眾和革命政黨的行動。

第1種批評是站不住腳的，是缺乏值得一提的根據的。讓那些主張“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向我們說明，在那個國家資產階級和專制統治者曾經和平地、不經過鬥爭把政權交給群眾。因此，這種論點無需多談。

古巴革命者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崩潰、無情的獨裁統治以及工會領導已經官僚化和只存在著很小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時期，也就是在革命領導權陷於危機的時期，主張武裝鬥爭的。我們堅持主張游擊鬥爭是從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充分成熟這個不容爭辯的事實出發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已經腐朽，很久以來只待它的掘墓人去埋葬它。

游擊戰爭並沒有創造客觀條件，客觀條件已經存在。游擊戰爭作為一種政治、社會和軍事運動是從上述形勢出發的。特別在客觀條件已經成熟，而傳統的工人和馬克思主義政黨又不能動員群眾用無產階級鬥爭的傳統方式，即發動群眾進行暴動性的罷工來取得政權的情況下，游擊戰爭就更有理由。

認為游擊戰爭否定革命政黨的作用，那是不對的；相反，它提高了革命政黨的作用。在南斯拉夫、中國和越南，游擊鬥爭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在古巴和阿爾及利亞，那里傳統的工人政黨已證明不能擺脫它們的消極性、錯誤和保守主義，新的集團就填補它們的地位，承擔起政黨的作用。

游擊戰爭不能單從它的武裝鬥爭方面孤立起來觀察，而必須把它當作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整個政治鬥爭的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游擊隊是用以粉碎構成資本主義統治基礎的壓迫者的武裝力量的人民武裝力量。因此游擊戰爭不能代替群眾行動，甚至也不能代替某些其他的鬥爭形式。因此我們說，游擊戰爭是階級鬥爭在某個採用武裝手段的特殊階段的繼續，它並不排除其他的鬥爭形式，而是同其他鬥爭形式相結合的。

游擊戰爭如果同城市群眾隔離起來，那將可能是一個最嚴重的錯誤。必須把農村的武裝鬥爭和城市的群眾動員結合起來以保證勝利。

古巴人所主張的游擊方法對任何不發達國家都是適用的，雖然它的形式應該依照各國的不同特點而變化。在農民人數很多、土地問題尚未解決的那些國家裡，游擊隊要從農民中汲取自己的力量，游擊鬥爭要把廣大群眾發動起來，手執武器，解決他們的土地問題，如古巴從馬埃斯特臘山開始所發生的那樣。但是在另外一些國家，無產階級和城市的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將為游擊隊提供力量。

玻利維亞就是這樣的例子。在玻利維亞，已經實行了農業改革，雖然這種改革是有限的，但已經解決了基本的土地問題。然而，在這個國家裡，游擊戰爭仍然是摧毀軍人獨裁統治的必由之路。在我們這個國家裡，礦區、城市貧民窟以及某些農業地帶，生活條件非常困難，那些地方是發展游擊隊的肥沃的土壤。人口稠密地區的農民，他們的土地和地產收入仍沒有改變他們的貧困落後的境遇，他們也將在無產階級的影響下，爭取到鬥爭中來。實際上，資本主義農業改革，象玻利維亞所實行的和其他國家所計劃實行的那樣，是太局限了，並不能就使農民變成保守力量。只有農民組織中有薪金收入的、官僚化的領導層才會受這種影響。在玻利維亞，農民並不是游擊隊的敵人。在初期，農民將是同情的旁觀者，以後就會積極參加革命，農民所處的貧困落後狀況，將使他們繼續成為一支革命力量。

總而言之，古巴的革命過程埋葬了修正主義的斯大林主義的和平過渡及和平共處的理論。

4、革命政黨的作用

常常有人反復強調指出，古巴的革命過程否定了某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如必須有一個黨的理論。有人甚至於這樣說，黨已不必要，因為群眾可以沒有黨而取得政權。

確實，古巴革命的一個最令人注意的特點是，它是在沒有所謂工人政黨的參加，甚至是在反對所謂工人政黨的政策的情況下取得成功的。正是從這裡，人們得出一個簡單化的結論，即群眾能夠在沒有馬克思主義革命黨的領導下取得政權。

在古巴，革命的社會主義活動在19世紀下半葉就開始了。 19世紀末，馬克思的思想已在島上為人所周知。在20世紀最初5年，具有明確的馬克思主義方針的第一個工人政黨已經發展起來。在第3國際墮落以及它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化後，共產黨的左翼反對派和後來的第4國際所發動的鬥爭對古巴工人運動也留下了影響。

古巴共產黨，經過無數次的合併和策略的變換，採用了人民社會黨的名稱，直到卡斯特羅主義革命為止，古巴共產黨是在人民社會黨的名稱下活動的。

儘管這個黨有長期的經驗和影響，但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卻把它拋棄在一旁。更有甚者，人民社會黨還反對馬埃斯特臘山的游擊鬥爭，把菲德爾·卡斯特羅叫做冒險家和政變陰謀家

這個經驗提供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在我們的時代裡，我們親眼目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風暴的高漲。群眾的力量動搖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奔騰的革命打擊了不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並且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客觀勝利發生強大影響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氣氛下，形成自己的鬥爭手段。

古巴當時那裡是處在不能忍受的獨裁統治下面，一些傳統的工人政黨，由於組織上的弱點（某些黨如此，斯大林主義共產黨也是這樣），由於錯誤的政治立場（這種立場導致同巴蒂斯塔合作），不能履行領導群眾的職責。在這種情況下，一批激進化的青年，代表了時代的歷史必然性，創造了7月26日運動，並在以後在馬埃斯特臘山組織了擁有了一個廣闊的農民根據地的起義軍。這些新的政治組織，以一種不尋常的方式，起了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作用，用他們的行動代替了傳統的政黨，這些傳統的政黨已證明不能提高到履行時代的政治任務的水平。

那種認為古巴群眾在沒有一個黨的情況下也能取得政權，並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看法，是不確實的。起義軍和7月26日運動起著這種作用。這個經驗，在任何工人和共產黨被事實證明不能領導群眾進行武裝鬥爭，陷入保守主義和政治上消極的狀態的國家裡可能會重複出現，重要的是，如果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沒有擔負起它的歷史作用，新的政治力量將取代它的位置。相反的看法則會陷入機械決定論或者救世主論。

在各種革命力量順利地聯結起來，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又極其軟弱的現有情況下，這樣的黨是可以被取代的，如像古巴所發生的那樣。革命和群眾不能等待。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將追隨那些大膽英勇地給他們的敵人以最嚴重的打擊、用實際行動致力於解決歷史危機的人。而且，在過去，為了建立一個政治領導需要許多年月，在我們的時代，由於殖民地群眾急劇動員的激盪，由於工人國家取得的進展和社會覺悟的提高，這樣的領導能在短期內建立起來。

確實，開始時，7月26日運動和後來的馬埃斯特臘山的游擊隊沒有明確的理論的，並因而陷入混亂和錯誤之中。但是，他們與無地農民和種植園農業工人的結合，加之深入地發動了這些階層。以後又得到城市無產階級的支持，這就使7月26日運動的領導能夠提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上，在實踐中奉行列昂·托洛茨基指定的不斷革命的路線。

菲德爾的領導通過自身的經驗承認了這一理論：為了解決不發達國家的問題，在完成只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任務時，必須不停頓地採納社會主義的手段。

這是7月26日運動和起義軍的菲德爾的領導無可置疑的優點，它之所以有這個優點，是由於它在世界和拉丁美洲目前形勢的背景下，同群眾結合在一起的緣故。

在革命勝利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7月26日運動和起義軍的領導證明是不夠的，於是建立一個群眾性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必要性又提出了。這時，斯大林主義的黨在利己的動機下行動，從革命的反對者跳到相反的立場上，企圖奪取黨的控制權。統一革命組織，統一社會主義革命黨，最後古巴共產黨的發展過程反映了建立黨的要求，同時也反映了革命的領導同斯大林主義分子的衝突，斯大林主義分子在蘇聯壓力的幫助下，拼命爭取在這一過程中取得優勢，同時助長調和主義者右翼的抬頭。在埃斯卡蘭特事件中達到頂點的這些磨擦的結局，對古巴工人國家的未來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5、不發達國家中農民的作用

在多數不發達國家中至今還未解決的土地問題造成了廣大的農民群眾，他們構成人口的壓倒多數，有著特殊的革命潛在力量和爆炸力。托洛茨基在他的《不斷革命論》一書的最後一章“不斷革命是什麼？基本的要求”中指出農民在革命中重要的特殊的地位，明白宣稱無產階級只有與農民結成同盟才能取得勝利。

古巴革命已經表明，不發達國家的農民能夠起革命的作用，在爭取擺脫封建——資本主義剝削、贏得土地和自身解放的鬥爭中，他們可以成為對工人階級的強大推動力量。不發達國家的農民是與無產階級緊密相連的。在玻利維亞，工廠和礦業工人有親眷和家屬在農村，假日里，他們同他們的親眷和家屬一起在土地上耕作。然而，當他們回到農村時，他們就把他們的無產階級精神隨身帶去。

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崩潰的時代裡，農民起義是不發達國家的一個顯著的特點。不過，農民的作用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因此不能說是“農民革命”或“農民政府”。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起義的農民自己不能取得政權而只是幫助資產階級取得政權，這表明農民在擔負革命的領導上，能力是有限的。在現時代，無產階級是最有生氣和最進步的階段，農民起義使得工人階級的代表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取得政權，這個工農聯盟是在斗爭中間出現並得到鞏固。

卡斯特羅革命勝利的推動力量是農民。起義軍憑籍借武力實行土地改革。但是，當這一力量與城市和甘蔗種植園的工人運動匯合在一起的時候，這些基本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就同其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任務結合在一起了。工人階級的捲入堵塞了自由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組織在政權中的影響，後來又推動了革命的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傾向。

6、地理宿命論

在古巴革命之前，每當我們革命者提出爭取工人政權鬥爭問題的時候，人們就告訴我們，這樣的條件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在地理上居住在美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內，我們連把我們的政權維持24小時也不可能。在古巴，懦夫、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堅持認為，他們島嶼的位置是不利於革命的，四面環海是不利的，因為它可以成為入侵和封鎖的方便之路。在玻利維亞的情況下，它的四面被陸地包圍的位置也被認為是不利的，因為帝國主義可以慫恿鄰國對它進行干涉和封鎖。這種宿命論的信條，成為下面這種理論的基礎，即不發達國家必須坐等帝國主義中心的革命，這是不發達國家進行自己革命的必要先決條件。拉丁美洲各個民族必須坐等美國社會革命的勝利，那時，由於壓迫者的鎖鏈打碎了，他們才能夠開始進行自己的革命。

古巴革命的勝利推翻了這種地理宿命論。既然距離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主義強國僅90哩的古巴能夠解放自己，廢除資本主義剝削的統治，那麼，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也就能夠這樣做。既然只有800萬人口的古巴能夠克服經濟封鎖，戰勝軍事干涉，那麼，這個大陸的其它民族也就能夠做到這一點。無論它的地理位置怎麼樣，任何民族都能解放自己，維持它的革命政權。

古巴革命埋葬了假革命者用來支持其論點的地理宿命論。

7、輸出革命

地理宿命論不再能存在，因為世界任何一部分的革命都在國內和國際上產生一種力量，對這種力量，資本主義是無力反抗的。

古巴革命給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人民群眾以鼓舞。它不僅掃除了關於革命分階段，和平道路以及與民族資產階級結成民族民主陣線等虛妄的機會主義的觀點，使那些宣揚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勝利的人陷於孤立，等等；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強有力的推進了拉丁美洲群眾的動員，加速他們政治上的成熟。在各個國家，“為走古巴道路而鬥爭”的口號已成為時代的號令，這意味著進行武裝行動和游擊戰爭，對帝國主義和國內資本主義作毫不留情的鬥爭，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對外國和國內的剝削者實行國有化措施——總之一句話，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不僅殖民地的群眾為古巴革命所震動，就是工人國家也是這樣。因為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一個工人國家在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強國的鼻子底下，在蘇聯或其它共產黨沒有起任何作用的情況下順利建立起來了。

菲德爾的領導把它自身紮根於這些國際力量之中，這是它的非常聰明的地方，也是它的一個優點。正是由於動員了這些力量，使帝國主義動彈不得。美國有充足的軍事手段去摧毀古巴，可是它沒有這樣做，因為它害怕在支持古巴中動員起來的群眾所顯示出的強大國際力量。美國可以輕易轟炸古巴，然而，鑑於這種轟炸在拉丁美洲群眾所會引起的反響，即他們將行動起來用巨大的力量來反對它，而猛然煞車了。古巴之使美國害怕，不是因為它的軍事或經濟力量強大，而是因為它給群眾樹立的榜樣具有巨大的社會力量。

這就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所說的“輸出革命”。所謂“輸出革命”，不是別的，而是任何革命過程固有的一種原動力，並且對這種革命過程來說該是天經地義的事。革命是通過它的榜樣的吸引力而擴大自身的。世界現實是一個單一的整體，一個國家的勝利是所有被壓迫國家的勝利，因為它們有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毫無疑義，革命的領導必須指導這一自然的過程，如古巴在第2個哈瓦拉宣言和3大洲會議上所做的那樣，支持一切國家的革命鬥爭和革命首創精神。尤其必要的是著手建立一個包括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工人和在人民中有威望的政治派別在內的拉丁美洲群眾統一陣線，這個統一陣線使我們大陸爭取民族和社會解放的鬥爭步調一致起來。

古巴革命的榜樣對所有拉丁美洲國家都是適用的，它必定要發展成為拉丁美洲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





保衛古巴革命



古巴革命已經成為拉丁美洲和全世界所有革命者和群眾的財富。所以，保衛古巴革命是群眾和領導人的職責。 3大洲會議通過支持古巴革命的決議，表明了它認識到這種職責。然而，重要的是，如何使這些支持卓有成效，使它不致變成只是一種善良願望的宣言書。

我們提出保衛古巴革命的兩個方面：古巴國內和古巴國外。

1、古巴國內

對革命的內部危險基本上來自革命的銷蝕和衰退，來自黨和國家的官僚化。這些原因影響到群眾對政府的支持，不僅在國內如此，而且在國際上也如此。

從馬克思以來，革命者就主張，一旦革命過程一經開動，它就必須不停頓繼續前進。為了保持他們的信心，群眾不斷地要求新的勝利，不管勝利是多麼小。當革命不向前進的時候，它就向後退了。

為此，群眾和革命領導人必須警惕那些遏制群眾前進、主張各種對抗力量調和共存，企圖把革命過程分為階段的理論。

在古巴革命的最初階段，穩定化和和解的危險是較小的。可是，在今天，由於斯大林主義者同馬埃斯特臘山革命者的聯合，這種危險成為現實了。斯大林主義者助長與帝國主義和解的傾向，企圖阻止革命前進，他們可能要更進一步的這樣做。革命者有責任警惕這種危險，同它作有力的鬥爭，如在埃斯卡蘭特事件中所做的那樣。

至於黨和國家的官僚化，這在任何革命中，特別是在不發達國家的革命中，是一種明顯的危險。這一危險可以通過動員群眾參加新國家一切機構工作而得到避免。對官僚主義畸形的解毒劑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不論在控制政府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還是在工人國家的機構裡都是這樣。

革命勝利之後，革命領導負有摧毀舊的資本主義機器，並在它的廢墟上創建新的政治組織——工人國家的使命。

在這個政治組織的領域內，古巴革命取得的進步是最小的。我不否定菲德爾領導執行了某種防止官僚化危險的措施,也不是否定這個領導已經開始建立一種“協商的或平民的會議”，群眾從這種會議上了解到情況，但他們不能在那裡審議並決定問題。據我們看來，這種父權制的民主是不夠的，按照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觀點來看，古巴仍然沒有工人國家的適當的政治社會組織，這是古巴革命的一個薄弱環節。

列寧在他的基本著作《國家與革命》中闡述的工人國家的結構，是紮根在由群眾民主建立的各個團體的基礎之上的。

古巴需要蘇維埃或工人委員會。我不是爭辯它們應該採取什麼形式，但從根本上說，它們必須由民主選舉產生，它們必須作為這樣一個工具進行工作：群眾通過它們可以乾預、審議和決定這個國家的行政、經濟和政治事務。決不可忘記，代替資本主義統治的國家不是其它什麼，而是民主組織起來的整個生產者群眾。

可是，沒有所有不同政治派別（這些政治派別都是尊重和保衛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組織的）的廣泛和自由的發揮作用，古巴工人國家的政治機器就既不會有活力，也不會有發展的能力。

在一段時期的摸索之後，古巴組成了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下的新的共產黨。這個單一的政黨統治國家的一切政治關係，其它派別都不容許活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錯誤，並且成為一個非常嚴要的危險（最嚴重的危險之一），因為它限制了群眾的自由的首創精神，助長了分裂，阻塞了群眾的熱情。

在保衛革命的古巴中，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建議，一方面，按照工人委員會的路線組織古巴政府，另一方面，承認多個有組織的政治派別的製度，或者在現在的共產黨內容許有多個政治派別存在，並對它們發揮作用，提供一切必要的保證，或者採取允許多個革命政黨存在的製度。

通過對建設社會主義古巴的最好形式和道路的各種思想的交鋒，生氣勃勃的群眾將以他們的首創性、意志和勇敢精神堵塞保守主義，防止革命的消沉衰退，剷除官僚主義，及時地維護革命的健康發展。

2、古巴國外

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堅信，只有使革命的發展打破民族的局限，擴大到全大陸和全世界，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完全和確定的勝利。

這個觀點，基本上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是同“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虛妄理論對立的，這一觀點已經部分地為古巴革命的菲德爾領導所接受。號召拉丁美洲群眾奪取政權的第2個哈瓦拉宣言和3大洲會議的呼籲是這樣做的榜樣。可是為了推動世界革命向前發展，需要比決議和宣言更多的東西，確實，古巴革命的繼續前進，它的深入，不斷獲得一個接一個的勝利，可以使它成為對拉丁美洲群眾的一個客觀的推動力量。在這一過程中，有辨證的內部關係。古巴革命推動了群眾前進，反過來，群眾也推動古巴革命。政治領導必須懂得這個過程，使這一過程成為自覺的，並把它發展到最大限度，在全大陸範圍採取堅定的態度和有計劃的行動。

這樣，從國際的觀點來看，保衛古巴意味著在每個和任何一個拉美國家進行革命，意味著在自已的國家開始進行驅逐帝國主義、肅清資本主義的鬥爭。我們玻利維亞托洛茨基主義者要在玻利維亞做菲德爾領導集團在古巴所做的工作——建立我們玻利維亞工人的國家，我們的工農政府。其它國家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態度也一樣。我們懂得，在任何一個拉美國家打敗資本主義，就是對古巴革命的最好支持。演講，許諾和廉價的阿諛文章不能保衛古巴。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反對機會主義者和調和主義者，他們認為革命對古巴來說是好事，並在這個島嶼範圍內支持它；可是他們認為這對玻利維亞、智利、阿根廷等國來說，並不是好事。斯大林主義者企圖建立支持古巴委員會，甚至民族剝削者也容許加入，而不是組織群眾的革命行動，在這個委員會裡，從而拋棄了革命的社會主義前景。

保衛古巴，從國際上來說，就要求採取強有力的態度，把社會主義的勝利果實交給群眾。作為走向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決定性一步，古巴革命的影響必須擴大到帝國主義中心的工人中，首先是美國，腐蝕帝國主義的根基，為它迅速崩潰做好準備。

保衛社會主義古巴的最好方法是進行勇敢的、堅決的革命鬥爭。



譯自美《國際社會主義評論》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1968年3、4月號

原文見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isr/vol29/no2/cuba.htm





　

[1]作者是玻利維亞托派組織革命工人黨前總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