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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大國~超級強權>>
1.超級大國 (Superpower):
是一個國家具有第一等級的國際系統和能力,能去影響事件和投射力量到全世界規模範圍;它被考慮是一個比主要強權 (major power)更高等級的強權。
在冷戰期間這規規範能適用到蘇聯和美國。但是在世界二次大戰,英聯邦帝國也被應用於此定義下, 雖然它短時間的。
2.超超級大國(hyperpower):
當前存在一個超級大國~美國; 有時, 給世界的單極本質,它被稱是 hyperpower。
3.湧現的超級大國(emerging superpowers):
在所有其它國家之中, 歐共同體、中國和印度,看上去有最巨大潛力,能在21世紀內達到超級大國或近超級大國狀態,她們經常被命名為~湧現的超級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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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在1943 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對外政策教授 W. T. R. Fox , 在超級大國一書中,相對地新的和鑄造定義了它當前的政治意思。這詞辨認一個新類別力量, 能在世界中佔領最高的狀態,因為戰爭然後被發怒展示,國家能戰鬥與挑戰在全球範圍內的其他國家。
根據他在那片刻的聲明,世界上有三個超級大國: 美國、蘇聯、和大英帝國。
1.戰後英國的沒落:
蘇伊士危機說明了大英帝國由於二次世界大戰在經濟上的破壞, 如果不犧牲重建上的努力,就無法再與蘇聯和美國競爭, 在一個同等立足處。甚而當行動在考慮與法國和以色列。因而英國成為了美國的首要盟友, 和冷戰時美國側最重要和最強有力的底下屬國。
2.美國強盛:
當世界大戰的多數戰鬥了遠離它的國界,美國沒有如歐洲或亞洲在戰時遭受到工業破壞,或巨大的平民傷亡。
在戰爭期間,美國建立了強大的工業和技術基礎, 很大地推進了它的軍事力量,進入一個在世界舞臺的主要位置。
3.冷戰時美蘇雙極世界:
在戰後幾乎所有歐洲國家與美國或蘇聯聯盟,儘管企圖創造多民族聯合或立法機關(譬如聯合國), 不過,美國和蘇聯卻是最近湧現冷戰下的政治統領和經濟實力,和有非常不同的視野關於戰後世界。
這被反射了在北約和華沙條約軍事聯盟。這些聯盟暗示,這兩個國家是一個湧現的雙極世界的一部分,與一個早先多極世界對比。
一定數量的國家如英國、法國、中國,實施各種各樣的計畫,試圖獲取他們自己的獨立"超級大國" 狀態, 譬如核武器的發展, 以此當作成為一個"世界球員"的通過關卡。
4.關於冷戰新思維~兩個團體的競爭:
由一些學者在冷戰後的時代發出一個挑戰式思維:就是冷戰期間的競爭大約只有二個國家,甚至只有二個團體, 他們注意到, 雙極世界只存在二個所謂超級大國的所有各種運動和衝突,如果你忽略它的發生就不會感覺受到影響。
另外,在超級大國之間,許多衝突戰鬥以"代理人戰爭"方式來實施,這多半是介入比標準冷戰對抗還要複雜的問題。
5.唯一超超級大國,或多極力量均衡理論:
在90年代初期蘇聯瓦解後, 定義 hyperpower 開始被應用到美國, 作為冷戰後時代的單一剩餘超級大國。
這個定義, 由French外交部長Hubert V3edrine 在90年代鑄造,這是有爭議的關於美國被這樣分類是否有效。
一名著名反對這種理論的對手, Samuel P. Huntington, 傾向支持於"多極力量均衡"的理論。
6.古代歷史上的超級強權:
有些人企圖舒展超級大國在時間上的定義範圍。一些考慮能夠作為超級大國如Mongol帝國、古老羅馬、甚至是亞歷山大帝國 ,然而這種說法並不普遍, 並且傾向是否有效的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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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代:
冷戰期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美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互相對抗。
蘇聯,代表了共產主義 ,但更加正確地說是Stalinism 思想體系 , 帶領了華沙條約, 以東方集團被稱呼著在西方。
美國,代表了資本主義思想體系,和帶領了北約,在冷戰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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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和美國,履行了超級大國標準:
1.蘇聯
政治
強的政府系統。共產主義理想對全球傳播影響。永久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堅實聯繫東歐和發展中國家。
地理
2200萬平方公里,世界最大的國家。礦物浩大的儲蓄,和大的種田區域。
文化
浩大的影響涵蓋鄰居、變化的和攸久的歷史文化。通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府組織,被揮動的影響在世界。
軍事
曾經世界最大的軍隊。相當大的空軍, 轟烈的海軍。大核武庫、世界最大的疆土有豐盈戰略資源,
先進的軍事和太空技術的開發能力。
太空技術
在20世紀只有二個國家參加有人的太空探險和建立太空站,在機器人探險和衛星技術具有傑出地位。
經濟
世界上最大的計畫經濟中心。生產居世界產業輸出的20%
人口統計
人口293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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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
政治
強和穩定的聯邦共和國。對全球的影響。強的公司允許美國對資本國家施加進一步的影響。永久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堅實聯繫與西歐。
地理
960萬km2,世界第三大國家,礦物浩大的資源, 大農業生產。
文化
巨大的影響大多數大陸, 國際文化,與西歐。公司販賣美國文化在世界。言論自由對世界有吸引力。
軍事
全世界廣泛部署基地。技術上先進的軍隊。最大的核武存儲,不僅部署於本國發射窖,而且在歐洲也有駐防。
太空技術
在20世紀只有二個國家參加有人的太空探險和建立太空站,在機器人探險和衛星技術具有傑出地位。
經濟
世界最大的資本主義經濟。非常強的貨幣,美元。
人口
人口大約28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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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超級大國的標準不被清楚地定義,在不同來源間也許結果不同。以下標準應該被解釋作為一張非詳盡的名單:一般與超級大國聯繫在一起的因素。
<當前的因素>
1.文化
強的文化影響, 有軟的力量。文化影響暗示一個被開發的哲學和思想體系。
2.地理
它應該有一個寬廣土地或海域在它的控制下。疆土允許國家對探勘礦物和種植食物, 增加它的自給自足。這是一個重要因素在戰爭時,因為它允許可能性:譬如撤退,重新組合,和整頓,並且安置遙遠的雷達,和飛彈發射地窖。甚而從軍事上常識來講,一個更加富有的國家,如果只有更小的疆土,是更加脆弱的。
3.經濟和財政
優越經濟實力,這被形容為對原材料取得、容量、國內市場生產力、全球貿易與全球財政的領導位置、資本累積能力、研發等項目。人類太空探險也許被考慮是一個鑰匙,定義冷戰超級大國的經濟特徵,因為這能力是他們數十年間強烈競爭的動力源泉。太空探險代表具有能力耗費在猛烈的大型戰爭。
4.人口統計的
超級大國應該有大量和有教育的平民, 應該有高度發展的基礎設施,發出聲的文化和經濟能力,能塑造他們附近的地區,如同在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5.軍事
超群絕倫的軍事能力, 為相對無懈可擊、能阻止或造成巨大損傷, 有能力有效地射出全球統合軍事力量,包括核武器。
6.政治或思想
一個作用的政治系統。能動員資源為世界政治目標和巨大思想影響
<可能的因素>
1.礦物燃料超級大國
礦物燃料是越來越缺乏的和被預計耗盡在本世紀。因此對礦物燃料取得的變得越來越重要。對礦物燃料的依賴,能導致礦物燃料的價值的增殖,譬如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像俄國,能很好獲取礦物燃料。
2.技術超級大國
它由許多國際社會的成員預言了, 包括 Dick Morris (前比爾・克林頓總統的顧問), 在以後的十年,技術成長會導致製造業勞力過剩,和丟失它在經濟上的位置。這樣情況特別會損壞中國經濟。
* 機器人學,特別日本和美國,能結束對製造就業的需要。在製造業的勞工會比機器人力量更加無效率。
* 由於技術革命,服務和資訊技術區段會增加成長。
* 全球化手段,多數技術在將來將是普遍通過網際網路和其它全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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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超級大國
1.單一超級大國
冷戰後的世界被認為一個單極世界, 因為美國是世界的單一剩餘超級大國, 以最大的經濟和軍力。
然而,俄國作為蘇聯合法繼承人狀態, 並且保留超級大國力量。(即大核武庫、世界最大的疆土具有豐盈戰略資源, 和某些方面先進的軍事和空間技術開發能力)
2.霸權穩定理論
一些分析員認為霸權穩定理論,解釋當前的演變在國際關係。
霸權狀態傾向於盡力透支他們的力量, 並且新敵手逐漸將變得更加強有力, 替換或最終抵消被減弱的霸權。一些相信這當時實際上發生。其它力量能可能受益於這抵消, 最終追上美國的主導的位置。
3.一個可能的信號
一個多極世界湧現上升是: 中國、印度和歐共體, 每個以巨大經濟/政治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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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美國當前唯一履行超級大國的標準。因此, 這也許稱 hyperpower
地理因素
* 美國是第三大國家, 在俄國和加拿大後, 涵蓋16.5%的世界表面。
人口統計的因素
* 它有多的, 雖相對地成長慢的人口,幾乎3億,大約5%的世界人口。
* 它有一個高人的發展索引
政治因素
* 這是一個穩定的兩黨民主共和國。
* 它貢獻大約22%聯合國預算, 和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一名永久成員(有否決權) 。
* 它關於世界問題由其它國家支持, 特別是英國、澳洲、日本和以色列。
* 統合全球性影響在經濟, 政治, 文化, 軍事, 科學和技術。
經濟和財政因素
* 美國是世界最大的國民經濟,和有幾乎30%全球國民生產總值。
* 美國的基礎設施是計劃好和高度發展的。
* 這是總部為許多全球性公司和財政機關。
* 它舉行一個關鍵角色在許多領域
譬如新材料、電子和電信、資訊技術、 航空航天、 能量、 nanotechnology、 生物工藝學、醫學、bioinformatics、化學工程,和軟體。
* 它有在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市場, 並且是最大的債務國, 在 2005年更欠多達9兆,債務生長率三十億USD/每工作日。
* 國家是關鍵生產商在農業和商品區域 , 雖然它依靠石油進口。
* 它有對財政國際機構的果斷影響,譬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並且美元,是最重要的儲備,和可自由兌換貨幣在世界上。
軍事因素
* 美國在它的軍事花費上,比下十二個國家總合更多。它有第二大核武庫(在俄國以後) 並且組合一些世界的最技術上先進的武器系統,以遠征能力射出軍事力量,對世界上任一點。
空間技術因素
* 美國繼續操作和開發先進的太空技術。它操作宇航飛機,並且計劃有人探索月亮和火星。它是國際太空站的二位主要建造者的當中一個。
文化因素
* 美國文化是全世界顯要, 特別是在英文世界(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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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現的超級大國
指在許多媒介來源有潛力成為超級大國的國家。如中國, 歐共體,和印度
1.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前是世界的第四大經濟。根據真正的國民生產總值 (PPP),第二大經濟。並且被認為一個上升的超級大國由於它的大,高度有生產力的人口,迅速地增長的經濟,年增長率的9.2% . 並且迅速地增長的軍事消費和能力。
中國的陸軍是世界上最大規模,它擁有幾百件核武器,和是第三個國家能送人入太空。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當中具有否決權之一的永久成員。
2.歐共同體
包含英國、德國、西班牙 、法國、荷蘭和比利時,前殖民地力量,與19個其它國家。如果考慮作為一個充分的單位, 歐共體可能被認為超級大國。
它當前被爭論, 歐共體太偏向政治上和文化上才被考慮作為一個唯一單位, 特別是從二力量主要槓桿- 對外政策和防禦,主要由會員國單獨行使。
它有世界上最大的經濟, 如果算作是一個唯一團體。它的成員, 英國和法國, 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永久成員,具有否決權。英國和法國當前有一些核威懾物,並且有少量技術限制,防止其它歐共體的成員加入。幾個歐洲國家活躍地,並且參與新太空競賽。
3.印度
印度共和國當前是世界的第十二大經濟。根據真正的國民生產總值(PPP),和第四大經濟。年增長率8.1%。
它並且保祐了以一個強的地理位置, 由喜馬拉雅山保護北部。被考慮作為一個可能的未來超級大國,因為它有一增長的熟練勞工,和最迅速發展的經濟的當中一個(特別是在服務和軟體產業)。
印度並且計劃一個無人任務對月亮(被命名 Chandrayaan-1)。印度擁有一個未知的數字(大概幾十) 的核武器和保有世界上第二大陸軍規模。
印度最近與美國簽署了一個民用核子交易,以提供印度成長所需的能源。印度的強的文化歷史迅速傳播到西方世界。
Tuesday, February 12, 2008
馬漢海權論與海軍戰略論簡介
http://taiwantp.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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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漢《海權論》與《海軍戰略論》簡介
U235 於 2002/06/25 20:52
前言
佔據地球70%以上面積的海洋水域，始終與人類生存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海洋不僅是一個開闊而廉價的交通線，且隨著科技發達與其蘊藏著豐富資源的發現，已成為世界各國競相意圖控制的領域，更是國際權力角逐的戰場，以及國家生存發展的重要憑藉。對於一個資源不足而依賴貿易活動甚切的海島國家而言，尤其為生命線所寄拖。人類的海洋活動自古不曾間斷，海洋活動力的強弱，也曾實際主導了戰爭的勝負和國家的興衰。如：古代雅典就曾靠制海權而打敗了斯巴達，迦太基人也憑藉其龐大的船團而盛極一時；英國更由於能掌握海洋，屢敗西班牙及法國艦隊，而稱霸全球，但直至18世紀末以前，始終缺乏有系統的海權思想與海軍戰略論著；直到1890年馬漢發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海權研究之風氣才為之大開，而制海權的爭奪也變成一種不可抑止的趨勢。美國海軍成長為今天遏制全球17個重要海峽，足以為世界任何地點的戰爭提供海上支援的世界海上霸主，馬漢之海權論及其眾多奉行者功不可沒也。
馬漢生平簡介
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1840─1914)美國海洋歷史學家、美國海軍少將，近代海權論的創立者，一生致力於美國海權的建立而奉獻。其父丹尼斯-馬漢為西點軍校的名教授，美國南北戰爭雙方的將領大多都出自其門下。
1840年9月27日生於美國西點。
1854年馬漢進入紐約的哥倫比亞學院，兩年後轉入美國安納波利斯海軍官校三年級就讀。
1859 年以第二名優異成績畢業於美國海軍軍官學校，兩年後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嗣後隨艦參加美國內戰。最初馬漢和美國一般海軍軍官一樣，爾後20餘年歷練不同的海陸職務。曾遠航南非、印度洋與日本，當他擔任艦務官時，認識了艦長魯斯代將(Stephen B.Luce1827-1917)，此人對馬漢一生的事業影響，有如沙倫和斯特之對克勞塞維茲。
1862年在海軍學院任教。
1863－1867年任塞米諾爾號艦長。
1867－1869年在易洛魁號上赴遠東巡航。
1872－1874年任黃烽號艦長。
1877－1883年任安納波利斯海軍軍校軍械部與射擊部主任。
1883 －1885年任漢諸塞號艦長。馬漢的船艦經常駐泊在南美，在讀到一本《羅馬史》(Mommsens,History of Rome)，探討漢尼拔當年經由陸路進入意大利的理由；馬漢由此做了個擴及於海洋的推論，獲致一個結論：“海洋的控制，是一個從來不曾有過，有系統認識和解釋的歷史因素”；於是開始進一步對17、18兩個世紀的海、陸軍戰史《伯羅奔尼撤戰爭史、續編》、《遠征記》、《羅馬史》、《羅馬帝國史》、《法國海軍史》，馬漢尤其攻讀了約米尼的著作《1792~1801年革命時期的軍事和批評史》和《戰爭藝術概論》，作有系統的研究對比。
1885年馬漢發表《墨西哥灣與內海》一書，深受當時海軍戰爭學院創辦人魯斯的賞識，受聘前往紐波特海軍學院任教，專任海權史學與戰略學的講述。
1886－1888年又繼任魯斯為海軍大學校長，專心於海權理論的研究和宣揚，並成為日後海權理論的權威。
1888年就任西北海軍船塢基地主席。
1890年出版《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pon History)。
1892 年出版《海權對法國革命及帝國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相繼出版，使其廣受好評，尤其受到英國學界的讚賞與敬仰，“牛津”和“劍橋”大學相繼贈與榮譽學位。
1892－1893再度出任海軍大學校長。
1893-1895年任芝加哥號艦長。
1896年服務軍旅40年後退休，仍然繼續研究寫作相關海權論著。
1898年擔任美西戰爭的指揮官。
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以美國代表團顧問身份及美國海軍作戰委員會委員出席，堅決反對裁軍。
1902－1903年馬漢被選為美國歷史學會的會長。
1906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把所有曾在內戰時服役的海軍上校皆昇為備役少將，馬漢雖接受了這份榮譽，但在著作上，仍保留其“上校”階級。
1908年出任美國海軍事務委員會主席。
1911年發表《海軍戰略論》(Nanal Strategy，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ilitray Operaction on Land)
1914年12月1日因心臟病發作，逝世於華盛頓海軍醫院，享年74歲。
馬漢著作甚多，總計寫了20本書和137篇論文。有關海權的理論散見於其著作中，並未有專書。其中以《海權對歷史之影響1660-1783》、《海權對法國大革命和帝國的影響(1793-1812)》及《海軍戰略論》較著名。是世界公認的海權先知者，也是世界上最具權威的海軍史學家和戰略家，這三部著作的歷史影響足以動搖當代每個人的生活方式與思維習慣。
海權論與海軍戰略簡史
海軍戰略是隨著海戰史的發展而發展的。古代海軍的海上作戰行動，多為陸上作戰的從屬，尚未形成“海軍戰略”這一概念。隨著海上戰爭和海軍的發展，海上作戰行動逐漸伸向遠洋，從而脫離了對陸上戰場的從屬地位。
15世紀末16世紀初起，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等殖民主義國家為了掠奪海外殖民地，保護殖民權益，爭奪海上霸權，其海軍遠渡重洋，對殖民地進行武力征服，相互之間也進行了多次戰爭。這是西方海軍戰略理論的基礎。
19 世紀末，美國已發展到市場經濟主義向外擴展階段，其海軍有了較強的實力，開始了向海外的擴張。與此同時，美國海軍理論家馬漢，提出適應美國擴展需要的海權論學說和以海權論為中心的海軍戰略理論。強調要以優勢的海上力量控制海洋，利用公海向海外投送兵力，去確保海上航運的安全海疆，目標自是建立稱霸的海軍。其學說和戰略理論成為美國海軍理論的基礎，並對其他國家的海軍戰略理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918年起蘇聯海軍開始建立，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及以後一段時間，基本上是一支近海防禦力量(要塞艦隊)；自20世紀60年代以後，逐漸發展成為一支具有遠洋進攻能力的海軍(存在艦隊)。
70年代以來，美國和蘇聯競相發展新型核子潛艇，能夠發射遠程戰略導彈，除用於戰略襲擊外，主要作為實行核報復(即第二次打擊)的工具。美國、蘇聯的海軍部署和活動於世界各大洋，還把商船隊、漁船隊和海洋考察船隊作為他們推行其海洋戰略的輔助力量。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是以國家的軍事戰略指導下，在陸軍、空軍和沿海廣大人民群眾、海上民兵的協同支援下，實行近海防禦作戰，其任務是抗擊外國海軍從海上入侵，保衛本國的領海和海疆，維護國家的海洋權益。
臺灣-中華民國，島嶼四面環海，對馬漢的海權論與海軍戰略，豈僅陸海空軍將領者應熟習而師法，豈僅海權國家奉之為泰斗而已，甚盼以島國為本之全體國民以至最將領及最高統帥，若皆能虛心涵泳體會，蘄其深造自得，則將更深一層，融為我島國軍戰爭藝術之啟示也！
馬漢的思想背景
馬漢的一生是處於美國極欲向外擴展，成為世界貿易強國之時，需要建設強大的海軍，和指導海權發展的戰略理論依據的時代，其思想背景的形成，可以概括分為以下六點：
一、美國南北戰爭後，美國人眼光內向，以西部開發為焦點，而忽視其外交關係和海外利益。
二、19世紀末，世界是以歐洲為中心，並受歐洲支配，美國被偏處於邊緣地帶的地位。
三、歐洲工業革命第一階段已趨於結束，新的階段正要開始，蒸氣和電力正在使陸海交通轉型。
四、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都大有進步，尤其達爾文主義成為國際競爭的基礎。
五、歐洲列強都採取擴張政策，紛紛向海外建立殖民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已成當時主流。
六、馬漢接受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創辦人魯斯的指導，將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 1779-1869)《戰爭藝術》中的陸戰規律應用到艦隊作戰，以之向學員講授，並於1911年以《海軍戰略：與陸軍上事行動原則及實踐的比較和對比》，中譯本《海軍戰略論》之書名出版。
七、馬漢兩部主要的著作，基本是以英法兩國戰史為論點：
(一)1688－1815年拿破崙失敗，在英法長期戰爭中的每一階段，都是制海權的得失決定勝負。馬漢說：並未企圖在陸上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而僅憑控制海洋和歐洲以外的世界，英國政治家即能確保其國家的利益。
(二)影響海權發展的先天因素(說明不列顛的海洋優勢)：馬漢印象最深的是英國人如何經由海權的獲致，而促使其財富及國力的增長，另一方面他又嚴厲地攻訐法國人，由於背向海洋而重視大陸，終於一蹶不振。
(三)地理位置(不列顛為橫越海路的島嶼，在戰略上具極大的利益)最理想的位置是居中央位置的島嶼，靠近主要的貿易通道上，有良好的港口的海軍基地。
馬漢學說對世界的影響
馬漢的海權論，是在美國南北戰爭後產生的，適應了美國為確保海運對自由市場經濟半殖民主義政策的需要，成為當時美國政府制定“海洋政策”和“海軍發展政策”的理論依據，並對其他強國海軍的“海洋戰略”發生重大影響。
馬漢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出版之後，美國及許多國家的政策和思想都受影響，尤其當時英國的海洋優勢，正受到法、俄兩國所構成的聯合威脅，馬漢的著作使英國政府獲得一種現成的工具，以來代替其政策辯護，得以獲得重整軍備的成本；德皇威廉二世著手擴建海軍，馬漢的著作亦成其手中最佳的宣傳武器；日本正走向帝國主義和海軍主義的道路，馬漢的著作恰好可以對它提供政治性和戰略性的理由。
馬漢的思想不僅刺激了歐洲諸國與日本走向海軍造艦競賽，也鼓勵了海外殖民地的擴張，英國史學家韋布斯特(Charles Webster)就認為馬漢是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之一。總之，馬漢的海權思想和海軍戰略理論，一直支配著西方世界國家的海洋政策和戰略，對近代史影響即深且鉅，至今歷久不衰。
一、美國：馬漢的書固然是以英國歷史為實質肉容，其理想卻是以美國的前途為建言的目標，呼籲美國政府重視海洋，能採取積極的海洋政策，使美國迅速走向世界權利的大道；在美國，馬漢於揚名海外之後才受到尊重，但美國的海洋政策受其思想的影響，也最深遠。就實務而言，不僅1898年的美西戰爭及巴拿馬運河的開通受其鼓吹，美國的遠東政策更經常受其影響。1901年老羅斯福當選美國總統後，極受馬漢海權思想之影響，致力發展海權；包括美國艦隊的擴建及積極奪取太平洋各戰略島嶼外，積極海洋的政策、遠東政策(對華門戶開放)及巴拿馬運河之開通及加勒比海之戰略海上基地，馬漢的鼓吹和聲援，均居重要地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美國海軍軍官在討論或準備戰爭時，均仍遵守馬漢的理念，並採取他的方法。美國今日實力能獨步全球，美國海軍成長為今天遏制全球17個重要海峽，足以為世界任何地點的戰爭提供海上支援的世界海上霸主，而且他的思想還深刻地改變了幾代人頭腦中固有的大陸主義的觀念，使世界戰爭的樣式與格局發生了一場海上革命。
二、英國：馬漢發表其《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後，不久就被譯成德、日、俄、義、瑞典、法文，其第一個受到影響的是英國，當時英國海洋優勢飽受俄、法兩國聯合威脅，在1889年英國政府提出海軍擴充計畫時，馬漢著作的理論，立即成為英國政府政策最強力的辯護理由。英國人說：英國之所以能有一支堅強的海軍，毋須感謝保守黨或自由黨，而應感謝馬漢上校！
三、法國：法國很重視馬漢對於法國海軍政策的批評，並且稱讚其思想具有真正的創造性。
四、德國：德皇威廉二世及海軍部長鐵畢茲(Von Tripitz)亦深受馬漢影響亦不下於英國，雖然德國在馬漢發表其鉅著前就已著手擴建海軍；而馬漢著作，卻成為德國政府的最佳宣傳利器。但德國卻忽略了馬氏的一項重要訓條：“一個國家無法同時發展陸權與海權”，導致德國陸軍反而受經費影響而減低其戰力。
五、日本：當時日本正走向帝國主義和海軍主義的道路，馬漢的著作被譯成日文，為日本政府提供政治性和戰略性的理論根據，日本海軍學校把馬漢的著作當作教科書，各級學校圖書館也均收藏。
海權思想
馬漢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及《海權對法國革命及帝國的影響》兩本鉅著，來探討他的海權哲學(Philosophy of sea power)，他根據英法兩國歷史，發現海權是民族(國家)偉大性不可或缺的因素，當運用適切時，海權可增長財富國力，運用不當時，則帶來國運衰頹。
主張擁有並運用具有優勢的海軍和其他海上力量，去控制海洋，以實現己方戰略目的的軍事理論。也有人譯作海上實力論。分析研究了英國同荷蘭、西班牙、法國等海軍強國為爭奪海洋霸權而進行的多次海戰以及美國獨立戰爭中的海戰，闡明瞭海權對這些戰爭的勝負，對有關國家、殖民地和海上貿易所具有的重大影響及作用。至1911年，馬漢又寫成《海軍戰略》一書，形成了他的海軍理論體系。
馬漢的海權論認為，以貿易(指商品輸出)立國的國家，必須控制海洋。奪取並保持制海權，特別是與國家利益和海外貿易有關的主要交通線上的制海權，是國家強盛和繁榮的主要因素。要奪取和保持制海權，必須具有佔優勢的海上實力，即強大的艦隊和商船隊以及發達的基地網。他從戰略角度分析了一國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領土範圍、人口數量、民族性格和政府政策(包括發展海上實力的政策)等因素對海權的影響，提出海軍戰略就是在平時和戰時建立並加強海上實力，以實現國家的戰略目標。他認為，奪取制海權的方法是艦隊決戰和海上封鎖，而要完全奪得制海權，只有通過艦隊決戰。他強調集中兵力，把集中兵力視為基本的作戰原則和貫徹海軍戰略的主要手段。他主張美國應建立強大的遠洋艦隊，首先控制加勒比海地區和中美洲地峽，爾後進一步控制其他海洋。還主張美國在太平洋同其他列強實行“合作”，以獲取利益，並爭奪中國市場。
NO:278_2
U235 於 2002/06/25 20:52
Re:哲學研究-軍事思想-馬漢.海權思想
海權論思想要義
馬漢歸納出影響海權發展的一般因素有六項，即：“地理位置”、“自然地理形態”、“領土大小”、“人口數量”、“民族性”、“政府的性質和政策”。
海權的六項基本要素
一、地理位置：最理想的位置是居中央位置的島嶼；靠近主要的貿易通道上，有良好的港口和海軍基地。不列顛群島與歐洲大陸的距離不遠不近，既足以使英國獲得對抗外敵入侵的相當安全保障，又便於打擊敵人，換言之，進可攻退可守。例如：英國以英吉利海峽和歐陸相隔大，不僅有水為屏障，且距歐陸近，因此英國不須維持大陸軍，而可集中國力發展海權，以優勢的海軍來封鎖歐陸港口，並控制出入歐洲北部的航線。與英國成強烈對比的是法國，他不僅要維持大陸軍，而其海軍也必須分駛大西洋與地中海，因此在海權競爭中，法國對英國自然居於劣勢。
二、自然地理形態：具綿長之海岸線，及擁有良好可用的港埠；海岸線可決定向海洋發展的難易程度，良好港灣則代表向海發展的先天潛力，而土地的肥沃與否，則影響人民討海為生的意願和需求。一國的海岸線是其邊界的一部份，凡是一個國家其疆界易於與外界接觸者，其人民便較容易向外發展，與外面世界相交往。地形平坦、土地肥沃可能使人民安土重遷，不願投身海洋，如法國；反之，則逼使人民不得不討海維生，如荷蘭、葡萄牙。島國及半島國家受限於地形上的因素，若欲發奮圖強，則必須重視海權的發展。
三、國家領土大小範圍：供應必要物資，但地形未經河川嚴重分割，大到難於防守；馬氏認為國土的大小必須與人口、資源及其他權力因素相配合。一個國家人口的總數與海岸線總長度的比例，具極大重要性。否則廣大的領土可能反而成為弱點。如面積太大，而人口與資源不成比例的國家，防守密度低，國家的危險性增高，假使又被河川或港口所割裂，則更是一大弱點。以美國內戰時的南方為例，以人口和資源的比例而言，其面積是太大了，尤其是有了太長的海岸線和太多的內陸水道，兵力易被分割而導致失敗。領土幅員應和人口、資源等因素相配合，地廣人稀、過度綿長的海岸線及內陸水道眾多等，有時反而成為弱點，如美國南北戰爭時之南方領土即是。
四、人口數量：提供從事海洋事業的人口培育，儲備海軍後備力量；人口數量和素質對海權均為重要基楚，海權國家不僅應有相當數量的從事航業人口，而其中直接參加海洋生活的人數更應站相當高度的比例。國家的平時航海事業(包括航運和貿易)足以決定其海軍在戰爭中的持久力。英國即為典型例證，他不僅是航海國家，而且也是造船和貿易國家，擁有發展海權的必要人力與技術資源。想向海洋發展的國家，不僅應有相當數量的人口，而且其直接或間接參加海洋活動的人數，也應占相當的比例。
五、民族性：面向海洋，具冒險犯難的性格，促進商機及航運發展；國民對海上貿易的意願及航海生產能力的心理因素亦極重要。人人以向海洋尋求財富為榮，航海事業自然蓬勃。海商與海軍的結合，再加上殖民地的開拓，終使英國成為海權霸主。主要為貿易願望(重商主義)和生產能力；有此心理基礎，人民才會走向海洋尋求財富。海洋商業與海軍的結合，再加上殖民地和海外市場的開拓，遂使英國成就有史以來的最大海洋強國。
我們正倡導全民正當休閒活動，惟受限於台灣地狹人稠，無法闢建足夠的休閒場所。台灣連綿的海岸適於規劃海上遊憩活動，例如遊艇、潛水、海釣、滑翔翼、拖曳傘、水上摩托車、賽船、泛舟、帆船、衝浪、滑水等活動，可增加全民休閒運動空間，同時提供青少年育樂的大自然天地，以紓解青少年問題，這些多元的海上活動，亦可透過海事教育逐步規劃實施。
六、政府的性質和政策：政府的戰咯主張，影響海軍武力的運用；政府必須明智而堅毅，始能對海權作長期發展。英國的成功主因即在此。自詹姆士一世開始，英國的國家政策即一直以追求海外殖民地、海上貿易和海軍優勢為目的。政府若明智而堅毅，培養其人民對海洋的興趣，則海權的發展也自然比較容易成功。英國自詹姆士一世時代開始，其國家政策就一直以追求殖民地、商業和海軍優勢為目的，故能奠定海洋強權基礎。馬漢認為英國之成就為空前海洋強權，除了具備上述基本條件的優勢外，其政府海權運作的適切，實居關鍵。在海權運作方面，馬漢認為英國若無海運貿易能力，無廣大殖民地(資源、基地和市場)，以及訓練有素的海員和船艦，則英國雖有先天優越條件，亦將無能為力，尤其在戰爭工具運用上，即制海權爭取上，英國通常均以在海上擊滅敵國艦隊或對敵港口建立封鎖為一貫指導，更是重要因素，相反的，法國卻熱衷於領土的征服而未著眼於擊滅英國艦隊，於是結果便完全不同。
當前海事教育問題之探討
馬漢海權論之中心思想
一、馬漢引證英國在拿破崙時代的戰爭中獲得海上霸權的事實，來證明欲發展海權必須以強大的海軍控制海洋，以掌握制海權：拿破崙幾次企圖渡過海峽征英皆告失敗後，於1798年征埃時，其海軍在尼羅河海戰時遭英國納爾遜將軍所率領的艦隊重創，地中海制海權盡失，本國與埃及遠征軍的交通線被切斷而告失敗。1801 年，拿破崙為了削弱英國的商業，號召各國武裝中立，俄國、丹麥、瑞典及普魯士皆參加，一致反對在波羅的海行使交戰國權利。英國必須仰賴波羅的海各國輸入橡木、繩索和帆布，所以無法容忍上述諸國參加武裝中立，乃派遣波羅的海艦隊，以武力來打破拿破崙的武裝中立政策。在哥本哈根海戰中擊敗丹麥海軍艦隊取得進出波羅的海的自由後並進入芬蘭灣，打破武裝中立的政策。1805年在特拉法加海戰中，英國艦隊擊敗法西聯合艦隊，建立英國海軍的無敵霸權。
二、 海權的發展屬外線作戰，以攻擊為主要任務，陸權對海則以防禦為主。
陸海權的合作，是走向合和平繁榮與發展，如：英國的殖民制度轉向邦聯制、美洲、東協、歐洲共同市場；陸海權發展的任一方走向錯誤的方向，就是走向戰爭，如：一次大戰的歐陸、二次大戰“德國”與“日本”，企圖統治全世界。純陸權的防禦發展如：蒙古之四大汗國、清帝國初期之禁海。
三、有優勢之海軍，優良的海外基地、海港，才能與敵人抗衡，發揮海權之力量。
(一)海軍的目的在於會戰，而最終的目的則為取得制海權以控制海洋，因此艦隊所需要的不是速度，而是強力的攻擊火力，擁有優勢的海軍，才能控制海洋。
(二) 擁有廣大又富饒的海外殖民地及優良海港，有利於艦隊補給、維修，對延伸海軍戰鬥能力有很大助益。海權必須能確保自己的交通線安全，並同時能切斷敵人的交通線。交通線愈長，則海權所能賜與的利益也就愈大。而交通線的建立，就依賴線上的各個海外基地(殖民地)與海港了。英國在18世紀在地中海南岸擁有眾多海外基地，因此方能封鎖法國海岸，擁有地中海制海權；法國拿破崙遠征埃及，其目的即欲切斷英國經地中海到印度之交通線。
三、 丹麥的日德蘭半島與西蘭島控制北海與波羅的海的航道咽喉；直布羅陀海峽緊扼大西洋與地中海的交通；蘇彝士運河為地中海與印度洋的海運衢道，若能掌握這些戰略要地，就可發揮以海制陸的優勢。
海權控制陸權的地帶
一、海峽：海峽是交通樞紐地帶，掌握海峽即可控制敵人之海上運輸，阻止其海權之發展。如獨立國協從波羅的海出大西洋之交通線受制於松德海峽；從黑海出地中海又受制於達達尼爾海峽及博斯普魯斯海峽，致使其海權發展自帝俄迄今仍無法獨霸於世。
二、半島：半島伸入海中可享海上交通、運補之利，亦可發揮陸海協同作戰之效果。如19世紀拿破崙時代的西班牙半島戰爭，英藉海上運補遠優於法軍藉陸路運補，致法軍在半島戰爭中失敗。
三、島嶼：島嶼如獲有優勢的空權與海權，則可發揮其控制陸權之戰略據點價值。如日本、台灣、菲律賓各自擁有堅強的空權與海權，才使中共勢力無法向太平洋及印度洋伸展，其戰略位置舉足輕重。地中海北岸的一系列島嶼亦是以海制陸的戰略據點，為世界霸權爭奪的對象。
海權國之基本條件
一、海軍條件：要有海軍、海上基地、海運路線(交通線)且不受他國控制。美國在20世紀雖擁有強大海軍艦隊，但被分隔於兩洋，無法達到“集中”、“節約”之原則，因此馬漢力主美國應開鑿並控制巴拿馬運河及控制加勒比海諸島以保障太平洋與大西洋航運路線之安全。美奉行馬氏之觀點而成今日海上之霸權。
二、海運條件：必須擁有龐大之商船、港口及順暢之海上航路，並有海外商業及經濟關係。從海權的意義來看，海權乃為控制海洋及利用海洋，以達成國家目標之能力，而拓展海權之主要工具為海軍武力及商漁船隊，武力用以制海以保障海上商漁船隊與交通線(海上航路)之安全，而商漁船隊可開發海外商業及經濟利益，厚植國力，平時商業船隊可賺取大量經濟利益，戰時可支援海軍艦隊作戰，如福島戰爭，英國即徵調很多油輪、貨輪、客輪、協助運補兵力及戰略物資。
三、海外商業條件：國民大量移民於國外殖民地，並建立雄厚的經濟實力，對國力之擴張具有極大優勢。17、18世紀，英國在其海軍武力配合其商業船隊在世界四處拓展其殖民地，獲致豐厚的經濟利益，而成為海上霸權，有日不落國之稱。台灣為一海島，四周環海，海岸線連綿1,000公里，是道地的海洋國家。為確保國家生存與安全，除維護海權(Sea Power)外，另為解決島上資源貧乏問題，改善國計民生，必須利用航運（海運）進口各種大宗貨品與原料，更要對外拓展貿易、賺取外匯。
構成海權的後天條件
一、工業生產：一個國家欲發揮和維持巨大的生產力，作為海權的背景，就必須從世界各地獲取大量不同的原料，經過加工轉變為各種戰咯物質，厚植國力；「工業生產」可說是建立海權的工具。
二、航運能力：商、漁業航隊精巧發達，除可促進國家的繁榮，其航運能力的發展亦是工業生產能力及海軍發揮海權力量的支撐。
三、基地：海軍若沒有良好的後方基地、中繼基地、前進基地，就難於發揮制海戰力，況且海外基地(殖民地)更是外貿的市場依據。
四、海軍武力：為控制主要海上交通線、海上戰略要點、重要港口及海岸、鄰近之陸上要域、航運及基地護衛的基本力量。
上述四項因素構成海權條件，並非是機械式的合成，而是在其合成的過程中，同時又產生彼此激發的作用。
工業生產、航運能力、基地、海軍武力四者息息相關。因為有雄厚的工業生產，才能造船造艦；有強大的航運能力，才能由世界各地輸入戰略物質與原料，才能拓展外貿，增加國家財富；有了基地，才能擁有海外市場，航運才有運輸目標，海軍武力才有發揮戰力的據點；具備海軍武力，才能確保制海，維護航運與基地的安全，四者相互支持，缺一不可，這也就是海權的本質。對資源不足而依賴外貿甚殷的國家來說，海上交通無異是生命線所寄，要想贏得台海防衛戰爭勝利，精實海權實力勢在必行，面對海洋世紀來臨，現代軍人，對海權思想與海軍戰略，實在不可不知。
NO:278_3
U235 於 2002/06/25 20:53
Re:哲學研究-軍事思想-馬漢.海權思想
海軍戰略內容
海軍戰略是由國家最高軍事領導機關根據本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戰略、領土範圍、海洋地理環境、科學技術、國際形勢以及可能的作戰對象等條件制定。其內容主要包括海軍的建設、作戰、訓練和科學技術研究等方面。諸如海軍的建設方針，海軍內各兵種的構成、比重，領導和指揮體制及部隊的組織編制，武器裝備和軍需物資的規劃、生產和儲備，海軍基地、港口的分佈和建設，海上戰場的選定和準備，海軍後備力量的建設和戰時動員計畫；海軍的作戰方針，海上戰爭的目的、任務，海上戰區的劃分，海軍作戰部隊和勤務支援部隊的部署，控制海上戰略要點，奪取和掌握海洋戰區制海權和制空權的行動計畫，指揮和後勤系統的組織；海軍教育訓練的方針、原則、體制，以及海軍知識結構的確定等；海軍軍事科學研究的體制和規劃，海軍軍史、戰史、作戰理論和戰略、戰術的研究，各種訓令、教令、準則、操作的制定，艦艇、飛機和各種武器、裝備的發展方向、設計論證，研究海洋環境對海軍的影響，海軍的遙測學、海軍科學研究方法學等海軍邊緣科學理論的建設，等等，都屬於海軍戰略的範疇。現代海軍，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很高的機動性和很強的突擊威力，並具有戰略襲擊能力的軍種。世界許多國家正競相開發海洋，有的海軍強國企圖稱霸海洋，在海洋權益上的鬥爭日趨激化，海軍的戰略地位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
一、海軍戰略類型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國家的海軍實行不同的海軍戰略。其基本戰略類型有兩種：即“守勢作戰”和“攻勢作戰”。在戰略指導上，實行“守勢作戰”時，通常進行海上戰術、戰鬥的“攻擊作戰”；實行“攻勢作戰”時，於戰術、戰鬥攻擊的同時，在必要的一方，輔以必要的海上戰術、戰鬥的“防禦作戰”。
二、制海權
交戰一方的海軍，在一定時間對一定海區的。目的是確保己方兵力海上行動的自由，剝奪敵方兵力海上行動的自由；保護己方海上交通運輸的安全，阻止敵方的海上交通運輸，亦即使該海洋區域為己所用而不為敵所用。根據控制海洋區域的目的、範圍和持續時間，可分為“戰區制海權”、“戰略制海權”、“戰術制海權”。制海權不是絕對的，在優勢一方取得總制海權的情況下，劣勢一方也可能在一定的時間內，對局部海區取得局部制海權，一如空軍之局部空優與突襲(入)。
奪取制海權的戰爭在西元前5世紀的希波戰爭(492－449B.C.)就出現過。而馬漢為首創把制海權問題，綜合為軍事理論；隨著海軍武器裝備的不斷發展，海軍奪取制海權的手段也不斷變化。19世紀以前，主要使用水面艦艇，以後除水面艦艇外，還有潛艇和空軍，20世紀50年代起，又增加了核戰略導彈。在現代條件下，奪取和保持制海權，還包括奪取該海域上空的制空權，並需綜合使用海軍各種作戰兵力、兵器和多軍種聯合作戰方式才能達到。
三、海上封鎖
用武力切斷敵方海岸或某一海區與外界海上聯繫的進攻性作戰行動。分為“全面封鎖”和“局部封鎖”、“水上封鎖”、“水下封鎖”。目的是限制敵方艦船機動，孤立敵方島嶼或海岸區的兵力集團，掌握制海權，切斷敵方海上交通運輸。海上封鎖主要由海軍水面艦艇、潛艇和空軍配合實施，封鎖的方式有兵力封鎖、水雷封鎖，或兵力封鎖與水雷封鎖相結合。海上封鎖的地點，通常選在敵方的海軍基地、港口或主要航道以及海峽附近海區。
早在希波戰爭中，波斯艦隊就運用過海上封鎖。在以後的戰爭中，海上封鎖不斷得到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艦隊就封鎖了德國的出海口，使德國艦船一度失去行動自由，海上運輸幾乎陷於停頓；隨後，德國海軍使用潛艇對英國實施海上(水下)封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美軍使用空軍實施大規模佈設水雷，對日本進行海上封鎖，斷絕了日本的原料和糧食等的輸入，切斷了日本本土與其所佔太平洋島嶼之間的海上聯繫。美軍在越南戰爭和英軍在馬爾維納斯群島之戰中，也實施過海上封鎖。在未來戰爭中，海上封鎖仍將是一種有效的作戰型式。
按國際條約和公約的規定，進行海上封鎖必須正式宣佈，指明封鎖的開始時間和地理界限，以及中立國艦船離開封鎖區域的期限。吾人非常懷疑，如果中-臺之間發生戰爭，中共是否會事先提出聲明，後才實施行動！
馬漢海軍戰略論精華
是指導海軍建設和作戰的方略。屬於國家軍事戰略，是國家軍事戰略在海軍中的運用。海軍之有馬漢正像陸軍之有克勞塞維茲，對於闡明海權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重要意義，為馬漢最傑出的成就，能以全部歷史為背景來寫海軍史，並同時注意到政治及經濟因素者，馬漢實為第一人。
“集中”、 “中央位置”、“內線”、“海上交通線”、“絕對攻勢”等為馬漢海軍戰略論精華，其基本的理論架構，受約米尼《戰爭藝術》的影響頗深；“集中”與“中央位置”能迫敵分散兵力，“內線”能使兵力迅速到達某一點，海軍戰爭中唯一決定因素還是戰鬥艦隊，其真正的目的不是盡量增強某一艘船的威力，而是要使整個艦隊發揮最大的攻擊能力；因此，馬漢有一句常為人引述的名言：“絕勿分散艦隊！”。他說：交通是一個概括性的名詞，不是地理線，如陸軍所採取的道路，而是軍艦的必需補給，一個軍事實體與國家權力之間經常保持連絡的運動線。
一、集中原則：
集中乃獲致戰果的根本，集中的涵義有三：其一是“目標集中”。馬漢引用拿破崙的名言說：目標專一就是成功的祕訣，強調：切勿在同一時間內，作兩種意圖 (追逐兩個目標)；艦隊兵力部署，應能相互支援，密切聯繫，不得各自為戰。其二是：“優勢與牽制”；在決戰線上保持優勢兵力，以優勢主力攻擊敵之一點，另在其他點牽制敵軍，以便主力攻擊能獲致戰果。其三是：“火力集中”，當遭遇敵兩艘戰艦時，要集中火力合力攻擊其一艘，千萬不要各戰一艘。馬漢用：“永遠不要分散艦隊”一語強調集中原則的重要性。
二、中央位置：
馬漢認為位置是一種形勢，中央位置能提供一個提早到達目的的捷徑，但日俄戰爭之俄軍，雖據有旅順，卻因海戰失敗而未蒙其利，故中央位置須加上力量，才會形成真正有利的結果。換言之，擁有位置適中、形勢強固、資源豐富的海軍基地，海戰時就可居於先天有利地位，但並不保証絕對勝利。
三、內線：
內線就是從中央位置，向一個或數個據點延伸，用以取得阻止敵軍會合的中心位置，以便用劣勢兵力牽制一面之敵，另以主力集中攻擊他面之敵。換句話說：內線的定義，是作戰的一方能迅速調動兵力，集中對任何一面之敵，加以有效的運用。要言之，內線是較敵人運用的路線為短的一條路線。這又是一個作戰方便的手段，並非絕對勝利的保証。
四、海上交通線：
係陸上部隊與海上艦隊自由運動以維持戰力的空間，為補給線和連絡線的總稱，對軍事供應和勝負具有密切關係，是大軍作戰命脈，能支配戰爭，故有生命線之稱，必要時，又可使軍隊自由撤退，故又有逃命線之稱。不過，馬漢所說的交通線，並非指軍隊必經之途的地理線，而是船艦載量有限所無法攜行的必要補給品。他明確地指出所謂補給品：第一是燃料、第二是彈藥、最後才是糧食，而海軍艦隊的補給來源就是靠海軍基地。故馬漢真正的意思是，來自海軍基地的後勤補給與修，是成就海軍戰略持續的必要因素。
五、絕對攻勢：
海上作戰要保持絕對機動與攻勢，反對把海軍充當四通八達而漫無疆界的海洋防禦工具。他說：“在一切海戰中只有一項基本原則，即：唯有攻擊才能確保防禦的安全”、“海軍放棄了攻擊性能，等於放棄其最有效的基本功能”、 “在海上採取守勢，是絕對不利的，除了為形勢所迫採守勢之外，千萬別自動採取守勢，擁有優勢兵力者固應主動邀敵決戰，即使因兵力劣勢先行避戰，也當使敵不明我之動向，迫敵轉移兵力，再相機誘敵而擊滅之”。馬漢對劣勢海軍的運用，其實和柯白所說的“存在艦隊(Fleet in being)”有些類似。
近代戰略學者羅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論制海權時，認為馬漢對海軍的運用，並不以“在其防衛區域的近前方建立防線為滿足”，而是要“獲得完整的制海權為理想”。羅辛斯基歸納馬漢言論的意義說：“因為海是一個整體，其中沒有任何部分可以劃分和設防，所以要對我方在海上或經過海上的利益提供有效保護，則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敵人逐出整個海洋之外......而在海上，僅只為了本身安全之故，我們也仍將被迫必須徹底擊滅敵軍，並將其逐出海洋之外”。
結論
古希臘學者修昔底德(Thucydides，西元前 460-406)指出：海權(Sea Power)是海的權力(Power of the sea)不屬於任何人，而僅當人們知道如何利用此種權力時，海才會把此種權力賜與他。歷史的軌跡告訴我們，過去忽視海洋的人，平時必難以發展，戰時必遭受重大挫敗。中共曾對“世界海戰史”、“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 海戰歷史進行大量研究，得到的結論是：“守土型的國防觀念，是海權意識淡薄的突出表現，在海洋時代必然貽誤大局......要保證國土安全，首先要保證國家的海疆安全”，而致力於擴建海軍，以爭取海權。但後世史學家對其仍不免有所批評，如：
一、在歷史中還有若干非海洋帝國的興起，他都未曾考慮。
二、海權因素故然重要，但導致拿玻崙失敗又遂有其他因素的存在。
四、 英國在17和18世紀中的成功，海權雖為重要理由，但並非唯一的理由。
發展海權的第一步，就是研究海權思想和海軍戰略理論，馬漢的思想，正可以給海軍一個有力的指引；雖然馬漢的思想並非十全十美，而且有些已嫌不合時宜，但吾人若能師其意而不泥其古，兼採其他海洋戰略學者卓見以資互補，致力實踐於國防建設實務，必然裨益無窮。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曾言：地中海是昨日之洋，大西洋是今日之洋，太平洋是明日之洋。時值邁入21世紀，位居西太平洋“中央位置”、東南亞戰略要衝的中華民國台灣，對馬漢的海權論應有更深一層的詮釋與認識。
台灣中華民國，在四面環海資源有限，本島戰略縱深不足，戰時當以臺海週圍之海域為決戰戰略縱深，自然平時海、空交通運輸安全之確保，即是我國的生命線。
台灣諸島群位於中國大陸海岸線之中央位置，是控制中共向海洋發展必經要衝，為中國大陸權成就強海權之際，對於台灣問題，不願放棄訴諸武力，美國海權之對於南北韓及越南問題，也都是大陸權與世界第一大海權對抗的因素之一。
不論是為了維護中華民國的永續生存發展，或是抵制中國的威脅，以維護海、空航道安全，臺灣均不得不致力於發展制陸空海權實力。既已處於西太平洋中央位置和空海內線有利位置，加上“質精、適量、戰力強”的空海島上防衛力量，陸軍依島群制海制空、護衛支援海空作戰，海軍依海護島(群)護空、實施制海空陸作戰，空軍依島護島護海護空、實施制海空陸作戰，以及結合諸友邦支援，未來的臺海防衛戰爭，才能立於不敗之海上。
亦在此呼籲中國：
◎不要忘了馬漢的重要訓示“一個國家無法同時發展陸權與海權”，歷史的宿命如果真是“陸權與海權的對抗”，拿下這個“臺灣島群”，將是真正陸海權對抗的開始，中國的生存發展真的需要與太平洋諸海權對抗嗎？
◎中國現在之發展有需要，如同美國南北戰爭後之向海發展嗎？中國之發展海權能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級海上霸權嗎？
◎從中國研究《地緣政治》見“森”之後，怎可往牛角尖裏鑽，不見“林”“木”反以往東南向挑起《陸海權對抗》的“不放棄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只見“草(島)”的閉著眼放火燒嗎？
◎如果中國之陸權，真沒有能力向西北陸地繁榮經濟，反而向最能幫助中國繁榮的最大一部海權，臺、日、美採取對抗的心態，才是消耗與不智！
參考資料：
海權論(馬漢)
1.所謂“存在艦隊”的觀念，就是：“只要海軍艦隊仍然存在，則對兵力較強的一方，就永遠構成潛在威脅”。“存在艦隊”用以阻止優勢敵軍獲得制海權的手段為：採取守勢，拒絕納爾遜式的正規海戰(Regular battle)，並抓住一切機會來進行攻擊。
2.制海權乃是為一種特定目的而控制海洋交通，其意義即為使我海上行動不受阻礙或反對的能力，以及阻止對方如此行動的能力。這個定義是英國海洋戰略學家柯白(Sir Julian Corbert，1854~1922)所界定的。
3.海軍思想的發展，國防部史編局譯印。
4.中華戰略學刊民83年春季刊，劉達材《海權論》。
5.中共海權意識崛起初探，黃埔雙月刊541期。
6.陸軍軍官團因進修書籍《馬漢海軍戰略》中譯版序文。
7.戰略家思想與著作，鈕先鍾，麥田出版社。
8.西方戰略思想史，鈕先鍾，麥田出版社。
9. 21世紀的戰略前瞻，鈕先鍾，麥田出版社。
10.http://www2.fjtc.edu.tw/mio/Strategic/%E8%A5%BF%E6%96%B9%E5%85%B5%E5%AD%B8/Mahan.htm
11.馬漢的海權思想與海軍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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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漢《海權論》與《海軍戰略論》簡介
U235 於 2002/06/25 20:52
前言
佔據地球70%以上面積的海洋水域，始終與人類生存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海洋不僅是一個開闊而廉價的交通線，且隨著科技發達與其蘊藏著豐富資源的發現，已成為世界各國競相意圖控制的領域，更是國際權力角逐的戰場，以及國家生存發展的重要憑藉。對於一個資源不足而依賴貿易活動甚切的海島國家而言，尤其為生命線所寄拖。人類的海洋活動自古不曾間斷，海洋活動力的強弱，也曾實際主導了戰爭的勝負和國家的興衰。如：古代雅典就曾靠制海權而打敗了斯巴達，迦太基人也憑藉其龐大的船團而盛極一時；英國更由於能掌握海洋，屢敗西班牙及法國艦隊，而稱霸全球，但直至18世紀末以前，始終缺乏有系統的海權思想與海軍戰略論著；直到1890年馬漢發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海權研究之風氣才為之大開，而制海權的爭奪也變成一種不可抑止的趨勢。美國海軍成長為今天遏制全球17個重要海峽，足以為世界任何地點的戰爭提供海上支援的世界海上霸主，馬漢之海權論及其眾多奉行者功不可沒也。
馬漢生平簡介
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1840─1914)美國海洋歷史學家、美國海軍少將，近代海權論的創立者，一生致力於美國海權的建立而奉獻。其父丹尼斯-馬漢為西點軍校的名教授，美國南北戰爭雙方的將領大多都出自其門下。
1840年9月27日生於美國西點。
1854年馬漢進入紐約的哥倫比亞學院，兩年後轉入美國安納波利斯海軍官校三年級就讀。
1859 年以第二名優異成績畢業於美國海軍軍官學校，兩年後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嗣後隨艦參加美國內戰。最初馬漢和美國一般海軍軍官一樣，爾後20餘年歷練不同的海陸職務。曾遠航南非、印度洋與日本，當他擔任艦務官時，認識了艦長魯斯代將(Stephen B.Luce1827-1917)，此人對馬漢一生的事業影響，有如沙倫和斯特之對克勞塞維茲。
1862年在海軍學院任教。
1863－1867年任塞米諾爾號艦長。
1867－1869年在易洛魁號上赴遠東巡航。
1872－1874年任黃烽號艦長。
1877－1883年任安納波利斯海軍軍校軍械部與射擊部主任。
1883 －1885年任漢諸塞號艦長。馬漢的船艦經常駐泊在南美，在讀到一本《羅馬史》(Mommsens,History of Rome)，探討漢尼拔當年經由陸路進入意大利的理由；馬漢由此做了個擴及於海洋的推論，獲致一個結論：“海洋的控制，是一個從來不曾有過，有系統認識和解釋的歷史因素”；於是開始進一步對17、18兩個世紀的海、陸軍戰史《伯羅奔尼撤戰爭史、續編》、《遠征記》、《羅馬史》、《羅馬帝國史》、《法國海軍史》，馬漢尤其攻讀了約米尼的著作《1792~1801年革命時期的軍事和批評史》和《戰爭藝術概論》，作有系統的研究對比。
1885年馬漢發表《墨西哥灣與內海》一書，深受當時海軍戰爭學院創辦人魯斯的賞識，受聘前往紐波特海軍學院任教，專任海權史學與戰略學的講述。
1886－1888年又繼任魯斯為海軍大學校長，專心於海權理論的研究和宣揚，並成為日後海權理論的權威。
1888年就任西北海軍船塢基地主席。
1890年出版《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pon History)。
1892 年出版《海權對法國革命及帝國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相繼出版，使其廣受好評，尤其受到英國學界的讚賞與敬仰，“牛津”和“劍橋”大學相繼贈與榮譽學位。
1892－1893再度出任海軍大學校長。
1893-1895年任芝加哥號艦長。
1896年服務軍旅40年後退休，仍然繼續研究寫作相關海權論著。
1898年擔任美西戰爭的指揮官。
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以美國代表團顧問身份及美國海軍作戰委員會委員出席，堅決反對裁軍。
1902－1903年馬漢被選為美國歷史學會的會長。
1906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把所有曾在內戰時服役的海軍上校皆昇為備役少將，馬漢雖接受了這份榮譽，但在著作上，仍保留其“上校”階級。
1908年出任美國海軍事務委員會主席。
1911年發表《海軍戰略論》(Nanal Strategy，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ilitray Operaction on Land)
1914年12月1日因心臟病發作，逝世於華盛頓海軍醫院，享年74歲。
馬漢著作甚多，總計寫了20本書和137篇論文。有關海權的理論散見於其著作中，並未有專書。其中以《海權對歷史之影響1660-1783》、《海權對法國大革命和帝國的影響(1793-1812)》及《海軍戰略論》較著名。是世界公認的海權先知者，也是世界上最具權威的海軍史學家和戰略家，這三部著作的歷史影響足以動搖當代每個人的生活方式與思維習慣。
海權論與海軍戰略簡史
海軍戰略是隨著海戰史的發展而發展的。古代海軍的海上作戰行動，多為陸上作戰的從屬，尚未形成“海軍戰略”這一概念。隨著海上戰爭和海軍的發展，海上作戰行動逐漸伸向遠洋，從而脫離了對陸上戰場的從屬地位。
15世紀末16世紀初起，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等殖民主義國家為了掠奪海外殖民地，保護殖民權益，爭奪海上霸權，其海軍遠渡重洋，對殖民地進行武力征服，相互之間也進行了多次戰爭。這是西方海軍戰略理論的基礎。
19 世紀末，美國已發展到市場經濟主義向外擴展階段，其海軍有了較強的實力，開始了向海外的擴張。與此同時，美國海軍理論家馬漢，提出適應美國擴展需要的海權論學說和以海權論為中心的海軍戰略理論。強調要以優勢的海上力量控制海洋，利用公海向海外投送兵力，去確保海上航運的安全海疆，目標自是建立稱霸的海軍。其學說和戰略理論成為美國海軍理論的基礎，並對其他國家的海軍戰略理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918年起蘇聯海軍開始建立，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及以後一段時間，基本上是一支近海防禦力量(要塞艦隊)；自20世紀60年代以後，逐漸發展成為一支具有遠洋進攻能力的海軍(存在艦隊)。
70年代以來，美國和蘇聯競相發展新型核子潛艇，能夠發射遠程戰略導彈，除用於戰略襲擊外，主要作為實行核報復(即第二次打擊)的工具。美國、蘇聯的海軍部署和活動於世界各大洋，還把商船隊、漁船隊和海洋考察船隊作為他們推行其海洋戰略的輔助力量。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是以國家的軍事戰略指導下，在陸軍、空軍和沿海廣大人民群眾、海上民兵的協同支援下，實行近海防禦作戰，其任務是抗擊外國海軍從海上入侵，保衛本國的領海和海疆，維護國家的海洋權益。
臺灣-中華民國，島嶼四面環海，對馬漢的海權論與海軍戰略，豈僅陸海空軍將領者應熟習而師法，豈僅海權國家奉之為泰斗而已，甚盼以島國為本之全體國民以至最將領及最高統帥，若皆能虛心涵泳體會，蘄其深造自得，則將更深一層，融為我島國軍戰爭藝術之啟示也！
馬漢的思想背景
馬漢的一生是處於美國極欲向外擴展，成為世界貿易強國之時，需要建設強大的海軍，和指導海權發展的戰略理論依據的時代，其思想背景的形成，可以概括分為以下六點：
一、美國南北戰爭後，美國人眼光內向，以西部開發為焦點，而忽視其外交關係和海外利益。
二、19世紀末，世界是以歐洲為中心，並受歐洲支配，美國被偏處於邊緣地帶的地位。
三、歐洲工業革命第一階段已趨於結束，新的階段正要開始，蒸氣和電力正在使陸海交通轉型。
四、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都大有進步，尤其達爾文主義成為國際競爭的基礎。
五、歐洲列強都採取擴張政策，紛紛向海外建立殖民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已成當時主流。
六、馬漢接受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創辦人魯斯的指導，將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 1779-1869)《戰爭藝術》中的陸戰規律應用到艦隊作戰，以之向學員講授，並於1911年以《海軍戰略：與陸軍上事行動原則及實踐的比較和對比》，中譯本《海軍戰略論》之書名出版。
七、馬漢兩部主要的著作，基本是以英法兩國戰史為論點：
(一)1688－1815年拿破崙失敗，在英法長期戰爭中的每一階段，都是制海權的得失決定勝負。馬漢說：並未企圖在陸上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而僅憑控制海洋和歐洲以外的世界，英國政治家即能確保其國家的利益。
(二)影響海權發展的先天因素(說明不列顛的海洋優勢)：馬漢印象最深的是英國人如何經由海權的獲致，而促使其財富及國力的增長，另一方面他又嚴厲地攻訐法國人，由於背向海洋而重視大陸，終於一蹶不振。
(三)地理位置(不列顛為橫越海路的島嶼，在戰略上具極大的利益)最理想的位置是居中央位置的島嶼，靠近主要的貿易通道上，有良好的港口的海軍基地。
馬漢學說對世界的影響
馬漢的海權論，是在美國南北戰爭後產生的，適應了美國為確保海運對自由市場經濟半殖民主義政策的需要，成為當時美國政府制定“海洋政策”和“海軍發展政策”的理論依據，並對其他強國海軍的“海洋戰略”發生重大影響。
馬漢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出版之後，美國及許多國家的政策和思想都受影響，尤其當時英國的海洋優勢，正受到法、俄兩國所構成的聯合威脅，馬漢的著作使英國政府獲得一種現成的工具，以來代替其政策辯護，得以獲得重整軍備的成本；德皇威廉二世著手擴建海軍，馬漢的著作亦成其手中最佳的宣傳武器；日本正走向帝國主義和海軍主義的道路，馬漢的著作恰好可以對它提供政治性和戰略性的理由。
馬漢的思想不僅刺激了歐洲諸國與日本走向海軍造艦競賽，也鼓勵了海外殖民地的擴張，英國史學家韋布斯特(Charles Webster)就認為馬漢是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之一。總之，馬漢的海權思想和海軍戰略理論，一直支配著西方世界國家的海洋政策和戰略，對近代史影響即深且鉅，至今歷久不衰。
一、美國：馬漢的書固然是以英國歷史為實質肉容，其理想卻是以美國的前途為建言的目標，呼籲美國政府重視海洋，能採取積極的海洋政策，使美國迅速走向世界權利的大道；在美國，馬漢於揚名海外之後才受到尊重，但美國的海洋政策受其思想的影響，也最深遠。就實務而言，不僅1898年的美西戰爭及巴拿馬運河的開通受其鼓吹，美國的遠東政策更經常受其影響。1901年老羅斯福當選美國總統後，極受馬漢海權思想之影響，致力發展海權；包括美國艦隊的擴建及積極奪取太平洋各戰略島嶼外，積極海洋的政策、遠東政策(對華門戶開放)及巴拿馬運河之開通及加勒比海之戰略海上基地，馬漢的鼓吹和聲援，均居重要地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美國海軍軍官在討論或準備戰爭時，均仍遵守馬漢的理念，並採取他的方法。美國今日實力能獨步全球，美國海軍成長為今天遏制全球17個重要海峽，足以為世界任何地點的戰爭提供海上支援的世界海上霸主，而且他的思想還深刻地改變了幾代人頭腦中固有的大陸主義的觀念，使世界戰爭的樣式與格局發生了一場海上革命。
二、英國：馬漢發表其《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後，不久就被譯成德、日、俄、義、瑞典、法文，其第一個受到影響的是英國，當時英國海洋優勢飽受俄、法兩國聯合威脅，在1889年英國政府提出海軍擴充計畫時，馬漢著作的理論，立即成為英國政府政策最強力的辯護理由。英國人說：英國之所以能有一支堅強的海軍，毋須感謝保守黨或自由黨，而應感謝馬漢上校！
三、法國：法國很重視馬漢對於法國海軍政策的批評，並且稱讚其思想具有真正的創造性。
四、德國：德皇威廉二世及海軍部長鐵畢茲(Von Tripitz)亦深受馬漢影響亦不下於英國，雖然德國在馬漢發表其鉅著前就已著手擴建海軍；而馬漢著作，卻成為德國政府的最佳宣傳利器。但德國卻忽略了馬氏的一項重要訓條：“一個國家無法同時發展陸權與海權”，導致德國陸軍反而受經費影響而減低其戰力。
五、日本：當時日本正走向帝國主義和海軍主義的道路，馬漢的著作被譯成日文，為日本政府提供政治性和戰略性的理論根據，日本海軍學校把馬漢的著作當作教科書，各級學校圖書館也均收藏。
海權思想
馬漢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及《海權對法國革命及帝國的影響》兩本鉅著，來探討他的海權哲學(Philosophy of sea power)，他根據英法兩國歷史，發現海權是民族(國家)偉大性不可或缺的因素，當運用適切時，海權可增長財富國力，運用不當時，則帶來國運衰頹。
主張擁有並運用具有優勢的海軍和其他海上力量，去控制海洋，以實現己方戰略目的的軍事理論。也有人譯作海上實力論。分析研究了英國同荷蘭、西班牙、法國等海軍強國為爭奪海洋霸權而進行的多次海戰以及美國獨立戰爭中的海戰，闡明瞭海權對這些戰爭的勝負，對有關國家、殖民地和海上貿易所具有的重大影響及作用。至1911年，馬漢又寫成《海軍戰略》一書，形成了他的海軍理論體系。
馬漢的海權論認為，以貿易(指商品輸出)立國的國家，必須控制海洋。奪取並保持制海權，特別是與國家利益和海外貿易有關的主要交通線上的制海權，是國家強盛和繁榮的主要因素。要奪取和保持制海權，必須具有佔優勢的海上實力，即強大的艦隊和商船隊以及發達的基地網。他從戰略角度分析了一國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領土範圍、人口數量、民族性格和政府政策(包括發展海上實力的政策)等因素對海權的影響，提出海軍戰略就是在平時和戰時建立並加強海上實力，以實現國家的戰略目標。他認為，奪取制海權的方法是艦隊決戰和海上封鎖，而要完全奪得制海權，只有通過艦隊決戰。他強調集中兵力，把集中兵力視為基本的作戰原則和貫徹海軍戰略的主要手段。他主張美國應建立強大的遠洋艦隊，首先控制加勒比海地區和中美洲地峽，爾後進一步控制其他海洋。還主張美國在太平洋同其他列強實行“合作”，以獲取利益，並爭奪中國市場。
NO:278_2
U235 於 2002/06/25 20:52
Re:哲學研究-軍事思想-馬漢.海權思想
海權論思想要義
馬漢歸納出影響海權發展的一般因素有六項，即：“地理位置”、“自然地理形態”、“領土大小”、“人口數量”、“民族性”、“政府的性質和政策”。
海權的六項基本要素
一、地理位置：最理想的位置是居中央位置的島嶼；靠近主要的貿易通道上，有良好的港口和海軍基地。不列顛群島與歐洲大陸的距離不遠不近，既足以使英國獲得對抗外敵入侵的相當安全保障，又便於打擊敵人，換言之，進可攻退可守。例如：英國以英吉利海峽和歐陸相隔大，不僅有水為屏障，且距歐陸近，因此英國不須維持大陸軍，而可集中國力發展海權，以優勢的海軍來封鎖歐陸港口，並控制出入歐洲北部的航線。與英國成強烈對比的是法國，他不僅要維持大陸軍，而其海軍也必須分駛大西洋與地中海，因此在海權競爭中，法國對英國自然居於劣勢。
二、自然地理形態：具綿長之海岸線，及擁有良好可用的港埠；海岸線可決定向海洋發展的難易程度，良好港灣則代表向海發展的先天潛力，而土地的肥沃與否，則影響人民討海為生的意願和需求。一國的海岸線是其邊界的一部份，凡是一個國家其疆界易於與外界接觸者，其人民便較容易向外發展，與外面世界相交往。地形平坦、土地肥沃可能使人民安土重遷，不願投身海洋，如法國；反之，則逼使人民不得不討海維生，如荷蘭、葡萄牙。島國及半島國家受限於地形上的因素，若欲發奮圖強，則必須重視海權的發展。
三、國家領土大小範圍：供應必要物資，但地形未經河川嚴重分割，大到難於防守；馬氏認為國土的大小必須與人口、資源及其他權力因素相配合。一個國家人口的總數與海岸線總長度的比例，具極大重要性。否則廣大的領土可能反而成為弱點。如面積太大，而人口與資源不成比例的國家，防守密度低，國家的危險性增高，假使又被河川或港口所割裂，則更是一大弱點。以美國內戰時的南方為例，以人口和資源的比例而言，其面積是太大了，尤其是有了太長的海岸線和太多的內陸水道，兵力易被分割而導致失敗。領土幅員應和人口、資源等因素相配合，地廣人稀、過度綿長的海岸線及內陸水道眾多等，有時反而成為弱點，如美國南北戰爭時之南方領土即是。
四、人口數量：提供從事海洋事業的人口培育，儲備海軍後備力量；人口數量和素質對海權均為重要基楚，海權國家不僅應有相當數量的從事航業人口，而其中直接參加海洋生活的人數更應站相當高度的比例。國家的平時航海事業(包括航運和貿易)足以決定其海軍在戰爭中的持久力。英國即為典型例證，他不僅是航海國家，而且也是造船和貿易國家，擁有發展海權的必要人力與技術資源。想向海洋發展的國家，不僅應有相當數量的人口，而且其直接或間接參加海洋活動的人數，也應占相當的比例。
五、民族性：面向海洋，具冒險犯難的性格，促進商機及航運發展；國民對海上貿易的意願及航海生產能力的心理因素亦極重要。人人以向海洋尋求財富為榮，航海事業自然蓬勃。海商與海軍的結合，再加上殖民地的開拓，終使英國成為海權霸主。主要為貿易願望(重商主義)和生產能力；有此心理基礎，人民才會走向海洋尋求財富。海洋商業與海軍的結合，再加上殖民地和海外市場的開拓，遂使英國成就有史以來的最大海洋強國。
我們正倡導全民正當休閒活動，惟受限於台灣地狹人稠，無法闢建足夠的休閒場所。台灣連綿的海岸適於規劃海上遊憩活動，例如遊艇、潛水、海釣、滑翔翼、拖曳傘、水上摩托車、賽船、泛舟、帆船、衝浪、滑水等活動，可增加全民休閒運動空間，同時提供青少年育樂的大自然天地，以紓解青少年問題，這些多元的海上活動，亦可透過海事教育逐步規劃實施。
六、政府的性質和政策：政府的戰咯主張，影響海軍武力的運用；政府必須明智而堅毅，始能對海權作長期發展。英國的成功主因即在此。自詹姆士一世開始，英國的國家政策即一直以追求海外殖民地、海上貿易和海軍優勢為目的。政府若明智而堅毅，培養其人民對海洋的興趣，則海權的發展也自然比較容易成功。英國自詹姆士一世時代開始，其國家政策就一直以追求殖民地、商業和海軍優勢為目的，故能奠定海洋強權基礎。馬漢認為英國之成就為空前海洋強權，除了具備上述基本條件的優勢外，其政府海權運作的適切，實居關鍵。在海權運作方面，馬漢認為英國若無海運貿易能力，無廣大殖民地(資源、基地和市場)，以及訓練有素的海員和船艦，則英國雖有先天優越條件，亦將無能為力，尤其在戰爭工具運用上，即制海權爭取上，英國通常均以在海上擊滅敵國艦隊或對敵港口建立封鎖為一貫指導，更是重要因素，相反的，法國卻熱衷於領土的征服而未著眼於擊滅英國艦隊，於是結果便完全不同。
當前海事教育問題之探討
馬漢海權論之中心思想
一、馬漢引證英國在拿破崙時代的戰爭中獲得海上霸權的事實，來證明欲發展海權必須以強大的海軍控制海洋，以掌握制海權：拿破崙幾次企圖渡過海峽征英皆告失敗後，於1798年征埃時，其海軍在尼羅河海戰時遭英國納爾遜將軍所率領的艦隊重創，地中海制海權盡失，本國與埃及遠征軍的交通線被切斷而告失敗。1801 年，拿破崙為了削弱英國的商業，號召各國武裝中立，俄國、丹麥、瑞典及普魯士皆參加，一致反對在波羅的海行使交戰國權利。英國必須仰賴波羅的海各國輸入橡木、繩索和帆布，所以無法容忍上述諸國參加武裝中立，乃派遣波羅的海艦隊，以武力來打破拿破崙的武裝中立政策。在哥本哈根海戰中擊敗丹麥海軍艦隊取得進出波羅的海的自由後並進入芬蘭灣，打破武裝中立的政策。1805年在特拉法加海戰中，英國艦隊擊敗法西聯合艦隊，建立英國海軍的無敵霸權。
二、 海權的發展屬外線作戰，以攻擊為主要任務，陸權對海則以防禦為主。
陸海權的合作，是走向合和平繁榮與發展，如：英國的殖民制度轉向邦聯制、美洲、東協、歐洲共同市場；陸海權發展的任一方走向錯誤的方向，就是走向戰爭，如：一次大戰的歐陸、二次大戰“德國”與“日本”，企圖統治全世界。純陸權的防禦發展如：蒙古之四大汗國、清帝國初期之禁海。
三、有優勢之海軍，優良的海外基地、海港，才能與敵人抗衡，發揮海權之力量。
(一)海軍的目的在於會戰，而最終的目的則為取得制海權以控制海洋，因此艦隊所需要的不是速度，而是強力的攻擊火力，擁有優勢的海軍，才能控制海洋。
(二) 擁有廣大又富饒的海外殖民地及優良海港，有利於艦隊補給、維修，對延伸海軍戰鬥能力有很大助益。海權必須能確保自己的交通線安全，並同時能切斷敵人的交通線。交通線愈長，則海權所能賜與的利益也就愈大。而交通線的建立，就依賴線上的各個海外基地(殖民地)與海港了。英國在18世紀在地中海南岸擁有眾多海外基地，因此方能封鎖法國海岸，擁有地中海制海權；法國拿破崙遠征埃及，其目的即欲切斷英國經地中海到印度之交通線。
三、 丹麥的日德蘭半島與西蘭島控制北海與波羅的海的航道咽喉；直布羅陀海峽緊扼大西洋與地中海的交通；蘇彝士運河為地中海與印度洋的海運衢道，若能掌握這些戰略要地，就可發揮以海制陸的優勢。
海權控制陸權的地帶
一、海峽：海峽是交通樞紐地帶，掌握海峽即可控制敵人之海上運輸，阻止其海權之發展。如獨立國協從波羅的海出大西洋之交通線受制於松德海峽；從黑海出地中海又受制於達達尼爾海峽及博斯普魯斯海峽，致使其海權發展自帝俄迄今仍無法獨霸於世。
二、半島：半島伸入海中可享海上交通、運補之利，亦可發揮陸海協同作戰之效果。如19世紀拿破崙時代的西班牙半島戰爭，英藉海上運補遠優於法軍藉陸路運補，致法軍在半島戰爭中失敗。
三、島嶼：島嶼如獲有優勢的空權與海權，則可發揮其控制陸權之戰略據點價值。如日本、台灣、菲律賓各自擁有堅強的空權與海權，才使中共勢力無法向太平洋及印度洋伸展，其戰略位置舉足輕重。地中海北岸的一系列島嶼亦是以海制陸的戰略據點，為世界霸權爭奪的對象。
海權國之基本條件
一、海軍條件：要有海軍、海上基地、海運路線(交通線)且不受他國控制。美國在20世紀雖擁有強大海軍艦隊，但被分隔於兩洋，無法達到“集中”、“節約”之原則，因此馬漢力主美國應開鑿並控制巴拿馬運河及控制加勒比海諸島以保障太平洋與大西洋航運路線之安全。美奉行馬氏之觀點而成今日海上之霸權。
二、海運條件：必須擁有龐大之商船、港口及順暢之海上航路，並有海外商業及經濟關係。從海權的意義來看，海權乃為控制海洋及利用海洋，以達成國家目標之能力，而拓展海權之主要工具為海軍武力及商漁船隊，武力用以制海以保障海上商漁船隊與交通線(海上航路)之安全，而商漁船隊可開發海外商業及經濟利益，厚植國力，平時商業船隊可賺取大量經濟利益，戰時可支援海軍艦隊作戰，如福島戰爭，英國即徵調很多油輪、貨輪、客輪、協助運補兵力及戰略物資。
三、海外商業條件：國民大量移民於國外殖民地，並建立雄厚的經濟實力，對國力之擴張具有極大優勢。17、18世紀，英國在其海軍武力配合其商業船隊在世界四處拓展其殖民地，獲致豐厚的經濟利益，而成為海上霸權，有日不落國之稱。台灣為一海島，四周環海，海岸線連綿1,000公里，是道地的海洋國家。為確保國家生存與安全，除維護海權(Sea Power)外，另為解決島上資源貧乏問題，改善國計民生，必須利用航運（海運）進口各種大宗貨品與原料，更要對外拓展貿易、賺取外匯。
構成海權的後天條件
一、工業生產：一個國家欲發揮和維持巨大的生產力，作為海權的背景，就必須從世界各地獲取大量不同的原料，經過加工轉變為各種戰咯物質，厚植國力；「工業生產」可說是建立海權的工具。
二、航運能力：商、漁業航隊精巧發達，除可促進國家的繁榮，其航運能力的發展亦是工業生產能力及海軍發揮海權力量的支撐。
三、基地：海軍若沒有良好的後方基地、中繼基地、前進基地，就難於發揮制海戰力，況且海外基地(殖民地)更是外貿的市場依據。
四、海軍武力：為控制主要海上交通線、海上戰略要點、重要港口及海岸、鄰近之陸上要域、航運及基地護衛的基本力量。
上述四項因素構成海權條件，並非是機械式的合成，而是在其合成的過程中，同時又產生彼此激發的作用。
工業生產、航運能力、基地、海軍武力四者息息相關。因為有雄厚的工業生產，才能造船造艦；有強大的航運能力，才能由世界各地輸入戰略物質與原料，才能拓展外貿，增加國家財富；有了基地，才能擁有海外市場，航運才有運輸目標，海軍武力才有發揮戰力的據點；具備海軍武力，才能確保制海，維護航運與基地的安全，四者相互支持，缺一不可，這也就是海權的本質。對資源不足而依賴外貿甚殷的國家來說，海上交通無異是生命線所寄，要想贏得台海防衛戰爭勝利，精實海權實力勢在必行，面對海洋世紀來臨，現代軍人，對海權思想與海軍戰略，實在不可不知。
NO:278_3
U235 於 2002/06/25 20:53
Re:哲學研究-軍事思想-馬漢.海權思想
海軍戰略內容
海軍戰略是由國家最高軍事領導機關根據本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戰略、領土範圍、海洋地理環境、科學技術、國際形勢以及可能的作戰對象等條件制定。其內容主要包括海軍的建設、作戰、訓練和科學技術研究等方面。諸如海軍的建設方針，海軍內各兵種的構成、比重，領導和指揮體制及部隊的組織編制，武器裝備和軍需物資的規劃、生產和儲備，海軍基地、港口的分佈和建設，海上戰場的選定和準備，海軍後備力量的建設和戰時動員計畫；海軍的作戰方針，海上戰爭的目的、任務，海上戰區的劃分，海軍作戰部隊和勤務支援部隊的部署，控制海上戰略要點，奪取和掌握海洋戰區制海權和制空權的行動計畫，指揮和後勤系統的組織；海軍教育訓練的方針、原則、體制，以及海軍知識結構的確定等；海軍軍事科學研究的體制和規劃，海軍軍史、戰史、作戰理論和戰略、戰術的研究，各種訓令、教令、準則、操作的制定，艦艇、飛機和各種武器、裝備的發展方向、設計論證，研究海洋環境對海軍的影響，海軍的遙測學、海軍科學研究方法學等海軍邊緣科學理論的建設，等等，都屬於海軍戰略的範疇。現代海軍，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很高的機動性和很強的突擊威力，並具有戰略襲擊能力的軍種。世界許多國家正競相開發海洋，有的海軍強國企圖稱霸海洋，在海洋權益上的鬥爭日趨激化，海軍的戰略地位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
一、海軍戰略類型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國家的海軍實行不同的海軍戰略。其基本戰略類型有兩種：即“守勢作戰”和“攻勢作戰”。在戰略指導上，實行“守勢作戰”時，通常進行海上戰術、戰鬥的“攻擊作戰”；實行“攻勢作戰”時，於戰術、戰鬥攻擊的同時，在必要的一方，輔以必要的海上戰術、戰鬥的“防禦作戰”。
二、制海權
交戰一方的海軍，在一定時間對一定海區的。目的是確保己方兵力海上行動的自由，剝奪敵方兵力海上行動的自由；保護己方海上交通運輸的安全，阻止敵方的海上交通運輸，亦即使該海洋區域為己所用而不為敵所用。根據控制海洋區域的目的、範圍和持續時間，可分為“戰區制海權”、“戰略制海權”、“戰術制海權”。制海權不是絕對的，在優勢一方取得總制海權的情況下，劣勢一方也可能在一定的時間內，對局部海區取得局部制海權，一如空軍之局部空優與突襲(入)。
奪取制海權的戰爭在西元前5世紀的希波戰爭(492－449B.C.)就出現過。而馬漢為首創把制海權問題，綜合為軍事理論；隨著海軍武器裝備的不斷發展，海軍奪取制海權的手段也不斷變化。19世紀以前，主要使用水面艦艇，以後除水面艦艇外，還有潛艇和空軍，20世紀50年代起，又增加了核戰略導彈。在現代條件下，奪取和保持制海權，還包括奪取該海域上空的制空權，並需綜合使用海軍各種作戰兵力、兵器和多軍種聯合作戰方式才能達到。
三、海上封鎖
用武力切斷敵方海岸或某一海區與外界海上聯繫的進攻性作戰行動。分為“全面封鎖”和“局部封鎖”、“水上封鎖”、“水下封鎖”。目的是限制敵方艦船機動，孤立敵方島嶼或海岸區的兵力集團，掌握制海權，切斷敵方海上交通運輸。海上封鎖主要由海軍水面艦艇、潛艇和空軍配合實施，封鎖的方式有兵力封鎖、水雷封鎖，或兵力封鎖與水雷封鎖相結合。海上封鎖的地點，通常選在敵方的海軍基地、港口或主要航道以及海峽附近海區。
早在希波戰爭中，波斯艦隊就運用過海上封鎖。在以後的戰爭中，海上封鎖不斷得到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艦隊就封鎖了德國的出海口，使德國艦船一度失去行動自由，海上運輸幾乎陷於停頓；隨後，德國海軍使用潛艇對英國實施海上(水下)封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美軍使用空軍實施大規模佈設水雷，對日本進行海上封鎖，斷絕了日本的原料和糧食等的輸入，切斷了日本本土與其所佔太平洋島嶼之間的海上聯繫。美軍在越南戰爭和英軍在馬爾維納斯群島之戰中，也實施過海上封鎖。在未來戰爭中，海上封鎖仍將是一種有效的作戰型式。
按國際條約和公約的規定，進行海上封鎖必須正式宣佈，指明封鎖的開始時間和地理界限，以及中立國艦船離開封鎖區域的期限。吾人非常懷疑，如果中-臺之間發生戰爭，中共是否會事先提出聲明，後才實施行動！
馬漢海軍戰略論精華
是指導海軍建設和作戰的方略。屬於國家軍事戰略，是國家軍事戰略在海軍中的運用。海軍之有馬漢正像陸軍之有克勞塞維茲，對於闡明海權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重要意義，為馬漢最傑出的成就，能以全部歷史為背景來寫海軍史，並同時注意到政治及經濟因素者，馬漢實為第一人。
“集中”、 “中央位置”、“內線”、“海上交通線”、“絕對攻勢”等為馬漢海軍戰略論精華，其基本的理論架構，受約米尼《戰爭藝術》的影響頗深；“集中”與“中央位置”能迫敵分散兵力，“內線”能使兵力迅速到達某一點，海軍戰爭中唯一決定因素還是戰鬥艦隊，其真正的目的不是盡量增強某一艘船的威力，而是要使整個艦隊發揮最大的攻擊能力；因此，馬漢有一句常為人引述的名言：“絕勿分散艦隊！”。他說：交通是一個概括性的名詞，不是地理線，如陸軍所採取的道路，而是軍艦的必需補給，一個軍事實體與國家權力之間經常保持連絡的運動線。
一、集中原則：
集中乃獲致戰果的根本，集中的涵義有三：其一是“目標集中”。馬漢引用拿破崙的名言說：目標專一就是成功的祕訣，強調：切勿在同一時間內，作兩種意圖 (追逐兩個目標)；艦隊兵力部署，應能相互支援，密切聯繫，不得各自為戰。其二是：“優勢與牽制”；在決戰線上保持優勢兵力，以優勢主力攻擊敵之一點，另在其他點牽制敵軍，以便主力攻擊能獲致戰果。其三是：“火力集中”，當遭遇敵兩艘戰艦時，要集中火力合力攻擊其一艘，千萬不要各戰一艘。馬漢用：“永遠不要分散艦隊”一語強調集中原則的重要性。
二、中央位置：
馬漢認為位置是一種形勢，中央位置能提供一個提早到達目的的捷徑，但日俄戰爭之俄軍，雖據有旅順，卻因海戰失敗而未蒙其利，故中央位置須加上力量，才會形成真正有利的結果。換言之，擁有位置適中、形勢強固、資源豐富的海軍基地，海戰時就可居於先天有利地位，但並不保証絕對勝利。
三、內線：
內線就是從中央位置，向一個或數個據點延伸，用以取得阻止敵軍會合的中心位置，以便用劣勢兵力牽制一面之敵，另以主力集中攻擊他面之敵。換句話說：內線的定義，是作戰的一方能迅速調動兵力，集中對任何一面之敵，加以有效的運用。要言之，內線是較敵人運用的路線為短的一條路線。這又是一個作戰方便的手段，並非絕對勝利的保証。
四、海上交通線：
係陸上部隊與海上艦隊自由運動以維持戰力的空間，為補給線和連絡線的總稱，對軍事供應和勝負具有密切關係，是大軍作戰命脈，能支配戰爭，故有生命線之稱，必要時，又可使軍隊自由撤退，故又有逃命線之稱。不過，馬漢所說的交通線，並非指軍隊必經之途的地理線，而是船艦載量有限所無法攜行的必要補給品。他明確地指出所謂補給品：第一是燃料、第二是彈藥、最後才是糧食，而海軍艦隊的補給來源就是靠海軍基地。故馬漢真正的意思是，來自海軍基地的後勤補給與修，是成就海軍戰略持續的必要因素。
五、絕對攻勢：
海上作戰要保持絕對機動與攻勢，反對把海軍充當四通八達而漫無疆界的海洋防禦工具。他說：“在一切海戰中只有一項基本原則，即：唯有攻擊才能確保防禦的安全”、“海軍放棄了攻擊性能，等於放棄其最有效的基本功能”、 “在海上採取守勢，是絕對不利的，除了為形勢所迫採守勢之外，千萬別自動採取守勢，擁有優勢兵力者固應主動邀敵決戰，即使因兵力劣勢先行避戰，也當使敵不明我之動向，迫敵轉移兵力，再相機誘敵而擊滅之”。馬漢對劣勢海軍的運用，其實和柯白所說的“存在艦隊(Fleet in being)”有些類似。
近代戰略學者羅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論制海權時，認為馬漢對海軍的運用，並不以“在其防衛區域的近前方建立防線為滿足”，而是要“獲得完整的制海權為理想”。羅辛斯基歸納馬漢言論的意義說：“因為海是一個整體，其中沒有任何部分可以劃分和設防，所以要對我方在海上或經過海上的利益提供有效保護，則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敵人逐出整個海洋之外......而在海上，僅只為了本身安全之故，我們也仍將被迫必須徹底擊滅敵軍，並將其逐出海洋之外”。
結論
古希臘學者修昔底德(Thucydides，西元前 460-406)指出：海權(Sea Power)是海的權力(Power of the sea)不屬於任何人，而僅當人們知道如何利用此種權力時，海才會把此種權力賜與他。歷史的軌跡告訴我們，過去忽視海洋的人，平時必難以發展，戰時必遭受重大挫敗。中共曾對“世界海戰史”、“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 海戰歷史進行大量研究，得到的結論是：“守土型的國防觀念，是海權意識淡薄的突出表現，在海洋時代必然貽誤大局......要保證國土安全，首先要保證國家的海疆安全”，而致力於擴建海軍，以爭取海權。但後世史學家對其仍不免有所批評，如：
一、在歷史中還有若干非海洋帝國的興起，他都未曾考慮。
二、海權因素故然重要，但導致拿玻崙失敗又遂有其他因素的存在。
四、 英國在17和18世紀中的成功，海權雖為重要理由，但並非唯一的理由。
發展海權的第一步，就是研究海權思想和海軍戰略理論，馬漢的思想，正可以給海軍一個有力的指引；雖然馬漢的思想並非十全十美，而且有些已嫌不合時宜，但吾人若能師其意而不泥其古，兼採其他海洋戰略學者卓見以資互補，致力實踐於國防建設實務，必然裨益無窮。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曾言：地中海是昨日之洋，大西洋是今日之洋，太平洋是明日之洋。時值邁入21世紀，位居西太平洋“中央位置”、東南亞戰略要衝的中華民國台灣，對馬漢的海權論應有更深一層的詮釋與認識。
台灣中華民國，在四面環海資源有限，本島戰略縱深不足，戰時當以臺海週圍之海域為決戰戰略縱深，自然平時海、空交通運輸安全之確保，即是我國的生命線。
台灣諸島群位於中國大陸海岸線之中央位置，是控制中共向海洋發展必經要衝，為中國大陸權成就強海權之際，對於台灣問題，不願放棄訴諸武力，美國海權之對於南北韓及越南問題，也都是大陸權與世界第一大海權對抗的因素之一。
不論是為了維護中華民國的永續生存發展，或是抵制中國的威脅，以維護海、空航道安全，臺灣均不得不致力於發展制陸空海權實力。既已處於西太平洋中央位置和空海內線有利位置，加上“質精、適量、戰力強”的空海島上防衛力量，陸軍依島群制海制空、護衛支援海空作戰，海軍依海護島(群)護空、實施制海空陸作戰，空軍依島護島護海護空、實施制海空陸作戰，以及結合諸友邦支援，未來的臺海防衛戰爭，才能立於不敗之海上。
亦在此呼籲中國：
◎不要忘了馬漢的重要訓示“一個國家無法同時發展陸權與海權”，歷史的宿命如果真是“陸權與海權的對抗”，拿下這個“臺灣島群”，將是真正陸海權對抗的開始，中國的生存發展真的需要與太平洋諸海權對抗嗎？
◎中國現在之發展有需要，如同美國南北戰爭後之向海發展嗎？中國之發展海權能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級海上霸權嗎？
◎從中國研究《地緣政治》見“森”之後，怎可往牛角尖裏鑽，不見“林”“木”反以往東南向挑起《陸海權對抗》的“不放棄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只見“草(島)”的閉著眼放火燒嗎？
◎如果中國之陸權，真沒有能力向西北陸地繁榮經濟，反而向最能幫助中國繁榮的最大一部海權，臺、日、美採取對抗的心態，才是消耗與不智！
參考資料：
海權論(馬漢)
1.所謂“存在艦隊”的觀念，就是：“只要海軍艦隊仍然存在，則對兵力較強的一方，就永遠構成潛在威脅”。“存在艦隊”用以阻止優勢敵軍獲得制海權的手段為：採取守勢，拒絕納爾遜式的正規海戰(Regular battle)，並抓住一切機會來進行攻擊。
2.制海權乃是為一種特定目的而控制海洋交通，其意義即為使我海上行動不受阻礙或反對的能力，以及阻止對方如此行動的能力。這個定義是英國海洋戰略學家柯白(Sir Julian Corbert，1854~1922)所界定的。
3.海軍思想的發展，國防部史編局譯印。
4.中華戰略學刊民83年春季刊，劉達材《海權論》。
5.中共海權意識崛起初探，黃埔雙月刊541期。
6.陸軍軍官團因進修書籍《馬漢海軍戰略》中譯版序文。
7.戰略家思想與著作，鈕先鍾，麥田出版社。
8.西方戰略思想史，鈕先鍾，麥田出版社。
9. 21世紀的戰略前瞻，鈕先鍾，麥田出版社。
10.http://www2.fjtc.edu.tw/mio/Strategic/%E8%A5%BF%E6%96%B9%E5%85%B5%E5%AD%B8/Mahan.htm
11.馬漢的海權思想與海軍戰略
地緣政治
來源: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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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eopolitics(地緣政治學)：
是一種探討個人、組織或團體，因為空間分佈等的地理因素，經營政治的手段及方法。目前用於軍事、外交等戰略分析方面較多。常常以地理因素為底，經濟，社會，軍事，外交，歷史，政治等為面進行分析。
20世紀以來，由於全球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發展，出現了各種地緣政治理論，並成為各國制訂國防和外交等政策的一項重要依據。
A.T.馬漢強調海權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認為誰能控制海洋，誰就能成為世界強國，而控制海洋的關鍵在於對世界重要海道和海峽的控制。
H.J.麥金德則提出陸權論，認為隨著陸上交通工具的發展，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成為最重要的戰略地區。
50年代，A.de塞維爾斯基根據空軍在戰略中的重要作用和美、蘇空軍控制範圍重疊的地區，提出北極地區對美國爭奪制空權十分重要的理論，被稱為空權論。
各種地緣政治理論的研究雖然都是以地理環境作為基礎，但依據重點有所不同，過去多從歷史、政治、軍事等方面考慮，而近年來對經濟、社會等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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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olitical geography(政治地理學)：
政治地理學為研究人類社會政治現象的空間分佈與地理環境關係之一學科，其著重分析政治區域之結構及功能，與政治區域之間的相互關係，為人文地理學及政治學之一學科分支。
政治地理學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和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早期主要研究地理環境和氣候因素對政治制度和人的政治行為的影響。
19世紀以後轉為研究地緣政治、國家的領土、疆界、首都、行政區劃、海外屬地等政治現象及國際政治關係格局與發展變化趨勢等。
Political geography可將地緣政治學包含於內，又無法完全包括軍事地略與戰略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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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ilitary geography(軍事地理學)：
軍事地理學既是地理學一的個分支學科，也是軍事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其主要是依據國農政治和軍事戰略和考慮，全面分析同戰爭有關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等因素所構成的綜合地理環境對國防建設、軍事行動的相互制約和影響的一門學科。
軍事地理學主要研究領域是戰爭所要涉及的陸、海、空環境，為制定國防政策、軍事戰略方針、指導軍事訓練等提供可靠的地理情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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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http://taiwantp.net/
U235 於 2002/07/26 20:08
政治地理學-地緣戰略(地緣政治)簡介
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
地緣政治學是起源於政治地理學的一種理論。根據各種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預測世界或地區範圍的戰略形勢和有關國家的政治行為。地緣政治學它把地理因素視為影響甚至決定國家政治行為的一個基本因素，這種觀點為國際關係理論所吸收，對國家的政治決策有相當的影響。
20世紀開始以來，由於全球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發展，出現了各種地緣政治理論。
人物與簡史
一、馬漢及海權論(略)
二、賴則爾(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1896年發表《國家領土成長的規律》，1897年發表的《政治地理學》，提出“國家有機體學說”，以後又發表有關“生存空間論” 的論文，把達爾文的物競天擇、優生劣汰的生物概念應用到國家的成長和發展上，認為國家像有機體一樣有興盛、衰亡的過程，國家的興盛需要廣闊的空間。
學說概述：
(一)認為國家、人民與土地的聯合就像生物一樣，是一個有空間性、會成長的有機體，這個有機體為求自己本身的生存，就必須掌握適當的生存空間，一個國家必須根據其能力適當地擴大或縮小他的生存範圍，因此有成長能力的國家就必須向外擴大其國境。
(二)一個國家若要求發展，勢必要擴展該國的疆界，因此國家的疆界是隨時變動的，而國家向外擴張的結果必然會引起戰爭。
(三)一國併吞他國領土的行為會影響他國，在弱肉強食的兼併行為中，最後將只剩下一個國家獨霸於地球上。
(四)一國的生存空間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有些國家的衰落或滅亡係由於對空間觀念淡薄所致。
三、麥欽德
(英國-麥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曾任倫敦大學地理學教授、英國國會議員、倫敦經濟學院院長、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副會長。提出“陸心說”，認為隨著陸上交通工具的發展，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成為最重要的戰略地區。他的這種“陸權論”的地緣政治理論對世界政治產生深遠的影響。
其主要貢獻在其具有獨到的對大陸與水域分佈意義之卓見。強調歷史的根本在於陸上霸權與海上霸權的鬥爭。1904年在皇家地理學會發表〈歷史上的地理樞紐〉刊載在當年的〈地理學報〉上、1919年發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重建政策的研究〉、1943年在美國季刊上發表〈圓球世界與和平的贏得〉等論文。
影響：
(一)首先實踐陸權論的國家為德國，豪斯佛禾依據麥欽德的理論，慫恿希特勒擴張侵略，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蘇聯亦承麥欽德的理論，發展陸權擴張思想。史達林協助中共侵吞中國大陸，並大肆向外擴張侵略。
學說概述：
(一) 麥氏將歐、亞、非三洲大陸視為擁有廣大面積土地的『世界島』。他指出地球上有75%面積被廣大的水域所佔據，陸地面積僅佔25%。就陸地總面積而言，『世界島』佔全部陸地總面積的17%，而其餘大陸(美洲、澳洲)僅佔8.3%。同時『世界島』的人口佔世界總人口數的88%。
(二)『世界島』的「心臟地區」或「地理樞紐地區」，西自伏爾加河、東迄大興安嶺以西、南自喜馬拉亞山、北至北極海。樞紐地區在1904年原始定義為：河川流入北極洋和內陸海(指裏海和黑海)的地區，同時也是歐亞大陸上海權所不能到達的地區，是一個完全大陸性的地區。1919年麥氏用「心臟地區」來取代「地理樞紐地區」，其範圍略有差異；即從波羅地海到黑海之間的地岬向東延伸2,500哩到葉尼塞河；從北極海向南到土耳其與蒙古之間的山地屏障線。1943年麥氏即明確指出蘇聯的領土相當於心臟地區，該地區包括歐陸全部、印度、東南亞、中國的大部分，是人口及經濟資源最發達的地區。在他的週邊就是「內新月地區」，那是一個部份海洋性和部份大陸性的地區，最外圈就是「外新月地區」，那是由各島國(英、日、澳洲、美洲、…)所組成，陸權難以直接威脅。
(三)心臟地區的東北面為勒那河地區(lenaland)，是西伯利亞東部的一片險惡山地，面積達3,750,000平方哩；東面為阿爾泰山和天山山脈；南面為興都庫什山地和阿富汗及伊朗高原；在裏海和黑海之間有高加索山地；西南面的喀爾巴阡山地構成一道天然防線；在西面為波羅的海。只有在西面夾在喀爾巴阡山地與波羅的海之間為一條可以直接攻入心臟地區的門戶，因此只有東歐才能控制心臟地區的門戶。
(四)心臟地區在世界島而言，居於中央位置，控制心臟地區的國家，除西面外，幾乎不怕任何攻擊，若能利用其豐富的資源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重工業國家，就能運用快捷、廉價的內陸鐵、公路，就能逐步的征服歐洲、中東、印度和遠東，控制歐、亞、非大陸(世界島)，並且憑藉其優勢的資源和人口及內新月地區一切海軍基地，陸權也能建立壓倒性的優勢海軍，去征服外新月地區的海權國家。(部份海權與新月地帶海權與部份心藏地區陸權的資源合作，亦能建立壓倒性的優勢空陸海軍，去征服「心臟地區」的陸權國家)。
(五) 麥氏深信世界戰略形勢主要為海權與陸權的對抗，心臟地區不但幅員廣大，且其位置距海洋甚遠，不受海權的威脅，如有一個強大民族能統治此廣闊領土，即可轉變世界權力的均衡。而且麥氏深信廉價的陸上運輸(尤其是鐵路)最後一定可以抵銷海權國家便捷的海上運輸，陸權國家能依賴陸上運輸以支持長距離以外的軍事行動。(事實上已有一部份轉變，來自於相互影響的部份陸權與部份海權的合作，如：東協與東南亞、日本-臺灣-菲律賓與中國、中國與美國、南北韓與中國)。
(六) 麥氏認為內新月地區若與心臟地區結合，利用歐亞這塊世界島的豐富資源，必能征服世界，因此除擔心中國征服俄羅斯帝國外，更擔心蘇聯與德國合作，因此主張英國應聯德制俄。他認為德國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但憑其優異的軍事和管理天才，可能不久就會恢復元氣，並企圖建立另一個帝國，若德國統治了東歐，則有控制心臟地區的危險，因此建議從波羅的海到黑海之間建立一道由緩衝國家所組成的隔離線，將德、俄隔開，以阻止德國進軍東歐。西方國家在第一次大戰後也確實建立一系列的東歐緩衝國，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些緩衝國卻成了侵略的犧牲者。(事實已有內新月地區與外新月地帶及海權的合作；而前蘇聯共產黨的分解與歐洲共同市場的結盟，形成歐洲內新月地區對「心臟地區」的威脅)。
四、克則倫
(瑞典學者-謝倫Rudolf Kjellen1864～1922)，1916年發表《國家的生活方式》一書，其後又發表《像生命形態的國家》、《一個政治系統的基礎》二書，首先提出 “地緣政治學”這一名詞。他認為一個國家成為世界強國的條件是：廣闊的空間、對全體國民的控制和自由的活動權力。
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學者豪斯霍弗利，用“國家有機說”和“生存空間論”及英國地理學家麥欽德，的“陸心說”，為納粹德國侵略擴張服務。
學說概述：
(一)在《像生命型態的國家》、《一個政治系統的基礎》兩本書中，把國家看成是活的器官，領土看成是身體，有其繁榮衰退的過程。例如首都和行政中心就如腦、心、肺；河川、道路、鐵路是動、靜脈；資源與農工商業，如手、足、腸胃，具有提供所需的原料和生產成長食物的地方。
(二)主張國家為了自給自足的必要，有支配自己所需資源的權利，而且為了成長所需，可以不斷的擴張。因此歐、亞、非將產生幾個超級大國，而德國最後會統一歐洲，並成為唯一橫跨三洲的大國。
(三)相信武力係國家最重要的特性，國家的武力較其法律更為重要。
五、豪斯佛禾
(德國-豪斯霍弗Dr.Albrecht Haushofer1869～1946)畢業於德國軍事學院。1908年被德國參謀本部派往東京，擔任軍事觀察員研究日本軍事，次年升為武官，並擔任日軍炮兵教官，駐日期間開始研究日本的地緣政治，研究日本的亞洲擴張政策並發表的評析獲德國地緣政治學界的注意，並成為太平洋與遠東問題專家。先後到過印度、緬甸、韓國、俄國和中國。1912年回國後獲慕尼黑大學獲頒『最榮譽博士』學位，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末，獲德皇擢升為陸軍少將，德戰敗後卸下戎裝，以少將階級退休，執教於慕尼黑大學。後在慕尼黑大學開設地理學和軍事學講座，傳播其地緣政治觀點。認為德國缺乏必需的生存空間和足夠的自然資源，主張重新分配世界領土，而戰爭是解決生存空間的唯一方法。此外，他把世界劃分為幾個泛區域，其中整個歐洲、非洲和亞洲西部廣大地區作為屬於德國勢力範圍的泛歐區，德國是該泛區域的核心。由於他把地緣政治學與希特勒的第三帝國聯在一起，遭到地理學界的唾棄，致使地緣政治學名聲不好而一度衰落。1924年於慕尼黑創辦〈地緣政治學雜誌(時報)〉，專門討論地緣政治問題。公開主張國家是一個必然擴大或滅亡的有機體，可以不顧一切“全力開發自己領土的國家”的主權，由地緣政治學來規定其“生存空間”。1933年希特勒任德國總理掌握政權後，任命豪氏為慕尼黑大學地緣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和德國中央科學研究院院長，之後更成立地緣政治研究所於慕尼黑，為研究地緣政治學的最高機構。其地緣政治思想成為納粹德國思想體系的組成部分，被推崇為“國家科學”。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成為戰犯，曾在紐倫堡受審，於1946年3月13日與其妻於巴伐利亞.魏爾海姆附近的寓所自殺。主要著作有《太平洋的地緣政治學1924》、《日本及日本人1936》、《地緣政治學原理、實質與目的》等。1960年克裏斯托夫提出應當恢復作為科學的地緣政治學的聲譽，認為地緣政治學是政治學與政治地理學之間的媒介，其研究應當對自然環境對政治的影響進行客觀分析。
影響：
(一)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許多章節中，反映出他受豪氏的理論影響甚深。明白聲言，德國欲變成強國，必須獲得足夠的『生存空間』。
(二) 豪斯禾佛所主持的地緣政治研究所中所研究的成果，在德軍所獲得的勝利中，佔有極大功勞，德軍將領對於地略因素作審慎的考慮，而獲得許多的勝利。如隆美爾元帥在歐洲訓練其北非遠征軍時，將他們置於灼熱的兵營中，供應適合沙漠作戰的伙食及要求士兵穿著長綿衫，以抵抗沙漠日夜溫差距大的問題，致隆美爾部隊在非洲戰場作戰有極佳的戰果。
(三)豪斯禾佛在1939年即預言，英國在新加坡的海軍基地可自陸上擊破。果然，日本在1942年的西南太平洋侵略戰爭中，從馬來半島泰國頸部的宋卡、北大年登陸，從陸上擊敗英軍，奪得新加坡。
學說概述：
(一) 理論基礎沿襲賴則爾的『生存空間』理論及克則倫的『自給自足論』，強調擴張的理論，並將世界區分為四個泛地區，每個泛地區都能自給自足並有一超級大國所領導(大東亞共榮區為日本領導、泛俄區由蘇聯所領導、泛歐非區由德國所領導、泛美區由美國所領導)，各區將會因領導國的擴張而趨於統一。
(二) 受麥欽德陸權論的影響，深信陸軍具有佔領空間的性能，所以仍將為決定戰爭的力量，德國如欲征服世界，第一主要目標係先求鞏固心臟地區，欲達到這一目標，主要必須對付蘇聯；次一目標係對中西歐的控制與非洲殖民地的獲得。控制了世界島之後，最後的目標係摧毀反抗德國海權國家，主要為英、美。
(三)控制心臟地區的首要步驟為先控制自芬蘭到希臘一線的緩衝國家，才能打開蘇聯西邊邊界的門戶。
(四) 掌握西歐邊緣地區，對德國未來的地位關係極大，丹麥、比利時與荷蘭等西歐小國必將註定滅亡的命運；法國雖係德國在西歐的唯一障礙，但其生機與政治上均趨凋萎，非德國之敵；義大利的地理環境已限制了他的自由活動，可以不必介意；非洲的殖民地也非難事，應列為主要目標。
(五)豪氏深感海權的重要，宣稱世界上最具有決定性的政治潮流係激勵強國向海洋發展，他相信世界霸權最後係由同時擁有強大的陸軍與海軍而又有空軍為輔的國家所取得。
(六)認為太平洋係世界最重要的區域，將成為過去地中海與歐洲時代與大西洋時代的繼承者。在1924年出版的《太平洋地緣政治學》一書中即預言未來將是太平洋時代。
近代主要理論-補充(略)
30年代，意大利杜黑(Gen Giulio Douhet1869-1930)為倡導“空權論”的鼻祖，也是主張空中制勝論的第一人，將陸、海軍歸類為防禦武力，而攻擊任務則專責於空軍。認為空軍必須把握兩個因素：一為空中交通，不僅較陸海上距離短，且無地理上之障礙，較為活動自如。
40年代，美國國際關係學者史派克曼(斯皮克曼Nicholas J.Spykman1893-1943)，強調“邊緣地帶”的重要性，提出“陸緣說”。他的學說被稱為陸權論中另一派地緣政治理論。
50年代，美國戰略學家塞維爾斯基(俄國人Alexander De Seversky 1984-1974)，根據空軍在戰略中的重要作用和美蘇空軍力量控制範圍重疊的地區，提出北極地區對美國爭奪制空權十分重要的理論。
該理論被稱為：“地緣政治學的空權論”。
1973年，美國地理學家科恩提出“地緣政治戰略區模型”，將世界分為海洋貿易區和歐亞大陸區兩個地緣戰略區。海洋貿易區包括5個地緣政治區：北美-加勒比地區、西歐-馬格裏布、東亞諸島-大洋洲、南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歐亞大陸區包括：“心臟地帶”和東歐、東亞兩個地緣政治區。
此外，被稱為破碎帶，兩區之間夾有南亞、中東和東南亞3個區，其中南亞是潛在的地緣戰略區，而中東和東南亞處於超級大國的勢力範圍之間，各國相互對立，缺乏政治一致性。(前蘇聯之分解，在北歐-中亞-西亞形成一破碎帶)。
1982年，科恩修改這一模型，指出原屬戰略政治區的西歐、日本、中國已發展為世界大國，與美國、蘇聯構成多核世界。印度、巴西、奈及利亞(尼日利亞)的作用和地位上升，撒哈拉以南到南非的地區則轉變為第三個破碎帶。
陸權論：麥欽德(略)
陸心說(heartland theory)
麥欽德提出的關於心臟地帶的政治地理學學說。他最初在1904年發表的《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文中提出“樞紐地區”，在1919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書中，又提出“心臟地帶”以代替“樞紐地區”，心臟地帶的範圍比樞紐地區大。這一學說認為：在經濟和軍事上自給自足的歐亞大陸的中心遠離海岸，是世界島的核心。這一學說被稱為“陸心說”，曾對全球戰略和外交政策有相當大的影響。
麥欽德把歐亞大陸稱為世界島，把從東歐到中西伯利亞的這一歐亞大陸中部地區稱為“心臟地帶”，其外圍則依距離的遠近分為兩個新月形地帶：“內新月形地帶”，包括德國、奧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國；“外新月形地帶”，指歐亞大陸以外的大陸和海島，其中包括英國﹑南非、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和日本等等。他的中心論點是：世界政治的樞紐區(即心臟地帶)不僅人力和物力資源豐富，而且由於船無法駛入，幾乎與外界隔絕，海權國家的勢力無法進入，因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堡壘。在歷史上，居住在這一地區的機動性強大的遊牧民族曾多次向外征服邊緣地區，給周圍的文明帶來極大威脅。現代鐵路的發展，形成新的機動性，俄國取代了蒙古帝國，樞紐國家俄國與德國的結盟，有可能向歐亞大陸邊緣地區擴張，形成世界帝國。東歐則是進入心臟地帶的大門。
麥欽德把他的全球戰略觀點歸納為如下名言：
“誰統治東歐，誰就能控制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控制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控制世界”。
這一思想反映出，作為海權國家的英國面臨著陸權國家興起的嚴重挑戰，需要修改戰略和外交政策。陸心說的出現為此提供了理論基礎。
陸心說對國際戰略和政治地理思想有強烈影響《歷史的地理樞紐》曾被譽為改造世界的巨著之一。雖然它的世界戰略觀點後來為德國的豪斯霍弗所承襲，而且他的學說忽視了北美，因而受到一些非議。但是，陸心說畢竟是第一次把歷史、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結合起來，提供世界地理背景下的全球戰略概念的嘗試。
陸緣說(rimland theory)
美國的斯皮克曼在陸心說基礎上提出的關於邊緣地帶的政治地理學學說。在1944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學》一書中提出。
斯皮克曼認為陸心說的內新月形地帶，即心臟地帶周圍的外緣地區擁有大量的人口、豐富的礦產資源和農業資源，而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自然環境比較嚴酷，人口稀少、經濟落後，所以他認為主宰世界的關鍵地區不在心臟地帶，而在這個內新月形地帶，他稱之為陸緣地帶(邊緣地帶)。他還認為陸權國家無法壟斷歐亞大陸腹地，而陸緣地帶國家如果聯合起來，則可通過天然通道進入心臟地帶。
斯皮克曼仿照麥金德提出戰略名言：
“誰控制陸緣地帶，誰就能統治歐亞大陸；誰統治歐亞大陸，誰就能控制世界”。
斯皮克曼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和日本的軍事推進是想統一陸緣地帶的嘗試。其陸緣理論反映了德國失敗和蘇聯強大的事實，並為了適應美國遏制蘇聯的全球戰略而提出的。在戰後世界大國外交政策中可以看到陸心說和陸緣說影響的痕跡。陸緣地帶作為陸權國家和海權國家的接觸地帶，是爭奪激烈的地區。而在兩個或多個敵對強國或國家集團之間，一般存在著一個起到緩衝作用的國家或地區，稱為緩衝地帶。
實際上，陸緣地帶在歷史上和現在都是世界上政治最破碎的地帶，而且陸緣說未考慮制空權，尤其是洲際彈道飛彈及巡弋飛彈，其對全球戰略的影響，未考慮邊緣地帶內部地理差異很大。因此陸緣說已被，海洋政治結構區域同盟所取代。
海權論：馬漢(略)
空權論：賽維斯基(略)
制空權：制空權者，在海陸上作戰中，保持絕對之優勢。二次大戰德國進攻波蘭，在開始後第八天，德國已掌握波蘭之制空權，取得勝利把握。二次大戰末期，德損失飛機二千四百餘架，制空權盡失，致遭失敗。
1.影響制空權的條件有二：一為空軍數量與性能，一為空軍基地之優良及數量。
2.飛機工業生產能力：飛機工業是高度精密工業，有雄厚的生產能力，才能生產品質佳，數量多的飛機。
3.飛機續航力：飛機續航力關係著飛機的作戰半徑，尤其是轟炸機，作戰半徑越長，其攻擊的威力就越大。目前已普通使用空中加油機，續航力問題已獲改善。
4.飛機轟炸力：要發揮轟炸力，必須活用距離與時間，尤其在現代所謂的核子武器戰爭及按紐戰爭時代，時間的掌握更為重要。轟炸的目標當以工業、人口、交通及軍事中心為主。
5.戰略空軍：一國之空軍必須擁有戰略空軍方可實施戰略性轟炸，而戰術空軍乃地面部隊之武器。(特倫查德、米契爾《有翼防禦》、賽維斯基《空軍致勝論》《空權-生存的關鍵》)略。
洋際聯盟(島權論)：(麥欽德、馬漢、克萊恩《世界國力評估》)
另請自研亞洲、東亞、中亞、東南亞、太平洋、印度洋、東海、黃海、渤海、臺灣海峽，地略、軍略與經濟資源、美、韓、日、台、菲、馬、新、印、澳。
太空權(略)
研究意義與未來發展趨勢：
地緣政治學已經成為各國制訂國防和外交等政策的一項重要依據。各種地緣政治理論的研究雖然都是以地理環境作為基礎，但分析的依據重點有所不同。過去多從歷史、政治、軍事等方面考慮，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經濟、社會等方面因素的作用也日益重視。而由地緣政治學發展的軍事地理學(military geography)，在現代科學技術在軍事上的廣泛應用，引起戰爭規模、作戰樣式的不斷變化。新的戰略思想使人們對地理環境的認識也有發展變化。為適應未來戰爭的需要，軍事地理學的研究範圍將由地面、水面進一步向地下、水下和大氣、外太空擴展(如：在海洋水下及海底、低中高空大氣層、外太空間建立戰略基地等)，建設和發展太空與海洋水底戰場，為軍事地理學的研究開拓新的領域。採取衛星遙控技術觀測和收集地理資訊的手段將進一步得到推廣，電子計算機的普遍使用，使地理資訊的處理、存儲、檢索、傳輸和顯示實現系列自動化，以為軍事分析判斷決策與執行成為先導。一個由外太空到大氣到陸地到地底到水面到水下到水底，兼顧政治、經濟、軍事，以資訊協調聯繫，使各種載具為人類行為服務的時代已然形成。
然而，概觀古今西方戰爭歷史，以陸權之發展，仍優於海權；過去的海權發展，如古埃及、雅典、波斯-大流士、馬其頓-亞歷山大、迦太基-漢尼拔、羅馬-凱撒.屋大維、拜佔庭、伊斯蘭教-穆罕默德、葡萄牙、西班牙、法國、英國、德國、日本等，所採行之強權殖民主義，爾今又如何？資源與聯盟的大小，才能給予陸權及海(島)權擴張的能力，亦決定擴張的範圍與持續力。當今之社會發展，仍取決於陸(島)上能源之供應；除非由科技與政策的改變，由海上與空中取得更有效經濟的能源，而改變陸權的優勢。由具備能源優勢的海(島)權籌組與建立，擁有無限或足夠的能力，而能擴張統治世界者，史未有也，亦無能久也，人性之難能也，資(能)源之未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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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一些觀點>>
兄對斯皮克曼的介紹我認爲不正確，地緣政治學最初的兩種學派是馬漢的海權說和麥金德的陸權說。
而斯皮克曼的學說是對這兩者的修正，可以說是美國指導冷戰的重要學說。
1.即陸權說的心臟地帶（說的明確就是蘇聯）地理位置最爲有利，但人力物力資源都不足以控制世界。
2.而海權說的控制海洋就可控制世界（美國）也不全對，關鍵是陸海邊緣。
1).陸海兩大勢力誰能控制邊緣地帶就能掌握世界。
2).還必須警惕邊緣地帶本身出現新的勢力。必須掌握陸海邊緣地帶。美國和蘇聯在整個冷戰中爭奪的也就是這個地帶。（東亞、西歐、中東三條線）
而空權學說在地緣政治學中影響仍然很弱，不是主要學說。因爲控制了海洋和陸地就可以控制天空。你可以說過高的估計了空權說的意義。
所謂陸緣說未考慮制空權，尤其是洲際彈道飛彈及巡弋飛彈，其對全球戰略的影響，未考慮邊緣地帶內部地理差異很大，因此陸緣說已被，海洋政治結構區域同盟所取代。這是錯誤的，海洋政治結構區域同盟這種構想不能和陸緣說相比。這一點建議看看美國布熱津斯機的《競爭方略》和《大棋局》主要仍然是陸緣說。
《競爭方略》是在美蘇冷戰中寫的，主要是爲美國擊敗蘇聯出謀劃策。而《大棋局》是在冷戰後的作品非常精彩。
至於陸緣地帶在歷史上和現在都是世界上政治最破碎的地帶，這個你忽略了歷史上的阿拉伯帝國和現在的歐盟和中國。我認爲斯皮克曼的遠見最重要的就是建議美國注意中國，那是在二戰還未結束的時候提出的。他認爲不能讓處在陸海邊緣地帶的中國做大威脅美國。
最後，用陸緣說完全可以解釋中國的活動，中國面臨的兩個方向勢力-陸心（蘇聯-俄羅斯）,海洋-（美國）。（印度由於有喜馬拉雅的隔離問題不大）
中國最忌諱的是遭到陸海夾擊,如鴉片戰爭後和20世紀60年代。而中國比較有利的是面積大自成一個世界。本身就是阻止這種夾擊出現的武器。
中國正是既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蘇聯比）,又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和美國比，美國的位置防禦有利但進攻不利，因爲必須跨越大洋）的國家，因此正是美國必須防禦的國家。
中國要想向海洋發展就必須處理好和陸心的關係，也就是要麽結盟要麽征服（德國當年也是如此）,然後才能向海洋發展。而海洋方面關鍵是三個區域中南半島、朝鮮、臺灣。（也因此這三個地區正是熱點地區）,把地緣學和中國50年的歷史對照就會發現很多有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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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eopolitics(地緣政治學)：
是一種探討個人、組織或團體，因為空間分佈等的地理因素，經營政治的手段及方法。目前用於軍事、外交等戰略分析方面較多。常常以地理因素為底，經濟，社會，軍事，外交，歷史，政治等為面進行分析。
20世紀以來，由於全球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發展，出現了各種地緣政治理論，並成為各國制訂國防和外交等政策的一項重要依據。
A.T.馬漢強調海權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認為誰能控制海洋，誰就能成為世界強國，而控制海洋的關鍵在於對世界重要海道和海峽的控制。
H.J.麥金德則提出陸權論，認為隨著陸上交通工具的發展，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成為最重要的戰略地區。
50年代，A.de塞維爾斯基根據空軍在戰略中的重要作用和美、蘇空軍控制範圍重疊的地區，提出北極地區對美國爭奪制空權十分重要的理論，被稱為空權論。
各種地緣政治理論的研究雖然都是以地理環境作為基礎，但依據重點有所不同，過去多從歷史、政治、軍事等方面考慮，而近年來對經濟、社會等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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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olitical geography(政治地理學)：
政治地理學為研究人類社會政治現象的空間分佈與地理環境關係之一學科，其著重分析政治區域之結構及功能，與政治區域之間的相互關係，為人文地理學及政治學之一學科分支。
政治地理學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和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早期主要研究地理環境和氣候因素對政治制度和人的政治行為的影響。
19世紀以後轉為研究地緣政治、國家的領土、疆界、首都、行政區劃、海外屬地等政治現象及國際政治關係格局與發展變化趨勢等。
Political geography可將地緣政治學包含於內，又無法完全包括軍事地略與戰略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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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ilitary geography(軍事地理學)：
軍事地理學既是地理學一的個分支學科，也是軍事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其主要是依據國農政治和軍事戰略和考慮，全面分析同戰爭有關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等因素所構成的綜合地理環境對國防建設、軍事行動的相互制約和影響的一門學科。
軍事地理學主要研究領域是戰爭所要涉及的陸、海、空環境，為制定國防政策、軍事戰略方針、指導軍事訓練等提供可靠的地理情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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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http://taiwantp.net/
U235 於 2002/07/26 20:08
政治地理學-地緣戰略(地緣政治)簡介
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
地緣政治學是起源於政治地理學的一種理論。根據各種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預測世界或地區範圍的戰略形勢和有關國家的政治行為。地緣政治學它把地理因素視為影響甚至決定國家政治行為的一個基本因素，這種觀點為國際關係理論所吸收，對國家的政治決策有相當的影響。
20世紀開始以來，由於全球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發展，出現了各種地緣政治理論。
人物與簡史
一、馬漢及海權論(略)
二、賴則爾(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1896年發表《國家領土成長的規律》，1897年發表的《政治地理學》，提出“國家有機體學說”，以後又發表有關“生存空間論” 的論文，把達爾文的物競天擇、優生劣汰的生物概念應用到國家的成長和發展上，認為國家像有機體一樣有興盛、衰亡的過程，國家的興盛需要廣闊的空間。
學說概述：
(一)認為國家、人民與土地的聯合就像生物一樣，是一個有空間性、會成長的有機體，這個有機體為求自己本身的生存，就必須掌握適當的生存空間，一個國家必須根據其能力適當地擴大或縮小他的生存範圍，因此有成長能力的國家就必須向外擴大其國境。
(二)一個國家若要求發展，勢必要擴展該國的疆界，因此國家的疆界是隨時變動的，而國家向外擴張的結果必然會引起戰爭。
(三)一國併吞他國領土的行為會影響他國，在弱肉強食的兼併行為中，最後將只剩下一個國家獨霸於地球上。
(四)一國的生存空間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有些國家的衰落或滅亡係由於對空間觀念淡薄所致。
三、麥欽德
(英國-麥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曾任倫敦大學地理學教授、英國國會議員、倫敦經濟學院院長、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副會長。提出“陸心說”，認為隨著陸上交通工具的發展，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成為最重要的戰略地區。他的這種“陸權論”的地緣政治理論對世界政治產生深遠的影響。
其主要貢獻在其具有獨到的對大陸與水域分佈意義之卓見。強調歷史的根本在於陸上霸權與海上霸權的鬥爭。1904年在皇家地理學會發表〈歷史上的地理樞紐〉刊載在當年的〈地理學報〉上、1919年發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重建政策的研究〉、1943年在美國季刊上發表〈圓球世界與和平的贏得〉等論文。
影響：
(一)首先實踐陸權論的國家為德國，豪斯佛禾依據麥欽德的理論，慫恿希特勒擴張侵略，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蘇聯亦承麥欽德的理論，發展陸權擴張思想。史達林協助中共侵吞中國大陸，並大肆向外擴張侵略。
學說概述：
(一) 麥氏將歐、亞、非三洲大陸視為擁有廣大面積土地的『世界島』。他指出地球上有75%面積被廣大的水域所佔據，陸地面積僅佔25%。就陸地總面積而言，『世界島』佔全部陸地總面積的17%，而其餘大陸(美洲、澳洲)僅佔8.3%。同時『世界島』的人口佔世界總人口數的88%。
(二)『世界島』的「心臟地區」或「地理樞紐地區」，西自伏爾加河、東迄大興安嶺以西、南自喜馬拉亞山、北至北極海。樞紐地區在1904年原始定義為：河川流入北極洋和內陸海(指裏海和黑海)的地區，同時也是歐亞大陸上海權所不能到達的地區，是一個完全大陸性的地區。1919年麥氏用「心臟地區」來取代「地理樞紐地區」，其範圍略有差異；即從波羅地海到黑海之間的地岬向東延伸2,500哩到葉尼塞河；從北極海向南到土耳其與蒙古之間的山地屏障線。1943年麥氏即明確指出蘇聯的領土相當於心臟地區，該地區包括歐陸全部、印度、東南亞、中國的大部分，是人口及經濟資源最發達的地區。在他的週邊就是「內新月地區」，那是一個部份海洋性和部份大陸性的地區，最外圈就是「外新月地區」，那是由各島國(英、日、澳洲、美洲、…)所組成，陸權難以直接威脅。
(三)心臟地區的東北面為勒那河地區(lenaland)，是西伯利亞東部的一片險惡山地，面積達3,750,000平方哩；東面為阿爾泰山和天山山脈；南面為興都庫什山地和阿富汗及伊朗高原；在裏海和黑海之間有高加索山地；西南面的喀爾巴阡山地構成一道天然防線；在西面為波羅的海。只有在西面夾在喀爾巴阡山地與波羅的海之間為一條可以直接攻入心臟地區的門戶，因此只有東歐才能控制心臟地區的門戶。
(四)心臟地區在世界島而言，居於中央位置，控制心臟地區的國家，除西面外，幾乎不怕任何攻擊，若能利用其豐富的資源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重工業國家，就能運用快捷、廉價的內陸鐵、公路，就能逐步的征服歐洲、中東、印度和遠東，控制歐、亞、非大陸(世界島)，並且憑藉其優勢的資源和人口及內新月地區一切海軍基地，陸權也能建立壓倒性的優勢海軍，去征服外新月地區的海權國家。(部份海權與新月地帶海權與部份心藏地區陸權的資源合作，亦能建立壓倒性的優勢空陸海軍，去征服「心臟地區」的陸權國家)。
(五) 麥氏深信世界戰略形勢主要為海權與陸權的對抗，心臟地區不但幅員廣大，且其位置距海洋甚遠，不受海權的威脅，如有一個強大民族能統治此廣闊領土，即可轉變世界權力的均衡。而且麥氏深信廉價的陸上運輸(尤其是鐵路)最後一定可以抵銷海權國家便捷的海上運輸，陸權國家能依賴陸上運輸以支持長距離以外的軍事行動。(事實上已有一部份轉變，來自於相互影響的部份陸權與部份海權的合作，如：東協與東南亞、日本-臺灣-菲律賓與中國、中國與美國、南北韓與中國)。
(六) 麥氏認為內新月地區若與心臟地區結合，利用歐亞這塊世界島的豐富資源，必能征服世界，因此除擔心中國征服俄羅斯帝國外，更擔心蘇聯與德國合作，因此主張英國應聯德制俄。他認為德國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但憑其優異的軍事和管理天才，可能不久就會恢復元氣，並企圖建立另一個帝國，若德國統治了東歐，則有控制心臟地區的危險，因此建議從波羅的海到黑海之間建立一道由緩衝國家所組成的隔離線，將德、俄隔開，以阻止德國進軍東歐。西方國家在第一次大戰後也確實建立一系列的東歐緩衝國，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些緩衝國卻成了侵略的犧牲者。(事實已有內新月地區與外新月地帶及海權的合作；而前蘇聯共產黨的分解與歐洲共同市場的結盟，形成歐洲內新月地區對「心臟地區」的威脅)。
四、克則倫
(瑞典學者-謝倫Rudolf Kjellen1864～1922)，1916年發表《國家的生活方式》一書，其後又發表《像生命形態的國家》、《一個政治系統的基礎》二書，首先提出 “地緣政治學”這一名詞。他認為一個國家成為世界強國的條件是：廣闊的空間、對全體國民的控制和自由的活動權力。
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學者豪斯霍弗利，用“國家有機說”和“生存空間論”及英國地理學家麥欽德，的“陸心說”，為納粹德國侵略擴張服務。
學說概述：
(一)在《像生命型態的國家》、《一個政治系統的基礎》兩本書中，把國家看成是活的器官，領土看成是身體，有其繁榮衰退的過程。例如首都和行政中心就如腦、心、肺；河川、道路、鐵路是動、靜脈；資源與農工商業，如手、足、腸胃，具有提供所需的原料和生產成長食物的地方。
(二)主張國家為了自給自足的必要，有支配自己所需資源的權利，而且為了成長所需，可以不斷的擴張。因此歐、亞、非將產生幾個超級大國，而德國最後會統一歐洲，並成為唯一橫跨三洲的大國。
(三)相信武力係國家最重要的特性，國家的武力較其法律更為重要。
五、豪斯佛禾
(德國-豪斯霍弗Dr.Albrecht Haushofer1869～1946)畢業於德國軍事學院。1908年被德國參謀本部派往東京，擔任軍事觀察員研究日本軍事，次年升為武官，並擔任日軍炮兵教官，駐日期間開始研究日本的地緣政治，研究日本的亞洲擴張政策並發表的評析獲德國地緣政治學界的注意，並成為太平洋與遠東問題專家。先後到過印度、緬甸、韓國、俄國和中國。1912年回國後獲慕尼黑大學獲頒『最榮譽博士』學位，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末，獲德皇擢升為陸軍少將，德戰敗後卸下戎裝，以少將階級退休，執教於慕尼黑大學。後在慕尼黑大學開設地理學和軍事學講座，傳播其地緣政治觀點。認為德國缺乏必需的生存空間和足夠的自然資源，主張重新分配世界領土，而戰爭是解決生存空間的唯一方法。此外，他把世界劃分為幾個泛區域，其中整個歐洲、非洲和亞洲西部廣大地區作為屬於德國勢力範圍的泛歐區，德國是該泛區域的核心。由於他把地緣政治學與希特勒的第三帝國聯在一起，遭到地理學界的唾棄，致使地緣政治學名聲不好而一度衰落。1924年於慕尼黑創辦〈地緣政治學雜誌(時報)〉，專門討論地緣政治問題。公開主張國家是一個必然擴大或滅亡的有機體，可以不顧一切“全力開發自己領土的國家”的主權，由地緣政治學來規定其“生存空間”。1933年希特勒任德國總理掌握政權後，任命豪氏為慕尼黑大學地緣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和德國中央科學研究院院長，之後更成立地緣政治研究所於慕尼黑，為研究地緣政治學的最高機構。其地緣政治思想成為納粹德國思想體系的組成部分，被推崇為“國家科學”。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成為戰犯，曾在紐倫堡受審，於1946年3月13日與其妻於巴伐利亞.魏爾海姆附近的寓所自殺。主要著作有《太平洋的地緣政治學1924》、《日本及日本人1936》、《地緣政治學原理、實質與目的》等。1960年克裏斯托夫提出應當恢復作為科學的地緣政治學的聲譽，認為地緣政治學是政治學與政治地理學之間的媒介，其研究應當對自然環境對政治的影響進行客觀分析。
影響：
(一)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許多章節中，反映出他受豪氏的理論影響甚深。明白聲言，德國欲變成強國，必須獲得足夠的『生存空間』。
(二) 豪斯禾佛所主持的地緣政治研究所中所研究的成果，在德軍所獲得的勝利中，佔有極大功勞，德軍將領對於地略因素作審慎的考慮，而獲得許多的勝利。如隆美爾元帥在歐洲訓練其北非遠征軍時，將他們置於灼熱的兵營中，供應適合沙漠作戰的伙食及要求士兵穿著長綿衫，以抵抗沙漠日夜溫差距大的問題，致隆美爾部隊在非洲戰場作戰有極佳的戰果。
(三)豪斯禾佛在1939年即預言，英國在新加坡的海軍基地可自陸上擊破。果然，日本在1942年的西南太平洋侵略戰爭中，從馬來半島泰國頸部的宋卡、北大年登陸，從陸上擊敗英軍，奪得新加坡。
學說概述：
(一) 理論基礎沿襲賴則爾的『生存空間』理論及克則倫的『自給自足論』，強調擴張的理論，並將世界區分為四個泛地區，每個泛地區都能自給自足並有一超級大國所領導(大東亞共榮區為日本領導、泛俄區由蘇聯所領導、泛歐非區由德國所領導、泛美區由美國所領導)，各區將會因領導國的擴張而趨於統一。
(二) 受麥欽德陸權論的影響，深信陸軍具有佔領空間的性能，所以仍將為決定戰爭的力量，德國如欲征服世界，第一主要目標係先求鞏固心臟地區，欲達到這一目標，主要必須對付蘇聯；次一目標係對中西歐的控制與非洲殖民地的獲得。控制了世界島之後，最後的目標係摧毀反抗德國海權國家，主要為英、美。
(三)控制心臟地區的首要步驟為先控制自芬蘭到希臘一線的緩衝國家，才能打開蘇聯西邊邊界的門戶。
(四) 掌握西歐邊緣地區，對德國未來的地位關係極大，丹麥、比利時與荷蘭等西歐小國必將註定滅亡的命運；法國雖係德國在西歐的唯一障礙，但其生機與政治上均趨凋萎，非德國之敵；義大利的地理環境已限制了他的自由活動，可以不必介意；非洲的殖民地也非難事，應列為主要目標。
(五)豪氏深感海權的重要，宣稱世界上最具有決定性的政治潮流係激勵強國向海洋發展，他相信世界霸權最後係由同時擁有強大的陸軍與海軍而又有空軍為輔的國家所取得。
(六)認為太平洋係世界最重要的區域，將成為過去地中海與歐洲時代與大西洋時代的繼承者。在1924年出版的《太平洋地緣政治學》一書中即預言未來將是太平洋時代。
近代主要理論-補充(略)
30年代，意大利杜黑(Gen Giulio Douhet1869-1930)為倡導“空權論”的鼻祖，也是主張空中制勝論的第一人，將陸、海軍歸類為防禦武力，而攻擊任務則專責於空軍。認為空軍必須把握兩個因素：一為空中交通，不僅較陸海上距離短，且無地理上之障礙，較為活動自如。
40年代，美國國際關係學者史派克曼(斯皮克曼Nicholas J.Spykman1893-1943)，強調“邊緣地帶”的重要性，提出“陸緣說”。他的學說被稱為陸權論中另一派地緣政治理論。
50年代，美國戰略學家塞維爾斯基(俄國人Alexander De Seversky 1984-1974)，根據空軍在戰略中的重要作用和美蘇空軍力量控制範圍重疊的地區，提出北極地區對美國爭奪制空權十分重要的理論。
該理論被稱為：“地緣政治學的空權論”。
1973年，美國地理學家科恩提出“地緣政治戰略區模型”，將世界分為海洋貿易區和歐亞大陸區兩個地緣戰略區。海洋貿易區包括5個地緣政治區：北美-加勒比地區、西歐-馬格裏布、東亞諸島-大洋洲、南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歐亞大陸區包括：“心臟地帶”和東歐、東亞兩個地緣政治區。
此外，被稱為破碎帶，兩區之間夾有南亞、中東和東南亞3個區，其中南亞是潛在的地緣戰略區，而中東和東南亞處於超級大國的勢力範圍之間，各國相互對立，缺乏政治一致性。(前蘇聯之分解，在北歐-中亞-西亞形成一破碎帶)。
1982年，科恩修改這一模型，指出原屬戰略政治區的西歐、日本、中國已發展為世界大國，與美國、蘇聯構成多核世界。印度、巴西、奈及利亞(尼日利亞)的作用和地位上升，撒哈拉以南到南非的地區則轉變為第三個破碎帶。
陸權論：麥欽德(略)
陸心說(heartland theory)
麥欽德提出的關於心臟地帶的政治地理學學說。他最初在1904年發表的《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文中提出“樞紐地區”，在1919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書中，又提出“心臟地帶”以代替“樞紐地區”，心臟地帶的範圍比樞紐地區大。這一學說認為：在經濟和軍事上自給自足的歐亞大陸的中心遠離海岸，是世界島的核心。這一學說被稱為“陸心說”，曾對全球戰略和外交政策有相當大的影響。
麥欽德把歐亞大陸稱為世界島，把從東歐到中西伯利亞的這一歐亞大陸中部地區稱為“心臟地帶”，其外圍則依距離的遠近分為兩個新月形地帶：“內新月形地帶”，包括德國、奧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國；“外新月形地帶”，指歐亞大陸以外的大陸和海島，其中包括英國﹑南非、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和日本等等。他的中心論點是：世界政治的樞紐區(即心臟地帶)不僅人力和物力資源豐富，而且由於船無法駛入，幾乎與外界隔絕，海權國家的勢力無法進入，因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堡壘。在歷史上，居住在這一地區的機動性強大的遊牧民族曾多次向外征服邊緣地區，給周圍的文明帶來極大威脅。現代鐵路的發展，形成新的機動性，俄國取代了蒙古帝國，樞紐國家俄國與德國的結盟，有可能向歐亞大陸邊緣地區擴張，形成世界帝國。東歐則是進入心臟地帶的大門。
麥欽德把他的全球戰略觀點歸納為如下名言：
“誰統治東歐，誰就能控制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控制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控制世界”。
這一思想反映出，作為海權國家的英國面臨著陸權國家興起的嚴重挑戰，需要修改戰略和外交政策。陸心說的出現為此提供了理論基礎。
陸心說對國際戰略和政治地理思想有強烈影響《歷史的地理樞紐》曾被譽為改造世界的巨著之一。雖然它的世界戰略觀點後來為德國的豪斯霍弗所承襲，而且他的學說忽視了北美，因而受到一些非議。但是，陸心說畢竟是第一次把歷史、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結合起來，提供世界地理背景下的全球戰略概念的嘗試。
陸緣說(rimland theory)
美國的斯皮克曼在陸心說基礎上提出的關於邊緣地帶的政治地理學學說。在1944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學》一書中提出。
斯皮克曼認為陸心說的內新月形地帶，即心臟地帶周圍的外緣地區擁有大量的人口、豐富的礦產資源和農業資源，而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自然環境比較嚴酷，人口稀少、經濟落後，所以他認為主宰世界的關鍵地區不在心臟地帶，而在這個內新月形地帶，他稱之為陸緣地帶(邊緣地帶)。他還認為陸權國家無法壟斷歐亞大陸腹地，而陸緣地帶國家如果聯合起來，則可通過天然通道進入心臟地帶。
斯皮克曼仿照麥金德提出戰略名言：
“誰控制陸緣地帶，誰就能統治歐亞大陸；誰統治歐亞大陸，誰就能控制世界”。
斯皮克曼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和日本的軍事推進是想統一陸緣地帶的嘗試。其陸緣理論反映了德國失敗和蘇聯強大的事實，並為了適應美國遏制蘇聯的全球戰略而提出的。在戰後世界大國外交政策中可以看到陸心說和陸緣說影響的痕跡。陸緣地帶作為陸權國家和海權國家的接觸地帶，是爭奪激烈的地區。而在兩個或多個敵對強國或國家集團之間，一般存在著一個起到緩衝作用的國家或地區，稱為緩衝地帶。
實際上，陸緣地帶在歷史上和現在都是世界上政治最破碎的地帶，而且陸緣說未考慮制空權，尤其是洲際彈道飛彈及巡弋飛彈，其對全球戰略的影響，未考慮邊緣地帶內部地理差異很大。因此陸緣說已被，海洋政治結構區域同盟所取代。
海權論：馬漢(略)
空權論：賽維斯基(略)
制空權：制空權者，在海陸上作戰中，保持絕對之優勢。二次大戰德國進攻波蘭，在開始後第八天，德國已掌握波蘭之制空權，取得勝利把握。二次大戰末期，德損失飛機二千四百餘架，制空權盡失，致遭失敗。
1.影響制空權的條件有二：一為空軍數量與性能，一為空軍基地之優良及數量。
2.飛機工業生產能力：飛機工業是高度精密工業，有雄厚的生產能力，才能生產品質佳，數量多的飛機。
3.飛機續航力：飛機續航力關係著飛機的作戰半徑，尤其是轟炸機，作戰半徑越長，其攻擊的威力就越大。目前已普通使用空中加油機，續航力問題已獲改善。
4.飛機轟炸力：要發揮轟炸力，必須活用距離與時間，尤其在現代所謂的核子武器戰爭及按紐戰爭時代，時間的掌握更為重要。轟炸的目標當以工業、人口、交通及軍事中心為主。
5.戰略空軍：一國之空軍必須擁有戰略空軍方可實施戰略性轟炸，而戰術空軍乃地面部隊之武器。(特倫查德、米契爾《有翼防禦》、賽維斯基《空軍致勝論》《空權-生存的關鍵》)略。
洋際聯盟(島權論)：(麥欽德、馬漢、克萊恩《世界國力評估》)
另請自研亞洲、東亞、中亞、東南亞、太平洋、印度洋、東海、黃海、渤海、臺灣海峽，地略、軍略與經濟資源、美、韓、日、台、菲、馬、新、印、澳。
太空權(略)
研究意義與未來發展趨勢：
地緣政治學已經成為各國制訂國防和外交等政策的一項重要依據。各種地緣政治理論的研究雖然都是以地理環境作為基礎，但分析的依據重點有所不同。過去多從歷史、政治、軍事等方面考慮，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經濟、社會等方面因素的作用也日益重視。而由地緣政治學發展的軍事地理學(military geography)，在現代科學技術在軍事上的廣泛應用，引起戰爭規模、作戰樣式的不斷變化。新的戰略思想使人們對地理環境的認識也有發展變化。為適應未來戰爭的需要，軍事地理學的研究範圍將由地面、水面進一步向地下、水下和大氣、外太空擴展(如：在海洋水下及海底、低中高空大氣層、外太空間建立戰略基地等)，建設和發展太空與海洋水底戰場，為軍事地理學的研究開拓新的領域。採取衛星遙控技術觀測和收集地理資訊的手段將進一步得到推廣，電子計算機的普遍使用，使地理資訊的處理、存儲、檢索、傳輸和顯示實現系列自動化，以為軍事分析判斷決策與執行成為先導。一個由外太空到大氣到陸地到地底到水面到水下到水底，兼顧政治、經濟、軍事，以資訊協調聯繫，使各種載具為人類行為服務的時代已然形成。
然而，概觀古今西方戰爭歷史，以陸權之發展，仍優於海權；過去的海權發展，如古埃及、雅典、波斯-大流士、馬其頓-亞歷山大、迦太基-漢尼拔、羅馬-凱撒.屋大維、拜佔庭、伊斯蘭教-穆罕默德、葡萄牙、西班牙、法國、英國、德國、日本等，所採行之強權殖民主義，爾今又如何？資源與聯盟的大小，才能給予陸權及海(島)權擴張的能力，亦決定擴張的範圍與持續力。當今之社會發展，仍取決於陸(島)上能源之供應；除非由科技與政策的改變，由海上與空中取得更有效經濟的能源，而改變陸權的優勢。由具備能源優勢的海(島)權籌組與建立，擁有無限或足夠的能力，而能擴張統治世界者，史未有也，亦無能久也，人性之難能也，資(能)源之未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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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一些觀點>>
兄對斯皮克曼的介紹我認爲不正確，地緣政治學最初的兩種學派是馬漢的海權說和麥金德的陸權說。
而斯皮克曼的學說是對這兩者的修正，可以說是美國指導冷戰的重要學說。
1.即陸權說的心臟地帶（說的明確就是蘇聯）地理位置最爲有利，但人力物力資源都不足以控制世界。
2.而海權說的控制海洋就可控制世界（美國）也不全對，關鍵是陸海邊緣。
1).陸海兩大勢力誰能控制邊緣地帶就能掌握世界。
2).還必須警惕邊緣地帶本身出現新的勢力。必須掌握陸海邊緣地帶。美國和蘇聯在整個冷戰中爭奪的也就是這個地帶。（東亞、西歐、中東三條線）
而空權學說在地緣政治學中影響仍然很弱，不是主要學說。因爲控制了海洋和陸地就可以控制天空。你可以說過高的估計了空權說的意義。
所謂陸緣說未考慮制空權，尤其是洲際彈道飛彈及巡弋飛彈，其對全球戰略的影響，未考慮邊緣地帶內部地理差異很大，因此陸緣說已被，海洋政治結構區域同盟所取代。這是錯誤的，海洋政治結構區域同盟這種構想不能和陸緣說相比。這一點建議看看美國布熱津斯機的《競爭方略》和《大棋局》主要仍然是陸緣說。
《競爭方略》是在美蘇冷戰中寫的，主要是爲美國擊敗蘇聯出謀劃策。而《大棋局》是在冷戰後的作品非常精彩。
至於陸緣地帶在歷史上和現在都是世界上政治最破碎的地帶，這個你忽略了歷史上的阿拉伯帝國和現在的歐盟和中國。我認爲斯皮克曼的遠見最重要的就是建議美國注意中國，那是在二戰還未結束的時候提出的。他認爲不能讓處在陸海邊緣地帶的中國做大威脅美國。
最後，用陸緣說完全可以解釋中國的活動，中國面臨的兩個方向勢力-陸心（蘇聯-俄羅斯）,海洋-（美國）。（印度由於有喜馬拉雅的隔離問題不大）
中國最忌諱的是遭到陸海夾擊,如鴉片戰爭後和20世紀60年代。而中國比較有利的是面積大自成一個世界。本身就是阻止這種夾擊出現的武器。
中國正是既有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蘇聯比）,又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和美國比，美國的位置防禦有利但進攻不利，因爲必須跨越大洋）的國家，因此正是美國必須防禦的國家。
中國要想向海洋發展就必須處理好和陸心的關係，也就是要麽結盟要麽征服（德國當年也是如此）,然後才能向海洋發展。而海洋方面關鍵是三個區域中南半島、朝鮮、臺灣。（也因此這三個地區正是熱點地區）,把地緣學和中國50年的歷史對照就會發現很多有趣的東西。
新衝突地理學
節錄自：http://taiwantp.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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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衝突地理學
漢普錫爾學院教授麥克．克萊爾在外交事務雙月刊(六至七月)發表文章，題目為「新衝突地理學」。克氏專研和平及國際安全問題，重要著作有「為資源而戰：新全球衝突景觀」。本文係以精簡版刊出。
一九九九年十月，美國防部將原屬太平洋軍區的中亞軍力指揮權轉交中央區負責指揮。該決定當時在美國並未引起太大的注意。但事實上，該決定已顯示出美戰略思想的重大改變。過去，中亞曾被視為亞太的邊區，其重要性在中、日、朝鮮半島之後。現該區所涵蓋的烏拉山至中國西界區域則因具有豐富石油及天然氣蘊藏量，已成為重要的戰略目標。據估，其資源分佈地集中在裏海盆地。正因美軍中央區包括指揮波斯灣美軍，所以將中亞地區納入其管轄也顯示，該區成為美關注焦點。而美軍在該區的主要任務則在於保護石油輸往美國及其盟邦的通路。
但中亞因石油而突顯其重要性事實上僅為美戰略思維轉變的一項指標而已。美國為確保能源安全，對世界其他地區的關注焦點也開始轉變。在冷戰時期，美蘇集團衝突區域係指中歐、東南歐與遠東。但冷戰結束後，除朝鮮半島外，上述區域對美相當程度上已失去戰略意義。而其他區域，如波斯灣、裏海盆地及南中國海則逐漸受到美國防部的關注。
在這些戰略地理改變下，新焦點主要集中在保護重要資源存量，特別是石油及天然氣。若在冷戰時期，衝突出現通常係緣於意識型態不同的因素，而今日的國際關係衝突因素則係來自經濟競爭以及爭奪發展經濟的重要資源。此趨勢正不斷增強。因此，大型能源進口國現已將能源安全問題視為國家安全的重要事務。
由於世界能源消費量正快速增加，每年上漲約成長百分之二，所以，大型能源爭奪戰在未來將不斷趨於激烈。因此，各國安全機構也開始把導致衝突的重要資源爭奪戰問題列為重要關注對象，特別是石油資源。此外，該礦藏有時係位在領土有爭議或政治不穩定區域，導致問題更加複雜。正如一九九九年美外交年度安全報告指出，美國未來將對確保石油來源一事，保持高度關注。該報告的結論也指出，美國應如其他國家一樣，記住維持區域穩定及重要生產地安全的必要性，以便確保能夠自由使用這些資源礦藏的情形。
該問題過去即係美在安全領域的外交政策重要考量。在一八九Ｏ年著名的海軍戰略家馬漢即指出，美國需要強大艦隊以便確保在世界貿易的強權地位。美國兩位羅斯福總統的地緣政治思維即係奠基於此。但在冷戰時期，對能源安全的考量經常讓位於美蘇競爭中的政治及意識型態因素。但現冷戰結束，所以確保重要資源的能力再度成為美安全計畫的首要考量因素。
特別是在去年，全球石油及天然氣不足的問題，更見證了其受到重視的程度增加。例如，柯林頓總統在二ＯＯＯ年八月飛往非洲尼日(美石油主要供應國之一)，為美國爭取到增加石油供應的可能。此外，他也促使裏海國家能加速興建通往歐洲及地中海油管工程。而當時身為州長的小布希在競選期間也呼籲，解除美沙漠地區石油生產的限制，以便減少對外來能源供應的依賴。選後小布希外交首要作為之一即係會見墨西哥總統，以便討論該國增加對美的能源供應。
其他強權的戰略思維中也開始強調保護能源接近管道。大型能源進口國，如中、日及歐洲主要強權皆將確保穩定的能源供應作為外交主要優先項目。俄也將中亞生產能源的地區視為其外交的重點。事實上，莫斯科雖仍擔憂北約東擴問題，但他也為強化自身在南疆的高加索（包括車臣及達吉斯坦）及中亞地區的軍事地位，而投入許多力量。中國軍力也從與俄交壤的北方邊界轉到西邊的新疆。該區與東海及南海近岸一樣，皆被視為石油可能來源地。日本跟隨在中國之後，也提高在這些海域的活動能力，其中還包括使用配備飛彈的新型軍艦及P-3C巡邏機。其他如巴西、以色列、馬來西亞及土耳其等國，在未來二十年的石油能源消費量將增加二至三倍，所以也對獲取足夠的石油及天然氣問題，出現高度關切的情形。
對世界其他國家而言，關注焦點主要在於獲得足夠的用水。在中東及東南亞許多地區，水資源已經不足。由於人口增加及全球暖化而出現乾旱的可能性增加，明顯的也將引起水資源不足問題。更有甚者，缺水問題將因水資源並無政治邊界的情形，而使得爭奪戰更形激烈。
此外，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區域衝突中，為控制林業及珍貴礦藏，也會造成衝突。一般而言，這些衝突會伴隨著政治菁英為從出口中增加所得而進行鬥爭。例如：安加拉、塞拉利昂內部即出現為爭奪鑽石礦而戰。剛果及東南亞國家則為珍貴的木材資源而戰。這些衝突雖未引直接威脅世界主要強權的安全，但仍須聯合國派軍予以調解。
所有因重要資源，如油氣、水資源、珍貴礦藏及木材，決定了新衝突地理學，而改變世界地圖景觀。其劃分標準已不再是政治及意識型態不同，而係由爭奪資源決定。因此，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地圖上，正如劃出地震區一樣，政治地圖上也將標示出因資源爭奪而可能造成衝突的地區。
政治分析家仍需建構新模型，以清楚反應出後冷戰情勢。與此同時，還需注意到在衝突區進行外交的各種力量變化。冷戰二極性在今日已有不同的組合面向：美國獨強的情況，並與其他幾個比較小的強權，從西歐到俄、中、日等國發生衝突。在九Ｏ年代初期，世界各國極力防止前南斯拉夫、喀什米爾及中非發生族裔衝突。但在經濟全球化，該問題事實上並無法透過調解族裔衝突而解決。事實上，更重要的衝突因素係來自資源爭奪，而民族主義成分則較少些。
在分析世界衝突地圖中，可從位在衝突不穩地區的大型石油及天然氣分佈地開始。這些地區包括波灣、裏海盆地、南中國海、阿爾及利亞、安哥拉、查德、哥倫比亞、印尼、尼日、蘇丹及委內瑞拉，這些地區集中世界五分之四石油蘊藏量。此外，他們通往西方市場的管線也會出現必須經過不穩定地區的問題。例如：裏海石油管線必須經過高加索的亞美尼亞、亞塞拜然、格魯吉亞及俄部份南疆等，才能進入海運。
水資源也有同樣問題。因不同國家皆分享共同水源，因此也出現同樣問題。例如：非洲的尼羅河流經埃及、衣索比亞及蘇丹等國；約旦河流經約旦、以色列、利比亞及敘利亞；底格里斯河及幼發拉底河流經伊拉克、敘利亞及土耳其；印度河流經阿富汗、印度及巴基斯坦；阿姆河流經塔吉克、土庫曼及烏茲別克等。這些河流也蘊藏豐富水資源，但因穿越不同國家，所以問題也很多。
最後，這個新地圖也應標示出珍貴礦藏及木材在發展中國家的分佈情形。此外，該地圖必須能真實反應出蘊涵這些資源的地區是否為最可能發生武力衝突的地區。當然，擁有這些礦藏並不代表必然發生衝突，因此也須瞭解過去衝突史。例如：以色列與敘利亞為爭奪格蘭高地而導致的主權爭議及隨後發生的一九六七年戰爭。在當時，約旦河即係部份衝突來源。而現在爭奪珍貴資源則更是今日世界最主要的衝突因素。總之，在地圖上標示出可能因爭奪資源而出現戰爭的地區，將是該地圖繪製工作的重要因素。
由於人口增加，而世界各地經濟活動也越趨活躍，所以重要能源的消耗量將比自然所能提供的更多。結果，重要能源將不足，而成為衝突慢性發作的原因。此外，生產技術的創新及其他替用性材料雖可克服資源不足的若干問題，但也可能引發新問題。例如，美國矽谷及其他高科技工業園對電力的需求即不斷快速增加。所以，資源不足將導致資源爭奪戰更加激烈。
石油將可能是最重要的競逐焦點。根據美國能源部資料顯示，在二ＯＯＯ年，世界每日石油消費量為七千七百萬桶原油。但在二Ｏ二Ｏ年，則將成長至一億一千萬桶，意即增加百分之四十三。若該計算正確，則世界從現在到二Ｏ二Ｏ年總共將消費約七百億桶原油，意即佔世界現已經偵測到石油總蘊藏量的三分之二左右。當然，這段期間內將會發現新礦藏地，而新技術的出現也將允許過去很難開發的西伯利亞北部及南極中央區的新礦產地。但石油開採量仍可能落後於需求量的快速增長。二ＯＯＯ年夏秋的周期性不足的例子，在未來出現頻率將更密集。
水的供應問題在今日世界也出現緊張局面。目前我們使用全世界現有水資源的百分之五十(民生及工業用水)。但在二Ｏ五Ｏ年前，我們將達到百分之百使用現有水資源，也將出現全球爭奪水資源的激烈競爭局面。
全球暖化而造成的環保問題也將影響世界重要資源的取得，其中包括水資源及可耕地。因此，隨著氣溫升高，將使得接近海洋地區的降雨量增加，而內陸則遭遇更嚴重的乾旱問題。而且高溫使得河流、湖泊及水庫的蒸發速率增加，導致重要農業區將因乾旱及沙漠化而消失；抑或因水災及海洋水位上升，而使濱海地區遭淹沒。市場機制雖可大幅減緩對世界重要天然資源的成長壓力，但任何技術都不可能完全克服人口成長及環境因素的壓力，而且若干國家將無力使用價格高昂的技術。在此條件下，供給需求的關係將越來越不平衡。
與此相關，許多重要的資源都位在不穩定地區的事實更引發嚴重關切。若干最具石油及天然氣開發前景的地區，剛好都位在有激烈爭議的地區。例如：環裏海五個國家仍需協議以劃分勢力範圍。在南中國海的情勢也越趨混亂。七個國家都聲稱擁有全部或部份主權。其他如波灣、紅海、帝汶海、幾內亞灣等地區，也出現分割石油礦藏地的爭端。
即使哥倫比亞、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委內瑞拉等大型原油出口地並未出現石油蘊藏地劃分戰，但未來仍不能保證該情況能繼續持續下去。上述國家有可能因政治及社會動亂而導致不穩，而威脅石油供應的穩定性。沙烏地政權至今雖成功克制反政府情緒，但反王室的勢力仍在增加。因此不能保證未來可以永遠控制局勢。在伊朗及伊拉克內部的緊張也不斷升高。哥倫比亞則處在內戰狀態。而委內瑞拉的政局也日漸不穩。其他擁有豐富油氣蘊藏量的國家，如阿爾及利亞、安哥拉、印尼、尼日及蘇丹等國，也都遭遇政治及社會失序的衝擊。
水資源的威脅情況幾乎類似。在中東及亞洲的水資源分佈皆由不同國家分享，故極需各國達成彼此可接受的協議，以分配現有水資源。但實際的情況是，很少國家致力於此。惟一的例子僅出現在一九六Ｏ年印度及巴基斯坦劃分印度河的協議。但未來協議是否被遵守，仍將視兩國的互動關係。
找尋解決資源爭奪戰的必要性實刻不容緩。而且許多國家都將控制自然資源視為國家安全的必要條件。例如一九八Ｏ年卡特總統宣佈，任何威脅波灣石油運輸的敵對舉動，都會被美國視為威脅重大利益，甚至將以武力回應之。繼任的幾位美國總統也都發表類似聲明。為確保該政策的落實，相當的美軍力因此常駐在波灣。
其他國家雖然未明確如此聲明，但無疑地，他們亦持相同觀點。例如中國即宣稱南中國海是其海洋領土的一部份，並有使用武力的權利。日本雖未指名道姓（中國），但警告威脅該貿易線的國家，將遭到日本的反擊。日本約百分之八十石油係經由南海。日本現也宣佈為保持該管道暢通，將會採取必要手段。此外，中國在該區的穩固地位則迫使其他鄰國，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及越南等，都增加自身的海、空軍力。
正如石油及天然氣，水資源也成為國家安全的一環。前以色列總理沙列特宣稱，水對以色列而言，乃是生命。埃及在一九九八年對尼羅河也有類似聲明。最後，在保護珍貴礦藏及漁類、木材資源上，因對窮國增加收入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來源。所以，彼此為爭奪這些資源，也會進行競逐。此特別是發生在在其國內幫派及各部落之間。
資源不足所導致的衝突僅佔世界政治問題中的少數，但其他問題也常常加入，而成為憂慮的來源。例如環境破壞、經濟崩潰、人口成長及跨國犯罪等。資源問題在許多衝突中也以不同面貌出現，例如：族裔戰爭或政治競逐。因此，分析世界資源的趨勢與政治地理現象之間的關係，將給予政治人物更能瞭解世界安全問題。這種分析將幫助政治領袖瞭解研擬重要規定。
政府應增加開發替代性能源及運輸系統，並透過增加科學研發的經費及促進私人投資該領域等方式，以因應該問題；應投入更多錢去研究海水淡化處理技術，以及更有效率的灌溉技術；應設計新國際組織，以保護熱帶雨林；應設計各種機制以調解爭奪各種資源而出現的衝突；世界各國應施壓裏海及南海周邊國家以和平方式解決為資源爭奪的衝突。波灣、紅海、幾內亞灣、尼羅河、約旦河及兩河流域的情形亦然。也要落實非洲鑽石鑑定計畫，以便排除安哥拉及塞耶利昂的內部衝突。
為解決這些衝突，最重要的是，政治人物必須更加注意世界資源問題，並以多邊協議來解決之。這至少要去弄清楚世界資源對引發衝突的傾向，以便讓國際更加關注之。更有甚者，必須在最高層次進行計畫，以便在未來可防止這些區域出現危機，並確保取得重要資源的管道。
總之，惟有如此，吾人始可確信二Ｏ五Ｏ年時，地球可容納預估中的九十至一百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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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衝突地理學
漢普錫爾學院教授麥克．克萊爾在外交事務雙月刊(六至七月)發表文章，題目為「新衝突地理學」。克氏專研和平及國際安全問題，重要著作有「為資源而戰：新全球衝突景觀」。本文係以精簡版刊出。
一九九九年十月，美國防部將原屬太平洋軍區的中亞軍力指揮權轉交中央區負責指揮。該決定當時在美國並未引起太大的注意。但事實上，該決定已顯示出美戰略思想的重大改變。過去，中亞曾被視為亞太的邊區，其重要性在中、日、朝鮮半島之後。現該區所涵蓋的烏拉山至中國西界區域則因具有豐富石油及天然氣蘊藏量，已成為重要的戰略目標。據估，其資源分佈地集中在裏海盆地。正因美軍中央區包括指揮波斯灣美軍，所以將中亞地區納入其管轄也顯示，該區成為美關注焦點。而美軍在該區的主要任務則在於保護石油輸往美國及其盟邦的通路。
但中亞因石油而突顯其重要性事實上僅為美戰略思維轉變的一項指標而已。美國為確保能源安全，對世界其他地區的關注焦點也開始轉變。在冷戰時期，美蘇集團衝突區域係指中歐、東南歐與遠東。但冷戰結束後，除朝鮮半島外，上述區域對美相當程度上已失去戰略意義。而其他區域，如波斯灣、裏海盆地及南中國海則逐漸受到美國防部的關注。
在這些戰略地理改變下，新焦點主要集中在保護重要資源存量，特別是石油及天然氣。若在冷戰時期，衝突出現通常係緣於意識型態不同的因素，而今日的國際關係衝突因素則係來自經濟競爭以及爭奪發展經濟的重要資源。此趨勢正不斷增強。因此，大型能源進口國現已將能源安全問題視為國家安全的重要事務。
由於世界能源消費量正快速增加，每年上漲約成長百分之二，所以，大型能源爭奪戰在未來將不斷趨於激烈。因此，各國安全機構也開始把導致衝突的重要資源爭奪戰問題列為重要關注對象，特別是石油資源。此外，該礦藏有時係位在領土有爭議或政治不穩定區域，導致問題更加複雜。正如一九九九年美外交年度安全報告指出，美國未來將對確保石油來源一事，保持高度關注。該報告的結論也指出，美國應如其他國家一樣，記住維持區域穩定及重要生產地安全的必要性，以便確保能夠自由使用這些資源礦藏的情形。
該問題過去即係美在安全領域的外交政策重要考量。在一八九Ｏ年著名的海軍戰略家馬漢即指出，美國需要強大艦隊以便確保在世界貿易的強權地位。美國兩位羅斯福總統的地緣政治思維即係奠基於此。但在冷戰時期，對能源安全的考量經常讓位於美蘇競爭中的政治及意識型態因素。但現冷戰結束，所以確保重要資源的能力再度成為美安全計畫的首要考量因素。
特別是在去年，全球石油及天然氣不足的問題，更見證了其受到重視的程度增加。例如，柯林頓總統在二ＯＯＯ年八月飛往非洲尼日(美石油主要供應國之一)，為美國爭取到增加石油供應的可能。此外，他也促使裏海國家能加速興建通往歐洲及地中海油管工程。而當時身為州長的小布希在競選期間也呼籲，解除美沙漠地區石油生產的限制，以便減少對外來能源供應的依賴。選後小布希外交首要作為之一即係會見墨西哥總統，以便討論該國增加對美的能源供應。
其他強權的戰略思維中也開始強調保護能源接近管道。大型能源進口國，如中、日及歐洲主要強權皆將確保穩定的能源供應作為外交主要優先項目。俄也將中亞生產能源的地區視為其外交的重點。事實上，莫斯科雖仍擔憂北約東擴問題，但他也為強化自身在南疆的高加索（包括車臣及達吉斯坦）及中亞地區的軍事地位，而投入許多力量。中國軍力也從與俄交壤的北方邊界轉到西邊的新疆。該區與東海及南海近岸一樣，皆被視為石油可能來源地。日本跟隨在中國之後，也提高在這些海域的活動能力，其中還包括使用配備飛彈的新型軍艦及P-3C巡邏機。其他如巴西、以色列、馬來西亞及土耳其等國，在未來二十年的石油能源消費量將增加二至三倍，所以也對獲取足夠的石油及天然氣問題，出現高度關切的情形。
對世界其他國家而言，關注焦點主要在於獲得足夠的用水。在中東及東南亞許多地區，水資源已經不足。由於人口增加及全球暖化而出現乾旱的可能性增加，明顯的也將引起水資源不足問題。更有甚者，缺水問題將因水資源並無政治邊界的情形，而使得爭奪戰更形激烈。
此外，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區域衝突中，為控制林業及珍貴礦藏，也會造成衝突。一般而言，這些衝突會伴隨著政治菁英為從出口中增加所得而進行鬥爭。例如：安加拉、塞拉利昂內部即出現為爭奪鑽石礦而戰。剛果及東南亞國家則為珍貴的木材資源而戰。這些衝突雖未引直接威脅世界主要強權的安全，但仍須聯合國派軍予以調解。
所有因重要資源，如油氣、水資源、珍貴礦藏及木材，決定了新衝突地理學，而改變世界地圖景觀。其劃分標準已不再是政治及意識型態不同，而係由爭奪資源決定。因此，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地圖上，正如劃出地震區一樣，政治地圖上也將標示出因資源爭奪而可能造成衝突的地區。
政治分析家仍需建構新模型，以清楚反應出後冷戰情勢。與此同時，還需注意到在衝突區進行外交的各種力量變化。冷戰二極性在今日已有不同的組合面向：美國獨強的情況，並與其他幾個比較小的強權，從西歐到俄、中、日等國發生衝突。在九Ｏ年代初期，世界各國極力防止前南斯拉夫、喀什米爾及中非發生族裔衝突。但在經濟全球化，該問題事實上並無法透過調解族裔衝突而解決。事實上，更重要的衝突因素係來自資源爭奪，而民族主義成分則較少些。
在分析世界衝突地圖中，可從位在衝突不穩地區的大型石油及天然氣分佈地開始。這些地區包括波灣、裏海盆地、南中國海、阿爾及利亞、安哥拉、查德、哥倫比亞、印尼、尼日、蘇丹及委內瑞拉，這些地區集中世界五分之四石油蘊藏量。此外，他們通往西方市場的管線也會出現必須經過不穩定地區的問題。例如：裏海石油管線必須經過高加索的亞美尼亞、亞塞拜然、格魯吉亞及俄部份南疆等，才能進入海運。
水資源也有同樣問題。因不同國家皆分享共同水源，因此也出現同樣問題。例如：非洲的尼羅河流經埃及、衣索比亞及蘇丹等國；約旦河流經約旦、以色列、利比亞及敘利亞；底格里斯河及幼發拉底河流經伊拉克、敘利亞及土耳其；印度河流經阿富汗、印度及巴基斯坦；阿姆河流經塔吉克、土庫曼及烏茲別克等。這些河流也蘊藏豐富水資源，但因穿越不同國家，所以問題也很多。
最後，這個新地圖也應標示出珍貴礦藏及木材在發展中國家的分佈情形。此外，該地圖必須能真實反應出蘊涵這些資源的地區是否為最可能發生武力衝突的地區。當然，擁有這些礦藏並不代表必然發生衝突，因此也須瞭解過去衝突史。例如：以色列與敘利亞為爭奪格蘭高地而導致的主權爭議及隨後發生的一九六七年戰爭。在當時，約旦河即係部份衝突來源。而現在爭奪珍貴資源則更是今日世界最主要的衝突因素。總之，在地圖上標示出可能因爭奪資源而出現戰爭的地區，將是該地圖繪製工作的重要因素。
由於人口增加，而世界各地經濟活動也越趨活躍，所以重要能源的消耗量將比自然所能提供的更多。結果，重要能源將不足，而成為衝突慢性發作的原因。此外，生產技術的創新及其他替用性材料雖可克服資源不足的若干問題，但也可能引發新問題。例如，美國矽谷及其他高科技工業園對電力的需求即不斷快速增加。所以，資源不足將導致資源爭奪戰更加激烈。
石油將可能是最重要的競逐焦點。根據美國能源部資料顯示，在二ＯＯＯ年，世界每日石油消費量為七千七百萬桶原油。但在二Ｏ二Ｏ年，則將成長至一億一千萬桶，意即增加百分之四十三。若該計算正確，則世界從現在到二Ｏ二Ｏ年總共將消費約七百億桶原油，意即佔世界現已經偵測到石油總蘊藏量的三分之二左右。當然，這段期間內將會發現新礦藏地，而新技術的出現也將允許過去很難開發的西伯利亞北部及南極中央區的新礦產地。但石油開採量仍可能落後於需求量的快速增長。二ＯＯＯ年夏秋的周期性不足的例子，在未來出現頻率將更密集。
水的供應問題在今日世界也出現緊張局面。目前我們使用全世界現有水資源的百分之五十(民生及工業用水)。但在二Ｏ五Ｏ年前，我們將達到百分之百使用現有水資源，也將出現全球爭奪水資源的激烈競爭局面。
全球暖化而造成的環保問題也將影響世界重要資源的取得，其中包括水資源及可耕地。因此，隨著氣溫升高，將使得接近海洋地區的降雨量增加，而內陸則遭遇更嚴重的乾旱問題。而且高溫使得河流、湖泊及水庫的蒸發速率增加，導致重要農業區將因乾旱及沙漠化而消失；抑或因水災及海洋水位上升，而使濱海地區遭淹沒。市場機制雖可大幅減緩對世界重要天然資源的成長壓力，但任何技術都不可能完全克服人口成長及環境因素的壓力，而且若干國家將無力使用價格高昂的技術。在此條件下，供給需求的關係將越來越不平衡。
與此相關，許多重要的資源都位在不穩定地區的事實更引發嚴重關切。若干最具石油及天然氣開發前景的地區，剛好都位在有激烈爭議的地區。例如：環裏海五個國家仍需協議以劃分勢力範圍。在南中國海的情勢也越趨混亂。七個國家都聲稱擁有全部或部份主權。其他如波灣、紅海、帝汶海、幾內亞灣等地區，也出現分割石油礦藏地的爭端。
即使哥倫比亞、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委內瑞拉等大型原油出口地並未出現石油蘊藏地劃分戰，但未來仍不能保證該情況能繼續持續下去。上述國家有可能因政治及社會動亂而導致不穩，而威脅石油供應的穩定性。沙烏地政權至今雖成功克制反政府情緒，但反王室的勢力仍在增加。因此不能保證未來可以永遠控制局勢。在伊朗及伊拉克內部的緊張也不斷升高。哥倫比亞則處在內戰狀態。而委內瑞拉的政局也日漸不穩。其他擁有豐富油氣蘊藏量的國家，如阿爾及利亞、安哥拉、印尼、尼日及蘇丹等國，也都遭遇政治及社會失序的衝擊。
水資源的威脅情況幾乎類似。在中東及亞洲的水資源分佈皆由不同國家分享，故極需各國達成彼此可接受的協議，以分配現有水資源。但實際的情況是，很少國家致力於此。惟一的例子僅出現在一九六Ｏ年印度及巴基斯坦劃分印度河的協議。但未來協議是否被遵守，仍將視兩國的互動關係。
找尋解決資源爭奪戰的必要性實刻不容緩。而且許多國家都將控制自然資源視為國家安全的必要條件。例如一九八Ｏ年卡特總統宣佈，任何威脅波灣石油運輸的敵對舉動，都會被美國視為威脅重大利益，甚至將以武力回應之。繼任的幾位美國總統也都發表類似聲明。為確保該政策的落實，相當的美軍力因此常駐在波灣。
其他國家雖然未明確如此聲明，但無疑地，他們亦持相同觀點。例如中國即宣稱南中國海是其海洋領土的一部份，並有使用武力的權利。日本雖未指名道姓（中國），但警告威脅該貿易線的國家，將遭到日本的反擊。日本約百分之八十石油係經由南海。日本現也宣佈為保持該管道暢通，將會採取必要手段。此外，中國在該區的穩固地位則迫使其他鄰國，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及越南等，都增加自身的海、空軍力。
正如石油及天然氣，水資源也成為國家安全的一環。前以色列總理沙列特宣稱，水對以色列而言，乃是生命。埃及在一九九八年對尼羅河也有類似聲明。最後，在保護珍貴礦藏及漁類、木材資源上，因對窮國增加收入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來源。所以，彼此為爭奪這些資源，也會進行競逐。此特別是發生在在其國內幫派及各部落之間。
資源不足所導致的衝突僅佔世界政治問題中的少數，但其他問題也常常加入，而成為憂慮的來源。例如環境破壞、經濟崩潰、人口成長及跨國犯罪等。資源問題在許多衝突中也以不同面貌出現，例如：族裔戰爭或政治競逐。因此，分析世界資源的趨勢與政治地理現象之間的關係，將給予政治人物更能瞭解世界安全問題。這種分析將幫助政治領袖瞭解研擬重要規定。
政府應增加開發替代性能源及運輸系統，並透過增加科學研發的經費及促進私人投資該領域等方式，以因應該問題；應投入更多錢去研究海水淡化處理技術，以及更有效率的灌溉技術；應設計新國際組織，以保護熱帶雨林；應設計各種機制以調解爭奪各種資源而出現的衝突；世界各國應施壓裏海及南海周邊國家以和平方式解決為資源爭奪的衝突。波灣、紅海、幾內亞灣、尼羅河、約旦河及兩河流域的情形亦然。也要落實非洲鑽石鑑定計畫，以便排除安哥拉及塞耶利昂的內部衝突。
為解決這些衝突，最重要的是，政治人物必須更加注意世界資源問題，並以多邊協議來解決之。這至少要去弄清楚世界資源對引發衝突的傾向，以便讓國際更加關注之。更有甚者，必須在最高層次進行計畫，以便在未來可防止這些區域出現危機，並確保取得重要資源的管道。
總之，惟有如此，吾人始可確信二Ｏ五Ｏ年時，地球可容納預估中的九十至一百億人口。
美軍事革新跟聯合作戰給台灣國防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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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軍事事務革命、聯合作戰，予台灣國防的教訓
國策顧問 陳必照
聯合作戰不能與協同作戰混為一談。諾曼地登陸作戰、美軍太平洋跳島作戰、韓戰仁川登陸等，都是典型協同作戰的例子。在這些協同作戰中，美軍執行了當時最複雜的作戰計畫，各軍種在總計畫的指導下執行各自任務，但是任務開始執行後，各軍種間的溝通就幾乎是零。
以太平洋跳島作戰為例，兩棲登陸作戰以地毯式轟炸做開端，接下來由海軍進行強烈砲轟，以「軟化」抵抗，最後再以陸戰隊做海灘登陸，需要時將空降部隊降到島上重要戰略位置。軍種間少有溝通，更沒有聯合作戰。為什麼會如此，因為聯合作戰所需的硬體(大戰後的資訊科技)以及隨行而來的軟體在當時還未被發明。所需的硬體及更重要的軟體(新一波的戰略思維、戰術及聯合作戰規劃)直到八0 年代中期才趨於成熟。
聯合作戰是最新一波的軍事事務革命。由美國於八０年代中期領導開創，聯合作戰包括大量且系統性的使用現代資訊科技及電腦，這些也伴隨著軟體創新的過程 -包括發展、試驗及修整聯合作戰的戰術及教條。在追求革新中，美軍不但利用電腦及資訊科技，甚至還利用隱形科技、遙控偵測科技、航太科技以及精準導向彈藥 (例如不同版本的戰斧巡弋飛彈、AGM-84 對地反制飛彈、AGM-86 空射巡弋飛彈、聯合制導攻擊武器、AGM-88 反雷達飛彈等)。這場軍事革命將美軍轉換成「系統中的新興系統」。
從普通標準軍事作業轉換至聯合作戰成就了什麼?第一是「武力倍增效果」，第二是作戰步驟的革命性增快。使用相同的人力、火力及裝備，聯合作戰能夠以比協同作戰更有效及迅速的方式完成相同的任務。這可以從「沙漠風暴行動」及「伊拉克自由行動」中得到證實，在這些行動中
，美國所領導的盟軍能夠以閃電般的速度以及更少的傷亡獲得決定性的勝利。這些戰役將是未來先進部隊如何打仗的典型例子。
以色列國防軍在戈蘭高地的空陸作戰開創聯合作戰，在此戰役中，以色列空軍不止給予地面部隊空中掩護，也與陸上部隊展開聯合陸空作戰對付敘利亞軍隊。
美軍做為系統中的新興系統美軍能轉換為諸系統之新興系統主要因為一種趨勢及一個創新：一種趨勢就是電腦及資訊科技的成熟及系統性使用，以及隱形、航太、遙控偵測、精確制導科技的大量研究與發展。一種創新則是高德華參議員與尼可斯眾議員的一項國會提案，導致最後「高尼法案」的通過，也使軍事作戰之聯合性得以成功。
二次大戰後電腦及資訊科技大幅的進步讓一些有遠見的軍事專家提倡軍方系統性的使用這些科技，藉以改良部隊作戰能力，這後來被稱為軍事事務革命，一名有影響力的提倡者安德魯‧馬歇爾，將軍事務革命定義為「戰爭本質的重要轉變，由新科技的創新應用所導致，並伴隨著軍事準則、作戰及組織概念的重大改變，頻繁地改變了軍事行動的表現。」
越戰與格瑞那達戰役暴露美軍當時缺乏效率，這主要是因為軍種間無法有效溝通。後者乃是因為軍種間為了資源及任務而競爭，以及缺乏跨軍種互通信及共通性的戰略思考。
一些國會領袖及退休將領確信國防部及軍方需要大規模的重組，他們的目標就是要軍隊能夠學習及執行聯合作戰。在高德華參議員堅定的領導下，國會的小組委員會舉辦了上百次的公聽會，邀請數位倍受推崇的退休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以及將領做証。他們對此的努力最後成功於一九八六年通過據指標性的「高尼法案」。即使國防部長溫伯格和五角大廈反對，但國會還是通過了該法案。「高尼法案」內容龐大並包含詳細規定的條款，其啟動了國防及軍隊的組織重組，以及聯戰準則的研發。「高尼法案」同時要求指揮鏈的簡明化，以及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與區域/功能司令部清楚的分工。藉由將任職於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當成升遷的先決條件，「高尼法案」也創造了想要追求軍種聯合性的誘因。
轉型最後的結果是通訊/資訊硬體及軟體變成具有共通性。軍種內部與軍種之間的共通性已成為美國武裝部隊的準則。將先進資訊、電腦、遙控偵測、隱形、精確制導太空科技應用於軍事事務中，讓美國達成「資訊主導」、對敵「資訊拒絕」、即時資訊共享共用(或稱資訊融合)、精確轟炸等目標(幾乎所有的精準導向彈藥都納入許多最新的資訊科技與遙控偵測)。資訊主導讓各級美軍指揮官能夠擁有前所未有的「戰爭空間認知」，且在同時封鎖、壓制或干擾敵方的資訊/通訊系統。
軍事事務革命與「高尼法案」讓美軍徹底轉型，使美軍能被稱為「系統中的新興系統」。新興系統有三個次系統：
‧ISR 即是情報、監視、偵察
‧ C4 即是指揮、管制、通訊、電腦
‧ PGMs 即是精準導向彈藥
就如歐文斯將軍在他「移除戰爭之霧」一書中指出，ISR 包含數十種部署在六種空間(水下、水面、陸地、空中、太空及網路空間)監視偵查裝備，這些裝備讓美軍達到對敵壓倒性的資訊主導。不論是由空軍、陸軍、海軍或太空指揮部的人員操控，這些裝備總合起來成為ISR「系統」。他們提供C4 即時的資訊。所的情報幫助前一個C2(指、管)，在後一個C2(通、電)的協助下，達成更完整的戰爭空間認知，且降低戰爭之霧。掌握了即時且完整的戰爭空間認知，指揮及管制能夠更快做出決定，然後直接下達命令給操作各式精準導向彈藥之不同單位，即時發動協調且同步的攻擊以達成任務，並獲致武力倍增效果。龐大數量的資訊即時的以數位方式傳送(Data Link 16 就是其中一種裝備)。
軍事事務革命及聯合作戰最新的發展就是「網路中心作戰」。最新資訊科技的運用讓指揮中心得以發布命令給各軍種，並協調一個龐大涵蓋不同軍種操作精準導向彈藥的同步聯合作戰。網絡中心作戰能夠讓指揮中心直接對操作情、監、偵及精準導向彈藥的單位下達命令、管控或接收回報。網路通訊包含使用網際網路和可供運用的商業資訊、通訊器材，讓指揮鏈得以扁平化。
有幾個例子足以闡明軍事務革命所帶來的武力相乘效果以及作戰步驟的大幅增快。
一、 沙漠風暴作戰初期表現出聯合作戰在實戰中的實用性。在沙漠風暴開戰不久的幾小時內， 八架由陸軍人員駕控的阿帕契戰鬥直昇機，攻擊了伊拉克西部的早期預警雷達。這幾架阿帕契要在沙漠地面上幾公尺的高度飛行一千一百英哩才能到達主要目標，兩架空軍低空鋪路直昇機為阿帕契做先導工作，當低空鋪路直昇機到達目標十二哩外，即投下化學信號燈。這些化學信號燈在夜間紅外線監視系統裡會顯示出明顯的綠光，然而肉眼卻完全看不到，阿帕契直昇機跟隨著化學信號繼而攻擊雷達基地。
阿帕契的奇襲完全成功。兩分鐘內十五枚地獄火飛彈直接命中目標，完全摧毀伊拉克雷達設備、數輛行動雷達車與支援設施，同時清出一條安全的走廊讓後續部隊能夠精確摧毀飛毛腿發射器，使一千一百架的盟軍戰機安全地轟炸更遠處之目標。
阿帕契直昇機反回沙烏地阿拉伯時，二十四架F-15E 及一隊的英國龍捲風戰機在幾分鐘內用傳統炸彈及精準導向飛彈殲滅伊拉克飛彈基地。阿帕契攻擊後十三分鐘，美軍戰機包括F-117A 隱形戰機於巴格達投下第一枚雷射導引GBU-27 炸彈。在海軍艦艇發射的巡弋飛彈到達巴格達前，一架F117-A已經摧毀了處理伊拉克軍方一半軍事通訊的巴格達國際電信局，大約在同時，另架F-117A 摧毀三百七十呎高的阿爾卡克通訊塔。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的同一晚，一架隱形戰機投下第一枚GBU-27 炸彈，摧毀了伊拉克努卡依比空防中心半數的設備，該中心位於巴格達北方三十五英哩外。不到一分鐘內，第二枚GBU-27 炸彈掃平了整個建築物。
個別的伊拉克雷達站很快地被偵測到，並被海軍F-14 雄貓戰機發射的一千AGM-88 反雷達飛彈所摧毀。其他目標則是由海軍AGM-84 對地反制飛彈所消滅。空襲開始的十九分鐘後，七架B-52G 轟炸機對深入伊拉克境內的預定目標發射了三十六枚空射對地巡弋飛彈。
在起初攻擊後的幾小時內，美國所領導的盟軍已控制了伊拉克上空，伊拉克防空系統也被有效摧毀，空中不再出現伊拉克空軍。從那時起，盟軍的戰機與轟炸機可以任意飛行，尋找目標並繼續削弱曾經令人畏懼的伊拉克戰爭機器。
第一次海灣戰爭是史上首次聯合作戰真正被實行，也是首次斬首作戰成功的被執行，斬首作戰之目標在於摧毀或癱瘓敵軍的指、管和其他重要節點。斬首作戰之戰術後來再度於南斯拉夫戰役及伊拉克戰爭中的初期被使用。
二、 在沙漠風暴行動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飛行員從航空母艦起飛時不知道自己的任務為何。他們只是前往事前指定的會合點。當他們起飛後，他們就在中央司令部的直接指揮之下，其所屬的聯隊並不指揮他們，聯隊只為戰機和飛行提供後勤服務。資訊科技的進步，包含部署在太空的ISR 設備，讓盟軍的空中武力能夠達成這種程度的統一指揮。
三、 九一一後的阿富汗作戰中，一架掠奪者無人駕駛偵察機（一架掠奪者配備初級之偵察映像裝備，造價僅兩百萬美金）確認一群移動中的蓋達組織高層領導，偵察機將影像傳送給在附近的一架F-16 戰機，F-16 戰機於接到影像後立即前往偵察地點，發射一顆飛彈將其消滅。一名掠奪者的技術人員及一名F-16 飛行員，在美國太空指揮部操作太空設備的協助下，短短幾分鐘便完成任務。
四、在柯索沃戰役期間，一架無人駕駛偵察機發現一個固定目標。接著是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影像被傳送至義大利南方的美國空軍基地，接著被傳至華盛頓市郊的指揮所，指揮所接著下令一艘水面艦發射巡弋飛彈摧毀目標。整個過程從發現目標到發射飛彈花費時間不到一分鐘。
五、伊拉克戰爭含括幾乎所有的美國海外與國內陸軍單位。駐紮在韓國的第八軍，本國的九十一空降師、沖繩的海軍陸戰隊、一○一空降師、駐德美軍、本國高度機械化的試驗性第四裝甲師等－這些單位都派遣次級單位到戰場。一旦到了戰場，這些不同次級單位全都在中央司令部的直接指揮下還有包括從航空母艦用直昇機載到巴斯拉鄰近地區的陸戰隊員。這種像樂高組合玩具似的兵力部署模式讓許多外國（包括中國）的軍事觀察家十分困惑並震驚。他們懷疑這些不同單位能否在缺乏事先演習的情況下共同作戰。他們預期混亂跟無效率的戰鬥，但是這些單位極出色的表現讓他們顯得杞人憂天。這些部隊極快且有效的完成他們被賦予的任務。網路中心作戰不僅使用軍事資訊系統，也利用包含網際網路在內的商業資訊系統，這讓指揮官得以在廣大的伊拉克土地上指揮不同的陸軍、陸戰隊單位。
六、 在後九一一的阿富汗作戰中，美國陸軍的士兵裝備著筆記型電腦、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與其他精巧儀器，來引導空軍戰機對地面目標發動精準攻擊。
七、在伊拉克戰爭初期，美軍執行斬首作戰。摧毀伊拉克軍隊的指、管、通、電，癱瘓他們的指揮鏈，也徹底化解伊拉克有組織的反抗。在這之後，較低層級的伊拉克指揮官員就再也沒收到任何命令。理由為何？因為伊拉克軍隊的指、管、通、電於斬首作戰初期已被美軍精準導向彈藥所殲滅或癱瘓。（一名新華社記者在巴格達市郊問幾名伊拉克軍官：「為何你們對於逼近的美軍沒有任何反抗？」回答：「我們從戰爭開始後就沒收到任何命令」）
八、 一架由地面人員操控的掠奪者無人偵察機可以發布命令給水下的潛艦、水上的作戰艦、及空中的直昇機與飛機，對目標同時發動一致的攻擊。無人偵察機可以經由太空中的通訊衛星與不同載台溝通，而另外一個太空衛星則進行偵察及監視。簡言之，網絡中心作戰乃資訊科技密集之作戰。
九、 作戰步驟的革命性增快已成為一個事實，在第一次波灣戰爭中，每天從空軍基地與航空母艦出發的機次高達一千五百多次，但在有限的戰區空間中卻沒有發生任何碰撞。大多數的戰機一天都出動數次。這乃歸功於資訊科技。
美國聯合作戰司令部的角色
為了要將美軍轉換成一個可以執行聯合作戰的部隊，美國國防部成立了聯合作戰司令部。聯合作戰司令部成為國防部底下九大司令部之一，在國防部統一指揮計畫中，其被賦予轉換、研發、試驗、共通性和提供武力之責任。
聯合作戰司令部發展作戰概念，經由以嚴格的試驗測試這些概念，教育聯合作戰領導者，訓練聯合作戰部隊，且建議陸海空軍及陸戰隊如何更好地整合其作戰能力。
聯合作戰需要空中、陸上、海上及太空中的裝備精確之編排。在指派哪一支的部隊支援任務，如何運輸，如何補給、如何戰鬥等方面，教育如何運用這些部隊需要廣泛的訓練。聯合作戰司令部支援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及各區域指揮官(例如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所需的訓練，達成這些訓練的目標。聯合作戰司令部提供的訓練確保美國部隊為聯合作戰做好準備。聯合作戰司令會定期實地或用電腦模擬演練這些部隊。司令部會檢討其發展之準則和「獲得之教訓」，藉以確保訓練計畫能夠因應演化中的挑戰。
聯合作戰司令部也扮起整合美軍軍事能力的領導角色，確保戰略與系統的共通性，診斷出國防部的新需求。司令部同時也是軍隊轉型的實驗室，其試驗戰役計畫提供所有軍種同步化的架構-確保美軍能夠在準則、共通性、整合改善之基礎上，更有效率地被使用。
美國聯合作戰司令部也提供訓練完成且有能力之部隊給予戰區資深指揮官。聯合部隊需要高度的協調，確保陸海空軍及陸戰隊能夠共同作戰，成為一支任務導向的專業部隊。舉例來說，一名空軍將軍可能指揮並協調一支包含陸軍空降部隊、陸戰隊偵察隊、空軍中隊、海軍航空母艦的軍隊之活動。而這種聯合部隊的指揮官隨後將向戰區(如太平洋司令部或中央司令部)指揮官報告。
當戰區指揮官收到任務時，他們倚靠聯合作戰司令部從各軍種基地中將這些部隊集結在一起，且協調他們前往該戰區之運輸，以完成任務。在伊拉克戰爭及阿富汗戰爭中，移交給中央司令部的部隊，大多由聯合作戰司令部所提供。聯合作戰司令部控制美國本土百分之八十的預備作戰部隊。
一個和三個二分一聯合作戰部隊
到目前為止，美軍是唯一有能力執行聯合作戰的軍隊。在波士尼亞及科索沃作戰中，北約盟軍驚訝的發現他們沒有能力進行聯合作戰。他們沒有軍種共通的C4ISR 系統，也沒有針對聯合作戰發展戰術及準則。從那時起，他們(尤其是英國)希望美國能提供技術上的支援。因為與美國的特殊關係，英國將首先把軍隊轉型為「系統中的新興系統」(一或兩架英國龍捲風戰機曾被美國愛國者三型飛彈所擊落，證實盟國間缺乏共通性，或至少缺少共通的敵我辨識)。
日本海上與空中自衛隊是西太平洋唯一達到「盟國共通性」的部隊，此乃歸功於冷戰期美日在太平洋聯合反潛作戰。這顯現出美國國防部將美日聯盟視為亞太和平穩定最重要的維持者。
軍事事務革命與聯合作戰完全有利於攻擊一方嗎?
從上面所描述的軍事革命以及聯合作戰，我們是否可以做出聯合作戰有利於攻方而非守方的結論?並不一定。攻方可在其選擇的時間點上發動先制攻擊，以達到對守方斬首並癱瘓其指管通電和重要設備。但若採取適當措施，守方可以挫敗這種計畫，其端視守方擁有之主、被重空中/飛彈防禦能力的程度而定。守方若能吸收並保存起先的先制攻擊，他就可以享有以逸待勞的優勢。攻方需要聚集大量的人員與裝備並將其運送，這是一項不易的任務，極易曝光且相當容易遭受干擾。倘若守方對攻方有資訊主導優勢，守方可以癱瘓或打斷攻方的資訊系統。如果守方用隱蔽、偽裝、加強防護之方式確保C4ISR 毫髮無傷，建造兩個或三個C4ISR，並擁有測試完美的防衛準則與戰術，則情況更是如此。
台灣可以從美國軍事事務革命與聯合作戰得到什麼教訓?
兩次海灣戰爭及南斯拉夫戰爭成為未來戰爭的典範，中共解放軍高層也因而得到教訓。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利用短程彈道飛彈達成政治及軍事目的。政治上，飛彈可以拿來對台做強制外交，脅迫台灣屈服而毋須真正使用它們。軍事上，飛彈在戰爭初期可用來摧毀台灣的C4ISR 及其他重要基礎設施。這也是中國為什麼從一九九○年代初期開始即部署瞄準台灣的M-9 和M-11 飛彈。這類飛彈多達六百多枚，且每年增加七十枚。
解放軍得到的另一教訓就是隱蔽、強化保護與防禦C4ISR 和其他重要節點之重要性，以避免空中或視距外攻擊。
第三個教訓就是發展反制措施以應付視距外精 準導向彈藥、隱形載台和資訊與電子戰之重要性。用解放軍的話來說反制措施就是「三打三反」。「三打」指的是攻擊隱形戰機、巡弋飛彈及武裝直昇機。「三反」則是防衛敵人偵察與監視、精準攻擊及電子干擾。以後資訊(包括電子)戰並且被列出入上述防禦和攻擊列表。解放軍如何達成這些目標仍是未定之問題。確認問題與挑戰所在之處並不代表能夠找到解決方式。竟管他們的斷言，他們現在是最不太可能有解決方法。
台灣國防可以從兩次波灣及南斯拉夫戰爭得到什哪些教訓?答案很多，但是以下是筆者認為最具關聯性、可行性、急迫性且可獲得最大報酬的部分。
第一、 最新的現代化指管通電使一個「流線型」(或扁平化)的指揮鏈成為可能，而且適合需求。
第二、 獲得取最新具共通性的通訊系統是當務之急(要解決這一需求的博勝案已經進行了多年)。
第三、 隱蔽、偽裝、強化保護及防禦我們的C4ISR、空軍基地和部署於這業地方之戰機、海軍基地應該是最優先的任務。目標將是挫敗敵人有把握對我們政軍高層指揮中心進行斬首、癱瘓我軍C4ISR、空軍基地、海軍基地和其他重要節點。我們一定要採行措施將它們的存活率提升到最高。
第四、 聯合作戰司令部應該在短的可行時間內成立。這個組織上的新制度應該是國軍轉型為一支能夠執行聯合作戰之防衛武力部隊的第一步。
歷史上，軍事硬體及軟體的轉變促成戰略、戰術和軍隊組織方式的改變。在美軍的案例中，硬體及軟體的轉換造成「網絡中心作戰」以及指揮鏈扁平化的採行，這表示減少命令與回饋往來所需訊息鏈之數目。
過去十年來我國陸軍進行裁軍，師級指揮單位被廢除後，只保留師級指揮骨骼架構。這個構想乃是因為師級單位將在戰爭時期恢復。但是美國陸軍指揮鏈扁平化在伊拉克戰役獲致的驚人成功，讓我軍堅持在戰時恢復師級指揮單位一事產生疑問。若能夠取得現代化的指管通電，這也是博勝案所要達成的，則陸軍是否真的需要維持虛設的師級指揮骨架以於戰時恢復之?陸軍真的需要這麼多的指揮層級才能夠有效率的作戰?
台灣本島不是一個廣大的戰區，我軍是否需要維持三個以上的戰區，且每一個戰區由一位上將指揮?若有博勝案所要建造的現代共通資訊與電腦系統，一個扁平化的指揮鏈不僅可能而且會更有效率。
另一教訓就是阻止敵人試圖對我執行斬首戰術之重要性。斬首戰術有兩個層面-暗殺政軍高層領袖和在戰爭初期癱瘓高層指揮。保衛對衡山指揮中心的地面攻擊，跟對付彈道與巡弋飛彈攻擊同等重要。衡山是聯合作戰司令部的所在，但是位置太過暴露也太靠近松山機場。在比較安全且不易接近的地點設置另一相同指揮中心是絕對有必要的，使其不受癱瘓破壞之攻擊。新的指揮中心一定要進入「地下」，且必須強化防禦讓其較不容易被飛彈攻擊及敵方情報人員所破壞。甚至可以考慮設立第三個相同的指揮中心，不管是真實的或作為掩飾。設置兩個或三個相同的指揮中心，讓我方在面臨解放軍先制與斬首攻擊時，可以確保我軍指管的存活。
至關重要的是，我軍通訊系統一定要能夠在敵軍奇襲或情報人員的破壞下存活。所有的光纖線路都必須地下化，而地下入口必須無法偵察且強化保護。若不如此，訓練有素的敵方破壞者將能在重要的接合處以手榴彈或切除器切斷光纖線路，破壞我方的通訊系統。
台灣必須採取措施以加強空軍基地和當地戰機的主動、被動飛彈防禦。目標乃是確保它們在飛彈奇襲與飽和攻擊下的存活能力。台灣持續的空中優勢是嚇阻對岸發動兩棲登陸作戰的必要因素。在飛行員素質、航空電子技術及武器系統上維持質的優勢，可以補償戰機數量較少的劣勢。不過，在維持空優上，質的優勢遠比量的優勢來的重要，特別在台灣海峽這樣有限的領空(以一九五八年台海空戰為例，台灣軍刀戰機以三十一比一之比例大勝中國米格戰機，迫使中國在衝突爆發不久後就中止空中作戰)。
假設台海上空可以同時容納一百架戰機，對岸就算有兩千架戰機(包括兩百多架SU-27 戰機或配備較差之航空電子技術及空對空飛彈的類似載具)也不佔有優勢。然而，我軍戰機大多部署在西岸的四大空軍基地，相當容易遭受M-9 與M-11 飛彈之奇襲與飽和攻擊，為了降低這種危險性，台灣必須加強四大基地的防禦，增加戰機的存活率。維持空中優勢乃是絕對必要之事。防衛我軍的指管通電、四大空軍基地與當地的戰鬥設備甚至比防衛城市還來的重要。為什麼?因為前者可以嚇阻敵人發動攻擊，並阻止敵人於啟動戰爭取得快速的勝利。若台灣的空中武力被消滅，我們就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嚇阻兩棲作戰入侵或是從中戰勝。
戰機與飛彈有一個不同之處：戰機可以重複使用，但飛彈只能發射一次。所以解放軍所對準台灣部署的六百多枚飛彈只能使用一次。每顆M-9 飛彈搭載五百公斤炸藥，M-11 飛彈則是八百公斤。我們的戰鬥機每次可運載最少兩倍重量炸藥(F-16 戰鬥機可運載M-117 炸彈每個M-117 重八百九十三公斤)。這些短程彈道飛彈的方圓誤差概率一開始相當高，但據報導指出現也已縮小至一百公尺以內。方圓誤差概率是對岸軍事最高機密，我們無從得知。若誤差仍然非常高，對我威脅也相對減少。不管如何，這些飛彈一旦發射就不能再度被使用。除非它們具有精確導向能力，不然對我們的傷害將是有限的。
但對於我們的F-16 幻象兩千、 與經國號戰機而言，若它們可在起先的飛彈攻擊下存活，且跑道保持良好或可以用快速修復包修復，則這些戰機就可以一再出航執行任務。
由上所知，我們必須建立起主動與被動防衛措施以對付飛彈攻擊。愛國者三型防空飛彈的取得、愛國者二型防空飛彈的升級、及在適當時間取得神盾飛彈防衛系統-這些都大幅鞏固主動飛彈防衛措施。但加強被動防衛也是同等重要。被動防衛措施包括：強化或地下化戰機的掩蔽所、戰備跑道、跑道快速修護包、備用雷達與通訊系統。我們要在西岸的四個最好是五個空軍基地建設戰備跑道或將公路轉變為跑道。我們必須強化機堡以承擔壓力，從現在的五百磅提升至兩千五百磅。將機堡地下化的選項也不應被排除。我們必須將一部分的公路轉換為戰預備跑道，並設立燃料與彈藥補給設備。所有空軍基地也都應有跑道快速修復包。主動與被動飛彈防衛的合璧讓台灣更有能力實行阻卻性嚇阻。我們的空中武力大多數能在衝突初期的奇襲與飛彈飽和攻擊下存活，這個事實本身將會嚇阻攻擊者的冒險嘗試。彈道飛彈是當前我們主要的威脅，但是在十年後巡弋飛彈有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威脅，這將是國軍未來必須面對的首要課題。
在沒有共通的C4ISR 之情況下，軍隊轉型不過是幻想。若沒有軍種間共通的通訊系統，幾乎不可能將我軍轉變成聯合作戰部隊。目標在建立軍種間共通通訊系統的博勝案，預計於幾年內完成。有鑑於防衛指管通電、四大空軍基地和當地軍機遭受飛彈攻擊之重要性，筆者認為發展保護這些設施的聯合作戰觀念、戰術、準則、試驗、訓練是我們當前最急迫的目標。這是將國軍轉型為防衛性聯合作戰部隊之起點。要執行與發展這樣的能力不僅涉及陸軍、海軍、空軍，還牽涉到海軍陸戰隊、輕航兵力、特種部隊司令部與飛彈司令部。訓練及演習將提供作戰觀念與準則精進的機會，接著讓下一輪的訓練及演習更加成功。一言以蔽之，防衛C4、六個主要空軍與當地戰機、以及左營海軍基地將是國軍轉型的首要焦點。
有鑑於對岸近來的軍事發展，將我軍轉型為具有聯合作戰能力的部隊已成為急迫之事。過去二十年來解放軍歷經驚人的轉型，依循軍事事務革命方向發展並具有中國特色。台灣已成為解放軍軍事現代化的主要目標。解放軍裁減地面部隊，持續戰略計畫(研發、製造及部署戰略武器如洲際彈道飛彈、中程彈道飛彈、核武，旨在嚇阻美國介入台海危機)，並從俄羅斯及以色列購買先進傳統武器。解放軍也在找尋創新的方式發動不對稱作戰以對付潛在敵人-也就是質量上佔優勢者(美軍太平洋司令部)以及數量上處於劣勢者(台灣軍隊)。
沙漠風暴行動讓解放軍高層看到對台進行斬首作戰及先制攻擊的可能性。近來有幾位具有創意的中國戰略專家曾公開表示，以閃電速度攻擊台灣在美國介入前迫使台灣投降-也就是借由政治軍事行動強制台灣接受「一國兩制」：這包括對台指揮中心精準打擊、政軍高層的斬首、扶植接受中國條件傀儡政權和阻止美國干預。
在這樣的發展下，台灣國軍除了將自身迅速轉型為具有聯合作戰能力的軍隊外，沒有別的選項。我們當然不希望與中國發生戰爭，但是中國有可能對我發動戰爭。嚇阻中國對台發動侵略戰爭才是兩岸人民的最佳利益。
嚇阻戰略有三種：大規模報復性嚇阻、反武力性嚇阻、阻卻性嚇阻。前兩種戰略在人口及領土極不對稱下並不可行的。大規模報復性嚇阻在沒有核武彈頭的情況下不具有可信度，即便台灣擁有核武彈頭，也不可能達成均勢。反制武力性嚇阻也不可行，因為兩岸在必須摧毀的戰略目標之數目上差距太大。阻卻性嚇阻是台灣唯一可行的嚇阻戰略。中國希望可以脅迫台灣接受其條件，其希望以武力威脅達成這目標，若武力威脅失敗，則改用盡量最少的武力和可承擔的代價獲勝。台灣的嚇阻姿態必須能嚇阻中國訴諸武力使用並阻卻其所要達成之目的。理想上台灣的目標應該是嚇阻中國突然發動戰爭，若嚇阻失敗，則必須在戰爭初期取勝並拉長時間，直到第三國介入終止戰爭為止。
阻卻性嚇阻是台灣唯一可行的戰略。從純軍事觀點而言，有三件事能嚇阻中國突然發動戰爭：
第一、 解放軍無法在第三國介入前完成達成決定性軍事勝利；
第二、 美國阻止解放軍對台發動未經挑釁之攻擊的能力與決心；
第三、 台灣軍隊阻止解放軍達到最可欲目標之能力-用可接受的代價獲取對台快速且決定性的政治、軍事勝利(亦即迫使台灣接受「一國兩制」)。
無需贅言，前兩件事是我們無法控制的，但第三件事卻是我們可以努力的。只有在國軍能夠阻止中國得到侵略果實(以較小、可接受的代價脅迫台灣接受「一國兩制」)，且給予中國統治菁英無法接受之懲罰(其中最糟的是中共政權之垮台)的情況下，才能嚇阻中國統治菁英發動戰爭。這需要我們用質的優勢來補救數量上的劣勢。在當代，唯一可以確保實現此項目標的方式乃是將我國國軍轉變成為為一支擁有聯合作戰能力的部隊。
要達成這一目標，絕對需要總統個人領導，以及國會的支持與參與。國會可以通過國防組織重組法案，旨在合理化我國防組織及扁平化我軍事指揮鏈。什麼樣的組織架構最能讓我們達到此一任務? 這個主題筆者將另外撰文加以討論。
美國軍事事務革命、聯合作戰，予台灣國防的教訓
國策顧問 陳必照
聯合作戰不能與協同作戰混為一談。諾曼地登陸作戰、美軍太平洋跳島作戰、韓戰仁川登陸等，都是典型協同作戰的例子。在這些協同作戰中，美軍執行了當時最複雜的作戰計畫，各軍種在總計畫的指導下執行各自任務，但是任務開始執行後，各軍種間的溝通就幾乎是零。
以太平洋跳島作戰為例，兩棲登陸作戰以地毯式轟炸做開端，接下來由海軍進行強烈砲轟，以「軟化」抵抗，最後再以陸戰隊做海灘登陸，需要時將空降部隊降到島上重要戰略位置。軍種間少有溝通，更沒有聯合作戰。為什麼會如此，因為聯合作戰所需的硬體(大戰後的資訊科技)以及隨行而來的軟體在當時還未被發明。所需的硬體及更重要的軟體(新一波的戰略思維、戰術及聯合作戰規劃)直到八0 年代中期才趨於成熟。
聯合作戰是最新一波的軍事事務革命。由美國於八０年代中期領導開創，聯合作戰包括大量且系統性的使用現代資訊科技及電腦，這些也伴隨著軟體創新的過程 -包括發展、試驗及修整聯合作戰的戰術及教條。在追求革新中，美軍不但利用電腦及資訊科技，甚至還利用隱形科技、遙控偵測科技、航太科技以及精準導向彈藥 (例如不同版本的戰斧巡弋飛彈、AGM-84 對地反制飛彈、AGM-86 空射巡弋飛彈、聯合制導攻擊武器、AGM-88 反雷達飛彈等)。這場軍事革命將美軍轉換成「系統中的新興系統」。
從普通標準軍事作業轉換至聯合作戰成就了什麼?第一是「武力倍增效果」，第二是作戰步驟的革命性增快。使用相同的人力、火力及裝備，聯合作戰能夠以比協同作戰更有效及迅速的方式完成相同的任務。這可以從「沙漠風暴行動」及「伊拉克自由行動」中得到證實，在這些行動中
，美國所領導的盟軍能夠以閃電般的速度以及更少的傷亡獲得決定性的勝利。這些戰役將是未來先進部隊如何打仗的典型例子。
以色列國防軍在戈蘭高地的空陸作戰開創聯合作戰，在此戰役中，以色列空軍不止給予地面部隊空中掩護，也與陸上部隊展開聯合陸空作戰對付敘利亞軍隊。
美軍做為系統中的新興系統美軍能轉換為諸系統之新興系統主要因為一種趨勢及一個創新：一種趨勢就是電腦及資訊科技的成熟及系統性使用，以及隱形、航太、遙控偵測、精確制導科技的大量研究與發展。一種創新則是高德華參議員與尼可斯眾議員的一項國會提案，導致最後「高尼法案」的通過，也使軍事作戰之聯合性得以成功。
二次大戰後電腦及資訊科技大幅的進步讓一些有遠見的軍事專家提倡軍方系統性的使用這些科技，藉以改良部隊作戰能力，這後來被稱為軍事事務革命，一名有影響力的提倡者安德魯‧馬歇爾，將軍事務革命定義為「戰爭本質的重要轉變，由新科技的創新應用所導致，並伴隨著軍事準則、作戰及組織概念的重大改變，頻繁地改變了軍事行動的表現。」
越戰與格瑞那達戰役暴露美軍當時缺乏效率，這主要是因為軍種間無法有效溝通。後者乃是因為軍種間為了資源及任務而競爭，以及缺乏跨軍種互通信及共通性的戰略思考。
一些國會領袖及退休將領確信國防部及軍方需要大規模的重組，他們的目標就是要軍隊能夠學習及執行聯合作戰。在高德華參議員堅定的領導下，國會的小組委員會舉辦了上百次的公聽會，邀請數位倍受推崇的退休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以及將領做証。他們對此的努力最後成功於一九八六年通過據指標性的「高尼法案」。即使國防部長溫伯格和五角大廈反對，但國會還是通過了該法案。「高尼法案」內容龐大並包含詳細規定的條款，其啟動了國防及軍隊的組織重組，以及聯戰準則的研發。「高尼法案」同時要求指揮鏈的簡明化，以及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與區域/功能司令部清楚的分工。藉由將任職於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當成升遷的先決條件，「高尼法案」也創造了想要追求軍種聯合性的誘因。
轉型最後的結果是通訊/資訊硬體及軟體變成具有共通性。軍種內部與軍種之間的共通性已成為美國武裝部隊的準則。將先進資訊、電腦、遙控偵測、隱形、精確制導太空科技應用於軍事事務中，讓美國達成「資訊主導」、對敵「資訊拒絕」、即時資訊共享共用(或稱資訊融合)、精確轟炸等目標(幾乎所有的精準導向彈藥都納入許多最新的資訊科技與遙控偵測)。資訊主導讓各級美軍指揮官能夠擁有前所未有的「戰爭空間認知」，且在同時封鎖、壓制或干擾敵方的資訊/通訊系統。
軍事事務革命與「高尼法案」讓美軍徹底轉型，使美軍能被稱為「系統中的新興系統」。新興系統有三個次系統：
‧ISR 即是情報、監視、偵察
‧ C4 即是指揮、管制、通訊、電腦
‧ PGMs 即是精準導向彈藥
就如歐文斯將軍在他「移除戰爭之霧」一書中指出，ISR 包含數十種部署在六種空間(水下、水面、陸地、空中、太空及網路空間)監視偵查裝備，這些裝備讓美軍達到對敵壓倒性的資訊主導。不論是由空軍、陸軍、海軍或太空指揮部的人員操控，這些裝備總合起來成為ISR「系統」。他們提供C4 即時的資訊。所的情報幫助前一個C2(指、管)，在後一個C2(通、電)的協助下，達成更完整的戰爭空間認知，且降低戰爭之霧。掌握了即時且完整的戰爭空間認知，指揮及管制能夠更快做出決定，然後直接下達命令給操作各式精準導向彈藥之不同單位，即時發動協調且同步的攻擊以達成任務，並獲致武力倍增效果。龐大數量的資訊即時的以數位方式傳送(Data Link 16 就是其中一種裝備)。
軍事事務革命及聯合作戰最新的發展就是「網路中心作戰」。最新資訊科技的運用讓指揮中心得以發布命令給各軍種，並協調一個龐大涵蓋不同軍種操作精準導向彈藥的同步聯合作戰。網絡中心作戰能夠讓指揮中心直接對操作情、監、偵及精準導向彈藥的單位下達命令、管控或接收回報。網路通訊包含使用網際網路和可供運用的商業資訊、通訊器材，讓指揮鏈得以扁平化。
有幾個例子足以闡明軍事務革命所帶來的武力相乘效果以及作戰步驟的大幅增快。
一、 沙漠風暴作戰初期表現出聯合作戰在實戰中的實用性。在沙漠風暴開戰不久的幾小時內， 八架由陸軍人員駕控的阿帕契戰鬥直昇機，攻擊了伊拉克西部的早期預警雷達。這幾架阿帕契要在沙漠地面上幾公尺的高度飛行一千一百英哩才能到達主要目標，兩架空軍低空鋪路直昇機為阿帕契做先導工作，當低空鋪路直昇機到達目標十二哩外，即投下化學信號燈。這些化學信號燈在夜間紅外線監視系統裡會顯示出明顯的綠光，然而肉眼卻完全看不到，阿帕契直昇機跟隨著化學信號繼而攻擊雷達基地。
阿帕契的奇襲完全成功。兩分鐘內十五枚地獄火飛彈直接命中目標，完全摧毀伊拉克雷達設備、數輛行動雷達車與支援設施，同時清出一條安全的走廊讓後續部隊能夠精確摧毀飛毛腿發射器，使一千一百架的盟軍戰機安全地轟炸更遠處之目標。
阿帕契直昇機反回沙烏地阿拉伯時，二十四架F-15E 及一隊的英國龍捲風戰機在幾分鐘內用傳統炸彈及精準導向飛彈殲滅伊拉克飛彈基地。阿帕契攻擊後十三分鐘，美軍戰機包括F-117A 隱形戰機於巴格達投下第一枚雷射導引GBU-27 炸彈。在海軍艦艇發射的巡弋飛彈到達巴格達前，一架F117-A已經摧毀了處理伊拉克軍方一半軍事通訊的巴格達國際電信局，大約在同時，另架F-117A 摧毀三百七十呎高的阿爾卡克通訊塔。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的同一晚，一架隱形戰機投下第一枚GBU-27 炸彈，摧毀了伊拉克努卡依比空防中心半數的設備，該中心位於巴格達北方三十五英哩外。不到一分鐘內，第二枚GBU-27 炸彈掃平了整個建築物。
個別的伊拉克雷達站很快地被偵測到，並被海軍F-14 雄貓戰機發射的一千AGM-88 反雷達飛彈所摧毀。其他目標則是由海軍AGM-84 對地反制飛彈所消滅。空襲開始的十九分鐘後，七架B-52G 轟炸機對深入伊拉克境內的預定目標發射了三十六枚空射對地巡弋飛彈。
在起初攻擊後的幾小時內，美國所領導的盟軍已控制了伊拉克上空，伊拉克防空系統也被有效摧毀，空中不再出現伊拉克空軍。從那時起，盟軍的戰機與轟炸機可以任意飛行，尋找目標並繼續削弱曾經令人畏懼的伊拉克戰爭機器。
第一次海灣戰爭是史上首次聯合作戰真正被實行，也是首次斬首作戰成功的被執行，斬首作戰之目標在於摧毀或癱瘓敵軍的指、管和其他重要節點。斬首作戰之戰術後來再度於南斯拉夫戰役及伊拉克戰爭中的初期被使用。
二、 在沙漠風暴行動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飛行員從航空母艦起飛時不知道自己的任務為何。他們只是前往事前指定的會合點。當他們起飛後，他們就在中央司令部的直接指揮之下，其所屬的聯隊並不指揮他們，聯隊只為戰機和飛行提供後勤服務。資訊科技的進步，包含部署在太空的ISR 設備，讓盟軍的空中武力能夠達成這種程度的統一指揮。
三、 九一一後的阿富汗作戰中，一架掠奪者無人駕駛偵察機（一架掠奪者配備初級之偵察映像裝備，造價僅兩百萬美金）確認一群移動中的蓋達組織高層領導，偵察機將影像傳送給在附近的一架F-16 戰機，F-16 戰機於接到影像後立即前往偵察地點，發射一顆飛彈將其消滅。一名掠奪者的技術人員及一名F-16 飛行員，在美國太空指揮部操作太空設備的協助下，短短幾分鐘便完成任務。
四、在柯索沃戰役期間，一架無人駕駛偵察機發現一個固定目標。接著是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影像被傳送至義大利南方的美國空軍基地，接著被傳至華盛頓市郊的指揮所，指揮所接著下令一艘水面艦發射巡弋飛彈摧毀目標。整個過程從發現目標到發射飛彈花費時間不到一分鐘。
五、伊拉克戰爭含括幾乎所有的美國海外與國內陸軍單位。駐紮在韓國的第八軍，本國的九十一空降師、沖繩的海軍陸戰隊、一○一空降師、駐德美軍、本國高度機械化的試驗性第四裝甲師等－這些單位都派遣次級單位到戰場。一旦到了戰場，這些不同次級單位全都在中央司令部的直接指揮下還有包括從航空母艦用直昇機載到巴斯拉鄰近地區的陸戰隊員。這種像樂高組合玩具似的兵力部署模式讓許多外國（包括中國）的軍事觀察家十分困惑並震驚。他們懷疑這些不同單位能否在缺乏事先演習的情況下共同作戰。他們預期混亂跟無效率的戰鬥，但是這些單位極出色的表現讓他們顯得杞人憂天。這些部隊極快且有效的完成他們被賦予的任務。網路中心作戰不僅使用軍事資訊系統，也利用包含網際網路在內的商業資訊系統，這讓指揮官得以在廣大的伊拉克土地上指揮不同的陸軍、陸戰隊單位。
六、 在後九一一的阿富汗作戰中，美國陸軍的士兵裝備著筆記型電腦、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與其他精巧儀器，來引導空軍戰機對地面目標發動精準攻擊。
七、在伊拉克戰爭初期，美軍執行斬首作戰。摧毀伊拉克軍隊的指、管、通、電，癱瘓他們的指揮鏈，也徹底化解伊拉克有組織的反抗。在這之後，較低層級的伊拉克指揮官員就再也沒收到任何命令。理由為何？因為伊拉克軍隊的指、管、通、電於斬首作戰初期已被美軍精準導向彈藥所殲滅或癱瘓。（一名新華社記者在巴格達市郊問幾名伊拉克軍官：「為何你們對於逼近的美軍沒有任何反抗？」回答：「我們從戰爭開始後就沒收到任何命令」）
八、 一架由地面人員操控的掠奪者無人偵察機可以發布命令給水下的潛艦、水上的作戰艦、及空中的直昇機與飛機，對目標同時發動一致的攻擊。無人偵察機可以經由太空中的通訊衛星與不同載台溝通，而另外一個太空衛星則進行偵察及監視。簡言之，網絡中心作戰乃資訊科技密集之作戰。
九、 作戰步驟的革命性增快已成為一個事實，在第一次波灣戰爭中，每天從空軍基地與航空母艦出發的機次高達一千五百多次，但在有限的戰區空間中卻沒有發生任何碰撞。大多數的戰機一天都出動數次。這乃歸功於資訊科技。
美國聯合作戰司令部的角色
為了要將美軍轉換成一個可以執行聯合作戰的部隊，美國國防部成立了聯合作戰司令部。聯合作戰司令部成為國防部底下九大司令部之一，在國防部統一指揮計畫中，其被賦予轉換、研發、試驗、共通性和提供武力之責任。
聯合作戰司令部發展作戰概念，經由以嚴格的試驗測試這些概念，教育聯合作戰領導者，訓練聯合作戰部隊，且建議陸海空軍及陸戰隊如何更好地整合其作戰能力。
聯合作戰需要空中、陸上、海上及太空中的裝備精確之編排。在指派哪一支的部隊支援任務，如何運輸，如何補給、如何戰鬥等方面，教育如何運用這些部隊需要廣泛的訓練。聯合作戰司令部支援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及各區域指揮官(例如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所需的訓練，達成這些訓練的目標。聯合作戰司令部提供的訓練確保美國部隊為聯合作戰做好準備。聯合作戰司令會定期實地或用電腦模擬演練這些部隊。司令部會檢討其發展之準則和「獲得之教訓」，藉以確保訓練計畫能夠因應演化中的挑戰。
聯合作戰司令部也扮起整合美軍軍事能力的領導角色，確保戰略與系統的共通性，診斷出國防部的新需求。司令部同時也是軍隊轉型的實驗室，其試驗戰役計畫提供所有軍種同步化的架構-確保美軍能夠在準則、共通性、整合改善之基礎上，更有效率地被使用。
美國聯合作戰司令部也提供訓練完成且有能力之部隊給予戰區資深指揮官。聯合部隊需要高度的協調，確保陸海空軍及陸戰隊能夠共同作戰，成為一支任務導向的專業部隊。舉例來說，一名空軍將軍可能指揮並協調一支包含陸軍空降部隊、陸戰隊偵察隊、空軍中隊、海軍航空母艦的軍隊之活動。而這種聯合部隊的指揮官隨後將向戰區(如太平洋司令部或中央司令部)指揮官報告。
當戰區指揮官收到任務時，他們倚靠聯合作戰司令部從各軍種基地中將這些部隊集結在一起，且協調他們前往該戰區之運輸，以完成任務。在伊拉克戰爭及阿富汗戰爭中，移交給中央司令部的部隊，大多由聯合作戰司令部所提供。聯合作戰司令部控制美國本土百分之八十的預備作戰部隊。
一個和三個二分一聯合作戰部隊
到目前為止，美軍是唯一有能力執行聯合作戰的軍隊。在波士尼亞及科索沃作戰中，北約盟軍驚訝的發現他們沒有能力進行聯合作戰。他們沒有軍種共通的C4ISR 系統，也沒有針對聯合作戰發展戰術及準則。從那時起，他們(尤其是英國)希望美國能提供技術上的支援。因為與美國的特殊關係，英國將首先把軍隊轉型為「系統中的新興系統」(一或兩架英國龍捲風戰機曾被美國愛國者三型飛彈所擊落，證實盟國間缺乏共通性，或至少缺少共通的敵我辨識)。
日本海上與空中自衛隊是西太平洋唯一達到「盟國共通性」的部隊，此乃歸功於冷戰期美日在太平洋聯合反潛作戰。這顯現出美國國防部將美日聯盟視為亞太和平穩定最重要的維持者。
軍事事務革命與聯合作戰完全有利於攻擊一方嗎?
從上面所描述的軍事革命以及聯合作戰，我們是否可以做出聯合作戰有利於攻方而非守方的結論?並不一定。攻方可在其選擇的時間點上發動先制攻擊，以達到對守方斬首並癱瘓其指管通電和重要設備。但若採取適當措施，守方可以挫敗這種計畫，其端視守方擁有之主、被重空中/飛彈防禦能力的程度而定。守方若能吸收並保存起先的先制攻擊，他就可以享有以逸待勞的優勢。攻方需要聚集大量的人員與裝備並將其運送，這是一項不易的任務，極易曝光且相當容易遭受干擾。倘若守方對攻方有資訊主導優勢，守方可以癱瘓或打斷攻方的資訊系統。如果守方用隱蔽、偽裝、加強防護之方式確保C4ISR 毫髮無傷，建造兩個或三個C4ISR，並擁有測試完美的防衛準則與戰術，則情況更是如此。
台灣可以從美國軍事事務革命與聯合作戰得到什麼教訓?
兩次海灣戰爭及南斯拉夫戰爭成為未來戰爭的典範，中共解放軍高層也因而得到教訓。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利用短程彈道飛彈達成政治及軍事目的。政治上，飛彈可以拿來對台做強制外交，脅迫台灣屈服而毋須真正使用它們。軍事上，飛彈在戰爭初期可用來摧毀台灣的C4ISR 及其他重要基礎設施。這也是中國為什麼從一九九○年代初期開始即部署瞄準台灣的M-9 和M-11 飛彈。這類飛彈多達六百多枚，且每年增加七十枚。
解放軍得到的另一教訓就是隱蔽、強化保護與防禦C4ISR 和其他重要節點之重要性，以避免空中或視距外攻擊。
第三個教訓就是發展反制措施以應付視距外精 準導向彈藥、隱形載台和資訊與電子戰之重要性。用解放軍的話來說反制措施就是「三打三反」。「三打」指的是攻擊隱形戰機、巡弋飛彈及武裝直昇機。「三反」則是防衛敵人偵察與監視、精準攻擊及電子干擾。以後資訊(包括電子)戰並且被列出入上述防禦和攻擊列表。解放軍如何達成這些目標仍是未定之問題。確認問題與挑戰所在之處並不代表能夠找到解決方式。竟管他們的斷言，他們現在是最不太可能有解決方法。
台灣國防可以從兩次波灣及南斯拉夫戰爭得到什哪些教訓?答案很多，但是以下是筆者認為最具關聯性、可行性、急迫性且可獲得最大報酬的部分。
第一、 最新的現代化指管通電使一個「流線型」(或扁平化)的指揮鏈成為可能，而且適合需求。
第二、 獲得取最新具共通性的通訊系統是當務之急(要解決這一需求的博勝案已經進行了多年)。
第三、 隱蔽、偽裝、強化保護及防禦我們的C4ISR、空軍基地和部署於這業地方之戰機、海軍基地應該是最優先的任務。目標將是挫敗敵人有把握對我們政軍高層指揮中心進行斬首、癱瘓我軍C4ISR、空軍基地、海軍基地和其他重要節點。我們一定要採行措施將它們的存活率提升到最高。
第四、 聯合作戰司令部應該在短的可行時間內成立。這個組織上的新制度應該是國軍轉型為一支能夠執行聯合作戰之防衛武力部隊的第一步。
歷史上，軍事硬體及軟體的轉變促成戰略、戰術和軍隊組織方式的改變。在美軍的案例中，硬體及軟體的轉換造成「網絡中心作戰」以及指揮鏈扁平化的採行，這表示減少命令與回饋往來所需訊息鏈之數目。
過去十年來我國陸軍進行裁軍，師級指揮單位被廢除後，只保留師級指揮骨骼架構。這個構想乃是因為師級單位將在戰爭時期恢復。但是美國陸軍指揮鏈扁平化在伊拉克戰役獲致的驚人成功，讓我軍堅持在戰時恢復師級指揮單位一事產生疑問。若能夠取得現代化的指管通電，這也是博勝案所要達成的，則陸軍是否真的需要維持虛設的師級指揮骨架以於戰時恢復之?陸軍真的需要這麼多的指揮層級才能夠有效率的作戰?
台灣本島不是一個廣大的戰區，我軍是否需要維持三個以上的戰區，且每一個戰區由一位上將指揮?若有博勝案所要建造的現代共通資訊與電腦系統，一個扁平化的指揮鏈不僅可能而且會更有效率。
另一教訓就是阻止敵人試圖對我執行斬首戰術之重要性。斬首戰術有兩個層面-暗殺政軍高層領袖和在戰爭初期癱瘓高層指揮。保衛對衡山指揮中心的地面攻擊，跟對付彈道與巡弋飛彈攻擊同等重要。衡山是聯合作戰司令部的所在，但是位置太過暴露也太靠近松山機場。在比較安全且不易接近的地點設置另一相同指揮中心是絕對有必要的，使其不受癱瘓破壞之攻擊。新的指揮中心一定要進入「地下」，且必須強化防禦讓其較不容易被飛彈攻擊及敵方情報人員所破壞。甚至可以考慮設立第三個相同的指揮中心，不管是真實的或作為掩飾。設置兩個或三個相同的指揮中心，讓我方在面臨解放軍先制與斬首攻擊時，可以確保我軍指管的存活。
至關重要的是，我軍通訊系統一定要能夠在敵軍奇襲或情報人員的破壞下存活。所有的光纖線路都必須地下化，而地下入口必須無法偵察且強化保護。若不如此，訓練有素的敵方破壞者將能在重要的接合處以手榴彈或切除器切斷光纖線路，破壞我方的通訊系統。
台灣必須採取措施以加強空軍基地和當地戰機的主動、被動飛彈防禦。目標乃是確保它們在飛彈奇襲與飽和攻擊下的存活能力。台灣持續的空中優勢是嚇阻對岸發動兩棲登陸作戰的必要因素。在飛行員素質、航空電子技術及武器系統上維持質的優勢，可以補償戰機數量較少的劣勢。不過，在維持空優上，質的優勢遠比量的優勢來的重要，特別在台灣海峽這樣有限的領空(以一九五八年台海空戰為例，台灣軍刀戰機以三十一比一之比例大勝中國米格戰機，迫使中國在衝突爆發不久後就中止空中作戰)。
假設台海上空可以同時容納一百架戰機，對岸就算有兩千架戰機(包括兩百多架SU-27 戰機或配備較差之航空電子技術及空對空飛彈的類似載具)也不佔有優勢。然而，我軍戰機大多部署在西岸的四大空軍基地，相當容易遭受M-9 與M-11 飛彈之奇襲與飽和攻擊，為了降低這種危險性，台灣必須加強四大基地的防禦，增加戰機的存活率。維持空中優勢乃是絕對必要之事。防衛我軍的指管通電、四大空軍基地與當地的戰鬥設備甚至比防衛城市還來的重要。為什麼?因為前者可以嚇阻敵人發動攻擊，並阻止敵人於啟動戰爭取得快速的勝利。若台灣的空中武力被消滅，我們就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嚇阻兩棲作戰入侵或是從中戰勝。
戰機與飛彈有一個不同之處：戰機可以重複使用，但飛彈只能發射一次。所以解放軍所對準台灣部署的六百多枚飛彈只能使用一次。每顆M-9 飛彈搭載五百公斤炸藥，M-11 飛彈則是八百公斤。我們的戰鬥機每次可運載最少兩倍重量炸藥(F-16 戰鬥機可運載M-117 炸彈每個M-117 重八百九十三公斤)。這些短程彈道飛彈的方圓誤差概率一開始相當高，但據報導指出現也已縮小至一百公尺以內。方圓誤差概率是對岸軍事最高機密，我們無從得知。若誤差仍然非常高，對我威脅也相對減少。不管如何，這些飛彈一旦發射就不能再度被使用。除非它們具有精確導向能力，不然對我們的傷害將是有限的。
但對於我們的F-16 幻象兩千、 與經國號戰機而言，若它們可在起先的飛彈攻擊下存活，且跑道保持良好或可以用快速修復包修復，則這些戰機就可以一再出航執行任務。
由上所知，我們必須建立起主動與被動防衛措施以對付飛彈攻擊。愛國者三型防空飛彈的取得、愛國者二型防空飛彈的升級、及在適當時間取得神盾飛彈防衛系統-這些都大幅鞏固主動飛彈防衛措施。但加強被動防衛也是同等重要。被動防衛措施包括：強化或地下化戰機的掩蔽所、戰備跑道、跑道快速修護包、備用雷達與通訊系統。我們要在西岸的四個最好是五個空軍基地建設戰備跑道或將公路轉變為跑道。我們必須強化機堡以承擔壓力，從現在的五百磅提升至兩千五百磅。將機堡地下化的選項也不應被排除。我們必須將一部分的公路轉換為戰預備跑道，並設立燃料與彈藥補給設備。所有空軍基地也都應有跑道快速修復包。主動與被動飛彈防衛的合璧讓台灣更有能力實行阻卻性嚇阻。我們的空中武力大多數能在衝突初期的奇襲與飛彈飽和攻擊下存活，這個事實本身將會嚇阻攻擊者的冒險嘗試。彈道飛彈是當前我們主要的威脅，但是在十年後巡弋飛彈有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威脅，這將是國軍未來必須面對的首要課題。
在沒有共通的C4ISR 之情況下，軍隊轉型不過是幻想。若沒有軍種間共通的通訊系統，幾乎不可能將我軍轉變成聯合作戰部隊。目標在建立軍種間共通通訊系統的博勝案，預計於幾年內完成。有鑑於防衛指管通電、四大空軍基地和當地軍機遭受飛彈攻擊之重要性，筆者認為發展保護這些設施的聯合作戰觀念、戰術、準則、試驗、訓練是我們當前最急迫的目標。這是將國軍轉型為防衛性聯合作戰部隊之起點。要執行與發展這樣的能力不僅涉及陸軍、海軍、空軍，還牽涉到海軍陸戰隊、輕航兵力、特種部隊司令部與飛彈司令部。訓練及演習將提供作戰觀念與準則精進的機會，接著讓下一輪的訓練及演習更加成功。一言以蔽之，防衛C4、六個主要空軍與當地戰機、以及左營海軍基地將是國軍轉型的首要焦點。
有鑑於對岸近來的軍事發展，將我軍轉型為具有聯合作戰能力的部隊已成為急迫之事。過去二十年來解放軍歷經驚人的轉型，依循軍事事務革命方向發展並具有中國特色。台灣已成為解放軍軍事現代化的主要目標。解放軍裁減地面部隊，持續戰略計畫(研發、製造及部署戰略武器如洲際彈道飛彈、中程彈道飛彈、核武，旨在嚇阻美國介入台海危機)，並從俄羅斯及以色列購買先進傳統武器。解放軍也在找尋創新的方式發動不對稱作戰以對付潛在敵人-也就是質量上佔優勢者(美軍太平洋司令部)以及數量上處於劣勢者(台灣軍隊)。
沙漠風暴行動讓解放軍高層看到對台進行斬首作戰及先制攻擊的可能性。近來有幾位具有創意的中國戰略專家曾公開表示，以閃電速度攻擊台灣在美國介入前迫使台灣投降-也就是借由政治軍事行動強制台灣接受「一國兩制」：這包括對台指揮中心精準打擊、政軍高層的斬首、扶植接受中國條件傀儡政權和阻止美國干預。
在這樣的發展下，台灣國軍除了將自身迅速轉型為具有聯合作戰能力的軍隊外，沒有別的選項。我們當然不希望與中國發生戰爭，但是中國有可能對我發動戰爭。嚇阻中國對台發動侵略戰爭才是兩岸人民的最佳利益。
嚇阻戰略有三種：大規模報復性嚇阻、反武力性嚇阻、阻卻性嚇阻。前兩種戰略在人口及領土極不對稱下並不可行的。大規模報復性嚇阻在沒有核武彈頭的情況下不具有可信度，即便台灣擁有核武彈頭，也不可能達成均勢。反制武力性嚇阻也不可行，因為兩岸在必須摧毀的戰略目標之數目上差距太大。阻卻性嚇阻是台灣唯一可行的嚇阻戰略。中國希望可以脅迫台灣接受其條件，其希望以武力威脅達成這目標，若武力威脅失敗，則改用盡量最少的武力和可承擔的代價獲勝。台灣的嚇阻姿態必須能嚇阻中國訴諸武力使用並阻卻其所要達成之目的。理想上台灣的目標應該是嚇阻中國突然發動戰爭，若嚇阻失敗，則必須在戰爭初期取勝並拉長時間，直到第三國介入終止戰爭為止。
阻卻性嚇阻是台灣唯一可行的戰略。從純軍事觀點而言，有三件事能嚇阻中國突然發動戰爭：
第一、 解放軍無法在第三國介入前完成達成決定性軍事勝利；
第二、 美國阻止解放軍對台發動未經挑釁之攻擊的能力與決心；
第三、 台灣軍隊阻止解放軍達到最可欲目標之能力-用可接受的代價獲取對台快速且決定性的政治、軍事勝利(亦即迫使台灣接受「一國兩制」)。
無需贅言，前兩件事是我們無法控制的，但第三件事卻是我們可以努力的。只有在國軍能夠阻止中國得到侵略果實(以較小、可接受的代價脅迫台灣接受「一國兩制」)，且給予中國統治菁英無法接受之懲罰(其中最糟的是中共政權之垮台)的情況下，才能嚇阻中國統治菁英發動戰爭。這需要我們用質的優勢來補救數量上的劣勢。在當代，唯一可以確保實現此項目標的方式乃是將我國國軍轉變成為為一支擁有聯合作戰能力的部隊。
要達成這一目標，絕對需要總統個人領導，以及國會的支持與參與。國會可以通過國防組織重組法案，旨在合理化我國防組織及扁平化我軍事指揮鏈。什麼樣的組織架構最能讓我們達到此一任務? 這個主題筆者將另外撰文加以討論。
東山島戰役
來源~taiwanb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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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島戰役
1953年7月16日的東山島戰役迄今已經超過五十年，但能看到的資料是國府和共黨兩方都聲稱殲滅對方數千餘人，儘是充滿浮誇宣傳，根本無法找到一份客觀且正確的實際傷亡數字。該戰役裏，國軍方面動員了一個空降加強營、一個陸戰團、陸軍兩個步兵團、反共救國軍、政工幹校學生連
，但行動前事機早已不密，解放軍事先就沿海全面戒備，造成空降部隊損失慘重，而兩方在交戰時共軍部隊就迅速增援至優勢兵力，國軍偵察飛機發現源源不絕的卡車長龍，各路部隊只好收攏後從海上撤退。
依據一些資料的拼湊，大略可以瞭解投入戰役的空降部隊情形。當日從新竹共起飛出動了18架C-46(一說20架)，每架搭載約 30名傘兵，中途2架機械故障折返，一架的飛行員臨陣退卻掉轉機頭將整架傘兵又載回台灣，約有四百多名傘兵真正空投，但散佈區域太廣有的還飄落到海面去，而解放軍早佈置反空降陣地，傘兵無法組織性集結只能小股各自為戰，其經過可能比「諾曼第大空降」的情節還慘烈，總共就只有一百多人和登陸的國軍部隊接頭隨艦艇撤離，困留在島上的不是戰至陣亡就是彈盡援絕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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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udn.com/v1/city/forum/article.jsp?aid=1264204&tpno=0&no=51040&cate_no=51528
試驗傘兵的戰鬥及情報蒐集能力
然而在五十二年前，東山島還發生了一次戰役，那就是莊江田被俘的一役。這是兩岸最後一次大規模作戰，雙方都死傷慘重，雖然事後我方引為「東山島大捷」，但是當時抵達基隆的數以百計傷兵，可以證明代價不輕。
東山島戰役是一次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要求之下的作戰，任務的真正目標不是在於占領、全殲共軍，只是支援傘兵做一次敵後空降、垂直包圍的實地實戰，具有試驗性質，而且起初戰場並不是選在東山島。
民國三十九年韓戰發生，中共參戰造成聯軍攻勢受阻後，CIA成立西方企業公司參與我方在福建、浙江沿海的突擊行動，以牽制中共在韓境的作戰。四十二年，打了兩年多的韓戰暫告停火，西方公司卻希望運用我方新成立的傘兵部隊打一次戰，試驗傘兵的戰鬥及情報蒐集能力。
七月十六日，東山島作戰展開，我軍總共出動一萬一千人，攻上東山島；四百廿五名傘兵降落在八尺門港，但空降範圍分布太廣，部分落海、部分飄到大陸，整個傘兵部隊無從施展戰力。到了黃昏，中共第四野戰軍的兩個師開抵東山，兵力達到兩萬兩千人，使得戰鬥更為激烈。
我方最後接運了將近三百名傘兵後，於十八日帶著俘獲的四百八十五名中共正規軍及民兵撤退，但東山島上仍有一些失散的傘兵、步兵及政工幹校學生兵，不及撤出。依據中共方面宣布的統計數字，連同俘獲的七百一十五人在內，總共殲敵三千三百七十九人，但這個數字應是誇大了些；而中共方面自稱傷亡一千二百五十人。
西方公司對於傘兵在東山島之役的表現十分失望自不在話下，胡璉後來參加國防部主辦的「突擊東山島戰役檢討會」時受到批評，至於把傘兵降落在八尺門的傘兵司令顧葆裕則立即遭撤換。
由於兩岸之間訊息不通，再加上講求捨身報國的氣節，損失學生兵的政工幹校因而有了「東山七烈士」的立碑，然而事後證實這七名失蹤的學生兵，至少有三人被俘而未死。這樣的情節，其實也說明了莊江田今日的困境——東方傳統對被俘者都視為恥辱，因而日後的權益問題也就難以拿捏了。
東山島戰役對於這些被俘的官兵而言，曾經是個悲劇；如今台灣不再視他們為「戰爭垃圾」，給予他們榮民才有的就養金，也算是對他們當年為國犧牲奉獻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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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島戰役
1953年7月16日的東山島戰役迄今已經超過五十年，但能看到的資料是國府和共黨兩方都聲稱殲滅對方數千餘人，儘是充滿浮誇宣傳，根本無法找到一份客觀且正確的實際傷亡數字。該戰役裏，國軍方面動員了一個空降加強營、一個陸戰團、陸軍兩個步兵團、反共救國軍、政工幹校學生連
，但行動前事機早已不密，解放軍事先就沿海全面戒備，造成空降部隊損失慘重，而兩方在交戰時共軍部隊就迅速增援至優勢兵力，國軍偵察飛機發現源源不絕的卡車長龍，各路部隊只好收攏後從海上撤退。
依據一些資料的拼湊，大略可以瞭解投入戰役的空降部隊情形。當日從新竹共起飛出動了18架C-46(一說20架)，每架搭載約 30名傘兵，中途2架機械故障折返，一架的飛行員臨陣退卻掉轉機頭將整架傘兵又載回台灣，約有四百多名傘兵真正空投，但散佈區域太廣有的還飄落到海面去，而解放軍早佈置反空降陣地，傘兵無法組織性集結只能小股各自為戰，其經過可能比「諾曼第大空降」的情節還慘烈，總共就只有一百多人和登陸的國軍部隊接頭隨艦艇撤離，困留在島上的不是戰至陣亡就是彈盡援絕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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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udn.com/v1/city/forum/article.jsp?aid=1264204&tpno=0&no=51040&cate_no=51528
試驗傘兵的戰鬥及情報蒐集能力
然而在五十二年前，東山島還發生了一次戰役，那就是莊江田被俘的一役。這是兩岸最後一次大規模作戰，雙方都死傷慘重，雖然事後我方引為「東山島大捷」，但是當時抵達基隆的數以百計傷兵，可以證明代價不輕。
東山島戰役是一次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要求之下的作戰，任務的真正目標不是在於占領、全殲共軍，只是支援傘兵做一次敵後空降、垂直包圍的實地實戰，具有試驗性質，而且起初戰場並不是選在東山島。
民國三十九年韓戰發生，中共參戰造成聯軍攻勢受阻後，CIA成立西方企業公司參與我方在福建、浙江沿海的突擊行動，以牽制中共在韓境的作戰。四十二年，打了兩年多的韓戰暫告停火，西方公司卻希望運用我方新成立的傘兵部隊打一次戰，試驗傘兵的戰鬥及情報蒐集能力。
七月十六日，東山島作戰展開，我軍總共出動一萬一千人，攻上東山島；四百廿五名傘兵降落在八尺門港，但空降範圍分布太廣，部分落海、部分飄到大陸，整個傘兵部隊無從施展戰力。到了黃昏，中共第四野戰軍的兩個師開抵東山，兵力達到兩萬兩千人，使得戰鬥更為激烈。
我方最後接運了將近三百名傘兵後，於十八日帶著俘獲的四百八十五名中共正規軍及民兵撤退，但東山島上仍有一些失散的傘兵、步兵及政工幹校學生兵，不及撤出。依據中共方面宣布的統計數字，連同俘獲的七百一十五人在內，總共殲敵三千三百七十九人，但這個數字應是誇大了些；而中共方面自稱傷亡一千二百五十人。
西方公司對於傘兵在東山島之役的表現十分失望自不在話下，胡璉後來參加國防部主辦的「突擊東山島戰役檢討會」時受到批評，至於把傘兵降落在八尺門的傘兵司令顧葆裕則立即遭撤換。
由於兩岸之間訊息不通，再加上講求捨身報國的氣節，損失學生兵的政工幹校因而有了「東山七烈士」的立碑，然而事後證實這七名失蹤的學生兵，至少有三人被俘而未死。這樣的情節，其實也說明了莊江田今日的困境——東方傳統對被俘者都視為恥辱，因而日後的權益問題也就難以拿捏了。
東山島戰役對於這些被俘的官兵而言，曾經是個悲劇；如今台灣不再視他們為「戰爭垃圾」，給予他們榮民才有的就養金，也算是對他們當年為國犧牲奉獻的肯定。
白團
來源: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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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團，為台灣戰後時期駐在國民政府的日本軍官團。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參謀本部次長河邊虎四郎要求在華方面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與在山西的第一方面軍司令官澄田睞四郎，與國民政府軍最高指揮官何應欽和將領閻錫山締結「共同打擊共軍」的祕密軍事協定。其中岡村寧次與何應欽之密約在芷江簽訂，被稱為「芷江協定」。而岡村寧次便出任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長官，並且出任國民政府軍參謀。1949年7月岡村寧次與澄田睞四郎、十川次郎（前第五軍司令官）商議，募集舊日軍兵團參謀或連隊長級軍官富田直亮等十七名在東京組成「白團」（9月1日），以對抗以中共為首的「赤魔」；其中富田直亮化名為「白鴻亮」，1949年11月1日抵達台北，其他成員也陸續抵達台灣。
白團在台灣的目的，第一是負責設計台灣防衛計劃，二在重建國民政府軍部隊，並施予精神教育
，以戰時的動員體制施行。到1951年，白團的教官增加至八十三人，都是過去日軍少將至少佐級中堅核心精英，實力相當於戰前日軍三個師團的腦力。1951年美軍駐台後，白團駐在地由圓山轉往石牌，並且以實踐學社名義運作。實踐學社之總教官為白鴻亮（富田直亮），副總教官為帥本源（山本親雄）、范健（本鄉健），其他教官皆由過去的日籍軍官中選聘。另外，白團在東京也有一個支援的軍事研究所「富士俱樂部」成立於1953年， 專門蒐集研究有關戰史、戰略、戰術的資料，每週定期開一次研究會，並以臺海危機等列為主要研究課題。
白團於1954年向蔣介石提出秘件《反攻大陸初期作戰大綱之方案》，在1958年的八二三炮戰中，白團將領也親赴前線；白團後於1968年撤出台灣，1969年2月1日於東京解散，不少成員復入日本自衛隊，將對中共作戰經驗帶回日本。
受過白團軍事訓練者中，以前中華民國行政院長郝柏村最為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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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團，為台灣戰後時期駐在國民政府的日本軍官團。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參謀本部次長河邊虎四郎要求在華方面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與在山西的第一方面軍司令官澄田睞四郎，與國民政府軍最高指揮官何應欽和將領閻錫山締結「共同打擊共軍」的祕密軍事協定。其中岡村寧次與何應欽之密約在芷江簽訂，被稱為「芷江協定」。而岡村寧次便出任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長官，並且出任國民政府軍參謀。1949年7月岡村寧次與澄田睞四郎、十川次郎（前第五軍司令官）商議，募集舊日軍兵團參謀或連隊長級軍官富田直亮等十七名在東京組成「白團」（9月1日），以對抗以中共為首的「赤魔」；其中富田直亮化名為「白鴻亮」，1949年11月1日抵達台北，其他成員也陸續抵達台灣。
白團在台灣的目的，第一是負責設計台灣防衛計劃，二在重建國民政府軍部隊，並施予精神教育
，以戰時的動員體制施行。到1951年，白團的教官增加至八十三人，都是過去日軍少將至少佐級中堅核心精英，實力相當於戰前日軍三個師團的腦力。1951年美軍駐台後，白團駐在地由圓山轉往石牌，並且以實踐學社名義運作。實踐學社之總教官為白鴻亮（富田直亮），副總教官為帥本源（山本親雄）、范健（本鄉健），其他教官皆由過去的日籍軍官中選聘。另外，白團在東京也有一個支援的軍事研究所「富士俱樂部」成立於1953年， 專門蒐集研究有關戰史、戰略、戰術的資料，每週定期開一次研究會，並以臺海危機等列為主要研究課題。
白團於1954年向蔣介石提出秘件《反攻大陸初期作戰大綱之方案》，在1958年的八二三炮戰中，白團將領也親赴前線；白團後於1968年撤出台灣，1969年2月1日於東京解散，不少成員復入日本自衛隊，將對中共作戰經驗帶回日本。
受過白團軍事訓練者中，以前中華民國行政院長郝柏村最為出名。
國共內戰被遺忘的戰士
來源~taiwanb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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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被遺忘的戰士
回到1946年國共內戰的歷史，光復初期的國共內戰，造成許多台籍老兵的傷亡，其中原住民青年被徵召到中國大陸剿匪，卻搞不清楚敵人是誰，為誰而戰，戰爭結束之後，他們被遺棄在大陸，為了生活加入共產黨，又打了韓戰，十多年前他們從大陸返回台灣，卻無法享有跟榮民一樣的待遇。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在台灣的日僑和日俘分批遣送回日本，火車站集滿了人潮，他們帶著行李，從基隆碼頭塔船返回日本。
日本僑民和日俘離開台灣之後，一九四五年十月，國府派軍來台接收，各界在台北中山堂慶祝台灣光復節大會。
到了一九四六年五月，駐台國軍第七十軍、六十二軍以及九十五師奉令在台整編。為了提高戰力
，舉行野營演習。陸軍部隊為了補充兵員，都以報效祖國防衛台灣的名義，利誘欺騙台灣子弟投效國軍。
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國民黨以讀書工作為由，欺騙都蘭部落未成年原住民八十多人，分批送往中國打共匪，結果從此一去不回。被騙前往中國大陸剿匪的都蘭青年八十多人，其中有六十多人橫屍戰場，只剩下十一人，國民黨對台灣兵宣傳不要投降，可是他們為生活，不得已加入共軍。
國共內戰結束之後，被共軍俘虜的十多都蘭餘生者，再度被騙加入共軍，參與解放戰爭，其中廖清治還被共軍派往北朝鮮打韓戰當砲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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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被遺忘的戰士
回到1946年國共內戰的歷史，光復初期的國共內戰，造成許多台籍老兵的傷亡，其中原住民青年被徵召到中國大陸剿匪，卻搞不清楚敵人是誰，為誰而戰，戰爭結束之後，他們被遺棄在大陸，為了生活加入共產黨，又打了韓戰，十多年前他們從大陸返回台灣，卻無法享有跟榮民一樣的待遇。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後，在台灣的日僑和日俘分批遣送回日本，火車站集滿了人潮，他們帶著行李，從基隆碼頭塔船返回日本。
日本僑民和日俘離開台灣之後，一九四五年十月，國府派軍來台接收，各界在台北中山堂慶祝台灣光復節大會。
到了一九四六年五月，駐台國軍第七十軍、六十二軍以及九十五師奉令在台整編。為了提高戰力
，舉行野營演習。陸軍部隊為了補充兵員，都以報效祖國防衛台灣的名義，利誘欺騙台灣子弟投效國軍。
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國民黨以讀書工作為由，欺騙都蘭部落未成年原住民八十多人，分批送往中國打共匪，結果從此一去不回。被騙前往中國大陸剿匪的都蘭青年八十多人，其中有六十多人橫屍戰場，只剩下十一人，國民黨對台灣兵宣傳不要投降，可是他們為生活，不得已加入共軍。
國共內戰結束之後，被共軍俘虜的十多都蘭餘生者，再度被騙加入共軍，參與解放戰爭，其中廖清治還被共軍派往北朝鮮打韓戰當砲灰。
空軍第35獨立中隊
來源~taiwanb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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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第35獨立中隊（黑貓中隊），以生命換情報
六○年代冷戰時期，為增加談判籌碼，美國急欲掌握中共自力發展核子武器和長程彈道飛彈的情報，著眼於鄰近大陸、飛行員素質精良，與可以運用兩岸微妙的敵對形勢做掩護等特點，美方希望與台灣合作。因為事涉機密，主事者美國戰略空軍乃隱身幕後，而由中央情報局出面與我協調
，原則上由中美兩國領袖直接負責，美方由甘迺迪總統授權中央情報局主其事，我方則由先總統蔣公委派經國先生執行相關計劃，作業結果直接向先總統蔣公彙報。
民國47年10月，由各作戰聯隊初選12員，並於翌年3月送沖繩島美卡迪那空軍基地作航空生理檢查
，複選6員後，於同年5月由美國戰略空軍派員率領赴美國德州接受U-2戰略偵察機飛行訓練，8月完訓5員返台待命。
民國49年11月中旬，美方地面指揮及維護人員進駐桃園基地，我空軍正式編列空軍第35獨立中隊
，成員6名，直接隸屬空軍總司令部，以空軍氣象偵察研究為掩護，繼續執行大陸偵察任務。
民國50年元月初，由C-141載運一架U-2機正式進駐台灣；同年4月中旬， U-2機開始執行任務，由美戰略空軍司令部擬訂任務的航路、目標、起飛時間等細節，偵照目標包括：東北之佳木斯、小豐滿電廠、瀋陽飛機製造廠、綏遠、北平包頭、成都、武漢、中越邊界、新疆、羅布泊原子彈試爆場等地。民國50至54年期間總計深入大陸任務約卅餘次，自民國55年以後任務量減少，多為沿海斜照相任務。直到民國63年，美方地面指揮及維護人員撤退，翌年U-2機也撤離台灣。
黑貓中隊執行偵照任務前後達13年，期間作戰損失六架U -2機、4名飛行員殉職、2名被俘虜；訓練損失八架U-2機、6名飛行員。如果不是最頂尖的好手，絕對沒有資格參與其中，但因為任務著實太過艱險，所以成員及其眷屬都享有相對優渥的物質生活，吳載堯還記得，哥哥一家人在桃園龜山新村的眷舍，冰箱、電視等家電一應俱全，全都是美國進口貨，也配給有公務車，不過，優渥的背後竟得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
U-2戰略偵察機小檔案：
美國Lockheed飛機公司製造的U-2為1950年代性能最佳的高空戰略偵察機，它有一雙既薄且長的機翼，極大的弦展比設計，可以支持它在20,000公尺高空飛行。機內裝有自動駕駛儀，UHF通信系統和紅外線長距離偵照設備，可以偵照到20,000公尺以下的軍事設施，另一部雷達掃瞄機可在25,000公尺高空將640公里內的目標全部攝下。
§極限速率：1120公里/小時 §續航力：8小時
§爬昇率：1420公尺/分鐘 §機員：1名
§作戰半徑：2560公里 §武裝：無
壯志未酬，親屬冀望行誼永存人心
吳載熙在民國53年5月離開台南一中隊，赴美亞利桑那州杜克森基地受U-2機飛行訓練，同年12月通過U-2機結訓考試，五個甲、六個甲上的優異成績，還贏得美國空軍高級飛行胸章一枚；他旋即自美返台，到駐紮桃園的第35獨立中隊報到。翌年開始，陸續自泰國深入大陸偵照五次，吳載堯自哥哥口中得知，為了抵抗高空氣壓，駕駛U-2機的飛行員需要穿著一種特製且類似潛水衣材質的貼身衣物，連手套內都灌有空氣；為了盡量減輕負擔，連手錶也不能佩戴。U-2機起飛時，兩片機翼還各有一個支架輔助，支架在飛機順利升空後即掉落地面，所以如果沒有老到經驗，是很難安然降落的。
中共當然也不會坐以待斃，派出米格機攔截，米格機的飛行高度極限雖不如U-2機，但其發射的飛彈威力仍不容小覷，吳載熙就曾多次置身於飛彈在機身周圍爆炸的險境，甚至曾在完成第三次偵照任務後，回新埔老家向吳載堯口述遺言：「萬一不幸，撫恤金請平分給父母與妻子。」
民國55年元月吳載熙在台灣本島執行第六次照相勤務，2月不幸在執行第七次任務中殉職，享年31歲。吳載堯曾到失事現場看過因機身撞擊而毀損的建築物，也見過哥哥的遺容，只是，他根本無從勾勒過去那英姿勃發的面容。
經國先生在民國54年6月為吳載熙與杜喜美證婚時，曾以「吳上尉完成普通人無法完成的任務」來公開讚揚其在黑貓中隊的優異表現。吳載熙不幸殉職後，經國先生亦親自到其新埔老家表達哀悼與慰問之意；民國55年3月29日安葬碧潭文山空軍烈士公墓後二天，妻子在空軍醫院產下遺腹子，並敦請經國先生命名為興華；4 月9日政府追晉空軍上校，8月1日經國先生到吳家頒贈「忠義傳家」匾額，位於東大路上的空軍子弟小學易名為「載熙國民小學」；民國65年9月，地方人士將故鄉霄裡溪大橋命名為「載熙橋」；民國78年，空軍總部頒贈一座吳載熙銅像予載熙國小；民國89年5月14日，載熙國小新建吳載熙紀念碑落成；今年5至7 月期間，竹市文化局在三樓的文化櫥窗舉辦「空軍英雄吳載熙文物展」。
吳載堯表示，哥哥殉職後，與他相熟的親友同袍莫不懷念，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在他離開人世後七年，還有一位空軍官校39期同學魏應裕（民國47年失事殉職）的父親魏好德老先生來函表達悼念；以及民國67年2月23日，有一名林綺女士在美國的中文刊物上發表「吳大哥」專文，回憶25年前不期然與之結識的往事，當時吳大哥和藹親切的態度，在她心中銘印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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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為什麼當時U-2需要去偵查印尼?
A:
因為美國當時對印尼總統蘇卡諾很感冒，所以暗中支持反抗政府的叛軍，那些任務是幫叛軍偵察蘇卡諾的軍隊部署和弱點
當時蘇卡諾搞「親共容俄」政策，美國擔心南海地區赤化為共黨掌控，所以支援在印尼各島嶼盤踞的反政府勢力企圖搞倒蘇卡諾，當時CIA的西方公司、CAT、國府國防部情報局都有插手介入，後來中國擬定派遣人民志願軍協助蘇卡諾，國府則做出以海空軍在南海攔截攻擊任何人民志願軍運輸船隊，甚至有陸戰隊登陸印尼的祕密作戰計劃，不過後來雙方都沒有付諸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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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第35獨立中隊（黑貓中隊），以生命換情報
六○年代冷戰時期，為增加談判籌碼，美國急欲掌握中共自力發展核子武器和長程彈道飛彈的情報，著眼於鄰近大陸、飛行員素質精良，與可以運用兩岸微妙的敵對形勢做掩護等特點，美方希望與台灣合作。因為事涉機密，主事者美國戰略空軍乃隱身幕後，而由中央情報局出面與我協調
，原則上由中美兩國領袖直接負責，美方由甘迺迪總統授權中央情報局主其事，我方則由先總統蔣公委派經國先生執行相關計劃，作業結果直接向先總統蔣公彙報。
民國47年10月，由各作戰聯隊初選12員，並於翌年3月送沖繩島美卡迪那空軍基地作航空生理檢查
，複選6員後，於同年5月由美國戰略空軍派員率領赴美國德州接受U-2戰略偵察機飛行訓練，8月完訓5員返台待命。
民國49年11月中旬，美方地面指揮及維護人員進駐桃園基地，我空軍正式編列空軍第35獨立中隊
，成員6名，直接隸屬空軍總司令部，以空軍氣象偵察研究為掩護，繼續執行大陸偵察任務。
民國50年元月初，由C-141載運一架U-2機正式進駐台灣；同年4月中旬， U-2機開始執行任務，由美戰略空軍司令部擬訂任務的航路、目標、起飛時間等細節，偵照目標包括：東北之佳木斯、小豐滿電廠、瀋陽飛機製造廠、綏遠、北平包頭、成都、武漢、中越邊界、新疆、羅布泊原子彈試爆場等地。民國50至54年期間總計深入大陸任務約卅餘次，自民國55年以後任務量減少，多為沿海斜照相任務。直到民國63年，美方地面指揮及維護人員撤退，翌年U-2機也撤離台灣。
黑貓中隊執行偵照任務前後達13年，期間作戰損失六架U -2機、4名飛行員殉職、2名被俘虜；訓練損失八架U-2機、6名飛行員。如果不是最頂尖的好手，絕對沒有資格參與其中，但因為任務著實太過艱險，所以成員及其眷屬都享有相對優渥的物質生活，吳載堯還記得，哥哥一家人在桃園龜山新村的眷舍，冰箱、電視等家電一應俱全，全都是美國進口貨，也配給有公務車，不過，優渥的背後竟得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
U-2戰略偵察機小檔案：
美國Lockheed飛機公司製造的U-2為1950年代性能最佳的高空戰略偵察機，它有一雙既薄且長的機翼，極大的弦展比設計，可以支持它在20,000公尺高空飛行。機內裝有自動駕駛儀，UHF通信系統和紅外線長距離偵照設備，可以偵照到20,000公尺以下的軍事設施，另一部雷達掃瞄機可在25,000公尺高空將640公里內的目標全部攝下。
§極限速率：1120公里/小時 §續航力：8小時
§爬昇率：1420公尺/分鐘 §機員：1名
§作戰半徑：2560公里 §武裝：無
壯志未酬，親屬冀望行誼永存人心
吳載熙在民國53年5月離開台南一中隊，赴美亞利桑那州杜克森基地受U-2機飛行訓練，同年12月通過U-2機結訓考試，五個甲、六個甲上的優異成績，還贏得美國空軍高級飛行胸章一枚；他旋即自美返台，到駐紮桃園的第35獨立中隊報到。翌年開始，陸續自泰國深入大陸偵照五次，吳載堯自哥哥口中得知，為了抵抗高空氣壓，駕駛U-2機的飛行員需要穿著一種特製且類似潛水衣材質的貼身衣物，連手套內都灌有空氣；為了盡量減輕負擔，連手錶也不能佩戴。U-2機起飛時，兩片機翼還各有一個支架輔助，支架在飛機順利升空後即掉落地面，所以如果沒有老到經驗，是很難安然降落的。
中共當然也不會坐以待斃，派出米格機攔截，米格機的飛行高度極限雖不如U-2機，但其發射的飛彈威力仍不容小覷，吳載熙就曾多次置身於飛彈在機身周圍爆炸的險境，甚至曾在完成第三次偵照任務後，回新埔老家向吳載堯口述遺言：「萬一不幸，撫恤金請平分給父母與妻子。」
民國55年元月吳載熙在台灣本島執行第六次照相勤務，2月不幸在執行第七次任務中殉職，享年31歲。吳載堯曾到失事現場看過因機身撞擊而毀損的建築物，也見過哥哥的遺容，只是，他根本無從勾勒過去那英姿勃發的面容。
經國先生在民國54年6月為吳載熙與杜喜美證婚時，曾以「吳上尉完成普通人無法完成的任務」來公開讚揚其在黑貓中隊的優異表現。吳載熙不幸殉職後，經國先生亦親自到其新埔老家表達哀悼與慰問之意；民國55年3月29日安葬碧潭文山空軍烈士公墓後二天，妻子在空軍醫院產下遺腹子，並敦請經國先生命名為興華；4 月9日政府追晉空軍上校，8月1日經國先生到吳家頒贈「忠義傳家」匾額，位於東大路上的空軍子弟小學易名為「載熙國民小學」；民國65年9月，地方人士將故鄉霄裡溪大橋命名為「載熙橋」；民國78年，空軍總部頒贈一座吳載熙銅像予載熙國小；民國89年5月14日，載熙國小新建吳載熙紀念碑落成；今年5至7 月期間，竹市文化局在三樓的文化櫥窗舉辦「空軍英雄吳載熙文物展」。
吳載堯表示，哥哥殉職後，與他相熟的親友同袍莫不懷念，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在他離開人世後七年，還有一位空軍官校39期同學魏應裕（民國47年失事殉職）的父親魏好德老先生來函表達悼念；以及民國67年2月23日，有一名林綺女士在美國的中文刊物上發表「吳大哥」專文，回憶25年前不期然與之結識的往事，當時吳大哥和藹親切的態度，在她心中銘印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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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為什麼當時U-2需要去偵查印尼?
A:
因為美國當時對印尼總統蘇卡諾很感冒，所以暗中支持反抗政府的叛軍，那些任務是幫叛軍偵察蘇卡諾的軍隊部署和弱點
當時蘇卡諾搞「親共容俄」政策，美國擔心南海地區赤化為共黨掌控，所以支援在印尼各島嶼盤踞的反政府勢力企圖搞倒蘇卡諾，當時CIA的西方公司、CAT、國府國防部情報局都有插手介入，後來中國擬定派遣人民志願軍協助蘇卡諾，國府則做出以海空軍在南海攔截攻擊任何人民志願軍運輸船隊，甚至有陸戰隊登陸印尼的祕密作戰計劃，不過後來雙方都沒有付諸實行。
空軍第34獨立中隊
來源~taiwanb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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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第34獨立中隊（蝙蝠中隊）
1950年代初，空軍和美方中情局在台灣的辦事處「西方公司」合作一個叫「技術研究小組」的單位，專用負責對中國大陸進行空中滲透及偵察等特種任務，這部隊後來就是以獨立第34中隊做為番號。「技術研究小組」開始時就是使用拆除武裝的B-17G和B-26C兩種飛機，利用夜間以低空進入中國內陸沿地貌飛行執行任務，B-17G作為電子情報工作載台以監聽與電子偵察工作為主，B-26C則是空投情報人員、運補敵後組織、投擲心戰傳單等。B-26沒有參加過八二三砲戰轟炸共軍陣地，但中國解放軍宣稱曾經擊落過一架，不過實際情形是次意外失事。1957年11月5日由王為鐸駕駛的一架B-26進入浙江執行任務時，因為夜間低空貼地飛行，機身撞及地物而失控墜毀，王為鐸和領航員李復權僅受擦傷，但坐在機首的目視領航員張鳴卿和通訊員陳廷斌卻當場身亡，另一名隨機見習飛行員孔祥璋逃出燃燒的機體時受嚴重灼傷，熔化的飛行衣都黏在皮膚。(B-26C僅有一個駕駛座，另一飛行員只能「見」習)三名生還者在鄉間逃亡了幾公里，但很快就被發現墜機而四處搜捕的共軍民兵尋獲俘虜。很怪的是三人遭審訊後並沒有受太多苦，幾個月後在八二三砲戰爆發的前幾天，被共黨當局送到澳門釋放。相較於之前CAT美籍飛行員John Downey、 Richard Fecteau和後來葉常棣、張立義等其他人被當作首惡「反革命份子」關在中國至少一、二十年被思想改造與下放勞改的遭遇，這大概是台海戰史裏最奇特且至今沒有合理解釋的一個事件。他們回到台灣後，由於空軍當局和美方人士難以相信他們的報告，還被送到沖繩美軍基地進行測謊，隔離一段日子後被安排離開空軍，進入剛草創的華航。
不過孔祥璋逃過一劫在十幾年後並沒有逃過另一劫，1970年8月12日孔祥璋擔任華航YS-11A正駕駛從花蓮飛台北接近松山機場時遇雷雨及強風，飛機撞毀在現今銘傳大學後方的福山，機上31人中14人包括正駕駛不幸遇難。
空軍第34中隊蝙蝠中隊曾使用過美國提供的P-3A，其不是反潛功能的飛機而是電子情報工作載台，主要是接替原本使用的RB-69A(P2V-7)的 ELINT任務，據說它們並從未像RB-69A那樣冒防空炮火和米格攔截去深入中國內陸，而是夜間沿著中國海岸線飛行來進行各種監聽與電子參數的偵測收集。這工作和前幾年因撞機而迫降海南島的美海軍EP-3E所做的相似，只是國府空軍出人員美方出裝備，大概1970年代美中兩國政府開始搞關係正常化後，這類特種任務正式告終，和U-2一樣都是飛機歸還美方，當年參與的人員與美方的保密協定應該仍然有效，所以有許多細節迄今還無法為外界所清楚。空軍網站上的照片可能不是當時34中隊實際使用的P-3A，很可能是有軍方人員為做歷史資料交差了事，從別處找來P-3的照片貼上青天白日徽。
空軍使用T-38A教練機的歷史有兩次，第一次是1972年(民國六十一年)，當時美國開始進行越戰越南化政策，而急於擴充培訓南越空軍的軍力，所以要求國府空軍將手上美援的50架F-5A戰鬥機轉交給南越空軍，然後再從自己美軍移交一批T-38A來台灣，以彌補空軍的戰力及取代部份原本以F-5A做的戰術訓練。據說當時這批T-38A是美軍從本土以C-5A銀河運輸機直接空運到台灣的，使用到1980年代才全部歸還。第二次則是1990年代空軍為維持二代戰機到位前的戰力，為讓F-5E/F能全數支應在第一線戰備，而向美方租借T-38A以提供原本以F-5E/F做的戰術訓練，沒幾年前的事情，細節就不多言了，大概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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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中隊執行過的特種作戰
奇龍計劃
「奇龍計劃」美方代號是Operation Heavy Tea，幾年前在全防雜誌上有文章介紹來龍去脈，並且列出所有參與任務人員名單，期數忘記了，可以去圖書館找來參考。這個計劃是CIA約在1968年時擬定出來的，在此之前，第35中隊的莊人亮於U-2任務時，飛至新疆羅布泊從高空投擲電子偵測儀在中國的核試場外圍，這種外型長桿狀的偵測儀的技術據說是來自美國當時的登月計劃，用以紀錄中國核子試爆的各種數據後利用上面的自動信號系統發送，再由上千哩外的美軍通訊站接收，效果良好 (有一說是信號靠U-2在遠方高空接收) 。所以CIA有類似但更大膽的構想，要將更大型更精密複雜的電子偵測儀器投放在甘肅的酒泉發射場附近，用以監測中國的各型火箭飛彈試射及當時已經判知的中國即將發射的人造衛星。然而高空來去的U-2無法承載如此大型偵測儀器，只能利用運輸機空投，CIA自然就找上有多年合作且具有深入中國及北越等危險空域豐富任務經驗的第34中隊。
1968年時空軍挑選了兩組共27名包括飛行、領航、通訊、電戰等各種空勤專長的官兵送往美國，先進行C- 130E運輸機的操縱訓練，地點地名美方從未向受訓人員透露，但依據描述來判斷很有可能是在內華達州的Area 51，組員以C-130E在美西的大峽谷地區做各種貼地及縱谷間穿梭飛行和儀器演練，之後並實施寒地野外求生訓練，至1969年3月結訓。
任務是1969年5月17日執行的，偵測儀投放的地點選擇在酒泉發射場北方戈壁沙漠的馬鬃山地區。該日傍晚時分，12名34中隊隊員在孫培震上校領軍下操縱著經過特殊改裝沒有國籍標誌的C-130E，從美軍駐紮的泰國塔克里基地(Takhli RTAFB)起飛，經過緬甸空域後在黑夜掩護下以地貌飛行方式進入雲南，穿過四川 (原西康省，但1969年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將該地劃屬於四川的行政區域下)、青海的高山叢嶺，再抵達甘肅的戈壁沙漠目標地點投下兩具電子偵測儀器，然後原方向返回泰國。無武裝的C-130E護身方式是仰靠機上電戰人員沿途不斷監聽解放軍的雷達及空防系統的反應和通訊來做閃躲或電子反制，來回十幾小時在中國領空的時間裏，解放軍空軍竟沒有任何戰機起飛攔截，部署在酒泉發射場外圍的防空飛彈部隊亦毫無動作。偵測儀器落地時其掛載降落傘會被預置的小型炸藥包引爆脫離，外表則標示有以中國科學院為名的簡體字警語作為偽裝，依美方人員所稱，一年後仍能接收到信號，只有因電池電力遞減而變微弱，所以中國當局對於其後院重地遭入侵安置諜報設施，在當時是根本沒有察覺的，「奇龍計劃」可以說是一次成功的任務。
原本34中隊應美方的要求，預備在次年派第二組人員再次執行相同任務，但1970年4月24日中國以長征一號火箭成功的發射其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後，美方突然通知任務取消。東方紅一號昇空時美國軍方搶先在中國官方公報之前向世界發佈新聞，並正確列出推進火箭昇空及脫離時間、衛星軌道高度位置及運行速度等資料，據此推測，美國很可能藉由其逐漸成熟的間諜衛星或其他遙測技術已經能夠收集獲取所需參數，所以後續任務已無其必要性而決定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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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鞭計劃
「金鞭計劃」美方代號Operation Main Street，亦是另一個如同電影情節的佈署間諜裝置的任務，但目標區是在當時重重防空火網的北越軍政險地。計劃據說是來自美國華盛頓最高層，很有可能是尼克森或季辛吉等當時美國政府核心下達指令所擬定出來的。約在1971年中旬左右時，CIA共購入4架休斯Hughes 500型直昇機以民航編號登記在美國航空公司Air America的名下，這些輕型直昇機的用途說是負責該公司在寮國叢林山區的醫療救護運輸，對外以2架虛假表面進行業務，掩蔽著另2架擔任實際工作的任務機。2架任務機是被改裝成Hughes 500P，綽號「安靜者」(Quiet Ones)，推測可能裝置有減低引擎噪音及抑制紅外線訊號等特殊設備。
這些休斯500型直昇機1972年初時被運到台南亞航公司的廠棚，CIA飛行員以該處為基地開始與據說是6名國軍第34中隊的人員在台灣進行各項直昇機低空飛行訓練，使用在訓練的機型除上述休斯500外也可能曾借用美軍陸軍的OH-6A。另外Operation Main Street裏還編有一架也屬於美國航空的席可斯基Sikorsky S-58T重型直昇機，計劃將擔任後備救援工作，同樣的也是在台灣訓練，S-58T的載重力足以掛吊運輸休斯500，猜測是萬一任務機意外墜地時，S- 58T能將整架直昇機吊離現場不留證據。
1972年6月，美國航空的C-130運輸機將所有直昇機空運至泰國塔克里基地後，各機自力飛行進駐到寮國東北方一處偏僻小機場。在寮國幾個月期間，所有人員繼續進行夜間及熟悉寮越地形的地貌飛行訓練。關於Operation Main Street的任務內容，外界所知的細節仍相當有限，依目前能看到的講法，是前往北越河內進行「wiretap」竊聽工作，以協助美國政府高層搜集瞭解北越官方在巴黎和談的談判底牌。據個人推測，CIA可能在監聽北越的無線電通信上所得到的情報非常有限，所以把腦筋動到其有線通信，而此竊聽工作應該不會是大膽到把直昇機飛去河內市區降落在越共政府的屋頂，很可能是到河內地區將竊聽設備安裝上北越的電話網路，而這可能是在電線桿上，也可能是在交換機房附近，至於位置則可能事先藉由研究偵察機或間諜衛星所拍得的空照圖做出判斷。著名的1950年代「柏林地道」事件，就是CIA從西柏林挖了一個地道至東柏林電信局機房底下，將竊聽線路裝上東德的電話幹線，讓美方人員竊聽了東德和蘇聯軍方各單位的明語通話整整數個月，而Operation Main Street的計劃很可能就是相似的作法。
依已知的資料，國軍6名第34中隊的人員後來並沒有實際執行此項任務，在不明原因下於1972 年9月先行返回台灣，而是由CIA的美籍飛行員於12月6日夜至7日凌晨之間摸入北越完成工作。大約10天後美軍發動Operation Linebacker II，B-52轟炸機及海空軍戰機大舉出擊，對包括河內市等北越重要軍政工商目標進行接力式猛烈大轟炸，幾天後北越政府同意重回巴黎談判桌，1973年1 月雙方達成停火協議，美軍開始撤離越南。Operation Main Street的成果究竟如何，以及是否與後面的幾個歷史事件有關聯，這可能還要等許久美國政府解密相關文件，才能夠得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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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第34獨立中隊（蝙蝠中隊）
1950年代初，空軍和美方中情局在台灣的辦事處「西方公司」合作一個叫「技術研究小組」的單位，專用負責對中國大陸進行空中滲透及偵察等特種任務，這部隊後來就是以獨立第34中隊做為番號。「技術研究小組」開始時就是使用拆除武裝的B-17G和B-26C兩種飛機，利用夜間以低空進入中國內陸沿地貌飛行執行任務，B-17G作為電子情報工作載台以監聽與電子偵察工作為主，B-26C則是空投情報人員、運補敵後組織、投擲心戰傳單等。B-26沒有參加過八二三砲戰轟炸共軍陣地，但中國解放軍宣稱曾經擊落過一架，不過實際情形是次意外失事。1957年11月5日由王為鐸駕駛的一架B-26進入浙江執行任務時，因為夜間低空貼地飛行，機身撞及地物而失控墜毀，王為鐸和領航員李復權僅受擦傷，但坐在機首的目視領航員張鳴卿和通訊員陳廷斌卻當場身亡，另一名隨機見習飛行員孔祥璋逃出燃燒的機體時受嚴重灼傷，熔化的飛行衣都黏在皮膚。(B-26C僅有一個駕駛座，另一飛行員只能「見」習)三名生還者在鄉間逃亡了幾公里，但很快就被發現墜機而四處搜捕的共軍民兵尋獲俘虜。很怪的是三人遭審訊後並沒有受太多苦，幾個月後在八二三砲戰爆發的前幾天，被共黨當局送到澳門釋放。相較於之前CAT美籍飛行員John Downey、 Richard Fecteau和後來葉常棣、張立義等其他人被當作首惡「反革命份子」關在中國至少一、二十年被思想改造與下放勞改的遭遇，這大概是台海戰史裏最奇特且至今沒有合理解釋的一個事件。他們回到台灣後，由於空軍當局和美方人士難以相信他們的報告，還被送到沖繩美軍基地進行測謊，隔離一段日子後被安排離開空軍，進入剛草創的華航。
不過孔祥璋逃過一劫在十幾年後並沒有逃過另一劫，1970年8月12日孔祥璋擔任華航YS-11A正駕駛從花蓮飛台北接近松山機場時遇雷雨及強風，飛機撞毀在現今銘傳大學後方的福山，機上31人中14人包括正駕駛不幸遇難。
空軍第34中隊蝙蝠中隊曾使用過美國提供的P-3A，其不是反潛功能的飛機而是電子情報工作載台，主要是接替原本使用的RB-69A(P2V-7)的 ELINT任務，據說它們並從未像RB-69A那樣冒防空炮火和米格攔截去深入中國內陸，而是夜間沿著中國海岸線飛行來進行各種監聽與電子參數的偵測收集。這工作和前幾年因撞機而迫降海南島的美海軍EP-3E所做的相似，只是國府空軍出人員美方出裝備，大概1970年代美中兩國政府開始搞關係正常化後，這類特種任務正式告終，和U-2一樣都是飛機歸還美方，當年參與的人員與美方的保密協定應該仍然有效，所以有許多細節迄今還無法為外界所清楚。空軍網站上的照片可能不是當時34中隊實際使用的P-3A，很可能是有軍方人員為做歷史資料交差了事，從別處找來P-3的照片貼上青天白日徽。
空軍使用T-38A教練機的歷史有兩次，第一次是1972年(民國六十一年)，當時美國開始進行越戰越南化政策，而急於擴充培訓南越空軍的軍力，所以要求國府空軍將手上美援的50架F-5A戰鬥機轉交給南越空軍，然後再從自己美軍移交一批T-38A來台灣，以彌補空軍的戰力及取代部份原本以F-5A做的戰術訓練。據說當時這批T-38A是美軍從本土以C-5A銀河運輸機直接空運到台灣的，使用到1980年代才全部歸還。第二次則是1990年代空軍為維持二代戰機到位前的戰力，為讓F-5E/F能全數支應在第一線戰備，而向美方租借T-38A以提供原本以F-5E/F做的戰術訓練，沒幾年前的事情，細節就不多言了，大概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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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中隊執行過的特種作戰
奇龍計劃
「奇龍計劃」美方代號是Operation Heavy Tea，幾年前在全防雜誌上有文章介紹來龍去脈，並且列出所有參與任務人員名單，期數忘記了，可以去圖書館找來參考。這個計劃是CIA約在1968年時擬定出來的，在此之前，第35中隊的莊人亮於U-2任務時，飛至新疆羅布泊從高空投擲電子偵測儀在中國的核試場外圍，這種外型長桿狀的偵測儀的技術據說是來自美國當時的登月計劃，用以紀錄中國核子試爆的各種數據後利用上面的自動信號系統發送，再由上千哩外的美軍通訊站接收，效果良好 (有一說是信號靠U-2在遠方高空接收) 。所以CIA有類似但更大膽的構想，要將更大型更精密複雜的電子偵測儀器投放在甘肅的酒泉發射場附近，用以監測中國的各型火箭飛彈試射及當時已經判知的中國即將發射的人造衛星。然而高空來去的U-2無法承載如此大型偵測儀器，只能利用運輸機空投，CIA自然就找上有多年合作且具有深入中國及北越等危險空域豐富任務經驗的第34中隊。
1968年時空軍挑選了兩組共27名包括飛行、領航、通訊、電戰等各種空勤專長的官兵送往美國，先進行C- 130E運輸機的操縱訓練，地點地名美方從未向受訓人員透露，但依據描述來判斷很有可能是在內華達州的Area 51，組員以C-130E在美西的大峽谷地區做各種貼地及縱谷間穿梭飛行和儀器演練，之後並實施寒地野外求生訓練，至1969年3月結訓。
任務是1969年5月17日執行的，偵測儀投放的地點選擇在酒泉發射場北方戈壁沙漠的馬鬃山地區。該日傍晚時分，12名34中隊隊員在孫培震上校領軍下操縱著經過特殊改裝沒有國籍標誌的C-130E，從美軍駐紮的泰國塔克里基地(Takhli RTAFB)起飛，經過緬甸空域後在黑夜掩護下以地貌飛行方式進入雲南，穿過四川 (原西康省，但1969年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將該地劃屬於四川的行政區域下)、青海的高山叢嶺，再抵達甘肅的戈壁沙漠目標地點投下兩具電子偵測儀器，然後原方向返回泰國。無武裝的C-130E護身方式是仰靠機上電戰人員沿途不斷監聽解放軍的雷達及空防系統的反應和通訊來做閃躲或電子反制，來回十幾小時在中國領空的時間裏，解放軍空軍竟沒有任何戰機起飛攔截，部署在酒泉發射場外圍的防空飛彈部隊亦毫無動作。偵測儀器落地時其掛載降落傘會被預置的小型炸藥包引爆脫離，外表則標示有以中國科學院為名的簡體字警語作為偽裝，依美方人員所稱，一年後仍能接收到信號，只有因電池電力遞減而變微弱，所以中國當局對於其後院重地遭入侵安置諜報設施，在當時是根本沒有察覺的，「奇龍計劃」可以說是一次成功的任務。
原本34中隊應美方的要求，預備在次年派第二組人員再次執行相同任務，但1970年4月24日中國以長征一號火箭成功的發射其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後，美方突然通知任務取消。東方紅一號昇空時美國軍方搶先在中國官方公報之前向世界發佈新聞，並正確列出推進火箭昇空及脫離時間、衛星軌道高度位置及運行速度等資料，據此推測，美國很可能藉由其逐漸成熟的間諜衛星或其他遙測技術已經能夠收集獲取所需參數，所以後續任務已無其必要性而決定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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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鞭計劃
「金鞭計劃」美方代號Operation Main Street，亦是另一個如同電影情節的佈署間諜裝置的任務，但目標區是在當時重重防空火網的北越軍政險地。計劃據說是來自美國華盛頓最高層，很有可能是尼克森或季辛吉等當時美國政府核心下達指令所擬定出來的。約在1971年中旬左右時，CIA共購入4架休斯Hughes 500型直昇機以民航編號登記在美國航空公司Air America的名下，這些輕型直昇機的用途說是負責該公司在寮國叢林山區的醫療救護運輸，對外以2架虛假表面進行業務，掩蔽著另2架擔任實際工作的任務機。2架任務機是被改裝成Hughes 500P，綽號「安靜者」(Quiet Ones)，推測可能裝置有減低引擎噪音及抑制紅外線訊號等特殊設備。
這些休斯500型直昇機1972年初時被運到台南亞航公司的廠棚，CIA飛行員以該處為基地開始與據說是6名國軍第34中隊的人員在台灣進行各項直昇機低空飛行訓練，使用在訓練的機型除上述休斯500外也可能曾借用美軍陸軍的OH-6A。另外Operation Main Street裏還編有一架也屬於美國航空的席可斯基Sikorsky S-58T重型直昇機，計劃將擔任後備救援工作，同樣的也是在台灣訓練，S-58T的載重力足以掛吊運輸休斯500，猜測是萬一任務機意外墜地時，S- 58T能將整架直昇機吊離現場不留證據。
1972年6月，美國航空的C-130運輸機將所有直昇機空運至泰國塔克里基地後，各機自力飛行進駐到寮國東北方一處偏僻小機場。在寮國幾個月期間，所有人員繼續進行夜間及熟悉寮越地形的地貌飛行訓練。關於Operation Main Street的任務內容，外界所知的細節仍相當有限，依目前能看到的講法，是前往北越河內進行「wiretap」竊聽工作，以協助美國政府高層搜集瞭解北越官方在巴黎和談的談判底牌。據個人推測，CIA可能在監聽北越的無線電通信上所得到的情報非常有限，所以把腦筋動到其有線通信，而此竊聽工作應該不會是大膽到把直昇機飛去河內市區降落在越共政府的屋頂，很可能是到河內地區將竊聽設備安裝上北越的電話網路，而這可能是在電線桿上，也可能是在交換機房附近，至於位置則可能事先藉由研究偵察機或間諜衛星所拍得的空照圖做出判斷。著名的1950年代「柏林地道」事件，就是CIA從西柏林挖了一個地道至東柏林電信局機房底下，將竊聽線路裝上東德的電話幹線，讓美方人員竊聽了東德和蘇聯軍方各單位的明語通話整整數個月，而Operation Main Street的計劃很可能就是相似的作法。
依已知的資料，國軍6名第34中隊的人員後來並沒有實際執行此項任務，在不明原因下於1972 年9月先行返回台灣，而是由CIA的美籍飛行員於12月6日夜至7日凌晨之間摸入北越完成工作。大約10天後美軍發動Operation Linebacker II，B-52轟炸機及海空軍戰機大舉出擊，對包括河內市等北越重要軍政工商目標進行接力式猛烈大轟炸，幾天後北越政府同意重回巴黎談判桌，1973年1 月雙方達成停火協議，美軍開始撤離越南。Operation Main Street的成果究竟如何，以及是否與後面的幾個歷史事件有關聯，這可能還要等許久美國政府解密相關文件，才能夠得知吧。
美中情局隱瞞納粹首惡藏身處
http://udn.com/NEWS/WORLD/WOR6/3347090.shtml
納粹首惡藏身處，美中情局隱瞞
編譯朱邦賢／報導
紐約時報七日報導，美國中央情報局六日發佈的文件顯示，中情局在獲悉納粹負責屠殺猶太人的首惡分子艾克曼的化名和藏身處後，並未採取行動。這些文件顯示，二次大戰結束後，中情局曾以前納粹分子為線民。
歷史學家納夫塔利在檢視了中情局發佈的文件之後表示，西德情報單位告訴中情局，艾克曼使用「克里曼斯」的假名住在阿根廷，中情局並未和緝拿艾克曼多年的以色列分享此一情報。
中情局將兩萬七千頁最近解密的文件送給國家檔案局，包括艾克曼的資料。國會一再對中情局施壓，要求公布由希特勒政權官員變為美國間諜的前納粹分子的檔案。這些資料公諸於世後，更加證明一項觀點：大部分前納粹分子提供給美國的情報都沒有價值，有時更證明這些人根本就是為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工作的雙面諜。
前紐約州聯邦眾議員伊麗莎白．賀茲曼說，上述文件顯示，中情局根本沒有努力緝拿艾克曼，「讓美國不但得面對道德有虧的責難，更得承受倚賴前納粹分子為線民的實際損害」。
美國政府因為應付冷戰而疲於奔命，在緝拿納粹戰犯方面根本苦無對策。紀錄顯示，美國情報官員甚至不惜保護許多前納粹分子，認為這些前納粹分子在對抗蘇聯威脅方面有利用價值。
艾克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蓋世太保的猶太事務辦公室主任，負責執行終結歐洲猶太人的任務。他大力推動使用煤氣室，插手殺害數百萬猶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一度被美軍捕獲，但因為他使用假名未被認出，後來他藏身在德國和義大利，一九五○年潛逃到阿根廷。一九六○年艾克曼被以色列特工從阿根廷綁架回以國接受審判，一九六二年因處決六百萬名歐洲猶太人罪名服絞刑。
納粹首惡藏身處，美中情局隱瞞
編譯朱邦賢／報導
紐約時報七日報導，美國中央情報局六日發佈的文件顯示，中情局在獲悉納粹負責屠殺猶太人的首惡分子艾克曼的化名和藏身處後，並未採取行動。這些文件顯示，二次大戰結束後，中情局曾以前納粹分子為線民。
歷史學家納夫塔利在檢視了中情局發佈的文件之後表示，西德情報單位告訴中情局，艾克曼使用「克里曼斯」的假名住在阿根廷，中情局並未和緝拿艾克曼多年的以色列分享此一情報。
中情局將兩萬七千頁最近解密的文件送給國家檔案局，包括艾克曼的資料。國會一再對中情局施壓，要求公布由希特勒政權官員變為美國間諜的前納粹分子的檔案。這些資料公諸於世後，更加證明一項觀點：大部分前納粹分子提供給美國的情報都沒有價值，有時更證明這些人根本就是為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工作的雙面諜。
前紐約州聯邦眾議員伊麗莎白．賀茲曼說，上述文件顯示，中情局根本沒有努力緝拿艾克曼，「讓美國不但得面對道德有虧的責難，更得承受倚賴前納粹分子為線民的實際損害」。
美國政府因為應付冷戰而疲於奔命，在緝拿納粹戰犯方面根本苦無對策。紀錄顯示，美國情報官員甚至不惜保護許多前納粹分子，認為這些前納粹分子在對抗蘇聯威脅方面有利用價值。
艾克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蓋世太保的猶太事務辦公室主任，負責執行終結歐洲猶太人的任務。他大力推動使用煤氣室，插手殺害數百萬猶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一度被美軍捕獲，但因為他使用假名未被認出，後來他藏身在德國和義大利，一九五○年潛逃到阿根廷。一九六○年艾克曼被以色列特工從阿根廷綁架回以國接受審判，一九六二年因處決六百萬名歐洲猶太人罪名服絞刑。
效基作戰與近代空權
來源:taiwanbbs.org
作者: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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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例廢話區
OIF 跟效基作戰脫不了關係，所以當我寫相關文章時決定也談一點這方面的東西。然而真開始動筆時才發覺自己對效基作戰的了解似嫌不夠。故想先用此文整理思緒，並期望各位先進能給予指點。
效基作戰當然不只限於空權部份，但這個概念來源無疑是美國空軍。基於興趣及縮小範圍以便討論，本文將專注於空權部份。同時本文也假設讀者對沙漠風暴 (Operation Desert Storm)、聯軍軍力(Operation Allied Force)、永續自由(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和伊拉克自由(Operation Iraqi Freedom) 四項作戰有基本接觸，儘量不花過多篇幅解釋基本歷史背景。本文注重效基作戰理論面的演變，導致無法對這幾場戰爭的全貌有完整流暢的描述(沙漠風暴部份尤其切割的較碎、伊拉克自由部份則缺少完整資料)。並且「效基作戰」為美軍較新的作戰思想架構，本文無法避免的專注在理論與現實的差距(也就是說，負面批評會遠多於正面描述)。我不推薦對這幾場戰爭完全不熟悉的人以本文為起點，因為那可能會造成錯誤的印象。
本文分為幾個部份﹕
一、效基作戰的定義與基礎。此段將目前效基作戰的概念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二、效基作戰概念演變。也就是透過對沃登及德普杜拉的思想描述來看效基作戰如何形成。(其實稱德普杜拉為效基作戰之父也不為過…)
三、戰例研討。檢視四場近代戰爭跟效基作戰的關係。
四、總結。
比較遺憾的是未能討論聯指部 J9 的效基作戰白皮書。該白皮書顯然是德普杜拉著作外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因為這個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十八日發表的官方文件似乎進一步凝聚了有關效基作戰的共識。雖然我讀了不少對該白皮書的轉述，但因我沒找到原文所以沒詳加介紹。如果有人能賜予原文或告知什麼地方可以找到，本人感激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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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基作戰(Effects Based-Operation)與近代空權演變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凌晨兩點五十一分，匿蹤戰機F-117 夜鷹投下兩千磅的雷射導引飛彈，重創努科哈布攔截作戰中心(Nukhayb IOC)。幾分鐘後，另九架 F-117 也攻擊了巴格達空軍總部、空防作戰中心(ADOC)、AT&T 大樓、總統王宮、塔利(Talli)區域作戰中心(SOC)、塞勒曼帕克(Salman Pak)攔截作戰中心等。在匿蹤及精確打擊(PGM)科技的交織下，空權至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然而較少受到大眾注意的是，「沙漠風暴」同時也帶來重大的作戰思維轉變。在空戰計劃初期，情報顯示出巴格達跟塔利基地都分別經過強化以保護兩個地下區域指揮中心。武器專家及計劃者的分析顯示每一個指揮中心需要八架 F-117 才能摧毀，而當時只有十六架 F-117 可用則代表要摧毀兩個指揮中心無疑需要所有的 F-117。更糟糕的是﹕經更詳細的情報分析後，聯軍發覺伊拉克其實有四個區域指揮中心，每一個區域中心下轄三到五個攔截作戰中心。那怎麼辦﹖很簡單，就是運用效基模式分配。儘管一個兩千磅炸彈不一定能完全摧毀指揮中心，但卻足以暫時癱瘓中心而讓隨後的非匿蹤戰機順利進行攻擊。在這前提下，計劃修改成每個伊拉克指揮中心只派兩架 F-117 ，進而讓匿蹤戰機可以攻擊攔截作戰中心、核生化設施等其他重要戰略目標。此舉將原本八架匿蹤戰機攻擊一個目標的比例變成一架匿蹤戰機攻擊兩個目標，巨幅增加可攻擊的數目 (註一)。這即是「效基作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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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效基作戰的定義與基礎
從字面上看來「效基作戰」一點也不複雜，無非就是在追求「效果」的基礎上的一種作戰模式，也就是效果導向作戰。但這聽起來根本不新穎，過去任何戰爭的模式不都是要求要有「效果」嗎﹖從某方面來說確實如此，效基作戰的部份立論並非石破天驚的創新，而是要重新強調一些歷史教訓。例如孫子所謂的「不戰而屈人之兵」便跟效基作戰的概念相合。
儘管要求效果似乎是人人皆知的真理，實務上並非那麼簡單。因為時間緊迫性或者是習慣所致，許多戰例都算是靶基作戰(Target-Based)﹕
(1) 選定攻擊對象以達成最終目標﹔
(2) 審視效果是否達成目標﹔
(3) 結果如果不符合目標，重新選定攻擊對象並重複流程。
這有別於效基作戰的流程﹕
(1) 在具體機制的前提下考慮目標﹔
(2) 分析達成目標所需的效果﹔
(3) 選擇可達成效果的攻擊對象，執行後透過機制重複流程。
換句話說，某些傳統做法常把行動跟結果視為直接的線性關係。效基作戰則強調兩者的非線性關連，也就是行動會造成不同的效果、效果進而決定結果。效基作戰試圖把過去一些被認為理所當然的「直覺」轉化為明確的分析，以避免實務上的錯誤。
Target-Based: Targets -> Effects -> Outcomes
Effects-Based: Outcomes -> Effects -> Target (註二)
當然，如果效基作戰完全僅是換湯不換藥的強調歷史教訓，該詞也不會那麼迅速成為新流行的行話。我們如果進一步探討就可發現，效基作戰其實是種意圖擴大及提昇傳統作戰架構的思考模式
。效基作戰強調只要達成戰略效果的方法就是好方法，不必只限於殲滅戰、消耗戰或任何其他特定的方式。
傳統的軍事分析常常強調軟因素非常難以預測，因此花太多精力在這方面只是浪費時間。但效基作戰的推行者希望能把傳統上常被忽略的敵軍看法、決定、慣性行為等軟因素也跟武器、指揮鏈等實物軍事目標並列，進而以任何最有效率的方式影響敵軍意志力與能力。此舉可以精進非直接效果的預估、減低偶然的後果。也就是說，效基作戰目的在於持續精研敵軍行動的系統因果關係
，在考慮節奏、整合、以及克服方法後，提供一個可迅速調整的架構以便運用直接、間接、聯合
、累積等不同手段達成所需效果，進而縮小敵軍的戰略行動自由、增加我方的選擇彈性 (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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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基作戰的演變(一)﹕沃登
單就現代效基作戰概念的形成來看，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無疑是個轉淚點。除了聯軍空中部隊指揮官霍納中將(Charles A. Horner)以及格拉森准將(Buster Glosson)以外，沙漠風暴空戰計劃中最重要的人物當屬沃登上校(John A. Warden III) 和德普杜拉中校(David A. Deptula)。
波斯灣戰爭適逢冷戰的結束。冷戰時為因應蘇聯地面部隊的數量優勢以及北約相對薄弱的防線，美國採用了空地整體戰(AirLand Battle)的思維。也就是在蘇聯主動進攻後運用陸空軍同時行動，深入敵軍後方進行非線性攻擊以阻止敵軍多梯次部隊的集結。空地整體戰固然對美軍有許多正面影響，但在其架構下空軍只被視為輔助地面部隊的工具。沃登即為在波斯灣戰爭中抓住機遇改變此狀況的關鍵性人物。
沃登強調敵人可被視為一種由許多次系統組成的複雜系統，為了解及執行便利則可用五環模型(Five Ring Model)進行分析。
所謂五環模型(圖一，註四)就是五個由小而大的圓圈，分別代表領導層(Leadership)、重要產物(Key Production)及基本要素、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人口群(Population)、部署力量(Field Forces)及戰鬥機制。
沃登認為領導層是最重要的一環，相當於腦部與人體的關係。
第二環則是能轉換的能源，如石油、電力、食物等等。
第三環則是聯結社會的基礎設施，也就是道路、橋樑、鐵路、工廠等等。
第四環是傳統空權理論(如杜黑)所注重攻擊的人民(沃登認為現代戰爭應該避免攻擊此環)。
最外的第五環則是保護政府及人民的軍隊。
這五環可進一步用來找出敵人重心(Center of Gravity) (註五)。
傳統戰爭最重視軍隊，但沃登認為攻擊軍隊、人民、或甚至經濟都是間接模式，唯有攻擊領導群才是直接迫使對方屈服的手段。這即便是「由內而外」戰法(Inside-out warfare) 的由來，也就是說一切戰爭動作都必須以影響敵人領導層的政治效果為目標，而非實體破壞。沃登認為空權時代可以運用平行戰爭(Parallel Warfare) 同時攻擊所有敵人重心，進而達成「戰略癱瘓」(Strategic Paralysis)。
在偶然機遇下，沃登得以大力向美國軍方推動他與 Checkmate 組織因應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所訂出的「瞬雷」(Instant Thunder)計劃。雖然沃登最後因為身份及個性與霍納不合而未直接在前線工作，其瞬雷計劃仍成為沙漠風暴空戰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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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基作戰的演變(二)﹕德普杜拉
如果說沃登思想是沙漠風暴的基礎及哲學，那麼德普杜拉便是將構想轉換成現實的實際執行者。儘管深受沃登影響，德普杜拉本身也是個獨當一面的儒將。在沙漠風暴中，德普杜拉掌管空戰總攻擊計劃(Master Attack Plan)，本文開頭所提的F-117 攻擊即由他所擬定。針對 F-117 一例，德普杜拉說﹕「我對破壞設施沒有興趣，我只想達成他們不能使用設施的效果」(註六)。
德普杜拉強調，效基作戰的精髓就是全力利用戰爭時間、空間、以及層級來完成特定的目的。他相信戰略就是相合的手段及目標，使敵軍無用跟完全摧毀它一樣有效。德普杜拉認為計劃效果是個複雜議題。計劃者必須跟情報員一起工作，決定什麼效果才對政治及軍事目標有最大貢獻。而這又跟特定政軍目標、敵人弱點、個別目標系統、武器系統能力息息相關。也因此系統導向的情報分析對效基作戰十分重要，唯有知道敵人如何影響或進行作戰，我方才能有效的計劃。
德普杜拉認為，初期部署必須運用(已證實)能有效影響對方的軍力。大量聚集的軍力(不論是陸海空) 都是敵軍希望攻擊的目標。因此傳統被界定的「量」(mass) 則在某些情況下成為弱點，因為敵人可能會運用軍力聚集及所需時間來阻止美軍進入戰區。這種反進入戰略(anti-access strategies) 將隨著精準的彈道飛彈巡弋飛彈以及大規模毀滅武器的傳播而變得更有可能出現。德普杜拉因此認為，達成效果不等於聚集軍力，所以投射兵力 (projection of force) 遠比形成兵力(development of force)重要。換句話說，存在兵力或聚集軍力的目標是影響力，而實際造成影響的是威脅或使用軍力以達成目標﹔如果不用兵力的實體聚集就能達成效果，那麼在某些情況下兵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 就可以替代部署軍力。
總體來說，德普杜拉承先啟後的將效基作戰擴大為可針對經濟、外交、資訊等各種總體能力的概念。他也強調效基作戰不單是空戰可用的架構，而是聯合作戰應該考慮的方法。經由他的分析及建構，效基作戰逐漸成為較成熟的思想，也使其他組織開始重視效基作戰(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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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基作戰與沙漠風暴﹕戰後教訓
沙漠風暴被分為四個階段﹕(A) 戰略空襲以癱瘓伊拉克的政軍領導，也就是沃登瞬雷計劃的擴張。(B) 取得科威特空權。 (C) 攻擊伊拉克陸軍，為陸戰做準備(此階段包含著名的戰機擊殺坦克，tank plinking)。(D) 陸戰，伴隨空權的直接支援。
打從一開始，沙漠風暴空戰計劃就列出戰略攻擊目標以及所希望達成的效果﹕隔離領導層及使其失去能力、透過通訊及指揮系統的中斷及干擾以砍斷領導層對外聯繫、攻擊電力影響所有目標、攻擊煉油成品及補給以癱瘓軍隊運動力和減少攻擊力、破壞戰略防空系統讓伊拉克無抵抗聯軍攻擊能力、打擊 WMD 及伊拉克攻勢武器以降低其威脅能力、攻擊地面部隊使其削弱百分之五十以上。
上述的分類模式無疑出自沃登的五環模型，計劃及執行模式也大多如德普杜拉與 F-117 的例子。除了運用新概念及新武器展現空對地精確打擊，並重新再將空權帶入主流以外，沙漠風暴也一洗美國在越南受挫的負面形象，奠定其後冷戰時代唯一超級強國的的位。然而這個史無前例的成功並非沒有任何問題、也不如媒體部份轉播畫面那麼完美。
下列議題尤其值得注意﹕
一、空權沒有獨立把伊拉克政權打垮。雖然這並不是明列的目標，但格拉森、沃登、德普杜拉都認為空權能獨立贏得戰爭。當然這也有兩個前提﹕首先是空戰計劃並沒有照沃登原構想的大幅納入心理戰，其次則是空權並未獲得足夠時間執行所有預定的攻擊。
儘管美國外交的心理戰相當成功，也有心戰傳單、廣播、以及國際媒體的運用，但卻缺乏戰略心理戰的全盤計劃。沃登強調心戰必須跟轟炸同時進行，也該毀滅伊拉克電視台並以美國傳播替代、用心戰把政府跟軍民分開，甚至草擬了可事先宣傳的停火條件。然而這些心戰討論並未被納入空戰計劃中。美國中央指揮部 (CENTCOM)認為鼓勵伊拉克反叛的心戰同時可能會引起沙烏地阿拉伯內亂，也似乎不「合法」(在巴格達散發心戰傳單被否決便是一例)。因整體心戰的規劃跟政治脫不了關係，不但空戰總指揮官霍納覺得軍方不該過於涉入政治面而該留給政府高層決定，甚至連布希政府本身也不希望心戰的政治面把即將在握的軍事勝利複雜化。即便是海珊塑像之類具有象徵意義的目標也因律師不當的阻止而沒被轟炸。這一連串的遲疑及錯誤之下，心戰效果未發揮到極致，更沒有成功協助聯軍造成伊拉克的戰略癱瘓，埋下戰後揭竿而起的伊拉克人被政府屠殺的禍因。此點也反應出效基作戰中的軟因素並未在沙漠風暴中獲得足夠的重視(註八)。
至於第二個前提，我們真正該討論的當然不是「空權是否能在不同條件下獨立打贏戰爭」，而是空權受限的背後意義。自 F-117 轟炸奧費多斯(Al Firdos) 掩體造成婦女及小孩傷亡後，巴格達的戰略轟炸基本上就已停止。儘管在掩體內的多半不是真正普通老百姓而是伊拉克官員的家屬，此次傷亡仍造成了政治效應。這顯示出一個淺顯的道理﹕多項戰略目標所需的效果可能互相衝突(此例為「打垮伊拉克政權」跟「維持聯盟及外交」的衝突)，而在複雜系統內被引起的單一效果很可能會帶動連環效果。「作戰必須符合政治目的」聽起來容易，實際上指揮官卻必須在矛盾中做出許多困難的抉擇，並將目標的重要性進行明確的排序、深入了解直接效果帶來的間接效果，才能真正達成最終目的。
二、持續重新評估整體形勢的重要性。傳統軍事教條告訴我們，計劃往往一開戰就不見得適用。重視效果聯結性的效基作戰更加需要考慮到各種變化。
在美軍正式動兵前，不精準的 SCUD 彈道飛彈並未獲得重視。但開戰後美軍發現，伊拉克對以色列進行彈道飛彈攻擊有可能引起以色列的反擊，進而造成聯盟的破裂。換句話說，彈道飛彈在戰術上雖不重要，卻有戰略性的效果。這造成聯軍必須重新評估及調整計劃，將部份資源轉移到機動彈道飛彈的獵殺。
至於戰術方面，格拉森便說過﹕「你的效果頂多跟你的情報能力一樣好。」格拉森以 AT&T 通訊大樓為例，強調伊拉克此類建築物都有十分完整的後備。比方說假如三樓負責國內作業、四樓負責國際作業，那麼五樓可能就完全複製三樓的功能，這樣即便是五樓被攻擊整體作業仍不受影響
。格拉森表示，在不知道詳細情形的狀況下原本聯軍只用 F-117 的兩枚 GUB-27 攻擊。儘管炸彈順利打穿該大樓，但是較低層面卻存活下來。經重新評估後，聯軍被迫再派 F-117 再丟兩枚炸彈才解決問題(註九)。
另外一例就是共和國衛隊。這原本只是保護政府的小型忠誠組織，兩伊戰爭後期卻因表現良好而逐漸擴大，成為海珊依賴的主力及戰略後備。計劃初期，在情報有限的情況下沃登跟 Checkmate 強力反對攻擊伊拉克共和國衛隊。若不是沙漠風暴聯軍總指揮官史瓦茨柯夫 (Schwarzkopf) 將共和國衛隊設為重心之一，共和國衛隊便不會納入空戰第一階段的攻擊計劃。有趣的是，陸戰開始後反而是史瓦茨柯夫在師級陸戰指揮官的要求下將攻擊焦點從共和國衛隊轉為一般陸軍。沃登跟德普杜拉等人則在獲得更多資訊後，轉為深信共和國衛隊遠比以徵兵為主的伊拉克陸軍還重要。當陸戰倉促結束後，共和國衛隊順利逃回伊拉克，並成為鎮壓伊拉克老百姓的主力之一。此例展現戰略考量跟戰術考量的差異。共和國衛隊的基本定位及角色並未在戰爭中改變，但空戰計劃者的看法卻因新情報而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即便是這種相對不變的敵軍要素都如此，戰場上瞬息萬變的其他戰略面更需不斷的重新評估及調整，才能真正發揮效基作戰的精神。
三、戰損評估(BDA) 的嚴重問題。效基作戰的成功如上述的依賴效果評估，才能正確的調整計劃。由情報機構提供的戰損評估則是最受重視的實際評估之一。
戰損評估可分為三個階段﹕
甲、物質損害評估(Physical Damage Assessment)。初期的評估，也就是「有沒有打中」。
乙、功能損害評估(Functional Damage Assessment)。詳細的物質損害評估、功能損害評估、初期目標系統評估、效益評估。
丙、目標系統評估(Target System Assessment)。詳細的目標系統評估(註十)。
簡單的說，戰損評估提供己方軍隊對目標造成的直接影響。這對於決定「是否重新攻擊某個目標」十分重要，也是進行更複雜的戰略評估的必備條件之一。
在沙漠風暴，空戰總指揮官霍納決定聯軍只能同時有三份飛行任務命令(ATO)﹕一份執行中、一份快完成、一份剛開始。每份飛行任務命令週期為三天﹕第一天計劃者運用戰損評估擬定總攻擊計劃，第二天整合飛行任務命令，第三天執行。這種做法給予聯軍比較多的彈性，但同時計劃者也常常受限於沒有及時送達的戰損評估。限於天氣以及合適偵察載台的不足，有時計劃者根本沒有正確戰損評估，而只好繼續使用原本估計，直到收到新訊息被迫重新評估為止。
更糟糕的是，戰損評估並未納入效基作戰的思想。舉例而言，當攻擊指揮中心時，計劃者只想知道炸彈有沒有打中目標以及中心是否還有運作的跡象(如訊號等)，但是情報機構往往花許多時間試圖去仔細評估指揮中心有沒有完全損毀。不僅如此，攻擊結束後的照片也未必能顯示出精確制導炸彈造成的傷害。
不同機構擁有不同的戰損評估也進一步讓情況雪上加霜。在戰爭中期，中央指揮部(CENTCOM)主管情報的李艾德將軍(John Leide)便命令 U-2 對共和國衛隊塔華卡納(Tawakalna)師進行偵查以供戰損評估。該師位在容易受攻擊的最南端，理當已受重創。但李艾德看過 U-2 帶回的情報後大幅修改戰損評估，將原本認定塔華卡納只剩百分之四十八的軍力重定為百分之七十四的軍力。此舉引起陸軍的恐慌﹕如果連塔華卡納師的評估都不對，那其他中央指揮部的早期戰損評估豈不是也可能有誤﹖主管陸軍情報的史都華將軍(John Stewart)於是下令 F-111F 及F-15E 用戰機錄影系統報告的戰果只有一半算數、A-10 目視戰果只有三分之一算數。此舉被空軍認為是種羞辱，因為這等於陸軍擺明不相信空軍的報告。另一方面，陸軍也一直認定空軍不合群、不願意全力協助陸軍，因此也希望透過戰損評估來影響空戰的方向。
而機構的爭執也不限於空軍與陸軍。譬如在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向總統報告時，對於伊拉克坦克損失的估計就有三個數字﹕中央指揮部認定一千六百八十八輛、中央情報局(CIA) 認定五百二十四輛、國防情報局(DIA)認定六百八十五輛。這跟分析工具多多少少有關係。中央指揮部能在前線直接分析，中央情報局卻依賴衛星。但衛星不能判斷出坦克內部或引擎是否已經受損(註十一)。
上述對地攻擊的爭執部份源自聯軍所定的空權「殲滅百分之五十地面部隊」目標。我們不可忽略另一角度的審視﹕儘管中央指揮部跟美國空軍的戰損評估備受批評，但許多人忘了百分之五十其實是個不低的標準。空對地攻擊並不需要擊殺百分之五十才癱瘓敵軍部隊。據估計，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的伊拉克軍人因極度恐懼空權的威力而叛逃，遠比實際傷亡的人員還多(註十二)。
總體來說，沙漠風暴仍如其他戰爭一樣受到戰爭之霧以及戰場上各種磨擦的影響。戰損評估不包含敵軍決策及行為的分析，也缺少連鎖反應的評估，造成效基作戰執行面的許多困難。這並不令人驚訝，畢竟「效基作戰」這時還沒成為作戰思想的主流，一切相關措施及方法論都仍在摸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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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索沃空戰﹕受爭議的勝利
一九九九年，在北約(NATO)連續七十八天的空襲後，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維奇(Milosevic)決定屈服。南斯拉夫陸軍撤出科索沃、難民得以返回，維合部隊也進駐科索沃執行任務。雖然米洛舍維奇隨之下台、並於今年海牙戰犯法庭未審前便死於牢中，但歷經七年後科索沃戰爭的意義及戰爭教訓依舊備受爭議。
表面上看來，完全沒使用地面部隊的科索沃戰爭似乎證明了空權獨立獲勝的能力。但諷刺的是，科索沃戰爭的作戰方式重返「漸進主義」(gradualism) –這跟多數人針對越南「滾雷作戰」(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 及伊拉克「沙漠風暴」所提出的教訓正好相反。科索沃作戰並未使用壓倒性武力逼敵人就範，而是逐步就班的一步步的運用轟炸提昇壓力。此種做法引起兩極化的評價，有人嚴厲批評此舉是犧牲空權的先天優勢及彈性，有人則強調不同狀況本來就該用不同模式。不論如何，科索沃戰爭的執行面都不可否認的出現了一些嚴重的問題。
科索沃戰爭科技面有匿蹤轟炸機 B-2 及 JDAM 等首戰的重大成果，也運用摧毀電力輸送裝備的CBU-94石墨炸彈等特殊武器。甚至還有運用資訊戰等侵入南斯拉夫系統傳遞錯誤訊息等驚人手段。但總體來說科索沃戰爭完全沒有系統性的使用效基作戰思想。
問題大略可分為﹕
一、戰略混亂及執行面的爭執和磨擦。儘管起戰原因明確(註十三)，但戰略目標的訂立卻非如此。開戰前北約僅簡單的表示目標為科索沃危機該有和平解決模式、暴力必須停止和達成短程政治協議。這種模糊不清的政治目標很難直接轉換成軍事目標，例如怎樣空襲才算是「協助達成短程政治協議」﹖這種草率模糊的表示，無非是因為北約政治領袖一開始都認為只要隨便空襲幾天米洛舍維奇就會立刻屈服。北約甚至在三月二十四日開戰時僅預先同意攻擊五十三個軍事目標(空防、通訊、彈藥庫等)。此輕敵態度一直持續到四月二十三日左右，北約才肯訂下終止空襲的明確條件並宣佈擴大空襲規模(註十四)。
但即便較明確的條件也無法解決北約所有的問題。政治領袖因擔心平民受到間接傷害而積極介入，但這也引起微管理的反彈。而北約由許多國家組成，自然也因不同的政治考量及利益而有不同的意見。當聯合作戰分析中心的指揮官在戰後會議被詢問到效基攻擊時，他答道﹕「此戰比較像沒規則的暴力而非效基攻擊。在目標核准過程中，法律及政治限制往往被當作不進行效基攻擊的理由。其實達成所需的效果跟降低希望避免的效果，特別是在歐洲盟軍最高司令(SACEUR) 受限的因素下，才更該使用效基攻擊。任何其他做法都只是高科技的野蠻破壞」(註十五)。部份北約國家要求詳細審核攻擊的目標，這造成空戰計劃者很難依照連鎖效應或整體效果進行轟炸。很可能一套目標群當中只有一個目標被核准，或是理當同時轟炸的目標群卻因政治干預而只能分批進行。甚至還有一切準備好，最後幾分鐘被否決導致指揮官叫回戰機的情況。就有人抱怨﹕「北約軍隊有太多政治主子。這系統麻煩到連最好的科技都受到限制。例如 J-STARS 就不能用來指揮戰機去目標位置，因為它所看到的目標所需的核准時間實在太久了」(註十六)。
值得一提的是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克拉克 (General Wesley K. Clark)跟空權指揮官修特(Lt. General Michael Short)的爭執。儘管兩人都強調北約一開始就該進行大規模空襲，不該有任何節奏的中斷，但卻對空襲焦點沒有共識。修特認為在北約不願部署地面部隊的情況下，南斯拉夫地面部隊的移動很難預測，因此攻擊地面部隊是耗力、高風險、低收益的做法。修特希望攻擊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勒的政治目標及電力等。另一方面，克拉克則認為修特所推行的是典型空軍忽略地面部隊的錯誤想法。克拉克覺得正因北約尚未決定部署地面部隊，才更需要空軍去炸敵軍地面部隊。據聞在其中一個每日例行的視訊會議中，克拉克跟修特分別強調他們注重的目標，修特針對即將攻擊貝爾格勒特警總部的戰機說﹕「這才是皇冠上的珠寶(jewel in
the crown)。」克拉克道﹕「對我而言，皇冠上的珠寶是那些轟炸科索沃的 B-52。」修特答﹕「經過這幾個星期你我早已知道我們有不同的珠寶匠。」克拉克回道﹕「我的珠寶匠階級高於你的」(註十七)。此例即為兩人關係不佳的最好寫照。
不僅如此，運用空權擊殺坦克的數量也成為類似消耗戰強調武器及傷亡數的傳統，而不是真正為了達成戰略及戰術目標。攻擊重型兵器是最容易達成且最能避免誤炸的方法，但把坦克破壞數量當成指標等於忽略了進行種族清洗的南斯拉夫軍警都是輕武裝人員。雖然這種轟炸能消耗敵方的人員、武器及士氣，但不可否認的是事後調查顯示空襲並未十分有效的阻止南斯拉夫地面部隊的集結，也未能完全阻止科索沃的屠殺(註十八)。
二、情報及戰損評估(BDA)的障礙。科索沃的情報循環(也就是感應器到武器發射者的時間週期) 無疑比沙漠風暴進步，但總體來說仍是問題叢生。
原因之一就是被動防禦及不對稱作戰的影響。南斯拉夫雖然並未能系統性的製造大型的假軍事裝備及誘餌，但南斯拉夫所做的個別措施卻足以干擾及欺騙北約。舉凡長形黑圓木架在舊卡車輪子的假火炮、用牛奶紙盒材料做成的 SA-9 模型、黑煙干擾等措施都是簡單但有效的做法。配合南斯拉夫軍隊疏散、隱藏裝備等措施，在加上天氣及山區地形的掩護，導致北約很難找到目標且轟炸後也很難確認效果。當克拉克將軍說﹕「你們該打他們聚集之處」，他得到的回答是「這些人根本不聚集﹗」(註十九) 當然，南斯拉夫被迫疏散及依賴被動防禦本身就顯示出空權的基本威力。但我們還是得注意空權及科技的限制，疏散能阻止敵軍大規模的用兵，卻不能阻擋低階行動 (如種族清洗)。缺乏地面情報員實地協助的結果造成北約軍事行動的困難倍增。而未來戰爭中此類被動防禦的運用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其次則是資料的傳遞。像是傳遞情報的 SIPRNET 的機制及決定時間大幅限制了戰損評估完成的速度。同時空中載台之間的資料傳遞依舊不夠，例如 J-STAR 就無法直接將目標資料傳給F-16，而必須透過地面系統(註二十)。同時，情報機構的分析也太慢，前線作戰者往往只能使用第一手物質損害評估。等到第二階段的功能損害評估完成後已經是一個星期以後的事，這麼慢的結果根本就無助於決定是否再度攻擊同目標。
最後則是效基作戰思想完全沒被納入目標選擇及戰損評估。克拉克一開始憑空定下「兩千個目標」，因此計劃者注重「達成數量」多於「效果是否符合戰略」。一開始就不知道選擇該目標要達成什麼效果，轟炸後自然也無從分析有沒有達成效果(註二十一)。
總之，北約在科索沃戰爭中往往只是按照類別依序轟炸，運用不完整的戰損評估及沒有一貫性的標準決定是否重新轟炸或達成要求。科索沃戰爭的一些個別科技展現出未來作戰的潛力及走向，卻仍無法掩蓋此戰在效基作戰方面的倒退。由於當時效基作戰尚未正式納入軍方作戰準則，一般軍人很難遊說領導階層該模式的優點。戰後美國空軍因而將效基作戰列入官方文件，聯戰機構也逐漸接受此概念(註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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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永續自由﹕空權下的影武戰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份子挾持客機撞倒美國世貿大樓，造成數千平民傷亡。此即為震驚全世界的「九一一」事件。不到一個月後，美國向不肯交出蓋達恐怖份子的塔利班開戰。在時間匆促、缺乏前線基地及其他多重戰略限制的情況下，美國仍順利的運用少數兵力配合阿富汗當地人組成的聯盟部隊，順利擊敗塔利班、重創蓋達恐怖組織。
由於賓拉登跟許多蓋達領導人順利的避開獵殺，「永續自由作戰」不能說是完全達成戰略目標。儘管如此，此役仍因其戰法特殊而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
首先是特種部隊的成功。特種部隊:(一) 整編沒有組織性的阿富汗北方聯盟 (Northern
Alliance)，並主導南方的帕斯圖(Pashtun)人建軍﹔(二) 提供正確的目標資訊以供空權精確打擊(註二十三)。
其次則是資訊融合及情報監視與偵察(ISR)的進步。從預警機、J-STAR、電戰機、無人機到衛星等等，多項目的感應器的聯結可提供近即時(near real-time) 的戰場環境認知(Situational Awareness)。(註二十四)。美軍因而在攻擊時限性目標(Time Critical Target 或Time Sensitive Target)方面進步不少。
最後就是與當地聯軍的合作。在戰略上此舉可避免美國為入侵者的形像，維繫國際上的支持及降低反彈。這無疑也可降低美軍本身的傷亡。但當地勢力結構的複雜性卻造成重大影響。軍閥之間的競爭及利益衝突不但造成美國有時取得錯誤情資，也是蓋達高層能逃過圍剿的原因之一。美國在巨蟒行動(Operation Anaconda)中決定部署較多的美軍地面部隊就是因為當地聯軍的問題(註二十五)。
不論是科技還是用兵模式，在效基作戰方面阿富汗戰爭都比科索沃戰爭還好。但永續自由並不能算是真正的效基作戰，也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些問題﹕
一、中央指揮部跟聯合空戰中心(CAOC) 的磨擦。
空戰總指揮官沃爾德(Charles Wald) 在九一一隔天要求中央指揮部部署 J-STAR 卻被拒絕就是一例。J-STAR 直到十一月末才抵達戰區，為時已晚。
這兩個機構的磨擦來源之一就是作戰模式。
南望作戰(Operation Southern Watch)的任務為施行伊拉克南方的禁飛區。由於南望作戰為聯合國巡邏行動，也因而具有非常嚴格的接戰準則。但中央指揮部竟然在永續自由作戰中選擇使用跟南望作戰大略相同的做法及流程。這造成了許多後遺症(註二十六)。舉例而言，開戰當晚CIA 指揮的Predator 無人機在坎達哈(Kandahar)機場附近的塔利班基地偵測到疑似塔利班領導人歐瑪爾(Mullah Mohammed Omar) 的人士自車列下車。此時聯合空戰中心立即要求攻擊該車列。據聞總指揮官法蘭克(Tommy Frank) 有意根據Predator 影像同意攻擊。但軍法官(JAG)提出潛在平民傷害以及接戰準則的問題。依照規定，這種情形聯合空戰中心必須同時取得總指揮官及華盛頓高層的同意。於是訊息傳達給中央指揮部，再轉給五角大廈。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H Rumsfeld) 立即同意。但此時歐瑪爾已經離開，Predator 發射地獄火飛彈並沒有達成任何戰略效果。此類因為目標核准卡在中央指揮部及接戰準則而錯過機會的情況在阿富汗屢見不鮮(註二十七)。
另外一個相關的原因就是作戰思維的不同。
聯合空戰中心就想進行效基作戰，但中央指揮部卻注重傳統消耗戰的做法。開戰後的兩個星期內
，美軍只空襲阿富汗防空系統、機場及其他固定目標，造成外界大力批評美國做法錯誤以致於毫無進度(註二十八)。根據空戰總指揮官沃爾德(Charles Wald)的說法，其實戰後十五分鐘內就已經解決阿富汗防空系統的威脅。由於中央指揮部情報主任堅持的戰損評估規則只能用衛星照片做為確認證據，因此美軍必須反覆攻擊相同目標數次(註二十九)。聯合空戰中心不少人因而對中央指揮部非常不滿。聯合空戰中心主任德普杜拉表示﹕兩個機構的磨擦來源之一，就是因為中央指揮部的人員雖然強調必須減少附帶損傷(collateral damage)，卻依舊指定毀滅性強過所需的武器、引信、及攻擊戰術，因為這些人員沒參與過比南望作戰更大規模的行動、不懂效基作戰的潛力及做法(註三十)。
兩者之間的磨擦也不單純在作戰方面，例如中央指揮部位在美國佛羅理達州而聯合空戰中心位在沙烏地阿拉伯，造成許多情報及態度的差異。但更重要的是，此戰再度凸顯出科索沃戰爭以來的一個趨勢﹕科技的進步導致集中指揮跟微管理的情況增加。這種做法的好處在於領導層能確認軍事行為符合總體戰略。缺點在於領導層畢竟不在前線、不見得掌握所有作戰細節，過度干預可能會造成錯誤的決定。
二、戰損評估問題依舊。
儘管阿富汗並沒有多少傳統強化掩體，但卻有不少蓋達的山洞。十二月初，當賓拉登移到托拉波拉(Tora Bora)時，聯軍約百分之九十的空襲任務也轉為對山洞突現目標的攻擊(山洞本身當然是固定，但不定時進出的目標被視為「機動」)(註三十一)。美軍運用各式不同的情報監視與偵察系統去尋找及研究山洞，但許多山洞從來沒被找到，也有些必須靠地面部隊才能發現。更糟糕的是即便被找到山洞，也因為美軍仍無法有效的分析及記述目標特徵，而不見得受到正確的重視。在這種情況下，即便美軍使用一萬五千磅的 Daisy Cutter 和 BLU-118B 油氣彈等新武器攻擊山洞區域，也很難判斷結果到底有沒有效(註三十二)。
如同科索沃，阿富汗空襲當然能造成敵方心理及實質的損害。但缺乏真正有效的戰損評估，等於沒辦法系統性的判斷整體效果。這並不是說阿富汗沒有個別的成功。舉例來說，CIA 企圖用五萬美元賄賂一名塔利班指揮官進行叛變，此人回答﹕「讓我想想」。特種部隊於是導引一枚 JDAM 攻擊該指揮官的總部外面。隔天 CIA 再度聯絡﹕「四萬元如何﹖」，該指揮官這次接受了(註三十三)。這無疑是空權配合一百多位 CIA 及三百多位特種部隊人員在阿富汗空前成功的最好例子之一。
但此類個別例子再多也無法解決其他效基作戰的問題。美軍在機動目標(如疏散的步兵)及隱藏的硬目標方面(如地下基地或山洞)，仍面臨許多戰損評估的困難。這些不解決，顯然就無法進行真正的效基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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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自由作戰﹕未來突破的預告﹖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九日開戰後，美國陸軍跟陸戰隊配合心戰和空襲自科威特由南向北突擊。特種部隊則在伊拉克北部配合庫克族及空襲牽制伊拉克軍隊、控制戰略資源，並在西部尋找彈道飛彈
。約三個星期後美軍就神速的攻陷巴格達，打垮海珊政權。
美國攻打伊拉克至少在短期內已經造成其國際威信受損，而其長期中東戰略佈局是否成功則必須等伊拉克新政府的狀況明朗化後才能下結論。所謂「戰爭是政策的延續」，如果政策及整體戰略失敗，那麼戰爭本身不論如何就不算真正的「勝利」。但不可否認的是，「伊拉克自由作戰」確實再度展現出美軍在傳統戰爭上的壓倒性優勢，也在空權史上寫下了輝煌的新一頁。儘管目前的詳細資料仍相當有限(尤其空權部份)，我們依舊能勾勒出美軍作戰的部份成果。
戰前海珊錯誤的深信伊拉克只需跟科索沃戰時一樣承受空襲，再靠外交及戰略手段就可以阻止美軍的用兵。然而此役美軍並沒有抄襲過去的戰法，並且真正做到空地合一的境界﹕地面部隊的快速運動戰及地面火力迫使伊拉克軍隊暴露在空權的攻擊下，反之空襲也釘住伊拉克軍隊以便由地面部隊殲滅。換句話說，伊拉克軍隊陷入兩難的局面﹕疏散跟隱藏是躲避空襲的最好辦法、卻是迎戰地面部隊的最糟狀況(註三十四)。美軍能如此成功運用聯合作戰擊敗伊拉克，無疑是因其指管通情、戰法、科技等各方面都大幅進步所致。
此役同樣有幾個值得注意的趨勢及議題﹕
一、空權與心理戰的效力。
此役總算達成當初沙漠風暴未成的戰法，也就是系統性的將心戰融入整體作戰。單以心戰傳單來說，空投的數量就高達三千一百八十萬張，分別由 A-10、 B-52 、F-18C 、F-16CJ 等戰機透過原子母彈容器改裝的配備散發(註三十五)。海珊政權非常擔心此類傳單，甚至成立特別心戰委員會專門收集、研究、報告美軍的各種心戰傳單。
根據美國機密情報報告，一名伊拉克人表示﹕「伊拉克老百姓不准持有或傳遞在伊拉克到處散發的傳單。政軍代表威脅禁閉或殺害任何持有傳單的人。政軍代表依命令收集並燒燬所有傳單。政府不想讓人民看到美軍對伊拉克軍隊及人民做出的保證」(註三十六)。共和國衛隊奧尼達師(Al Nida)的指揮官也表示﹕「空襲是最有效的訊息。看過傳單的士兵再看到空襲後就知道傳單是真的。他們之後就開始相信那些訊息，假如他們還活著的話。總體來說這對我們有嚴重的影響。我開戰時有一萬三千人。當我們接到退回巴格達的命令時，我剩下兩千人以下。當我抵達巴格達時
，我剩下一千人以下。每天叛逃數都增加。我們完全沒有跟美軍接戰。當我的師退回狄亞拉(Diyala)橋時，原本戰前分派給我的五百多輛裝甲車中，我只能指揮約五十輛左右過橋。大部份都在狄亞拉河東邊就被擊毀或拋棄。」(註三十七)
除空投及手發的傳單以外，EC-130 電戰機也用於廣播及電視傳播任務。地面的心戰則包括播放欺敵的假坦克聲、分送報紙及印有宣傳圖文的紙版火柴等等(註三十八)。這些成功的例子顯示心理戰是效基作戰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
遺憾的是，心戰在作戰階段及軍事戰略的成功並沒有延續到戰後重建及衝突終止階段。美軍戰後維和計劃的貧乏及各種缺點也同樣反映在心理戰之上。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日前便承認﹕「假如我打分數，我會說我們國家在世界上現在的思想戰爭中只拿 D 或 D 減」(註三十九)。倫斯斐指的當然是更廣的國家整體戰略部份，但也同樣適用於心戰。舉凡一九九一年沒支持伊拉克老百姓反抗的後果、聯合國禁運造成伊拉克人民痛苦、美國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以及「為石油發動戰爭
」等指控，美國都沒有正視這些問題，也沒有花費足夠時間了解並說服伊拉克老百姓(註四十)。這也是美軍戰後面臨反抗軍恐怖攻擊，而始終無法徹底解決問題的原因之一。
二、F2T2EA﹕時限性目標與戰損評估。
F2T2EA 即為「搜尋、定位、追蹤、瞄準、接戰、評估」，也就是所謂「擊殺鏈」(Kill Chain)。這是美軍將過去的目標攻擊週期做出的詳細定義(註四十一)。
在科技的進步下，擊殺鏈時間大幅度縮短，也得以再度提昇攻擊時限性目標的能力。舉例而言，一架全球之鷹(Global Hawk) 無人機在伊拉克自由作戰中運用其整合感應器(包括高解析度光電、合成孔徑雷達/移動目標顯示器、紅外線等) 取得了三千六百多張影像，並協助搜尋及辨識坦克、防空飛彈等等。其雷達影像甚至可以在大風沙下運作。全球之鷹在一般任務當中可飛約兩千公里，並滯空二十四小時。它可在單一架次當中截取兩百到三百個地點的影像。透過衛星及地面系統，這些影像可以近即時的速度傳送給戰場指揮官。也因為這些優點全球之鷹在此役常被用在時限性目標的獵殺，以及迅速的戰損評估(註四十二)。
不過，這類特殊的科技進步自然不等於擊殺鏈沒有問題，其目標週期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伊拉克自由作戰開始後不久，空襲戰略固定目標很快就轉為戰場空截(Battlefield Air Interdiction)、近空支援(Close Air Support)、以及各類時限性目標。這種戰術彈性使空權與地面部隊得以合擊伊拉克軍隊，但其需的資源及高節奏任務也導致原訂計劃在幾天內就變的不適用。戰損評估的流程很快就崩潰，前線作戰者帶回的第一手任務報告反而成為主要的情報判斷來源(註四十三)。
伊拉克自由作戰同樣面臨那些過去幾場戰爭仍未解決的戰損評估問題，如效基思想跟消耗戰思想之爭、過度集中決策而沒有下放權力等。戰損評估出問題的原因之一無非是美軍在目標尋找及攻擊方面雖然有舉足的進步，卻還沒有專門進行戰損分析的正式職位及機制。這導致戰時必須大幅擴充時，指揮官被迫依賴經驗不足或不合適的人員。缺乏統一的戰場資訊系統及共同的定義也導致效果的衡量相當困難。舉例而言，中央指揮部系統認定「機動」目標就是任何可被移動的目標、海軍系統定義為「可在發射到命中前移動」的目標、空軍系統則完全由使用者自己決定。這種定義的差異看似不重要，卻對事後系統性分析有深遠的影響。由於機動目標遠比固定目標難攻擊，事前預估通常也包括運用過去經驗及數據。換句話說，這可能直接影響「單一目標所需炸彈數量」等各種重要的戰術決定。總之，個別機構及軍種的差異必須透過聯戰機制及訓練克服，不然永遠跨不了效基作戰的門檻(註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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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權與效基作戰﹕總結與趨勢
回顧這四場戰爭，從波灣戰爭的電戰到美伊戰爭的心戰，每一場戰爭中的空權運用及特點都不相同。沙漠風暴作戰是先運用空權轟炸三個星期後再用地面部隊收尾，科索沃戰爭是空權獨立轟炸
，阿富汗永續自由作戰是少數特種部隊支援空襲，伊拉克自由則是空地合擊。這顯示出現代空權的彈性，也是其逐漸成熟的徵兆。
但同時我們也不可忽視這幾場戰爭中，由美國組成的聯軍所面對的都是裝備差距頗多的敵人。假如敵軍握有 S-400 、側衛或 Rafale 戰機、預警機等由先進配備組成的整合性防空系統，那麼獲勝就自然會變得困難許多。此外，另一個趨勢就是在非對稱作戰、反進入戰略、恐怖主義等新因素的崛起下，作戰模式也必然進一步重組。空權的演變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成功終點，而如過去任何矛與盾相爭一樣都是不斷在互相超越中前進和變化。
諸如非致命武器、資訊及網絡戰、太空系統等科技的提昇都會影響效基作戰的未來。但我們更不能忽視新組織以及新軍事準則等軟因素的變革。舉例而言，綜觀上述簡短的戰例討論，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戰損評估始終是效基作戰最明顯的絆腳石之一。戰損評估已不單是科技的問題，而跟使用方法及態度習習相關。針對此點，美國國防部於兩千年八月建立了聯合戰損評估聯合測試及評估(Joint Battle Damage Assessment Joint Test and Evaluation) ，以研究戰損評估問題的解決方案。雖然此計劃所提的方案沒有被所有機構運用，但卻仍改善了一些訓練、過程標準化方面的問題(註四十五)。這只是美軍短期內眾多改善計劃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戰損評估雖然重要，卻絕非橫貫一切的萬靈丹。它只不過是目標分析的一部份，目標分析則只是戰鬥分析(Combat Assessment)的一環，而那又歸在作戰分析(Operation Assessment)之下。要檢視整體的趨勢，當然不能只限於這部份。
如果我們將眼光放的更遠點﹕
未來美軍的發展可能將建立在效基作戰、網基作戰(Netcentric Warfare)、和預測性作戰空間覺知(Predictive Battlespace Awareness) 的鐵三角之上。簡單的說，效基作戰就是達成符合戰略或戰術目標的效果，網基作戰即為透過資訊流動來聯結作戰者，預測性作戰空間覺知則是妥善的運用情報監視與偵察、以預測敵人行動並提供先發制人的能力(註四十六)。這三個領域的發展將於未來空權的趨勢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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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第十二頁。Deptula, David A.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Warfare". Aerospace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1.
第一零九頁。Murray, Williamson. "Air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The Nautical & Avi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of America. 1995.
註二﹕
靶基作戰(即以目標為基礎的作戰) 跟效基作戰的比較取自﹕
第三頁。Williams, Brettt T.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Theory, Application and the Role of Airpower"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y Research Project. 2002.
第四十二頁。Kreighbaum, Jay M. "Force-Application Planning: A Systems-and-Effects-Based Approach". Air University Press. 2004.
註三﹕
上述定義為個人參考不同資料後綜合而成。詳見﹕
Deptula, David A.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Warfare". Aerospace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1.
Davis, Paul.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A Grand Challenge for the Analytical Community" RAND. 2001.
Lowe, Donald. Ng, Simon.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language, meaning and the effects-based approach".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sation,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4.
Batschelet, Allen W.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A New Operational Model?". U.S. Army War College. 2002.
Jobbagy, Z. "Literature survey on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TNO. 2003.
"The United Kingdom Military View of Effects--Definitions and Relationships" Common Perspective. 2004.
da Rocha, Alexandre Sergio.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A Military Application of Pragmatical Analysis" Air & Space Power Journal. 2005.
註四﹕
為節省時間我並未自行製圖。圖的來源是﹕
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il/airchronicles/cc/smith.html
Smith, russell J. "Developing an Air Campaign Strategy". Air & Space Power Chronicles.
註五﹕
五環模型的解釋詳見﹕
Warden, John A. "The Enemy as a System" Airpower Journal. 1995.
進一步研究沃登思想則可參照其名著﹕
Warden, John A. "The Air Campaign". ToExcel Press. 2000.
註六﹕
見德普杜拉的訪談﹕
http://www.usembassy.it/file2003_03/alia/A3032114.htm
"Air Force Operations Concept Aims at Success, Not Destruction". Washington File. 2003.
註七﹕
德普杜拉的觀點詳見註一所提的「Effects-Based Operations: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Warfare」、註六所提的訪談，以及下文﹕
Deptula, David A. "Firing for Effects". Air Force Magazine Vol. 84, No 4. 2001.
大多數的描述取自「Firing for Effects」一文。
註八﹕
沙漠風暴戰術上的心戰成功之處可參考﹕
許如亨，「解構另類戰爭(下)」，麥田出版社，2000。
轟炸象徵目標被律師阻止，以及戰略心戰被忽略請參考﹕
Murray, Williamson. "Air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The Nautical & Aviation Publishing. 1995.
Olsen, John A. "Strategic Air Power in Desert Storm".
Frank Cass. 2003.
註九﹕
第一五七頁。Glosson, Buster. "War With Iraq: Critical Lessons". Glosson Family Foundation. 2003.
註十﹕
第七頁，表二。Timmerman, Tomas J. "Assessing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Crucial Feedback for the Air Component Commander". Air University. 2003.
註十一﹕
第三二九頁、第三三五頁。Gordon, Michael R. Trainor, Bernard E. "The Generals' War"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95.
註十二﹕
有關沙漠風暴 BDA 的問題可參考
第六十六頁。Beagle, T.W. "Effects-Based Targeting: Another Empty Promise?" Air University. 2000.
第二零四頁。Hallion, Richard P. "Storm Over Iraq: Air Power and the Gulf War".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2.
註十三﹕
北約介入科索沃的原因是 (A) 科索沃問題會影響到巴爾幹半島的和平以及歐洲東南部的穩定。科索沃衝突很容易擴散成多國問題。 (B) 米洛舍維奇在科索沃的種族清洗造成嚴重的人權危機。(C) 米洛舍維奇的行動直接威脅到北約的可信度，因為他公開違反南斯拉夫跟北約簽署的協定。
詳見美國國防部的國會報告內「地緣戰略的考量」部份﹕
第三頁。"Kosovo/Operation Allied Force After-Action Report" US DoD. 2000
註十四﹕
四月北約訂的五個條件為﹕米洛舍維奇必須(A)停止所有軍事行動及對科索沃的鎮壓、 (B) 馬上從科索沃撤軍、(C) 同意國際軍力在科索沃駐紮、 (D) 同意難民無條件返回並不阻擋國際人權組織給予的協助、 (E) 證明他有意在朗布耶(Rambouillet)合約、國際法、聯合國法規下建構一個政治架構協定。見GAO 報告。
科索沃衝突時間表也可參考美國 GAO 報告附錄一﹕
第十八頁。"Kosovo Air Operations: Need to Maintain Alliance Cohesion Resulted in Doctrinal Departures" GAO. 2001.
註十五﹕
第二零一頁。Lambeth, Benjamin S. "NATO's AirWar for Kosovo". RAND. 1999.
註十六﹕
第二零五頁。Lambeth，同註十五。
註十七﹕
第一九二頁。Lambeth，同註十五。
註十八﹕
第一九八頁。Cordesman, Anthony H. "The Lessons and Non-Lessons of the Air and Missile Campaign in Kosovo" CSIS. 2000.
註十九﹕
第一二六頁。Lambeth，同註十五。
被動防禦除了 Lambeth 著作的第六章以外，也可參考 Cordesman 著作的一四八頁及二六四頁。
註二十﹕
第一六一頁。Lambeth，同註十五。
第二九就頁。Cordesman，同註十八。
註二十一﹕
第八十九頁。Beagle，同註十二。
註二十二﹕
第二十三頁。GAO 報告，同註十四。
註二十三﹕
第二五八頁。Lambeth, Benjamin S. "Air Power Against Terror". RAND. 2005.
註二十四﹕
第二五四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註二十五﹕
第十七頁。Cordesman, Anthony H. "The Lessons of Afghanistan: War Fighting, Intelligence ad Force Transformation". CSIS. 2002.
註二十六﹕
第三百頁、第二十七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註二十七﹕
第三五九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第四十九頁。Cordesman, Anthony H. "The Air War Lessons of Afghanistan:
Change and Continuity". CSIS. 2002.
註二十八﹕
例子之一可參考華盛頓郵報刊載的學者文章。
Pape, Robert A. "The Wrong Battle Plan" Washington Post. 10/19/2001.
Pape 即為「Bombing to Win」一書的作者，在九零年代與沃登進行多次的空權學術辯論。
註二十九﹕
第八十六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註三十﹕
第二九九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德普杜拉在開戰後六星期內擔任聯合空戰中心主任。他即為當初沙漠風暴的計劃者之一，此時已從中校昇為少將。
註三十一﹕
第一四五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註三十二﹕
第八十九頁。Cordesman，同註二十七。
註三十三﹕
第一零四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註三十四﹕
第九十五頁。"Iraqi Perspectives Project: A View of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from Saddam's Senior Leadership". US DoD. 2006.
第二一六頁。Cordesman, Anthony H. "The Iraq War: Strategy, Tactics, and Military Lessons". CSIS. 2003.
註三十五﹕
第六十頁。Davies, Steve. "F-16 Fighting Falcon Units of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Osprey. 2006.
第八頁。"Operation Iraqi Freedom - By the Numbers". CENTAF. 04/30/2003.
註三十六﹕
第九十五頁。"Iraqi Perspectives Project"，同註三十四。
註三十七﹕
第一二五頁。"Iraqi Perspectives Project"，同註三十四。
註三十八﹕
http://www.psywarrior.com/OpnIraqiFreedom.html
Friedman, Herbert A.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註三十九﹕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Mar2006/20060328_4638.html
Miles, Donna. "Rumsfeld: U.S. Needs Improvement to Win War of Ideology"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 03/28/2006.
註四十﹕
第五一二頁。Cordesman，同註三十四。
註四十一﹕
F2T2EA 即為 Find, Fix, Track, Target, Engage, Assess 。
第九十六頁。Boyne, Walter J.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What went right, what went wrong, and why." Tom Doherty Associates. 2003.
註四十二﹕
第三零九頁。Cordesman，同註三十四。
第五十頁。Vickers, Michael G. Martinage, Robert C. "The Revolution in Wa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04.
註四十三﹕
第一九五頁。Cordesman，同註三十四。
http://www.mors.org/education_colloquium/EC2004/ec04_pres/Thoele.pdf
Theole, Ben. "CFACC Operational Assessments in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Office of Aerospace Studies, Kirtland AFB, NM. 05/25/2004.
註四十四﹕
第二十五頁、第三十頁。"Recent Campaigns Benefited from Improved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but Barriers to Continued Progress Remain". GAO. 2004.
註四十五﹕
第二十六頁。GAO 報告，同註四十四。
JBDA 網站﹕
http://www.jbda.jte.osd.mil/
註四十六﹕
網基作戰的簡介可參考
"Network Centric Warfare: Background and Oversight Issues for Congress" CRS. 2004.
預測性作戰空間覺知可參考
Phister, Paul W. Busch, Timothy. Plonisch, Igor G. "Joint Synthetic Battlespce: Cornerstone for Predictive Battlespace Awarenes"
三者關係可參考「軍事事務革命﹕移除戰爭之霧」的第三章。雖然裡面用的名詞不同，但基本概念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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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才剛出爐，還沒想過投稿問題。真要投恐怕得花時間重新編輯一下。除了打錯字的部份，有些段落要補強才能上的了檯面。
說到這個…不知是不是我孤陋寡聞，總覺得台灣刊物好像比較少研討效基作戰。
滿有趣的是伊拉克作戰自由開始前媒體特愛濫用「Shock & Awe 」一詞，報的好像美軍一開戰就會把巴格達炸回遠古時代一樣。結果美軍精確打擊及克意節制導致媒體大失所望。我記得Shock & Awe 的作者之一在伊拉克自由作戰初期很不屑的說美軍沒照他的著作去進行、很多人誤解他的說法﹔他還說英國人有一個詞跟他強調的思想差不多﹕Effects- Based Operations 。滿漏氣的…竟然不知道美軍已經在搞 EBO ，以及美國空軍思想家跟 EBO 之間的關係。
唔，講這過多可能離題了。我想提的是，從此例就可以看出 EBO 似乎仍只是軍方內部研究的熱門東西，即便像 Shock & Awe 作者這種專研戰略及戰術的也未必十分熟悉，更不必說是一般大眾。
在美國軍方，效基作戰已經算經歷過定義討論及咬文嚼字的階段，逐漸轉為流程及機制的形成。當然還是有些基本爭論(譬如還是有人嗤鼻說這是一時流行的無意義空洞名詞)，但是一旦進入官方文件及機制階段，那麼就會對未來資源分配及計劃有所影響。若要研究美軍，至少短期內不可忽略它的發展趨勢。
有些美軍依照 EBO 去搞的東西可能不會像 F-22A 或 JSF 這種載台這麼明顯，但卻可能在無形中大幅度提昇實際作戰能力。比方說，給予指揮官EBO知識管理系統就不見得是外界會報導的東西…像 Theater Battle Management Core Systems 、EBO Wargaming Simulation 這種很基礎東西我們知道多少﹖即便從資訊系統科技角度來說這些都不見得是什麼創新的特殊東西，但這些系統將如何具體影響作戰，那就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了。
越講越繞不回原本要說的東西﹕Predictive Battlespace Awareness (PBA) 。今天先講一點點就好。PBA 也是個大議題。簡單的說﹕很多人認為現在 ISR 做的大部份都是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找目標。PBA 的目標就是要脫離被動的模式，轉為主動分析及預測戰場空間，進而集中資源主動去確認情資或創造預定環境。以戰損評估為例，有人就認為在某些情況下(譬如非大規模毀滅武器外的普通目標)，現代科技已達一定標準。所以模擬和概率也可以當作判斷的手段。像假如 JDAM 的命中率是百分之九十五，那麼我們用 JDAM 去炸一個目標後，只要第一手現場偵測顯示有命中，我們就可以假設JDAM有效，直到有新的反證出現為止。
JDAM 當然是較狹隘的例子。PBA 的目標就是提供指揮官決策所需的戰場環境認知，讓指揮官能充份了解敵我之間可能的互動，進而了解各種行動的正負效果，以在戰時做出最有利的決定。這無疑是過去美軍比較少碰的東西。我們可以看到，過去美軍科技的進步都專注在前線實際執行者的效率(像炸彈怎麼精進)。那些執行面的提昇當然重要。但為什麼這幾場戰爭有微管理的問題﹖就是因為美軍過去在流程及科技上沒有強調「如何把指揮官所需的最重要資料融合並在所需時間內送達」。
依過去傳統，美軍強調中央指導、前線執行。科技提昇後搞成中央執行，卻沒有配套措施，才造成許多不必要的磨擦。有人深信過去的原則才是對的。但不論如何，即便要維持指導執行分開的模式，給予指揮官正確的資訊才能進行正確的指導。
在戰時空軍有人戲稱 Predator 無人機影像是給領導階層專用的古柯鹼毒品(crack)，每隔一陣子就要給他們吸一次才行。評論者強調，無人機的近即時影像固然提供不少資訊，但實際上它的涵蓋範圍不大。如果無人機找到特別目標時(如阿富汗塔利班領導人)，那當然有特殊意義。但絕大部份搜尋時間時，無人機傳回的影像都只有戰術價值而無關戰區決策、也更不會跟戰略有關。領導人花精力去看一般搜尋影像，等於是浪費寶貴的整體管理時間。
PBA 如果能順利的融入美軍思考模式及決策，就能避免這種問題。新奇的科技也必須正確的運用才能發揮最大功能。
先聊到這裡。
作者: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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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例廢話區
OIF 跟效基作戰脫不了關係，所以當我寫相關文章時決定也談一點這方面的東西。然而真開始動筆時才發覺自己對效基作戰的了解似嫌不夠。故想先用此文整理思緒，並期望各位先進能給予指點。
效基作戰當然不只限於空權部份，但這個概念來源無疑是美國空軍。基於興趣及縮小範圍以便討論，本文將專注於空權部份。同時本文也假設讀者對沙漠風暴 (Operation Desert Storm)、聯軍軍力(Operation Allied Force)、永續自由(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和伊拉克自由(Operation Iraqi Freedom) 四項作戰有基本接觸，儘量不花過多篇幅解釋基本歷史背景。本文注重效基作戰理論面的演變，導致無法對這幾場戰爭的全貌有完整流暢的描述(沙漠風暴部份尤其切割的較碎、伊拉克自由部份則缺少完整資料)。並且「效基作戰」為美軍較新的作戰思想架構，本文無法避免的專注在理論與現實的差距(也就是說，負面批評會遠多於正面描述)。我不推薦對這幾場戰爭完全不熟悉的人以本文為起點，因為那可能會造成錯誤的印象。
本文分為幾個部份﹕
一、效基作戰的定義與基礎。此段將目前效基作戰的概念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二、效基作戰概念演變。也就是透過對沃登及德普杜拉的思想描述來看效基作戰如何形成。(其實稱德普杜拉為效基作戰之父也不為過…)
三、戰例研討。檢視四場近代戰爭跟效基作戰的關係。
四、總結。
比較遺憾的是未能討論聯指部 J9 的效基作戰白皮書。該白皮書顯然是德普杜拉著作外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因為這個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十八日發表的官方文件似乎進一步凝聚了有關效基作戰的共識。雖然我讀了不少對該白皮書的轉述，但因我沒找到原文所以沒詳加介紹。如果有人能賜予原文或告知什麼地方可以找到，本人感激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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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基作戰(Effects Based-Operation)與近代空權演變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凌晨兩點五十一分，匿蹤戰機F-117 夜鷹投下兩千磅的雷射導引飛彈，重創努科哈布攔截作戰中心(Nukhayb IOC)。幾分鐘後，另九架 F-117 也攻擊了巴格達空軍總部、空防作戰中心(ADOC)、AT&T 大樓、總統王宮、塔利(Talli)區域作戰中心(SOC)、塞勒曼帕克(Salman Pak)攔截作戰中心等。在匿蹤及精確打擊(PGM)科技的交織下，空權至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然而較少受到大眾注意的是，「沙漠風暴」同時也帶來重大的作戰思維轉變。在空戰計劃初期，情報顯示出巴格達跟塔利基地都分別經過強化以保護兩個地下區域指揮中心。武器專家及計劃者的分析顯示每一個指揮中心需要八架 F-117 才能摧毀，而當時只有十六架 F-117 可用則代表要摧毀兩個指揮中心無疑需要所有的 F-117。更糟糕的是﹕經更詳細的情報分析後，聯軍發覺伊拉克其實有四個區域指揮中心，每一個區域中心下轄三到五個攔截作戰中心。那怎麼辦﹖很簡單，就是運用效基模式分配。儘管一個兩千磅炸彈不一定能完全摧毀指揮中心，但卻足以暫時癱瘓中心而讓隨後的非匿蹤戰機順利進行攻擊。在這前提下，計劃修改成每個伊拉克指揮中心只派兩架 F-117 ，進而讓匿蹤戰機可以攻擊攔截作戰中心、核生化設施等其他重要戰略目標。此舉將原本八架匿蹤戰機攻擊一個目標的比例變成一架匿蹤戰機攻擊兩個目標，巨幅增加可攻擊的數目 (註一)。這即是「效基作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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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效基作戰的定義與基礎
從字面上看來「效基作戰」一點也不複雜，無非就是在追求「效果」的基礎上的一種作戰模式，也就是效果導向作戰。但這聽起來根本不新穎，過去任何戰爭的模式不都是要求要有「效果」嗎﹖從某方面來說確實如此，效基作戰的部份立論並非石破天驚的創新，而是要重新強調一些歷史教訓。例如孫子所謂的「不戰而屈人之兵」便跟效基作戰的概念相合。
儘管要求效果似乎是人人皆知的真理，實務上並非那麼簡單。因為時間緊迫性或者是習慣所致，許多戰例都算是靶基作戰(Target-Based)﹕
(1) 選定攻擊對象以達成最終目標﹔
(2) 審視效果是否達成目標﹔
(3) 結果如果不符合目標，重新選定攻擊對象並重複流程。
這有別於效基作戰的流程﹕
(1) 在具體機制的前提下考慮目標﹔
(2) 分析達成目標所需的效果﹔
(3) 選擇可達成效果的攻擊對象，執行後透過機制重複流程。
換句話說，某些傳統做法常把行動跟結果視為直接的線性關係。效基作戰則強調兩者的非線性關連，也就是行動會造成不同的效果、效果進而決定結果。效基作戰試圖把過去一些被認為理所當然的「直覺」轉化為明確的分析，以避免實務上的錯誤。
Target-Based: Targets -> Effects -> Outcomes
Effects-Based: Outcomes -> Effects -> Target (註二)
當然，如果效基作戰完全僅是換湯不換藥的強調歷史教訓，該詞也不會那麼迅速成為新流行的行話。我們如果進一步探討就可發現，效基作戰其實是種意圖擴大及提昇傳統作戰架構的思考模式
。效基作戰強調只要達成戰略效果的方法就是好方法，不必只限於殲滅戰、消耗戰或任何其他特定的方式。
傳統的軍事分析常常強調軟因素非常難以預測，因此花太多精力在這方面只是浪費時間。但效基作戰的推行者希望能把傳統上常被忽略的敵軍看法、決定、慣性行為等軟因素也跟武器、指揮鏈等實物軍事目標並列，進而以任何最有效率的方式影響敵軍意志力與能力。此舉可以精進非直接效果的預估、減低偶然的後果。也就是說，效基作戰目的在於持續精研敵軍行動的系統因果關係
，在考慮節奏、整合、以及克服方法後，提供一個可迅速調整的架構以便運用直接、間接、聯合
、累積等不同手段達成所需效果，進而縮小敵軍的戰略行動自由、增加我方的選擇彈性 (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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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基作戰的演變(一)﹕沃登
單就現代效基作戰概念的形成來看，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無疑是個轉淚點。除了聯軍空中部隊指揮官霍納中將(Charles A. Horner)以及格拉森准將(Buster Glosson)以外，沙漠風暴空戰計劃中最重要的人物當屬沃登上校(John A. Warden III) 和德普杜拉中校(David A. Deptula)。
波斯灣戰爭適逢冷戰的結束。冷戰時為因應蘇聯地面部隊的數量優勢以及北約相對薄弱的防線，美國採用了空地整體戰(AirLand Battle)的思維。也就是在蘇聯主動進攻後運用陸空軍同時行動，深入敵軍後方進行非線性攻擊以阻止敵軍多梯次部隊的集結。空地整體戰固然對美軍有許多正面影響，但在其架構下空軍只被視為輔助地面部隊的工具。沃登即為在波斯灣戰爭中抓住機遇改變此狀況的關鍵性人物。
沃登強調敵人可被視為一種由許多次系統組成的複雜系統，為了解及執行便利則可用五環模型(Five Ring Model)進行分析。
所謂五環模型(圖一，註四)就是五個由小而大的圓圈，分別代表領導層(Leadership)、重要產物(Key Production)及基本要素、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人口群(Population)、部署力量(Field Forces)及戰鬥機制。
沃登認為領導層是最重要的一環，相當於腦部與人體的關係。
第二環則是能轉換的能源，如石油、電力、食物等等。
第三環則是聯結社會的基礎設施，也就是道路、橋樑、鐵路、工廠等等。
第四環是傳統空權理論(如杜黑)所注重攻擊的人民(沃登認為現代戰爭應該避免攻擊此環)。
最外的第五環則是保護政府及人民的軍隊。
這五環可進一步用來找出敵人重心(Center of Gravity) (註五)。
傳統戰爭最重視軍隊，但沃登認為攻擊軍隊、人民、或甚至經濟都是間接模式，唯有攻擊領導群才是直接迫使對方屈服的手段。這即便是「由內而外」戰法(Inside-out warfare) 的由來，也就是說一切戰爭動作都必須以影響敵人領導層的政治效果為目標，而非實體破壞。沃登認為空權時代可以運用平行戰爭(Parallel Warfare) 同時攻擊所有敵人重心，進而達成「戰略癱瘓」(Strategic Paralysis)。
在偶然機遇下，沃登得以大力向美國軍方推動他與 Checkmate 組織因應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所訂出的「瞬雷」(Instant Thunder)計劃。雖然沃登最後因為身份及個性與霍納不合而未直接在前線工作，其瞬雷計劃仍成為沙漠風暴空戰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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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基作戰的演變(二)﹕德普杜拉
如果說沃登思想是沙漠風暴的基礎及哲學，那麼德普杜拉便是將構想轉換成現實的實際執行者。儘管深受沃登影響，德普杜拉本身也是個獨當一面的儒將。在沙漠風暴中，德普杜拉掌管空戰總攻擊計劃(Master Attack Plan)，本文開頭所提的F-117 攻擊即由他所擬定。針對 F-117 一例，德普杜拉說﹕「我對破壞設施沒有興趣，我只想達成他們不能使用設施的效果」(註六)。
德普杜拉強調，效基作戰的精髓就是全力利用戰爭時間、空間、以及層級來完成特定的目的。他相信戰略就是相合的手段及目標，使敵軍無用跟完全摧毀它一樣有效。德普杜拉認為計劃效果是個複雜議題。計劃者必須跟情報員一起工作，決定什麼效果才對政治及軍事目標有最大貢獻。而這又跟特定政軍目標、敵人弱點、個別目標系統、武器系統能力息息相關。也因此系統導向的情報分析對效基作戰十分重要，唯有知道敵人如何影響或進行作戰，我方才能有效的計劃。
德普杜拉認為，初期部署必須運用(已證實)能有效影響對方的軍力。大量聚集的軍力(不論是陸海空) 都是敵軍希望攻擊的目標。因此傳統被界定的「量」(mass) 則在某些情況下成為弱點，因為敵人可能會運用軍力聚集及所需時間來阻止美軍進入戰區。這種反進入戰略(anti-access strategies) 將隨著精準的彈道飛彈巡弋飛彈以及大規模毀滅武器的傳播而變得更有可能出現。德普杜拉因此認為，達成效果不等於聚集軍力，所以投射兵力 (projection of force) 遠比形成兵力(development of force)重要。換句話說，存在兵力或聚集軍力的目標是影響力，而實際造成影響的是威脅或使用軍力以達成目標﹔如果不用兵力的實體聚集就能達成效果，那麼在某些情況下兵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 就可以替代部署軍力。
總體來說，德普杜拉承先啟後的將效基作戰擴大為可針對經濟、外交、資訊等各種總體能力的概念。他也強調效基作戰不單是空戰可用的架構，而是聯合作戰應該考慮的方法。經由他的分析及建構，效基作戰逐漸成為較成熟的思想，也使其他組織開始重視效基作戰(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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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基作戰與沙漠風暴﹕戰後教訓
沙漠風暴被分為四個階段﹕(A) 戰略空襲以癱瘓伊拉克的政軍領導，也就是沃登瞬雷計劃的擴張。(B) 取得科威特空權。 (C) 攻擊伊拉克陸軍，為陸戰做準備(此階段包含著名的戰機擊殺坦克，tank plinking)。(D) 陸戰，伴隨空權的直接支援。
打從一開始，沙漠風暴空戰計劃就列出戰略攻擊目標以及所希望達成的效果﹕隔離領導層及使其失去能力、透過通訊及指揮系統的中斷及干擾以砍斷領導層對外聯繫、攻擊電力影響所有目標、攻擊煉油成品及補給以癱瘓軍隊運動力和減少攻擊力、破壞戰略防空系統讓伊拉克無抵抗聯軍攻擊能力、打擊 WMD 及伊拉克攻勢武器以降低其威脅能力、攻擊地面部隊使其削弱百分之五十以上。
上述的分類模式無疑出自沃登的五環模型，計劃及執行模式也大多如德普杜拉與 F-117 的例子。除了運用新概念及新武器展現空對地精確打擊，並重新再將空權帶入主流以外，沙漠風暴也一洗美國在越南受挫的負面形象，奠定其後冷戰時代唯一超級強國的的位。然而這個史無前例的成功並非沒有任何問題、也不如媒體部份轉播畫面那麼完美。
下列議題尤其值得注意﹕
一、空權沒有獨立把伊拉克政權打垮。雖然這並不是明列的目標，但格拉森、沃登、德普杜拉都認為空權能獨立贏得戰爭。當然這也有兩個前提﹕首先是空戰計劃並沒有照沃登原構想的大幅納入心理戰，其次則是空權並未獲得足夠時間執行所有預定的攻擊。
儘管美國外交的心理戰相當成功，也有心戰傳單、廣播、以及國際媒體的運用，但卻缺乏戰略心理戰的全盤計劃。沃登強調心戰必須跟轟炸同時進行，也該毀滅伊拉克電視台並以美國傳播替代、用心戰把政府跟軍民分開，甚至草擬了可事先宣傳的停火條件。然而這些心戰討論並未被納入空戰計劃中。美國中央指揮部 (CENTCOM)認為鼓勵伊拉克反叛的心戰同時可能會引起沙烏地阿拉伯內亂，也似乎不「合法」(在巴格達散發心戰傳單被否決便是一例)。因整體心戰的規劃跟政治脫不了關係，不但空戰總指揮官霍納覺得軍方不該過於涉入政治面而該留給政府高層決定，甚至連布希政府本身也不希望心戰的政治面把即將在握的軍事勝利複雜化。即便是海珊塑像之類具有象徵意義的目標也因律師不當的阻止而沒被轟炸。這一連串的遲疑及錯誤之下，心戰效果未發揮到極致，更沒有成功協助聯軍造成伊拉克的戰略癱瘓，埋下戰後揭竿而起的伊拉克人被政府屠殺的禍因。此點也反應出效基作戰中的軟因素並未在沙漠風暴中獲得足夠的重視(註八)。
至於第二個前提，我們真正該討論的當然不是「空權是否能在不同條件下獨立打贏戰爭」，而是空權受限的背後意義。自 F-117 轟炸奧費多斯(Al Firdos) 掩體造成婦女及小孩傷亡後，巴格達的戰略轟炸基本上就已停止。儘管在掩體內的多半不是真正普通老百姓而是伊拉克官員的家屬，此次傷亡仍造成了政治效應。這顯示出一個淺顯的道理﹕多項戰略目標所需的效果可能互相衝突(此例為「打垮伊拉克政權」跟「維持聯盟及外交」的衝突)，而在複雜系統內被引起的單一效果很可能會帶動連環效果。「作戰必須符合政治目的」聽起來容易，實際上指揮官卻必須在矛盾中做出許多困難的抉擇，並將目標的重要性進行明確的排序、深入了解直接效果帶來的間接效果，才能真正達成最終目的。
二、持續重新評估整體形勢的重要性。傳統軍事教條告訴我們，計劃往往一開戰就不見得適用。重視效果聯結性的效基作戰更加需要考慮到各種變化。
在美軍正式動兵前，不精準的 SCUD 彈道飛彈並未獲得重視。但開戰後美軍發現，伊拉克對以色列進行彈道飛彈攻擊有可能引起以色列的反擊，進而造成聯盟的破裂。換句話說，彈道飛彈在戰術上雖不重要，卻有戰略性的效果。這造成聯軍必須重新評估及調整計劃，將部份資源轉移到機動彈道飛彈的獵殺。
至於戰術方面，格拉森便說過﹕「你的效果頂多跟你的情報能力一樣好。」格拉森以 AT&T 通訊大樓為例，強調伊拉克此類建築物都有十分完整的後備。比方說假如三樓負責國內作業、四樓負責國際作業，那麼五樓可能就完全複製三樓的功能，這樣即便是五樓被攻擊整體作業仍不受影響
。格拉森表示，在不知道詳細情形的狀況下原本聯軍只用 F-117 的兩枚 GUB-27 攻擊。儘管炸彈順利打穿該大樓，但是較低層面卻存活下來。經重新評估後，聯軍被迫再派 F-117 再丟兩枚炸彈才解決問題(註九)。
另外一例就是共和國衛隊。這原本只是保護政府的小型忠誠組織，兩伊戰爭後期卻因表現良好而逐漸擴大，成為海珊依賴的主力及戰略後備。計劃初期，在情報有限的情況下沃登跟 Checkmate 強力反對攻擊伊拉克共和國衛隊。若不是沙漠風暴聯軍總指揮官史瓦茨柯夫 (Schwarzkopf) 將共和國衛隊設為重心之一，共和國衛隊便不會納入空戰第一階段的攻擊計劃。有趣的是，陸戰開始後反而是史瓦茨柯夫在師級陸戰指揮官的要求下將攻擊焦點從共和國衛隊轉為一般陸軍。沃登跟德普杜拉等人則在獲得更多資訊後，轉為深信共和國衛隊遠比以徵兵為主的伊拉克陸軍還重要。當陸戰倉促結束後，共和國衛隊順利逃回伊拉克，並成為鎮壓伊拉克老百姓的主力之一。此例展現戰略考量跟戰術考量的差異。共和國衛隊的基本定位及角色並未在戰爭中改變，但空戰計劃者的看法卻因新情報而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即便是這種相對不變的敵軍要素都如此，戰場上瞬息萬變的其他戰略面更需不斷的重新評估及調整，才能真正發揮效基作戰的精神。
三、戰損評估(BDA) 的嚴重問題。效基作戰的成功如上述的依賴效果評估，才能正確的調整計劃。由情報機構提供的戰損評估則是最受重視的實際評估之一。
戰損評估可分為三個階段﹕
甲、物質損害評估(Physical Damage Assessment)。初期的評估，也就是「有沒有打中」。
乙、功能損害評估(Functional Damage Assessment)。詳細的物質損害評估、功能損害評估、初期目標系統評估、效益評估。
丙、目標系統評估(Target System Assessment)。詳細的目標系統評估(註十)。
簡單的說，戰損評估提供己方軍隊對目標造成的直接影響。這對於決定「是否重新攻擊某個目標」十分重要，也是進行更複雜的戰略評估的必備條件之一。
在沙漠風暴，空戰總指揮官霍納決定聯軍只能同時有三份飛行任務命令(ATO)﹕一份執行中、一份快完成、一份剛開始。每份飛行任務命令週期為三天﹕第一天計劃者運用戰損評估擬定總攻擊計劃，第二天整合飛行任務命令，第三天執行。這種做法給予聯軍比較多的彈性，但同時計劃者也常常受限於沒有及時送達的戰損評估。限於天氣以及合適偵察載台的不足，有時計劃者根本沒有正確戰損評估，而只好繼續使用原本估計，直到收到新訊息被迫重新評估為止。
更糟糕的是，戰損評估並未納入效基作戰的思想。舉例而言，當攻擊指揮中心時，計劃者只想知道炸彈有沒有打中目標以及中心是否還有運作的跡象(如訊號等)，但是情報機構往往花許多時間試圖去仔細評估指揮中心有沒有完全損毀。不僅如此，攻擊結束後的照片也未必能顯示出精確制導炸彈造成的傷害。
不同機構擁有不同的戰損評估也進一步讓情況雪上加霜。在戰爭中期，中央指揮部(CENTCOM)主管情報的李艾德將軍(John Leide)便命令 U-2 對共和國衛隊塔華卡納(Tawakalna)師進行偵查以供戰損評估。該師位在容易受攻擊的最南端，理當已受重創。但李艾德看過 U-2 帶回的情報後大幅修改戰損評估，將原本認定塔華卡納只剩百分之四十八的軍力重定為百分之七十四的軍力。此舉引起陸軍的恐慌﹕如果連塔華卡納師的評估都不對，那其他中央指揮部的早期戰損評估豈不是也可能有誤﹖主管陸軍情報的史都華將軍(John Stewart)於是下令 F-111F 及F-15E 用戰機錄影系統報告的戰果只有一半算數、A-10 目視戰果只有三分之一算數。此舉被空軍認為是種羞辱，因為這等於陸軍擺明不相信空軍的報告。另一方面，陸軍也一直認定空軍不合群、不願意全力協助陸軍，因此也希望透過戰損評估來影響空戰的方向。
而機構的爭執也不限於空軍與陸軍。譬如在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向總統報告時，對於伊拉克坦克損失的估計就有三個數字﹕中央指揮部認定一千六百八十八輛、中央情報局(CIA) 認定五百二十四輛、國防情報局(DIA)認定六百八十五輛。這跟分析工具多多少少有關係。中央指揮部能在前線直接分析，中央情報局卻依賴衛星。但衛星不能判斷出坦克內部或引擎是否已經受損(註十一)。
上述對地攻擊的爭執部份源自聯軍所定的空權「殲滅百分之五十地面部隊」目標。我們不可忽略另一角度的審視﹕儘管中央指揮部跟美國空軍的戰損評估備受批評，但許多人忘了百分之五十其實是個不低的標準。空對地攻擊並不需要擊殺百分之五十才癱瘓敵軍部隊。據估計，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的伊拉克軍人因極度恐懼空權的威力而叛逃，遠比實際傷亡的人員還多(註十二)。
總體來說，沙漠風暴仍如其他戰爭一樣受到戰爭之霧以及戰場上各種磨擦的影響。戰損評估不包含敵軍決策及行為的分析，也缺少連鎖反應的評估，造成效基作戰執行面的許多困難。這並不令人驚訝，畢竟「效基作戰」這時還沒成為作戰思想的主流，一切相關措施及方法論都仍在摸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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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索沃空戰﹕受爭議的勝利
一九九九年，在北約(NATO)連續七十八天的空襲後，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維奇(Milosevic)決定屈服。南斯拉夫陸軍撤出科索沃、難民得以返回，維合部隊也進駐科索沃執行任務。雖然米洛舍維奇隨之下台、並於今年海牙戰犯法庭未審前便死於牢中，但歷經七年後科索沃戰爭的意義及戰爭教訓依舊備受爭議。
表面上看來，完全沒使用地面部隊的科索沃戰爭似乎證明了空權獨立獲勝的能力。但諷刺的是，科索沃戰爭的作戰方式重返「漸進主義」(gradualism) –這跟多數人針對越南「滾雷作戰」(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 及伊拉克「沙漠風暴」所提出的教訓正好相反。科索沃作戰並未使用壓倒性武力逼敵人就範，而是逐步就班的一步步的運用轟炸提昇壓力。此種做法引起兩極化的評價，有人嚴厲批評此舉是犧牲空權的先天優勢及彈性，有人則強調不同狀況本來就該用不同模式。不論如何，科索沃戰爭的執行面都不可否認的出現了一些嚴重的問題。
科索沃戰爭科技面有匿蹤轟炸機 B-2 及 JDAM 等首戰的重大成果，也運用摧毀電力輸送裝備的CBU-94石墨炸彈等特殊武器。甚至還有運用資訊戰等侵入南斯拉夫系統傳遞錯誤訊息等驚人手段。但總體來說科索沃戰爭完全沒有系統性的使用效基作戰思想。
問題大略可分為﹕
一、戰略混亂及執行面的爭執和磨擦。儘管起戰原因明確(註十三)，但戰略目標的訂立卻非如此。開戰前北約僅簡單的表示目標為科索沃危機該有和平解決模式、暴力必須停止和達成短程政治協議。這種模糊不清的政治目標很難直接轉換成軍事目標，例如怎樣空襲才算是「協助達成短程政治協議」﹖這種草率模糊的表示，無非是因為北約政治領袖一開始都認為只要隨便空襲幾天米洛舍維奇就會立刻屈服。北約甚至在三月二十四日開戰時僅預先同意攻擊五十三個軍事目標(空防、通訊、彈藥庫等)。此輕敵態度一直持續到四月二十三日左右，北約才肯訂下終止空襲的明確條件並宣佈擴大空襲規模(註十四)。
但即便較明確的條件也無法解決北約所有的問題。政治領袖因擔心平民受到間接傷害而積極介入，但這也引起微管理的反彈。而北約由許多國家組成，自然也因不同的政治考量及利益而有不同的意見。當聯合作戰分析中心的指揮官在戰後會議被詢問到效基攻擊時，他答道﹕「此戰比較像沒規則的暴力而非效基攻擊。在目標核准過程中，法律及政治限制往往被當作不進行效基攻擊的理由。其實達成所需的效果跟降低希望避免的效果，特別是在歐洲盟軍最高司令(SACEUR) 受限的因素下，才更該使用效基攻擊。任何其他做法都只是高科技的野蠻破壞」(註十五)。部份北約國家要求詳細審核攻擊的目標，這造成空戰計劃者很難依照連鎖效應或整體效果進行轟炸。很可能一套目標群當中只有一個目標被核准，或是理當同時轟炸的目標群卻因政治干預而只能分批進行。甚至還有一切準備好，最後幾分鐘被否決導致指揮官叫回戰機的情況。就有人抱怨﹕「北約軍隊有太多政治主子。這系統麻煩到連最好的科技都受到限制。例如 J-STARS 就不能用來指揮戰機去目標位置，因為它所看到的目標所需的核准時間實在太久了」(註十六)。
值得一提的是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克拉克 (General Wesley K. Clark)跟空權指揮官修特(Lt. General Michael Short)的爭執。儘管兩人都強調北約一開始就該進行大規模空襲，不該有任何節奏的中斷，但卻對空襲焦點沒有共識。修特認為在北約不願部署地面部隊的情況下，南斯拉夫地面部隊的移動很難預測，因此攻擊地面部隊是耗力、高風險、低收益的做法。修特希望攻擊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勒的政治目標及電力等。另一方面，克拉克則認為修特所推行的是典型空軍忽略地面部隊的錯誤想法。克拉克覺得正因北約尚未決定部署地面部隊，才更需要空軍去炸敵軍地面部隊。據聞在其中一個每日例行的視訊會議中，克拉克跟修特分別強調他們注重的目標，修特針對即將攻擊貝爾格勒特警總部的戰機說﹕「這才是皇冠上的珠寶(jewel in
the crown)。」克拉克道﹕「對我而言，皇冠上的珠寶是那些轟炸科索沃的 B-52。」修特答﹕「經過這幾個星期你我早已知道我們有不同的珠寶匠。」克拉克回道﹕「我的珠寶匠階級高於你的」(註十七)。此例即為兩人關係不佳的最好寫照。
不僅如此，運用空權擊殺坦克的數量也成為類似消耗戰強調武器及傷亡數的傳統，而不是真正為了達成戰略及戰術目標。攻擊重型兵器是最容易達成且最能避免誤炸的方法，但把坦克破壞數量當成指標等於忽略了進行種族清洗的南斯拉夫軍警都是輕武裝人員。雖然這種轟炸能消耗敵方的人員、武器及士氣，但不可否認的是事後調查顯示空襲並未十分有效的阻止南斯拉夫地面部隊的集結，也未能完全阻止科索沃的屠殺(註十八)。
二、情報及戰損評估(BDA)的障礙。科索沃的情報循環(也就是感應器到武器發射者的時間週期) 無疑比沙漠風暴進步，但總體來說仍是問題叢生。
原因之一就是被動防禦及不對稱作戰的影響。南斯拉夫雖然並未能系統性的製造大型的假軍事裝備及誘餌，但南斯拉夫所做的個別措施卻足以干擾及欺騙北約。舉凡長形黑圓木架在舊卡車輪子的假火炮、用牛奶紙盒材料做成的 SA-9 模型、黑煙干擾等措施都是簡單但有效的做法。配合南斯拉夫軍隊疏散、隱藏裝備等措施，在加上天氣及山區地形的掩護，導致北約很難找到目標且轟炸後也很難確認效果。當克拉克將軍說﹕「你們該打他們聚集之處」，他得到的回答是「這些人根本不聚集﹗」(註十九) 當然，南斯拉夫被迫疏散及依賴被動防禦本身就顯示出空權的基本威力。但我們還是得注意空權及科技的限制，疏散能阻止敵軍大規模的用兵，卻不能阻擋低階行動 (如種族清洗)。缺乏地面情報員實地協助的結果造成北約軍事行動的困難倍增。而未來戰爭中此類被動防禦的運用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其次則是資料的傳遞。像是傳遞情報的 SIPRNET 的機制及決定時間大幅限制了戰損評估完成的速度。同時空中載台之間的資料傳遞依舊不夠，例如 J-STAR 就無法直接將目標資料傳給F-16，而必須透過地面系統(註二十)。同時，情報機構的分析也太慢，前線作戰者往往只能使用第一手物質損害評估。等到第二階段的功能損害評估完成後已經是一個星期以後的事，這麼慢的結果根本就無助於決定是否再度攻擊同目標。
最後則是效基作戰思想完全沒被納入目標選擇及戰損評估。克拉克一開始憑空定下「兩千個目標」，因此計劃者注重「達成數量」多於「效果是否符合戰略」。一開始就不知道選擇該目標要達成什麼效果，轟炸後自然也無從分析有沒有達成效果(註二十一)。
總之，北約在科索沃戰爭中往往只是按照類別依序轟炸，運用不完整的戰損評估及沒有一貫性的標準決定是否重新轟炸或達成要求。科索沃戰爭的一些個別科技展現出未來作戰的潛力及走向，卻仍無法掩蓋此戰在效基作戰方面的倒退。由於當時效基作戰尚未正式納入軍方作戰準則，一般軍人很難遊說領導階層該模式的優點。戰後美國空軍因而將效基作戰列入官方文件，聯戰機構也逐漸接受此概念(註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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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永續自由﹕空權下的影武戰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份子挾持客機撞倒美國世貿大樓，造成數千平民傷亡。此即為震驚全世界的「九一一」事件。不到一個月後，美國向不肯交出蓋達恐怖份子的塔利班開戰。在時間匆促、缺乏前線基地及其他多重戰略限制的情況下，美國仍順利的運用少數兵力配合阿富汗當地人組成的聯盟部隊，順利擊敗塔利班、重創蓋達恐怖組織。
由於賓拉登跟許多蓋達領導人順利的避開獵殺，「永續自由作戰」不能說是完全達成戰略目標。儘管如此，此役仍因其戰法特殊而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
首先是特種部隊的成功。特種部隊:(一) 整編沒有組織性的阿富汗北方聯盟 (Northern
Alliance)，並主導南方的帕斯圖(Pashtun)人建軍﹔(二) 提供正確的目標資訊以供空權精確打擊(註二十三)。
其次則是資訊融合及情報監視與偵察(ISR)的進步。從預警機、J-STAR、電戰機、無人機到衛星等等，多項目的感應器的聯結可提供近即時(near real-time) 的戰場環境認知(Situational Awareness)。(註二十四)。美軍因而在攻擊時限性目標(Time Critical Target 或Time Sensitive Target)方面進步不少。
最後就是與當地聯軍的合作。在戰略上此舉可避免美國為入侵者的形像，維繫國際上的支持及降低反彈。這無疑也可降低美軍本身的傷亡。但當地勢力結構的複雜性卻造成重大影響。軍閥之間的競爭及利益衝突不但造成美國有時取得錯誤情資，也是蓋達高層能逃過圍剿的原因之一。美國在巨蟒行動(Operation Anaconda)中決定部署較多的美軍地面部隊就是因為當地聯軍的問題(註二十五)。
不論是科技還是用兵模式，在效基作戰方面阿富汗戰爭都比科索沃戰爭還好。但永續自由並不能算是真正的效基作戰，也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些問題﹕
一、中央指揮部跟聯合空戰中心(CAOC) 的磨擦。
空戰總指揮官沃爾德(Charles Wald) 在九一一隔天要求中央指揮部部署 J-STAR 卻被拒絕就是一例。J-STAR 直到十一月末才抵達戰區，為時已晚。
這兩個機構的磨擦來源之一就是作戰模式。
南望作戰(Operation Southern Watch)的任務為施行伊拉克南方的禁飛區。由於南望作戰為聯合國巡邏行動，也因而具有非常嚴格的接戰準則。但中央指揮部竟然在永續自由作戰中選擇使用跟南望作戰大略相同的做法及流程。這造成了許多後遺症(註二十六)。舉例而言，開戰當晚CIA 指揮的Predator 無人機在坎達哈(Kandahar)機場附近的塔利班基地偵測到疑似塔利班領導人歐瑪爾(Mullah Mohammed Omar) 的人士自車列下車。此時聯合空戰中心立即要求攻擊該車列。據聞總指揮官法蘭克(Tommy Frank) 有意根據Predator 影像同意攻擊。但軍法官(JAG)提出潛在平民傷害以及接戰準則的問題。依照規定，這種情形聯合空戰中心必須同時取得總指揮官及華盛頓高層的同意。於是訊息傳達給中央指揮部，再轉給五角大廈。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H Rumsfeld) 立即同意。但此時歐瑪爾已經離開，Predator 發射地獄火飛彈並沒有達成任何戰略效果。此類因為目標核准卡在中央指揮部及接戰準則而錯過機會的情況在阿富汗屢見不鮮(註二十七)。
另外一個相關的原因就是作戰思維的不同。
聯合空戰中心就想進行效基作戰，但中央指揮部卻注重傳統消耗戰的做法。開戰後的兩個星期內
，美軍只空襲阿富汗防空系統、機場及其他固定目標，造成外界大力批評美國做法錯誤以致於毫無進度(註二十八)。根據空戰總指揮官沃爾德(Charles Wald)的說法，其實戰後十五分鐘內就已經解決阿富汗防空系統的威脅。由於中央指揮部情報主任堅持的戰損評估規則只能用衛星照片做為確認證據，因此美軍必須反覆攻擊相同目標數次(註二十九)。聯合空戰中心不少人因而對中央指揮部非常不滿。聯合空戰中心主任德普杜拉表示﹕兩個機構的磨擦來源之一，就是因為中央指揮部的人員雖然強調必須減少附帶損傷(collateral damage)，卻依舊指定毀滅性強過所需的武器、引信、及攻擊戰術，因為這些人員沒參與過比南望作戰更大規模的行動、不懂效基作戰的潛力及做法(註三十)。
兩者之間的磨擦也不單純在作戰方面，例如中央指揮部位在美國佛羅理達州而聯合空戰中心位在沙烏地阿拉伯，造成許多情報及態度的差異。但更重要的是，此戰再度凸顯出科索沃戰爭以來的一個趨勢﹕科技的進步導致集中指揮跟微管理的情況增加。這種做法的好處在於領導層能確認軍事行為符合總體戰略。缺點在於領導層畢竟不在前線、不見得掌握所有作戰細節，過度干預可能會造成錯誤的決定。
二、戰損評估問題依舊。
儘管阿富汗並沒有多少傳統強化掩體，但卻有不少蓋達的山洞。十二月初，當賓拉登移到托拉波拉(Tora Bora)時，聯軍約百分之九十的空襲任務也轉為對山洞突現目標的攻擊(山洞本身當然是固定，但不定時進出的目標被視為「機動」)(註三十一)。美軍運用各式不同的情報監視與偵察系統去尋找及研究山洞，但許多山洞從來沒被找到，也有些必須靠地面部隊才能發現。更糟糕的是即便被找到山洞，也因為美軍仍無法有效的分析及記述目標特徵，而不見得受到正確的重視。在這種情況下，即便美軍使用一萬五千磅的 Daisy Cutter 和 BLU-118B 油氣彈等新武器攻擊山洞區域，也很難判斷結果到底有沒有效(註三十二)。
如同科索沃，阿富汗空襲當然能造成敵方心理及實質的損害。但缺乏真正有效的戰損評估，等於沒辦法系統性的判斷整體效果。這並不是說阿富汗沒有個別的成功。舉例來說，CIA 企圖用五萬美元賄賂一名塔利班指揮官進行叛變，此人回答﹕「讓我想想」。特種部隊於是導引一枚 JDAM 攻擊該指揮官的總部外面。隔天 CIA 再度聯絡﹕「四萬元如何﹖」，該指揮官這次接受了(註三十三)。這無疑是空權配合一百多位 CIA 及三百多位特種部隊人員在阿富汗空前成功的最好例子之一。
但此類個別例子再多也無法解決其他效基作戰的問題。美軍在機動目標(如疏散的步兵)及隱藏的硬目標方面(如地下基地或山洞)，仍面臨許多戰損評估的困難。這些不解決，顯然就無法進行真正的效基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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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自由作戰﹕未來突破的預告﹖
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九日開戰後，美國陸軍跟陸戰隊配合心戰和空襲自科威特由南向北突擊。特種部隊則在伊拉克北部配合庫克族及空襲牽制伊拉克軍隊、控制戰略資源，並在西部尋找彈道飛彈
。約三個星期後美軍就神速的攻陷巴格達，打垮海珊政權。
美國攻打伊拉克至少在短期內已經造成其國際威信受損，而其長期中東戰略佈局是否成功則必須等伊拉克新政府的狀況明朗化後才能下結論。所謂「戰爭是政策的延續」，如果政策及整體戰略失敗，那麼戰爭本身不論如何就不算真正的「勝利」。但不可否認的是，「伊拉克自由作戰」確實再度展現出美軍在傳統戰爭上的壓倒性優勢，也在空權史上寫下了輝煌的新一頁。儘管目前的詳細資料仍相當有限(尤其空權部份)，我們依舊能勾勒出美軍作戰的部份成果。
戰前海珊錯誤的深信伊拉克只需跟科索沃戰時一樣承受空襲，再靠外交及戰略手段就可以阻止美軍的用兵。然而此役美軍並沒有抄襲過去的戰法，並且真正做到空地合一的境界﹕地面部隊的快速運動戰及地面火力迫使伊拉克軍隊暴露在空權的攻擊下，反之空襲也釘住伊拉克軍隊以便由地面部隊殲滅。換句話說，伊拉克軍隊陷入兩難的局面﹕疏散跟隱藏是躲避空襲的最好辦法、卻是迎戰地面部隊的最糟狀況(註三十四)。美軍能如此成功運用聯合作戰擊敗伊拉克，無疑是因其指管通情、戰法、科技等各方面都大幅進步所致。
此役同樣有幾個值得注意的趨勢及議題﹕
一、空權與心理戰的效力。
此役總算達成當初沙漠風暴未成的戰法，也就是系統性的將心戰融入整體作戰。單以心戰傳單來說，空投的數量就高達三千一百八十萬張，分別由 A-10、 B-52 、F-18C 、F-16CJ 等戰機透過原子母彈容器改裝的配備散發(註三十五)。海珊政權非常擔心此類傳單，甚至成立特別心戰委員會專門收集、研究、報告美軍的各種心戰傳單。
根據美國機密情報報告，一名伊拉克人表示﹕「伊拉克老百姓不准持有或傳遞在伊拉克到處散發的傳單。政軍代表威脅禁閉或殺害任何持有傳單的人。政軍代表依命令收集並燒燬所有傳單。政府不想讓人民看到美軍對伊拉克軍隊及人民做出的保證」(註三十六)。共和國衛隊奧尼達師(Al Nida)的指揮官也表示﹕「空襲是最有效的訊息。看過傳單的士兵再看到空襲後就知道傳單是真的。他們之後就開始相信那些訊息，假如他們還活著的話。總體來說這對我們有嚴重的影響。我開戰時有一萬三千人。當我們接到退回巴格達的命令時，我剩下兩千人以下。當我抵達巴格達時
，我剩下一千人以下。每天叛逃數都增加。我們完全沒有跟美軍接戰。當我的師退回狄亞拉(Diyala)橋時，原本戰前分派給我的五百多輛裝甲車中，我只能指揮約五十輛左右過橋。大部份都在狄亞拉河東邊就被擊毀或拋棄。」(註三十七)
除空投及手發的傳單以外，EC-130 電戰機也用於廣播及電視傳播任務。地面的心戰則包括播放欺敵的假坦克聲、分送報紙及印有宣傳圖文的紙版火柴等等(註三十八)。這些成功的例子顯示心理戰是效基作戰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
遺憾的是，心戰在作戰階段及軍事戰略的成功並沒有延續到戰後重建及衝突終止階段。美軍戰後維和計劃的貧乏及各種缺點也同樣反映在心理戰之上。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日前便承認﹕「假如我打分數，我會說我們國家在世界上現在的思想戰爭中只拿 D 或 D 減」(註三十九)。倫斯斐指的當然是更廣的國家整體戰略部份，但也同樣適用於心戰。舉凡一九九一年沒支持伊拉克老百姓反抗的後果、聯合國禁運造成伊拉克人民痛苦、美國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以及「為石油發動戰爭
」等指控，美國都沒有正視這些問題，也沒有花費足夠時間了解並說服伊拉克老百姓(註四十)。這也是美軍戰後面臨反抗軍恐怖攻擊，而始終無法徹底解決問題的原因之一。
二、F2T2EA﹕時限性目標與戰損評估。
F2T2EA 即為「搜尋、定位、追蹤、瞄準、接戰、評估」，也就是所謂「擊殺鏈」(Kill Chain)。這是美軍將過去的目標攻擊週期做出的詳細定義(註四十一)。
在科技的進步下，擊殺鏈時間大幅度縮短，也得以再度提昇攻擊時限性目標的能力。舉例而言，一架全球之鷹(Global Hawk) 無人機在伊拉克自由作戰中運用其整合感應器(包括高解析度光電、合成孔徑雷達/移動目標顯示器、紅外線等) 取得了三千六百多張影像，並協助搜尋及辨識坦克、防空飛彈等等。其雷達影像甚至可以在大風沙下運作。全球之鷹在一般任務當中可飛約兩千公里，並滯空二十四小時。它可在單一架次當中截取兩百到三百個地點的影像。透過衛星及地面系統，這些影像可以近即時的速度傳送給戰場指揮官。也因為這些優點全球之鷹在此役常被用在時限性目標的獵殺，以及迅速的戰損評估(註四十二)。
不過，這類特殊的科技進步自然不等於擊殺鏈沒有問題，其目標週期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伊拉克自由作戰開始後不久，空襲戰略固定目標很快就轉為戰場空截(Battlefield Air Interdiction)、近空支援(Close Air Support)、以及各類時限性目標。這種戰術彈性使空權與地面部隊得以合擊伊拉克軍隊，但其需的資源及高節奏任務也導致原訂計劃在幾天內就變的不適用。戰損評估的流程很快就崩潰，前線作戰者帶回的第一手任務報告反而成為主要的情報判斷來源(註四十三)。
伊拉克自由作戰同樣面臨那些過去幾場戰爭仍未解決的戰損評估問題，如效基思想跟消耗戰思想之爭、過度集中決策而沒有下放權力等。戰損評估出問題的原因之一無非是美軍在目標尋找及攻擊方面雖然有舉足的進步，卻還沒有專門進行戰損分析的正式職位及機制。這導致戰時必須大幅擴充時，指揮官被迫依賴經驗不足或不合適的人員。缺乏統一的戰場資訊系統及共同的定義也導致效果的衡量相當困難。舉例而言，中央指揮部系統認定「機動」目標就是任何可被移動的目標、海軍系統定義為「可在發射到命中前移動」的目標、空軍系統則完全由使用者自己決定。這種定義的差異看似不重要，卻對事後系統性分析有深遠的影響。由於機動目標遠比固定目標難攻擊，事前預估通常也包括運用過去經驗及數據。換句話說，這可能直接影響「單一目標所需炸彈數量」等各種重要的戰術決定。總之，個別機構及軍種的差異必須透過聯戰機制及訓練克服，不然永遠跨不了效基作戰的門檻(註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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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權與效基作戰﹕總結與趨勢
回顧這四場戰爭，從波灣戰爭的電戰到美伊戰爭的心戰，每一場戰爭中的空權運用及特點都不相同。沙漠風暴作戰是先運用空權轟炸三個星期後再用地面部隊收尾，科索沃戰爭是空權獨立轟炸
，阿富汗永續自由作戰是少數特種部隊支援空襲，伊拉克自由則是空地合擊。這顯示出現代空權的彈性，也是其逐漸成熟的徵兆。
但同時我們也不可忽視這幾場戰爭中，由美國組成的聯軍所面對的都是裝備差距頗多的敵人。假如敵軍握有 S-400 、側衛或 Rafale 戰機、預警機等由先進配備組成的整合性防空系統，那麼獲勝就自然會變得困難許多。此外，另一個趨勢就是在非對稱作戰、反進入戰略、恐怖主義等新因素的崛起下，作戰模式也必然進一步重組。空權的演變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成功終點，而如過去任何矛與盾相爭一樣都是不斷在互相超越中前進和變化。
諸如非致命武器、資訊及網絡戰、太空系統等科技的提昇都會影響效基作戰的未來。但我們更不能忽視新組織以及新軍事準則等軟因素的變革。舉例而言，綜觀上述簡短的戰例討論，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戰損評估始終是效基作戰最明顯的絆腳石之一。戰損評估已不單是科技的問題，而跟使用方法及態度習習相關。針對此點，美國國防部於兩千年八月建立了聯合戰損評估聯合測試及評估(Joint Battle Damage Assessment Joint Test and Evaluation) ，以研究戰損評估問題的解決方案。雖然此計劃所提的方案沒有被所有機構運用，但卻仍改善了一些訓練、過程標準化方面的問題(註四十五)。這只是美軍短期內眾多改善計劃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戰損評估雖然重要，卻絕非橫貫一切的萬靈丹。它只不過是目標分析的一部份，目標分析則只是戰鬥分析(Combat Assessment)的一環，而那又歸在作戰分析(Operation Assessment)之下。要檢視整體的趨勢，當然不能只限於這部份。
如果我們將眼光放的更遠點﹕
未來美軍的發展可能將建立在效基作戰、網基作戰(Netcentric Warfare)、和預測性作戰空間覺知(Predictive Battlespace Awareness) 的鐵三角之上。簡單的說，效基作戰就是達成符合戰略或戰術目標的效果，網基作戰即為透過資訊流動來聯結作戰者，預測性作戰空間覺知則是妥善的運用情報監視與偵察、以預測敵人行動並提供先發制人的能力(註四十六)。這三個領域的發展將於未來空權的趨勢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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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第十二頁。Deptula, David A.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Warfare". Aerospace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1.
第一零九頁。Murray, Williamson. "Air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The Nautical & Avi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of America. 1995.
註二﹕
靶基作戰(即以目標為基礎的作戰) 跟效基作戰的比較取自﹕
第三頁。Williams, Brettt T.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Theory, Application and the Role of Airpower"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y Research Project. 2002.
第四十二頁。Kreighbaum, Jay M. "Force-Application Planning: A Systems-and-Effects-Based Approach". Air University Press. 2004.
註三﹕
上述定義為個人參考不同資料後綜合而成。詳見﹕
Deptula, David A.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Warfare". Aerospace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1.
Davis, Paul.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A Grand Challenge for the Analytical Community" RAND. 2001.
Lowe, Donald. Ng, Simon.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language, meaning and the effects-based approach".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sation,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4.
Batschelet, Allen W.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A New Operational Model?". U.S. Army War College. 2002.
Jobbagy, Z. "Literature survey on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TNO. 2003.
"The United Kingdom Military View of Effects--Definitions and Relationships" Common Perspective. 2004.
da Rocha, Alexandre Sergio.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A Military Application of Pragmatical Analysis" Air & Space Power Journal. 2005.
註四﹕
為節省時間我並未自行製圖。圖的來源是﹕
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il/airchronicles/cc/smith.html
Smith, russell J. "Developing an Air Campaign Strategy". Air & Space Power Chronicles.
註五﹕
五環模型的解釋詳見﹕
Warden, John A. "The Enemy as a System" Airpower Journal. 1995.
進一步研究沃登思想則可參照其名著﹕
Warden, John A. "The Air Campaign". ToExcel Press. 2000.
註六﹕
見德普杜拉的訪談﹕
http://www.usembassy.it/file2003_03/alia/A3032114.htm
"Air Force Operations Concept Aims at Success, Not Destruction". Washington File. 2003.
註七﹕
德普杜拉的觀點詳見註一所提的「Effects-Based Operations: Change in the Nature of Warfare」、註六所提的訪談，以及下文﹕
Deptula, David A. "Firing for Effects". Air Force Magazine Vol. 84, No 4. 2001.
大多數的描述取自「Firing for Effects」一文。
註八﹕
沙漠風暴戰術上的心戰成功之處可參考﹕
許如亨，「解構另類戰爭(下)」，麥田出版社，2000。
轟炸象徵目標被律師阻止，以及戰略心戰被忽略請參考﹕
Murray, Williamson. "Air War in the Persian Gulf".
The Nautical & Aviation Publishing. 1995.
Olsen, John A. "Strategic Air Power in Desert Storm".
Frank Cass. 2003.
註九﹕
第一五七頁。Glosson, Buster. "War With Iraq: Critical Lessons". Glosson Family Foundation. 2003.
註十﹕
第七頁，表二。Timmerman, Tomas J. "Assessing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Crucial Feedback for the Air Component Commander". Air University. 2003.
註十一﹕
第三二九頁、第三三五頁。Gordon, Michael R. Trainor, Bernard E. "The Generals' War"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95.
註十二﹕
有關沙漠風暴 BDA 的問題可參考
第六十六頁。Beagle, T.W. "Effects-Based Targeting: Another Empty Promise?" Air University. 2000.
第二零四頁。Hallion, Richard P. "Storm Over Iraq: Air Power and the Gulf War".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2.
註十三﹕
北約介入科索沃的原因是 (A) 科索沃問題會影響到巴爾幹半島的和平以及歐洲東南部的穩定。科索沃衝突很容易擴散成多國問題。 (B) 米洛舍維奇在科索沃的種族清洗造成嚴重的人權危機。(C) 米洛舍維奇的行動直接威脅到北約的可信度，因為他公開違反南斯拉夫跟北約簽署的協定。
詳見美國國防部的國會報告內「地緣戰略的考量」部份﹕
第三頁。"Kosovo/Operation Allied Force After-Action Report" US DoD. 2000
註十四﹕
四月北約訂的五個條件為﹕米洛舍維奇必須(A)停止所有軍事行動及對科索沃的鎮壓、 (B) 馬上從科索沃撤軍、(C) 同意國際軍力在科索沃駐紮、 (D) 同意難民無條件返回並不阻擋國際人權組織給予的協助、 (E) 證明他有意在朗布耶(Rambouillet)合約、國際法、聯合國法規下建構一個政治架構協定。見GAO 報告。
科索沃衝突時間表也可參考美國 GAO 報告附錄一﹕
第十八頁。"Kosovo Air Operations: Need to Maintain Alliance Cohesion Resulted in Doctrinal Departures" GAO. 2001.
註十五﹕
第二零一頁。Lambeth, Benjamin S. "NATO's AirWar for Kosovo". RAND. 1999.
註十六﹕
第二零五頁。Lambeth，同註十五。
註十七﹕
第一九二頁。Lambeth，同註十五。
註十八﹕
第一九八頁。Cordesman, Anthony H. "The Lessons and Non-Lessons of the Air and Missile Campaign in Kosovo" CSIS. 2000.
註十九﹕
第一二六頁。Lambeth，同註十五。
被動防禦除了 Lambeth 著作的第六章以外，也可參考 Cordesman 著作的一四八頁及二六四頁。
註二十﹕
第一六一頁。Lambeth，同註十五。
第二九就頁。Cordesman，同註十八。
註二十一﹕
第八十九頁。Beagle，同註十二。
註二十二﹕
第二十三頁。GAO 報告，同註十四。
註二十三﹕
第二五八頁。Lambeth, Benjamin S. "Air Power Against Terror". RAND. 2005.
註二十四﹕
第二五四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註二十五﹕
第十七頁。Cordesman, Anthony H. "The Lessons of Afghanistan: War Fighting, Intelligence ad Force Transformation". CSIS. 2002.
註二十六﹕
第三百頁、第二十七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註二十七﹕
第三五九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第四十九頁。Cordesman, Anthony H. "The Air War Lessons of Afghanistan:
Change and Continuity". CSIS. 2002.
註二十八﹕
例子之一可參考華盛頓郵報刊載的學者文章。
Pape, Robert A. "The Wrong Battle Plan" Washington Post. 10/19/2001.
Pape 即為「Bombing to Win」一書的作者，在九零年代與沃登進行多次的空權學術辯論。
註二十九﹕
第八十六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註三十﹕
第二九九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德普杜拉在開戰後六星期內擔任聯合空戰中心主任。他即為當初沙漠風暴的計劃者之一，此時已從中校昇為少將。
註三十一﹕
第一四五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註三十二﹕
第八十九頁。Cordesman，同註二十七。
註三十三﹕
第一零四頁。Lambeth，同註二十三。
註三十四﹕
第九十五頁。"Iraqi Perspectives Project: A View of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from Saddam's Senior Leadership". US DoD. 2006.
第二一六頁。Cordesman, Anthony H. "The Iraq War: Strategy, Tactics, and Military Lessons". CSIS. 2003.
註三十五﹕
第六十頁。Davies, Steve. "F-16 Fighting Falcon Units of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Osprey. 2006.
第八頁。"Operation Iraqi Freedom - By the Numbers". CENTAF. 04/30/2003.
註三十六﹕
第九十五頁。"Iraqi Perspectives Project"，同註三十四。
註三十七﹕
第一二五頁。"Iraqi Perspectives Project"，同註三十四。
註三十八﹕
http://www.psywarrior.com/OpnIraqiFreedom.html
Friedman, Herbert A.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註三十九﹕
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Mar2006/20060328_4638.html
Miles, Donna. "Rumsfeld: U.S. Needs Improvement to Win War of Ideology"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 03/28/2006.
註四十﹕
第五一二頁。Cordesman，同註三十四。
註四十一﹕
F2T2EA 即為 Find, Fix, Track, Target, Engage, Assess 。
第九十六頁。Boyne, Walter J.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What went right, what went wrong, and why." Tom Doherty Associates. 2003.
註四十二﹕
第三零九頁。Cordesman，同註三十四。
第五十頁。Vickers, Michael G. Martinage, Robert C. "The Revolution in Wa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04.
註四十三﹕
第一九五頁。Cordesman，同註三十四。
http://www.mors.org/education_colloquium/EC2004/ec04_pres/Thoele.pdf
Theole, Ben. "CFACC Operational Assessments in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Office of Aerospace Studies, Kirtland AFB, NM. 05/25/2004.
註四十四﹕
第二十五頁、第三十頁。"Recent Campaigns Benefited from Improved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but Barriers to Continued Progress Remain". GAO. 2004.
註四十五﹕
第二十六頁。GAO 報告，同註四十四。
JBDA 網站﹕
http://www.jbda.jte.osd.mil/
註四十六﹕
網基作戰的簡介可參考
"Network Centric Warfare: Background and Oversight Issues for Congress" CRS. 2004.
預測性作戰空間覺知可參考
Phister, Paul W. Busch, Timothy. Plonisch, Igor G. "Joint Synthetic Battlespce: Cornerstone for Predictive Battlespace Awarenes"
三者關係可參考「軍事事務革命﹕移除戰爭之霧」的第三章。雖然裡面用的名詞不同，但基本概念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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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才剛出爐，還沒想過投稿問題。真要投恐怕得花時間重新編輯一下。除了打錯字的部份，有些段落要補強才能上的了檯面。
說到這個…不知是不是我孤陋寡聞，總覺得台灣刊物好像比較少研討效基作戰。
滿有趣的是伊拉克作戰自由開始前媒體特愛濫用「Shock & Awe 」一詞，報的好像美軍一開戰就會把巴格達炸回遠古時代一樣。結果美軍精確打擊及克意節制導致媒體大失所望。我記得Shock & Awe 的作者之一在伊拉克自由作戰初期很不屑的說美軍沒照他的著作去進行、很多人誤解他的說法﹔他還說英國人有一個詞跟他強調的思想差不多﹕Effects- Based Operations 。滿漏氣的…竟然不知道美軍已經在搞 EBO ，以及美國空軍思想家跟 EBO 之間的關係。
唔，講這過多可能離題了。我想提的是，從此例就可以看出 EBO 似乎仍只是軍方內部研究的熱門東西，即便像 Shock & Awe 作者這種專研戰略及戰術的也未必十分熟悉，更不必說是一般大眾。
在美國軍方，效基作戰已經算經歷過定義討論及咬文嚼字的階段，逐漸轉為流程及機制的形成。當然還是有些基本爭論(譬如還是有人嗤鼻說這是一時流行的無意義空洞名詞)，但是一旦進入官方文件及機制階段，那麼就會對未來資源分配及計劃有所影響。若要研究美軍，至少短期內不可忽略它的發展趨勢。
有些美軍依照 EBO 去搞的東西可能不會像 F-22A 或 JSF 這種載台這麼明顯，但卻可能在無形中大幅度提昇實際作戰能力。比方說，給予指揮官EBO知識管理系統就不見得是外界會報導的東西…像 Theater Battle Management Core Systems 、EBO Wargaming Simulation 這種很基礎東西我們知道多少﹖即便從資訊系統科技角度來說這些都不見得是什麼創新的特殊東西，但這些系統將如何具體影響作戰，那就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了。
越講越繞不回原本要說的東西﹕Predictive Battlespace Awareness (PBA) 。今天先講一點點就好。PBA 也是個大議題。簡單的說﹕很多人認為現在 ISR 做的大部份都是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找目標。PBA 的目標就是要脫離被動的模式，轉為主動分析及預測戰場空間，進而集中資源主動去確認情資或創造預定環境。以戰損評估為例，有人就認為在某些情況下(譬如非大規模毀滅武器外的普通目標)，現代科技已達一定標準。所以模擬和概率也可以當作判斷的手段。像假如 JDAM 的命中率是百分之九十五，那麼我們用 JDAM 去炸一個目標後，只要第一手現場偵測顯示有命中，我們就可以假設JDAM有效，直到有新的反證出現為止。
JDAM 當然是較狹隘的例子。PBA 的目標就是提供指揮官決策所需的戰場環境認知，讓指揮官能充份了解敵我之間可能的互動，進而了解各種行動的正負效果，以在戰時做出最有利的決定。這無疑是過去美軍比較少碰的東西。我們可以看到，過去美軍科技的進步都專注在前線實際執行者的效率(像炸彈怎麼精進)。那些執行面的提昇當然重要。但為什麼這幾場戰爭有微管理的問題﹖就是因為美軍過去在流程及科技上沒有強調「如何把指揮官所需的最重要資料融合並在所需時間內送達」。
依過去傳統，美軍強調中央指導、前線執行。科技提昇後搞成中央執行，卻沒有配套措施，才造成許多不必要的磨擦。有人深信過去的原則才是對的。但不論如何，即便要維持指導執行分開的模式，給予指揮官正確的資訊才能進行正確的指導。
在戰時空軍有人戲稱 Predator 無人機影像是給領導階層專用的古柯鹼毒品(crack)，每隔一陣子就要給他們吸一次才行。評論者強調，無人機的近即時影像固然提供不少資訊，但實際上它的涵蓋範圍不大。如果無人機找到特別目標時(如阿富汗塔利班領導人)，那當然有特殊意義。但絕大部份搜尋時間時，無人機傳回的影像都只有戰術價值而無關戰區決策、也更不會跟戰略有關。領導人花精力去看一般搜尋影像，等於是浪費寶貴的整體管理時間。
PBA 如果能順利的融入美軍思考模式及決策，就能避免這種問題。新奇的科技也必須正確的運用才能發揮最大功能。
先聊到這裡。
波灣戰爭與孫子兵法及空陸戰
來源~taiwanbbs.org
Q:在波灣戰爭,史瓦茲科夫真的用孫子兵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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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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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美國在波灣戰爭後.軍事成就登上了新的高峰.成為許多國家軍事革新的借鏡.史瓦茲科夫並且說他的一些構想來自孫子兵法.但我認為是太吹捧孫子.
翻開FM-105陸空教條.機動防禦,機動戰,主動攻擊,重點集中,對敵軍後方做廣而深的突刺...etc這些許許多多觀念與WWII時德軍陸軍思想不謀而合.在德軍思想上一再重提與強調的.我不得不佩服德國人在軍事上的偉大成就,德國的軍事智慧已經被美軍證明放之四海皆準.
(史瓦茲科夫在波灣戰爭中,先以陸戰隊假裝要佯登海岸,以吸引敵軍.然後以一計左勾拳直擊敵軍左翼,繞過敵軍堅強的據點,對敵軍後方做廣而的突刺.這些手法,跟本就是WWII德軍常用的鐵鉆戰術.而且還是作戰階層的運動戰.還騙別人說是孫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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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也是被證明放之四海皆準的
Re:
什麼叫放之四海皆準呢?自然語言的模糊性帶有很大的解釋空間,而中文的詞彙有限,定義也不精確,要拿這種東西來評斷現實事務實依賴個人的自由心證.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 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這段話也只是原則性概括性的文字,老實講要將現實中的行為與這段話套上關係也太容易了.含糊籠統的語句怎麼解釋都行.事後諸葛的硬套既定文字恐會衍生許多疑義.畢竟孫子兵法只能算是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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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越概括,涵蓋越廣的語句內涵越空泛,越具體,涵義越豐富實在的語句適用性越窄.這只是人人皆知的邏輯基本原理,不過小弟的重點是以中文甚至是任何自然語言的不精確性,要強說什麼戰例符合這些使用概括性極大,十分含糊的語句建構的文字,自由心證的成分極大.
人言言殊,就像ra兄您指出的,海灣戰爭別人以漢學謀略說來解釋, 您以和學勇力勝來闡述.各家各派都有一套說法來自圓其說,在某種程度上也都言之成理,而考慮到各理論對事物理解上的差異,即不可共量性的問題,這些理論間也難以直接比較,所以小弟以為這些概括性的兵學理論較類似文學或藝術般,僅能以類似悟或體會的方式貼近,若要以肯定的語氣說現實中某某事物就是屬於某某,這樣是行不通的,畢竟嚴格的說,這些概括的文字其實什麼都沒說,要從哪一種觀點來評述海灣戰爭,並不會有哪一個比較放之四海皆準的問題.或用哪一個理論來解釋就是比較吹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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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所以，人造衛星、ＩＣＢＭ、北美防空司令部等都是孫子想出來的？！
孫子兵法通篇只是原則性、概念性的說法，並沒有俱體性；原則和概念本就是四海皆準、五內一同，想打勝仗該作的事都差不多原則都一樣，孫子只是最早整理出來而已，不能因為這樣就什麼都算在老孫頭上吧！
德軍閃擊戰絕對合於：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略如火，這幾項原則吧，所以閃擊戰是孫子發明的？
英雄所見略同，大凡古今名將不管知不知道孫子，其作戰原則全都大同小異，能因時地俱體制宜的才是名將。
沒打過仗的書呆子最喜歡孫子兵法，讀起來像神論一樣玄妙，說是兵法不如說哲學比較合適！古今名將沒有誰是讀了孫子兵法才打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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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不是準則，而是類似綱要或是概念的書
Re:
我認為FM-105陸空戰教條上的原則與準繩,在WWII德軍思想裡可以找到蛛絲馬跡,所以這是我開版的理由.兵法太概括太空泛.與其說是觀念,我還覺得更像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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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其實我開欄的動機, 只是要提出二戰德軍閃擊戰的作為是海灣戰爭陸空戰的始作俑者.但為何直抓者孫子這個意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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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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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你先去研究孫子兵法的軍形篇跟兵勢篇再來批評也不遲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 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不符合嗎 ?
德國的軍事智慧已經被美軍證明放之四海皆準，同樣的孫子兵法也是被證明放之四海皆準的，孫子在兵學上的地位是不亞於克勞塞維茲跟約米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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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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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也只是原則性概括性的文字
Re:
<<任何兵法只會教你原則性的概括知識>>
任何兵法都只會教授你原則性的概括性的知識，所謂神兵自古不留訣，如果哪種兵法可以精確到制定一個明確詳細的套路，並且無時效性的套入實際行動中，那就太神奇了。同樣的説法你還可以套到約米尼的戰略論，克勞塞韋茨的戰爭論，杜黑的制空權，在他們的書中真正還有指導意義的，無不是原則性概念性的東西，他們提出的絕大部分有具體參考意義的實例和準則，不是嚴重過時就是嚴重錯誤。
<<謀略這概念明確地提出和定義，西方人完成>>
不過，我個人不太習慣這種把謀略等同為東方戰略，特別是古中國戰略思想的説法。謀略這個概念明確地提出和定義，其實是西方人完成的，東方人只是較早提出和部分總結了以上概念而已。
<<海灣戰爭，不是以智謀勝，而是以勇力勝>>
這裡要特別提出日本人最早的直接的否定了古中國對謀略論的推崇，建設了一套他們自己的兵法，以日本的鬥戰經為代表的陽兵說提出了所謂：以力勝，以勇勝的獨立立場，並大膽的提出漢學有真僞的説法，直接否定了孫子兵法為代表的謀略論至高無上的地位，我個人更加傾向于認爲從大範圍角度上説海灣戰爭，不是漢學的以智謀勝，而是和學的以勇力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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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沒有後面兩千年的努力，不能製造出沙漠風暴>>
我覺得孫子偉大的地方大概就是他在兩千年前就講了這些東西。不表示兩千年後每個有這些想法的將領都是他的功勞。
不過美軍的確蠻愛看孫子兵法的，很多著作都會引述。只是孫子講的是一個想法，實現的方法論就是從「Actung Panzer」到「Air-land Warefare」，沒有後面兩千年的努力，孫子的兵法是不能製造出沙漠風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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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孫子兵法在西方普及>>
如果你要知道美國有沒有在賣英文版的孫子兵法？答案是有。
如果你要問英文版的孫子兵法在美國好不好找？答案是幾乎每一架連鎖書店或是大一點的書店裡面都會有，而且還會有各種不同的版本。
如果你要問美國人知道孫子兵法的人多不多？答案是很多。因為很多人不一定是自己去看，而是學校要求。什麼時候要求的？大學或是研究所。
我知道某些學校的商學院就有教授指定孫子兵法作為研讀的書單當中的一本。
美國的軍校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和孫子兵法有沒有關係？孫子兵法可沒有說裝甲師要怎麼列陣，也沒有說直昇機的機動準則，真的有用嗎？了解孫子兵法內涵的話，就會知道孫子兵法不是準則，而是類似綱要或是概念的書，能不能映證在戰場上或是波灣的戰史當中，就看你怎麼去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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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武學到了巔峰都是相通的。
海灣戰爭時，報道號稱美軍的每個案頭上都有一本孫子兵法，其實挺吼爛的。難道美國的將軍們非得到了打仗的時候才臨時抱佛腳？該學的東西早在軍校的時候就學了，尤其是兵法謀略之類的，也沒必要分的這麽清楚，還非得指出是現在這條計是孫子講的，現在這方法是克勞塞韋茨說的。
所謂大道無形，大音若稀，好的指揮官應該融會貫通，関他是誰先提出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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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空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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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節錄點以前的文章
新的FM100-5 徹底改變戰鬥空間觀念.
冷戰期間,陸空作戰中的縱深作戰行動概念,運用在線性或有組織的戰區中,因為當時蘇聯準則是以後續梯隊來編組部隊(阿~~~我可憐的蘇軍部隊戰鬥準則搞丟了).因此當時削弱敵軍攻擊力最佳方法為：攻擊敵方第一線後方的支援梯隊跟預備隊.
此種作戰觀念以現在縱深的眼光看則包含了兩個不同部分：一個為空間,一個乃機能.
在縱深中,空間是與三種不同區域之戰場編組息息相關.這三區域為：接近地區,縱深地區,跟後方地區.
至於機能,由於行動與座標之概念,與縱深的行動概念密切相連,故未來新戰場來臨時,有組織的戰鬥空間參數將隨之消失.
最重要的是FM100-5闡明與陸空作戰不同之處,並致力於縱深作戰之目的與概念之基本變革,對縱深定義為：時間,空間,資源,和目標中軍事行動的擴展,且納入了非戰爭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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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FM100-5 徹底改變戰鬥空間觀念.
Re:
這需要澄清一下，平平是FM100-5，並不是都一樣的。
這裡指的應該是86年大改版的FM100-5，現在的FM100-5在93年被沙漠風暴第七軍軍長Frank改版後，已經離開了空陸戰的精神。誰叫這麼多人在戰後喜歡批評他動作太慢，他就大改FM100-5要求爾後的士官兵動作要跟他一樣慢，這樣才可以統一在同一個tempo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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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要提出二戰德軍閃擊戰的作為，是海灣戰爭陸空戰的始作俑者
Re:
其實這點也是有爭議的...應該很多人都聽過德軍特別的Operation指揮體系，而美軍卻不是這樣子的。
<<作戰體系>>
德軍的作戰體系是：要求裝甲部隊不斷深入，以前線指揮官的智慧，尋找最快的路線插入並破壞。
而美軍呢？的確，說深入很深入，說快速很快速，但它並不是靠前線指揮官的智慧，甚至不許前線指揮官以自己的意志改變路線。
<<空陸戰的精神>>
另外，美軍空陸戰的精神，不在於陸空協同作戰，而在於：“空中武力在地面武力之前，就遠遠地打擊對手的後線”。
德軍：“以裝甲師穿透，空中武力近接支援裝甲矛頭的方式”。
所以美德的機械化戰爭其實有很大的不同，若再考慮前蘇聯，那就又是一派說法。
<<前蘇聯>>
1.第一次軍事革新之前：
蘇聯在第一次軍事革新之前，是梯次戰法，第一波打破防線，再由第二波深入（德軍則是第一波打破兼深入）。
2.軍事革新之後：
是核戰戰略，認為所有的重大防衛都被核彈炸爛了，部隊只需要快速前進並佔領（這就是為什麼有這麼多輕武裝空降師）。
3.第二波軍事革新：
但在第二波軍事革新，也就是美國彈性反應策略之後，則是：獨立穿透破壞的作戰機動群，遠離了梯次戰法仍有的線性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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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戰術並不機動，但戰略是機動的>>
Leonhard, Robert R.算是最近機動戰學說著作最多的作者，對於資訊時代機動戰戰術的演變有很多的想法與建議。在他書中便曾經連串砍劈美國陸軍部隊的波灣戰爭失去機動戰的精神。
那美軍的快速進襲到底算什麼？答案是美軍的戰術並不機動，但戰略是機動的。
美軍前線指揮官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但戰區指揮官卻能從眾多情報訊息中，規劃出機動作戰計畫
，要前線部隊依計行事即可。
<<後方取得的資料，比前方更多更快>>
所以，「內燃機與來福砲」創造了「德國的閃擊戰」，而「訊息科技」也讓「機動戰出現不同的風貌」。在50年前要求隆美爾根據 OKB 的命令前進的話，必定被裝甲師師長們罵個半死，但今天前線指揮官卻必須聽從後方的命令，因為後方的資料比你更多更快。
<<訊息傳遞如流水，可能匯集也可能發散>>
所以在未來已經又出兩個可能改變機動戰戰術的契機：
1. Force XXI：
這是一個很大的計畫，但其中一個子計畫很有趣，叫做機動控制系統（？），簡單地說就是機動部隊的每一台車都要裝一個GPS與無線電，隨時將自己的座標回報給總部。所以未來的隆美爾將更難抗拒上級的命令，去解釋自己的部隊為什麼沒有停在計畫線上。
2.IBCT與FCS：
這些計畫有一個共同的精神，是讓每一個旅級擁有100-200公里的UAV偵搜能力，則前線指揮官又搶回了一些訊息的自主權。
所以訊息的傳遞如流水，可能匯集也可能發散，這些都可能讓未來的機動部隊更趨近德軍，或是更趨近沙漠風暴的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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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攻擊分:近接支援,阻絕打擊
阻絕打擊是利用空軍力量攻擊敵後方之指揮部,橋樑,集結處,鐵公路等。防止敵人集結,削弱或毀滅敵人戰力。
在WWII,德軍並沒有阻絕打擊的思想。但盟軍有派轟炸機去攻擊德軍前線後方之陣地,鐵公路集結站, 指揮部等.然後部隊再前進.
所以我認為阻絕打擊並不是空陸戰的新觀念,而是美軍以前就有的思想.而且空陸戰還是有近接支援的.近接支援並沒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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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認為阻絕打擊並不是空陸戰的新觀念
Re:
阻絕打擊並不是空陸戰的新觀念，但卻是空陸戰的「重心」。
這是很大的差別，這就好像「南拳北腿」，難道北方武術就不用手了嗎？不是的，只是重心不同。
其次，空陸戰縱深打擊的主要目標，並不是削弱或毀滅後方戰力，而是要攻擊第二梯次，並且與前線部隊對第一梯次的攻擊，進行協調與「同步」（這是空陸戰的關鍵字）。所以這是從蘇聯梯次戰法衍生出來的一種對抗招式。所以當時發展了很多低空投擲的反戰車武器。
這與二次大戰P47的Road Recon（沿交通線尋找並攻擊），或是B17機群的壓制性轟炸有很大的不同。大概只有裝配反戰車火箭的英國暴風雪（？）戰機的任務有點類似。
所以這就像武當劍法與峨眉劍法有所不同，天下武功出少林，不表示張三豐與滅絕師太的招式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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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陸戰的打擊模式，比較像是JIT>>
空陸戰的打擊模式，比較像是JIT(Just in time)，而不是很類似進階支援模式。
<<非全面的戰略轟炸打擊範圍>>
變成一種同時的進擊模式,以高機動性的空中載具打擊其後續梯隊,而低機動性的部隊則用以攻擊較前頭的敵方單位。也等於對敵軍部隊的突入距離更深切,但又非全面的戰略轟炸打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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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資料全到了後方的指揮部,前線指揮官的情報不足.所以採中央控制較為方便??還是這是美軍的軍事思想始然,採較中央集權的方式,制定一套非常詳細的計畫,要求前線部隊按步就班照做,對前線部隊採較嚴格的行動控制??
請問北約的軍隊也是這樣嗎??現在德國的陸軍是否還是強調任務導向模式與前線指揮官的心靈彈性??美軍的此種方式是否比較切合資訊化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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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資料全到了後方的指揮部,前線指揮官的情報不足.所以採中央控制較為方便??
Re:
沒錯，所以現在還多了一個名詞叫做Reachback，就是前線部隊要派一個參謀小組去後方指揮部（這個後方常常一後就後到美國本土）蒐集資料並進行作戰計畫。
>>請問北約的軍隊也是這樣嗎??現在德國的陸軍是否還是強調任務導向模式與前線指揮官的心靈彈性??
Re:
這就要怪北約國家太少打戰了，所以目前的資料看不出來。不過德國一直還是推崇自己的任務導向，所以應該還有這種精神吧？！
其實有一個部隊倒是被推崇為機動戰的典範，那就是美國海軍陸戰隊，有趣吧。
>>美軍的此種方式是否比較切合資訊化戰爭??
Re:
應該說，當部隊的資源大到一定的優勢時，關鍵就在於減少傷亡而不是勝利，因此攻擊的方式就傾向於Dedicated Attack而不是Hasty Attack。
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海軍陸戰隊維持古風，因為其資源不若陸軍多也。
Q:在波灣戰爭,史瓦茲科夫真的用孫子兵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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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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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美國在波灣戰爭後.軍事成就登上了新的高峰.成為許多國家軍事革新的借鏡.史瓦茲科夫並且說他的一些構想來自孫子兵法.但我認為是太吹捧孫子.
翻開FM-105陸空教條.機動防禦,機動戰,主動攻擊,重點集中,對敵軍後方做廣而深的突刺...etc這些許許多多觀念與WWII時德軍陸軍思想不謀而合.在德軍思想上一再重提與強調的.我不得不佩服德國人在軍事上的偉大成就,德國的軍事智慧已經被美軍證明放之四海皆準.
(史瓦茲科夫在波灣戰爭中,先以陸戰隊假裝要佯登海岸,以吸引敵軍.然後以一計左勾拳直擊敵軍左翼,繞過敵軍堅強的據點,對敵軍後方做廣而的突刺.這些手法,跟本就是WWII德軍常用的鐵鉆戰術.而且還是作戰階層的運動戰.還騙別人說是孫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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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也是被證明放之四海皆準的
Re:
什麼叫放之四海皆準呢?自然語言的模糊性帶有很大的解釋空間,而中文的詞彙有限,定義也不精確,要拿這種東西來評斷現實事務實依賴個人的自由心證.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 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這段話也只是原則性概括性的文字,老實講要將現實中的行為與這段話套上關係也太容易了.含糊籠統的語句怎麼解釋都行.事後諸葛的硬套既定文字恐會衍生許多疑義.畢竟孫子兵法只能算是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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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越概括,涵蓋越廣的語句內涵越空泛,越具體,涵義越豐富實在的語句適用性越窄.這只是人人皆知的邏輯基本原理,不過小弟的重點是以中文甚至是任何自然語言的不精確性,要強說什麼戰例符合這些使用概括性極大,十分含糊的語句建構的文字,自由心證的成分極大.
人言言殊,就像ra兄您指出的,海灣戰爭別人以漢學謀略說來解釋, 您以和學勇力勝來闡述.各家各派都有一套說法來自圓其說,在某種程度上也都言之成理,而考慮到各理論對事物理解上的差異,即不可共量性的問題,這些理論間也難以直接比較,所以小弟以為這些概括性的兵學理論較類似文學或藝術般,僅能以類似悟或體會的方式貼近,若要以肯定的語氣說現實中某某事物就是屬於某某,這樣是行不通的,畢竟嚴格的說,這些概括的文字其實什麼都沒說,要從哪一種觀點來評述海灣戰爭,並不會有哪一個比較放之四海皆準的問題.或用哪一個理論來解釋就是比較吹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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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所以，人造衛星、ＩＣＢＭ、北美防空司令部等都是孫子想出來的？！
孫子兵法通篇只是原則性、概念性的說法，並沒有俱體性；原則和概念本就是四海皆準、五內一同，想打勝仗該作的事都差不多原則都一樣，孫子只是最早整理出來而已，不能因為這樣就什麼都算在老孫頭上吧！
德軍閃擊戰絕對合於：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略如火，這幾項原則吧，所以閃擊戰是孫子發明的？
英雄所見略同，大凡古今名將不管知不知道孫子，其作戰原則全都大同小異，能因時地俱體制宜的才是名將。
沒打過仗的書呆子最喜歡孫子兵法，讀起來像神論一樣玄妙，說是兵法不如說哲學比較合適！古今名將沒有誰是讀了孫子兵法才打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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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不是準則，而是類似綱要或是概念的書
Re:
我認為FM-105陸空戰教條上的原則與準繩,在WWII德軍思想裡可以找到蛛絲馬跡,所以這是我開版的理由.兵法太概括太空泛.與其說是觀念,我還覺得更像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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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其實我開欄的動機, 只是要提出二戰德軍閃擊戰的作為是海灣戰爭陸空戰的始作俑者.但為何直抓者孫子這個意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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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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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你先去研究孫子兵法的軍形篇跟兵勢篇再來批評也不遲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 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不符合嗎 ?
德國的軍事智慧已經被美軍證明放之四海皆準，同樣的孫子兵法也是被證明放之四海皆準的，孫子在兵學上的地位是不亞於克勞塞維茲跟約米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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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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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也只是原則性概括性的文字
Re:
<<任何兵法只會教你原則性的概括知識>>
任何兵法都只會教授你原則性的概括性的知識，所謂神兵自古不留訣，如果哪種兵法可以精確到制定一個明確詳細的套路，並且無時效性的套入實際行動中，那就太神奇了。同樣的説法你還可以套到約米尼的戰略論，克勞塞韋茨的戰爭論，杜黑的制空權，在他們的書中真正還有指導意義的，無不是原則性概念性的東西，他們提出的絕大部分有具體參考意義的實例和準則，不是嚴重過時就是嚴重錯誤。
<<謀略這概念明確地提出和定義，西方人完成>>
不過，我個人不太習慣這種把謀略等同為東方戰略，特別是古中國戰略思想的説法。謀略這個概念明確地提出和定義，其實是西方人完成的，東方人只是較早提出和部分總結了以上概念而已。
<<海灣戰爭，不是以智謀勝，而是以勇力勝>>
這裡要特別提出日本人最早的直接的否定了古中國對謀略論的推崇，建設了一套他們自己的兵法，以日本的鬥戰經為代表的陽兵說提出了所謂：以力勝，以勇勝的獨立立場，並大膽的提出漢學有真僞的説法，直接否定了孫子兵法為代表的謀略論至高無上的地位，我個人更加傾向于認爲從大範圍角度上説海灣戰爭，不是漢學的以智謀勝，而是和學的以勇力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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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沒有後面兩千年的努力，不能製造出沙漠風暴>>
我覺得孫子偉大的地方大概就是他在兩千年前就講了這些東西。不表示兩千年後每個有這些想法的將領都是他的功勞。
不過美軍的確蠻愛看孫子兵法的，很多著作都會引述。只是孫子講的是一個想法，實現的方法論就是從「Actung Panzer」到「Air-land Warefare」，沒有後面兩千年的努力，孫子的兵法是不能製造出沙漠風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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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孫子兵法在西方普及>>
如果你要知道美國有沒有在賣英文版的孫子兵法？答案是有。
如果你要問英文版的孫子兵法在美國好不好找？答案是幾乎每一架連鎖書店或是大一點的書店裡面都會有，而且還會有各種不同的版本。
如果你要問美國人知道孫子兵法的人多不多？答案是很多。因為很多人不一定是自己去看，而是學校要求。什麼時候要求的？大學或是研究所。
我知道某些學校的商學院就有教授指定孫子兵法作為研讀的書單當中的一本。
美國的軍校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和孫子兵法有沒有關係？孫子兵法可沒有說裝甲師要怎麼列陣，也沒有說直昇機的機動準則，真的有用嗎？了解孫子兵法內涵的話，就會知道孫子兵法不是準則，而是類似綱要或是概念的書，能不能映證在戰場上或是波灣的戰史當中，就看你怎麼去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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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武學到了巔峰都是相通的。
海灣戰爭時，報道號稱美軍的每個案頭上都有一本孫子兵法，其實挺吼爛的。難道美國的將軍們非得到了打仗的時候才臨時抱佛腳？該學的東西早在軍校的時候就學了，尤其是兵法謀略之類的，也沒必要分的這麽清楚，還非得指出是現在這條計是孫子講的，現在這方法是克勞塞韋茨說的。
所謂大道無形，大音若稀，好的指揮官應該融會貫通，関他是誰先提出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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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空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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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節錄點以前的文章
新的FM100-5 徹底改變戰鬥空間觀念.
冷戰期間,陸空作戰中的縱深作戰行動概念,運用在線性或有組織的戰區中,因為當時蘇聯準則是以後續梯隊來編組部隊(阿~~~我可憐的蘇軍部隊戰鬥準則搞丟了).因此當時削弱敵軍攻擊力最佳方法為：攻擊敵方第一線後方的支援梯隊跟預備隊.
此種作戰觀念以現在縱深的眼光看則包含了兩個不同部分：一個為空間,一個乃機能.
在縱深中,空間是與三種不同區域之戰場編組息息相關.這三區域為：接近地區,縱深地區,跟後方地區.
至於機能,由於行動與座標之概念,與縱深的行動概念密切相連,故未來新戰場來臨時,有組織的戰鬥空間參數將隨之消失.
最重要的是FM100-5闡明與陸空作戰不同之處,並致力於縱深作戰之目的與概念之基本變革,對縱深定義為：時間,空間,資源,和目標中軍事行動的擴展,且納入了非戰爭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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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FM100-5 徹底改變戰鬥空間觀念.
Re:
這需要澄清一下，平平是FM100-5，並不是都一樣的。
這裡指的應該是86年大改版的FM100-5，現在的FM100-5在93年被沙漠風暴第七軍軍長Frank改版後，已經離開了空陸戰的精神。誰叫這麼多人在戰後喜歡批評他動作太慢，他就大改FM100-5要求爾後的士官兵動作要跟他一樣慢，這樣才可以統一在同一個tempo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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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要提出二戰德軍閃擊戰的作為，是海灣戰爭陸空戰的始作俑者
Re:
其實這點也是有爭議的...應該很多人都聽過德軍特別的Operation指揮體系，而美軍卻不是這樣子的。
<<作戰體系>>
德軍的作戰體系是：要求裝甲部隊不斷深入，以前線指揮官的智慧，尋找最快的路線插入並破壞。
而美軍呢？的確，說深入很深入，說快速很快速，但它並不是靠前線指揮官的智慧，甚至不許前線指揮官以自己的意志改變路線。
<<空陸戰的精神>>
另外，美軍空陸戰的精神，不在於陸空協同作戰，而在於：“空中武力在地面武力之前，就遠遠地打擊對手的後線”。
德軍：“以裝甲師穿透，空中武力近接支援裝甲矛頭的方式”。
所以美德的機械化戰爭其實有很大的不同，若再考慮前蘇聯，那就又是一派說法。
<<前蘇聯>>
1.第一次軍事革新之前：
蘇聯在第一次軍事革新之前，是梯次戰法，第一波打破防線，再由第二波深入（德軍則是第一波打破兼深入）。
2.軍事革新之後：
是核戰戰略，認為所有的重大防衛都被核彈炸爛了，部隊只需要快速前進並佔領（這就是為什麼有這麼多輕武裝空降師）。
3.第二波軍事革新：
但在第二波軍事革新，也就是美國彈性反應策略之後，則是：獨立穿透破壞的作戰機動群，遠離了梯次戰法仍有的線性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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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戰術並不機動，但戰略是機動的>>
Leonhard, Robert R.算是最近機動戰學說著作最多的作者，對於資訊時代機動戰戰術的演變有很多的想法與建議。在他書中便曾經連串砍劈美國陸軍部隊的波灣戰爭失去機動戰的精神。
那美軍的快速進襲到底算什麼？答案是美軍的戰術並不機動，但戰略是機動的。
美軍前線指揮官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但戰區指揮官卻能從眾多情報訊息中，規劃出機動作戰計畫
，要前線部隊依計行事即可。
<<後方取得的資料，比前方更多更快>>
所以，「內燃機與來福砲」創造了「德國的閃擊戰」，而「訊息科技」也讓「機動戰出現不同的風貌」。在50年前要求隆美爾根據 OKB 的命令前進的話，必定被裝甲師師長們罵個半死，但今天前線指揮官卻必須聽從後方的命令，因為後方的資料比你更多更快。
<<訊息傳遞如流水，可能匯集也可能發散>>
所以在未來已經又出兩個可能改變機動戰戰術的契機：
1. Force XXI：
這是一個很大的計畫，但其中一個子計畫很有趣，叫做機動控制系統（？），簡單地說就是機動部隊的每一台車都要裝一個GPS與無線電，隨時將自己的座標回報給總部。所以未來的隆美爾將更難抗拒上級的命令，去解釋自己的部隊為什麼沒有停在計畫線上。
2.IBCT與FCS：
這些計畫有一個共同的精神，是讓每一個旅級擁有100-200公里的UAV偵搜能力，則前線指揮官又搶回了一些訊息的自主權。
所以訊息的傳遞如流水，可能匯集也可能發散，這些都可能讓未來的機動部隊更趨近德軍，或是更趨近沙漠風暴的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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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軍攻擊分:近接支援,阻絕打擊
阻絕打擊是利用空軍力量攻擊敵後方之指揮部,橋樑,集結處,鐵公路等。防止敵人集結,削弱或毀滅敵人戰力。
在WWII,德軍並沒有阻絕打擊的思想。但盟軍有派轟炸機去攻擊德軍前線後方之陣地,鐵公路集結站, 指揮部等.然後部隊再前進.
所以我認為阻絕打擊並不是空陸戰的新觀念,而是美軍以前就有的思想.而且空陸戰還是有近接支援的.近接支援並沒有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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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認為阻絕打擊並不是空陸戰的新觀念
Re:
阻絕打擊並不是空陸戰的新觀念，但卻是空陸戰的「重心」。
這是很大的差別，這就好像「南拳北腿」，難道北方武術就不用手了嗎？不是的，只是重心不同。
其次，空陸戰縱深打擊的主要目標，並不是削弱或毀滅後方戰力，而是要攻擊第二梯次，並且與前線部隊對第一梯次的攻擊，進行協調與「同步」（這是空陸戰的關鍵字）。所以這是從蘇聯梯次戰法衍生出來的一種對抗招式。所以當時發展了很多低空投擲的反戰車武器。
這與二次大戰P47的Road Recon（沿交通線尋找並攻擊），或是B17機群的壓制性轟炸有很大的不同。大概只有裝配反戰車火箭的英國暴風雪（？）戰機的任務有點類似。
所以這就像武當劍法與峨眉劍法有所不同，天下武功出少林，不表示張三豐與滅絕師太的招式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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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陸戰的打擊模式，比較像是JIT>>
空陸戰的打擊模式，比較像是JIT(Just in time)，而不是很類似進階支援模式。
<<非全面的戰略轟炸打擊範圍>>
變成一種同時的進擊模式,以高機動性的空中載具打擊其後續梯隊,而低機動性的部隊則用以攻擊較前頭的敵方單位。也等於對敵軍部隊的突入距離更深切,但又非全面的戰略轟炸打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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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資料全到了後方的指揮部,前線指揮官的情報不足.所以採中央控制較為方便??還是這是美軍的軍事思想始然,採較中央集權的方式,制定一套非常詳細的計畫,要求前線部隊按步就班照做,對前線部隊採較嚴格的行動控制??
請問北約的軍隊也是這樣嗎??現在德國的陸軍是否還是強調任務導向模式與前線指揮官的心靈彈性??美軍的此種方式是否比較切合資訊化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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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資料全到了後方的指揮部,前線指揮官的情報不足.所以採中央控制較為方便??
Re:
沒錯，所以現在還多了一個名詞叫做Reachback，就是前線部隊要派一個參謀小組去後方指揮部（這個後方常常一後就後到美國本土）蒐集資料並進行作戰計畫。
>>請問北約的軍隊也是這樣嗎??現在德國的陸軍是否還是強調任務導向模式與前線指揮官的心靈彈性??
Re:
這就要怪北約國家太少打戰了，所以目前的資料看不出來。不過德國一直還是推崇自己的任務導向，所以應該還有這種精神吧？！
其實有一個部隊倒是被推崇為機動戰的典範，那就是美國海軍陸戰隊，有趣吧。
>>美軍的此種方式是否比較切合資訊化戰爭??
Re:
應該說，當部隊的資源大到一定的優勢時，關鍵就在於減少傷亡而不是勝利，因此攻擊的方式就傾向於Dedicated Attack而不是Hasty Attack。
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海軍陸戰隊維持古風，因為其資源不若陸軍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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