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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第四國際
（國際共產主義聯盟國際書記處1934年6月通過的提綱草案）
引言
本提綱出版時，正當戰爭的危險以山雨欲來的形勢籠罩在歐洲的上空。裁軍會議已經變成了締結新的軍事同盟的戰場。墨索里尼和魏剛將軍呼籲增加軍備。昨天經受新的世界考驗的是奧地利，今天則是薩爾和滿洲。在整個世界，用作人們談話題材最多的莫過於空中動員、加強航空與軍艦、化學戰爭、工業動員，等等。
和1914年一樣，第二國際的愛國主義領導者又在作為帝國主義的忠實僕人而準備為未來的戰爭提供炮灰。
無能為力的第三國際的領導者，正在把群眾引入歧途；他們用像假面跳舞會那樣喧鬧的代表大會來代替反對戰爭的動員。
反對戰爭的鬥爭必須在不顧兩個國際和反對兩個國際的情況下進行。這個鬥爭必須給予一個新的基礎和一面新的旗幟──第四國際的旗幟。不管第四國際的干部在人數上多麼少，他們的政策的正確性和明確性將會使他們起決定性的作用。牢記著羅莎·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
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的問題，是今天的中心問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是工人階級內部分化過程的焦點。改良主義和中派主義的組織的性質將在這個鬥爭中暴露出來；可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干部，將在這場鬥爭中變得堅強起來。
只有對本提綱以嚴肅的態度和批判的精神加以研究的同志，才會在反戰的政治工作方面得到充分的武裝。但是，儘管對本提綱的學習、討論和批語是有用的，可是還不夠。這是一場決定性的鬥爭！在日常的階級鬥爭中，我們必須以本提綱的精神，以不屈不撓的革命的國際主義的精神，以列寧的精神，進行戰鬥。
本提綱經過某些增補和修改後，已於1934年2月在我們的期刊《問題與討論》的法文版上以草案的形式公佈了。
我們本著這種精神將本提綱公諸無產階級大眾。
1934年7月10日，日內瓦
國際書記處
商業、工業、農業和財政方面災難性的危機，國際經濟聯繫的中斷，社會生產力的衰退，階級矛盾和國際矛盾的極度尖銳化，——這些都標誌著資本主義的日暮途窮，並且充分地證實了關於我們的時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的列寧主義的論斷。
1914—1918年的戰爭，正式地宣告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了。到今天為止，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有：1917年俄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1923年德國無產階級失敗。世界各國人民可怕的災難以及將來可能發生的可怕的危險，都是由於1917年的革命沒有在歐洲地區和世界範圍內得到勝利的發展的結果。
在個別國家內，資本主義歷史性的死胡同，表現在慢性的失業現象，表現在工人生活水平的降低，表現在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破產，表現在議會國家的解體和腐朽，表現在以所謂“社會的”和“民族的”蠱惑宣傳來恣意毒害人民，即實際上取消了社會改良並把舊的統治政黨拋在一邊而代之以赤裸裸的軍事警察機構（資本主義衰退時期的波拿巴主義），表現在法西斯主義的滋長，表現在每個無產階級組織的當權和垮台。
在世界舞台上，同樣的過程正在沖走國際關係穩定性的最後殘餘，使各個國家之間的每個衝突都瀕於劍拔弩張的境地，暴露了和平主義的各種企圖的無用，使軍備在一種新的、更高的技術基礎上增長，從而導致一場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法西斯主義就是這種戰爭的一貫的設計者和組織者。
另一方面，現代資本主義反動腐朽透頂和掠奪本性的暴露，民主主義、改良主義和和平主義的破滅，無產階級對尋求一條避開當前災難的迫切的需要，等等，把國際革命以振新的力量提到日程上來了。
只有通過起義和無產階級把資產階級推翻，才能使人類免於一場新的對各國人民的毀滅性的屠殺。
一場新戰爭的準備
1、與現代資本主義不可分割的造成上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同樣事件，現在已經達到了遠比1914年6、7月間嚴重的緊張局面。對於一場新的戰爭的後果的恐懼，是束縛帝國主義意志的唯一的因素。但是，這種遏制力量的作用是有限的。內部矛盾的壓力，把一個個國家先後推向法西斯主義的道路，而法西斯主義本身，除了準備國際性的爆發外，還是不能保持政權的。各國政府都害怕戰爭。但是哪一國政府都沒有任何選擇的自由。不經過一次無產階級的革命，一場新的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
2、歐洲，一個歷史上離開我們最近而規模最大的戰爭的戰場，無論是戰勝國和戰敗國方面，都在繼續走向衰退。根據正式的綱領以充當“和平的組織者”為己任的國際聯盟，事實上是力圖使凡爾賽體系永久化，使美國的領導地位中立化，並且建立起一個反對紅色東方的堡壘，但它經不起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的衝擊。只有最冷酷的社會愛國者（漢德遜、王德威爾得、茹奧等等）才仍然力求把裁減軍備與和平主義政策的前途同國聯聯繫在一起。事實上，國聯在帝國主義聯合的棋盤上變成一個次要的棋子了。今天在日內瓦幕後進行的外交的主要工作，是尋求軍事上的同盟，也就是說，是熱狂地準備一場新的屠殺。與此同時進行的是軍備的不斷擴張，法西斯的德國在這方面已經作了一次最新而巨大的推動。
3、國聯的崩潰，是同法國在歐洲大陸的政治領導地位的開始崩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法國的人口數量和經濟實力，正如人們所預料的，異常薄弱，不適於作為凡爾賽體系的基地。具有優良的軍事裝備並顯然帶有“防禦”性的法帝國主義，只就它是根據合法的協議而不得不來保衛它的搶劫和掠奪成果來說，實質上仍然是新的大戰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德國的資本主義受到嚴重不堪的矛盾和戰敗的後果的壓力，已經被迫掙脫了民主的和平主義政策的束縛，而現在卻成為凡爾賽體系的主要威脅了。歐洲大陸的國家聯合，基本上仍舊遵循著戰勝國與戰敗國的路線。意大利處於一個背叛性的中間人的地位，在決定性的關頭，它會把自己的友誼出賣給強大的一方，就像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表現的那樣。英國希望利用歐洲的各種敵對關係，利用歐洲和美洲之間的矛盾以及遠東的即將來臨的衝突，以圖保持自己的“獨立”——這是它過去“光榮的孤立”的遺影。但是，優勢的英國，在策劃謀略方面是越來越難得逞了。英國的資產階級看到英帝的分崩離析、看到印度的革命運動和他們在中國的地位的搖搖欲墜而驚慌換措，他們要用麥克唐納和漢德遜的令人作嘔的偽善精神來彌補他們貪婪而怯懦的觀望與權宜政策，而這個政策反而成為今天的普遍不穩定和明天的大災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4、在戰爭和戰後時期，美國的國內外地位都發生了空前巨大的變化。美國對歐洲從而面對全世界在經濟上的巨大優勢，使美國資產階級在戰後的最初時期能夠作為一個不偏不倚的“和事老”、“海上自由”和“門戶開放”的保衛者而出現。但是，工業和商業的危機，以可怕的力量顯示出原來在國內市場找到充分支持的舊的經濟平衡狀態，已經受到騷擾了。這條道路已經走到盡頭了。
當然，美國在經濟上的優勢並不是已經消失，相反地，由於歐洲的進一步的分崩離析，它甚至已經以潛伏的形式增長起來了。但是，這種優勢所表現的舊形式（工業技術、貿易差額、穩定的美元、歐洲的債款）已經失掉了現實的意義：先進的技術不再使用了，貿易差額是逆差多，美元正在跌價，債務尚未清還。美國的優勢必須找到新的表現形式，尋找出一條只有戰爭才能打開的道路。
對中國的門戶開放的口號，在少數的幾個日本師團面前，就顯得無能為力。華盛頓在執行遠東政策時，力求在最合適的時刻，挑起蘇聯與日本之間的軍事衝突，削弱日本和蘇聯的力量，視戰爭的結局而規定自己進一步的戰略計劃。在依照習慣繼續討論解放菲律賓的同時，美帝國主義者實際上是在準備為自己在中國建立基地，以便下一階段與英國發生衝突時，提出“解放”印度的問題。美國的資本主義正在面臨著曾經把1914年的德國推向戰爭道路上的同樣的問題。世界不是瓜分了嗎？它還必須重新瓜分。對於德國來說，那是一個“組織歐洲”的問題。美國必須“組織”世界。歷史正在使人類面對著美帝國主義火山的爆發。
5、依靠落後、貧困和野蠻的漿汁生活的後起的日本資本主義，正在被國內不堪忍受的潰瘍和膿瘡所驅使，走上了不斷的海盜性掠奪的道路。由於缺乏自己的工業基礎，由於整個社會制度的極端不安定，日本的資本主義是最富於侵略性和肆無忌憚的。但是，未來的歷史會表明，在這種貪婪的侵略後面，真正的力量是寥寥無幾的。日本可能首先發出戰爭的訊號；半封建性質的日本雖然被曾經襲擊過沙皇俄國的各種矛盾弄得分裂了，可是正是從這半封建的日本，而不是從別的國家，可能發出革命的號召。
6、當然，如果確切地預言，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間會打第一槍，那未免是太冒險了。在蘇美協定以及國內困難的影響下，日本可能暫時退讓。但是，恰恰相反，同樣的情況也可能迫使日本軍閥利用時機加快進行攻擊。法國政府會不會決心來一次“預防性”的戰爭，在意大利的援助下這種戰爭會不會轉變成一種普遍性的戰爭呢？或者相反，在觀望和策劃的同時，在英國的壓力下，法國會不會走上與希特勒達成協議的道路從而為他開闢向東方進攻的道路呢？
巴爾幹半島會不會再一次成為戰爭的策源地呢？或者這一次將由多瑙河國家採取主動？因素有許多，各種衝突力量又互相交織在一起，這就排斥了具體的預測的可能性。但是形勢發展的總趨勢，是絕對地清楚的，這就是：戰後時期已經簡直變成了兩個大戰之間的休整時期，而這個時期就要在我們面前消失。計劃化的勞資協會式的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同極權的、拿破崙主義的國家或法西斯主義國家，密切地配合行動，只就它的官方任務是在私人所有製基礎上進行一種和諧的國民經濟來說，它仍然是一種空想，是一種謊言。但是，既然這是一個集中全國的一切經濟力量以準備一場新的大戰的問題，那末，它也是一種危險的現實。這個工作目前正在全力開展。一場新的大戰已經在到處敲門。這場大戰比起以前的戰爭更殘酷，更定於破壞性。正是這個事實使對待日益迫近的戰爭的態度成為無產階級政策的中心問題。
蘇聯和帝國主義戰爭
7、同個別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發生的那種對立情況比起來，世界帝國主義與蘇聯之間的敵對性矛盾，是無比深刻的。但是，工人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階級矛盾，它的尖銳化程度是依工人國家的演變和世界形勢的變化為轉移的。蘇聯的官僚主義的驚人發展和勞動群眾生活困難的情況，已經大大地降低了蘇聯對世界工人階級的吸引力。共產國際的嚴重失敗和蘇維埃政府的民族和平主義對外政策，也只會減少世界資產階級的不安。最後，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矛盾的重新加劇，使歐美各國政府在這個階段同蘇聯接近起來，這不是從資本主義還是從社會主義這種原則性問題的觀點出發，而是著眼於蘇維埃國家在帝國主義強國的鬥爭中舉足輕重的作用。互不侵犯協定和華盛頓政府的承認蘇聯，等等，是這種國際形勢的顯明標誌。希特勒為了使德國重振軍備合法化，以“東方的危險”為名作了苦心孤詣的奮鬥，其所以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反應，特別是法國及其附庸國方面的反應正是因為共產主義的革命危險，儘管還有可怕的危機，但已喪失了它的鋒銳性。因此，蘇聯在外交上的成就，至少在頗大的程度上是由於國際革命的極端衰弱。
8、但是，如果認為對蘇聯的武裝干涉是完全從議程上取消掉了，那就是大錯特錯了。這種縱橫捭閣的關係即使有所緩和，社會制度的矛盾仍然會全部保持著。資本主義的繼續衰退會驅使資產階級政府作出斷然拒絕的決定。每一次大戰，不管它最初的動機如何，終歸要提出對蘇聯進行武裝干涉的問題，以便向資本主義硬化的血管中輸送新的血液。
蘇維埃國家明顯而日益加深的官僚主義蛻化以及它的對外政策的民族保守主義性質，並沒有改變蘇聯作為第一個工人國家的社會性質。各種各樣民主的、理想主義的、極左的、無政府主義的理論，都無視蘇聯的所有製關係的性質在趨向性方面是社會主義的，否認或避而不談蘇聯和資產階級國家之間的階級矛盾，它們不可避免地，特別是在發生戰爭時，得出反革命的政治結論。
不管形勢如何，不管衝突的直接原因是什麼，保衛蘇聯免於資本主義敵人的攻擊，是每個忠誠勞動者組織的基本的和應盡的義務。
“保衛國家”
9、在資本主義同中世紀地方割據現象鬥爭中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變成了資本主義的階級活動場所。但是，民族國家剛剛形成，就成為經濟和文化發展方面的障礙。生產力和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同生產力與生產手段私人佔有的這個主要矛盾一起，把資本主義的危機變成了世界性的社會制度的危機。
10、如果國與國之間的邊界，能夠一下子廢除的話，那末，甚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在一定的時期內也是能夠繼續上升到一個較高的水平的（這當然要作許多犧牲）。正如蘇聯的經驗表時，生產手段的私人所有製要是廢除了，那末甚至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生產力也可能獲得較高的發展。但是，只有廢除了私有製和國與國之間的障壁，才能為一種新的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社會創造條件。
11、保衛民族國家，首先是在割據成許多小國的歐洲——民族國家的發祥地——是一個十足的反動的任務。設有邊界、通行證、貨幣制度、關卡以及保護關卡的軍隊的民族國家，已經變成為人類社會的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可怕障礙了。無產階級的任務不是保衛民族國家，而是完全地、最後地廢除民族國家。
12、如果現在的民族國家果然能夠代表一種進步的因素，那末，不管它的政治形式如何，當然也不必去問是誰首先“發動”戰爭，它是一定要加以保衛的。把民族國家的歷史作用的問題同某一特定政府的“罪行”問題混淆起來，這是十分可笑的。對於一所適於居住的房子，難道人們只是因為主人不小心或意圖不良而引起的火災就拒絕搶救嗎？但是這裡所談的恰好是一所不適於生活而只適於死亡的房子。民族國家的結構必須徹底夷平，才能使各國人民生活下去。
13、進行保衛國家的說教的“社會主義者”，是一個為腐朽的資本主義效勞的小資產階級反動派。只有在和平時期已經向民族國家宣告了不可調和的戰爭的政黨，才能在戰爭時期不受民族國家的束縛，才能做到不以戰爭的地圖為重，而以階級鬥爭的地圖為重。只有充分地認識到帝國主義國家客觀上的反動作用，無產階級先鋒隊才能經得起各種各樣社會愛國主義的侵襲。這就是說，只有從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出發，才能與“保衛國家”的思想和政策真正地劃清界限。
民族問題和帝國主義戰爭
14、工人階級對於自己的民族（nation）並不是漠不關心的。恰恰相反，正因為歷史把民族的命運交到了自己的手中，工人階級才拒絕把民族的自由和獨立的工作託給帝國主義，事實上，帝國主義“拯救”民族的結果，只能使民族為了一小撮剝削者的利益而在將來遭受到新的危險。
15、資本主義雖然曾經利用民族，取得了自身的發展，但是它在世界上任何地區都沒有完全地解決有關民族的問題。凡爾賽的歐洲的邊界，是脫離現存的民族集合體而劃定的。重新劃定資本主義歐洲的邊界，使國家的邊界與民族的邊界一致的主張，是一種純粹的空想。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會通過和平的方式讓出自己的一寸土地的。一場新的戰爭，也只會按照戰爭的地圖，而不是與民族的邊界相適應，來重新劃定歐洲的邊界的。完全的民族自決和歐洲各國人民和平協作的任務只有在掃清了資產階級統治的歐洲的經濟統一的基礎上，才能求得解決。 “歐洲聯邦”的口號，不僅是拯救巴爾乾和多瑙河各族人民的口號，而且也是拯救德法兩國人民的口號。
16、東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問題，佔著特殊的、重要的地位，這些國家甚至到今天都還是在為獨立的民族國家而戰鬥的。它們的鬥爭毫無疑問是進步的：它們使落後人民擺脫了亞細亞主義、地方主義和外國的束縛，從而對帝國主義國家施以有力的打擊。但是必須預先清楚地理解到，亞洲和非洲後起的革命，是不能夠為民族國家的複興開闢新的時代的。殖民地的解放在將來只能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巨大插曲，正如在同樣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的俄國的後起的民主轉變僅僅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序曲一樣。
17、在南美洲，興起較晚但已開始衰退的資本主義正在維持半封建的、或半奴隸的生活條件，在那裡，世界性的對抗矛盾引起了買辦集團間的劇烈火併，引起了各國內部連續不斷的大轉變，也引起各國之間的曠日持久的武裝衝突。美洲的資產階級能夠在其歷史上的興盛時期聯合而成為美洲大陸北半部的一個聯邦，因而它現在可以利用他們由此而得到的全部權力，來瓦解、削弱和奴役他們的南半部。南美和中美只有把自己所有的國家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強大的聯邦，才能使自己擺脫落後和被奴役的狀況。但是，能夠響應號召解決這一任務的，決不是後起的南美資產階級，一個完全被外國帝國主義用金錢收買的代理人，而是年輕的南美無產階級，被壓迫群眾的理想的領導者。因此，在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暴徒和陰謀、反對當地買辦集團的血腥勾當的鬥爭中的口號是：南美和中美和蘇維埃聯邦。
無論在什麼地方，民族問題都是同社會問題同時發生的。
保衛民主
18、保衛國家的虛偽性，到處都是以保衛民主的補充的虛偽性來加以掩飾的。如果說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在帝國主義時代的今天不把民主和法西斯主義看做是一樣的東西，而且隨時準備擊退法西斯主義對民主主義的進攻，難道在戰爭的情況下，無產階級就不必支持民主政府來反對法西斯政府嗎？
真是奇談怪論！我們是通過無產階級的組織和方法來保衛民主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同社會民主黨人相反，我們決不把這種保衛委託給資產階級國家（“Staat, greit zu!”歸國家負責！）。如果說在和平時期，我們同最“民主”的政府就處於不可調和的對立狀態，尋末，到了資本主義的一切醜惡和罪行都採取了最殘酷而血腥的形式的戰爭時期，難道我們對它還應擔負絲毫的責任嗎？
19、大國之間的一場現代的戰爭，決不意味著是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衝突，而是兩個帝國主義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同時，戰爭不可避免地具有國際的性質，在兩個陣營中都會有法西斯主義的（半法西斯主義的，拿破崙主義的，等等）國家，也會有“民主主義”國家。法帝國主義的共和國形式在過去並沒有防止它在和平時期把自己的基礎建立在波蘭、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軍事資產階級專政之上，正如它在必要時會恢復奧匈君主國家以作為反對奧地利與德國統一的障壁一樣。最後，在法國本身，今天已經相當削弱的議會民主政府如果在戰爭開始前還不予以推翻的話，`毫無疑問會成為戰爭的首批犧牲者之一。
20、一些文明國家的資產階級，已經表明而且還要繼續表明，在發生國內危險時，它怎樣不費多大周折就能把議會的統治形式變成極權的、專制的、拿破崙主義的或法西斯主義的形式。在戰爭期間，國內和國外的危險，會以十倍的力量威脅它的基本階級利益，這時，它就是使這種變化來得更加迅速，更加果斷。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工人黨為了一個脆弱的民主外殼而支持“本”國的帝國主義，就意味著是對工人階級的獨立政策的放棄和沙文主義的道德敗壞，也就是說，毀滅了能夠把人類從災難中拯救出來的唯一的因素。
21、戰爭時期“保衛民主的鬥爭”，首先是意味著爭取保存工人的出版和工人的組織以反對放肆的軍事檢查和軍事當局作鬥爭。革命的先鋒隊，要在這些任務的基礎上尋求同其他工人階級的組織建立統一戰線——反對本國的“民主”政府，但決不是尋求同本國政府的團結，以反對敵對的國家。
22、帝國主義戰爭，遠比資本主義統治的國家形式的問題更為重要。它在每一個民族資產階級面前提出了民族資本主義的命運的問題，在各國的資產階級面前則提出了一般資本主義命運的問題。無產階級也只能提出這機關報問題：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某一個帝國主義陣營的勝利還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保衛弱小國家和中立國家
23、保衛國家的概念，特別是當它同保衛民主的觀念是一致的時候，最容易迷惑弱小國家和中立國家（瑞士、比利時的一部分、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工人，這些國家不能執行獨立的征服政策，因而賦予國界的保衛以無可辯駁的絕對的教條主義的性質。但是，僅僅以比利時為例來說，我們就看到，形式上的中立是多麼自然地會被帝國主義公約的體系所代替，“保衛國家”的戰爭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導致一種合併主義的和平。戰爭的性質，不是決定於戰爭本身所採取的發端的步驟（“中立的破壞”、“敵人的入侵”，等），而是戰爭的主要動力，戰爭的整個發展以及戰爭最後導致的結果。
24、不難理解，瑞士的資產階級是不會毅然決然地首先發動戰爭的。在這個意義上講，它比任何其他資產階級都具有遠為充分的理由來談防禦地位。但是，一旦瑞士由於事件發展的進程而拖入戰爭的時候，它就會為了追求同樣是帝國主義性質的目的而參加世界強國的鬥爭。中立地位要是破壞了，瑞士的資產階級就會同進攻的雙方中較強大的一方聯合起來，而不管哪一方對於破壞中立應負有較大的責任也不管在哪一個陣營裡有更多的“民主”。例如在上次大戰期間，比利時本是沙皇制度的盟國，但它決不離開同盟國的陣營，而在戰爭的過程中，他們又感覺到破壞希臘的中立是有利可圖的了。
只有來自瑞士偏僻鄉村的一位冥頑不化的資產階級（如羅伯特、格里姆）才會煞有介事地認為，他參加的世界戰爭是為保衛瑞士的獨立而進行的。正如上次大戰掃除了比利時的中立一樣，新的戰爭也不會給瑞士留下任何獨立的痕跡。即使沒有獨立，瑞士在戰後是會繼續保留國家的地位，還是會被德、法、意三國瓜分，這個問題要依一系列歐洲的和世界的因素為轉移的，其中瑞士的“保衛國家”一項占著微不足道的地位。
第二國際和戰爭
25、保衛國家的戒律是從這樣一個教條推論出來的：全國各階級的團結高於階級鬥爭。事實上，有產者從來不是在一切條件和任何條件下都這樣地承認保衛祖國的，而是利用這種說法對保護自己在祖國的特權地位進行掩飾。被推翻的統治階級總是要變成為“被打敗者”，也就是說，他們準備通過外國的武裝援助來恢復他們的特權地位。
意識不到自己的利益和慣於忍受犧牲的被壓迫階級，是從表面價值來接受“保衛國家”的口號的，也就是說，把它看做是高於階級之上的絕對的義務。第二國際各黨的基本歷史罪行，就在於他們培養了和加強了被壓迫者的奴才習慣和傳統，挫折了他們的革命義憤，用愛國主義的思想蒙蔽了他們的階級覺悟。
如果說歐洲的無產階級在大戰的末期不曾把資產階級推翻；如果說人類今天飽受危機痛苦的折磨；如果說一場新的戰爭有可能把城市和鄉村變為廢墟，那末，第二國際應對這些罪行和災難負主要責任。
26、社會愛國主義的政策，曾使人民群眾在法西斯主義面前無能為力。如果說在戰爭時期為了民族的利益需要放棄階級鬥爭，那末，在一次重大的經濟危機的時代，也就需要丟開“馬克思主義”，因為這種危機對“民族”的為害性並不少於戰爭。遠在1915年4月，羅莎·盧森堡就用下列的一段話詳盡地探討了這個問題：“要末，階級鬥爭在戰時也是無產階級存在的不可缺少的規律……要末，在平時，階級鬥爭也是違反民族利益和祖國安全的一種罪行。”“民族利益”和“祖國安全”的思想，已經通過法西斯主義而轉變成無產階級的鎖鍊和鐐銬了。
27、德國的社會民主曾經支持過希特勒的對外政策，一直到希特勒把它攆走的時刻為止。法西斯主義最後取代民主主義的事實表明，只要政治制度能向社會民主確保它的利益和特權，社會民主就能保持它的愛國主義性質。前霍亨索倫王朝的愛國主義者，一旦僑居國外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準備歡迎法國資產階級反對希特勒的防禦戰了。第二國際毫不為難地大赦了威爾斯（Wels）之流的人物，可是到了第二天，只要德國資產階級的小指頭一動，召喚他們回來，他們就會重新轉變為熱忱的愛國主義者。
28、法國的、比利時的和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對德國事件的反應是，在“保衛國家”的問題上同本國的資產階級結成公開的聯盟。法國當局正在同摩洛哥進行 “小型的”、“意義不重大”但非常殘酷的戰爭，與此同時，法國的社會民主黨和改良主義的工會則在自己的代表大會上討論一般戰爭的慘無人道，在心目中主要指的是德國方面的複仇戰爭。在僅僅發生新利潤問題的地方對掠奪殖民地的殘暴行為視而不見地予以支持的政黨，在一場涉及到資產階級共和國自身命運的大戰中，一定會閉著眼睛來支持任何民族政府的。
29、今天，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同無產階級歷史利益的不相容性，同帝國主義戰爭的前夕比較起來，是空前的深刻化和尖銳化了。反對群眾的愛國主義偏見的鬥爭，首先就是反對第二國際作為一個組織、一個政黨、一個綱領和一面旗幟的不可調和的鬥爭。
中派主義與戰爭
30、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完全地瓦解了第二國際這個革命政黨，從而產生了創立第三國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共和國“革命”，某些國家選舉制的民主化，受驚的歐洲資產階級戰後最初幾年在社會立法方面所做的讓步——所有這一切，和列寧主義的追隨者的災難性的政策一起，曾給予第二國際這個不再是革命的政黨而是一個和平改良的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工人黨以大量的喘息時機。可是，曾幾何時——最後與上一次世界性危機的來到一起——走向改良道路的一切可能性終於完結了。資產階級轉而採取反攻。社會民主黨背叛性地放棄了一個個的成就。近年來，改良主義的一切變種——議會式的、工聯式的、地方自治的、勞資協作的“社會主義”，都已遭到了無法挽救的破產和災難。正因為這樣，在新戰爭的準備面前，第二國際感到沮喪灰心了。社會民主黨正在經歷著劇烈的褪色的過程。始終一貫的改良主義著上了新的色彩，它變得沉默起來或是分裂開了。它的地位正由各色各樣的中派主義所取代，有的表現為舊的政黨內部的無數派別，有的表現為獨立的組織。
31、在保衛祖國的問題上，偽裝的改良主義者和右翼中派主義者（里昂·勃魯姆，亨利·德·曼，羅勃·格里姆，馬丁·特蘭梅爾，奧托·鮑爾等人），越來越多地使用支吾含糊的外交詞句，企圖一面撫慰資產階級，一面愚弄工人階級。他們提出來了經濟“計劃”或一系列的社會要求，許諾在保衛祖國免於外部“法西斯主義”方面力求做到使民族資產階級也會支持他們的綱領。這樣地提出問題的目的，就在於掩蓋國家的階級性質的問題，避而不談獲得政權的問題，並且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的幌子下，提出保衛資本主義祖國。
32、左翼中派主義者本身有許多不同的色彩（德國的社會民主工黨，荷蘭的獨立社會黨，英國的獨立工黨，法國的齊羅姆斯基和馬柯·皮維特集團，等等），他們在口頭上算是做到了要放棄保衛祖國。但是，光有口頭上的放棄，他們還不能得出必要的具體結論。他們的國際主義，有一大半，如果不是十分之九的話，是帶有柏拉圖式的純精神的性質。他們不敢擺脫右翼中派主義者；他們在進行反對“宗派主義”的鬥爭的名義下，進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拒絕為革命的國際而戰鬥，繼續呆在以國王的侍從王德威爾得為首的第二國際裡。中派主義者在一定的時刻也能表達群眾向左轉變的趨勢，但歸根結底他們是阻撓無產階級內部革命的重新集結，從而也阻撓反對戰爭的鬥爭。
33、中派主義在實質上意味著半心半意和猶豫不決。但是戰爭的問題最不利於猶豫不決的政策。對群眾說來，中派主義永遠只能是一個短暫的過渡階段。日益加劇的戰爭的危險，將要促使中派主義各派別內部的分化日益尖銳，儘管他們今天還在工人運動中起主導作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越迅速而充分地使自己的頭腦擺脫中派主義的束縛，就會越有效地武裝起來進行反對戰爭的鬥爭。在這條道路上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就是明明白白地、毫不調和地提出有關戰爭的一切問題。
蘇聯的外交和國際革命
34、在取得政權後，無產階級本身就要轉而採取“保衛祖國”的立場。但是從這時起，這個公式獲得了嶄新的歷史內容。孤立的工人階級的國家並不是一個滿足自己需要的實體，而僅僅是一個為世界革命磨好的鑽頭。無產階級在保衛蘇聯時，不是保衛國界線，而是保衛暫時被國界圍起來的社會主義專政。只有深刻地理解這樣的事實：無產階級的革命不能在國家的範圍內達於完成；沒有無產階級在主要國家裡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在蘇聯的一切成就注定要歸於失敗；除了通過國際革命以外，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得不到拯救；社會主義社會只有在國際合作的基礎上才能建成——只有這個深入到血液和精髓的堅定的信念，才能為戰爭時期革命的無產階級政策創立可靠的基礎。
35、從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出發的蘇維埃對外政策，即實際上把國際革命的問題置之不理的政策，是以普遍裁軍和互不侵略這兩個主張為基礎的。為了尋求外交上的保證，蘇維埃政府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不得不採取純粹形式主義的說法，這是從有資本主義包圍的情況出發的。但是這些由於國際革命的軟弱並且在頗大程度上由於蘇維埃政府本身以往的錯誤所強加給自己的遷就敵人的方法，是決不能上升為一種普遍適用的體系的。蘇聯外交的行動和言論，長久以來超載了不可避免的、可以容許切實可行的妥協的界線，而這種行動的言論居然已被規定為第三國際的國際政策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礎，並且已經變成為最惡劣的和平主義幻想和社會愛國主義的錯誤的根源。
36、裁軍並不是反對戰爭的一種手段，因為，正如德國本身的經驗表明，插曲性質的裁軍只不過是走上新的重整軍備道路的一個階段罷了。重新發動而又十分迅速的重整軍備的可能性，是現代工業技術所固有的。 “普遍”裁軍即使可以實現，也只能意味著比較強大的工業國的軍事優勢的加強。 “百分之五十的裁軍”決不是完全裁軍的道路，而是絕對的百分之百的重整軍備的道路。把裁軍說成是“防止戰爭的唯一現實的手段”，就是為了同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結成共同陣線而把工人階級引入歧途。
37、蘇維埃政府在同帝國主義者的任何協定中有權就侵略一詞的涵義以最大的精確性加以闡述，對於這種權利，我們決不能爭論。但是如果企圖把這個有條件的合法主義的公式轉而用作國際關係的一種最高調節者，那就是要用保守主義的準則來代替革命的準則，而把無產階級的國際政策歸結為保衛現有的兼併和用武力建立起來的邊界了。
38、我們不是和平主義者。我們認為革命戰爭即是一種起義行動也是無產階級政策的一種手段。我們對待戰爭的態度，不是取決於“侵略”的合法主義的公式，而是取決於哪一個階級進行戰爭和為了什麼目的而進行戰爭的問題。在國與國的衝突中，也和在階級鬥爭中一樣，“防禦”與“侵略”僅僅是實際權宜措施的問題，而不是法律準則或倫理準則的問題。單單一個侵略準則只能為勃魯姆、王德威爾得等人的社會愛國主義政策創立支持的根據，這些人是由於有了凡爾賽條約才能在保衛和平的幌子下保衛帝國主義的掠奪物的。
39、斯大林的著名的公式“我們不要別人的寸土地但也不放棄自己的一寸土地”，是在極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侵略性質中維持現狀的保守主義的綱領。一國社會主義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對民族國家的反動作用的模糊，導致對民族國家的調和，對民族國家的理想化，減弱革命的國際主義的重要意義。
40、第三國際的領導人，以工人階級的國家必須利用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為理由，來為蘇聯外交政策辯護。這種論斷本身固然無可厚非，但需要加以具體化。
每個階級的對外政策，都是它的國內政策的繼續和發展。如果說當權的無產階級必須辨別和利用國外敵人陣營中的矛盾，那末，仍在為取得政權而戰鬥的無產階級，就必須知道如何辨別和利用國內敵人陣營中的矛盾。第三國際原來是根本不能理解和利用改良主義的民主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矛盾，從而直接地導致了無產階級最大的失敗，使它面臨著一場新的戰爭的危險。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各國政府之間的矛盾，也必須從國際革命著眼才能加以利用。只有在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不以蘇維埃外交政策為轉移的情況下，只有在有充分自由來揭露這種違反國際革命利益從而也違反蘇聯利益的民族主義的保守方法的情況下，保衛蘇聯才是可以理解的。
蘇聯及帝國主義的各種聯合
41、蘇維埃政府現在正在改變它的關於國際聯盟的方針。同過去一樣，第三國際還是依樣畫葫蘆地重複蘇維埃外交的詞句和姿態。各種各樣的“極左分子”利用這種情況再一次在資產階級國家中間排斥蘇聯。以自己特殊的民族考慮為轉移的社會民主黨人，把蘇聯同國聯的“和解”不是看做莫斯科政策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性質的證據，便是相反地，把它看做是國聯以及一般地說是整個和平主義思想意識的更新。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觀點是同這些小資產階級的任何一種評價都沒有共同之處的。
我們對待國聯的原則上的態度，和我們對待每一個無論是在國聯之內或之外的每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態度，是沒有什麼不同之處的。蘇維埃國家在帝國主義敵對集團之間的策略，也是以對待國聯的策略為前提的。只要日本和德國呆在國聯內，國聯就有可能變成為最重要的帝國主義強盜達成犧牲蘇聯的協定的場所。日本和德國——蘇聯最直接而主要的敵人——退出國聯之後，國聯一部分變成法帝國主義的同盟和附庸的集團，一部分變成法、英、意三國間火併的舞台了。同國聯這樣或那樣的聯合，都可能強加在蘇維埃國家的身上，由實質上都是同蘇維埃國家敵對的帝國主義陣營所操縱。
42、無產階級先鋒隊必須對當前的形勢作出充分的現實主義的估計，同時，還必須把下列的考慮放在首要的地位：
1）在十月革命十六、七年後，蘇聯仍然需要尋求同國聯的和解，需要用抽象的和平主義公式來掩飾這種和解，這正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極端衰弱，從而是蘇聯國際地位的極端衰弱。
2）蘇維埃外交抽象的和平主義的措辭和它對國聯的恭維話，同國際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毫無共同之處。國際無產階級政黨對它們不負任何責任，恰恰相反，它要揭露它們的膚淺和虛偽，以便在清楚地理解現實的力量和真正的對抗矛盾的基礎上，更好地動員無產階級。
43、在當前的形勢下，蘇聯同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結盟，或是在發生戰爭時同某一個帝國主義集團結盟反對另外一個集團，這決不能認為是不會有的。在形勢所迫的情況下，這樣一種暫時的結盟十有八九是難以避免的，而且還不會因此而不再是對蘇聯和對世界革命的最大的危險。
即使蘇聯被迫同某些帝國主義者結成軍事同盟來反對另外一些帝國主義者，國際無產階級也不會拒絕保衛蘇聯的。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無產階級甚至更需要保證自己在政治上完全不依賴於蘇維埃外交，從而也不信賴於第三國際的官僚機構。
44、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國際無產階級仍舊是工人階級國家的堅決而忠忱的保衛者，但決不會成為蘇聯的帝國主義聯盟的成員。一個同蘇聯結盟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必須充分地和完全地保持它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的不可調和的敵愾。在這個意義上講，他的政策和同蘇聯作戰的國家的無產階級的政策，是沒有什麼差異的。但在實際行動的性質上，可能由於具體的戰爭形勢而產生許多差異。譬如說，在蘇聯和日本之間發生戰爭時，假如美國的無產階級阻撓美國的軍火運送到蘇聯，那就是可笑的和犯罪的了。但是，同蘇聯作戰的國家的無產階級，就義不容辭地可以採取罷工和怠工以及諸如此類的行動。
45、無產階級對蘇聯的帝國主義盟國的不可調和的反對活動，必須一方面根據國際階級政策，另一方面根據該國的帝國主義目的，來揭發這個“盟國”的背叛的性質，揭發它在蘇聯進行資本主義顛覆的投機活動。因此，在“結盟的”和在敵對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應當以對資產階級實行革命的推翻和奪取政權為目的。只有這樣才能建立同蘇聯的真正的聯盟，才能把第一個工人國家從災難中拯救出來。
46、在蘇聯國內，反對帝國主義干涉的戰爭，毫無疑問會激發起轟轟烈烈的戰鬥熱情。一切矛盾和敵對看來都會被克服，或者無論如何會退到不顯著的地位。從革命中湧現出來的年輕一代的工人和農民，將會在戰場上顯示出巨大的能動力量。集中化的工業，儘管有缺陷和缺點，可是將在滿足戰爭的需要方面，發揮巨大的優越性。蘇聯政府毫無疑問已經建立了大量的糧食儲備，足以應付戰爭初期的需要。帝國主義國家的參謀部當然會清楚地知道，他們會發現經軍是強大的對手，同這個對手鬥爭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要對軍隊進行異常嚴格的訓練。
47、但是，正是戰爭的曠日持久的性質，將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蘇聯過渡時期的經濟與官僚主義計劃的矛盾。在許多情況下，巨大的新企業竟然變成了同樣巨大的死資本。在政府迫切需要日用必需品的影響下，農民經濟的個人主義傾向將得到極大的發展，集體農莊內的離心力量將隨著戰爭逐月增長。不受監督的官僚主義的統治將要變成一種戰爭的專政。缺少一個生氣勃勃的黨作為政治上的監督者和調節者，就會導致矛盾的極端積累和加劇。在如火如荼的戰爭氣氛中，人們將能看到的，是朝著農業和小手工業方面個人主義原則，朝著吸引外國的和“盟國的”資本的大轉變，是對外貿易壟斷制中的破壞，是政府對聯合企業的監督的削弱，是聯合企業相互間競爭的尖銳化，是它們同工人之間的衝突，等等。在政治方面這些過程意味著拿破崙主義已臻於完整的地步，在所有製關係方面將發生相應的變化或一系列變化。換句話說，假使曠日持久的戰爭繼以世界無產階級的消極被動，則蘇聯的內部社會矛盾不僅可能而且一定要導致一場資產階級拿破崙主義的反革命。
48、由此而得出的政治結論是明顯的：
1）在曠日持久的戰爭下，只有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拯救蘇聯這個工人階級國家。
2）只有世界無產階級先鋒隊擺脫蘇聯的官僚主義而達到完全的獨立，在“友好的”、“結盟的”以及敵對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才是可以思議的。
3）無條件地支持蘇聯以反對帝國主義的軍隊的活動，必須同進行對戰爭和蘇維埃政府外交政策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密切地配合起來，必須同在蘇聯國內建立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革命黨的工作密切地配合起來。
第三國際和戰爭
49、第三國際既已在戰爭問題上放棄了原則性的路線，就在失敗主義和社會愛國主義之間猶豫不決。在德國，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轉變成了一種民族主義基礎上的市場競爭。同“社會解放”的口號一道提出的“民族解放”口號，粗暴地歪曲了革命的前途，它同失敗主義沒有任何區分。在薩爾問題上，共產黨一開始就屈從於民族社會主義的思想，只是由於內部的四分五裂才擺脫了這種思想。
第三國際德國支部在戰爭時期將要提出什麼樣的口號呢：“希特勒的失敗是較輕的禍害”嗎？但是，如果說民族解放的口號在“法西斯分子”彌勒和勃魯寧的統治下是正確的，那末，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它怎能就不適用了呢？是不是民族主義的口號只適用於平時而不適用於戰時呢？的確，列寧主義的追隨者曾經竭力使他們自己和工人階級陷於徹底的莫名其妙的境地。
50、第三國際虛弱無力的革命主義是它的錯誤政策的直接結果。在德國的災難之後，那些所謂共產黨，在所有它們經受過考驗的國家裡，已暴露出它們在政治上是微不足道的。法國支部根本不能動員哪怕是少少幾萬工人來反對對非洲的殖民主義掠奪，在所謂“民族危險”的時刻，它無疑地將會遭到更多的破產。
51、沒有城鄉廣泛的勞動群眾的革命動員，反對戰爭的鬥爭是不可想像的。同時，這個鬥爭還要求直接影響陸海軍以及運輸業。但是不通過對工人和青年農民的影響，是不可影響兵士的。運輸業方面的影響，是以工會中的一個堅強的據點為先決條件的。在這裡，由於工會國際的幫忙，第三國際在工會運動中已經失去了一切陣地，使自己斷絕了接近勞動青年的一切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關於反對戰爭的侈談，就好像是癡人說夢一樣。幻想是萬萬行不通了：要是帝國主義對蘇聯發動進攻，第三國際就要化為烏有了。
“革命的”和平主義和戰爭
52、“左翼”和平主義認為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外，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外，也可能用某種奇特的方法使和平得到保證，從這種前提出發，它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流行的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意圖進行“厭惡戰爭”的說教，支持自覺的反對者，宣傳反對戰爭的抵制和總罷工（或者毋寧說是總罷工的神話）。更“革命的”和平主義者有時甚至不厭其煩地談論反戰起義的問題。但是對於起義和革命黨的階級鬥爭和政策的不可分割的聯繫是什麼，他們無論是全體或是個別的人，都是一竅不通的。對他們說來，起義只是針對著統治階級和一種字面上的威脅，而不是一個長期堅持奮鬥的事情。
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利用群眾對和平的天生的熱愛，使這種熱愛和平的情緒脫離開固有的途徑，終於轉變為帝國主義不自覺的擁護者。要是發生戰爭，絕大多數的和平主義“同盟者”將加入資產階級的陣營，並且利用第三國際作為一種異常不吉利的東西賦與他們的權威，以愛國主義的思想來迷惑無產階級先鋒隊。
53、反對戰爭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以及第三國際組織的反法西斯的巴黎代表大會都是以自鳴得意的示威、炫耀的遊行以及波將金村社等小資產階級的政策來代替革命的階級鬥爭的典型實例。通過後台的操縱人為地拼湊起來的牛鬼蛇神，在吵吵嚷嚷對一般的戰爭抗議一番之後，將會向四面八方潰散，對特殊的戰爭連一個小指頭也不會舉起來表示反對。
54、用共產主義官僚和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的集團（其中每一個真誠的驚慌失措者配合著數十個野心家）來代替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即工人階級組織的戰鬥協議，那就會導致完完全全的策略問題中的折衷主義。巴比塞·美因茲堡（Barbusse-Muenzenberg congresses）代表大會認為它們的特殊功績是，它們結合了反戰“鬥爭”的各種類型：人道主義的抗議，個人拒絕服兵役，“輿論”的教育，總罷工甚至起義。把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在實際上只能互相衝突的一些方法，說成是一個和諧的整體的組成成分。在反對沙皇的鬥爭中宣傳“綜合策略”（自由主義者、個人恐怖和群眾鬥爭的聯盟）的俄國“社會革命者”，比起阿姆斯特丹集團的鼓舞者來是一批實實在在的人物。但是工人們必須記住，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反對民粹派的折衷主義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
小資產階級和戰爭
55、戰爭對於農民和城市下層居民的災難並不比對於無產階級為少，他們在反對戰爭的鬥爭中同無產階級靠攏得最近。一般地說，只有這樣才能用起義的方法來製止戰爭。但是，用抽象的理論、現成的公式和單純的命令使自己接近革命道路的農民，甚至會比工人少而又少的。 1923—1924年間在“面向農民”的口號下造成共產國際中的一次大失敗的列寧主義的追隨者，顯示出不僅完全不能把農民吸引到共產主義的旗幟下來，而且連農業工人也完全不能吸引到共產主義的旗幟下來。農民國際連一次出殯講演也未舉行就不聲不響的埋葬了。曾經大肆宣揚的各國農民的所謂“成就”，原來都是曇花一現的，甚至簡直是空想的。正是第三國際在農民政策方面的破產具有特別生動的性質，雖然它實際上是共產國際與無產階級決裂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只有在實踐中相信工人階級有能力領導反對戰爭的革命鬥爭，農民才會走上這一斗爭的道路。因此勝利的關鍵就在於商店和工廠。革命的無產階級必須變成一支真正的力量，農民和小市民才能同它緊密地團結起來。
56、城市和農村的小資產階級，情況並不是完全相同的。無產階級能夠吸引到自己一邊的只能是這個階級的最低階層，即最貧苦的農民、半無產階級、低級公務員、小商販以及被剝奪了一切生活條件而不能進行獨立奮鬥的被壓迫的和流浪的居民。在他們之上的是一個廣泛的極力向上爬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傾向於中等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並且在政治上發展成為民主主義、和平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類型的野心家。當他們是在野黨時，這些先生採用最放肆的鼓蠱惑宣傳，作為以後在大資產階級眼中提高自己身價的最可靠的手段。
第三國際的罪惡，在於它以自己同小資產階級虛偽的和平主義領導人的戲劇性聯盟來代替向真正小資產階級，即向它的廣大下層群眾施行革命影響的鬥爭。第三國際不但沒有損害小資產階級的威信，反而用十月革命的威望來加強他們的威信，使小資產階級的被壓迫的下層成為背信棄義的上層的政治犧牲品。
57、農民的革命道路要通過工人階級。要取得農村的信任，必須使先進的工人重新取得對無產階級革命旗幟的信任。這一點，只有通過一般正確的政策特別是正確的反戰政策，才能夠辦得到。
“失敗主義”與帝國主義戰爭
58、假如發生資本主義國家互相衝突的問題時，這些國家中任何一國的無產階級都會毅然決然地拒絕為資產階級在軍事上的勝利而犧牲自己的歷史的利益，因為這種利益歸根結底是與民族和人類的利益一致的。列寧的公式“失敗是較輕的禍害”，並不是意味著本國的失敗要比敵國的失敗的禍害輕，而是意味著由於革命運動增長而發生的軍事上的失敗，對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的好處，遠遠勝過由“國內和平”而予以確保的軍事勝利。卡爾·李卜克內西給戰時的無產階級政策提供了這樣一個無與倫比的公式：“人民的主要敵人是在自己的國內”。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不僅會矯正由於失敗而引起的禍害，而且也會建立起防止未來的戰爭和失敗的最後保證。對待戰爭的這種辯證的態度，是進行革命訓練從而也是進行反戰鬥爭的最重要因素。
59、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是無產階級政黨戰時全部工作所必須服從的總戰略任務。 1870—1871年普法戰爭的結果以及1914—1918年帝國主義大屠殺的結果（巴黎公社、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德國和奧匈帝國的革命、若干交戰國中的起義運動），無可辯駁地證明，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一場現代戰爭會帶來每個國家內部的各階級之間的戰爭，而革命黨的任務就是在後一種戰爭中進行無產階級勝利的準備工作。
60、1914—1918年的經驗還證明，和平的口號同“失敗主義”的戰略公式並不矛盾，恰恰相反，特別是曠日持久的戰爭情況下，它能發展磅礴的革命力量。和平的口號只有當民主黨人和其他政治家利用它來進行誑騙的時候，當牧師們進行最迅速的停止屠殺的禱告的時候，當“人類的博愛者”，包括社會愛國主義者在內，淚汪汪地敦促政府在“正義的基礎”上迅速媾和的時候，它才具有和平主義的性質，亦即欺騙、麻痺和渙散人心的性質。但是，如果和平的口號能使工人階級從營房和戰壕里走出來，並且同作戰雙方兵士攜手友愛、團結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的口號結合起來的時候，它就同和平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了。採取日益廣泛而大膽的形式的爭取和平的革命鬥爭，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最可靠的手段。
戰爭，法西斯主義和武裝無產階級
61、戰爭要求“國內和平”。在當前的情況下，資產階級只能用法西斯主義來贏得國內和平。因此，法西斯主義已經成為戰爭的主要政治因素。反對戰爭的鬥爭要以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為先決條件。要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不能勝利地擊退法西斯主義，那末反戰鬥爭的各種各樣的綱領（“失敗主義”，“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等等）就要變成空洞的東西。
要求資產階級的國家解除法西斯匪幫武裝，正如斯大林分子作的那樣，是走得過社會民主主義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正是威爾斯和奧托·鮑爾“要求”這個國家解除納粹的武裝，確保國內的和平。的確，當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民主”政府是能夠解除個別法西斯集團的武裝的。但這僅僅是為了更加兇殘地解除工人們的武裝和防止他們進行武裝。昨天才“被解除武裝”的法西斯分子，到了第二天，資產階級國家就會讓他們加倍地武裝起來，並以加倍的力量把武器對準手無寸鐵的無產階級。向國家，也就是向資本家要求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裝，意味著散佈最惡劣的民主幻想，意味著麻痺無產階級的警惕性，意味著腐蝕無產階級的意志。
62、從武裝法西斯匪幫的事實出發，正確的革命政策，在於建立自衛的工人武裝隊伍，在於不知疲倦地號召工人武裝起來。這就是目前整個整治形勢的重心。社會民主黨人，哪怕是最左的人物，即那些喜歡重複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一般詞句的人們，不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談武裝工人的問題，便是公開地宣告這種任務是“妄想的”， “冒險的”，“浪漫主義的”，等等。他們不但不（！）武裝工人，反而在兵士中間推行他們事實上不實行而且也不能實行的種種宣傳。機會主義者之所以需要談談軍隊工作，完全是為了要湮沒武裝工人的問題。
63、爭取軍隊的鬥爭無可爭辯地是奪取政權的鬥爭的最大的一部分。在兵士中間進行堅持不懈和自我犧牲的工作，是每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義務。在黨的總政策正確的條件下，特別是在青年當中，執行這個工作是能有成功的把握的。黨的土地綱領以及有關過渡時期各種要求的一般制度既觸及小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又為他們開闢了得救的前途，有擁有大量農業人口的國家裡，這對於軍隊工作的成功，具有極重大的意義。
64、可是如果以為單單靠宣傳就能把整個軍隊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從而一般地可以使革命成為不必要的，那就是幼稚的想法了。軍隊是異己的軍隊，軍隊是異己分子是被紀律的鐵箍束縛起來的。宣傳工作能夠在軍隊中創立革命的細胞並能在最進步的兵士當中培養同情的態度。宣傳和鼓動只能做到這一點。倚靠軍隊以其主動性來保衛工人組織免於法西斯主義，甚至保證把政權轉移到無產階級手中，這是用甜蜜的幻想來代替歷史的嚴酷的教訓。在革命的時代，只有無產階級本身在行動中向軍隊表示甘願和能夠為取得政權而戰鬥到最後一滴血，軍隊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部分才能轉到無產階級這一邊來。這種鬥爭必須以武裝無產階級為先決條件。
65、資產階級的任務是防止無產階級爭取軍隊。法西斯主義用武裝支隊來解決這個任務時，並不是沒有成功的。無產階級當前迫切的緊急任務，不是奪取政權，而是保衛無產階級的組織不受法西斯匪幫（在他們背後的一定距離有著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攻。誰要是肯定工人沒有武裝自己的可能性，誰就是拿這個論斷來宣布工人在法西斯主義面前是沒有防禦能力的。如果這樣，那就不必談社會主義了，不必談無產階級革命和反戰鬥爭了。如果是這樣，共產主義綱領就應當收起來，馬克思主義就應當取消了。
66、可能許諾武裝工人的任務的，不是革命者，而是無能為力的和平主義者，明天將會向法西斯主義和戰爭投降的人。正如歷史所證明的，武裝任務本身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假使工人們真正地懂得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那末他們就會獲得武器。向工人們講解政治形勢，不隱瞞，不縮小，驅散一切安定人心的諾言，這是革命黨的首要職責。的確，如果不是用拿兩把刀子對付每一把法西斯分子的刀子，拿兩支手槍對付每一支手槍的辦法，人們怎能保衛自己抵抗死敵呢？別的答案是沒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
67、應當從哪兒獲得武器呢？首先是從法西斯分子那裡。對資產階級警察來說，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裝是一個可恥的口號。對革命的工人來說，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裝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口號。但是法西斯的兵工廠並非唯一的來源。無產階級有著千百萬條自衛的途徑。我們不應該忘記，正是工人們而且也只有他們，才是用自己的雙手來製造各種各樣武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必須清清楚楚地懂得，我們不能規避自衛的任務。一個革命黨必須毅然決然地採取主動，把戰鬥的工人支隊武裝起來。為此，在武裝工人的問題上首先必須清除各種各樣的懷疑主義、猶豫不決和和平主義的議論。
68、工人民兵或自衛隊的口號，只就它是一個武裝民兵問題來講，具有革命的意義，否則，民兵就要變成一場戲劇性的表演，變成一次炫耀，從而成為一種自我陶醉。最初的工人支隊不一定要有榴彈砲，也不必有坦克和飛機。然而在二月六日那天，在巴黎，在一個強大的軍國主義國家，一些用手槍和縛在木棍上的剃刀武裝起業的隊伍，幾乎攻占了巴本皇宮的宮殿，造成政府的垮台。明天，類似的一些隊伍，就能夠搶奪無產階級（原文如此）的報館或工會的總指揮部。無產階級的力量就在於人多勢眾。群眾手裡有了哪怕是最原始的武器，也會創造出奇蹟的。在有利的情況下，這種最原始的武器可以為更優良的武器開闢道路。
69、統一戰線的口號，如果在目前的情況下，不以宣傳和實際運用反法西斯鬥爭的明確辦法來補充的話，就要蛻化成為中派主義的詞句。在創立地方的保衛委員會方面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統一戰線。保衛委員會所以需要，是為了建立和團結工人民兵隊。這些支隊一開始就必須搜羅武器。自衛隊只是武裝無產階級事業中的一個階段。一般地說來，革命是沒有別的道路的。
反對戰爭的革命政策
70、成功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訓練黨的干部，使他們正確地理解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切條件，正確地理解伴隨著帝國主義戰爭而發生的一切政治上的變動。在這個萬分火急的問題上，還只是搬弄一般的詞句和抽象的口號的黨，是真正可悲的！血腥的事件將會壓到它的頭上來，把它壓碎的。
需要成立一些專門小組，研究研究1914—1918年戰爭的政治經驗（帝國主義者對戰爭的思想意識方面的準備；軍事總指揮部如何通過愛國主義的報刊來迷惑輿論；反對提綱的防禦進攻的作用；無產階級陣營內的各個集團；馬克思主義分子的孤立，等等）。
71、對於一個革命黨說來，宣戰的時機是特別重要的。資產階級的和社會愛國主義的報刊，同無線電廣播及電影配合一起，向勞動群眾大量灌輸沙文主義的毒素。甚至最富於革命性和久經鍛煉的黨，也不能是全體黨員都抵抗得住這種毒素的。目前關於各個布爾什維克黨的徹頭徹尾捏造的歷史，對於先進工人進行有現實意義的考驗的準備毫無作用，而是拿一種杜撰的理想形式哄騙先進工人陷入消極的無能為力的狀態。
對於沙皇俄國，本來無論怎樣想入非非也不能把它看作是一個民主國家或者是文明國家，也不是屬於實行自衛的一方，但是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黨團和孟什維克黨團一起卻不顧這個事實，在一開始就發表了一個充滿粉紅色的和平主義的國際主義的社會愛國主義宣言。布爾什維克黨團不久之後採取了更富於革命性的立場，但在審訊該黨團時，除穆拉諾夫外，所有被控訴的代表和他們的理論指導加米涅夫，都毅然決然地離開了列寧的失敗主義理論。在開始時，黨的地下工作幾乎斷送了。革命的小冊子是逐步地開始印行的。它們把工人們團結在國際主義的旗幟下，然而沒有提出失敗主義的口號。
戰爭的頭兩年，大大地傷害了群眾的愛國主義情緒並且使黨向左轉。但是，把俄國轉變成一個“民主國家”的二月革命，引起了“革命的”愛國主義的新的強大浪潮。布爾什維克黨的絕大多數的領導者，甚至在那時也沒有經得起這個浪潮。 1917年3月，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向黨的中央機關發出一個社會愛國主義的批示。在這個基礎上，發生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各組織的和解，在多數城市裡，發生了直接的合併。為了開展黨的國際主義戰線，需要最堅決的革命者，主要是彼得格勒各先進地區的革命者的抗議；需要列寧回到俄國，同社會愛國主義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最優秀、最富於革命性和經久鍛煉的黨的情況，就是如此。
72、對於先進的工人說來，研究布爾什維主義的歷史經驗，具有無可估量的教育意義：這種研究向他們指出他們不得不經受資產階級輿論的巨大壓力，同時教導他們，儘管在戰爭開始時完全孤立也決不要失望，不要把武器收藏起來，不要灰心喪氣。
需要同樣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是其他國家無產階級內部的政治陣容，不管這些國家是已經參戰還是保持中立。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在德國的經驗，具有特別的意義，那裡發生的事件儘管在進程方面與俄國不同，但歸根結底，都得出相同的結論：必須學會逆水游泳。
73、必須密切注意目前正在醞釀的當炮灰的愛國主義的準備活動：以推卸責任為目的的外交上的搪塞支吾；公開和隱蔽的社會愛國主義者為給自己準備一條由和平主義到軍國主義的橋樑而提出的叛變性的公式；“共產黨”領導人空空洞洞的口號，這些人在戰爭的第一天就驚惶失措，正好像德國的“領袖們”在議會縱火的當天夜裡所表現的那樣。
74、必須仔細收集政府官員和反對派發表的論文和講話中最能說明特徵的材料，拿它們來同上次戰爭的經驗進行比較；預測愚弄人民的進一步工作將採取什麼樣的方向；然後以一系列的事實來證實這些預言；教導無產階級在事變中善於獨立決定自己的方針，而不至於措手不及。
75、反對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大力鼓動工作，不應從抽象的公式出發，而應從打動群眾心弦的具體事實出發。不僅需要苦心孤詣地揭露公開的軍事預算，而且需要揭露軍國主義的一切偽裝形式，抗議戰爭的佈署、軍事的設備和定貨，等等。
工人們經過優良的訓練，必須在無產階級所有一切的組織中以及勞工報刊上提出關於戰爭的危害性和關於反戰鬥爭的問題，要求領導人清楚而確切地回答這個問題：怎麼辦？
76、為了贏得青年的信心，不僅需要向首先腐敗的社會民主主義和第三國際的令人沉悶的官僚主義宣布戰鬥到底，而且需要真正地創立一個以年青一代的批評精神和革命主動性為基礎的國際組織。
必須喚起勞動青年來反對資產階級國家軍事化的各種各樣的形式。與此同時，為了革命的利益必須把勞動青年動員起來，實行軍事化（組織反法西斯主義的保衛委員會、紅色戰鬥支隊、工人民兵、爭取武裝無產階級的鬥爭）。
77、為了在工會和在其他工人階級群眾組織中佔領革命陣地，必須同官僚主義的極端作風毫不留情地斷絕關係，在有工人的地方爭取他們，領導他們從局部性的任務前進到全局性的任務，從防禦轉入進攻，從愛國主義的偏見進到推翻資產階級國家。
既然大多數國家的工會官僚機構的上層實質上是資本家警察的非正式的組成部分，那末，一個革命者就必須知道如何同它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要把合法的活動同非法的活動結合起來，要把戰鬥的勇氣同謹慎的謀略結合起來。
只有採用這些互相結合的辦法，我們才能順利地把工人階級，首先是青年，團結到革命的旗幟下來，才能打開通向資本主義兵營的道路，才能喚起一切被壓迫者。
78、只有女工和農村婦女也參加反對戰爭的鬥爭，這個鬥爭才能成為真正廣泛的群眾性的鬥爭。社會民主黨人的資產階級的蛻化以及第三國際的官僚主義的變質，向無產階級中受壓迫最深、權利被剝奪得最多的階層，也就是說，首先是勞動婦女，發出了最沉重的打擊。要喚醒她們，要贏得她們的信心，要向她們指出真正的道路，意味著要把社會中受蹂躪最厲害的一部分人們的革命熱情調動起來，以便反對帝國主義。
婦女中間進行的反對軍國主義的工作，尤其要力求保證做到以革命的女工來代替被動員起來的男工，因為在戰爭的情況下，黨和工會的一大部分工作都不可避免地要轉交女工接辦。
79、萬一無產階級感到自己無力用革命（這是防止戰爭的唯一的手段）的手段來防止戰爭，那末，工人就要同全體人民一起，被迫參軍和參戰。拒絕服兵役的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口號、消極抵抗、開小差和怠工等，都是同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根本矛盾的。但是正像工廠中的先進工人感覺到自己是資本的奴隸而隨時準備解放一樣，資本家軍隊中的先進工人也應感覺到自己是帝國主義的奴隸。今天他是被迫出賣自己的精力甚或生命，但決不肯拋棄自己怕革命意識。他要繼續作一個戰士，要學會如何使用武器甚至在戰壕里都要解說戰爭的階級意義，要把有不滿情緒的人團結到自己的周圍，要把他們組織起來，要傳達黨的主張和口號，要密切地註意群眾情緒的變化、愛國主義浪潮的低沉、義憤的增長，並要在危急關頭勸導兵士援助工人。
第四國際和戰爭
80、反對戰爭的鬥爭，是以鬥爭的革命工具——黨為先決條件的。現在既沒有一國規模的黨，也沒有國際規模的黨。必須以過去的全部經驗（包括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經驗在內）為基礎，建立一個革命黨。拒絕為建立新的國際而進行公開的和直接的鬥爭，意味著對兩個現在的國際的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支持；在這兩個國際中，一個將要積極地支持戰爭，而另一個則只能瓦解和削弱無產階級先鋒隊。
81、當然，繼續留在所謂共產黨的隊伍中的踏實的革命工人，為數還不算少。他們繼續支持第三國際，在許多場合下，只能解釋為他們的革命熱誠被引錯了方向。能把他們吸引到新國際的旗幟下來的，不是這樣或那樣的讓步，不是適應他們的偏見，而是對斯大林主義（即官僚的中派主義）的有害的國際作用進行系統的揭露。因此，必須特別明確而果斷地提出戰爭的問題。
82、同時，必須密切地註意改良主義陣營中的內部鬥爭，把向革命方面發展的左翼社會主義派別及時地吸引到反對戰爭的鬥爭中來。衡量一個組織的各種傾向的最好的尺度，是它在實踐中、在行動中對待保衛祖國、對待殖民地的態度，特別是在本國資產階級擁有自己的殖民地奴隸的情況下的態度。只有在“保衛祖國”的最緊急的問題上同官方的輿論完全而真正的決裂，才意味著從資產階級觀點向無產階級觀點的轉變，或者至少是轉變的開始。在同這一類型的左派組織接觸的時候，應當對他們的政策中的一切猶豫不決的表現進行友好的批評，並在有關戰爭的一切理論與實際問題上共同研討。
83、在工人階級運動中，有不少政治家，至少在口頭上承認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失敗，但他們同時認為開始建立一個新國際“這還不是時候”。這種觀點不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而是幻想破滅的斯大林主義者或悲觀失望的改良主義者的觀點。革命鬥爭是不容間斷的。在今天革命鬥爭的條件可能是不利的；但是，不善於逆水游泳的革命者，不算是一個革命者。認為建立新國際是“不合時宜的”這種說法，就同宣布階級鬥爭，特別是反對戰爭的鬥爭是不合時宜的一樣。在現時代，無產階級的政策不得不把國際任務提到自己的面前來。國際任務不得不要求國際幹部緊密地團結起來。除非向帝國主義投降，否則這項工作是連一天也不能拖延的。
84、當然，誰也無法預言戰爭爆發的確切時間，也無法預言在戰爭的什麼階段會建立新的政黨和第四國際。我們必須竭力使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準備工作走在新戰爭的準備工作的前頭。然而很可能帝國主義也在這個時期趕上了革命。但是連這條預示著有重大犧牲和災難的道路，也決不能使我們擺脫立即建立新國際的義務。我們的準備工作越向前開展，在戰爭開始的時候，革命幹部越是堅定不移，他們在參戰國中的工作進行得越是系統化，他們的工作越是紮紮實實地建立在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和組織原則的基礎上，那末，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就會進行得越快。
85、帝國主義戰爭一開始打第一炮，就會粉碎第二國際腐朽的脊背，就會瓦解第二國際的各國支部。戰爭將會徹底暴露第三國際的空虛和無力。但是到了那時，帝國主義戰爭也不會饒恕優柔寡斷的中派主義集團的，儘管這些中派主義集團規避有關共產國際的問題，一味的追求民族基礎，不使任何問題得到一定結論，同時缺乏長遠的計劃，暫時地依靠工人階級的騷擾和混亂過日子。
即使在新戰爭開始時，真正的革命者還是一個小小的少數，我們也絲毫不懷疑，在這個時候，群眾轉向革命道路，會比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期間來得更快，更果斷，更堅決。一次新的起義浪潮將能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獲得勝利，而且必然要獲得勝利。
在我們的時代，只有以國際原則為基礎並加入無產階級世界黨的隊伍中的組織，才能在本國的土壤中紮下根，這一點是不容爭辯的。今天，反對戰爭的鬥爭就意味著爭取建立第四國際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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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rch 4, 2008
Sunday, February 24, 2008
古巴革命及其教訓
古巴革命及其教訓
烏科·格蘭沙裡斯·馬什科蘇[1]
The Cuban Revolution and Its Lessons
Hugo Gonzalez Moscoso
古巴革命和它產生的工人國家，同俄國革命、中國革命和其他類似的革命一起，是表現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群眾把他們自己從帝國主義剝削下解放出來，過比較美好的生活的願望的積極的成就。
但是，古巴革命不是一個獨特或例外的事件，而是一個過程發展到最後的結果，這個過程除了特殊的民族特點以外，是從所有不發達國家共同具有的水平上開始的。這意味著其它國家的人民也能仿效古巴的道路，使古巴革命的一般特點適應於他們自己民族的、地方的和地區的特點。
由於古巴是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群眾在正確領導下能夠做出怎樣的成就的一個榜樣，指出它的教訓、經驗、指導意義，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先鋒熟悉它，是必要與有益的。
不發達國家走向文明的道路
不平衡發展的過程把世界劃分為先進的工業化的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當前者向外擴張，它們就統治後者，使之變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是，從一開始，不發達國家就起來鬥爭，以擺脫這種統治。解放自己的理想，同趕上先進國家的發展水平、克服它們的落後狀態的想法一起產生了。
兩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南斯拉夫和中國的革命，擴大並促進了殖民地人民的起義和革命。今天，殖民地世界驚人的動員過程正在繼續中，它動搖資本主義世界的基礎，為工人國家的無限制的發展開闢道路。大量經濟上、文化上處於落後狀態的群眾正在表現出要求共享現代文明的願望。在時起時伏的不斷鬥爭中，他們不僅要通過正式的獨立取得同發達國家一樣的政治權利，還要求同樣的生活水平。從帝國主義統治下取得民族解放是同經濟的發展和多樣化，改善群眾生活條件密切聯繫在一起的。
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各個階層，對這些深刻的群眾潮流表示附和，贊同這一類型的某些要求，即在不妨礙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情況下，允許有一些經濟發展。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這些領導人就不可避免地要處於同我們時代的現實相衝突的境地。
一個不發達國家要得到發展，要有為其發展計劃提供資金的資本和積累的基金，而這正是一個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所缺少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各階層不同意無償地剝奪帝國主義者所榨取的剩餘價值和出租的土地。他們不支持在國家管制下實行計劃經濟、以利用自然資源。
不改變不發達國家的結構，對資本的需要只能是全部或大量地依靠國外信貸。這樣帝國主義就會捲土重來，並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人的手腳束縛起來，這些領導人在已經動員起來的群眾的壓力下。開始時曾經起來反對帝國主義。雖然帝國主義者答應給予貸款，然而由於貸款數目的微小，由於它們被指定用於一些次要的工程，由於它們附加的條件和要求，這些貸款同不發達國家發展經濟和實現工業化的願望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這是拉丁美洲人民的歷史，他們越來越深地陷入美帝國主義債務的深淵中，不能從悲慘的落後狀態中解脫出來。
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舞台上轉來轉去。在動員起來的群眾的壓力下，同時為了企圖把群眾控制在手裡，他們領導了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舉起發展經濟的旗幟；然而由於脫不出資本主義的限制，他們又重新陷於帝國主義的統治底下，而這意味著陷於民族壓迫和不發達的狀態中。沒有一個不發達國家能夠在帝國主義統治下取得進步，達到工業化國家的水平。這是歷史的教訓。在現在的世界局勢下，資產階級的領導不可能完成民族、經濟和政治獨立的任務。它們不能實現民族統一，實行計劃經濟或真正的土地改革。這也就是，他們不能引導到一個生產力不斷增長的時代，使殖民地、半殖民地變成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重演17、18、19世紀資產階級曾經扮演的角色。在目前帝國主義垂死掙扎和腐朽沒落的階段，不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不可能完成本應由他們完成的任務，像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曾經完成的那樣。
資產階級走到了盡頭，在那裡，代替不發達國家取得解放和向前發展的是壓迫鎖鏈的加固和更加落後。面對這種情況，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提出走革命道路，剝奪帝國主義，清算本民族的剝削者，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完成已經推遲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並把它同包括建立工人國家在內的社會主義任務結合起來。
殖民地人民群眾的廣泛動員，是沿著兩條道路進行的。在資產階級領導下，他們的結果是耗盡元氣和遭到失敗，要求發展經濟和群眾能有較好的生活水平的期望成了泡影，在革命的領導下，他們取得了勝利，這表明，摧毀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秩序，建設社會主義是不發達國家走向現代文明的道路。
古巴和玻利維亞：兩條道路——一條道路走向了勝利
古巴是沿著革命道路進行的，因此成功地建立了拉丁美洲第一個工人國家。我們認為，這既不是命中註定，也不是一個獨特和例外的過程——任何拉丁美洲國家都具有在這個大陸和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那些客觀條件，都可以取得像古巴那樣的勝利。為了更充分地了解這個問題，沒有比把古巴和玻利維亞的過程加以比較，分析造成不同結果的原因更有益的了。
首先我們不妨看一看玻利維亞和古巴革命前的情況。兩者都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國家，雖然取得了形式上的獨立，但完全被帝國主義所支配。作為典型的半殖民地，他們都是單一生產國家——古巴的糖和玻利維亞的錫——資源都被帝國主義財團控制。兩國的土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中，在玻利維亞至今殘存的封建性農奴制是一個更加使情況惡化的因素。
商業、銀行、交通運輸工具和其他主要經濟活動都被帝國主義者所控制，在這些國家，經濟的多樣化和製造業都沒有得到發展。作為這種情況的結果，民族資產階級是軟弱的和寄生的，它依賴帝國主義財團留下的麵包屑過日子，國家全部經濟和政治生活是為帝國主義利益服務的。歷屆政府都是帝國主義代理人，而根本不是代表民族利益。
人民——工人階級、農民、貧苦的中等階級——在貧困、落後和屈辱的條件下生活。他們流浪在自己的國土上，備受歧視，在擁有無限權力的壓迫者和美帝代理人的面前沒有任何權利。
這種相同的卑屈、貧困和落後的情況，是玻利維亞和古巴革命發展的起點。
1952年4月9日，在玻利維亞，人民群眾催垮了博利維安將軍的錫礦巨頭的政府。一個開始只是軍隊、警察和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參與的政變，由於拉巴斯工業無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貧困階層的干預，變成了人民起義。政變遭到了挫敗，起義勝利了。革命工人黨（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幫助這次起義取得了勝利，但是由於它的組織上的弱點，政權落到了革命民族主義運動手中，這就是說，群眾戰勝了軍隊和寡頭政治，但是他們並沒有得到權力。一個左翼的、反帝投機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從他們那裡竊取了革命的果實。
從玻利維亞革命一開始，就出現了兩個完全相反的政治路線：革命工人黨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和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主張。革命工人黨號召全力開展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號召群眾積極地有組織地參加政府和經濟管理，開展真正的土地革命，以無產階級領導來代替小資產階級領導，以便導向建立一個工農政體。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它處在政府的牢固控制下，堅持認為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他們提出要發展一支強大的民族資產階級，以便在玻利維亞建立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經濟。
在革命的頭幾年，在這兩種思想的衝突和對立中，革命民族主義運動覺得自已必須被迫向群眾讓步。為了維持自已的權力，它不得不實行土地改革、實現礦山國有化，建立工人監督等。但是，在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屈服於群眾壓力的同時，它卻力圖使這些群眾爭得來的東西失效，盡力閹割其革命內容。土地改革成了分給地契的漫長的繁瑣的官僚主義的過程，面對引起的經濟和技術問題卻不作任何解決。在礦山國有化上，支付了大量的賠償金，使採礦業主陷於缺乏資金，工人監督的基礎原來極為有限，由於官僚主義它更是日趨縮小。商業、銀行和其它的帝國主義或民族的財團沒有觸動。
只走了一段短短的路程，革命就停止不前了。群眾爭得的東西，許多又漸漸地丟掉了。國家的大門向帝國主義敞開著。帝國主義變成了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及其政權的盟友。
軍隊同警察一起被改組，轉而聽從美國佬的軍事命令。當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同帕斯·埃斯登索羅的政府不能再牽制群眾時，軍隊就在1964年11月14日演出了一場預防性政變，完全控制了政府。
軍人政權，先是在軍政府，後來在巴里恩托斯總統統治之下，把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剝奪群眾爭得來的東西這個尚未完成的工作進一步推向前進，他們破壞工會，削減工資，襲擊國有化的資產，把國家變成為美國的殖民地。
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革命被引向災難，經濟不能發展，礦業生產下降50%，達到崩潰的邊緣；石油工業再次對美國壟斷資本開放，這一情況現在正在扼殺政府經營的康采恩——玻利維亞國家石油公司；製造業半癱瘓；農業生產下降；失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更加惡劣。這些就是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統治20年的後果！
在革命民族主義運動領導下玻利維亞革命所走的道路不能引向民族獨立；不能發展經濟，不能改善群眾生活。它最後以恢復為1952年起義所打敗的軍人寡頭政權而告終。
在菲德爾·卡斯特羅、切·格瓦拉和7月26日運動領導下古巴革命所走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誠然，在馬埃斯特臘山，起初革命者的宣言帶有局限性，只提出資本主義“人性化”和建立民族主義政府，但不久，迫於鬥爭自身的需要和他們與無地農民的親密關係，革命者發現自己必須制定土地改革的進一步綱領。後來，在他們奪取政權之後，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他們採取打碎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機器的措施，以回擊帝國主義和國內剝削者的進攻，為了抵抗他的敵人，卡斯特羅一再激勵工人、農民和人民動員起來，使自己紮根於他們之中，使革命深入下去，隨著在馬埃斯特臘山就已開始的土地改革之後，對帝國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實行了國有化，然後又實行了城市改革，貨幣和教育改革，實行計劃經濟，使工業發展多樣化，提高農民和城市群眾的生活水平。解散舊軍隊，代之人民的武裝組織：民兵和起義軍。
這一過程不可阻擋地引向拉丁美洲第一個工人國家——古巴工人國家的建立。然而，為了達到這一水平，革命者領導自身經歷了一個清洗的過程。由於革命的深入和群眾自身權利的贏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從行列中退了出來，跑到帝國主義反革命陣營那邊去。古巴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為了贏得勝利，菲德爾政府把自身紮根於古巴群眾、世界殖民地群眾和工人國家之中。在玻利維亞，與此相反，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權同帝國主義結成同盟，在國內反對群眾，在國際上站在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一邊，反對社會主義革命陣營。
在這前後7 年之間，古巴和玻利維亞革命從大約同一水平出發但卻遵循著不同的道路。兩國領導的主要核心的行動路線也正好相反，卡斯特羅領導起初紮根於農民之中，之後又紮根於工人群眾之中，發動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革命民族主義運動領導則背離群眾，出賣他們，同帝國主義和玻利維亞寡頭統治結成同盟。
結果，玻利維亞革命走向失敗、危機並拜倒在帝國主義面前；古巴革命走向勝利，經濟得到發展，古巴人民得到較好的生活，民族和社會得到解放。
這樣，我們看到了，走著兩條不同道路的兩個革命，雖然他們兩者都有著同樣的成功可能性，結果只有一個取得勝利。這一結局不是命裡註定的，而是他們的領導採取相反的策略和戰略觀點的結果。
從古巴勝利學到的教訓
然而，這個一般的結論是不夠的。必須更具體地論證古巴革命的教訓。我們應當學習，為了領導群眾走向勝利需要做些什麼，那些錯誤將招致失敗（象玻利維亞情況一樣）而應加以避免。
根據我的見解，下面談到的就是主要的教訓，這些教訓證實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
1、革命的過程是不斷的，是不分階段的
古巴革命給我們第一個實際的理論上的教訓是，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過程是不划分階段的，它不停留在一個中間階段上。
在一個不斷的過程中，革命把帝國主義趕走，並清算民族資本主義的製度。這是取得勝利，贏得政治解放和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
古巴的進程不是停留在任何中間階段上，而是推向前進直至建立一個工人國家。正由於此，它勝利了。另一方面，在玻利維亞，革命在取得最初的推進之後，就被牽制住了，而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革命變了質，被擊敗了——在12年的鬥爭之後，軍隊重新掌握了政權。然而，在古巴，僅僅兩年之後，一個工人的國家就發展了起來。這就表明，任何落後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為了取得進步，把自己變為一個走在工業化道路上的自由國家，就必須把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同反對民族資本主義的鬥爭結合起來，實現由民族的資產階級的民主的任務直到建立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秩序的任務。不停頓地並結合起來實現這些任務，才能使政治上的勝利得到保證，並為經濟發展開闢道路。在這個過程中，革命的領導自身必須進行清洗。擺脫那些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分子的革命同路人，並把自己變為領導工人階級、農民和中等階級貧困階層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隊伍。
在古巴，這個過程發展得很明顯。 1959年1月1日，巴蒂斯塔政府垮台，成立了以曼努埃爾·烏魯蒂亞為總統。米羅·卡多納為總理的新政府。 2月16日，卡多納退出政府，菲德爾·卡斯特羅參加了政府。 7月18日，在一次危機之後，烏魯蒂亞和他的部長們退出了，勞爾·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取代了他們的位置。 1961年4月16日，菲德爾·卡斯特羅宣告了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對革命的領導的這種洗刷，是革命進程向前發展和採取激進措施的結果。
新政府的第一批措施，在於謀求改進人民的生活條件。 1959年3月3日，制定了降低電力費用的法律，同年3月6日，制定了削減租金的法律。 5月17日，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法律。 1959年12月13日關於恢復被濫用的資產的法律，就已經是個進步的措施，因為它本身就意味著對剝奪者的沒收。第二年的7、8月，對美帝國主義的企業開始實行國有化。後來，對外貿易也處於國家管制之下，國家實現了對外貿易的壟斷。 1960年10月13日，銀行以及國際金融資本和本國資本控制的383家工業和商業企業實現了國有化。 10月14日，也就是緊接著的第2天，制定了城市改造的法律。後來，國內貿易也實現了國有化，……等等。這樣，帝國主義和本國資產階級的經濟權力被摧毀了。在革命的古巴，資本主義所有製事實上消失了。小的私人所有製的繼續存在，只是個次要的因素，對於這個島嶼的總的經濟和社會的局面毫無影響，雖然它值得引起領導的注意，以便促使它逐漸走向消亡。
這些事件是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民族的民主的措施同社會主義的措施完全結合了起來。任何人都難於將古巴的過程分成為各有其特殊措施的兩個階段。把革命分成兩個的公式只是存在於斯大林主義者和那些企圖阻止革命進程的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機會主義的頭腦之中。
正像我們看到的，不發達國家的群眾是拒絕把他們的革命分成階段的。他們不願意把他們的鬥爭局限在反對帝國主義，取得民族獨立上，他們還要清算國內的剝削者。他們不願只是擺脫帝國主義的剝削，而繼續遭受本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剝削。
在玻利維亞，沒有表明有可能掃除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而代之以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當其階級利益得到滿足，便中途停止不前，形成一個新的富裕階層，把國家和被剝削階級的利益置之度外。在古巴，如果米羅·卡多納和曼努埃爾·烏魯蒂亞在最初的危機中佔了上風，鞏固了他們在政府中的地位，也同樣會發生這種情況。
玻利維亞革命的領導沒有把民族資本主義搞掉，相反，他們支持民族資本主義，企圖發展一支強大的資產階級。面對著不受他們控制的群眾動員，他們就求助於昨天的敵人——帝國主義。民族資本家同帝國主義者結成聯盟，共同反對群眾。
玻利維亞從反面證實了古巴的教訓。只有通過不斷的，不停頓的鬥爭，趕走帝國主義和搞掉國內的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新社會。
兩方面的經驗，古巴正面的經驗和玻利維亞反面的經驗，一個接一個地證實了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在不發達國家，那裡革命是在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基礎上開始的，為了取得勝利，就必須鞏固工人階級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不要停留在完成民主的任務上，而要完成社會主義的任務，給資本主義以更強有力的致命的打擊。
古巴革命是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怎樣用到實踐中去的一個活榜樣。
托洛茨基主義者盡力使工人階級在其天然的同盟者——農民和貧苦的中等階級支持下，通過建立工人和農民的政府來掌握政權。斯大林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如同資產階級的傾向一樣，他們針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論點提出了革命分階段的理論：在第一階段，工人階級支持資產階級，使之掌握政權和實現國家工業化；到第2階段（那是遙遠將來的事），工人將以取得政權作為目的。這個理論被應用到了玻利維亞，證明它是錯誤的。因為資產階級一旦掌握政權，他們不是把國家從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使之得到發展，而是滿足於充當帝國主義的同夥來剝削群眾。另一方面，古巴卻是托洛茨基主義理論的例證，在那裡取得了對帝國主義和一切國內剝削者的全面勝利，開闢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2、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作用
必須強調指出，從上面談到的，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革命過程的結果取決於它的領導。如果不把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從領導地位中趕走，如同玻利維亞那樣，那革命就要宣告失敗，或至少陷於癱瘓和停滯不前，這樣，群眾爭得的東西，包括民主主義的東西，就有被廢棄掉的嚴重危險。
在當今的帝國主義階段，這些階級沒有能力領導一個革命過程。在古巴，在馬埃斯特臘山取得第一批成功以後，許多小資產階級分子就參加了進來。勝利以後，贏得了政權，更多的資產階級分子滲透進來了。但是，一當實行土地改革，後來又實現了國有化，這些分子就開始批評和阻礙革命，並進而反對革命，甚至還拿起了武器，就像埃斯坎布浪依事件的情況一樣。這些分子很快就同外國康采恩和巴蒂斯塔專制統治的代理人緊緊勾結在一起，最先同烏魯蒂亞和休伯·馬托斯等一批的領導人，轉到了反革命一邊。
因此，作為一個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沒有可能在革命中停留，直至革命取得最後結果，這在實踐上表現得很清楚，而不僅僅是在理論上。如果這些成分竟能保持住權力，那革命進程就要受到阻礙，就要改變方向；如果他們被從領導地位上攆走，他們就會全部投向敵人一邊。
3、武裝鬥爭和游擊戰爭
當民主道路受到資產階級專政的阻礙，當通常的鬥爭方法遭到一個頑固的鎮壓群眾的政府機器的反撲，當行使最基本的民主權利招致失業、坐牢、流放和集中營時，人民群眾和他們的先鋒，除了拿起武器和準備起義以外，沒有其他的選擇。
在不發達國家，斯大林主義者的通過和平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理論不僅是虛妄和行不通的，而且成了專制統治及其政府的有用的工具，用來巧妙地麻痺群眾，用來同革命先鋒的“極端主義”作鬥爭。
在大多數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政權被軍人集團或其他通過欺騙性選舉以及軍隊和警察的壓力而上台的專制統治的少數集團所掌握。在這些國家的大多數中，群眾及其先鋒的民主自由被取消了。議會制在絕望的危機中瀕於死亡。實際上，議會並沒有什麼意義，甚至不能作為質問的講壇，完全適應於選舉的騙局，它們只不過是政府的馴良的工具而已。
在這些情況下（所有拉美國家和大多數殖民地國家情況相似），武裝鬥爭就成為反對統治集團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其它的任何談論都變成了騙人的把戲。由於受到鎮壓，數量極少的口頭的或文字的抗議變成了滑稽劇。群眾或許要聽一聽這些抗議，不過他們不會相信它們，這是因為群眾在這些抗議中看不到反對現政權的有組織的和戰鬥的意志，群眾看到的是順從獨裁者所造成的情勢的順從心理。
古巴表明了，在這些情況下，解放人民的正確對策是走武裝鬥爭的道路。
游擊戰爭的軍事行動摧毀了拉美裝備最好的軍隊並且把群眾大規模地動員起來。
大致說來，古巴的游擊戰爭產生了以下幾種結果：
（1）它促使政府解體，加重了它的危機；
（2）它瓦解了軍隊的士氣。儘管擁有武器、飛機、大砲、凝固汽油彈，軍隊一喪失信心和士氣，就像紙糊的房子一樣倒塌下來；
（3）它提高了人民群眾對自己力量的信心，鼓舞他們的戰鬥精神。由於傳統的政黨對獨裁統治只做一些純屬字句上的反對，以及他們同巴蒂斯塔的勾結，使群眾產生懷疑心理並缺乏信心，而現在被一種新的激進的戰鬥的精神所取代了。群眾看到戰士們的決心和堅定精神，他們被吸引到鬥爭、革命行動中來，他們受到了鼓舞，提高了信心。群眾的內在力量被解放出來，變成一股強有力的、不可抗拒的洪流，而這又反過來給馬埃斯特臘山的領導集團以有力的推動。
在拉丁美洲現行條件之下，古巴游擊隊所取得的成果在其它任何國家也能實現。因此我以為游擊戰爭是革命者為使他們的人民從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剝削下解放出來必須採取的不容爭辯的道路。
軍事行動和游擊鬥爭受到過許多批評。有兩種批評值得分析一下：第1，那些主張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指責游擊戰是起義的冒險主義者；第2，他們還認為企圖以幾根槍和一小群人來創造客觀條件，這是違反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教導的，而且，這樣一來，就取消了群眾和革命政黨的行動。
第1種批評是站不住腳的，是缺乏值得一提的根據的。讓那些主張“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向我們說明，在那個國家資產階級和專制統治者曾經和平地、不經過鬥爭把政權交給群眾。因此，這種論點無需多談。
古巴革命者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崩潰、無情的獨裁統治以及工會領導已經官僚化和只存在著很小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時期，也就是在革命領導權陷於危機的時期，主張武裝鬥爭的。我們堅持主張游擊鬥爭是從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充分成熟這個不容爭辯的事實出發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已經腐朽，很久以來只待它的掘墓人去埋葬它。
游擊戰爭並沒有創造客觀條件，客觀條件已經存在。游擊戰爭作為一種政治、社會和軍事運動是從上述形勢出發的。特別在客觀條件已經成熟，而傳統的工人和馬克思主義政黨又不能動員群眾用無產階級鬥爭的傳統方式，即發動群眾進行暴動性的罷工來取得政權的情況下，游擊戰爭就更有理由。
認為游擊戰爭否定革命政黨的作用，那是不對的；相反，它提高了革命政黨的作用。在南斯拉夫、中國和越南，游擊鬥爭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在古巴和阿爾及利亞，那里傳統的工人政黨已證明不能擺脫它們的消極性、錯誤和保守主義，新的集團就填補它們的地位，承擔起政黨的作用。
游擊戰爭不能單從它的武裝鬥爭方面孤立起來觀察，而必須把它當作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整個政治鬥爭的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游擊隊是用以粉碎構成資本主義統治基礎的壓迫者的武裝力量的人民武裝力量。因此游擊戰爭不能代替群眾行動，甚至也不能代替某些其他的鬥爭形式。因此我們說，游擊戰爭是階級鬥爭在某個採用武裝手段的特殊階段的繼續，它並不排除其他的鬥爭形式，而是同其他鬥爭形式相結合的。
游擊戰爭如果同城市群眾隔離起來，那將可能是一個最嚴重的錯誤。必須把農村的武裝鬥爭和城市的群眾動員結合起來以保證勝利。
古巴人所主張的游擊方法對任何不發達國家都是適用的，雖然它的形式應該依照各國的不同特點而變化。在農民人數很多、土地問題尚未解決的那些國家裡，游擊隊要從農民中汲取自己的力量，游擊鬥爭要把廣大群眾發動起來，手執武器，解決他們的土地問題，如古巴從馬埃斯特臘山開始所發生的那樣。但是在另外一些國家，無產階級和城市的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將為游擊隊提供力量。
玻利維亞就是這樣的例子。在玻利維亞，已經實行了農業改革，雖然這種改革是有限的，但已經解決了基本的土地問題。然而，在這個國家裡，游擊戰爭仍然是摧毀軍人獨裁統治的必由之路。在我們這個國家裡，礦區、城市貧民窟以及某些農業地帶，生活條件非常困難，那些地方是發展游擊隊的肥沃的土壤。人口稠密地區的農民，他們的土地和地產收入仍沒有改變他們的貧困落後的境遇，他們也將在無產階級的影響下，爭取到鬥爭中來。實際上，資本主義農業改革，象玻利維亞所實行的和其他國家所計劃實行的那樣，是太局限了，並不能就使農民變成保守力量。只有農民組織中有薪金收入的、官僚化的領導層才會受這種影響。在玻利維亞，農民並不是游擊隊的敵人。在初期，農民將是同情的旁觀者，以後就會積極參加革命，農民所處的貧困落後狀況，將使他們繼續成為一支革命力量。
總而言之，古巴的革命過程埋葬了修正主義的斯大林主義的和平過渡及和平共處的理論。
4、革命政黨的作用
常常有人反復強調指出，古巴的革命過程否定了某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如必須有一個黨的理論。有人甚至於這樣說，黨已不必要，因為群眾可以沒有黨而取得政權。
確實，古巴革命的一個最令人注意的特點是，它是在沒有所謂工人政黨的參加，甚至是在反對所謂工人政黨的政策的情況下取得成功的。正是從這裡，人們得出一個簡單化的結論，即群眾能夠在沒有馬克思主義革命黨的領導下取得政權。
在古巴，革命的社會主義活動在19世紀下半葉就開始了。 19世紀末，馬克思的思想已在島上為人所周知。在20世紀最初5年，具有明確的馬克思主義方針的第一個工人政黨已經發展起來。在第3國際墮落以及它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化後，共產黨的左翼反對派和後來的第4國際所發動的鬥爭對古巴工人運動也留下了影響。
古巴共產黨，經過無數次的合併和策略的變換，採用了人民社會黨的名稱，直到卡斯特羅主義革命為止，古巴共產黨是在人民社會黨的名稱下活動的。
儘管這個黨有長期的經驗和影響，但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卻把它拋棄在一旁。更有甚者，人民社會黨還反對馬埃斯特臘山的游擊鬥爭，把菲德爾·卡斯特羅叫做冒險家和政變陰謀家
這個經驗提供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在我們的時代裡，我們親眼目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風暴的高漲。群眾的力量動搖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奔騰的革命打擊了不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並且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客觀勝利發生強大影響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氣氛下，形成自己的鬥爭手段。
古巴當時那裡是處在不能忍受的獨裁統治下面，一些傳統的工人政黨，由於組織上的弱點（某些黨如此，斯大林主義共產黨也是這樣），由於錯誤的政治立場（這種立場導致同巴蒂斯塔合作），不能履行領導群眾的職責。在這種情況下，一批激進化的青年，代表了時代的歷史必然性，創造了7月26日運動，並在以後在馬埃斯特臘山組織了擁有了一個廣闊的農民根據地的起義軍。這些新的政治組織，以一種不尋常的方式，起了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作用，用他們的行動代替了傳統的政黨，這些傳統的政黨已證明不能提高到履行時代的政治任務的水平。
那種認為古巴群眾在沒有一個黨的情況下也能取得政權，並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看法，是不確實的。起義軍和7月26日運動起著這種作用。這個經驗，在任何工人和共產黨被事實證明不能領導群眾進行武裝鬥爭，陷入保守主義和政治上消極的狀態的國家裡可能會重複出現，重要的是，如果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沒有擔負起它的歷史作用，新的政治力量將取代它的位置。相反的看法則會陷入機械決定論或者救世主論。
在各種革命力量順利地聯結起來，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又極其軟弱的現有情況下，這樣的黨是可以被取代的，如像古巴所發生的那樣。革命和群眾不能等待。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將追隨那些大膽英勇地給他們的敵人以最嚴重的打擊、用實際行動致力於解決歷史危機的人。而且，在過去，為了建立一個政治領導需要許多年月，在我們的時代，由於殖民地群眾急劇動員的激盪，由於工人國家取得的進展和社會覺悟的提高，這樣的領導能在短期內建立起來。
確實，開始時，7月26日運動和後來的馬埃斯特臘山的游擊隊沒有明確的理論的，並因而陷入混亂和錯誤之中。但是，他們與無地農民和種植園農業工人的結合，加之深入地發動了這些階層。以後又得到城市無產階級的支持，這就使7月26日運動的領導能夠提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上，在實踐中奉行列昂·托洛茨基指定的不斷革命的路線。
菲德爾的領導通過自身的經驗承認了這一理論：為了解決不發達國家的問題，在完成只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任務時，必須不停頓地採納社會主義的手段。
這是7月26日運動和起義軍的菲德爾的領導無可置疑的優點，它之所以有這個優點，是由於它在世界和拉丁美洲目前形勢的背景下，同群眾結合在一起的緣故。
在革命勝利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7月26日運動和起義軍的領導證明是不夠的，於是建立一個群眾性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必要性又提出了。這時，斯大林主義的黨在利己的動機下行動，從革命的反對者跳到相反的立場上，企圖奪取黨的控制權。統一革命組織，統一社會主義革命黨，最後古巴共產黨的發展過程反映了建立黨的要求，同時也反映了革命的領導同斯大林主義分子的衝突，斯大林主義分子在蘇聯壓力的幫助下，拼命爭取在這一過程中取得優勢，同時助長調和主義者右翼的抬頭。在埃斯卡蘭特事件中達到頂點的這些磨擦的結局，對古巴工人國家的未來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5、不發達國家中農民的作用
在多數不發達國家中至今還未解決的土地問題造成了廣大的農民群眾，他們構成人口的壓倒多數，有著特殊的革命潛在力量和爆炸力。托洛茨基在他的《不斷革命論》一書的最後一章“不斷革命是什麼？基本的要求”中指出農民在革命中重要的特殊的地位，明白宣稱無產階級只有與農民結成同盟才能取得勝利。
古巴革命已經表明，不發達國家的農民能夠起革命的作用，在爭取擺脫封建——資本主義剝削、贏得土地和自身解放的鬥爭中，他們可以成為對工人階級的強大推動力量。不發達國家的農民是與無產階級緊密相連的。在玻利維亞，工廠和礦業工人有親眷和家屬在農村，假日里，他們同他們的親眷和家屬一起在土地上耕作。然而，當他們回到農村時，他們就把他們的無產階級精神隨身帶去。
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崩潰的時代裡，農民起義是不發達國家的一個顯著的特點。不過，農民的作用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因此不能說是“農民革命”或“農民政府”。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起義的農民自己不能取得政權而只是幫助資產階級取得政權，這表明農民在擔負革命的領導上，能力是有限的。在現時代，無產階級是最有生氣和最進步的階段，農民起義使得工人階級的代表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取得政權，這個工農聯盟是在斗爭中間出現並得到鞏固。
卡斯特羅革命勝利的推動力量是農民。起義軍憑籍借武力實行土地改革。但是，當這一力量與城市和甘蔗種植園的工人運動匯合在一起的時候，這些基本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就同其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任務結合在一起了。工人階級的捲入堵塞了自由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組織在政權中的影響，後來又推動了革命的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傾向。
6、地理宿命論
在古巴革命之前，每當我們革命者提出爭取工人政權鬥爭問題的時候，人們就告訴我們，這樣的條件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在地理上居住在美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內，我們連把我們的政權維持24小時也不可能。在古巴，懦夫、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堅持認為，他們島嶼的位置是不利於革命的，四面環海是不利的，因為它可以成為入侵和封鎖的方便之路。在玻利維亞的情況下，它的四面被陸地包圍的位置也被認為是不利的，因為帝國主義可以慫恿鄰國對它進行干涉和封鎖。這種宿命論的信條，成為下面這種理論的基礎，即不發達國家必須坐等帝國主義中心的革命，這是不發達國家進行自己革命的必要先決條件。拉丁美洲各個民族必須坐等美國社會革命的勝利，那時，由於壓迫者的鎖鏈打碎了，他們才能夠開始進行自己的革命。
古巴革命的勝利推翻了這種地理宿命論。既然距離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主義強國僅90哩的古巴能夠解放自己，廢除資本主義剝削的統治，那麼，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也就能夠這樣做。既然只有800萬人口的古巴能夠克服經濟封鎖，戰勝軍事干涉，那麼，這個大陸的其它民族也就能夠做到這一點。無論它的地理位置怎麼樣，任何民族都能解放自己，維持它的革命政權。
古巴革命埋葬了假革命者用來支持其論點的地理宿命論。
7、輸出革命
地理宿命論不再能存在，因為世界任何一部分的革命都在國內和國際上產生一種力量，對這種力量，資本主義是無力反抗的。
古巴革命給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人民群眾以鼓舞。它不僅掃除了關於革命分階段，和平道路以及與民族資產階級結成民族民主陣線等虛妄的機會主義的觀點，使那些宣揚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勝利的人陷於孤立，等等；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強有力的推進了拉丁美洲群眾的動員，加速他們政治上的成熟。在各個國家，“為走古巴道路而鬥爭”的口號已成為時代的號令，這意味著進行武裝行動和游擊戰爭，對帝國主義和國內資本主義作毫不留情的鬥爭，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對外國和國內的剝削者實行國有化措施——總之一句話，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不僅殖民地的群眾為古巴革命所震動，就是工人國家也是這樣。因為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一個工人國家在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強國的鼻子底下，在蘇聯或其它共產黨沒有起任何作用的情況下順利建立起來了。
菲德爾的領導把它自身紮根於這些國際力量之中，這是它的非常聰明的地方，也是它的一個優點。正是由於動員了這些力量，使帝國主義動彈不得。美國有充足的軍事手段去摧毀古巴，可是它沒有這樣做，因為它害怕在支持古巴中動員起來的群眾所顯示出的強大國際力量。美國可以輕易轟炸古巴，然而，鑑於這種轟炸在拉丁美洲群眾所會引起的反響，即他們將行動起來用巨大的力量來反對它，而猛然煞車了。古巴之使美國害怕，不是因為它的軍事或經濟力量強大，而是因為它給群眾樹立的榜樣具有巨大的社會力量。
這就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所說的“輸出革命”。所謂“輸出革命”，不是別的，而是任何革命過程固有的一種原動力，並且對這種革命過程來說該是天經地義的事。革命是通過它的榜樣的吸引力而擴大自身的。世界現實是一個單一的整體，一個國家的勝利是所有被壓迫國家的勝利，因為它們有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毫無疑義，革命的領導必須指導這一自然的過程，如古巴在第2個哈瓦拉宣言和3大洲會議上所做的那樣，支持一切國家的革命鬥爭和革命首創精神。尤其必要的是著手建立一個包括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工人和在人民中有威望的政治派別在內的拉丁美洲群眾統一陣線，這個統一陣線使我們大陸爭取民族和社會解放的鬥爭步調一致起來。
古巴革命的榜樣對所有拉丁美洲國家都是適用的，它必定要發展成為拉丁美洲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
保衛古巴革命
古巴革命已經成為拉丁美洲和全世界所有革命者和群眾的財富。所以，保衛古巴革命是群眾和領導人的職責。 3大洲會議通過支持古巴革命的決議，表明了它認識到這種職責。然而，重要的是，如何使這些支持卓有成效，使它不致變成只是一種善良願望的宣言書。
我們提出保衛古巴革命的兩個方面：古巴國內和古巴國外。
1、古巴國內
對革命的內部危險基本上來自革命的銷蝕和衰退，來自黨和國家的官僚化。這些原因影響到群眾對政府的支持，不僅在國內如此，而且在國際上也如此。
從馬克思以來，革命者就主張，一旦革命過程一經開動，它就必須不停頓繼續前進。為了保持他們的信心，群眾不斷地要求新的勝利，不管勝利是多麼小。當革命不向前進的時候，它就向後退了。
為此，群眾和革命領導人必須警惕那些遏制群眾前進、主張各種對抗力量調和共存，企圖把革命過程分為階段的理論。
在古巴革命的最初階段，穩定化和和解的危險是較小的。可是，在今天，由於斯大林主義者同馬埃斯特臘山革命者的聯合，這種危險成為現實了。斯大林主義者助長與帝國主義和解的傾向，企圖阻止革命前進，他們可能要更進一步的這樣做。革命者有責任警惕這種危險，同它作有力的鬥爭，如在埃斯卡蘭特事件中所做的那樣。
至於黨和國家的官僚化，這在任何革命中，特別是在不發達國家的革命中，是一種明顯的危險。這一危險可以通過動員群眾參加新國家一切機構工作而得到避免。對官僚主義畸形的解毒劑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不論在控制政府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還是在工人國家的機構裡都是這樣。
革命勝利之後，革命領導負有摧毀舊的資本主義機器，並在它的廢墟上創建新的政治組織——工人國家的使命。
在這個政治組織的領域內，古巴革命取得的進步是最小的。我不否定菲德爾領導執行了某種防止官僚化危險的措施,也不是否定這個領導已經開始建立一種“協商的或平民的會議”，群眾從這種會議上了解到情況，但他們不能在那裡審議並決定問題。據我們看來，這種父權制的民主是不夠的，按照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觀點來看，古巴仍然沒有工人國家的適當的政治社會組織，這是古巴革命的一個薄弱環節。
列寧在他的基本著作《國家與革命》中闡述的工人國家的結構，是紮根在由群眾民主建立的各個團體的基礎之上的。
古巴需要蘇維埃或工人委員會。我不是爭辯它們應該採取什麼形式，但從根本上說，它們必須由民主選舉產生，它們必須作為這樣一個工具進行工作：群眾通過它們可以乾預、審議和決定這個國家的行政、經濟和政治事務。決不可忘記，代替資本主義統治的國家不是其它什麼，而是民主組織起來的整個生產者群眾。
可是，沒有所有不同政治派別（這些政治派別都是尊重和保衛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組織的）的廣泛和自由的發揮作用，古巴工人國家的政治機器就既不會有活力，也不會有發展的能力。
在一段時期的摸索之後，古巴組成了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下的新的共產黨。這個單一的政黨統治國家的一切政治關係，其它派別都不容許活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錯誤，並且成為一個非常嚴要的危險（最嚴重的危險之一），因為它限制了群眾的自由的首創精神，助長了分裂，阻塞了群眾的熱情。
在保衛革命的古巴中，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建議，一方面，按照工人委員會的路線組織古巴政府，另一方面，承認多個有組織的政治派別的製度，或者在現在的共產黨內容許有多個政治派別存在，並對它們發揮作用，提供一切必要的保證，或者採取允許多個革命政黨存在的製度。
通過對建設社會主義古巴的最好形式和道路的各種思想的交鋒，生氣勃勃的群眾將以他們的首創性、意志和勇敢精神堵塞保守主義，防止革命的消沉衰退，剷除官僚主義，及時地維護革命的健康發展。
2、古巴國外
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堅信，只有使革命的發展打破民族的局限，擴大到全大陸和全世界，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完全和確定的勝利。
這個觀點，基本上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是同“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虛妄理論對立的，這一觀點已經部分地為古巴革命的菲德爾領導所接受。號召拉丁美洲群眾奪取政權的第2個哈瓦拉宣言和3大洲會議的呼籲是這樣做的榜樣。可是為了推動世界革命向前發展，需要比決議和宣言更多的東西，確實，古巴革命的繼續前進，它的深入，不斷獲得一個接一個的勝利，可以使它成為對拉丁美洲群眾的一個客觀的推動力量。在這一過程中，有辨證的內部關係。古巴革命推動了群眾前進，反過來，群眾也推動古巴革命。政治領導必須懂得這個過程，使這一過程成為自覺的，並把它發展到最大限度，在全大陸範圍採取堅定的態度和有計劃的行動。
這樣，從國際的觀點來看，保衛古巴意味著在每個和任何一個拉美國家進行革命，意味著在自已的國家開始進行驅逐帝國主義、肅清資本主義的鬥爭。我們玻利維亞托洛茨基主義者要在玻利維亞做菲德爾領導集團在古巴所做的工作——建立我們玻利維亞工人的國家，我們的工農政府。其它國家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態度也一樣。我們懂得，在任何一個拉美國家打敗資本主義，就是對古巴革命的最好支持。演講，許諾和廉價的阿諛文章不能保衛古巴。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反對機會主義者和調和主義者，他們認為革命對古巴來說是好事，並在這個島嶼範圍內支持它；可是他們認為這對玻利維亞、智利、阿根廷等國來說，並不是好事。斯大林主義者企圖建立支持古巴委員會，甚至民族剝削者也容許加入，而不是組織群眾的革命行動，在這個委員會裡，從而拋棄了革命的社會主義前景。
保衛古巴，從國際上來說，就要求採取強有力的態度，把社會主義的勝利果實交給群眾。作為走向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決定性一步，古巴革命的影響必須擴大到帝國主義中心的工人中，首先是美國，腐蝕帝國主義的根基，為它迅速崩潰做好準備。
保衛社會主義古巴的最好方法是進行勇敢的、堅決的革命鬥爭。
譯自美《國際社會主義評論》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1968年3、4月號
原文見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isr/vol29/no2/cuba.htm
[1]作者是玻利維亞托派組織革命工人黨前總書記
烏科·格蘭沙裡斯·馬什科蘇[1]
The Cuban Revolution and Its Lessons
Hugo Gonzalez Moscoso
古巴革命和它產生的工人國家，同俄國革命、中國革命和其他類似的革命一起，是表現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群眾把他們自己從帝國主義剝削下解放出來，過比較美好的生活的願望的積極的成就。
但是，古巴革命不是一個獨特或例外的事件，而是一個過程發展到最後的結果，這個過程除了特殊的民族特點以外，是從所有不發達國家共同具有的水平上開始的。這意味著其它國家的人民也能仿效古巴的道路，使古巴革命的一般特點適應於他們自己民族的、地方的和地區的特點。
由於古巴是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群眾在正確領導下能夠做出怎樣的成就的一個榜樣，指出它的教訓、經驗、指導意義，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先鋒熟悉它，是必要與有益的。
不發達國家走向文明的道路
不平衡發展的過程把世界劃分為先進的工業化的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當前者向外擴張，它們就統治後者，使之變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是，從一開始，不發達國家就起來鬥爭，以擺脫這種統治。解放自己的理想，同趕上先進國家的發展水平、克服它們的落後狀態的想法一起產生了。
兩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南斯拉夫和中國的革命，擴大並促進了殖民地人民的起義和革命。今天，殖民地世界驚人的動員過程正在繼續中，它動搖資本主義世界的基礎，為工人國家的無限制的發展開闢道路。大量經濟上、文化上處於落後狀態的群眾正在表現出要求共享現代文明的願望。在時起時伏的不斷鬥爭中，他們不僅要通過正式的獨立取得同發達國家一樣的政治權利，還要求同樣的生活水平。從帝國主義統治下取得民族解放是同經濟的發展和多樣化，改善群眾生活條件密切聯繫在一起的。
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各個階層，對這些深刻的群眾潮流表示附和，贊同這一類型的某些要求，即在不妨礙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情況下，允許有一些經濟發展。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這些領導人就不可避免地要處於同我們時代的現實相衝突的境地。
一個不發達國家要得到發展，要有為其發展計劃提供資金的資本和積累的基金，而這正是一個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所缺少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各階層不同意無償地剝奪帝國主義者所榨取的剩餘價值和出租的土地。他們不支持在國家管制下實行計劃經濟、以利用自然資源。
不改變不發達國家的結構，對資本的需要只能是全部或大量地依靠國外信貸。這樣帝國主義就會捲土重來，並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人的手腳束縛起來，這些領導人在已經動員起來的群眾的壓力下。開始時曾經起來反對帝國主義。雖然帝國主義者答應給予貸款，然而由於貸款數目的微小，由於它們被指定用於一些次要的工程，由於它們附加的條件和要求，這些貸款同不發達國家發展經濟和實現工業化的願望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這是拉丁美洲人民的歷史，他們越來越深地陷入美帝國主義債務的深淵中，不能從悲慘的落後狀態中解脫出來。
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舞台上轉來轉去。在動員起來的群眾的壓力下，同時為了企圖把群眾控制在手裡，他們領導了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舉起發展經濟的旗幟；然而由於脫不出資本主義的限制，他們又重新陷於帝國主義的統治底下，而這意味著陷於民族壓迫和不發達的狀態中。沒有一個不發達國家能夠在帝國主義統治下取得進步，達到工業化國家的水平。這是歷史的教訓。在現在的世界局勢下，資產階級的領導不可能完成民族、經濟和政治獨立的任務。它們不能實現民族統一，實行計劃經濟或真正的土地改革。這也就是，他們不能引導到一個生產力不斷增長的時代，使殖民地、半殖民地變成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重演17、18、19世紀資產階級曾經扮演的角色。在目前帝國主義垂死掙扎和腐朽沒落的階段，不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不可能完成本應由他們完成的任務，像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曾經完成的那樣。
資產階級走到了盡頭，在那裡，代替不發達國家取得解放和向前發展的是壓迫鎖鏈的加固和更加落後。面對這種情況，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提出走革命道路，剝奪帝國主義，清算本民族的剝削者，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完成已經推遲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並把它同包括建立工人國家在內的社會主義任務結合起來。
殖民地人民群眾的廣泛動員，是沿著兩條道路進行的。在資產階級領導下，他們的結果是耗盡元氣和遭到失敗，要求發展經濟和群眾能有較好的生活水平的期望成了泡影，在革命的領導下，他們取得了勝利，這表明，摧毀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秩序，建設社會主義是不發達國家走向現代文明的道路。
古巴和玻利維亞：兩條道路——一條道路走向了勝利
古巴是沿著革命道路進行的，因此成功地建立了拉丁美洲第一個工人國家。我們認為，這既不是命中註定，也不是一個獨特和例外的過程——任何拉丁美洲國家都具有在這個大陸和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那些客觀條件，都可以取得像古巴那樣的勝利。為了更充分地了解這個問題，沒有比把古巴和玻利維亞的過程加以比較，分析造成不同結果的原因更有益的了。
首先我們不妨看一看玻利維亞和古巴革命前的情況。兩者都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國家，雖然取得了形式上的獨立，但完全被帝國主義所支配。作為典型的半殖民地，他們都是單一生產國家——古巴的糖和玻利維亞的錫——資源都被帝國主義財團控制。兩國的土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中，在玻利維亞至今殘存的封建性農奴制是一個更加使情況惡化的因素。
商業、銀行、交通運輸工具和其他主要經濟活動都被帝國主義者所控制，在這些國家，經濟的多樣化和製造業都沒有得到發展。作為這種情況的結果，民族資產階級是軟弱的和寄生的，它依賴帝國主義財團留下的麵包屑過日子，國家全部經濟和政治生活是為帝國主義利益服務的。歷屆政府都是帝國主義代理人，而根本不是代表民族利益。
人民——工人階級、農民、貧苦的中等階級——在貧困、落後和屈辱的條件下生活。他們流浪在自己的國土上，備受歧視，在擁有無限權力的壓迫者和美帝代理人的面前沒有任何權利。
這種相同的卑屈、貧困和落後的情況，是玻利維亞和古巴革命發展的起點。
1952年4月9日，在玻利維亞，人民群眾催垮了博利維安將軍的錫礦巨頭的政府。一個開始只是軍隊、警察和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參與的政變，由於拉巴斯工業無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貧困階層的干預，變成了人民起義。政變遭到了挫敗，起義勝利了。革命工人黨（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幫助這次起義取得了勝利，但是由於它的組織上的弱點，政權落到了革命民族主義運動手中，這就是說，群眾戰勝了軍隊和寡頭政治，但是他們並沒有得到權力。一個左翼的、反帝投機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從他們那裡竊取了革命的果實。
從玻利維亞革命一開始，就出現了兩個完全相反的政治路線：革命工人黨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和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主張。革命工人黨號召全力開展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號召群眾積極地有組織地參加政府和經濟管理，開展真正的土地革命，以無產階級領導來代替小資產階級領導，以便導向建立一個工農政體。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它處在政府的牢固控制下，堅持認為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他們提出要發展一支強大的民族資產階級，以便在玻利維亞建立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經濟。
在革命的頭幾年，在這兩種思想的衝突和對立中，革命民族主義運動覺得自已必須被迫向群眾讓步。為了維持自已的權力，它不得不實行土地改革、實現礦山國有化，建立工人監督等。但是，在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屈服於群眾壓力的同時，它卻力圖使這些群眾爭得來的東西失效，盡力閹割其革命內容。土地改革成了分給地契的漫長的繁瑣的官僚主義的過程，面對引起的經濟和技術問題卻不作任何解決。在礦山國有化上，支付了大量的賠償金，使採礦業主陷於缺乏資金，工人監督的基礎原來極為有限，由於官僚主義它更是日趨縮小。商業、銀行和其它的帝國主義或民族的財團沒有觸動。
只走了一段短短的路程，革命就停止不前了。群眾爭得的東西，許多又漸漸地丟掉了。國家的大門向帝國主義敞開著。帝國主義變成了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及其政權的盟友。
軍隊同警察一起被改組，轉而聽從美國佬的軍事命令。當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同帕斯·埃斯登索羅的政府不能再牽制群眾時，軍隊就在1964年11月14日演出了一場預防性政變，完全控制了政府。
軍人政權，先是在軍政府，後來在巴里恩托斯總統統治之下，把革命民族主義運動剝奪群眾爭得來的東西這個尚未完成的工作進一步推向前進，他們破壞工會，削減工資，襲擊國有化的資產，把國家變成為美國的殖民地。
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革命被引向災難，經濟不能發展，礦業生產下降50%，達到崩潰的邊緣；石油工業再次對美國壟斷資本開放，這一情況現在正在扼殺政府經營的康采恩——玻利維亞國家石油公司；製造業半癱瘓；農業生產下降；失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更加惡劣。這些就是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統治20年的後果！
在革命民族主義運動領導下玻利維亞革命所走的道路不能引向民族獨立；不能發展經濟，不能改善群眾生活。它最後以恢復為1952年起義所打敗的軍人寡頭政權而告終。
在菲德爾·卡斯特羅、切·格瓦拉和7月26日運動領導下古巴革命所走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誠然，在馬埃斯特臘山，起初革命者的宣言帶有局限性，只提出資本主義“人性化”和建立民族主義政府，但不久，迫於鬥爭自身的需要和他們與無地農民的親密關係，革命者發現自己必須制定土地改革的進一步綱領。後來，在他們奪取政權之後，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他們採取打碎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機器的措施，以回擊帝國主義和國內剝削者的進攻，為了抵抗他的敵人，卡斯特羅一再激勵工人、農民和人民動員起來，使自己紮根於他們之中，使革命深入下去，隨著在馬埃斯特臘山就已開始的土地改革之後，對帝國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實行了國有化，然後又實行了城市改革，貨幣和教育改革，實行計劃經濟，使工業發展多樣化，提高農民和城市群眾的生活水平。解散舊軍隊，代之人民的武裝組織：民兵和起義軍。
這一過程不可阻擋地引向拉丁美洲第一個工人國家——古巴工人國家的建立。然而，為了達到這一水平，革命者領導自身經歷了一個清洗的過程。由於革命的深入和群眾自身權利的贏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從行列中退了出來，跑到帝國主義反革命陣營那邊去。古巴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為了贏得勝利，菲德爾政府把自身紮根於古巴群眾、世界殖民地群眾和工人國家之中。在玻利維亞，與此相反，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權同帝國主義結成同盟，在國內反對群眾，在國際上站在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一邊，反對社會主義革命陣營。
在這前後7 年之間，古巴和玻利維亞革命從大約同一水平出發但卻遵循著不同的道路。兩國領導的主要核心的行動路線也正好相反，卡斯特羅領導起初紮根於農民之中，之後又紮根於工人群眾之中，發動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革命民族主義運動領導則背離群眾，出賣他們，同帝國主義和玻利維亞寡頭統治結成同盟。
結果，玻利維亞革命走向失敗、危機並拜倒在帝國主義面前；古巴革命走向勝利，經濟得到發展，古巴人民得到較好的生活，民族和社會得到解放。
這樣，我們看到了，走著兩條不同道路的兩個革命，雖然他們兩者都有著同樣的成功可能性，結果只有一個取得勝利。這一結局不是命裡註定的，而是他們的領導採取相反的策略和戰略觀點的結果。
從古巴勝利學到的教訓
然而，這個一般的結論是不夠的。必須更具體地論證古巴革命的教訓。我們應當學習，為了領導群眾走向勝利需要做些什麼，那些錯誤將招致失敗（象玻利維亞情況一樣）而應加以避免。
根據我的見解，下面談到的就是主要的教訓，這些教訓證實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
1、革命的過程是不斷的，是不分階段的
古巴革命給我們第一個實際的理論上的教訓是，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過程是不划分階段的，它不停留在一個中間階段上。
在一個不斷的過程中，革命把帝國主義趕走，並清算民族資本主義的製度。這是取得勝利，贏得政治解放和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
古巴的進程不是停留在任何中間階段上，而是推向前進直至建立一個工人國家。正由於此，它勝利了。另一方面，在玻利維亞，革命在取得最初的推進之後，就被牽制住了，而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革命變了質，被擊敗了——在12年的鬥爭之後，軍隊重新掌握了政權。然而，在古巴，僅僅兩年之後，一個工人的國家就發展了起來。這就表明，任何落後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為了取得進步，把自己變為一個走在工業化道路上的自由國家，就必須把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同反對民族資本主義的鬥爭結合起來，實現由民族的資產階級的民主的任務直到建立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秩序的任務。不停頓地並結合起來實現這些任務，才能使政治上的勝利得到保證，並為經濟發展開闢道路。在這個過程中，革命的領導自身必須進行清洗。擺脫那些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分子的革命同路人，並把自己變為領導工人階級、農民和中等階級貧困階層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隊伍。
在古巴，這個過程發展得很明顯。 1959年1月1日，巴蒂斯塔政府垮台，成立了以曼努埃爾·烏魯蒂亞為總統。米羅·卡多納為總理的新政府。 2月16日，卡多納退出政府，菲德爾·卡斯特羅參加了政府。 7月18日，在一次危機之後，烏魯蒂亞和他的部長們退出了，勞爾·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取代了他們的位置。 1961年4月16日，菲德爾·卡斯特羅宣告了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對革命的領導的這種洗刷，是革命進程向前發展和採取激進措施的結果。
新政府的第一批措施，在於謀求改進人民的生活條件。 1959年3月3日，制定了降低電力費用的法律，同年3月6日，制定了削減租金的法律。 5月17日，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法律。 1959年12月13日關於恢復被濫用的資產的法律，就已經是個進步的措施，因為它本身就意味著對剝奪者的沒收。第二年的7、8月，對美帝國主義的企業開始實行國有化。後來，對外貿易也處於國家管制之下，國家實現了對外貿易的壟斷。 1960年10月13日，銀行以及國際金融資本和本國資本控制的383家工業和商業企業實現了國有化。 10月14日，也就是緊接著的第2天，制定了城市改造的法律。後來，國內貿易也實現了國有化，……等等。這樣，帝國主義和本國資產階級的經濟權力被摧毀了。在革命的古巴，資本主義所有製事實上消失了。小的私人所有製的繼續存在，只是個次要的因素，對於這個島嶼的總的經濟和社會的局面毫無影響，雖然它值得引起領導的注意，以便促使它逐漸走向消亡。
這些事件是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民族的民主的措施同社會主義的措施完全結合了起來。任何人都難於將古巴的過程分成為各有其特殊措施的兩個階段。把革命分成兩個的公式只是存在於斯大林主義者和那些企圖阻止革命進程的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機會主義的頭腦之中。
正像我們看到的，不發達國家的群眾是拒絕把他們的革命分成階段的。他們不願意把他們的鬥爭局限在反對帝國主義，取得民族獨立上，他們還要清算國內的剝削者。他們不願只是擺脫帝國主義的剝削，而繼續遭受本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剝削。
在玻利維亞，沒有表明有可能掃除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而代之以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民族主義運動，當其階級利益得到滿足，便中途停止不前，形成一個新的富裕階層，把國家和被剝削階級的利益置之度外。在古巴，如果米羅·卡多納和曼努埃爾·烏魯蒂亞在最初的危機中佔了上風，鞏固了他們在政府中的地位，也同樣會發生這種情況。
玻利維亞革命的領導沒有把民族資本主義搞掉，相反，他們支持民族資本主義，企圖發展一支強大的資產階級。面對著不受他們控制的群眾動員，他們就求助於昨天的敵人——帝國主義。民族資本家同帝國主義者結成聯盟，共同反對群眾。
玻利維亞從反面證實了古巴的教訓。只有通過不斷的，不停頓的鬥爭，趕走帝國主義和搞掉國內的資本主義，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新社會。
兩方面的經驗，古巴正面的經驗和玻利維亞反面的經驗，一個接一個地證實了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在不發達國家，那裡革命是在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基礎上開始的，為了取得勝利，就必須鞏固工人階級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不要停留在完成民主的任務上，而要完成社會主義的任務，給資本主義以更強有力的致命的打擊。
古巴革命是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怎樣用到實踐中去的一個活榜樣。
托洛茨基主義者盡力使工人階級在其天然的同盟者——農民和貧苦的中等階級支持下，通過建立工人和農民的政府來掌握政權。斯大林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如同資產階級的傾向一樣，他們針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論點提出了革命分階段的理論：在第一階段，工人階級支持資產階級，使之掌握政權和實現國家工業化；到第2階段（那是遙遠將來的事），工人將以取得政權作為目的。這個理論被應用到了玻利維亞，證明它是錯誤的。因為資產階級一旦掌握政權，他們不是把國家從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使之得到發展，而是滿足於充當帝國主義的同夥來剝削群眾。另一方面，古巴卻是托洛茨基主義理論的例證，在那裡取得了對帝國主義和一切國內剝削者的全面勝利，開闢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2、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作用
必須強調指出，從上面談到的，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革命過程的結果取決於它的領導。如果不把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從領導地位中趕走，如同玻利維亞那樣，那革命就要宣告失敗，或至少陷於癱瘓和停滯不前，這樣，群眾爭得的東西，包括民主主義的東西，就有被廢棄掉的嚴重危險。
在當今的帝國主義階段，這些階級沒有能力領導一個革命過程。在古巴，在馬埃斯特臘山取得第一批成功以後，許多小資產階級分子就參加了進來。勝利以後，贏得了政權，更多的資產階級分子滲透進來了。但是，一當實行土地改革，後來又實現了國有化，這些分子就開始批評和阻礙革命，並進而反對革命，甚至還拿起了武器，就像埃斯坎布浪依事件的情況一樣。這些分子很快就同外國康采恩和巴蒂斯塔專制統治的代理人緊緊勾結在一起，最先同烏魯蒂亞和休伯·馬托斯等一批的領導人，轉到了反革命一邊。
因此，作為一個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沒有可能在革命中停留，直至革命取得最後結果，這在實踐上表現得很清楚，而不僅僅是在理論上。如果這些成分竟能保持住權力，那革命進程就要受到阻礙，就要改變方向；如果他們被從領導地位上攆走，他們就會全部投向敵人一邊。
3、武裝鬥爭和游擊戰爭
當民主道路受到資產階級專政的阻礙，當通常的鬥爭方法遭到一個頑固的鎮壓群眾的政府機器的反撲，當行使最基本的民主權利招致失業、坐牢、流放和集中營時，人民群眾和他們的先鋒，除了拿起武器和準備起義以外，沒有其他的選擇。
在不發達國家，斯大林主義者的通過和平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理論不僅是虛妄和行不通的，而且成了專制統治及其政府的有用的工具，用來巧妙地麻痺群眾，用來同革命先鋒的“極端主義”作鬥爭。
在大多數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政權被軍人集團或其他通過欺騙性選舉以及軍隊和警察的壓力而上台的專制統治的少數集團所掌握。在這些國家的大多數中，群眾及其先鋒的民主自由被取消了。議會制在絕望的危機中瀕於死亡。實際上，議會並沒有什麼意義，甚至不能作為質問的講壇，完全適應於選舉的騙局，它們只不過是政府的馴良的工具而已。
在這些情況下（所有拉美國家和大多數殖民地國家情況相似），武裝鬥爭就成為反對統治集團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其它的任何談論都變成了騙人的把戲。由於受到鎮壓，數量極少的口頭的或文字的抗議變成了滑稽劇。群眾或許要聽一聽這些抗議，不過他們不會相信它們，這是因為群眾在這些抗議中看不到反對現政權的有組織的和戰鬥的意志，群眾看到的是順從獨裁者所造成的情勢的順從心理。
古巴表明了，在這些情況下，解放人民的正確對策是走武裝鬥爭的道路。
游擊戰爭的軍事行動摧毀了拉美裝備最好的軍隊並且把群眾大規模地動員起來。
大致說來，古巴的游擊戰爭產生了以下幾種結果：
（1）它促使政府解體，加重了它的危機；
（2）它瓦解了軍隊的士氣。儘管擁有武器、飛機、大砲、凝固汽油彈，軍隊一喪失信心和士氣，就像紙糊的房子一樣倒塌下來；
（3）它提高了人民群眾對自己力量的信心，鼓舞他們的戰鬥精神。由於傳統的政黨對獨裁統治只做一些純屬字句上的反對，以及他們同巴蒂斯塔的勾結，使群眾產生懷疑心理並缺乏信心，而現在被一種新的激進的戰鬥的精神所取代了。群眾看到戰士們的決心和堅定精神，他們被吸引到鬥爭、革命行動中來，他們受到了鼓舞，提高了信心。群眾的內在力量被解放出來，變成一股強有力的、不可抗拒的洪流，而這又反過來給馬埃斯特臘山的領導集團以有力的推動。
在拉丁美洲現行條件之下，古巴游擊隊所取得的成果在其它任何國家也能實現。因此我以為游擊戰爭是革命者為使他們的人民從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剝削下解放出來必須採取的不容爭辯的道路。
軍事行動和游擊鬥爭受到過許多批評。有兩種批評值得分析一下：第1，那些主張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指責游擊戰是起義的冒險主義者；第2，他們還認為企圖以幾根槍和一小群人來創造客觀條件，這是違反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教導的，而且，這樣一來，就取消了群眾和革命政黨的行動。
第1種批評是站不住腳的，是缺乏值得一提的根據的。讓那些主張“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向我們說明，在那個國家資產階級和專制統治者曾經和平地、不經過鬥爭把政權交給群眾。因此，這種論點無需多談。
古巴革命者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崩潰、無情的獨裁統治以及工會領導已經官僚化和只存在著很小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時期，也就是在革命領導權陷於危機的時期，主張武裝鬥爭的。我們堅持主張游擊鬥爭是從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充分成熟這個不容爭辯的事實出發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已經腐朽，很久以來只待它的掘墓人去埋葬它。
游擊戰爭並沒有創造客觀條件，客觀條件已經存在。游擊戰爭作為一種政治、社會和軍事運動是從上述形勢出發的。特別在客觀條件已經成熟，而傳統的工人和馬克思主義政黨又不能動員群眾用無產階級鬥爭的傳統方式，即發動群眾進行暴動性的罷工來取得政權的情況下，游擊戰爭就更有理由。
認為游擊戰爭否定革命政黨的作用，那是不對的；相反，它提高了革命政黨的作用。在南斯拉夫、中國和越南，游擊鬥爭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在古巴和阿爾及利亞，那里傳統的工人政黨已證明不能擺脫它們的消極性、錯誤和保守主義，新的集團就填補它們的地位，承擔起政黨的作用。
游擊戰爭不能單從它的武裝鬥爭方面孤立起來觀察，而必須把它當作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整個政治鬥爭的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游擊隊是用以粉碎構成資本主義統治基礎的壓迫者的武裝力量的人民武裝力量。因此游擊戰爭不能代替群眾行動，甚至也不能代替某些其他的鬥爭形式。因此我們說，游擊戰爭是階級鬥爭在某個採用武裝手段的特殊階段的繼續，它並不排除其他的鬥爭形式，而是同其他鬥爭形式相結合的。
游擊戰爭如果同城市群眾隔離起來，那將可能是一個最嚴重的錯誤。必須把農村的武裝鬥爭和城市的群眾動員結合起來以保證勝利。
古巴人所主張的游擊方法對任何不發達國家都是適用的，雖然它的形式應該依照各國的不同特點而變化。在農民人數很多、土地問題尚未解決的那些國家裡，游擊隊要從農民中汲取自己的力量，游擊鬥爭要把廣大群眾發動起來，手執武器，解決他們的土地問題，如古巴從馬埃斯特臘山開始所發生的那樣。但是在另外一些國家，無產階級和城市的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將為游擊隊提供力量。
玻利維亞就是這樣的例子。在玻利維亞，已經實行了農業改革，雖然這種改革是有限的，但已經解決了基本的土地問題。然而，在這個國家裡，游擊戰爭仍然是摧毀軍人獨裁統治的必由之路。在我們這個國家裡，礦區、城市貧民窟以及某些農業地帶，生活條件非常困難，那些地方是發展游擊隊的肥沃的土壤。人口稠密地區的農民，他們的土地和地產收入仍沒有改變他們的貧困落後的境遇，他們也將在無產階級的影響下，爭取到鬥爭中來。實際上，資本主義農業改革，象玻利維亞所實行的和其他國家所計劃實行的那樣，是太局限了，並不能就使農民變成保守力量。只有農民組織中有薪金收入的、官僚化的領導層才會受這種影響。在玻利維亞，農民並不是游擊隊的敵人。在初期，農民將是同情的旁觀者，以後就會積極參加革命，農民所處的貧困落後狀況，將使他們繼續成為一支革命力量。
總而言之，古巴的革命過程埋葬了修正主義的斯大林主義的和平過渡及和平共處的理論。
4、革命政黨的作用
常常有人反復強調指出，古巴的革命過程否定了某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如必須有一個黨的理論。有人甚至於這樣說，黨已不必要，因為群眾可以沒有黨而取得政權。
確實，古巴革命的一個最令人注意的特點是，它是在沒有所謂工人政黨的參加，甚至是在反對所謂工人政黨的政策的情況下取得成功的。正是從這裡，人們得出一個簡單化的結論，即群眾能夠在沒有馬克思主義革命黨的領導下取得政權。
在古巴，革命的社會主義活動在19世紀下半葉就開始了。 19世紀末，馬克思的思想已在島上為人所周知。在20世紀最初5年，具有明確的馬克思主義方針的第一個工人政黨已經發展起來。在第3國際墮落以及它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化後，共產黨的左翼反對派和後來的第4國際所發動的鬥爭對古巴工人運動也留下了影響。
古巴共產黨，經過無數次的合併和策略的變換，採用了人民社會黨的名稱，直到卡斯特羅主義革命為止，古巴共產黨是在人民社會黨的名稱下活動的。
儘管這個黨有長期的經驗和影響，但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卻把它拋棄在一旁。更有甚者，人民社會黨還反對馬埃斯特臘山的游擊鬥爭，把菲德爾·卡斯特羅叫做冒險家和政變陰謀家
這個經驗提供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在我們的時代裡，我們親眼目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風暴的高漲。群眾的力量動搖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奔騰的革命打擊了不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並且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客觀勝利發生強大影響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氣氛下，形成自己的鬥爭手段。
古巴當時那裡是處在不能忍受的獨裁統治下面，一些傳統的工人政黨，由於組織上的弱點（某些黨如此，斯大林主義共產黨也是這樣），由於錯誤的政治立場（這種立場導致同巴蒂斯塔合作），不能履行領導群眾的職責。在這種情況下，一批激進化的青年，代表了時代的歷史必然性，創造了7月26日運動，並在以後在馬埃斯特臘山組織了擁有了一個廣闊的農民根據地的起義軍。這些新的政治組織，以一種不尋常的方式，起了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作用，用他們的行動代替了傳統的政黨，這些傳統的政黨已證明不能提高到履行時代的政治任務的水平。
那種認為古巴群眾在沒有一個黨的情況下也能取得政權，並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看法，是不確實的。起義軍和7月26日運動起著這種作用。這個經驗，在任何工人和共產黨被事實證明不能領導群眾進行武裝鬥爭，陷入保守主義和政治上消極的狀態的國家裡可能會重複出現，重要的是，如果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沒有擔負起它的歷史作用，新的政治力量將取代它的位置。相反的看法則會陷入機械決定論或者救世主論。
在各種革命力量順利地聯結起來，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又極其軟弱的現有情況下，這樣的黨是可以被取代的，如像古巴所發生的那樣。革命和群眾不能等待。在某些情況下，他們將追隨那些大膽英勇地給他們的敵人以最嚴重的打擊、用實際行動致力於解決歷史危機的人。而且，在過去，為了建立一個政治領導需要許多年月，在我們的時代，由於殖民地群眾急劇動員的激盪，由於工人國家取得的進展和社會覺悟的提高，這樣的領導能在短期內建立起來。
確實，開始時，7月26日運動和後來的馬埃斯特臘山的游擊隊沒有明確的理論的，並因而陷入混亂和錯誤之中。但是，他們與無地農民和種植園農業工人的結合，加之深入地發動了這些階層。以後又得到城市無產階級的支持，這就使7月26日運動的領導能夠提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上，在實踐中奉行列昂·托洛茨基指定的不斷革命的路線。
菲德爾的領導通過自身的經驗承認了這一理論：為了解決不發達國家的問題，在完成只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任務時，必須不停頓地採納社會主義的手段。
這是7月26日運動和起義軍的菲德爾的領導無可置疑的優點，它之所以有這個優點，是由於它在世界和拉丁美洲目前形勢的背景下，同群眾結合在一起的緣故。
在革命勝利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7月26日運動和起義軍的領導證明是不夠的，於是建立一個群眾性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必要性又提出了。這時，斯大林主義的黨在利己的動機下行動，從革命的反對者跳到相反的立場上，企圖奪取黨的控制權。統一革命組織，統一社會主義革命黨，最後古巴共產黨的發展過程反映了建立黨的要求，同時也反映了革命的領導同斯大林主義分子的衝突，斯大林主義分子在蘇聯壓力的幫助下，拼命爭取在這一過程中取得優勢，同時助長調和主義者右翼的抬頭。在埃斯卡蘭特事件中達到頂點的這些磨擦的結局，對古巴工人國家的未來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5、不發達國家中農民的作用
在多數不發達國家中至今還未解決的土地問題造成了廣大的農民群眾，他們構成人口的壓倒多數，有著特殊的革命潛在力量和爆炸力。托洛茨基在他的《不斷革命論》一書的最後一章“不斷革命是什麼？基本的要求”中指出農民在革命中重要的特殊的地位，明白宣稱無產階級只有與農民結成同盟才能取得勝利。
古巴革命已經表明，不發達國家的農民能夠起革命的作用，在爭取擺脫封建——資本主義剝削、贏得土地和自身解放的鬥爭中，他們可以成為對工人階級的強大推動力量。不發達國家的農民是與無產階級緊密相連的。在玻利維亞，工廠和礦業工人有親眷和家屬在農村，假日里，他們同他們的親眷和家屬一起在土地上耕作。然而，當他們回到農村時，他們就把他們的無產階級精神隨身帶去。
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崩潰的時代裡，農民起義是不發達國家的一個顯著的特點。不過，農民的作用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因此不能說是“農民革命”或“農民政府”。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起義的農民自己不能取得政權而只是幫助資產階級取得政權，這表明農民在擔負革命的領導上，能力是有限的。在現時代，無產階級是最有生氣和最進步的階段，農民起義使得工人階級的代表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取得政權，這個工農聯盟是在斗爭中間出現並得到鞏固。
卡斯特羅革命勝利的推動力量是農民。起義軍憑籍借武力實行土地改革。但是，當這一力量與城市和甘蔗種植園的工人運動匯合在一起的時候，這些基本上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就同其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任務結合在一起了。工人階級的捲入堵塞了自由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組織在政權中的影響，後來又推動了革命的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傾向。
6、地理宿命論
在古巴革命之前，每當我們革命者提出爭取工人政權鬥爭問題的時候，人們就告訴我們，這樣的條件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在地理上居住在美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內，我們連把我們的政權維持24小時也不可能。在古巴，懦夫、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堅持認為，他們島嶼的位置是不利於革命的，四面環海是不利的，因為它可以成為入侵和封鎖的方便之路。在玻利維亞的情況下，它的四面被陸地包圍的位置也被認為是不利的，因為帝國主義可以慫恿鄰國對它進行干涉和封鎖。這種宿命論的信條，成為下面這種理論的基礎，即不發達國家必須坐等帝國主義中心的革命，這是不發達國家進行自己革命的必要先決條件。拉丁美洲各個民族必須坐等美國社會革命的勝利，那時，由於壓迫者的鎖鏈打碎了，他們才能夠開始進行自己的革命。
古巴革命的勝利推翻了這種地理宿命論。既然距離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主義強國僅90哩的古巴能夠解放自己，廢除資本主義剝削的統治，那麼，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也就能夠這樣做。既然只有800萬人口的古巴能夠克服經濟封鎖，戰勝軍事干涉，那麼，這個大陸的其它民族也就能夠做到這一點。無論它的地理位置怎麼樣，任何民族都能解放自己，維持它的革命政權。
古巴革命埋葬了假革命者用來支持其論點的地理宿命論。
7、輸出革命
地理宿命論不再能存在，因為世界任何一部分的革命都在國內和國際上產生一種力量，對這種力量，資本主義是無力反抗的。
古巴革命給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人民群眾以鼓舞。它不僅掃除了關於革命分階段，和平道路以及與民族資產階級結成民族民主陣線等虛妄的機會主義的觀點，使那些宣揚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勝利的人陷於孤立，等等；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強有力的推進了拉丁美洲群眾的動員，加速他們政治上的成熟。在各個國家，“為走古巴道路而鬥爭”的口號已成為時代的號令，這意味著進行武裝行動和游擊戰爭，對帝國主義和國內資本主義作毫不留情的鬥爭，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對外國和國內的剝削者實行國有化措施——總之一句話，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不僅殖民地的群眾為古巴革命所震動，就是工人國家也是這樣。因為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一個工人國家在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強國的鼻子底下，在蘇聯或其它共產黨沒有起任何作用的情況下順利建立起來了。
菲德爾的領導把它自身紮根於這些國際力量之中，這是它的非常聰明的地方，也是它的一個優點。正是由於動員了這些力量，使帝國主義動彈不得。美國有充足的軍事手段去摧毀古巴，可是它沒有這樣做，因為它害怕在支持古巴中動員起來的群眾所顯示出的強大國際力量。美國可以輕易轟炸古巴，然而，鑑於這種轟炸在拉丁美洲群眾所會引起的反響，即他們將行動起來用巨大的力量來反對它，而猛然煞車了。古巴之使美國害怕，不是因為它的軍事或經濟力量強大，而是因為它給群眾樹立的榜樣具有巨大的社會力量。
這就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所說的“輸出革命”。所謂“輸出革命”，不是別的，而是任何革命過程固有的一種原動力，並且對這種革命過程來說該是天經地義的事。革命是通過它的榜樣的吸引力而擴大自身的。世界現實是一個單一的整體，一個國家的勝利是所有被壓迫國家的勝利，因為它們有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毫無疑義，革命的領導必須指導這一自然的過程，如古巴在第2個哈瓦拉宣言和3大洲會議上所做的那樣，支持一切國家的革命鬥爭和革命首創精神。尤其必要的是著手建立一個包括所有馬克思主義者、工人和在人民中有威望的政治派別在內的拉丁美洲群眾統一陣線，這個統一陣線使我們大陸爭取民族和社會解放的鬥爭步調一致起來。
古巴革命的榜樣對所有拉丁美洲國家都是適用的，它必定要發展成為拉丁美洲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
保衛古巴革命
古巴革命已經成為拉丁美洲和全世界所有革命者和群眾的財富。所以，保衛古巴革命是群眾和領導人的職責。 3大洲會議通過支持古巴革命的決議，表明了它認識到這種職責。然而，重要的是，如何使這些支持卓有成效，使它不致變成只是一種善良願望的宣言書。
我們提出保衛古巴革命的兩個方面：古巴國內和古巴國外。
1、古巴國內
對革命的內部危險基本上來自革命的銷蝕和衰退，來自黨和國家的官僚化。這些原因影響到群眾對政府的支持，不僅在國內如此，而且在國際上也如此。
從馬克思以來，革命者就主張，一旦革命過程一經開動，它就必須不停頓繼續前進。為了保持他們的信心，群眾不斷地要求新的勝利，不管勝利是多麼小。當革命不向前進的時候，它就向後退了。
為此，群眾和革命領導人必須警惕那些遏制群眾前進、主張各種對抗力量調和共存，企圖把革命過程分為階段的理論。
在古巴革命的最初階段，穩定化和和解的危險是較小的。可是，在今天，由於斯大林主義者同馬埃斯特臘山革命者的聯合，這種危險成為現實了。斯大林主義者助長與帝國主義和解的傾向，企圖阻止革命前進，他們可能要更進一步的這樣做。革命者有責任警惕這種危險，同它作有力的鬥爭，如在埃斯卡蘭特事件中所做的那樣。
至於黨和國家的官僚化，這在任何革命中，特別是在不發達國家的革命中，是一種明顯的危險。這一危險可以通過動員群眾參加新國家一切機構工作而得到避免。對官僚主義畸形的解毒劑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不論在控制政府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還是在工人國家的機構裡都是這樣。
革命勝利之後，革命領導負有摧毀舊的資本主義機器，並在它的廢墟上創建新的政治組織——工人國家的使命。
在這個政治組織的領域內，古巴革命取得的進步是最小的。我不否定菲德爾領導執行了某種防止官僚化危險的措施,也不是否定這個領導已經開始建立一種“協商的或平民的會議”，群眾從這種會議上了解到情況，但他們不能在那裡審議並決定問題。據我們看來，這種父權制的民主是不夠的，按照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觀點來看，古巴仍然沒有工人國家的適當的政治社會組織，這是古巴革命的一個薄弱環節。
列寧在他的基本著作《國家與革命》中闡述的工人國家的結構，是紮根在由群眾民主建立的各個團體的基礎之上的。
古巴需要蘇維埃或工人委員會。我不是爭辯它們應該採取什麼形式，但從根本上說，它們必須由民主選舉產生，它們必須作為這樣一個工具進行工作：群眾通過它們可以乾預、審議和決定這個國家的行政、經濟和政治事務。決不可忘記，代替資本主義統治的國家不是其它什麼，而是民主組織起來的整個生產者群眾。
可是，沒有所有不同政治派別（這些政治派別都是尊重和保衛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組織的）的廣泛和自由的發揮作用，古巴工人國家的政治機器就既不會有活力，也不會有發展的能力。
在一段時期的摸索之後，古巴組成了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下的新的共產黨。這個單一的政黨統治國家的一切政治關係，其它派別都不容許活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錯誤，並且成為一個非常嚴要的危險（最嚴重的危險之一），因為它限制了群眾的自由的首創精神，助長了分裂，阻塞了群眾的熱情。
在保衛革命的古巴中，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建議，一方面，按照工人委員會的路線組織古巴政府，另一方面，承認多個有組織的政治派別的製度，或者在現在的共產黨內容許有多個政治派別存在，並對它們發揮作用，提供一切必要的保證，或者採取允許多個革命政黨存在的製度。
通過對建設社會主義古巴的最好形式和道路的各種思想的交鋒，生氣勃勃的群眾將以他們的首創性、意志和勇敢精神堵塞保守主義，防止革命的消沉衰退，剷除官僚主義，及時地維護革命的健康發展。
2、古巴國外
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堅信，只有使革命的發展打破民族的局限，擴大到全大陸和全世界，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完全和確定的勝利。
這個觀點，基本上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是同“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虛妄理論對立的，這一觀點已經部分地為古巴革命的菲德爾領導所接受。號召拉丁美洲群眾奪取政權的第2個哈瓦拉宣言和3大洲會議的呼籲是這樣做的榜樣。可是為了推動世界革命向前發展，需要比決議和宣言更多的東西，確實，古巴革命的繼續前進，它的深入，不斷獲得一個接一個的勝利，可以使它成為對拉丁美洲群眾的一個客觀的推動力量。在這一過程中，有辨證的內部關係。古巴革命推動了群眾前進，反過來，群眾也推動古巴革命。政治領導必須懂得這個過程，使這一過程成為自覺的，並把它發展到最大限度，在全大陸範圍採取堅定的態度和有計劃的行動。
這樣，從國際的觀點來看，保衛古巴意味著在每個和任何一個拉美國家進行革命，意味著在自已的國家開始進行驅逐帝國主義、肅清資本主義的鬥爭。我們玻利維亞托洛茨基主義者要在玻利維亞做菲德爾領導集團在古巴所做的工作——建立我們玻利維亞工人的國家，我們的工農政府。其它國家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態度也一樣。我們懂得，在任何一個拉美國家打敗資本主義，就是對古巴革命的最好支持。演講，許諾和廉價的阿諛文章不能保衛古巴。我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反對機會主義者和調和主義者，他們認為革命對古巴來說是好事，並在這個島嶼範圍內支持它；可是他們認為這對玻利維亞、智利、阿根廷等國來說，並不是好事。斯大林主義者企圖建立支持古巴委員會，甚至民族剝削者也容許加入，而不是組織群眾的革命行動，在這個委員會裡，從而拋棄了革命的社會主義前景。
保衛古巴，從國際上來說，就要求採取強有力的態度，把社會主義的勝利果實交給群眾。作為走向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決定性一步，古巴革命的影響必須擴大到帝國主義中心的工人中，首先是美國，腐蝕帝國主義的根基，為它迅速崩潰做好準備。
保衛社會主義古巴的最好方法是進行勇敢的、堅決的革命鬥爭。
譯自美《國際社會主義評論》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1968年3、4月號
原文見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isr/vol29/no2/cuba.htm
[1]作者是玻利維亞托派組織革命工人黨前總書記
過渡綱領1938
過渡綱領
托洛茨基
譯者的話
這本《過渡綱領》正式的名字是《資本主義的垂死痛苦與第四國際的任務》，乃是世界托洛茨基派運動的最基本綱領文件。主要的起草人為托洛茨基。它是在1938年9月3日召開於瑞士某地的第四國際成立大會上全體一致通過的。
關於這個綱領的重要意義，托洛茨基在當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它的重要意義在於：它並非提供一個先驗性的理論計劃，而是將我們各個支部業已累積的經驗做一個總結，並且在此一經驗的基礎上開展出更寬廣的國際遠景。這個綱領是經過長期的事先討論，或者，不如說，是經過了長長一連串的討論，加以準備，並因此而得到保證的。它這次被大會接納，代表著我們最重大的成就。第四國際目前是唯一的國際組織，它不但清楚地估計到帝國主義的諸股動力，而且以一個過渡性要求的體係來武裝了自己，這些要求能夠將群眾統一起來，去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
在這方面，我們今天仍然毋須添加一句話。值得談談的是這樣一個問題：這個文件從它的草成與通過起，直到現在已將近過去三十四年。在這個相當長的，而且充滿了革命和戰爭的激變的時期中，綱領的主要論點，尤其是它所規定的具體的要求和辦法，是否全部都仍舊合適？是否不需要作任何修正？是否仍能作為一個有效的方針，指導全世界一切革命者去根除那垂死的資本製度的痛苦？
關於這一點，我們想套用1872年馬克思與恩格斯給是年出版的德文本《共產黨宣言》所寫序文中的幾句話，他們說：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變化，這個《宣言》中所發揮的一般基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個別地方本來可以作某些修改。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現在這一段在許多方面都應該有不同的寫法了。由於最近二十五年來大工業已有很大發展而工人階級的政黨組織也跟著發展起來，由於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實際經驗而後來尤其是有了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達兩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實際經驗，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些細節已經過時了。......"
"但是《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我們已沒有權力來加以修改。"
今天，當我們將三十四年前製定和通過的《綱領》重新出版，對它可以而且應該採取的，便是馬、恩對待《宣言》的看法和態度：
第一，確定它"一般的基本原理，整個說來至今還是完全正確"；
第二，說明某些"隨時隨地都要依照現存歷史條件為轉移的......那些措施"，亦即某些口號和要求，容或已不甚適用，應該根據新的經驗，新的條件來加以補充；
第三，《綱領》本身則因已成為"歷史文件"，任誰（即使作者自己）都沒有權力去更改的了。
那末，究竟《綱領》上那一些口號要求應該補充與更改呢？要詳盡地解答這個問題，在這篇簡短的出版者說明里當屬不可能。
第四國際歷屆大會（迄今為止，已經開到第九次）的主要決議，在不小意義內便是履行了這個使命的。不過在這裡，我們當然不可能將所有這些文件一一介紹出來。（雖然我們也一定要將這些文件盡快介紹給讀者們。）在這裡，我們只想指出一個重要補充，就是關於"無產階級的武裝"一節的。根據《綱領》，無產階級要武裝自己，必須而且只能經過"糾察隊－自衛團－工人民軍"這樣一條道路；無產階級的革命想取得勝利，則必須而且只能靠無產階級以這樣的方式武裝起來。
這個立場，在第二次大戰以後世界革命的新經驗的檢討之下，本質上雖然仍舊正確，但形式上總已證明出不夠了。因為有不少新出現的工人國家，它們的建立並非依照了我們《綱領》所標誌出的正道，而是通過曲徑而終於達到這條道路的。
如何把這些新經驗補充到《綱領》中去，曾經成為第四國際中一切有思想的個人與團體所最關切的事。我們很早就根據中國的經驗提出過意見。其它國家的朋友都曾對此提出過意見。譬如美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美國托派），早在1963年提出瞭如下的正式主張：
"在那由單純民主要求開始而終於和資本主義本財產關係相決裂的革命道路上，由無地農民的和半無產階級的力量來進行，為一個決心將革命推行到底的〔政黨〕所領導的游擊戰爭，能夠在摧毀與推倒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政權的鬥爭中，起決定性的作用。這是我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經驗中所吸取的重要教訓之一。它必須被自覺地結合進殖民地國家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建黨戰略之中。"
如何把這個教訓和建黨戰略結合起來，在第四國際中雖然尚未取得完全一致意見，不過，舊綱領上必須把這一點補充進去，卻是一致的，而且事實上已經在補充了。
總之，我們這個《過渡綱領》，迄今為止，仍是世界各個革命團體所能提出與已提出的一切文件中之最正確者。它"不但清楚地估計到帝國主義時代的諸般力量"，而且確立"一個過渡性要求的體系"，它們是"能將群眾統一起來，去進行奪取政權鬥爭"的。
因此，一切真想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革命者們，必須拿這個《綱領》作為行動指導，必須鄭重其乎事地加以研究，必須切切實實地付之實行，而且必須要以獻身精神去為它奮鬥的。
不然，就是無聊的空談家。
另一方面，不用說，我們的《綱領》和歷史上其它偉大的革命綱領一樣，絕對不是教條。如何堅持著正確的原則，隨時隨地依現有歷史條件的轉移而校正其實際運用的措施，同樣是
一切真正革命者的頭等重要任務。
不然，就是頭腦僵化的官僚，或同樣是無聊的空談家。
我們謹以此《綱領》，呈獻給既不願做革命的空談家，又不肯當"革命的"臭官僚的，真誠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而努力的年輕朋友們。
譯者197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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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主義革命之客觀的先決條件
世界政治的整個形勢，其主要特點在於無產階級領導的一個歷史性的危機。
無產階級革命之經濟的先決條件，一般的已達到了資本主義下所能達到的最高點了。人類的生產力停滯不前。新的發明與改革已不再提高物質財富水平。在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危機的條件之下，行情性的危機使群眾承受越來越沉重的損失和痛苦。不斷增長的失業又加深國家的財政危機並且破壞不穩定的通貨制度。民主政府與法西斯政府一樣，狼狽地從一個破產走向另一個破產。
資產階級自身已找不到出路。在迫得以法西斯主義為孤注一擲的國家裡面，即，在資產階級還能夠在某一定期間內耗費國民的積蓄，而過著民主主義的奢侈生涯的國家（英、法、美等），一切資方的傳統政黨都陷於迷惘的境地，此種迷惘已經接近一種意志的麻痺症。 "新政"雖則在初期假作堅定，但它只是代表政治迷惘的一種特殊形式，而這種形式之產生，也只有資產階級積累了無比財富的國度裡才有可能。當前的恐慌遠未走完它的路程，但它已表明"新政"的政策與法國人民陣線政策同樣不能給經濟的死巷開闢一個新的出口。
國際關係並沒有出現一幅更好的圖畫，在資本主義的分崩離析日趨緊張的局面之下，帝國主義的矛盾已經到了絕路，在這條絕路的盡頭，個別的衝突與流血的地方騷亂（阿比西尼亞、西班牙、遠東、中歐），勢必融合於橫亙全世界的大火災中。當然，資產階級懂得新的大戰對它的統治權是一個致命的危險。但這個階級現在避免戰爭的能力比之1914年的前夜，更微乎其微了。
所謂社會主義的歷史條件尚未"成熟"這一類空話，乃是無知或有意欺騙的產物。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先決條件不僅已經"成熟"，而且已開始有點霉爛了。因為如果沒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如果不在下一個歷史時期內就發生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則有一個災難將威脅全部人類的文化。現在問題歸結到無產階級，主要的還是歸結到它的革命先鋒隊。人類歷史的危機還原為革命領導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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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產階級及其領導
無產階級的經濟、國家、政治及其國際關係已給社會恐慌折磨得奄奄一息了，這是社會處於革命直前狀態（prerevolutionary state）的特點。使革命無法從直前狀態轉變到革命狀態的主要障礙物便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機會主義性質；它在大資產階級面前表現之小資產階級的膽怯，以及與大資產階級發生之無廉恥的關係，雖則大資產階級已陷於垂死的痛苦之中。
在一切國家中，無產階級均為一種深刻的不安所困擾。千百萬群眾一次再次地走進革命的道路。但是它們每次都被它們自己的保守的官僚機關所攔住。
西班牙的無產階級自1931年4月以來已有多次英勇的嘗試，企圖把政權奪到它手裡並操縱社會的命運。但它自己的那些黨（社會黨、斯大林黨、無政府黨、馬克思主義統一工黨），卻各自依照自己的方法，盡一種制動機的作用。這便準備了佛朗哥的勝利。
在法國，"靜坐"罷工的偉大浪潮，特別在1936年6月間，已顯示出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之熱誠的決心。但負責領導的組織（社會黨、斯大林黨、工團主義派）卻在人民陣線的幌子下，得以（至少在暫時間）約束了並攔住了革命的潮流。
在美國，靜坐罷工之空前的浪潮以及產業工會運動（CIO）的驚人的迅速增長，已不可辯駁地表明美國工人的一種本能的奮鬥，這種奮鬥要使它們自己提高到歷史給予他們的那些任務的水準。但就在此地，那些負領導責任的政治組織，包括新建立的CIO在內，也拚命去壓抑及癱瘓群眾的革命壓力。
共產國際之確定地走到資產階級秩序方面去，它那遍及全世界，特別是在西班牙、法國、美國及其它"民主"國家中之無恥的反革命作用，已給全世界無產階級產生許多特別的附加困難。在十月革命的旗幟之下，"人民陣線"所實行的調和政策，勢必使工人階級變得無能，且給法西斯清除道路。
一方面的人民陣線－－另方面的法西斯主義；這兩者乃是帝國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時的最後政治資源。但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兩種資源都是一種應急的東西。資本主義在法蘭西共和國的紅旗徽記之下與在德國國社黨卍字形的標誌之下，都同樣地在繼續腐爛。只有徹底推翻資產階級才能打開一條出路。
群眾所走的路向，首先由沒落的資本主義的客觀條件，其次則由舊工人組織的叛賣政策來決定。在這兩個因素當中，當然頭一個是決定的：歷史的規律，究竟強過官僚的機關。不管社會叛賣者的方法如何不同－－由布魯姆（Blum）的"社會"立法到斯大林的莫須有的冤獄--它們將永不能破壞無產階級革命的意志．往後隨時間的進展，他們企圖把歷史車輪往後拉的絕望的努力，將更清楚地向群眾指出，無產階級領導的危機，已變成了人類文化的危機，而這一危機只有第四國際才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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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低限度綱領與過渡綱領
下一個時期－－一個從事鼓動、宣傳與組織的革命的直前時期－－的戰略任務，在於克服革命客觀條件之成熟與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不成熟性（老一代的混亂失望；新一代的無經驗）間的矛盾。我們必須幫助群眾在日常鬥爭過程中去找到當前要求與革命的社會主義政綱之間的橋樑。這道橋樑應包括過渡要求（transitional demands）的整個系統，它們要由今天的條件中，且由工人階級廣大層份今天的覺悟中引申出來，一直到最後的結論：無產階級奪得政權。
古典的社會民主黨，在一個向上發展的資本主義時代中活動，它的政綱分成互相獨立的兩個部份：頭一部分是最低限度綱領（minimum program），這一綱領將自己局限於在資產階級社會體制內的改良，第二部份是最大限度綱領（maximum program），這一綱領承諾於未能確定的將來以社會主義來代替資本主義。在最低限度綱領與最大限度綱領之間並沒有可通的橋樑存在。而社會民主黨實在也用不著這樣的一道橋樑，因為社會主義這一個名詞，在它只適用於休假日的講詞。共產國際卻在資本主義的沒落時代，開始追隨社會民主黨的舊路；而這個時候，一般說，已談不到有系統的社會改良及民眾生活水準的提高了；而且這個時候，無產階級的每一認真要求，甚至連小資產階級的每一個認真要求，都不可避免地要超過資本主義財產關係及資產階級國家的界限。
第四國際的戰略任務，並不在於改良資本主義而在推翻它。它的政治目的是：無產階級為要剝奪資產階級財產而奪取政權。但對於一切策略的問題，即使是最小的和部份的，假如不加以最大的注意，要想完成這種戰略的任務是不可思議的。無產階級的各部份、各層份、各職業及各集團，都應該吸引到革命運動中來。目前這一時代的特色，並不是讓革命政黨放棄日常的工作，而是讓這種日常工作能與革命的實際任務不可分離地一道而行。
第四國際並不拋棄那個舊的"最低限度"要求的綱領，只要這些要求至少保留它們中一部分重大的有效性。第四國際不倦地保護工人的民主權利及社會改良的勝利品。但它之進行這種日常工作，是在正確的實際的，也就是革命的遠景範圍之內。只因群眾舊的、部份的"最低限度" 要求與沒落資本主義底破壞的、墮落的傾向相衝突－－這是每走一步都要發生的－－故第四國際提出一套過渡要求的辦法，這套辦法的實質，是在於那些要求將愈來愈公開和堅決地打擊到資產階級制度的基礎。舊的"最低限度綱領"由過渡綱領來代替，而這個過渡綱領的任務就是要為無產階級革命而進行有系統的動員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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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實際情形規定工資及按實際情形規定工時
在資本主義分崩離析的情況之下，群眾繼續過著一種被壓迫的窮苦生活，且現在較任何時候還易於陷入赤貧的深淵。群眾必須要保衛他們的一口麵包，假如他們不能增加或改善它的話。在這裡來列舉那些個別的與部份的要求，既不需要也無機會，因為這些要求都是在具體環境－－各國的、各地的、各個工會的－－的基礎上不斷生長出來的。但有兩個基本的經濟方面的苦惱，其中概括地表現出資本製度日益增加的不合理，即：失業與高漲的物價，卻需要有一般化的鬥爭口號和方法。
第四國際對資本家的政策，宣布不妥協的戰爭，這些資本家的政策大部份與他們的代理人－－改良派的政策無異，它們的目的在將軍國主義、經濟恐慌、通貨制度的解體以及一切其它資本主義在死亡的痛苦中所發生的災難的全部擔負，都加在勞苦群眾的背上。第四國際要求一切工人都能就業和享受比較像樣的生活條件。
無論通貨膨脹及通貨穩定都不能當做無產階級的口號用，因為這兩者只是一根棒子的兩端而已。反對價格底飛躍的增長，尤其在戰爭迫近時它的生長帶著更無約束的性質，要反對這種價格的增長，只有在按照實際情形規定工資的口號之下才有可能。這個口號的意義，就是集體的合同應保證：如消費品的價格增加，則工資同時自動增長。
無產階級在自身有瓦解之虞的時候，不能容許一部分工人愈來愈多地變成慢性失業的赤貧者，這些人僅僅靠一個正在倒塌的社會的一點殘羹來生存。就業的權利，是在一個以剝削為基礎的社會裡面留給工人的唯一重大的權利。這個權利今天已一步一步地從工人身上剝去了。要反對失業，不管是反對"結構性的"抑或"行情性的" 失業，現在與公共工程口號一道，提出按實際情行規定工時的口號，正是時候了。工會及其它群眾組織，應該把在業工人與失業工人聯結到相互負責的團結中。在這個基礎上，那末一切現有的工作，就應該在一切現存的工人中分配，並與此相應，規定出工作週的長短。而每一個人的平均工資，則仍照從前每週工作所發給的一樣。有嚴格保證的最低下限的工資，將隨著價格的運動來轉移。除此以外，任何其它綱領，在目前這個災難的時期，都是不能接受的。
廠主和他們的律師將出來證明這些要求"不能實現"。而較小的，特別是破產了的資本家更加要引證他們的賬簿。工人們絕對排斥這種結論和引證。問題並不在兩種相反物質利益間的"常態的"衝突，問題是在防止無產階級之趨於衰弱、敗壞及瓦解。這個問題是一個唯一有創造力和進步的階級底生死問題，同時也是人類未來的生死關鍵。假如資本主義不能滿足那些要求，即，那些從資本主義自身產生的災禍中不可避免要生長出來的要求，那末，就只好讓它毀滅。 "可能實現"或"不可能實現"，在這個情況下，乃是一個力量關係的問題，只有鬥爭才能決定。不管這鬥爭得到的當前切近的成就如何，經過這種鬥爭，工人們將會充份了解資本主義奴隸制有取消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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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過渡時期的工會
在爭取部份要求和過渡要求的鬥爭中，工人現在較之以往更需要群眾組織：主要是工會。法國和英國工會運動的有力地增長，充份地駁倒了那些極左理論家的說教，那些理論家曾教訓人們說：工會已"失掉它的用處"。
每一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在一切鬥爭中都站在最前線的戰壕里，即使這些鬥爭僅僅涉工人階級底最溫和的物質利益或民主權利。他積極地參加到那些群眾的工會裡面，去增強他們，提高他們的戰鬥精神．他不可調和地反對任何想把工會隸屬於資產階級國家和用"強迫仲裁"來束縛無產階級的企圖，以及其它每一種警察監護權的形式（法西斯的也好，"民主的"也好）。只有站在工會內這種工作的基礎上，才能勝利地作反改良派（斯大林官僚的改良派也包括在內）的鬥爭．教派主義者企圖建立或保持一些小的"革命"工會，而這些工會就是黨的再版，這表明他們實際上已放棄爭取工人階級領導權的鬥爭。現在必須確立這條堅定不移的規則：投降派一類人之離開群眾工會而孤立，簡直等於背叛革命，此種行為與第四國際的精神絕不兼容。
同時，第四國際絕對排斥並唾棄工會的拜物教，它是工聯主義者及工團主義者的同一特性。
一，工會，就其任務、組織及徵募會員的方式說，不應也不能提出一個完成的革命政綱，因此工會不能代替黨。創立各國的革命政黨，作為第四國際支部，乃是過渡時期的中心任務。
二，工會，即使是最有力的，它們所包容的人數也不過是工人階級中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且其中還以較為熟練及報酬較優的層份佔優勢。工人階級中較被壓迫的大多數，只是在工人運動特別高漲的時期，才插話式地捲入鬥爭中。在這樣的時機，必須為特殊目的而建立一些包容整個鬥爭群眾的組織：罷工委員會、工廠委員會、最後建立蘇維埃。
三，一切過去的歷史經驗，連同西班牙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新鮮經驗，都已證明，像這樣只代表無產階級上層組織的工會已發展一種與資產階級民主政制妥協的強烈傾向。在尖銳的階級鬥爭的時期中，工會的負責官僚為了使鬥爭變成無害，力圖使自己成為群眾運動的主人。這件事，在單純的罷工鬥爭時期中，尤其在震撼資產階級財產原則的群眾靜坐罷工的場合中已發生了。在戰爭或革命的時期，當資產階級已陷於特別困境的時候，工會領袖往往變成資產階級的部長。
因此，第四國際的各國支部，不僅應經常努力刷新工會的領導，在緊急關頭，勇敢地、果決地提出新的富於戰鬥精神的領袖，以代替那些只會辦例行公事的官僚和投機政客，且應利用一切可能的時機，建立一些與群眾反資產階級社會鬥爭的任務更為切合的獨立戰鬥組織；必要時就是與工會的保守機關來一個直接了當的分裂亦所不顧。滿懷教派的虛構以背朝向群眾組織固屬罪戾，而消極地容忍革命的群眾運動隸屬於公開反動或假裝"進步"的保守官僚派系之下，其罪戾亦不少。工會本身並非目的；它們只是走向無產階級革命道路上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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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廠委員會
在過渡時期中，工人運動並不是帶著一種有系統的和極其平衡的性質，而是帶著一種狂熱的和爆炸的性質。一切口號和組織形式均應隸屬於運動的指標。謹防以因循態度來應付變局，就像慎防一種疾病無異，領導者應敏捷地反映群眾的創造精神。
靜坐罷工（Sit-down strikes）是這類創造精神的最新現象，它已走出"常態的"資本主義程序的界限之內。在罷工者的要求之外，暫時的佔領工廠給那個偶像－－資本主義的財產，以一記打擊。每一次靜坐罷工都以實際的方法提出這個問題：誰是工廠的主人，資本家還是工人呢？
假如靜坐罷工是插話式地提出那個問題，那末工廠委員會（factory committee）便給它以有組織的表現。由所有工廠的被雇傭者選舉出來的工廠委員會，馬上產生一種與工廠行政的意向相對抗的力量。
改良主義者評論其主子，稱福特之流為"經濟的保皇黨"（economic royalist）以區別於其它"善良的""民主的"剝削者，我們反對這種區分。我們提出工廠委員會的口號，作為同樣反對第一與第二兩類剝削者的鬥爭中心。
工會官僚對工廠委員會的建立將加以反抗，這是他們一般的規律，正如他們在動員群眾的道路上反抗每一個勇敢的步驟一樣。
但運動的範圍愈廣則愈容易衝破這種反抗。在"和平"時期，凡是不公辦廠（closed shop，此種工廠乃專僱用工會會員者，盛行於美國－－譯者）已成立起來的地方，工廠委員會形式上將和工會的普通機關相一致，但它將會更新它的成員且擴大它的機能。但工廠委員會的最大意義在於：它變成代表工人階級中通常為工會所不能推動那些層份的富於戰鬥性的人員。正是從這些較被壓迫的層份裡，才會產生出最有自我犧牲精神的革命隊伍。
工廠委員會甫經出現，一種事實上的兩重政權便在工廠中建立起來。由其實質上看來，它代表一種過渡的狀態，因為它本身包含兩種不可調和的政制：資本家的和無產階級的。工廠委員會的根本意義正在這裡，即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政制之間，它們假如不是給直接革命時期開闢門戶，也會給革命的前期開闢門戶。工廠委員會這一觀念的宣傳既不早熟，也不虛矯，這一點已由蔓延於若干個國家的靜坐罷工的浪潮充份證實了。這種形態的新的罷工浪潮在最近將來是不可避免的。那末就必須及時發動一個贊成工廠委員會的宣傳運動，免得到時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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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業務秘密"與工人監督生產
建築在競爭與自由貿易上的自由資本主義已完全過去了。它的繼起者－－獨占資本主義，不但沒有減輕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反之，還給它加上一種特別痙攣的性質。 "統制"經濟、由國家"監督"工業以及"計劃"經濟這種必要，現在至少在口頭上，已差不多由一切當前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派別，從法西斯到社會民主黨，加以承認了。在法西斯方面，所謂"計劃"經濟主要的就是一個為軍事目的"有計劃"掠奪人民的問題。社會民主黨準備以官僚的"計劃"的小匙子來掏幹無政府狀態的汪洋。工程師及大學教授們大寫其"技術政治"的論文。當他們膽小地作"調整"試驗時，那些民主政府卻碰到了大資本底無法征服的怠工。
那些"改良派"先生們，一走到托拉斯及其業務"秘密"的門限之前，便在虔誠的戰栗中猝然站住，這種情形最恰當地表示出剝削者與民主"監督者"之間的真實關係。在這裡，業務的"不干涉"原則支配一切，個別資本家與社會之間來往的帳目，乃是資本家的秘密，而與社會無關。提出業務"秘密"這一原則的動機，表面上好像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一樣，是為了自由"競爭"。實際上那些托拉斯們彼此之間並無秘密之可言。目前這個時期的業務秘密是獨占資本主義損害社會利益的整個陰謀之一部份。只要社會生產手段的私有主還能夠把剝削、掠奪和混騙的奸謀瞞著生產者和消費者，則一切限制"經濟保皇黨"底專制權的計劃，將永遠成為可憐的滑稽戲。取消"業務秘密"是走向真正產業監督的第一步。
工人和資本家有同等權利去知道工廠、托拉斯、整個產業部門與國民經濟全部的秘密。首先，那些銀行、重工業及集中化了的運輸業就得放在檢查的槌子之下。
工人監督（workers’ control）的直接任務應該把社會的借款及貸款、由個人的營業開始，加以分析；判定國民收入中被個別資本家以及全體剝削者所吞沒的部份；揭露銀行和托拉斯的幕後買賣和欺詐；最後，把因為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以及赤裸裸地追求利潤而不自覺地浪費人類勞動力的真相，向一切社會的成員曝露出來。
沒有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的官員能夠實行這種工作，不管人們願意賦給他的權力多麼大。全世界的人都已看的清楚，羅斯福總統和布魯姆總理沒有任何能力來違抗他們本國的"六十家族"或"二百家族"的詭謀。打破剝削者的反抗需要無產階級的群眾壓力。只有工廠委員會才能實施真正的生產監督，才能請到真誠獻身於人民的專家；如會計師、統計學家、工程師、科學家等；這些人當然只是來作顧問並不是來做"技術統治者"。
反失業的鬥爭，假如不號召廣大和勇敢地組織公共工程，便無從考慮。但公共工程對社會，和對失業者本身一樣，只有當它們已成為一個適用於許多年的總計劃之一部份的時候，才能有一種不中斷和進步的意義。在這個計劃的範圍之內，工人就會要求把那些受恐慌打擊而關了門的私人企業當作公眾的事業，重新恢復起來。在這場合內，工人的監督就會代之以直接的工人管理。
即使定出一個極初步的經濟計劃－－從被剝削者的觀點來說，不從剝削者的觀點來定－－假如沒有工人監督，也就是說，假如工人的眼睛不能夠洞察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切公開或隱藏的泉源，仍舊是不可能的。代表個別企業的各個委員會應舉行大會，選出與各托拉斯、各整個產業部門、各經濟區域以及最後整個國家產業相適應的各項委員會。這樣，工人的監督便成為計劃經濟的一所學校。根據監督的經驗，無產階級將準備在那個可能實現的時間到來時，就直接管理國有化的企業。
有些資本家，主要是那些低一等的和中間的層份，有時會自願地向工人打開他們的帳簿－－他們往往拿這個來證明減低工資的必要－－工人對這些資本家的答复，便是他們對個別破產者或半破產者的簿記並不感到興趣，他們所感到興趣的只是一切剝削者的總清賬。工人們並不，而且也不願意拿他們生活條件的水準來遷就個別資本家的困境，因為這些資本家本身就是他們自己制度的犧牲品。工人的任務是要在一個更高尚和行得通的基礎上，改組全部生產和分配的製度。假如業務機密的取消，是工人監督的必要條件，則工人監督便是走向以社會主義指導經濟這條道路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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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沒收資本家個別集團的財產
沒收財產的社會主義綱領，亦即政治上推翻資產階級並消滅其經濟統治權的社會主義綱領，在目前的過渡時期當中，絕不應阻礙我們於時機許可時，提出要求去沒收工業中若干維繫民族生存的重要部門或者沒收最有寄生性的資產階級集團的財產。
就這樣，對於那些民主派先生們關於美國"六十家族"或法國"二百家族"底獨裁所作的可憐的怨訴，我們便提出沒收這六十個或二百個封建式資本主義大君財產的要求來加以答复。
恰恰為了同樣的理由，我們要求沒收那些在戰爭工業、鐵路以及極重要的原料來源等方面握有壟斷權的大公司的財產。
這些要求與昏頭昏腦的改良派底"國有化"口號之間有如下的區別：一，我們拒絕賠償；二，我們提醒群眾提防人民陣線的煽動家，這些煽動家奢談國有化，而實際上仍是資本家的代理人；三，我們號召群眾只依賴他們自己的革命力量；四，我們把財產沒收問題，與工農奪取政權問題連繫起來。
財產沒收這個口號不僅要在我們的宣傳中以較為全面的方式來提出，而且要在日常鼓動（agitation）過程中以部份的形式來提出，這樣提出的必要性是由於這一事實，即：各種不同工業部門的發展水準各不相同，在社會生活中佔有不相同的地位，而且要經過不同階段的階級鬥爭。只有發生了全面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高潮，才能把沒收全部資產階級財產提上議事日程。過渡要求的任務就是準備無產階級去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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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私人銀行的沒收與信用事業的國家化
帝國主義的意義就是金融資本的統治。銀行與托拉斯、辛迪加一起，而且時常高居他們之上，把經濟的實際指揮權集中在自己的手裡。就它們的結構說，銀行以一種集中形式表現了現代資本的整個結構；它們使各種壟斷的傾向和無政府的傾向結合起來。它們組織起新奇的技術、巨大的企業、強有力的托拉斯；也組織了高物價、經濟恐慌和失業。如果銀行的指揮地位仍留在掠奪性的資本家手裡，那麼在反對壟斷的橫暴和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這兩者的破壞工作是互相補充的－－的鬥爭中，就不可能採取任何一個重大的步驟。為了依照一個符合全民利益的合理計劃而建立一個投資和信用之統一化的製度，必須將所有銀行合併成單一的全國機構。只有沒收私人銀行並集中整個信用事業在國家之手，才能提供國家的經濟計劃以必須的和實際的，即物質的資源－－不僅是紙上和官僚式的。
沒收銀行絕不包含沒收銀行存款的意思。相反，單一的國家銀行能夠給小存款者以比私人銀行遠較有利的條件。同樣，只有國家銀行才能給農民、小店主、小商人提供有利的條件。即：低利貸款。不過更重要的是，在整個經濟－－首先是大規模的工業和運輸－－由一個單一的金融機構指揮的情形下，將會給工人和其它一切其它勞動者以真實的利益。
但銀行國家化，只有當國家政權本身由剝削者之手完全轉到勞動者之手，才能產生這些有利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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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糾察隊－自衛團－工人民兵－無產階級武裝
靜坐罷工是群眾方面發出來的一個嚴重的警告，這個警告不僅是對資產階級，同時也是對工人的組織（包括第四國際）而發。 1919－1920年意大利工人依照他們自己的創意佔據了工廠，這樣便給他們的"領袖"送來一個社會革命就要到來的信號，那些"領袖們"對這信號不屑一顧。結果是法西斯主義的勝利。
靜坐罷工不能說是意大利式的工廠佔據；但它們是走向這樣佔據的一個決定的步驟。目前的恐慌能夠把階級鬥爭弄得極度緊張，且使它更迫近於總解決的時刻。但這並不是說一個革命情勢指顧間便可到來。實際上它的到來是由一連串的震動表現出來的。這些震動之一便是靜坐罷工的浪潮。第四國際支部當前的問題，就是在如何幫助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去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一般性質和節拍，並及時地以更果決和富於戰鬥精神的組織手段，去使群眾鬥爭獲得成果。
無產階級鬥爭的尖銳化，意味著資本家方面反攻方法的尖銳化。靜坐罷工的新浪潮，能夠喚起而且毫無疑義地要喚起資產階級方面的堅決的對策。大托拉斯的機密參謀部已把準備工作做好了。假如再不留意這些陰謀使革命組織與無產階級再受到不意的打擊，那可就悲慘極了！
無論哪裡的資產階級都不以正式的警察和軍隊為滿足的。在美國，甚至在"和平"時期，資產階級也要在工廠中維持一批軍事化的罷工破壞隊以及私人的武裝打手。除此之外，目下還要加上美國式納粹黨的各種各式的集團。法國資產階級在危機初次迫近的時候，便動員了那些半合法和非法的法西斯隊伍（包括軍隊中的這一類隊伍）。英國工人壓力剛剛再度變得強了一點，摩斯來爵士的隊伍便兩倍，三倍甚而增加到十倍，從事向工人作流血的進攻。資產階級自身已很精確的知道這一件事，即，在目前這一時期中，階級鬥爭是不可抗拒地傾向於轉變自身為內戰。意大利、德國、奧國、西班牙以及其它國家的例子，給大資本家及其僕役的教訓，較給無產階級官式領袖的教訓大得多。
第二及第三國際的政客與工會的官僚一樣，對資產階級的私家軍隊自覺地閉上眼睛；因為不如此，他們和資產階級的同盟便連二十四小時也不能維持。這些改良派有系統地將這種觀念移植到工人的精神中去，即，在資產階級全身武裝起來而工人們手無寸鐵的時候，民主政治的神聖就有了最好的保障。
第四國際的義務便是要一勞永逸地結束這種卑顏屈膝的政策。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包括社會民主黨、斯大林黨、無政府黨，他們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越叫得響亮，則在實際上越是卑鄙地向法西斯投降。只有那些感到有千百萬勞苦群眾作後盾的工人武裝戰鬥隊，才能夠有效地打勝法西斯的隊伍。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並不是在自由派的編輯室中，而是在工廠中發動，並且在街道上結束。工廠中的罷工破壞隊和私家配槍打手是法西斯軍隊的基本核心。罷工糾察隊（strike pickets）則是無產階級軍隊的基本核心。這便是我們的出發點。我們必須連繫著每一個罷工和街頭示威，宣傳建立工人自衛團（workers’ groups for self-defense）的必要。必須把這個口號寫在工會革命派的綱領上面去。而且只要有可能的地方，便必須從青年團體開始著手組織自衛隊；訓練他們熟習於武器的使用。
群眾運動來一個新的高潮，則不僅應能增加這些隊伍的數目，且應按照鄰屬、城市、區域把它們統一起來。工人運動對那些工賊、匪黨和法西斯的正當的仇恨，必須給以組織上的表現。必須提出一個工人民兵（workers’ militia）的口號，以作為工人組織、集會及出版之不可侵犯性的一個認真的保障。
只有借助於這樣有系統的、堅執的、不懈的、勇敢的又經常站在群眾本身經驗的基礎上的鼓勵和組織工作，才能從他們的意識中，把馴服和消極的傳統連根拔除；才能夠訓練出一些足以向一切勞苦群眾示範的英雄的戰士隊伍；才能夠使反革命的武裝歹徒們遭受的一系列的策略性的挫敗；才能夠提高被剝削者及被壓迫者的自信心；才能夠在小資產階級眼前挫抑法西斯主義的氣勢並開闢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
恩格斯曾給國家下一個定義為"配武裝者"的集團。無產階級的武裝是與它的解放鬥爭伴隨而生的一個必然的因素。無產階級決心要武裝的時候，它便會找尋到武裝的道路和手段。而這一方面的領導權也天然的落在第四國際各個支部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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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工農同盟
工人在農村中的戰友和夥伴，便是農業勞動者。他們是同一階級的兩部份。他們的利益是不可分離的。產業工人的過渡要求綱領，只要在某些地方稍作更改，也就是農業無產階級的綱領。
農民代表另一個階級：他們是農村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由種種不同的層份形成：由半無產階級以至剝削份子。根據這一點，產業無產階級的政治任務就是要將階級鬥爭推廣到農村中去。只有這樣它才能夠在它的同盟者和它的敵人之間畫出一條分界線。
每一個國家民族發展的特性，在農民的且多少在城市小資產階級（工匠及小老闆）的境況裡表現的最奇特。這些階級，不管在數目上如何強大，實質上總是代表前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殘餘。第四國際各支部應盡可能具體地訂出一個關於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過渡要求的綱領，而這一綱領應適應各自國家的條件的。進步的工人應學會對他們的未來同盟者所提出的問題，作明確和具體的答复。
顯然農民是一個"獨立的"小生產者，他們卻需要低利的信用貸款，需要以他所能支付的價錢而買到的農業機械和肥料，需要有利的運輸條件以及需要給它的農產品以一個公正的市場的組織。但那些銀行、托拉斯、商人卻從各方面來掠奪農民。只有農民自己，在工人的幫助之下，才能夠抑制這種掠奪。小農選舉的委員會應在全國舞台上出現，且應與工人委員會和銀行僱員委員會聯合在一起，把對農業有關的運輸、信用及商業活動的監督權奪到他們手中。
大資產階級虛偽地引用工人的"過火"要求，巧妙地把商品價格問題轉變成一個楔子，插入工人與農民以及工人與城市小資產階級之間。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與產業工人、公司職員及政府僱員不同，他們不可能要求工資按物價的增加而增加。政府反對物價高漲的官式辦法只對群眾的一種欺騙。但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卻可以以消費者的資格和工人一起闖進有關規定物價的政治活動中。對於資本家們關於生產費用、運輸及交易費用的悲嘆，消費者可答复說："拿出你們的帳簿給我們看；我們要監督價格的規定。"這種監督的機關應該是物價委員會（committees on prices），而這個委員會則由工廠、工會、合作社、農民組織、城市的"小百姓"、家庭婦女等派代表成立。利用這個手段，工人便可以向農民證明，物價高漲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在工資抬高，而是在資本家的超額利潤以及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的過度浪費。
制定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綱領時，應把沒收小農財產以及強迫他們集體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農民將仍舊是他的一塊土地的所有主，只要他還相信是一件可能的和必要的事．為了在農民中恢復社會主義綱領的令譽，必須毫不留情地暴露斯大林派集體化的辦法，這些辦法的推行，並不是為著農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為著官僚的利益。
剝奪剝奪者的意思，並非指強迫沒收手工業者和小老闆的財產而言。相反的，工人監督銀行和托拉斯，甚至把這些企業國有化，能夠給城市小資產階級的信用貸款、購買及發賣創造較他們在無管束的獨占企業支配下可能獲得的無比有利的條件。對私人資本家的依賴將代之以對國家的依賴。勞苦群眾越是堅強地把國家操縱在自己手裡，那麼這個國家將愈加顧及它的小合作者和代理人的需要。
被剝削的農民之實際參加種種不同經濟領域的監督，將讓他們自己去決定：究竟改行土地的集體耕作，對他們是否有利；在什麼時候實行，以及實行怎樣規模的集體化。當農民在這條道路上邁進時，產業工人應該經過工會、工廠委員會以及最重要的，經過一個工農政府，向農民表示每一步的合作，他們應視此合作為當然的義務。
無產階級並不是向一般的"中等階級"而是向城鄉小資產階級中的被剝削層份提議建立同盟，以反對一切剝削者，包括"中等階級"的剝削者。這一同盟絕不能基於強迫，只能基於自由的讚同，而這種贊同應由一個特別的"協定"使之鞏固起來。這個"協定"也就是雙方自願接受的過渡要求的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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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反對帝國主義與戰爭的鬥爭
整個世界形勢，以及由此而生的個別國家內部政治生活，都給戰爭的威脅籠罩了。一個逼近的災難，已給人類中最廣大的人群帶來強烈的憂懼。
第二國際有恃無恐地重複它在1914年的可恥的政策，因為今天，在沙文主義中奏第一把提琴的乃是共產國際。只要戰爭的危機一有了具體的輪廓，斯大林主義者便遠遠地追過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者，立即成為所謂"保護祖國"的喧囂的鼓譟者。因此，反對戰爭的革命鬥爭便完全落在第四國際的肩上。
布爾什維克－列寧派關於這個問題的政策，已有系統地寫在國際書記局的提綱中（1934年發表之《戰爭與第四國際》），這種政策今天還保有它的全部效力。在下一時期，一個革命政黨要想取得勝利，首先得依賴它對於戰爭問題的政策。一個正確的政策由兩個要素構成：對帝國主義及其戰爭採取不可調和的態度與能夠把黨的政綱放在群眾本身經驗的基礎上的能力。
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利用戰爭問題－－較其它任何問題都多－－以抽象的名詞、概括的公式、殘缺的詞句來欺騙群眾："中立"，"集體安全"，"武裝保衛和平"，"國防"，"反法西斯鬥爭"等等。所有這些公式歸根結底還是還原到這一事實：戰爭問題，即人民的命運，已落在那些用盡陰謀詭計以反對人民的帝國主義者、他們的統治參謀部、他們的外交部、他們的將軍的手裡。
第四國際深惡痛絕地排斥所有這些抽象的觀念："光榮"、"血統"、"種族"。這些抽象觀念在民主陣營中和在法西斯陣營中起著同樣的作用。但深惡痛絕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以測驗的標準、口號和要求去幫助群眾辨明這些招搖撞騙的抽象觀念之具體內容。
"裁軍嗎？"－－但全部問題在於誰裁誰的軍。唯一足以避免或阻止戰爭的裁軍，便是工人裁資產階級的軍。但要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工人必須武裝自己。
"中立嗎？"－－但無產階級卻絕不願在中日戰爭或蘇德戰爭中守中立。 "那末這個意思就是要保護中國和蘇聯嗎？"當然！但保護並不是靠那些要把中國和蘇聯通通扼死的帝國主義者。
"保護祖國嗎？"－－但資產階級把這個抽象觀念了解為保護它的利潤和贓物。假如我們首先把我們本國（資本家）的手腳捆起來不讓他們去侵犯人家的祖國；假如我們國內的工農已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假如國家的財富已從區區的少數人手中轉入人民的手中，又假如軍隊已變為被剝削者而非剝削者的武器；我們就準備保護祖國以抵抗外國資本家。
必須把這些基本觀念分解得更具體更細緻，而且要按照事變的進程以及群眾思想的趨向來加以解釋。此外，還必須嚴格地把外交官、大學教授、新聞記者的和平主義，與木匠、農業工人、女傭的和平主義區別開來。前者的和平主義是帝國主義的一個煙幕；後者是不信任帝國主義的一種混亂的表現。當小農或工人談及保護祖國時，他們的意思就是保護他們的家人以及他人相同的家庭以抵禦侵略、炸彈和毒瓦斯。資本家以及他的新聞記者把保護祖國了解成為搶奪殖民地和市場，貪婪地增加各該"國家"在世界收入中的一份。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和愛國主義從頭到尾是一種欺騙。在被壓迫者的和平主義甚至愛國主義中，卻有這些成份，即：一方面是對那破壞性的戰爭之仇恨，另方面又是對他們自以為於己有利的事物之執著－－這些成份，我們都必須懂得怎樣去把握住以便做出必須的結論。
第四國際以上述這些見解為其出發點，支持每一個要求，即使是不充份的要求，只要這種要求能在某種程度把群眾引到積極的政治活動中去，能喚醒他們對資產階級陰謀詭計的批判並增強他們對這種陰謀詭計的監督。
例如，我們的美國支部便是從這個觀點出發，對在宣戰問題上進行全民投票的建議，採取了批評的支持。毋須說，任何民主改革本身都不能阻止統治者去挑動戰爭，當這些統治者要戰爭的時候。必須對這一點提出明白的警告，不過群眾對全民投票的建議雖存有幻想，我們卻要進一切力量支持被剝削者對剝削者底進步的不信任。全民投票的運動愈是廣泛地展開，則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將愈會迅速地離開它；共產國際底叛徒將愈會徹底地喪失其聲譽；而群眾對帝國主義的不信任將愈會尖銳。
從這個觀點出發，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從十八歲起無論男女都有選舉權。凡是明天要被召去為祖國而死的人今天就應該有權投票。反戰爭首先就應以青年底革命的動員開始。
必須從各個角度來闡明戰爭問題，看當時戰爭問題在哪方面影響到群眾，就從哪方面來說明。
戰爭是一宗大買賣，尤其對軍事工業是如此。因此，這些"六十家族"便是頭等的愛國者和首要的戰爭挑撥者，工人監督軍事工業是反對戰爭"製造者"鬥爭的第一步。
對於改良派的口號，徵收軍事工業利潤稅，我們以沒收軍事工業利潤以及沒收軍事工業奸商財產的口號來對抗。在軍事工業已"國有化了"的地方，如法國，則工人監督的口號保有全部的效力。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政府與對個別資本家同樣地不信任。
不給資產階級政府以一個人與一個銅元！
不要軍備計劃，但要有用的公共工程計劃！
工人組織應完全脫離軍隊警察的控制！
我們必須一勞永逸地從那些貪得無饜的、無情的、背著人民玩弄陰謀的帝國主義者手中奪回他們對人民命運的操縱權。
根據這一點我們要求：
完全廢除秘密外交，一切條約和協議必須對一切工人和農民公開；
在工農委員會的直接監督之下，實行工農的軍事訓練和武裝；
設立軍事學校，以便將那由工人團體選出的勞動者訓練成為司令員；
以民兵代替常備軍，此民兵應與工廠、礦山、農場等不可分離地連結在一起。
帝國主義戰爭是資產階級貪婪政策的繼續和尖銳化。無產階級的反戰鬥爭是其階級鬥爭的繼續和尖銳化。戰爭的開始，改變了各階級間鬥爭的形勢，且部份地改變了它的手段，但並沒有改變目的和基本路線。
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支配著全世界。因此照其基本性質看來，未來的戰爭是一場帝國主義戰爭。而國際無產階級政策的根本內容也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戰爭。在這個鬥爭中基本的原則是："主要的敵人在你們自己國內"，或"你們自己（帝國主義）政府的失敗禍害較少"。
但並非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帝國主義國家。事實正相反，大多數還是帝國主義的受難者。有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將無疑要利用戰爭來掙脫奴隸的枷鎖。他們的戰爭可不是帝國主義的，而是具有解放意義的。國際無產階級的責任在於幫助被壓迫國家反對壓迫者的戰爭。同樣的責任，也適應於對蘇聯或者在戰前戰時可能產生的任何其它工人政府的援助，每一帝國主義政府在同工人國家或殖民地國家的戰爭中遭受失敗，都是禍害較少。
不過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不能經過他們本國政府來援助反帝國主義的國家，不管那兩國在這一時期內的外交與軍事的關係如何。假使兩政府那時正締結著暫時的、其本質是不可靠的聯盟時，則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要繼續站在本國政府之階級反對派立場上，用自己的方法－－國際階級鬥爭的方法－－來援助那非帝國主義的"同盟者"（不僅進行鼓動反對他們那不可靠的同盟者，而且鼓動在殖民地建立工人國家；有時要實行抵制與罷工，有時則放棄抵制與罷工等。）
在戰爭中援助殖民地國家或蘇聯，無產階級絲毫不與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或蘇聯的熱月官僚相結合，可贏得殖民地和蘇聯工人的同情，可增強第四國際在那些地方的威望與影響，且增強它的力量，俾得推翻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與蘇聯的反動官僚制度。
在戰爭爆發之始，第四國際的支部將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孤立：每一個戰爭都是冷不防地加在全國群眾的頭上的，且推使他們站到政府機關方面。國際主義者必須逆流前進。但新的大戰所帶來的災害與貧窮將在頭幾個月之內就遠超過1914－1918年的流血恐怖，這會很快使人清醒。群眾的不滿及其反抗將飛速增長。第四國際的支部將站在革命浪潮的前頭。過渡要求的綱領將獲得迫切的實現性。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問題將全部畢現。
在未把人類弄得枯竭或浸沒在血泊中之前，資產階級用民族仇恨和種族仇恨的毒氣來污濁世界的大氣。今天的反猶太運動，就是資本主義臨死痛苦之更惡毒的痙攣之一。
把種族偏見的根源以及各式民族自大和沙文主義的，特別是反猶太運動的內幕加以不可調和的揭露，應該成為第四國際各支部日常工作之一部份，且是反帝國主義和反戰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們的基本口號仍是：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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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工農政府
"工農政府"的公式，第一次出現於1917年布爾什維克的鼓動中，在十月革命之後則被確定地接受。最終說來，它只是代表已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通俗的名稱。這個名稱的意義主要是在於它著重地指出了構成蘇維埃政權基礎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同盟的觀念。
當不肖門徒們的共產國際妄想恢復那個已為歷史埋葬了的"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時，他們給"工農政府"的公式以一種完全不同的、純"民主的"亦即資產階級的內容，拿它來對抗無產階級專政。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堅決排斥這種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來詮釋的"工農政府"的口號。他們過去認定，現在也認定無產階級的黨如拒絕超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界限，則它和農民的同盟，便乾脆成為資本家的一根支柱，正如1917年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1925－27年中國共產黨以及現在西班牙、法國及其它國家中"人民陣線"的情形一樣。
從1917年四月至九月，布爾什維克要求社會革命與孟什維克跟自由資產階級破裂，並把政權奪到他們的手中。在這個條件之下，布爾什維克黨答應在反對資產階級時候，給予那些充當工農底小資產階級代表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以革命的援助，但絕對拒絕加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政府，或替這個政府負政治的責任。假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真的和立憲民主黨（自由派）以及國外帝國主義破裂，則他們創立的"工農政府"便只有加速和便利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但正因為這一點，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領導人才出全力來反對建立他們自己的政府。俄國的經驗已經證明，而西班牙及法國的經驗又再度證明：即使在很順利的條件之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政黨（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斯大林黨、無政府黨）也不能夠建立一個工農的政府，即，不能建立一個脫離資產階級而獨立的政府。
但布爾什維克向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提出的要求 "和資產階級破裂，把政權奪到你們手中！"對群眾已有很大的教育意義。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之頑固的不願奪取政權，在七月那些日子當中，暴露的太厲害了，因此在群眾的輿論之前，確定地宣告了他們的死刑並準備了布爾什維克黨的勝利。
第四國際的中心任務是把無產階級從舊派領導中解放出來，這種舊派領導的保守主義，與正在瓦解的資本主義底破局的大爆發完全矛盾，它成為歷史進程中的主要障礙。第四國際控告那些無產階級傳統組織的主要罪狀便是它們不願和資產階級底政治的半死屍割裂開來。在這種條件之下，有系統的向那個舊派領導提出要求："與資產階級破裂，奪取政權！"就是暴露第二第三及阿姆斯特丹國際底叛賣性質的最重要的武器。因此"工農政府"的口號之能得到我們同意，只有按照它於1917年被布爾什維克提出時的意義，即，把它當作反資產階級和反資本主義的口號，而絕不是按照後來不肖門徒所給予它的那種"民主的"意義，把它從一座社會主義革命的橋樑改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礙物。
我們要求一切以工農為基礎且以工農名義發言的政黨及組織，在政治上和資產階級破裂且走向為工農政府而鬥爭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我們答應予他們反對資產階級反動以全部的支持。同時，我們圍繞在那些過渡要求的周圍，進行不懈的鼓動。這些過渡要求，按照我們的見解，應該構成"工農政府"的政綱。
由那些傳統的工人組織來產生這樣的政府是可能的嗎？上面已經說過，過去經驗證明：這是極度靠不住的。但人們卻不能事先便絕對否認它有理論上的可能性，在完全例外的條件（如戰爭失敗，財政破產，群眾革命的壓迫）的影響之下，小資產階級政黨，包括斯大林黨，也會出乎他們的意願之外，沿著與資產階級破裂之路走的更遠一些的。但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不容置疑的：即使某時某地這種極度靠不住的變態變成現實而依照上述意義的"工農政府"被建造起來，它也只是代表真正無產階級獨裁道路上的一個短促的插話而已。
但我們毋須多事猜測。圍繞著工農政府口號的鼓動，在一切情形下都保有一個巨大的教育價值。而且（它之所以保有這種價值）並不是偶然的。這個一般化的口號完全是循著我們這個時代底政治發展的路線（舊資產階級政黨的破裂和解體，民主制的塌台，法西斯主義的增長，工人之加速地走向更積極和攻勢的政治活動）提出來。因此這些過渡要求之每一個要求都引得到一個同一的的政治結論：工人們必須和一切資產階級的傳統政黨破裂，以便聯合農民建立他們自己的政權。
想事先預見到群眾革命底動員的具體階段是不可能的。第四國際的支部應該在每一個新階段上，以批判態度來確定自己的方向，提出一些口號去幫助工人爭得獨立的政治活動，加深這些政治活動的階級性，破除改良主義及和平主義幻想，加強先鋒隊與群眾的聯繫，以及準備以革命奪取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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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蘇維埃
上面已經說過，工廠委員會是工廠內部底兩重政權的要素。因此，它們的存在只有在群眾不斷增長壓力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這種條件對反戰鬥爭的特殊群眾團體、物價委員會以及運動中其它一切新的中心言，也同樣真實，因為這些團體甫經出現就證明階級鬥爭已溢出無產階級傳統組織的界限之外了。
但這些新的機關中心很快便會開始感到它們不夠和缺乏團結力。在保留資產階級政制的條件之下，任何過渡要求都不能充份實現。同時，社會危機的加深，不僅增加群眾的痛苦，而且還增加他們的焦急、堅持和壓力。被壓迫群眾中越來越新的層份會抬起他們的頭來，帶著他們的要求前進。從來不蒙改良派領袖一顧的幾千幾百勞苦過度的"小百姓"將不斷來敲打工人組織的大門。失業者將加入這個運動。農業工人、那些破產和半破產的農民、城市中的被壓迫者、女工、家庭主婦、知識分子中底無產化的一層－－所有這些人將找尋統一和領導。
那末，就算在一個城市的範圍內，怎樣使種種不同鬥爭的要求和形式協調一致呢？歷史已經答復了這個問題：經過蘇維埃。這些蘇維埃將把一切鬥爭團體的代表聯合起來。現在還沒有人提出另一個不同的組織形式來實現這個目的；而且要想出一個更好的來也委實不可能。蘇維埃並不為一個先天的黨綱所限制。它向一切被剝削者敞開門戶。凡是捲入鬥爭主流中底一切層份的代表，都穿過這些大門。這種組織隨著革命的進展而擴大，其內容則一次再次地更新著。無產階級的一切政治流派都可以在最廣大的民主基礎上爭奪蘇維埃的領導權。因此，蘇維埃的口號便是過渡要求的綱領中最高的一項。
蘇維埃只有當群眾運動進入一個公開革命階段的時候才能生長。蘇維埃宛如一支軸心，在它的周圍聯合著成千成萬勞苦大眾，從事於反剝削者的鬥爭，這些蘇維埃自從出現的頭一刻鐘起，便成為地方政府的，以後又成為中央政府的競爭者和敵對者。假如工廠委員會在工廠裡造成一個兩重政權，那末蘇維埃便在一個國家內開始一個兩重政權的時期。
兩重政權是過渡時期底最高點。兩種政制－－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政制－－是不可調和地互相反對的。它們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的命運全靠這個衝突的結局如何。假如革命失敗，資產階級底法西斯獨裁就要跟著來臨。假如勝利的話，那末蘇維埃政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社會主義性的社會改造就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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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落後國家與過渡要求的綱領
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就其本質說，乃是落後國家。但落後國家卻是帝國主義所統治的世界之一部份。因此，它們的發展，具有綜合的性質：最原始的經濟形式結合最新式的資本主義的技術與文化。同樣情形，也決定了落後國家中無產階級之政治的鬥爭：為民族獨立和資產階級民主之最起碼的成就所作的鬥爭，與反對那世界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鬥爭相結合。在這一斗爭中，民主口號、過渡要求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並不是分成各別的歷史時期，而是直接從此到彼地邁進的。中國無產階級在必須準備蘇維埃之前，還剛剛開始組織工會。就這一意義說來，本綱領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至少對那些無產階級已能進行獨立政治活動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是完全適用的。
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中心任務是土地革命，即：消滅封建殘餘；與民族獨立，即推翻帝國主義的羈絆。這兩種任務是緊相聯繫的。
簡單地將民主政綱予以拋棄，那是不可能的。群眾一定要在斗爭中去超出這個政綱。國民會議（或製憲會議）的口號，在中國或印度那樣的國家，還保有全部力量。這口號一定要同民族解放與土地改革問題不可分離地聯繫著。在初步，工人們必須用這民主政綱來武裝自己。只有工人才能號召與統一農民。站在革命的民主政綱基礎上，必須使工人們與"民族"資產階級對立起來。用革命的民主口號來動員群眾，到了某個時期，就能夠而且應該產生蘇維埃。蘇維埃在某一時期的歷史作用，尤其是它們對國民會議的關係，將以無產階級的政治水平，蘇維埃與農民的聯繫以及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之性質來決定。蘇維埃遲早要推翻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有蘇維埃才能夠完成民主革命，同時開啟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
無產階級鬥爭中，個別的民主要求與過渡要求之相對的比重，它們互相間的聯繫與它們提出的次序，都要由每一落後國家的特點與特殊條件來決定，在好大範圍內，要由它的落後程度來決定。不過在一切落後國家中，革命發展的一般趨向是能夠以不斷革命底公式決定的，而不斷革命的意義，已被俄國的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2月、1917年10月）確定地指出過了。
共產國際已經用一個典型的例子，昭示過落後國家：它怎樣能破壞一個有力的與有希望的革命。當1925－27年中國發生怒濤般的群眾鬥爭時，共產國際未能提出國民會議口號，同時又禁止蘇維埃的創立。（按照斯大林的計劃說，國民黨這個資產階級的政黨，同時可以代替國民會議與蘇維埃。）當群眾已被國民黨鎮壓以後，共產國際卻在廣州繪成一幅對蘇維埃的諷刺畫。廣州暴動不可避免地失敗了以後，共產國際採取了游擊戰與農民蘇維埃的道路，而這時工業無產階級完全是消極的。這樣踏進了死巷以後，共產國際卻利用中日戰爭的機會，一筆勾銷了"中華蘇維埃"，不僅將農民的"紅軍"而且使所謂"共產黨"也都臣服於同樣的國民黨，即資產階級了。
共產國際既因與"民主的"奴隸主締交而背叛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則同時不得不背叛殖民地民眾的解放鬥爭，它底背叛的方式，實在比以前第二國際所干過的更為無恥。 "人民陣線"與"國防"政策的任務之一，就在於將殖民地中的千百萬群眾變成"民主"帝國主義的砲灰。佔人類大部份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人民的解放鬥爭的旗幟，已經確定地轉入第四國際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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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法西斯國家中的過渡要求的綱領
共產國際底戰略家曾經宣布過希特勒的勝利只是走向台爾曼（Thaelmann）勝利的一個步驟，這句話今天聽起來已經古遠的很了。台爾曼坐在希特勒的監獄裡，現在已經有五年多了。墨索里尼已經用法西斯主義把意大利捆綁了16年多。在這整個時期內，第二和第三國際不僅無法領導一個群眾運動，甚至還無法產生一個嚴肅的，多少與沙皇時代革命政黨相比擬的非法組織。
拿法西斯思想的力量來解釋這些失敗，那是一點理由也沒有的。（墨索里尼根本就從來沒有提出過什麼思想）。希特勒的"思想"從來就沒有認真地吸引住工人。民眾中那些一時陶醉於法西斯主義的階層，主要是中等階層，也已經有充份時間來清醒了。今天某些隱約可見的反對派之僅限於新教徒及天主教會的團體，這一事實不能由"種族"和"血統"這種半瘋狂半胡說的理論之力量來解釋，而應由民主派、社會民主派和共產國際底理論之可怕的破產來解釋。
在巴黎公社大屠殺後，黑色的反動幾乎統治了八年。 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之後，勞苦大眾之淪於昏迷之境者，也差不多有這樣長久的時間。但這兩個例子的現像只是一種物力的失敗現象，它是為力量關係所決定的。再說，在俄國失敗的乃是一個差不多尚在處女階段的無產階級。那個時候，布爾什維克派甚至還沒有慶祝它的第三周歲。德國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德國的領導是由兩大強有力的政黨形成的，其中一個已存在了70年，另一個也差不多有15年。這兩個黨，有幾萬選民跟在它們後面，竟於戰鬥之前便在精神上癱瘓了，而且不經一戰便投降了。歷史上還沒有記下堪與比擬的災難。德國無產階級並不是在戰鬥中給敵人擊潰的，它是被自己政黨的膽怯、卑賤、背信所摧毀的。那末它現在對它幾乎三代以來慣常相信的一切事物失掉信念，又何足奇？希特勒的勝利反過來鞏固了墨索里尼的地位。
西班牙或德國內部，革命工作的長期失敗，只是社會民主黨及共產國際底罪惡政策的報應。秘密工作不僅需要群眾的同情，還需要其前進層份自覺的熱情。但哪些歷史上已經破產的組織能希望人家給它們以熱情嗎？凡是以亡命者領袖資格出現的，其中大多數或以墮落入骨，成為克林姆宮以及格伯烏的代理人，或者是那些社會民主黨的前任總長，它們還夢想工人們將來能以某種奇蹟使他們回到那些已失掉的位置。難道還有一分鐘可以想像這些老爺們能夠做"反法西斯"革命底未來領袖嗎？
而且整個世界範圍內的事變－－奧國工人的潰敗、西班牙革命的失敗、蘇維埃國家的墮落－－都不能幫助德意兩國的內部發生革命高潮。因為德意工人想得到政治情報，多數依賴於無線電播音，所以我們便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說，莫斯科的播音台所放送的，參合了愚蠢和傲慢的熱月的誑騙，已經成為全能主義國家工人頹喪的一個最有力的因素。在這一方面，也像別的方面一樣，斯大林只是充當了戈爾培的助手。
同時，使法西斯主義得到勝利的階級矛盾，仍舊在法西斯的政制之下繼續發展著，且正在逐漸地掘毀它的基礎。群眾是比以前更不滿了。成百成千能自我犧牲的工人，不顧一切地繼續進行著革命的鼴鼠工作。沒有直接嚐過那舊傳統與大希望被粉碎之痛的新生一代，已走在前頭。無產階級革命底分子運動式的準備工作，在沉重的全能主義墓石底下不可抗拒地進行著。但要想把潛伏的力量爆發成公開的叛亂，無產階級先鋒隊還必須找到一個新的前途，一個新的政綱和一面新的無疵的旗幟。
主要的不利條件就在這裡。法西斯國家底工人要想選擇一個新的政綱是異常困難的。一個政綱是靠經驗來確證的。但在全能主義專制制度的國家裡正缺乏群眾運動的經驗。將來多分要靠在某一個" 民主"國家中的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勝利來推動法西斯領土上革命的運動。由於一種財政或軍事的大災難，也能發生同樣的效果。目前必須進行以宣傳為主的準備工作，這種工作只有在將來才能收穫大規模的成果。但在這一點上，有一件事是可以確信的：革命浪潮一旦在法西國家爆發，將馬上成為一股洪流，而且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都不會因為複活已死的威瑪憲法之類的試驗，而半途中止的。
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在第四國際與那些在破產中苟延殘喘的舊黨之間，開始發生一種不可調和的分歧。德國流亡者的"人民陣線"是一切可能的人民陣線中最惡毒與最無信義的一種。實質上，它表現一種無能的渴望，希望與一個烏有的自由資產階級合作。假如這合作得到成功，它也不過給無產階級準備了一連串西班牙式的新的失敗罷了。因此，無情地暴露"人民陣線"底理論和實際的虛偽，乃是反法西斯革命鬥爭的首要條件。
當然這並不是說第四國際拒絕把民主口號當作動員反法西斯群眾的一種手段。恰恰相反，這一類口號在某些時機是能夠盡一種認真的作用的。但民主主義的公式（出版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等）在我們看來只是無產階級獨立運動中底偶然的或插話式的口號，而並不是資產階級代理人（如西班牙的情形！）套在無產階級頭上的一條民主的絞索。這個運動只要多少具有了群眾性質，民主口號便立即與過渡的口號交結起來。我們可以預想，工廠委員會的出現，將在那些舊式的例行公事者從他們的辦公室裡匆匆出來組織工會之前；蘇維埃之普及於德國，將在一個新的製憲會議開催於威瑪之前．意大利及其它全能主義與半全能主義國家將也不例外。
法西斯主義使這些國家陷於政治的野蠻主義之中。但它並沒有改變它們的社會結構。法西斯主義是財政資本手裡的一個工具，不是封建主手裡的一個工具。一個革命的政綱應根據階級鬥爭底辯證法，而不應根據那些受了驚的破產者的心理，這點對法西斯國家也一樣。第四國際厭惡地排斥那些政治上化裝跳舞的方法。這些方法已使斯大林主義者，往日"第三時期"的英雄，輪流著戴著天主教徒、新教徒、猶太人、德國國家主義派、自由派的假面具出場－－他們這樣做只是為了掩護他們那一個並不討人喜歡的臉相。第四國際經常而且到處在其自己的旗幟下出現。它公開的向法西斯國家內的無產階級提出它自己的政綱。全世界的進步工人都已堅決地相信，將來只有在第四國際的領導底下才能推翻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他們的代理人和模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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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蘇聯與過渡時期諸問題
蘇聯以一個工人國家的資格從十月革命中出現。生產手段的國有，這一個社會主義發展的必須的前提條件，開展了生產力迅速生長的可能性。但同時這個工人國家的機關，卻已經歷了徹頭徹尾的墮落；它已由一種工人階級的武器，變成一種反對工人階級底官僚暴力的武器，而且愈來愈成為一種對國家經濟怠工的武器了。一個落後和孤立底工人國家的官僚化以及官僚之轉成為全能的特權階級－－這不僅在理論上，此刻就是在實際上，也是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這個理論之最有力的反駁了。
蘇聯就這樣地包含著可怕的矛盾。但它仍舊是一個墮落了的工人國家。這是一種社會性的診斷。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即具有一種兩者擇其一的性質：或者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一個機關，它將推翻財產的新形式，且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開啟到社會主義之路。
在第四國際的各個支部看來，莫斯科審判案之發生毫不足奇，且並不把它當作克林姆宮獨裁者個人瘋狂的結果，而把它看做熱月的合法的產物。它們是從蘇維埃官僚內部底不可忍受的衝突中生長出來的，而這些衝突又反映官僚與人民間的矛盾，以及"人民"自己當中正在加深的矛盾。這些審判案底流血的"瘋狂"性質，可以測度那些矛盾底緊張性，同時由此也可以預知那個大結局的行將到來。
那些拒絕回莫斯科底前任克林姆宮駐外代表的公開發言，已用他們的方法，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在官僚中已發現了一切政治思想形態：由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埃乃斯．來士Ignace Reiss）一直到十足的法西斯主義（F．布田科(F. Butenko）。官僚內部的革命份子只是極小的少數，他們消極地反映著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利益。不斷生長的法西斯反革命份子，以更大的一貫性來表現世界帝國主義的利益。這些準備充當買辦角色的候補人，並不是毫無理由的，認為新的統治層只有在吸收"西方文明"，即吸收資本主義的名義之下拋棄國有化，集體化和對外貿易的獨占權，才能保證他們的特權地位。在這兩極之間還有一些中間的散漫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自由派的傾向，這些傾向都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為歸趨。
在這個所謂"沒有階級"社會的下層裡，毫無疑問地也有極類似於官僚分派的集團存在，只不過表現得較為緩和且其配比正相反罷了，自覺的資本主義傾向主要的是集體農場（kolkhozi）中興旺的部份，而且只佔人口中微小的少數。但這一層份卻給那些以普遍貧困為代價而積蓄個人財富的小資產階級傾向提供了一個廣大的基礎，而且這些傾向還得到官僚的自覺的鼓勵。
高踞於那個愈來愈擾亂社會平衡底高度矛盾的製度之上的熱月寡頭貴族，現在主要地已縮成為斯大林的波拿巴主義的集團，它以恐怖主義的辦法來苟延殘喘。最近的司法羅織，其目的是在打擊左派。清除右派反對派領袖的目的也是一樣，因為老布爾什維克的右派集團，從官僚的利益及傾向的觀點看來，也代表一種左的危害。波拿巴主義的集團為自存計，同時又因為害怕它自己的布田科之流的右派同盟者，便迫得把老布爾什維克的一整代，幾乎一個不留地殺掉，這一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革命傳統在群眾中的活力，同時也證明了群眾的繼長增高的不滿。
西歐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昨天還把莫斯科審判案驗明為毫無參雜的純金，今天又堅執地反复說明"蘇聯內部既沒有托洛茨基主義也沒有托洛茨基派" 。但他們卻無法解釋何以每次清黨都是在與托洛茨基主義危險鬥爭這面旗幟下進行。假如我們把"托洛茨基主義"當作一個已完成的綱領，或甚而當作一個組織來考察，那末毫無疑義，"托洛茨基主義"現在在蘇聯還是極端微弱的。但它之所以有不可摧毀的力量，就因為它不但表現著革命的傳統，而且還表現著今天俄國工人階級底真正的反對態度。從克林姆宮集團的觀點看來，工人們反官僚所積聚的社會仇恨，恰好就構成了"托洛茨基主義"。它帶著極厲害的與確有根據的畏懼心理，害怕工人底深刻而模糊的不滿，與第四國際組織發生了聯繫。
老布爾什維克一代的處死，以及中年和青年一代革命代表的處死，已打破政治平衡，使之更有利於官僚中的右派－－資產階級及其全國的同盟者。我們可以想見他們，即右派，將在下一時期以更大的決心，設法改變蘇聯的社會主義性質，並使它更近於法西斯形式底"西方文明"的模樣。
從這個前途出發，則"保衛蘇聯"的問題便得到了很具體的性質。假如明天資產階級法西斯派－－就稱它"布田科派"吧，想奪取政權，那末"來士派"就不可避免地要列陣於街壘的反對面。雖則它或許暫時做了斯大林的聯盟者，但它卻不是保衛波拿巴主義的集團而是保衛蘇聯的社會基礎，即保衛那一份從資本家那里奪來而變為國有的財產。假如"布田科派"確實與希特勒聯盟，那末"來士派"將在國內和世界鬥爭場上內保衛蘇聯以抵抗軍事干涉。除此以外，採取任何其它路線都是一種叛賣。
這樣說來，在嚴格規定的例子中，雖不可事先否認有和官僚中熱月的部份建立"聯合陣線"以抵抗資本主義反革命公開進攻的可能性，但在蘇聯的主要政治任務，還是在推翻這個同一的熱月官僚。它的統治多延續一天，則經濟中底社會主義成份的基礎便多一天腐蝕，並增加資本主義復闢的機會。而共產國際正走上這個方向：它在絞殺西班牙革命以及敗壞國際無產階級鬥志的行為中，充當了斯大林主義集團的代理人及同謀者。
正如在法西斯國家中的情形一樣，官僚的主要力量並不在它的本身而在於群眾的幻滅，以及他們之缺乏一個新的遠景。斯大林的政治機關，除了更為放肆的野蠻之外，它與那些法西斯國家的，並無甚麼不同，因此正如在法西斯國家一樣，將來多分要由國外事變來推動蘇聯工人的革命興起。在全世界範圍之內，反對共產國際的鬥爭，今天已是反斯大林派獨裁鬥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許多徵兆已經顯示出來，因為共產國際沒有直接格柏烏的基礎，所以它的塌台將在波拿巴主義集團以及整個熱月官僚制度的塌台之前。
蘇聯革命底新的高漲，將無疑地在反社會不平等和反政治壓迫底鬥爭的旗幟下展開。打倒官僚的特權！打倒史達哈諾夫運動！打倒蘇維埃貴族及其等級！給一切勞動形式以更大的工資平等！
爭取工會及工廠委員會的自由，爭取集會權利和出版自由，這種鬥爭將在爭取恢復和發展蘇維埃民主的鬥爭中展開。
蘇聯官僚以希特勒和戈培爾式普選權的虛構，來代替蘇維埃這個階級機關。現在不僅須恢復蘇維埃底自由的民主形式，而且還須恢復它的階級內容。正像過去曾禁止資產階級及富農參加蘇維埃一樣的，現在必須把官僚及新興貴族逐出蘇維埃。在蘇維埃內只能給工人、集體農場下層份子、農民及紅軍士兵的代表以位置。
如果不給蘇維埃中的各個政黨合法化，那就不能使蘇維埃民主化。工農將由他們的自由投票，來表明他們所承認的蘇維埃政黨是哪些政黨。
根據生產者及消費者的利益，從上到下，修正計劃經濟！工廠委員會應該恢復監督生產的權利。根據民主方法組織起來的消費合作社，應監督生產品的品質和價格。
按照參加集體農場底工人的意志和利益，改組集體農場！
應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政策來代替官僚底反動的國際政策。公佈克林姆宮的全部外交函件。打倒秘密外交！
熱月官僚導演的一切政治審判案，在完全公開與坦白和正直的辯論的光照之下，重新審定。只有被壓迫群眾底勝利的革命起義，才能恢復蘇維埃政制，並保障它向社會主義作更進一步的發展。現在只有一個黨能夠領導蘇維埃群眾起義，這個黨就是第四國際黨！
打倒該隱！ （Cain，聖經上殺弟的人－－譯者註）－－斯大林的官僚匪黨！
蘇維埃民主萬歲！
國際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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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反對機會主義與無原則的修正主義
法國里昂．布魯姆的政見和政績，又一次表明出改良主義派甚至從歷史底極悲慘的教訓中，也不能學到什麼。法國社會民主黨奴顏婢膝地抄襲德國社民主黨的政治，行且得到同一的結果。在這幾十年內，第二國際便一貫地和資產階級民主政制纏結在一起，事實上已成了它的一部分，而且正在和它一道腐爛。
第三國際卻在資本主義的恐慌已確定地把無產階級革命放在議事日程上的時候走上改良主義的道路。共產國際今天在西班牙及中國的政策－－匍伏於"民主"及"民族"資產階級之前的政策－－表明共產國際也同樣不能進一步學到什麼，而且也不能改變自己。蘇聯官僚已在蘇聯成為一種反動勢力，在世界範圍內它也不能盡一種革命作用了。
無政府工團主義一般地已經過了同樣的演變。在法國，里昂．石屋（Leon Jouhaux）的工團主義官僚，久已成為工人階級中的一個資產階級代理機關。在西班牙，無政府工團主義已經抖去它底外表的革命主義，一變而為資產階級民主四輪車上的第五輪。
以倫敦局為中心的中派組織，只是代表社會民主黨或共產國際之"左"的附屬物。他們已表明完全無能去弄清國際形勢的真相，並從此得出革命的結論。它的登峰造極的代表就是西班牙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黨，這個黨已在革命的條件之下，證明它完全不能追隨一條革命的路線。
世界無產階級所長期遭受的悲慘失敗，已命定那些官式組織採取更大的保守主義，同時驅使那些幻滅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去追求"新路"。這正如通常在反動和衰落時期所見的情形一樣，庸醫和江湖術士在四面八方湧現出來，要求修正革命思想的整個路線。他們不從過去學習，而乾脆地"排斥"過去。有些人發現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另些人又宣布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塌台。有些人把那些出賣革命的人所犯的錯誤諉責於革命學說；另一些人則大罵醫藥，因為它並未保證一種得心應手和大演奇蹟的治法。更為大膽的人則答應去發明一種萬應靈藥，並且預先主張停止階級鬥爭。有許多"新道德"的先知們，正準備靠倫理的以毒攻毒的辦法去複活工人運動。這些使徒們多數在未抵戰場之前已把自己弄成功為一個道德的病夫。於是，那些久已湮沒在馬克思派社會主義前期底故紙堆中的藥方，便在"新路"的外貌之下貢獻給無產階級。
第四國際向第二、第三、阿姆斯特丹，以及無政府工團主義等國際的官僚，向它們的中派扈從；向不改良的改良主義，與格柏烏聯盟的民主制度，並不和平的和平主義，替資產階級服務的無政府主義；向那些平生對革命怕的要死的"革命家"，宣布不可調和的戰爭。所有這些組織，都不是未來成功的保證，而只是過去的腐朽殘餘。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將把它們一掃清光。
第四國際不尋求也不發明萬靈藥。它完全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把它當作唯一足以令人了解實際、揭露失敗真相以及自覺地準備勝利的革命學說。第四國際繼續布爾什維克的傳統，因為他是第一次向無產階級表演如何奪取政權的。第四國際掃除那些庸醫、江湖術士、以及那些不請自來的道德老師。在一個以剝削為基礎的社會中，最高的道德就是社會革命的道德。凡是足以提高工人階級自覺，而使他們相信自己力量，使他們決心在斗爭中作自我犧牲的一切方法都是好的，凡是使被壓迫者在壓迫者之前表示畏縮和卑屈；凡是破壞群眾反抗和不滿精神；凡是以領袖的意志代替群眾意志；以強迫代替說服；以蠱惑和羅織代替真實底分析的方法，都是不可容許的。因此，出賣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以及成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反面的斯大林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及其道德的死敵。
正面地面對現實；不要尋找最少抵抗的快捷方式；以真名呼實物；要把真理告訴群眾，不管真理如何苦；不要害怕阻難；從小事到大事都要真誠：把我們的綱領建立在階級鬥爭的邏輯上：行動的時刻一到便要勇敢－－這些就是第四國際的原則。它已表明它能夠逆流前進。就要來臨的歷史浪潮將把它高高地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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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反對教派主義
在無產階級歷史組織底叛賣影響之下，在第四國際的周圍，已有種種不同的教派情緒及集團，生長或再生出來。它們骨子裡是反對爭取部份要求和過渡要求，即，反對在工人階級的目前情況中，爭取他們的基本利益和需要。在教派主義者看來，準備革命就是使自己相信社會主義之優越。他們主張不理睬"舊"的工會，即，不理睬幾千百萬有組織的工人。好像群眾還能夠生活在實際階級鬥爭底環境之外似的－－他們對改良派組織的內部鬥爭淡然置之－－彷彿我們不干預群眾的日常鬥爭便能夠爭取他們過來似的－－他們拒絕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作一區別－－彷彿群眾在任何方面都不會覺得有所不同似的。
教派主義者只能分辨兩種顏色：紅和黑。他們把實際簡單化，為的使自己不受誘惑。他們拒絕在西班牙的交戰陣營間來一個區別，所持的理由就是這兩個陣營都有一種資產階級的性質。他們拿這同樣的理由認為必須在日本和中國戰爭中保持中立。他們拒絕否認蘇聯與帝國主義國家間底原則性的不同，而且為了蘇維埃官僚採取反動的政策之故，他們拒絕反對帝國主義的進攻以保衛十月革命所產生的新的財產形式。他們自己不能找到門路接近群眾，卻拼命罵群眾不長進以致沒有革命的觀念。
這些無生氣的政治家們，一般地都用不著那一座以過渡要求為形式的橋樑，因為他們根本無心跨到彼岸去。他們只是在一個地方鬼混，以反复背誦那千篇一律的貧乏而抽象的詞句為滿足。在他們看來，政治事變是一個評論的機會而不是一個行動的機會。既然那些教條主義者，與一般的荒唐鬼和奇蹟大家一樣，每走一步都在現實之前傾跌，他們便生活在一種永遠憤激的狀態中，抱怨"制度"和"方法"，而且不斷打滾於小陰謀中。在他們自己的圈子裡，他們慣常實施一種專制的製度。教派主義的政治虛脫症給機會主義者的虛脫症以補充，有似影之隨形，顯示它並沒有什麼革命的遠景。在實際政治之中，教派主義者無論在什麼時候，總是與機會主義者，尤其與中派主義者聯成一氣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
許多從第四國際桌子上偶然撿些麵包屑來滋養一下的教派主義團體和派系，過著一種" 獨立"的組織生活，他們自命不凡，但缺乏任何勝利機會。布爾什維克－列寧派不想浪費時間，所以平心靜氣地讓這些團體自生自滅。但教派的傾向將來也會在我們自己隊伍中發現，而且在個別支部的工作中會發生很壞的影響的。和他們再也不能妥協，連一天也不能妥協。正確的工會政策，乃是歸依第四國際的一個基本條件。誰不找尋並尋得到群眾去的道路，誰就不是一個戰士，而是黨的累贅。擬定一個政綱，並不是為編輯部或討論俱樂部的領袖著想，而是為數千數百萬人的革命行動著想。肅清第四國際隊伍中的教派主義以及無可救藥的教派主義者，乃是革命成功的一個起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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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開闢到女工之路！開闢到青年之路！
由西班牙革命底"領袖們"一手造成的西班牙革命的失敗，法國人民陣線的可恥的破產，以及莫斯科司法騙局的暴露－－這三件事合起來給了共產國際一個不可救治的打擊，而且偶然的給了它的同盟者：社會民主黨以及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一些重傷。當然這並不是說這些組織的黨員將立即轉入第四國際。較老的一代已經嚐遍可怕的失敗，將大批地離開革命運動。而且，第四國際決不想轉變為一個革命的傷兵、幻滅的官僚政客底收容所。恰恰相反，為了預防目下充滿於舊組織機關內的小資產階級份子有註入我黨的可能起見，必須採取嚴格的預防手段：對非工人的，尤其是從前黨官僚出身的候補黨員，要延長對他們的考察時間；禁止他們在頭三年內充任任何負責職務等。第四國際裡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政客、舊國際的膿包的任何地位。只有那些願意為運動而生，不願損運動以利己的人，才能走近我們。革命工人應該感覺到自己是主人。我們的組織向它們廣開門戶。
當然，甚至在那些曾經一度站到最前列的工人們當中，也有不少疲倦和幻滅的。他們至少在下一時期將仍舊會是一個袖手旁觀的人。當一個政綱或一個組織衰亡的時候，負擔這政綱和組織的一代人也和它們一道衰亡了，革命運動要靠那些對過去不須負責的青年人來恢復活力了。第四國際特別關心於無產階級青年一代。它的全部政策都力求喚起青年相信他們本身的力量和未來。只有青年人新鮮的熱情和進取的精神，才能保障鬥爭的初步勝利；而只有這些勝利才能把老一代的最優秀份子送回革命的道路。過去如此，將來也如此。
那些機會主義的組織，由於他們的本性使然，其主要的注意力集中於工人階級的上層，因此它們忽視青年和女工。但資本主義的沒落卻給那些靠工資過活的及管理家務的婦女以最沉重的打擊。第四國際的支部應該在工人階級內部最受剝削的層份中，因此應該在女工當中，尋求支持的基礎。他們將在此處發現熱心、無我及決心犧牲的無盡寶藏。
打倒官僚及鑽營祿位主義！開闢到青年之路！轉向女工去！這些口號大書特書地寫在第四國際旗幟上面，站到第四國際旗幟底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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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站到第四國際的旗幟底下來！
懷疑論者問：但是創立第四國際的時機已經到了嗎？他們又說"人工地"創立一個國際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在大事變中產生雲雲。一切這些反對論調只能表明那些懷疑論者不配建立一個新國際而已。他們幾乎幹什麼都不配。
第四國際早已在大事變－－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最大失敗－－中生長。這些失敗的原因就在舊領導的墮落和背信中找出來的。階級鬥爭不容有一息的中斷。對革命的目的來說，第三國際已跟著第二國際死亡了，第四國際萬歲！
但是宣布它創立的時機已經到來了嗎？ ......這些懷疑論者還不肯靜下來。我們答說，第四國際用不著被"宣布"。它已經存在而且正在斗爭。它薄弱嗎？是的，它底隊伍的人數並不多，因為它還年輕。他們主要地還是些幹部。但這些幹部卻是未來的保證。除了這些幹部之外，在這個星球上自下尚沒有一個革命派真正夠得上這個名字的。我們的國際在數量上雖仍微弱，但在理論、政綱、傳統、以及在其乾部的無比歷練上是強有力的。誰在今天看不到這一點，那就讓他立即站開去罷。一到明天，事情就會更加明白的。
第四國際今天就已受盡斯大林派、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法西斯派應得的仇視。在任何人民陣線中，沒有也不能給它留一點位置。它不可調和地向一切拴在資產階級裙帶上的政治集團宣戰。它的任務－－廢除資本主義的統治。它的目的－－社會主義。它的方法－－無產階級革命。
沒有內部民主－－就沒有革命的教育。沒有紀律－－就沒有革命的行動。第四國際的內部結構是以民主集中製底原則為基礎的；在討論上充份自由，在行動上完全一致。
人類文化的當前危機，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危機。團結在第四國際內的先進工人，向他們的階級指出這個危機的出路。他們貢獻一個綱領，這個綱領就是建立在無產階級鬥爭以及全世界求解放底一切被壓迫者鬥爭的國際經驗之上的。他們貢獻出一面無疵的旗幟。
各國男女的工人，走到第四國際的旗幟底下來吧，它將是你們行將勝利的旗幟！
托洛茨基
譯者的話
這本《過渡綱領》正式的名字是《資本主義的垂死痛苦與第四國際的任務》，乃是世界托洛茨基派運動的最基本綱領文件。主要的起草人為托洛茨基。它是在1938年9月3日召開於瑞士某地的第四國際成立大會上全體一致通過的。
關於這個綱領的重要意義，托洛茨基在當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它的重要意義在於：它並非提供一個先驗性的理論計劃，而是將我們各個支部業已累積的經驗做一個總結，並且在此一經驗的基礎上開展出更寬廣的國際遠景。這個綱領是經過長期的事先討論，或者，不如說，是經過了長長一連串的討論，加以準備，並因此而得到保證的。它這次被大會接納，代表著我們最重大的成就。第四國際目前是唯一的國際組織，它不但清楚地估計到帝國主義的諸股動力，而且以一個過渡性要求的體係來武裝了自己，這些要求能夠將群眾統一起來，去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
在這方面，我們今天仍然毋須添加一句話。值得談談的是這樣一個問題：這個文件從它的草成與通過起，直到現在已將近過去三十四年。在這個相當長的，而且充滿了革命和戰爭的激變的時期中，綱領的主要論點，尤其是它所規定的具體的要求和辦法，是否全部都仍舊合適？是否不需要作任何修正？是否仍能作為一個有效的方針，指導全世界一切革命者去根除那垂死的資本製度的痛苦？
關於這一點，我們想套用1872年馬克思與恩格斯給是年出版的德文本《共產黨宣言》所寫序文中的幾句話，他們說：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變化，這個《宣言》中所發揮的一般基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個別地方本來可以作某些修改。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現在這一段在許多方面都應該有不同的寫法了。由於最近二十五年來大工業已有很大發展而工人階級的政黨組織也跟著發展起來，由於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實際經驗而後來尤其是有了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達兩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實際經驗，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些細節已經過時了。......"
"但是《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我們已沒有權力來加以修改。"
今天，當我們將三十四年前製定和通過的《綱領》重新出版，對它可以而且應該採取的，便是馬、恩對待《宣言》的看法和態度：
第一，確定它"一般的基本原理，整個說來至今還是完全正確"；
第二，說明某些"隨時隨地都要依照現存歷史條件為轉移的......那些措施"，亦即某些口號和要求，容或已不甚適用，應該根據新的經驗，新的條件來加以補充；
第三，《綱領》本身則因已成為"歷史文件"，任誰（即使作者自己）都沒有權力去更改的了。
那末，究竟《綱領》上那一些口號要求應該補充與更改呢？要詳盡地解答這個問題，在這篇簡短的出版者說明里當屬不可能。
第四國際歷屆大會（迄今為止，已經開到第九次）的主要決議，在不小意義內便是履行了這個使命的。不過在這裡，我們當然不可能將所有這些文件一一介紹出來。（雖然我們也一定要將這些文件盡快介紹給讀者們。）在這裡，我們只想指出一個重要補充，就是關於"無產階級的武裝"一節的。根據《綱領》，無產階級要武裝自己，必須而且只能經過"糾察隊－自衛團－工人民軍"這樣一條道路；無產階級的革命想取得勝利，則必須而且只能靠無產階級以這樣的方式武裝起來。
這個立場，在第二次大戰以後世界革命的新經驗的檢討之下，本質上雖然仍舊正確，但形式上總已證明出不夠了。因為有不少新出現的工人國家，它們的建立並非依照了我們《綱領》所標誌出的正道，而是通過曲徑而終於達到這條道路的。
如何把這些新經驗補充到《綱領》中去，曾經成為第四國際中一切有思想的個人與團體所最關切的事。我們很早就根據中國的經驗提出過意見。其它國家的朋友都曾對此提出過意見。譬如美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美國托派），早在1963年提出瞭如下的正式主張：
"在那由單純民主要求開始而終於和資本主義本財產關係相決裂的革命道路上，由無地農民的和半無產階級的力量來進行，為一個決心將革命推行到底的〔政黨〕所領導的游擊戰爭，能夠在摧毀與推倒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政權的鬥爭中，起決定性的作用。這是我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經驗中所吸取的重要教訓之一。它必須被自覺地結合進殖民地國家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建黨戰略之中。"
如何把這個教訓和建黨戰略結合起來，在第四國際中雖然尚未取得完全一致意見，不過，舊綱領上必須把這一點補充進去，卻是一致的，而且事實上已經在補充了。
總之，我們這個《過渡綱領》，迄今為止，仍是世界各個革命團體所能提出與已提出的一切文件中之最正確者。它"不但清楚地估計到帝國主義時代的諸般力量"，而且確立"一個過渡性要求的體系"，它們是"能將群眾統一起來，去進行奪取政權鬥爭"的。
因此，一切真想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革命者們，必須拿這個《綱領》作為行動指導，必須鄭重其乎事地加以研究，必須切切實實地付之實行，而且必須要以獻身精神去為它奮鬥的。
不然，就是無聊的空談家。
另一方面，不用說，我們的《綱領》和歷史上其它偉大的革命綱領一樣，絕對不是教條。如何堅持著正確的原則，隨時隨地依現有歷史條件的轉移而校正其實際運用的措施，同樣是
一切真正革命者的頭等重要任務。
不然，就是頭腦僵化的官僚，或同樣是無聊的空談家。
我們謹以此《綱領》，呈獻給既不願做革命的空談家，又不肯當"革命的"臭官僚的，真誠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而努力的年輕朋友們。
譯者197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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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主義革命之客觀的先決條件
世界政治的整個形勢，其主要特點在於無產階級領導的一個歷史性的危機。
無產階級革命之經濟的先決條件，一般的已達到了資本主義下所能達到的最高點了。人類的生產力停滯不前。新的發明與改革已不再提高物質財富水平。在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危機的條件之下，行情性的危機使群眾承受越來越沉重的損失和痛苦。不斷增長的失業又加深國家的財政危機並且破壞不穩定的通貨制度。民主政府與法西斯政府一樣，狼狽地從一個破產走向另一個破產。
資產階級自身已找不到出路。在迫得以法西斯主義為孤注一擲的國家裡面，即，在資產階級還能夠在某一定期間內耗費國民的積蓄，而過著民主主義的奢侈生涯的國家（英、法、美等），一切資方的傳統政黨都陷於迷惘的境地，此種迷惘已經接近一種意志的麻痺症。 "新政"雖則在初期假作堅定，但它只是代表政治迷惘的一種特殊形式，而這種形式之產生，也只有資產階級積累了無比財富的國度裡才有可能。當前的恐慌遠未走完它的路程，但它已表明"新政"的政策與法國人民陣線政策同樣不能給經濟的死巷開闢一個新的出口。
國際關係並沒有出現一幅更好的圖畫，在資本主義的分崩離析日趨緊張的局面之下，帝國主義的矛盾已經到了絕路，在這條絕路的盡頭，個別的衝突與流血的地方騷亂（阿比西尼亞、西班牙、遠東、中歐），勢必融合於橫亙全世界的大火災中。當然，資產階級懂得新的大戰對它的統治權是一個致命的危險。但這個階級現在避免戰爭的能力比之1914年的前夜，更微乎其微了。
所謂社會主義的歷史條件尚未"成熟"這一類空話，乃是無知或有意欺騙的產物。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先決條件不僅已經"成熟"，而且已開始有點霉爛了。因為如果沒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如果不在下一個歷史時期內就發生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則有一個災難將威脅全部人類的文化。現在問題歸結到無產階級，主要的還是歸結到它的革命先鋒隊。人類歷史的危機還原為革命領導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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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產階級及其領導
無產階級的經濟、國家、政治及其國際關係已給社會恐慌折磨得奄奄一息了，這是社會處於革命直前狀態（prerevolutionary state）的特點。使革命無法從直前狀態轉變到革命狀態的主要障礙物便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機會主義性質；它在大資產階級面前表現之小資產階級的膽怯，以及與大資產階級發生之無廉恥的關係，雖則大資產階級已陷於垂死的痛苦之中。
在一切國家中，無產階級均為一種深刻的不安所困擾。千百萬群眾一次再次地走進革命的道路。但是它們每次都被它們自己的保守的官僚機關所攔住。
西班牙的無產階級自1931年4月以來已有多次英勇的嘗試，企圖把政權奪到它手裡並操縱社會的命運。但它自己的那些黨（社會黨、斯大林黨、無政府黨、馬克思主義統一工黨），卻各自依照自己的方法，盡一種制動機的作用。這便準備了佛朗哥的勝利。
在法國，"靜坐"罷工的偉大浪潮，特別在1936年6月間，已顯示出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之熱誠的決心。但負責領導的組織（社會黨、斯大林黨、工團主義派）卻在人民陣線的幌子下，得以（至少在暫時間）約束了並攔住了革命的潮流。
在美國，靜坐罷工之空前的浪潮以及產業工會運動（CIO）的驚人的迅速增長，已不可辯駁地表明美國工人的一種本能的奮鬥，這種奮鬥要使它們自己提高到歷史給予他們的那些任務的水準。但就在此地，那些負領導責任的政治組織，包括新建立的CIO在內，也拚命去壓抑及癱瘓群眾的革命壓力。
共產國際之確定地走到資產階級秩序方面去，它那遍及全世界，特別是在西班牙、法國、美國及其它"民主"國家中之無恥的反革命作用，已給全世界無產階級產生許多特別的附加困難。在十月革命的旗幟之下，"人民陣線"所實行的調和政策，勢必使工人階級變得無能，且給法西斯清除道路。
一方面的人民陣線－－另方面的法西斯主義；這兩者乃是帝國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時的最後政治資源。但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兩種資源都是一種應急的東西。資本主義在法蘭西共和國的紅旗徽記之下與在德國國社黨卍字形的標誌之下，都同樣地在繼續腐爛。只有徹底推翻資產階級才能打開一條出路。
群眾所走的路向，首先由沒落的資本主義的客觀條件，其次則由舊工人組織的叛賣政策來決定。在這兩個因素當中，當然頭一個是決定的：歷史的規律，究竟強過官僚的機關。不管社會叛賣者的方法如何不同－－由布魯姆（Blum）的"社會"立法到斯大林的莫須有的冤獄--它們將永不能破壞無產階級革命的意志．往後隨時間的進展，他們企圖把歷史車輪往後拉的絕望的努力，將更清楚地向群眾指出，無產階級領導的危機，已變成了人類文化的危機，而這一危機只有第四國際才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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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低限度綱領與過渡綱領
下一個時期－－一個從事鼓動、宣傳與組織的革命的直前時期－－的戰略任務，在於克服革命客觀條件之成熟與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不成熟性（老一代的混亂失望；新一代的無經驗）間的矛盾。我們必須幫助群眾在日常鬥爭過程中去找到當前要求與革命的社會主義政綱之間的橋樑。這道橋樑應包括過渡要求（transitional demands）的整個系統，它們要由今天的條件中，且由工人階級廣大層份今天的覺悟中引申出來，一直到最後的結論：無產階級奪得政權。
古典的社會民主黨，在一個向上發展的資本主義時代中活動，它的政綱分成互相獨立的兩個部份：頭一部分是最低限度綱領（minimum program），這一綱領將自己局限於在資產階級社會體制內的改良，第二部份是最大限度綱領（maximum program），這一綱領承諾於未能確定的將來以社會主義來代替資本主義。在最低限度綱領與最大限度綱領之間並沒有可通的橋樑存在。而社會民主黨實在也用不著這樣的一道橋樑，因為社會主義這一個名詞，在它只適用於休假日的講詞。共產國際卻在資本主義的沒落時代，開始追隨社會民主黨的舊路；而這個時候，一般說，已談不到有系統的社會改良及民眾生活水準的提高了；而且這個時候，無產階級的每一認真要求，甚至連小資產階級的每一個認真要求，都不可避免地要超過資本主義財產關係及資產階級國家的界限。
第四國際的戰略任務，並不在於改良資本主義而在推翻它。它的政治目的是：無產階級為要剝奪資產階級財產而奪取政權。但對於一切策略的問題，即使是最小的和部份的，假如不加以最大的注意，要想完成這種戰略的任務是不可思議的。無產階級的各部份、各層份、各職業及各集團，都應該吸引到革命運動中來。目前這一時代的特色，並不是讓革命政黨放棄日常的工作，而是讓這種日常工作能與革命的實際任務不可分離地一道而行。
第四國際並不拋棄那個舊的"最低限度"要求的綱領，只要這些要求至少保留它們中一部分重大的有效性。第四國際不倦地保護工人的民主權利及社會改良的勝利品。但它之進行這種日常工作，是在正確的實際的，也就是革命的遠景範圍之內。只因群眾舊的、部份的"最低限度" 要求與沒落資本主義底破壞的、墮落的傾向相衝突－－這是每走一步都要發生的－－故第四國際提出一套過渡要求的辦法，這套辦法的實質，是在於那些要求將愈來愈公開和堅決地打擊到資產階級制度的基礎。舊的"最低限度綱領"由過渡綱領來代替，而這個過渡綱領的任務就是要為無產階級革命而進行有系統的動員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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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實際情形規定工資及按實際情形規定工時
在資本主義分崩離析的情況之下，群眾繼續過著一種被壓迫的窮苦生活，且現在較任何時候還易於陷入赤貧的深淵。群眾必須要保衛他們的一口麵包，假如他們不能增加或改善它的話。在這裡來列舉那些個別的與部份的要求，既不需要也無機會，因為這些要求都是在具體環境－－各國的、各地的、各個工會的－－的基礎上不斷生長出來的。但有兩個基本的經濟方面的苦惱，其中概括地表現出資本製度日益增加的不合理，即：失業與高漲的物價，卻需要有一般化的鬥爭口號和方法。
第四國際對資本家的政策，宣布不妥協的戰爭，這些資本家的政策大部份與他們的代理人－－改良派的政策無異，它們的目的在將軍國主義、經濟恐慌、通貨制度的解體以及一切其它資本主義在死亡的痛苦中所發生的災難的全部擔負，都加在勞苦群眾的背上。第四國際要求一切工人都能就業和享受比較像樣的生活條件。
無論通貨膨脹及通貨穩定都不能當做無產階級的口號用，因為這兩者只是一根棒子的兩端而已。反對價格底飛躍的增長，尤其在戰爭迫近時它的生長帶著更無約束的性質，要反對這種價格的增長，只有在按照實際情形規定工資的口號之下才有可能。這個口號的意義，就是集體的合同應保證：如消費品的價格增加，則工資同時自動增長。
無產階級在自身有瓦解之虞的時候，不能容許一部分工人愈來愈多地變成慢性失業的赤貧者，這些人僅僅靠一個正在倒塌的社會的一點殘羹來生存。就業的權利，是在一個以剝削為基礎的社會裡面留給工人的唯一重大的權利。這個權利今天已一步一步地從工人身上剝去了。要反對失業，不管是反對"結構性的"抑或"行情性的" 失業，現在與公共工程口號一道，提出按實際情行規定工時的口號，正是時候了。工會及其它群眾組織，應該把在業工人與失業工人聯結到相互負責的團結中。在這個基礎上，那末一切現有的工作，就應該在一切現存的工人中分配，並與此相應，規定出工作週的長短。而每一個人的平均工資，則仍照從前每週工作所發給的一樣。有嚴格保證的最低下限的工資，將隨著價格的運動來轉移。除此以外，任何其它綱領，在目前這個災難的時期，都是不能接受的。
廠主和他們的律師將出來證明這些要求"不能實現"。而較小的，特別是破產了的資本家更加要引證他們的賬簿。工人們絕對排斥這種結論和引證。問題並不在兩種相反物質利益間的"常態的"衝突，問題是在防止無產階級之趨於衰弱、敗壞及瓦解。這個問題是一個唯一有創造力和進步的階級底生死問題，同時也是人類未來的生死關鍵。假如資本主義不能滿足那些要求，即，那些從資本主義自身產生的災禍中不可避免要生長出來的要求，那末，就只好讓它毀滅。 "可能實現"或"不可能實現"，在這個情況下，乃是一個力量關係的問題，只有鬥爭才能決定。不管這鬥爭得到的當前切近的成就如何，經過這種鬥爭，工人們將會充份了解資本主義奴隸制有取消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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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過渡時期的工會
在爭取部份要求和過渡要求的鬥爭中，工人現在較之以往更需要群眾組織：主要是工會。法國和英國工會運動的有力地增長，充份地駁倒了那些極左理論家的說教，那些理論家曾教訓人們說：工會已"失掉它的用處"。
每一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在一切鬥爭中都站在最前線的戰壕里，即使這些鬥爭僅僅涉工人階級底最溫和的物質利益或民主權利。他積極地參加到那些群眾的工會裡面，去增強他們，提高他們的戰鬥精神．他不可調和地反對任何想把工會隸屬於資產階級國家和用"強迫仲裁"來束縛無產階級的企圖，以及其它每一種警察監護權的形式（法西斯的也好，"民主的"也好）。只有站在工會內這種工作的基礎上，才能勝利地作反改良派（斯大林官僚的改良派也包括在內）的鬥爭．教派主義者企圖建立或保持一些小的"革命"工會，而這些工會就是黨的再版，這表明他們實際上已放棄爭取工人階級領導權的鬥爭。現在必須確立這條堅定不移的規則：投降派一類人之離開群眾工會而孤立，簡直等於背叛革命，此種行為與第四國際的精神絕不兼容。
同時，第四國際絕對排斥並唾棄工會的拜物教，它是工聯主義者及工團主義者的同一特性。
一，工會，就其任務、組織及徵募會員的方式說，不應也不能提出一個完成的革命政綱，因此工會不能代替黨。創立各國的革命政黨，作為第四國際支部，乃是過渡時期的中心任務。
二，工會，即使是最有力的，它們所包容的人數也不過是工人階級中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且其中還以較為熟練及報酬較優的層份佔優勢。工人階級中較被壓迫的大多數，只是在工人運動特別高漲的時期，才插話式地捲入鬥爭中。在這樣的時機，必須為特殊目的而建立一些包容整個鬥爭群眾的組織：罷工委員會、工廠委員會、最後建立蘇維埃。
三，一切過去的歷史經驗，連同西班牙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新鮮經驗，都已證明，像這樣只代表無產階級上層組織的工會已發展一種與資產階級民主政制妥協的強烈傾向。在尖銳的階級鬥爭的時期中，工會的負責官僚為了使鬥爭變成無害，力圖使自己成為群眾運動的主人。這件事，在單純的罷工鬥爭時期中，尤其在震撼資產階級財產原則的群眾靜坐罷工的場合中已發生了。在戰爭或革命的時期，當資產階級已陷於特別困境的時候，工會領袖往往變成資產階級的部長。
因此，第四國際的各國支部，不僅應經常努力刷新工會的領導，在緊急關頭，勇敢地、果決地提出新的富於戰鬥精神的領袖，以代替那些只會辦例行公事的官僚和投機政客，且應利用一切可能的時機，建立一些與群眾反資產階級社會鬥爭的任務更為切合的獨立戰鬥組織；必要時就是與工會的保守機關來一個直接了當的分裂亦所不顧。滿懷教派的虛構以背朝向群眾組織固屬罪戾，而消極地容忍革命的群眾運動隸屬於公開反動或假裝"進步"的保守官僚派系之下，其罪戾亦不少。工會本身並非目的；它們只是走向無產階級革命道路上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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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廠委員會
在過渡時期中，工人運動並不是帶著一種有系統的和極其平衡的性質，而是帶著一種狂熱的和爆炸的性質。一切口號和組織形式均應隸屬於運動的指標。謹防以因循態度來應付變局，就像慎防一種疾病無異，領導者應敏捷地反映群眾的創造精神。
靜坐罷工（Sit-down strikes）是這類創造精神的最新現象，它已走出"常態的"資本主義程序的界限之內。在罷工者的要求之外，暫時的佔領工廠給那個偶像－－資本主義的財產，以一記打擊。每一次靜坐罷工都以實際的方法提出這個問題：誰是工廠的主人，資本家還是工人呢？
假如靜坐罷工是插話式地提出那個問題，那末工廠委員會（factory committee）便給它以有組織的表現。由所有工廠的被雇傭者選舉出來的工廠委員會，馬上產生一種與工廠行政的意向相對抗的力量。
改良主義者評論其主子，稱福特之流為"經濟的保皇黨"（economic royalist）以區別於其它"善良的""民主的"剝削者，我們反對這種區分。我們提出工廠委員會的口號，作為同樣反對第一與第二兩類剝削者的鬥爭中心。
工會官僚對工廠委員會的建立將加以反抗，這是他們一般的規律，正如他們在動員群眾的道路上反抗每一個勇敢的步驟一樣。
但運動的範圍愈廣則愈容易衝破這種反抗。在"和平"時期，凡是不公辦廠（closed shop，此種工廠乃專僱用工會會員者，盛行於美國－－譯者）已成立起來的地方，工廠委員會形式上將和工會的普通機關相一致，但它將會更新它的成員且擴大它的機能。但工廠委員會的最大意義在於：它變成代表工人階級中通常為工會所不能推動那些層份的富於戰鬥性的人員。正是從這些較被壓迫的層份裡，才會產生出最有自我犧牲精神的革命隊伍。
工廠委員會甫經出現，一種事實上的兩重政權便在工廠中建立起來。由其實質上看來，它代表一種過渡的狀態，因為它本身包含兩種不可調和的政制：資本家的和無產階級的。工廠委員會的根本意義正在這裡，即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政制之間，它們假如不是給直接革命時期開闢門戶，也會給革命的前期開闢門戶。工廠委員會這一觀念的宣傳既不早熟，也不虛矯，這一點已由蔓延於若干個國家的靜坐罷工的浪潮充份證實了。這種形態的新的罷工浪潮在最近將來是不可避免的。那末就必須及時發動一個贊成工廠委員會的宣傳運動，免得到時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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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業務秘密"與工人監督生產
建築在競爭與自由貿易上的自由資本主義已完全過去了。它的繼起者－－獨占資本主義，不但沒有減輕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反之，還給它加上一種特別痙攣的性質。 "統制"經濟、由國家"監督"工業以及"計劃"經濟這種必要，現在至少在口頭上，已差不多由一切當前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派別，從法西斯到社會民主黨，加以承認了。在法西斯方面，所謂"計劃"經濟主要的就是一個為軍事目的"有計劃"掠奪人民的問題。社會民主黨準備以官僚的"計劃"的小匙子來掏幹無政府狀態的汪洋。工程師及大學教授們大寫其"技術政治"的論文。當他們膽小地作"調整"試驗時，那些民主政府卻碰到了大資本底無法征服的怠工。
那些"改良派"先生們，一走到托拉斯及其業務"秘密"的門限之前，便在虔誠的戰栗中猝然站住，這種情形最恰當地表示出剝削者與民主"監督者"之間的真實關係。在這裡，業務的"不干涉"原則支配一切，個別資本家與社會之間來往的帳目，乃是資本家的秘密，而與社會無關。提出業務"秘密"這一原則的動機，表面上好像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一樣，是為了自由"競爭"。實際上那些托拉斯們彼此之間並無秘密之可言。目前這個時期的業務秘密是獨占資本主義損害社會利益的整個陰謀之一部份。只要社會生產手段的私有主還能夠把剝削、掠奪和混騙的奸謀瞞著生產者和消費者，則一切限制"經濟保皇黨"底專制權的計劃，將永遠成為可憐的滑稽戲。取消"業務秘密"是走向真正產業監督的第一步。
工人和資本家有同等權利去知道工廠、托拉斯、整個產業部門與國民經濟全部的秘密。首先，那些銀行、重工業及集中化了的運輸業就得放在檢查的槌子之下。
工人監督（workers’ control）的直接任務應該把社會的借款及貸款、由個人的營業開始，加以分析；判定國民收入中被個別資本家以及全體剝削者所吞沒的部份；揭露銀行和托拉斯的幕後買賣和欺詐；最後，把因為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以及赤裸裸地追求利潤而不自覺地浪費人類勞動力的真相，向一切社會的成員曝露出來。
沒有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的官員能夠實行這種工作，不管人們願意賦給他的權力多麼大。全世界的人都已看的清楚，羅斯福總統和布魯姆總理沒有任何能力來違抗他們本國的"六十家族"或"二百家族"的詭謀。打破剝削者的反抗需要無產階級的群眾壓力。只有工廠委員會才能實施真正的生產監督，才能請到真誠獻身於人民的專家；如會計師、統計學家、工程師、科學家等；這些人當然只是來作顧問並不是來做"技術統治者"。
反失業的鬥爭，假如不號召廣大和勇敢地組織公共工程，便無從考慮。但公共工程對社會，和對失業者本身一樣，只有當它們已成為一個適用於許多年的總計劃之一部份的時候，才能有一種不中斷和進步的意義。在這個計劃的範圍之內，工人就會要求把那些受恐慌打擊而關了門的私人企業當作公眾的事業，重新恢復起來。在這場合內，工人的監督就會代之以直接的工人管理。
即使定出一個極初步的經濟計劃－－從被剝削者的觀點來說，不從剝削者的觀點來定－－假如沒有工人監督，也就是說，假如工人的眼睛不能夠洞察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切公開或隱藏的泉源，仍舊是不可能的。代表個別企業的各個委員會應舉行大會，選出與各托拉斯、各整個產業部門、各經濟區域以及最後整個國家產業相適應的各項委員會。這樣，工人的監督便成為計劃經濟的一所學校。根據監督的經驗，無產階級將準備在那個可能實現的時間到來時，就直接管理國有化的企業。
有些資本家，主要是那些低一等的和中間的層份，有時會自願地向工人打開他們的帳簿－－他們往往拿這個來證明減低工資的必要－－工人對這些資本家的答复，便是他們對個別破產者或半破產者的簿記並不感到興趣，他們所感到興趣的只是一切剝削者的總清賬。工人們並不，而且也不願意拿他們生活條件的水準來遷就個別資本家的困境，因為這些資本家本身就是他們自己制度的犧牲品。工人的任務是要在一個更高尚和行得通的基礎上，改組全部生產和分配的製度。假如業務機密的取消，是工人監督的必要條件，則工人監督便是走向以社會主義指導經濟這條道路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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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沒收資本家個別集團的財產
沒收財產的社會主義綱領，亦即政治上推翻資產階級並消滅其經濟統治權的社會主義綱領，在目前的過渡時期當中，絕不應阻礙我們於時機許可時，提出要求去沒收工業中若干維繫民族生存的重要部門或者沒收最有寄生性的資產階級集團的財產。
就這樣，對於那些民主派先生們關於美國"六十家族"或法國"二百家族"底獨裁所作的可憐的怨訴，我們便提出沒收這六十個或二百個封建式資本主義大君財產的要求來加以答复。
恰恰為了同樣的理由，我們要求沒收那些在戰爭工業、鐵路以及極重要的原料來源等方面握有壟斷權的大公司的財產。
這些要求與昏頭昏腦的改良派底"國有化"口號之間有如下的區別：一，我們拒絕賠償；二，我們提醒群眾提防人民陣線的煽動家，這些煽動家奢談國有化，而實際上仍是資本家的代理人；三，我們號召群眾只依賴他們自己的革命力量；四，我們把財產沒收問題，與工農奪取政權問題連繫起來。
財產沒收這個口號不僅要在我們的宣傳中以較為全面的方式來提出，而且要在日常鼓動（agitation）過程中以部份的形式來提出，這樣提出的必要性是由於這一事實，即：各種不同工業部門的發展水準各不相同，在社會生活中佔有不相同的地位，而且要經過不同階段的階級鬥爭。只有發生了全面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高潮，才能把沒收全部資產階級財產提上議事日程。過渡要求的任務就是準備無產階級去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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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私人銀行的沒收與信用事業的國家化
帝國主義的意義就是金融資本的統治。銀行與托拉斯、辛迪加一起，而且時常高居他們之上，把經濟的實際指揮權集中在自己的手裡。就它們的結構說，銀行以一種集中形式表現了現代資本的整個結構；它們使各種壟斷的傾向和無政府的傾向結合起來。它們組織起新奇的技術、巨大的企業、強有力的托拉斯；也組織了高物價、經濟恐慌和失業。如果銀行的指揮地位仍留在掠奪性的資本家手裡，那麼在反對壟斷的橫暴和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這兩者的破壞工作是互相補充的－－的鬥爭中，就不可能採取任何一個重大的步驟。為了依照一個符合全民利益的合理計劃而建立一個投資和信用之統一化的製度，必須將所有銀行合併成單一的全國機構。只有沒收私人銀行並集中整個信用事業在國家之手，才能提供國家的經濟計劃以必須的和實際的，即物質的資源－－不僅是紙上和官僚式的。
沒收銀行絕不包含沒收銀行存款的意思。相反，單一的國家銀行能夠給小存款者以比私人銀行遠較有利的條件。同樣，只有國家銀行才能給農民、小店主、小商人提供有利的條件。即：低利貸款。不過更重要的是，在整個經濟－－首先是大規模的工業和運輸－－由一個單一的金融機構指揮的情形下，將會給工人和其它一切其它勞動者以真實的利益。
但銀行國家化，只有當國家政權本身由剝削者之手完全轉到勞動者之手，才能產生這些有利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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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糾察隊－自衛團－工人民兵－無產階級武裝
靜坐罷工是群眾方面發出來的一個嚴重的警告，這個警告不僅是對資產階級，同時也是對工人的組織（包括第四國際）而發。 1919－1920年意大利工人依照他們自己的創意佔據了工廠，這樣便給他們的"領袖"送來一個社會革命就要到來的信號，那些"領袖們"對這信號不屑一顧。結果是法西斯主義的勝利。
靜坐罷工不能說是意大利式的工廠佔據；但它們是走向這樣佔據的一個決定的步驟。目前的恐慌能夠把階級鬥爭弄得極度緊張，且使它更迫近於總解決的時刻。但這並不是說一個革命情勢指顧間便可到來。實際上它的到來是由一連串的震動表現出來的。這些震動之一便是靜坐罷工的浪潮。第四國際支部當前的問題，就是在如何幫助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去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一般性質和節拍，並及時地以更果決和富於戰鬥精神的組織手段，去使群眾鬥爭獲得成果。
無產階級鬥爭的尖銳化，意味著資本家方面反攻方法的尖銳化。靜坐罷工的新浪潮，能夠喚起而且毫無疑義地要喚起資產階級方面的堅決的對策。大托拉斯的機密參謀部已把準備工作做好了。假如再不留意這些陰謀使革命組織與無產階級再受到不意的打擊，那可就悲慘極了！
無論哪裡的資產階級都不以正式的警察和軍隊為滿足的。在美國，甚至在"和平"時期，資產階級也要在工廠中維持一批軍事化的罷工破壞隊以及私人的武裝打手。除此之外，目下還要加上美國式納粹黨的各種各式的集團。法國資產階級在危機初次迫近的時候，便動員了那些半合法和非法的法西斯隊伍（包括軍隊中的這一類隊伍）。英國工人壓力剛剛再度變得強了一點，摩斯來爵士的隊伍便兩倍，三倍甚而增加到十倍，從事向工人作流血的進攻。資產階級自身已很精確的知道這一件事，即，在目前這一時期中，階級鬥爭是不可抗拒地傾向於轉變自身為內戰。意大利、德國、奧國、西班牙以及其它國家的例子，給大資本家及其僕役的教訓，較給無產階級官式領袖的教訓大得多。
第二及第三國際的政客與工會的官僚一樣，對資產階級的私家軍隊自覺地閉上眼睛；因為不如此，他們和資產階級的同盟便連二十四小時也不能維持。這些改良派有系統地將這種觀念移植到工人的精神中去，即，在資產階級全身武裝起來而工人們手無寸鐵的時候，民主政治的神聖就有了最好的保障。
第四國際的義務便是要一勞永逸地結束這種卑顏屈膝的政策。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包括社會民主黨、斯大林黨、無政府黨，他們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越叫得響亮，則在實際上越是卑鄙地向法西斯投降。只有那些感到有千百萬勞苦群眾作後盾的工人武裝戰鬥隊，才能夠有效地打勝法西斯的隊伍。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並不是在自由派的編輯室中，而是在工廠中發動，並且在街道上結束。工廠中的罷工破壞隊和私家配槍打手是法西斯軍隊的基本核心。罷工糾察隊（strike pickets）則是無產階級軍隊的基本核心。這便是我們的出發點。我們必須連繫著每一個罷工和街頭示威，宣傳建立工人自衛團（workers’ groups for self-defense）的必要。必須把這個口號寫在工會革命派的綱領上面去。而且只要有可能的地方，便必須從青年團體開始著手組織自衛隊；訓練他們熟習於武器的使用。
群眾運動來一個新的高潮，則不僅應能增加這些隊伍的數目，且應按照鄰屬、城市、區域把它們統一起來。工人運動對那些工賊、匪黨和法西斯的正當的仇恨，必須給以組織上的表現。必須提出一個工人民兵（workers’ militia）的口號，以作為工人組織、集會及出版之不可侵犯性的一個認真的保障。
只有借助於這樣有系統的、堅執的、不懈的、勇敢的又經常站在群眾本身經驗的基礎上的鼓勵和組織工作，才能從他們的意識中，把馴服和消極的傳統連根拔除；才能夠訓練出一些足以向一切勞苦群眾示範的英雄的戰士隊伍；才能夠使反革命的武裝歹徒們遭受的一系列的策略性的挫敗；才能夠提高被剝削者及被壓迫者的自信心；才能夠在小資產階級眼前挫抑法西斯主義的氣勢並開闢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
恩格斯曾給國家下一個定義為"配武裝者"的集團。無產階級的武裝是與它的解放鬥爭伴隨而生的一個必然的因素。無產階級決心要武裝的時候，它便會找尋到武裝的道路和手段。而這一方面的領導權也天然的落在第四國際各個支部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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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工農同盟
工人在農村中的戰友和夥伴，便是農業勞動者。他們是同一階級的兩部份。他們的利益是不可分離的。產業工人的過渡要求綱領，只要在某些地方稍作更改，也就是農業無產階級的綱領。
農民代表另一個階級：他們是農村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由種種不同的層份形成：由半無產階級以至剝削份子。根據這一點，產業無產階級的政治任務就是要將階級鬥爭推廣到農村中去。只有這樣它才能夠在它的同盟者和它的敵人之間畫出一條分界線。
每一個國家民族發展的特性，在農民的且多少在城市小資產階級（工匠及小老闆）的境況裡表現的最奇特。這些階級，不管在數目上如何強大，實質上總是代表前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殘餘。第四國際各支部應盡可能具體地訂出一個關於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過渡要求的綱領，而這一綱領應適應各自國家的條件的。進步的工人應學會對他們的未來同盟者所提出的問題，作明確和具體的答复。
顯然農民是一個"獨立的"小生產者，他們卻需要低利的信用貸款，需要以他所能支付的價錢而買到的農業機械和肥料，需要有利的運輸條件以及需要給它的農產品以一個公正的市場的組織。但那些銀行、托拉斯、商人卻從各方面來掠奪農民。只有農民自己，在工人的幫助之下，才能夠抑制這種掠奪。小農選舉的委員會應在全國舞台上出現，且應與工人委員會和銀行僱員委員會聯合在一起，把對農業有關的運輸、信用及商業活動的監督權奪到他們手中。
大資產階級虛偽地引用工人的"過火"要求，巧妙地把商品價格問題轉變成一個楔子，插入工人與農民以及工人與城市小資產階級之間。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與產業工人、公司職員及政府僱員不同，他們不可能要求工資按物價的增加而增加。政府反對物價高漲的官式辦法只對群眾的一種欺騙。但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卻可以以消費者的資格和工人一起闖進有關規定物價的政治活動中。對於資本家們關於生產費用、運輸及交易費用的悲嘆，消費者可答复說："拿出你們的帳簿給我們看；我們要監督價格的規定。"這種監督的機關應該是物價委員會（committees on prices），而這個委員會則由工廠、工會、合作社、農民組織、城市的"小百姓"、家庭婦女等派代表成立。利用這個手段，工人便可以向農民證明，物價高漲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在工資抬高，而是在資本家的超額利潤以及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的過度浪費。
制定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綱領時，應把沒收小農財產以及強迫他們集體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農民將仍舊是他的一塊土地的所有主，只要他還相信是一件可能的和必要的事．為了在農民中恢復社會主義綱領的令譽，必須毫不留情地暴露斯大林派集體化的辦法，這些辦法的推行，並不是為著農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為著官僚的利益。
剝奪剝奪者的意思，並非指強迫沒收手工業者和小老闆的財產而言。相反的，工人監督銀行和托拉斯，甚至把這些企業國有化，能夠給城市小資產階級的信用貸款、購買及發賣創造較他們在無管束的獨占企業支配下可能獲得的無比有利的條件。對私人資本家的依賴將代之以對國家的依賴。勞苦群眾越是堅強地把國家操縱在自己手裡，那麼這個國家將愈加顧及它的小合作者和代理人的需要。
被剝削的農民之實際參加種種不同經濟領域的監督，將讓他們自己去決定：究竟改行土地的集體耕作，對他們是否有利；在什麼時候實行，以及實行怎樣規模的集體化。當農民在這條道路上邁進時，產業工人應該經過工會、工廠委員會以及最重要的，經過一個工農政府，向農民表示每一步的合作，他們應視此合作為當然的義務。
無產階級並不是向一般的"中等階級"而是向城鄉小資產階級中的被剝削層份提議建立同盟，以反對一切剝削者，包括"中等階級"的剝削者。這一同盟絕不能基於強迫，只能基於自由的讚同，而這種贊同應由一個特別的"協定"使之鞏固起來。這個"協定"也就是雙方自願接受的過渡要求的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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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反對帝國主義與戰爭的鬥爭
整個世界形勢，以及由此而生的個別國家內部政治生活，都給戰爭的威脅籠罩了。一個逼近的災難，已給人類中最廣大的人群帶來強烈的憂懼。
第二國際有恃無恐地重複它在1914年的可恥的政策，因為今天，在沙文主義中奏第一把提琴的乃是共產國際。只要戰爭的危機一有了具體的輪廓，斯大林主義者便遠遠地追過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者，立即成為所謂"保護祖國"的喧囂的鼓譟者。因此，反對戰爭的革命鬥爭便完全落在第四國際的肩上。
布爾什維克－列寧派關於這個問題的政策，已有系統地寫在國際書記局的提綱中（1934年發表之《戰爭與第四國際》），這種政策今天還保有它的全部效力。在下一時期，一個革命政黨要想取得勝利，首先得依賴它對於戰爭問題的政策。一個正確的政策由兩個要素構成：對帝國主義及其戰爭採取不可調和的態度與能夠把黨的政綱放在群眾本身經驗的基礎上的能力。
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利用戰爭問題－－較其它任何問題都多－－以抽象的名詞、概括的公式、殘缺的詞句來欺騙群眾："中立"，"集體安全"，"武裝保衛和平"，"國防"，"反法西斯鬥爭"等等。所有這些公式歸根結底還是還原到這一事實：戰爭問題，即人民的命運，已落在那些用盡陰謀詭計以反對人民的帝國主義者、他們的統治參謀部、他們的外交部、他們的將軍的手裡。
第四國際深惡痛絕地排斥所有這些抽象的觀念："光榮"、"血統"、"種族"。這些抽象觀念在民主陣營中和在法西斯陣營中起著同樣的作用。但深惡痛絕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以測驗的標準、口號和要求去幫助群眾辨明這些招搖撞騙的抽象觀念之具體內容。
"裁軍嗎？"－－但全部問題在於誰裁誰的軍。唯一足以避免或阻止戰爭的裁軍，便是工人裁資產階級的軍。但要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工人必須武裝自己。
"中立嗎？"－－但無產階級卻絕不願在中日戰爭或蘇德戰爭中守中立。 "那末這個意思就是要保護中國和蘇聯嗎？"當然！但保護並不是靠那些要把中國和蘇聯通通扼死的帝國主義者。
"保護祖國嗎？"－－但資產階級把這個抽象觀念了解為保護它的利潤和贓物。假如我們首先把我們本國（資本家）的手腳捆起來不讓他們去侵犯人家的祖國；假如我們國內的工農已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假如國家的財富已從區區的少數人手中轉入人民的手中，又假如軍隊已變為被剝削者而非剝削者的武器；我們就準備保護祖國以抵抗外國資本家。
必須把這些基本觀念分解得更具體更細緻，而且要按照事變的進程以及群眾思想的趨向來加以解釋。此外，還必須嚴格地把外交官、大學教授、新聞記者的和平主義，與木匠、農業工人、女傭的和平主義區別開來。前者的和平主義是帝國主義的一個煙幕；後者是不信任帝國主義的一種混亂的表現。當小農或工人談及保護祖國時，他們的意思就是保護他們的家人以及他人相同的家庭以抵禦侵略、炸彈和毒瓦斯。資本家以及他的新聞記者把保護祖國了解成為搶奪殖民地和市場，貪婪地增加各該"國家"在世界收入中的一份。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和愛國主義從頭到尾是一種欺騙。在被壓迫者的和平主義甚至愛國主義中，卻有這些成份，即：一方面是對那破壞性的戰爭之仇恨，另方面又是對他們自以為於己有利的事物之執著－－這些成份，我們都必須懂得怎樣去把握住以便做出必須的結論。
第四國際以上述這些見解為其出發點，支持每一個要求，即使是不充份的要求，只要這種要求能在某種程度把群眾引到積極的政治活動中去，能喚醒他們對資產階級陰謀詭計的批判並增強他們對這種陰謀詭計的監督。
例如，我們的美國支部便是從這個觀點出發，對在宣戰問題上進行全民投票的建議，採取了批評的支持。毋須說，任何民主改革本身都不能阻止統治者去挑動戰爭，當這些統治者要戰爭的時候。必須對這一點提出明白的警告，不過群眾對全民投票的建議雖存有幻想，我們卻要進一切力量支持被剝削者對剝削者底進步的不信任。全民投票的運動愈是廣泛地展開，則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將愈會迅速地離開它；共產國際底叛徒將愈會徹底地喪失其聲譽；而群眾對帝國主義的不信任將愈會尖銳。
從這個觀點出發，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從十八歲起無論男女都有選舉權。凡是明天要被召去為祖國而死的人今天就應該有權投票。反戰爭首先就應以青年底革命的動員開始。
必須從各個角度來闡明戰爭問題，看當時戰爭問題在哪方面影響到群眾，就從哪方面來說明。
戰爭是一宗大買賣，尤其對軍事工業是如此。因此，這些"六十家族"便是頭等的愛國者和首要的戰爭挑撥者，工人監督軍事工業是反對戰爭"製造者"鬥爭的第一步。
對於改良派的口號，徵收軍事工業利潤稅，我們以沒收軍事工業利潤以及沒收軍事工業奸商財產的口號來對抗。在軍事工業已"國有化了"的地方，如法國，則工人監督的口號保有全部的效力。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政府與對個別資本家同樣地不信任。
不給資產階級政府以一個人與一個銅元！
不要軍備計劃，但要有用的公共工程計劃！
工人組織應完全脫離軍隊警察的控制！
我們必須一勞永逸地從那些貪得無饜的、無情的、背著人民玩弄陰謀的帝國主義者手中奪回他們對人民命運的操縱權。
根據這一點我們要求：
完全廢除秘密外交，一切條約和協議必須對一切工人和農民公開；
在工農委員會的直接監督之下，實行工農的軍事訓練和武裝；
設立軍事學校，以便將那由工人團體選出的勞動者訓練成為司令員；
以民兵代替常備軍，此民兵應與工廠、礦山、農場等不可分離地連結在一起。
帝國主義戰爭是資產階級貪婪政策的繼續和尖銳化。無產階級的反戰鬥爭是其階級鬥爭的繼續和尖銳化。戰爭的開始，改變了各階級間鬥爭的形勢，且部份地改變了它的手段，但並沒有改變目的和基本路線。
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支配著全世界。因此照其基本性質看來，未來的戰爭是一場帝國主義戰爭。而國際無產階級政策的根本內容也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戰爭。在這個鬥爭中基本的原則是："主要的敵人在你們自己國內"，或"你們自己（帝國主義）政府的失敗禍害較少"。
但並非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帝國主義國家。事實正相反，大多數還是帝國主義的受難者。有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將無疑要利用戰爭來掙脫奴隸的枷鎖。他們的戰爭可不是帝國主義的，而是具有解放意義的。國際無產階級的責任在於幫助被壓迫國家反對壓迫者的戰爭。同樣的責任，也適應於對蘇聯或者在戰前戰時可能產生的任何其它工人政府的援助，每一帝國主義政府在同工人國家或殖民地國家的戰爭中遭受失敗，都是禍害較少。
不過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不能經過他們本國政府來援助反帝國主義的國家，不管那兩國在這一時期內的外交與軍事的關係如何。假使兩政府那時正締結著暫時的、其本質是不可靠的聯盟時，則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要繼續站在本國政府之階級反對派立場上，用自己的方法－－國際階級鬥爭的方法－－來援助那非帝國主義的"同盟者"（不僅進行鼓動反對他們那不可靠的同盟者，而且鼓動在殖民地建立工人國家；有時要實行抵制與罷工，有時則放棄抵制與罷工等。）
在戰爭中援助殖民地國家或蘇聯，無產階級絲毫不與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或蘇聯的熱月官僚相結合，可贏得殖民地和蘇聯工人的同情，可增強第四國際在那些地方的威望與影響，且增強它的力量，俾得推翻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與蘇聯的反動官僚制度。
在戰爭爆發之始，第四國際的支部將不可避免地感到自己孤立：每一個戰爭都是冷不防地加在全國群眾的頭上的，且推使他們站到政府機關方面。國際主義者必須逆流前進。但新的大戰所帶來的災害與貧窮將在頭幾個月之內就遠超過1914－1918年的流血恐怖，這會很快使人清醒。群眾的不滿及其反抗將飛速增長。第四國際的支部將站在革命浪潮的前頭。過渡要求的綱領將獲得迫切的實現性。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問題將全部畢現。
在未把人類弄得枯竭或浸沒在血泊中之前，資產階級用民族仇恨和種族仇恨的毒氣來污濁世界的大氣。今天的反猶太運動，就是資本主義臨死痛苦之更惡毒的痙攣之一。
把種族偏見的根源以及各式民族自大和沙文主義的，特別是反猶太運動的內幕加以不可調和的揭露，應該成為第四國際各支部日常工作之一部份，且是反帝國主義和反戰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們的基本口號仍是：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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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工農政府
"工農政府"的公式，第一次出現於1917年布爾什維克的鼓動中，在十月革命之後則被確定地接受。最終說來，它只是代表已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通俗的名稱。這個名稱的意義主要是在於它著重地指出了構成蘇維埃政權基礎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同盟的觀念。
當不肖門徒們的共產國際妄想恢復那個已為歷史埋葬了的"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時，他們給"工農政府"的公式以一種完全不同的、純"民主的"亦即資產階級的內容，拿它來對抗無產階級專政。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堅決排斥這種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來詮釋的"工農政府"的口號。他們過去認定，現在也認定無產階級的黨如拒絕超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界限，則它和農民的同盟，便乾脆成為資本家的一根支柱，正如1917年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1925－27年中國共產黨以及現在西班牙、法國及其它國家中"人民陣線"的情形一樣。
從1917年四月至九月，布爾什維克要求社會革命與孟什維克跟自由資產階級破裂，並把政權奪到他們的手中。在這個條件之下，布爾什維克黨答應在反對資產階級時候，給予那些充當工農底小資產階級代表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以革命的援助，但絕對拒絕加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政府，或替這個政府負政治的責任。假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真的和立憲民主黨（自由派）以及國外帝國主義破裂，則他們創立的"工農政府"便只有加速和便利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但正因為這一點，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領導人才出全力來反對建立他們自己的政府。俄國的經驗已經證明，而西班牙及法國的經驗又再度證明：即使在很順利的條件之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政黨（社會革命黨、社會民主黨、斯大林黨、無政府黨）也不能夠建立一個工農的政府，即，不能建立一個脫離資產階級而獨立的政府。
但布爾什維克向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提出的要求 "和資產階級破裂，把政權奪到你們手中！"對群眾已有很大的教育意義。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之頑固的不願奪取政權，在七月那些日子當中，暴露的太厲害了，因此在群眾的輿論之前，確定地宣告了他們的死刑並準備了布爾什維克黨的勝利。
第四國際的中心任務是把無產階級從舊派領導中解放出來，這種舊派領導的保守主義，與正在瓦解的資本主義底破局的大爆發完全矛盾，它成為歷史進程中的主要障礙。第四國際控告那些無產階級傳統組織的主要罪狀便是它們不願和資產階級底政治的半死屍割裂開來。在這種條件之下，有系統的向那個舊派領導提出要求："與資產階級破裂，奪取政權！"就是暴露第二第三及阿姆斯特丹國際底叛賣性質的最重要的武器。因此"工農政府"的口號之能得到我們同意，只有按照它於1917年被布爾什維克提出時的意義，即，把它當作反資產階級和反資本主義的口號，而絕不是按照後來不肖門徒所給予它的那種"民主的"意義，把它從一座社會主義革命的橋樑改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礙物。
我們要求一切以工農為基礎且以工農名義發言的政黨及組織，在政治上和資產階級破裂且走向為工農政府而鬥爭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我們答應予他們反對資產階級反動以全部的支持。同時，我們圍繞在那些過渡要求的周圍，進行不懈的鼓動。這些過渡要求，按照我們的見解，應該構成"工農政府"的政綱。
由那些傳統的工人組織來產生這樣的政府是可能的嗎？上面已經說過，過去經驗證明：這是極度靠不住的。但人們卻不能事先便絕對否認它有理論上的可能性，在完全例外的條件（如戰爭失敗，財政破產，群眾革命的壓迫）的影響之下，小資產階級政黨，包括斯大林黨，也會出乎他們的意願之外，沿著與資產階級破裂之路走的更遠一些的。但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不容置疑的：即使某時某地這種極度靠不住的變態變成現實而依照上述意義的"工農政府"被建造起來，它也只是代表真正無產階級獨裁道路上的一個短促的插話而已。
但我們毋須多事猜測。圍繞著工農政府口號的鼓動，在一切情形下都保有一個巨大的教育價值。而且（它之所以保有這種價值）並不是偶然的。這個一般化的口號完全是循著我們這個時代底政治發展的路線（舊資產階級政黨的破裂和解體，民主制的塌台，法西斯主義的增長，工人之加速地走向更積極和攻勢的政治活動）提出來。因此這些過渡要求之每一個要求都引得到一個同一的的政治結論：工人們必須和一切資產階級的傳統政黨破裂，以便聯合農民建立他們自己的政權。
想事先預見到群眾革命底動員的具體階段是不可能的。第四國際的支部應該在每一個新階段上，以批判態度來確定自己的方向，提出一些口號去幫助工人爭得獨立的政治活動，加深這些政治活動的階級性，破除改良主義及和平主義幻想，加強先鋒隊與群眾的聯繫，以及準備以革命奪取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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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蘇維埃
上面已經說過，工廠委員會是工廠內部底兩重政權的要素。因此，它們的存在只有在群眾不斷增長壓力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這種條件對反戰鬥爭的特殊群眾團體、物價委員會以及運動中其它一切新的中心言，也同樣真實，因為這些團體甫經出現就證明階級鬥爭已溢出無產階級傳統組織的界限之外了。
但這些新的機關中心很快便會開始感到它們不夠和缺乏團結力。在保留資產階級政制的條件之下，任何過渡要求都不能充份實現。同時，社會危機的加深，不僅增加群眾的痛苦，而且還增加他們的焦急、堅持和壓力。被壓迫群眾中越來越新的層份會抬起他們的頭來，帶著他們的要求前進。從來不蒙改良派領袖一顧的幾千幾百勞苦過度的"小百姓"將不斷來敲打工人組織的大門。失業者將加入這個運動。農業工人、那些破產和半破產的農民、城市中的被壓迫者、女工、家庭主婦、知識分子中底無產化的一層－－所有這些人將找尋統一和領導。
那末，就算在一個城市的範圍內，怎樣使種種不同鬥爭的要求和形式協調一致呢？歷史已經答復了這個問題：經過蘇維埃。這些蘇維埃將把一切鬥爭團體的代表聯合起來。現在還沒有人提出另一個不同的組織形式來實現這個目的；而且要想出一個更好的來也委實不可能。蘇維埃並不為一個先天的黨綱所限制。它向一切被剝削者敞開門戶。凡是捲入鬥爭主流中底一切層份的代表，都穿過這些大門。這種組織隨著革命的進展而擴大，其內容則一次再次地更新著。無產階級的一切政治流派都可以在最廣大的民主基礎上爭奪蘇維埃的領導權。因此，蘇維埃的口號便是過渡要求的綱領中最高的一項。
蘇維埃只有當群眾運動進入一個公開革命階段的時候才能生長。蘇維埃宛如一支軸心，在它的周圍聯合著成千成萬勞苦大眾，從事於反剝削者的鬥爭，這些蘇維埃自從出現的頭一刻鐘起，便成為地方政府的，以後又成為中央政府的競爭者和敵對者。假如工廠委員會在工廠裡造成一個兩重政權，那末蘇維埃便在一個國家內開始一個兩重政權的時期。
兩重政權是過渡時期底最高點。兩種政制－－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政制－－是不可調和地互相反對的。它們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的命運全靠這個衝突的結局如何。假如革命失敗，資產階級底法西斯獨裁就要跟著來臨。假如勝利的話，那末蘇維埃政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社會主義性的社會改造就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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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落後國家與過渡要求的綱領
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就其本質說，乃是落後國家。但落後國家卻是帝國主義所統治的世界之一部份。因此，它們的發展，具有綜合的性質：最原始的經濟形式結合最新式的資本主義的技術與文化。同樣情形，也決定了落後國家中無產階級之政治的鬥爭：為民族獨立和資產階級民主之最起碼的成就所作的鬥爭，與反對那世界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鬥爭相結合。在這一斗爭中，民主口號、過渡要求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並不是分成各別的歷史時期，而是直接從此到彼地邁進的。中國無產階級在必須準備蘇維埃之前，還剛剛開始組織工會。就這一意義說來，本綱領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至少對那些無產階級已能進行獨立政治活動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是完全適用的。
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中心任務是土地革命，即：消滅封建殘餘；與民族獨立，即推翻帝國主義的羈絆。這兩種任務是緊相聯繫的。
簡單地將民主政綱予以拋棄，那是不可能的。群眾一定要在斗爭中去超出這個政綱。國民會議（或製憲會議）的口號，在中國或印度那樣的國家，還保有全部力量。這口號一定要同民族解放與土地改革問題不可分離地聯繫著。在初步，工人們必須用這民主政綱來武裝自己。只有工人才能號召與統一農民。站在革命的民主政綱基礎上，必須使工人們與"民族"資產階級對立起來。用革命的民主口號來動員群眾，到了某個時期，就能夠而且應該產生蘇維埃。蘇維埃在某一時期的歷史作用，尤其是它們對國民會議的關係，將以無產階級的政治水平，蘇維埃與農民的聯繫以及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之性質來決定。蘇維埃遲早要推翻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有蘇維埃才能夠完成民主革命，同時開啟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
無產階級鬥爭中，個別的民主要求與過渡要求之相對的比重，它們互相間的聯繫與它們提出的次序，都要由每一落後國家的特點與特殊條件來決定，在好大範圍內，要由它的落後程度來決定。不過在一切落後國家中，革命發展的一般趨向是能夠以不斷革命底公式決定的，而不斷革命的意義，已被俄國的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2月、1917年10月）確定地指出過了。
共產國際已經用一個典型的例子，昭示過落後國家：它怎樣能破壞一個有力的與有希望的革命。當1925－27年中國發生怒濤般的群眾鬥爭時，共產國際未能提出國民會議口號，同時又禁止蘇維埃的創立。（按照斯大林的計劃說，國民黨這個資產階級的政黨，同時可以代替國民會議與蘇維埃。）當群眾已被國民黨鎮壓以後，共產國際卻在廣州繪成一幅對蘇維埃的諷刺畫。廣州暴動不可避免地失敗了以後，共產國際採取了游擊戰與農民蘇維埃的道路，而這時工業無產階級完全是消極的。這樣踏進了死巷以後，共產國際卻利用中日戰爭的機會，一筆勾銷了"中華蘇維埃"，不僅將農民的"紅軍"而且使所謂"共產黨"也都臣服於同樣的國民黨，即資產階級了。
共產國際既因與"民主的"奴隸主締交而背叛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則同時不得不背叛殖民地民眾的解放鬥爭，它底背叛的方式，實在比以前第二國際所干過的更為無恥。 "人民陣線"與"國防"政策的任務之一，就在於將殖民地中的千百萬群眾變成"民主"帝國主義的砲灰。佔人類大部份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人民的解放鬥爭的旗幟，已經確定地轉入第四國際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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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法西斯國家中的過渡要求的綱領
共產國際底戰略家曾經宣布過希特勒的勝利只是走向台爾曼（Thaelmann）勝利的一個步驟，這句話今天聽起來已經古遠的很了。台爾曼坐在希特勒的監獄裡，現在已經有五年多了。墨索里尼已經用法西斯主義把意大利捆綁了16年多。在這整個時期內，第二和第三國際不僅無法領導一個群眾運動，甚至還無法產生一個嚴肅的，多少與沙皇時代革命政黨相比擬的非法組織。
拿法西斯思想的力量來解釋這些失敗，那是一點理由也沒有的。（墨索里尼根本就從來沒有提出過什麼思想）。希特勒的"思想"從來就沒有認真地吸引住工人。民眾中那些一時陶醉於法西斯主義的階層，主要是中等階層，也已經有充份時間來清醒了。今天某些隱約可見的反對派之僅限於新教徒及天主教會的團體，這一事實不能由"種族"和"血統"這種半瘋狂半胡說的理論之力量來解釋，而應由民主派、社會民主派和共產國際底理論之可怕的破產來解釋。
在巴黎公社大屠殺後，黑色的反動幾乎統治了八年。 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之後，勞苦大眾之淪於昏迷之境者，也差不多有這樣長久的時間。但這兩個例子的現像只是一種物力的失敗現象，它是為力量關係所決定的。再說，在俄國失敗的乃是一個差不多尚在處女階段的無產階級。那個時候，布爾什維克派甚至還沒有慶祝它的第三周歲。德國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德國的領導是由兩大強有力的政黨形成的，其中一個已存在了70年，另一個也差不多有15年。這兩個黨，有幾萬選民跟在它們後面，竟於戰鬥之前便在精神上癱瘓了，而且不經一戰便投降了。歷史上還沒有記下堪與比擬的災難。德國無產階級並不是在戰鬥中給敵人擊潰的，它是被自己政黨的膽怯、卑賤、背信所摧毀的。那末它現在對它幾乎三代以來慣常相信的一切事物失掉信念，又何足奇？希特勒的勝利反過來鞏固了墨索里尼的地位。
西班牙或德國內部，革命工作的長期失敗，只是社會民主黨及共產國際底罪惡政策的報應。秘密工作不僅需要群眾的同情，還需要其前進層份自覺的熱情。但哪些歷史上已經破產的組織能希望人家給它們以熱情嗎？凡是以亡命者領袖資格出現的，其中大多數或以墮落入骨，成為克林姆宮以及格伯烏的代理人，或者是那些社會民主黨的前任總長，它們還夢想工人們將來能以某種奇蹟使他們回到那些已失掉的位置。難道還有一分鐘可以想像這些老爺們能夠做"反法西斯"革命底未來領袖嗎？
而且整個世界範圍內的事變－－奧國工人的潰敗、西班牙革命的失敗、蘇維埃國家的墮落－－都不能幫助德意兩國的內部發生革命高潮。因為德意工人想得到政治情報，多數依賴於無線電播音，所以我們便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說，莫斯科的播音台所放送的，參合了愚蠢和傲慢的熱月的誑騙，已經成為全能主義國家工人頹喪的一個最有力的因素。在這一方面，也像別的方面一樣，斯大林只是充當了戈爾培的助手。
同時，使法西斯主義得到勝利的階級矛盾，仍舊在法西斯的政制之下繼續發展著，且正在逐漸地掘毀它的基礎。群眾是比以前更不滿了。成百成千能自我犧牲的工人，不顧一切地繼續進行著革命的鼴鼠工作。沒有直接嚐過那舊傳統與大希望被粉碎之痛的新生一代，已走在前頭。無產階級革命底分子運動式的準備工作，在沉重的全能主義墓石底下不可抗拒地進行著。但要想把潛伏的力量爆發成公開的叛亂，無產階級先鋒隊還必須找到一個新的前途，一個新的政綱和一面新的無疵的旗幟。
主要的不利條件就在這裡。法西斯國家底工人要想選擇一個新的政綱是異常困難的。一個政綱是靠經驗來確證的。但在全能主義專制制度的國家裡正缺乏群眾運動的經驗。將來多分要靠在某一個" 民主"國家中的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勝利來推動法西斯領土上革命的運動。由於一種財政或軍事的大災難，也能發生同樣的效果。目前必須進行以宣傳為主的準備工作，這種工作只有在將來才能收穫大規模的成果。但在這一點上，有一件事是可以確信的：革命浪潮一旦在法西國家爆發，將馬上成為一股洪流，而且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都不會因為複活已死的威瑪憲法之類的試驗，而半途中止的。
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在第四國際與那些在破產中苟延殘喘的舊黨之間，開始發生一種不可調和的分歧。德國流亡者的"人民陣線"是一切可能的人民陣線中最惡毒與最無信義的一種。實質上，它表現一種無能的渴望，希望與一個烏有的自由資產階級合作。假如這合作得到成功，它也不過給無產階級準備了一連串西班牙式的新的失敗罷了。因此，無情地暴露"人民陣線"底理論和實際的虛偽，乃是反法西斯革命鬥爭的首要條件。
當然這並不是說第四國際拒絕把民主口號當作動員反法西斯群眾的一種手段。恰恰相反，這一類口號在某些時機是能夠盡一種認真的作用的。但民主主義的公式（出版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等）在我們看來只是無產階級獨立運動中底偶然的或插話式的口號，而並不是資產階級代理人（如西班牙的情形！）套在無產階級頭上的一條民主的絞索。這個運動只要多少具有了群眾性質，民主口號便立即與過渡的口號交結起來。我們可以預想，工廠委員會的出現，將在那些舊式的例行公事者從他們的辦公室裡匆匆出來組織工會之前；蘇維埃之普及於德國，將在一個新的製憲會議開催於威瑪之前．意大利及其它全能主義與半全能主義國家將也不例外。
法西斯主義使這些國家陷於政治的野蠻主義之中。但它並沒有改變它們的社會結構。法西斯主義是財政資本手裡的一個工具，不是封建主手裡的一個工具。一個革命的政綱應根據階級鬥爭底辯證法，而不應根據那些受了驚的破產者的心理，這點對法西斯國家也一樣。第四國際厭惡地排斥那些政治上化裝跳舞的方法。這些方法已使斯大林主義者，往日"第三時期"的英雄，輪流著戴著天主教徒、新教徒、猶太人、德國國家主義派、自由派的假面具出場－－他們這樣做只是為了掩護他們那一個並不討人喜歡的臉相。第四國際經常而且到處在其自己的旗幟下出現。它公開的向法西斯國家內的無產階級提出它自己的政綱。全世界的進步工人都已堅決地相信，將來只有在第四國際的領導底下才能推翻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他們的代理人和模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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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蘇聯與過渡時期諸問題
蘇聯以一個工人國家的資格從十月革命中出現。生產手段的國有，這一個社會主義發展的必須的前提條件，開展了生產力迅速生長的可能性。但同時這個工人國家的機關，卻已經歷了徹頭徹尾的墮落；它已由一種工人階級的武器，變成一種反對工人階級底官僚暴力的武器，而且愈來愈成為一種對國家經濟怠工的武器了。一個落後和孤立底工人國家的官僚化以及官僚之轉成為全能的特權階級－－這不僅在理論上，此刻就是在實際上，也是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這個理論之最有力的反駁了。
蘇聯就這樣地包含著可怕的矛盾。但它仍舊是一個墮落了的工人國家。這是一種社會性的診斷。至於政治性的預斷即具有一種兩者擇其一的性質：或者是官僚制度愈來愈成為世界資產階級在工人國家中的一個機關，它將推翻財產的新形式，且把國家推回到資本主義；或者工人階級將摧毀官僚制度，開啟到社會主義之路。
在第四國際的各個支部看來，莫斯科審判案之發生毫不足奇，且並不把它當作克林姆宮獨裁者個人瘋狂的結果，而把它看做熱月的合法的產物。它們是從蘇維埃官僚內部底不可忍受的衝突中生長出來的，而這些衝突又反映官僚與人民間的矛盾，以及"人民"自己當中正在加深的矛盾。這些審判案底流血的"瘋狂"性質，可以測度那些矛盾底緊張性，同時由此也可以預知那個大結局的行將到來。
那些拒絕回莫斯科底前任克林姆宮駐外代表的公開發言，已用他們的方法，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在官僚中已發現了一切政治思想形態：由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埃乃斯．來士Ignace Reiss）一直到十足的法西斯主義（F．布田科(F. Butenko）。官僚內部的革命份子只是極小的少數，他們消極地反映著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利益。不斷生長的法西斯反革命份子，以更大的一貫性來表現世界帝國主義的利益。這些準備充當買辦角色的候補人，並不是毫無理由的，認為新的統治層只有在吸收"西方文明"，即吸收資本主義的名義之下拋棄國有化，集體化和對外貿易的獨占權，才能保證他們的特權地位。在這兩極之間還有一些中間的散漫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自由派的傾向，這些傾向都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為歸趨。
在這個所謂"沒有階級"社會的下層裡，毫無疑問地也有極類似於官僚分派的集團存在，只不過表現得較為緩和且其配比正相反罷了，自覺的資本主義傾向主要的是集體農場（kolkhozi）中興旺的部份，而且只佔人口中微小的少數。但這一層份卻給那些以普遍貧困為代價而積蓄個人財富的小資產階級傾向提供了一個廣大的基礎，而且這些傾向還得到官僚的自覺的鼓勵。
高踞於那個愈來愈擾亂社會平衡底高度矛盾的製度之上的熱月寡頭貴族，現在主要地已縮成為斯大林的波拿巴主義的集團，它以恐怖主義的辦法來苟延殘喘。最近的司法羅織，其目的是在打擊左派。清除右派反對派領袖的目的也是一樣，因為老布爾什維克的右派集團，從官僚的利益及傾向的觀點看來，也代表一種左的危害。波拿巴主義的集團為自存計，同時又因為害怕它自己的布田科之流的右派同盟者，便迫得把老布爾什維克的一整代，幾乎一個不留地殺掉，這一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革命傳統在群眾中的活力，同時也證明了群眾的繼長增高的不滿。
西歐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昨天還把莫斯科審判案驗明為毫無參雜的純金，今天又堅執地反复說明"蘇聯內部既沒有托洛茨基主義也沒有托洛茨基派" 。但他們卻無法解釋何以每次清黨都是在與托洛茨基主義危險鬥爭這面旗幟下進行。假如我們把"托洛茨基主義"當作一個已完成的綱領，或甚而當作一個組織來考察，那末毫無疑義，"托洛茨基主義"現在在蘇聯還是極端微弱的。但它之所以有不可摧毀的力量，就因為它不但表現著革命的傳統，而且還表現著今天俄國工人階級底真正的反對態度。從克林姆宮集團的觀點看來，工人們反官僚所積聚的社會仇恨，恰好就構成了"托洛茨基主義"。它帶著極厲害的與確有根據的畏懼心理，害怕工人底深刻而模糊的不滿，與第四國際組織發生了聯繫。
老布爾什維克一代的處死，以及中年和青年一代革命代表的處死，已打破政治平衡，使之更有利於官僚中的右派－－資產階級及其全國的同盟者。我們可以想見他們，即右派，將在下一時期以更大的決心，設法改變蘇聯的社會主義性質，並使它更近於法西斯形式底"西方文明"的模樣。
從這個前途出發，則"保衛蘇聯"的問題便得到了很具體的性質。假如明天資產階級法西斯派－－就稱它"布田科派"吧，想奪取政權，那末"來士派"就不可避免地要列陣於街壘的反對面。雖則它或許暫時做了斯大林的聯盟者，但它卻不是保衛波拿巴主義的集團而是保衛蘇聯的社會基礎，即保衛那一份從資本家那里奪來而變為國有的財產。假如"布田科派"確實與希特勒聯盟，那末"來士派"將在國內和世界鬥爭場上內保衛蘇聯以抵抗軍事干涉。除此以外，採取任何其它路線都是一種叛賣。
這樣說來，在嚴格規定的例子中，雖不可事先否認有和官僚中熱月的部份建立"聯合陣線"以抵抗資本主義反革命公開進攻的可能性，但在蘇聯的主要政治任務，還是在推翻這個同一的熱月官僚。它的統治多延續一天，則經濟中底社會主義成份的基礎便多一天腐蝕，並增加資本主義復闢的機會。而共產國際正走上這個方向：它在絞殺西班牙革命以及敗壞國際無產階級鬥志的行為中，充當了斯大林主義集團的代理人及同謀者。
正如在法西斯國家中的情形一樣，官僚的主要力量並不在它的本身而在於群眾的幻滅，以及他們之缺乏一個新的遠景。斯大林的政治機關，除了更為放肆的野蠻之外，它與那些法西斯國家的，並無甚麼不同，因此正如在法西斯國家一樣，將來多分要由國外事變來推動蘇聯工人的革命興起。在全世界範圍之內，反對共產國際的鬥爭，今天已是反斯大林派獨裁鬥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許多徵兆已經顯示出來，因為共產國際沒有直接格柏烏的基礎，所以它的塌台將在波拿巴主義集團以及整個熱月官僚制度的塌台之前。
蘇聯革命底新的高漲，將無疑地在反社會不平等和反政治壓迫底鬥爭的旗幟下展開。打倒官僚的特權！打倒史達哈諾夫運動！打倒蘇維埃貴族及其等級！給一切勞動形式以更大的工資平等！
爭取工會及工廠委員會的自由，爭取集會權利和出版自由，這種鬥爭將在爭取恢復和發展蘇維埃民主的鬥爭中展開。
蘇聯官僚以希特勒和戈培爾式普選權的虛構，來代替蘇維埃這個階級機關。現在不僅須恢復蘇維埃底自由的民主形式，而且還須恢復它的階級內容。正像過去曾禁止資產階級及富農參加蘇維埃一樣的，現在必須把官僚及新興貴族逐出蘇維埃。在蘇維埃內只能給工人、集體農場下層份子、農民及紅軍士兵的代表以位置。
如果不給蘇維埃中的各個政黨合法化，那就不能使蘇維埃民主化。工農將由他們的自由投票，來表明他們所承認的蘇維埃政黨是哪些政黨。
根據生產者及消費者的利益，從上到下，修正計劃經濟！工廠委員會應該恢復監督生產的權利。根據民主方法組織起來的消費合作社，應監督生產品的品質和價格。
按照參加集體農場底工人的意志和利益，改組集體農場！
應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政策來代替官僚底反動的國際政策。公佈克林姆宮的全部外交函件。打倒秘密外交！
熱月官僚導演的一切政治審判案，在完全公開與坦白和正直的辯論的光照之下，重新審定。只有被壓迫群眾底勝利的革命起義，才能恢復蘇維埃政制，並保障它向社會主義作更進一步的發展。現在只有一個黨能夠領導蘇維埃群眾起義，這個黨就是第四國際黨！
打倒該隱！ （Cain，聖經上殺弟的人－－譯者註）－－斯大林的官僚匪黨！
蘇維埃民主萬歲！
國際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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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反對機會主義與無原則的修正主義
法國里昂．布魯姆的政見和政績，又一次表明出改良主義派甚至從歷史底極悲慘的教訓中，也不能學到什麼。法國社會民主黨奴顏婢膝地抄襲德國社民主黨的政治，行且得到同一的結果。在這幾十年內，第二國際便一貫地和資產階級民主政制纏結在一起，事實上已成了它的一部分，而且正在和它一道腐爛。
第三國際卻在資本主義的恐慌已確定地把無產階級革命放在議事日程上的時候走上改良主義的道路。共產國際今天在西班牙及中國的政策－－匍伏於"民主"及"民族"資產階級之前的政策－－表明共產國際也同樣不能進一步學到什麼，而且也不能改變自己。蘇聯官僚已在蘇聯成為一種反動勢力，在世界範圍內它也不能盡一種革命作用了。
無政府工團主義一般地已經過了同樣的演變。在法國，里昂．石屋（Leon Jouhaux）的工團主義官僚，久已成為工人階級中的一個資產階級代理機關。在西班牙，無政府工團主義已經抖去它底外表的革命主義，一變而為資產階級民主四輪車上的第五輪。
以倫敦局為中心的中派組織，只是代表社會民主黨或共產國際之"左"的附屬物。他們已表明完全無能去弄清國際形勢的真相，並從此得出革命的結論。它的登峰造極的代表就是西班牙的馬克思主義統一工黨，這個黨已在革命的條件之下，證明它完全不能追隨一條革命的路線。
世界無產階級所長期遭受的悲慘失敗，已命定那些官式組織採取更大的保守主義，同時驅使那些幻滅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去追求"新路"。這正如通常在反動和衰落時期所見的情形一樣，庸醫和江湖術士在四面八方湧現出來，要求修正革命思想的整個路線。他們不從過去學習，而乾脆地"排斥"過去。有些人發現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另些人又宣布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塌台。有些人把那些出賣革命的人所犯的錯誤諉責於革命學說；另一些人則大罵醫藥，因為它並未保證一種得心應手和大演奇蹟的治法。更為大膽的人則答應去發明一種萬應靈藥，並且預先主張停止階級鬥爭。有許多"新道德"的先知們，正準備靠倫理的以毒攻毒的辦法去複活工人運動。這些使徒們多數在未抵戰場之前已把自己弄成功為一個道德的病夫。於是，那些久已湮沒在馬克思派社會主義前期底故紙堆中的藥方，便在"新路"的外貌之下貢獻給無產階級。
第四國際向第二、第三、阿姆斯特丹，以及無政府工團主義等國際的官僚，向它們的中派扈從；向不改良的改良主義，與格柏烏聯盟的民主制度，並不和平的和平主義，替資產階級服務的無政府主義；向那些平生對革命怕的要死的"革命家"，宣布不可調和的戰爭。所有這些組織，都不是未來成功的保證，而只是過去的腐朽殘餘。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將把它們一掃清光。
第四國際不尋求也不發明萬靈藥。它完全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把它當作唯一足以令人了解實際、揭露失敗真相以及自覺地準備勝利的革命學說。第四國際繼續布爾什維克的傳統，因為他是第一次向無產階級表演如何奪取政權的。第四國際掃除那些庸醫、江湖術士、以及那些不請自來的道德老師。在一個以剝削為基礎的社會中，最高的道德就是社會革命的道德。凡是足以提高工人階級自覺，而使他們相信自己力量，使他們決心在斗爭中作自我犧牲的一切方法都是好的，凡是使被壓迫者在壓迫者之前表示畏縮和卑屈；凡是破壞群眾反抗和不滿精神；凡是以領袖的意志代替群眾意志；以強迫代替說服；以蠱惑和羅織代替真實底分析的方法，都是不可容許的。因此，出賣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以及成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反面的斯大林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及其道德的死敵。
正面地面對現實；不要尋找最少抵抗的快捷方式；以真名呼實物；要把真理告訴群眾，不管真理如何苦；不要害怕阻難；從小事到大事都要真誠：把我們的綱領建立在階級鬥爭的邏輯上：行動的時刻一到便要勇敢－－這些就是第四國際的原則。它已表明它能夠逆流前進。就要來臨的歷史浪潮將把它高高地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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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反對教派主義
在無產階級歷史組織底叛賣影響之下，在第四國際的周圍，已有種種不同的教派情緒及集團，生長或再生出來。它們骨子裡是反對爭取部份要求和過渡要求，即，反對在工人階級的目前情況中，爭取他們的基本利益和需要。在教派主義者看來，準備革命就是使自己相信社會主義之優越。他們主張不理睬"舊"的工會，即，不理睬幾千百萬有組織的工人。好像群眾還能夠生活在實際階級鬥爭底環境之外似的－－他們對改良派組織的內部鬥爭淡然置之－－彷彿我們不干預群眾的日常鬥爭便能夠爭取他們過來似的－－他們拒絕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作一區別－－彷彿群眾在任何方面都不會覺得有所不同似的。
教派主義者只能分辨兩種顏色：紅和黑。他們把實際簡單化，為的使自己不受誘惑。他們拒絕在西班牙的交戰陣營間來一個區別，所持的理由就是這兩個陣營都有一種資產階級的性質。他們拿這同樣的理由認為必須在日本和中國戰爭中保持中立。他們拒絕否認蘇聯與帝國主義國家間底原則性的不同，而且為了蘇維埃官僚採取反動的政策之故，他們拒絕反對帝國主義的進攻以保衛十月革命所產生的新的財產形式。他們自己不能找到門路接近群眾，卻拼命罵群眾不長進以致沒有革命的觀念。
這些無生氣的政治家們，一般地都用不著那一座以過渡要求為形式的橋樑，因為他們根本無心跨到彼岸去。他們只是在一個地方鬼混，以反复背誦那千篇一律的貧乏而抽象的詞句為滿足。在他們看來，政治事變是一個評論的機會而不是一個行動的機會。既然那些教條主義者，與一般的荒唐鬼和奇蹟大家一樣，每走一步都在現實之前傾跌，他們便生活在一種永遠憤激的狀態中，抱怨"制度"和"方法"，而且不斷打滾於小陰謀中。在他們自己的圈子裡，他們慣常實施一種專制的製度。教派主義的政治虛脫症給機會主義者的虛脫症以補充，有似影之隨形，顯示它並沒有什麼革命的遠景。在實際政治之中，教派主義者無論在什麼時候，總是與機會主義者，尤其與中派主義者聯成一氣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
許多從第四國際桌子上偶然撿些麵包屑來滋養一下的教派主義團體和派系，過著一種" 獨立"的組織生活，他們自命不凡，但缺乏任何勝利機會。布爾什維克－列寧派不想浪費時間，所以平心靜氣地讓這些團體自生自滅。但教派的傾向將來也會在我們自己隊伍中發現，而且在個別支部的工作中會發生很壞的影響的。和他們再也不能妥協，連一天也不能妥協。正確的工會政策，乃是歸依第四國際的一個基本條件。誰不找尋並尋得到群眾去的道路，誰就不是一個戰士，而是黨的累贅。擬定一個政綱，並不是為編輯部或討論俱樂部的領袖著想，而是為數千數百萬人的革命行動著想。肅清第四國際隊伍中的教派主義以及無可救藥的教派主義者，乃是革命成功的一個起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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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開闢到女工之路！開闢到青年之路！
由西班牙革命底"領袖們"一手造成的西班牙革命的失敗，法國人民陣線的可恥的破產，以及莫斯科司法騙局的暴露－－這三件事合起來給了共產國際一個不可救治的打擊，而且偶然的給了它的同盟者：社會民主黨以及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一些重傷。當然這並不是說這些組織的黨員將立即轉入第四國際。較老的一代已經嚐遍可怕的失敗，將大批地離開革命運動。而且，第四國際決不想轉變為一個革命的傷兵、幻滅的官僚政客底收容所。恰恰相反，為了預防目下充滿於舊組織機關內的小資產階級份子有註入我黨的可能起見，必須採取嚴格的預防手段：對非工人的，尤其是從前黨官僚出身的候補黨員，要延長對他們的考察時間；禁止他們在頭三年內充任任何負責職務等。第四國際裡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政客、舊國際的膿包的任何地位。只有那些願意為運動而生，不願損運動以利己的人，才能走近我們。革命工人應該感覺到自己是主人。我們的組織向它們廣開門戶。
當然，甚至在那些曾經一度站到最前列的工人們當中，也有不少疲倦和幻滅的。他們至少在下一時期將仍舊會是一個袖手旁觀的人。當一個政綱或一個組織衰亡的時候，負擔這政綱和組織的一代人也和它們一道衰亡了，革命運動要靠那些對過去不須負責的青年人來恢復活力了。第四國際特別關心於無產階級青年一代。它的全部政策都力求喚起青年相信他們本身的力量和未來。只有青年人新鮮的熱情和進取的精神，才能保障鬥爭的初步勝利；而只有這些勝利才能把老一代的最優秀份子送回革命的道路。過去如此，將來也如此。
那些機會主義的組織，由於他們的本性使然，其主要的注意力集中於工人階級的上層，因此它們忽視青年和女工。但資本主義的沒落卻給那些靠工資過活的及管理家務的婦女以最沉重的打擊。第四國際的支部應該在工人階級內部最受剝削的層份中，因此應該在女工當中，尋求支持的基礎。他們將在此處發現熱心、無我及決心犧牲的無盡寶藏。
打倒官僚及鑽營祿位主義！開闢到青年之路！轉向女工去！這些口號大書特書地寫在第四國際旗幟上面，站到第四國際旗幟底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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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站到第四國際的旗幟底下來！
懷疑論者問：但是創立第四國際的時機已經到了嗎？他們又說"人工地"創立一個國際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在大事變中產生雲雲。一切這些反對論調只能表明那些懷疑論者不配建立一個新國際而已。他們幾乎幹什麼都不配。
第四國際早已在大事變－－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最大失敗－－中生長。這些失敗的原因就在舊領導的墮落和背信中找出來的。階級鬥爭不容有一息的中斷。對革命的目的來說，第三國際已跟著第二國際死亡了，第四國際萬歲！
但是宣布它創立的時機已經到來了嗎？ ......這些懷疑論者還不肯靜下來。我們答說，第四國際用不著被"宣布"。它已經存在而且正在斗爭。它薄弱嗎？是的，它底隊伍的人數並不多，因為它還年輕。他們主要地還是些幹部。但這些幹部卻是未來的保證。除了這些幹部之外，在這個星球上自下尚沒有一個革命派真正夠得上這個名字的。我們的國際在數量上雖仍微弱，但在理論、政綱、傳統、以及在其乾部的無比歷練上是強有力的。誰在今天看不到這一點，那就讓他立即站開去罷。一到明天，事情就會更加明白的。
第四國際今天就已受盡斯大林派、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法西斯派應得的仇視。在任何人民陣線中，沒有也不能給它留一點位置。它不可調和地向一切拴在資產階級裙帶上的政治集團宣戰。它的任務－－廢除資本主義的統治。它的目的－－社會主義。它的方法－－無產階級革命。
沒有內部民主－－就沒有革命的教育。沒有紀律－－就沒有革命的行動。第四國際的內部結構是以民主集中製底原則為基礎的；在討論上充份自由，在行動上完全一致。
人類文化的當前危機，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危機。團結在第四國際內的先進工人，向他們的階級指出這個危機的出路。他們貢獻一個綱領，這個綱領就是建立在無產階級鬥爭以及全世界求解放底一切被壓迫者鬥爭的國際經驗之上的。他們貢獻出一面無疵的旗幟。
各國男女的工人，走到第四國際的旗幟底下來吧，它將是你們行將勝利的旗幟！
Thursday, January 10, 2008
世界性的青年激進化以及第四國際的任務
世界性的青年激進化以及第四國際的任務
Worldwide Radicalization of Youth And The Task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第四國際一書記局決議案（一九六九）直言譯自紐約「尋路人」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四月英文第二版，一九七六年六月香港十月書屋初版。
在過去十多年來，在工人國家，先進資本主義強國，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後國家裏，青年、學生的反叛都成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要素。它時常都能掀起龐大的革命運動，激發其他被壓迫層份的群眾投入鬥爭。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一九六八年布拉格春天裡，青年和學生都站在爭取社會主義民主的鬥爭底前線。一九六八年法國學生的造反使全國陷於癱瘓，加速了戴高樂的下台。一九七三年泰國學生反對軍事獨裁的鬥爭帶來了乃他儂政權的瓦解。世界性的──尤其是在美國本土的──主要由青年一代所組成的反越戰運動對越南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有著無可置疑的幫助。對青年激進化加以詳細分析和了解，在實踐上把青年激進化運動推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是每個革命青年的必要工作。
這本小冊子內的文章是由第四國際統一書記局草擬，提交一九六九年第四國際第九次（統一後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討論的文件。它的原名是：「世界性的青年激進化，以及第四國際的任務」。第四國際是托洛斯基在一九三八年創立的。當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創立的第三國際已完全由以斯大林為首的官僚所操縱，不能再負起領導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時，在一九三三年，托洛斯基就宣佈第三國際的死亡，開始建立第四國際，繼續推進社會主義革命、並在工人國家內推翻官僚特權階層的事業。
雖然第九次世界代表大會並沒有正式通過這份文件，它已是第四國際內不少國家的支部對青年運動的基本路向文件。它總結了一九六○年代的以來青年激進化運動。雖然是七年前寫成，但這期間內青年運動的發展沒有使它成為過時，反而使它的基本觀點顯得更加正確。文件提出了以「紅色大學」策略──把大學變為一所為革命事業、為工人群眾服務的鬥爭和文化機構──作為青年運動的方向。一九七○年美國反戰運動的五月風暴裡，學生們把「紅色大學」策略實踐起來，把大學變為「反戰大學」，使它成為組織反戰活動，傳播消息，聯絡工人群眾，工會和被壓迫民族的中心。五月風暴激發起美國工會對反戰運動的參與，使統治階級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因而改變了美帝對越戰的策略。在世界其它地方裡；一九七○年南斯拉夫的反戰運動，同年魁北克爭取法語民族權利、一九七一年孟加拉對巴基斯坦壓迫的反抗、一九七二年法國中學生反征兵的運動和七六年三、四月間法國大學生反對政府「改良」大學政策的全國性大罷課和示威等等，這些學生運動底經驗總結，將更能充實這份文件的內容。這篇文字只是希望成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介入青年運動，引導它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底基本指南和工具。
譯者直言 一九七六年四月
世界性的青年激進化以及第四國際的任務
新一代的革命青年已走上了世界舞台，並且對整個世界的政治，擔演著從未有過的重要角色。過去十年產生了一個運動，從反對各類腐朽架構、富有象徵意味的反叛情緒起，漫延成為全球性青年的龐大造反行動。
直至目前，受這個激進化過程影響得最深的社會階層是學生；學生，由於它增長中的社會力量，以及其對世界政治的敏感性，越來越表現得重要。學生青年並不直接地反映它們所屬、或將屬的階級底利益，而是基本地反映了整個社會的矛盾和階級鬥爭。學生的激進化反映和宣示了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當前危機──從而反映了它的主要強處和弱點。
龐大的學生激進化，已顯示了它作為一條運輸紐帶的能力，加速同一代的其它社會層份底激進政治意識的發展。在一些國家，它曾開啟了整個工人階級的群眾行動。
新一代戰鬥性和革命幹勁，在世界革命的三個部門，已多次地被驗證。南斯拉夫的學生運動在推動一九六八年春夏間、為爭取社會主義民主的鬥爭中，扮演著一個中心的角色。在巴基斯坦，學生們推動了一次達到革命程度的社會危機，推翻了葉雅汗政權。在墨西哥，一九六八年夏秋間的龐大學生示威，以一些基本的民主要求，爭取到墨西哥城群眾的同情，從而佈下了奧迪西政權的政治危機的伏線。
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法國學生造反，催化了歷史上最大的總罷工，佈下了一個革命的形勢；法國的五月事件提供了一張現實的圖畫，顯示出就算是資本主義的主要中心，亦不能避免學生激進化的動力底影響。這些教訓並未被國際性的資本統治階級所忘記。
雖則資產階級和它在工人階級裡的應聲虫高叫著這是「輩代間的衝突」、「輩代鴻溝」，甚至是「象徵性叛逆」，但青年們所提出來的問題，卻基本上不是輩代上的。它們清楚地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主要的階級衝突。這個前所未有的青年激進化底基本重要性在於一種新力量的興起；這個新力量準備著、願意、並且亦能夠站在殖民地人民和工人階級那一面，投身階級鬥爭，對世界帝國主義，以及對它那假稱以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名義發言的附庸，進行戰鬥。
新的激進化浪潮展開於五十年代後期，是對殖民地革命和美國黑人鬥爭新的興起底回響；也是對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罪行及莫斯科對一九五六年匈牙利起義底鎮壓的反應。阿爾及利亞革命又將激進化推前一步；古巴革命勝利亦增加了衝擊。當美帝將越戰升級，使越南成為國際階級鬥爭的焦點時，激進化達到了一個質的更高階級，全世界數以萬計的年青人，集結起來保衛越南人民。
青年激進化對第四國際和其同情組織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它對全世界的托洛斯基主義運動提出挑戰──如何給它以領導，以及爭取新一代最優秀的份子到第四國際底旗幟之下來。不論托洛斯基主義流派在一個國家內是一個小核心還是一個已有若干力量的流派，這個中心任務卻仍是不變的。認識和推行這個任務，是第四個國際下一時期的中心工作和方向。
（1） 世界性青年激進化的根因和共通特性
新一代底激進化的政治特性，一方面植根於帝國主義的危機之中，另一方面在於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相互關聯危機之中──工人運動裡主要的流派底歷史性的破產。新的一代在本世紀社會動盪的最深刻時期裡獲得政治認識。在越南，那裡是一場充滿殘酷的現代帝國主義戰爭。在短短幾年間，可以看到巨大的革命興起和反革命的流血。近代歷史包含了一連串的革命浪潮，甚至連美國也不能幸免，貧民區和校園造反就證實了這一點。
帝國主義的經濟矛盾，是我們時代社會的爆炸的基本根源。就算在過去二十年來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有著異常的擴展，但貧國和富國間的鴻溝卻穩定地加大。中國、古巴和北越革命的成功，加上東歐和北韓資本主義關係的消滅，將大片的土地從帝國主義直接剝削底範圍下移出來。一個跟一個的殖民國家裡革命的威脅，以及政治的波動，阻礙了在這些地區裡的資本主義投資。同時，各工業大國爭取世界市場更大分額的競爭，正穩定地加劇。
這些經濟矛盾又與帝國主義所已察覺到的、要遏止世界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底需要糾結在一起。帝國主義要維持它們的剝削和壓迫、並且要粉碎革命運動的努力，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內青年激進化的基因。
在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挑戰中，造反青年所展示出來的範例，已對工人國家的青年有所影響；但這些地區內的不滿，基本上是由於官僚階層努力去保持它們的特權地位和專斷統治而產生的。
全世界斯大林主義延續性的危機，是將蘇聯集團和資本主義國家青年激進化的一項有力因素。自從一九五六年，克里姆林宮的權威和聲望已大大地削減。中蘇衝突、古巴革命、越南戰爭，最後是入侵捷克，都幫助了斯大林主義基石的崩解。「和平共存」和到社會主義的「議會道路」，這些路線的反革命含義；以及由於缺乏工人民主和官僚的專斷所造成的諷刺性畸形現象已在逐漸增長中的激進青年中變得越來越明顯了。
社會民主派，在新激進一代的心目中，亦同等地不能令人滿意。社會民主派是如此深刻地被視為資本主義統治的監護者，致使它們對青年人毫無吸引力。它們的青年組織，除了極少的例外，都像共產黨的青年組織，是一個只有幾個活躍份子和追隨者的空殼。
新的一代是在一連串勝利的衝擊下接觸到政治的。中國、阿爾及利亞、古巴、越南革命以及前進中的美國黑人解放運動，是理想和前進的主要泉源和交點。新的一代曾見過失敗，其中一些，像印尼事件，是痛苦和悲慘的。但它並未遭受過那些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斯大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興起，以及大戰後共產黨領導在西歐的出賣般可佈和悠長的災難底迷茫經驗。他們中的大部份都太年青，沒有經過冷戰早年的直接經驗；很多都是以古巴的革命勝利，作為他們進入政治生活的開始。
工人國家裡的反叛青年，是在斯大林主義底勢力和影響的崩敗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易於掌握與反官僚鬥爭有關的問題。
雖則帝國主義和工人階級那歷史上過時的領導底連鎖性危機造就了學生激進化的基本政治發展，它們並不足以解釋目前學生運動的社會分量。學生在過去也曾時常參加動亂，但都沒有令到資本主義統治者或蘇聯集團的官僚政權擔心。
學生運動與日俱增的社會分量和政治衝擊力，源自「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科學、技術和工業發展所造成的壓力，使教育領域產生了基本的變化。這些發展需要一群受過較高教育和技術訓練的人材，能夠發明、發展和操作最複雜、日新月異的生產和破壞性工具。
這些經濟情況需要更多高教養的人材，不單成為生產過程的行政人員和監督人員，並且作為工業和貿易各方面的工作力量。較高的生產力水平和較大的「資本密度」產生了較高的教育和文化水準。過去二十年來，特別在先進的國家裡，一直沿著這樣的道路質素標準底穩定提升，已大大地改變了高等教育的性質和結構。
當越來越大規範的智力工人投入生產過程，而非技術性的體力工人的相對分量減少時，也造成了白領工人日增的無產階級化。
在世界範圍內，以及在多數個別國家中，高等教育的設備和學生數量已發生了爆炸性的膨脹。根據聯合國經濟科學文化組織（UNESCO）的學生，在一九五 ○年與一九六三－六四年間，全世界大專學校的學生人數增加了超過兩倍。在法國增加了三‧三倍，西德二‧八倍，美國二‧二倍，意大利一‧三倍，中國六倍，捷克三‧二倍，蘇聯三倍，西德二‧八倍，土耳其三‧七倍，哥倫比亞三‧五倍，印度二‧二倍。而中學生人數在過去十五年，則增加得更多。
這一種來勢洶湧的增長，造成的困難比它所能解決的更多。在一方面，教育建設並未能迅速地和徹底地調整，以適應資本主義國家內統治階級的需要，以及培養可靠的專門人材來照顧它的利益。在另一面，要大學從老樣子過渡到新模樣的要求，又引起了學生和學系各部門的極大不滿。大學的資本主義方式，高等教育的資產階級式結構作用，及它命令式的行政，所造成學生的割離感覺正越來越普遍。這樣的不滿已經使學生與高高在上的院校行政人員和校方發生對抗和尖銳的衝突。大學已陷入了嚴重而永久性的危機狀態中，沒有一次社會秩序的革命變革，是不能把它克服的。
基於每一屆學生的迅速變換，這些衝突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觸及到一層又一層的學生。他們發現到，大學常常沒有足夠設備，以培養他們找職業所需的技能；或者，它會硬要根據大商業或官僚政權笨透的的需要，硬要來塑造他們。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大學並不是被設計來傳達現實社會的最基本真理。它跟現存的當權者勾結，企圖隱瞞或歪曲這些真理，甚至執著那些偽造的事實。學生對政治探索和活動的自由和控制他們就讀大學的自由底堅定要求，導致了現在已是耳聞目見的、與院校人員和他們背後的統治階級或官僚層的直接對抗。
雖則，那些激發或集合起學生走向行動的學校內外個別事件中，在各個國家或大學裡面，都各有重大的不同，但他們的運動的形式卻顯著地相似。反叛的學生發現自己與無上的權威對陣，並且面臨一場攤牌決戰。
就是這樣，一九六八年六月，貝爾格萊德大學的靜坐佔據校園促成了南斯拉夫的全國政治危機；一個月前，法國學生的示威也有相似的影響。在西德、日本、巴基斯坦、埃及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學生示威，已經有過強大的政治回應。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當學生人口在增加，它也顯著地在幾個重要方面改變了結構。
（1） 作為學生的時間是可觀地延長了。現在數以百萬計的年青人把他們最富創造性和活力的年頭，生活在學校的環境裡。很多家庭的牽制都被置諸腦後。他們還不用抓緊一份工作來幹活。他們比普通公民得到更廣泛的資料，和有更多時間來吸收及討論這些資料的含意。
（2） 除了最龐大的工廠組合外，他們比所有的勞動工人更集中在教育機構和區域裡。在整個世界裡，這些教育機構絕大多數都是位於主要的城市工業中心，那裡也是工人階級集結和發生奪取政權的決定性戰爭的地方。
（3） 雖則在資本主義的地區裡，學生群體的成份還是絕大多數來自中產階級，但已經有一些從工人階級背景的學生的流入（美國是顯著的一個）。
（4）在學生群體內，社會性差異和等級已經沒有二、三十年前那麼尖銳地劃分。大學學位不再意味著持有人自動地成為政府人員、小商家、或專業人員。在今天的先進科技下，一個大學畢業生多會成為生產機器裡的一個高薪技師，或技術工人。他除了更高質的勞動力外，再沒有甚麼可以出賣了；他也沒有避開作為一個受薪工人的基本狀況的前途。這些環境把他與產業工人階級更緊密地連繫起來。大學生的態度，越來越受到這個情況所影響；從而，更多學生趨向認同他們畢業後的地位，而不是認同於他們的家庭背景。
（5） 經濟的持有人和計劃者，越來越依賴來自較高的教育機構的合格人材，來經營他們的企業，因此，更為關心他們的情緒、態度和政治趨向。
（6）學生比從前跟他們在中學、工廠和服兵役的軍隊的同輩有較強的連繫，他們的激進化對於統治者就更為嚴重了。無論是屬於那一個階級，青年人或多或少都受到父權的資產階級社會模式所強加給他們的相同限制；甚至在已廢除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的國家裡，這樣的模式仍普遍地盛行。他們都面對共同的歧視性法例；例如那些有關政治權利、軍事征兵和社會規限的法例，這些因素幫助鞏固這一代各個社會階層的連繫。
這些情況全部加在一起，就給與學生人口一個可觀的社會性和政治性的意義。這個社會層份的意見和行動，對於國家的生活，具有強大的衝擊力。
校園生活的新特徵，在那些高度工業化的強國裡，如美國、日本、德國、和蘇聯、是最顯著的。但所有在世界市場上或軍事舞台上競爭的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他們的存在和壓力。
全球性學生激進化的速度、它在不同事件中的曲折表現方式、和它的衝擊深度，在已開發了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國家、和殖民地裡，都有頗大的差異。儘管如此，在巴黎和日本、墨西哥和巴西、埃及和巴基斯坦、波蘭和捷克，學生示威的激烈程度和衝擊力，已證實這現象是世界性的了。幾乎是一瞬即達的世界性聯絡系統，以及國際性旅行的普遍程度，在這個不斷的國際化過程裡擔當了很大的角色。一處地方的反叛青年，迅速地模仿其它地方的方法，拿起人家的口號，和學習其他地方鬥爭的政治教訓。對好像哲‧古華拉那樣的英雄的普遍欽佩，和從越南革命得來的共同鼓舞，正是世界上青年先鋒裡頭，那種使人驚奇的和諧性程度的指標。他們說著一種共通的語言。
雖然各國仍有各自的特殊性，但國際性的經驗和政治觀念的依存關係，仍是理解當前作為一項世界性現象的學生激進化的一條鎖鑰。基於以上陳述出來的各種社會和政治因素，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的爆炸性，當前的學生激進化並不是一個短暫的現象，而是永久性的；從現時開始，它對革命運動，雖然各國仍有特殊將具有不斷的關連。
（二）學生激進份子的思想和政治
學生激進份子裡，存有廣泛的思想傾向和政治立場。他們大都藐視莫斯科體系的斯大林主義，以及社會民主派的改良主義。
當學生激進份子取得政治認識時，他們不能向任何群眾的工人政黨來學習革命政治的傳統、組織和政治的原則；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叛賣和階級合作角色，要對這個事實負起責任。新一代的激進份子從開始便排斥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以及在行動上越過他們。在這樣做時，他們初時通常不把自己視為另一個清晰的思想流派，而是另一群政治先鋒，圍繞著個別事件來團結行動。
在他們尋求新思想基礎的過程裡，反叛的學生重新挖出一些早期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歷史上被測驗過和感到需要的原始觀念。對於古巴領袖們所強調的實踐，和他們對理論的不信任都有助於鼓勵這個趨向。新的激進份子從開始便忽視科學的理論和細心思索而成的鬥爭政治綱領，反而愛好實用主義的策略。這些都成了走到印象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廉價票，後來又成了冒險主義的藉口。「參與式民主」和分權制，取代了民主集中制，而成了萬應靈丹。可是，在這些旗幟下，細小而不受控制的派系往往用不民主的方式來擺佈運動。他們以突發行動、「行動的宣傳」、或藉「革命的方式」，來代替耐心和堅定地組織革命力量。
激進的學生運動經過不同的組織階段和形式，但都不一定是順序發展的。因而，在一個國家內，學生運動可能從一個「學生聯會主義」時期，通過一個無政府主義式的「參與式民主」階段，進展到認為自己是以各種的思想傾向所組成的階段；在另一個國家，一切不同的形式和階段可能在一個較大的程度上混淆起來，或者同時地存在。
很多激進的學生流派不能夠認識到甚或否認工人階級和它的革命先鋒黨具有決定性的歷史角色。他們的立場底本質，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上否定馬克思主義，在組織範圍內否定列寧主義。他們大都由於斯大林主義的問題而開始走上他們的左傾道路，但對於斯大林主義本質是作為列寧主義的歷史性對立物，他們卻不能解釋。
很多學生激進份子的基本弱點──不穩定、極左主義、無能力去解決組織問題──都是根源於這些流派的社會本質。更多閒暇、沒有工作紀律，這些條件令他們能快迅地達到高水平的政治敏感，但同樣又使他們難於理解到建立一個長期性組織、長遠的策略、和耐心與及堅定的政治行動底需要性。
結果是一個矛盾的現象：大量的青年人在情緒和活動方面走向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左面，但還是缺乏了理論上的裝備和組織的觀念。
例如，西方部份的新興激進派擁護米爾斯、馬古沙等人的見解。這些人對工人階級作為社會變革的主要歷史性動力底能力產生懷疑，否認它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指出來的革命潛力。
他們貶斥產業工人。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裡，他們把工人二十年來相對的沉寂，當為工人階級永久的結構性特質的證據。在工人國家裡，他們認為工人不能打碎堅硬的官僚化。在殖民地世界裡，他們指出工人比起貧農時，就常常都是一個相對的特權階層，因而得出結論，工人階級不能領導革命鬥爭。
他們把工人階級運動跟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及工會官僚機體等同起來。他們只看到在戰後期間，只有在農民佔壓倒性多數的殖民地世界裡，才有革命勝利的可能性。
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普遍危機和資產階級社會排拒性的一面，使很多激進青年找尋集體的政治解決方法，也促使了其他通常被稱為「嬉癖士」或「皮力克」的人，去找尋維持個人自由而無需推翻資本主義的個人辦法。有些已走到烏托邦式的立場，相信資本主義社會能通過愛和無私而得以轉變、這種傾向走到小資產階級逃避主義和自我放縱。對新的「生活方式」的追尋，對每一個國家裡的各種無政府主義傾向都有其政治的反映。
可是，激進學生的政治觀念並不是固定的。它在過去兩年內已開始迅速地演變。在激進圈子裡互相競爭的思想體系影響著各個不同的流派，使它們經歷了劇烈的內部爭論，有時候發生艱苦的派別對壘，並且開始進行重新組合。毛澤東主義、自發主義、新無政府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卡斯特羅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都爭取到追隨者，並且在活躍份子和他們的組織中留下了印記。
新的激進份子常常都企圖把工人階級中各種不同的政治流派底理論和思想元素組合起來。但後來，事變的發展和鬥爭的經驗卻迫使他們的大多數要肯定和進一步澄清他們的立場。政治傾向的出現基本上反映了世界工人運動中的不同流派。青年激進化的推動力，已遠離莫斯科一系的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底機會主義。但缺乏了一個他們能從中學習的、具有原則性的階級鬥爭傳統的群眾組織；又由於學生先鋒的角色底局限性而受到挫折，因此學生運動的最大危險便是極左主義了。與這些不同的敵對派競爭，並且跟他們作有計劃的辯論，是把最優秀的份子爭取到革命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面的工作底基本的一部份。
可是，新的激進份子和他們的組織所呈現的各種弱點，遠不能蓋過他們的力量：
（1） 國內和國際的政治問題大致上吸取了新一代的激進份子。他們以自己的生活經驗，時常都不熟悉廣泛的群眾動員，他們很多要通過獨立的批判思考，才達到革命的結論；同時，他們要獨自對重要和複雜的難題找出答案。
（2）共產黨和社會黨青年組織的盛行時代，主要關心的是社會性活動、體育競賽、遊玩等等，這些日子現已成過去。今天激進青年的最優秀份子是被革命青年團體所吸引，並且加入它們；因為這些團體發動或參與有關當時最熱切的政治事件的戰鬥性行動；亦因為它們的政治綱領、它們的國際展望、和它們對理論的嚴肅。
（3）更且，當前的青年激進化，是以真正的國際主義底再生為特徵的，它與斯大林主義運動狹窄的官僚民族主義完全相違。越南和古巴革命為這種發展帶來最大的刺激。越南人民對抗美帝國主義侵略的勇氣，帶來了一股支持他們的世界性力量。古巴人以他們的呼籲作為例範，為國際主義的復生作出貢獻；古華拉高呼「兩個、三個、更多的越南」，他們堅持保衛革命、防止帝國主義攻擊的最佳方法，便是把革命擴展到其它國家去。
新激進的一代意識到，他們面對著帝國主義內裡的共同敵人，首先是美國的資本主義統治階級。他們已分享過一連串反帝鬥爭的共同政治經驗（古巴，越南）。國際性的運動更易於連結在一起；而共同行動，又由於今天世界上通訊和旅行的便利而進行得更為有效。
（4）學生激進主義中最可喜的特點之一，就是它反權威的意向，對傳統缺乏尊敬，隨時準備對過去大部份的空洞規範、規矩和紀律作出挑戰和疑問。在找尋這些不是它本身做成的難題底答案時，新的一代會以開放的頭腦去考慮曾被指為異端邪說和禁忌心的解決方法。事實上，任何被國家、學校、家長、教會、老板、或官僚所反對的，都推薦給這些叛逆者。
（5）一些青年激進份子都從探索中，走向對國內和世界政治作一個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解。除了那些由於偏見，沒有經過嚴肅地研究和考驗便否定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青年外，他們大多數都熱切地、努力地，以迷惘和試驗式的方法，去揭開由資本主義媒介和馬克思主義的偽造者所宣揚的謊話和歪曲。
他們可能暫時走入毛澤東主義、新無政府主義、或極左主義的死巷去；但一點一滴地，他們會重新發現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並且學習怎樣把它運用到當前現實中去。
這些新的激進化底品質，和它是在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組織形式之外的發展，而且作為另一個出路，使它對世界托洛斯基主義運動有著關鍵的重要性。由於具有這種政治力量的廣大流派的存在，使到建立廣泛的聯合陣線組織來為特殊事件而鬥爭，就成為可能及非常重要。同樣基於這些政治力量，也為把大量的新一代爭取到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青年組織裡，並且把最優秀的吸收到革命黨裡，打開了無可比喻的機會。
（三）「紅色大學」的策略
激進學生圈子裡正熱烈地爭論著路線的中心問題。學生鬥爭的方向和目標應是甚麼呢？學生運動與工人群眾和被壓迫民族的更廣泛鬥爭有著甚麼關係呢？革命先鋒應為學生運動提出甚麼綱領呢？
改良主義傾向認為，學生只應主要關心狹窄的校園事件──班級、課程、教育質素、生活環境、狹窄的校園政治。他們以脫離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眼光來看圍繞著這些事件的鬥爭。他們把這些有限度的鬥爭，與政治化了的學生提出要面對世界所關注的主要事件──例如越戰──的傾向對立起來。
站在另一極端的是極左份子。他們大部份的策略是要把學生的力量從校園中帶出去，離開校園，把學生積極份子帶到工廠門外或者「社區」裡去派傳單、宣傳革命的需要性。毛派把這種策略總結在「為人民服務」底口號裡。
這兩種路線是片面而無能的，因而應被擯棄。如果要有效用的話，革命青年先鋒就必須提出一個綱領，其目標要超越於校園之外，但同時也包含它；把學生的要求，與全國和國際範園內階級鬥爭的更廣泛的要求連結起來；使學生看到他們的要求怎樣跟這些較大的鬥爭有著連繫、是它們緊密的一部份，同時能夠幫助推進它們。革命青年提出來的綱領，必須將長遠的展望和革命者在學校範圍內的日常工作連結起來。革命青年提出的綱領，是一個用來圍繞著世界階級鬥爭底基本事件，與及圍繞著學生本身需要而動員鬥爭的綱領。
學生人口並不是齊一的。學生從懷有懸殊利益的不同階級背景中出身；政治上，他們是在各種不同的水平上。他們唯一的齊一性是，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和大學裡，或官僚化的畸形工人國家裡，作為學生底共同地位。
在圍繞著不同事件的鬥爭過程中，很多政治上先進的學生終會明白到要取得對教育和教育機構的控制底需要性，並且認識到只有一次社會的革命變革，才能夠完全實現這個目的。但他們對於怎樣去解釋他們的目標所應用的方法，使它能與社會上的當前爭連繫起來，卻產生了混亂。對當前教育狀況所進行的鬥爭，怎樣與完全改變社會的理想目標連結在一起？他們難於明白到，作為學生身份的鬥爭，怎樣配合反資本主義的一般鬥爭。這是頹喪和找尋革命捷徑的泉源，並且反過來滋生起機會主義和極左主義。
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南斯拉夫的龐大學生抗議中，布拉格的學生把他們的要求總結為「建立一間紅色大學」的口號。這個口號非常之符合他們底情況。他們的意思是：南斯拉夫被認為應有一個社會主義的教育制度，但事實上它被塑造成為合乎統治官僚層的利益。因此，南斯拉夫的學生所面對的問題頗能夠比諸於資本主義國家裡的學生；為了解決這些難題，他們要求南斯拉夫的教育制度變成應有的樣子──讓官僚的大學讓位給「紅色」的大學。
這個觀念也被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裡的激進學生所提出，並使之適合於他們的情況。
「爭取一間為工人群眾服務的大學──紅色大學！」；帶著這種基本的取向，激進學生們企圖去回答這些問題：「學生應該得到甚麼樣的教育呢？」
紅色大學的概念主張大學應從生產機械人的工廠轉變為反資本主義活動的組織中心、革命教育的發動機、和動員青年為社會的全面變革而鬥爭的場所。
直至目前為止，在校園裡面紅色大學的觀念的出現，比起學生和校方聯合控制大學這些較狹窄的目的進步得多。為爭取自治和自管而作的鬥爭，只是一個完整的綱領的其中一面；這個綱領底目的是幫助學生瞭解資本主義支配下大學的角色；教育他們社會主義革命的需要性；並使他們參與運動，帶引更多同一代的青年人加入達成革命的鬥爭裡。
「紅色大學」的概念包括了要去抗衡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底影響的需要性；無論在社會學、哲學、經濟學、心理學或其他的領域裡，這種意識形態都以「教育」的名義作掩護。革命學生必須明白到，需要以它自己的理論和思想，對抗資本主義大學的聲譽和權威，以及它那一般地親資本主義的架構。他們必須反對這些觀念：把知識和求學變得高深莫測；以為高等教育只是為了少數被挑選出來的天才而設；與工人群眾無緣，亦不被他們所理解。
大學要成為階級鬥爭底工具──「紅色大學」──這與自由派的觀點剛剛相反；它認為大學只是少數特權份子的庇護所，能夠遠離社會上的社會性或政治性紛爭。大學的資源，應給予被剝削者、窮人、被壓迫者應用。學生和學院應有絕對的權力邀請任何人就他們歡喜的任何題目發表演說。他們應有自由與工人階級組織和政黨、少數民族、廣大群眾建立緊密的連繫，成為他們的消息和啟蒙的泉源。
尋找把資本主義大學轉變為紅色大學的策略，對於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具有特殊意義。在每一個被壓迫人民爭取自決的強大運動中，在某階段時會感到需要有一個或多個高等教育的領導中心。在資本主義垂死痛苦的時代裡，在為爭取民族自由的鬥爭中，一所為被壓迫民族特殊需要而設立的大學，就能成為發展民族意識和民族文化的像徵和機構；這樣的方法，對於克服狹窄的民族主義局限性和使鬥爭有一個國際主義的前途是最有幫助的。為著民主和社會主義兩點理由，革命先鋒都應為這些在民族控制之下的機構底建立、擴充和改進而提出來的要求進行鬥爭。
在比利時，爭取在法登斯的路云城建立法蘭得斯語大學的要求，在說法蘭得斯語的民眾中得廣泛的支持；這件事件的鬥爭甚至拉倒了比利時的一個政府內閣。
在美國，由於黑人民族主義的興起對美國黑人的影響越來越強大，「紅色大學」的概念便轉化為「爭取黑人大學！」。
黑人學生堅決要求更多獲取高等教育的機會、要求控制課程、財政和教授，讓他們能有獨立的學院研究其文化和歷史，要求納入對美國黑人特別有興趣的科目，要求大學向「第三世界」學生打開大門、等等，已在國內各地引起大學和中學裡的鬥爭。由牽連到黑人學生、白人學生和學系成員參與的直接行動所支持，這些企圖迫使學校當局在這些問題上讓步的行動，已暴露了白人優越主義的統治者要維持他們對教育工廠的控制的決心。這些努力也喚醒了很多學生注意到黑人民族主義的革命意義，和明白到資本家階級要反對美國黑人為解放而鬥爭的決心。
「紅色」大學的口號，從它的來源顯示，亦適用於蘇維埃陣營裡的學生鬥爭。在工人國家裡的大學已成為表達民眾反對官僚政權的忿滿底主要中心。波蘭、南斯拉夫和捷克的學生，在最近的鬥爭裡已提出一些不單只由他們自己的特殊問題所產生出來的要求，還有一些由整個工人階級和其同盟者所面臨的問題而產生出來的要求。其中主要的是要求政治自由、工人控制生產、消除社會不平等現象。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裡，「紅色大學」的概念很容易便能與激進主義的傳統和建立或維護大學自治的鬥爭連繫起來。在達成革命目標的鬥爭裡，學生現在──正如過去常常做過的──擔任了首要的角色。他們已採取和迅速地使他們與不民主的政府產生衝突、也很快地提出大學以外的事件和引起了工人、農民和其他被壓迫階層的普遍支持底動員的行動。
在墨西哥、巴西、玻利維亞、巴基斯坦、印度、埃及、馬里、土耳其和其他同類國家中激進學生所參與的戰鬥，已表示這個模式是如何地世界性的了。
（四）一個民主和過渡要求的綱領
大學生和中學生之顯得更重要，因為它們所牽連的力量，他們的戰鬥情緒、他們發起的真實鬥爭、他們位於集結革命最大潛力的大城市、他們與工人、農民和平民階層的聯繫、與及他們之準備參與超越過當前的校園問題的事件。除此之外，經驗屢次表明了大學和中學作為發展和教育青年激進份子底試驗場所、和革命黨吸收成員的泉源底價值。
在幾個主要國家內，學生戰士組織起來的支持南越民族解放陣線及其反美帝國主義鬥爭的國際運動，已經為正確的政策提供了如何去打開可能機會以一個令人警嘆的例子。學生利用大學圈子裡的國際聯繫來發動一個支持運動。圍繞著這個重要事件的鼓動和行動，使數以萬計的學生政治化和激進化起來。為了越南的革命而去組織大量學生參與示威的嘗試，提出了學生利用大學來達成當權者不同意的目標的權利，而使學生與他們發生衝突。政治性的事件便尖銳地提出來了。這個衝突又反過來動員更多的學生來保衛他們的民主權利，繼而加劇了鬥爭。
世界托洛斯基主義運動的成立文件「資本主義的垂死痛苦與第四國際的任務」中列舉出來的政治處理方法底正確性，已在學生的鬥爭裡得到鐵一般的肯定。現在需要的是，利用這種方法更有計劃和深入地，以今天的情況，制訂出一套民主和過渡的要求，在這個領域方面運用。
學生鬥爭不能孤立於興整個世界階級鬥爭所產生出來的政治性事件之外或者與它們對立起來。建立「紅色大學」的鬥爭也不能和建立一個與「紅色」列寧主義黨連繫的「紅色」青年組織的任務分開。而同樣地，從學生鬥爭中提出來的民主和過渡要求，亦是與在成立文件中列舉出來和其後有所發展的過渡綱領有機地連繫著。這個學生運動的要求底綱領，代表了把在「資本主義垂死痛苦與第四國際的任務」裡列舉出來的一般方法的具體運用。
第四國際的最終目標，是要把學生的鬥爭與工人和少數民族的鬥爭在它們目前的發展水平上連結起來，把它們導向成為奪取國家政權的聯合力量，把一切反對資本主義和官僚政權的力量帶進鬥爭裡去。
從現存發展的狀況和學生意識的水平出發，這些要求表達了他們的最迫切需要和忿滿，以最有效的方法把他們引向反對已受學生自身攻擊的架構和當權者身上去。圍繞著這些口號動員起來。青年戰士們就會瞭解到整個過渡綱領的正確性，認識到基本地改變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需要性。
由於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和大約兩世紀前得到的民主成果之被侵蝕，今天很多的學生鬥爭會從最基本的事件開始，例如言論自由的權利。可是，他們很快便會發展到超越這個水平，越過校園，越過資本主義興起時最革命時期裡的民主自由的框框，伸展至經濟的領域和提出一些只能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真正地解決的問題。清楚地瞭解這個邏輯性的發展，便能提出一連串有連鎖性的口號，並且在特殊環境下能加以調整。並且，它能幫助認識到戰鬥中的隊伍所提出來的這類相應口號。
向學生提出以下一連串的建議是結合爭取免費教育和合理生活水平──這是每一個人都應享有的民生權利，但它們只能在已克服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的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得到──的要求，作他們行動的路線：
（1） 大學教育應為每個需要的人而設，政府應提供全部開支。
（2） 免費教育不應受年齡限制。不應限制求學的年數。輟學，包括大學畢業後，應能隨時恢復上學。
（3） 為學生提供合適的宿舍。
（4） 學生應有足夠他們需要的年薪，並且針對通貨膨脹而作自動的保償調整。
（5）保証每個畢業生都應有一份工作。
在國際上各大學裡，學生為爭取控制他們的教育的鬥爭中，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下列的「學生權力」要求：
（1） 解散政府控制的學生組織。承認學生自行組織和按照他們的自由選擇來自管的權利。
（2） 學生和學院成員共同控制僱傭和開除院校成員和行政人員。
（3） 讓學生民主地決定講授的科目。
（4） 取消教授和行政人員隨意地懲罰學生的權力。
（5） 學生和教授都應有進行政治結社的自由。
（6） 有權利用大學設備來推進與工人階級、農民、被壓迫民族、平民大眾的組織有直接興趣的教育性和文化活動。
在校園內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裡，以下一些口號曾成為主要衝突的中心對象：
（1） 爭取和不容破壞大學自治。
（2） 廢止一切侵犯公民自由的法例。停止政治迫害。
（3） 嚴厲禁止警察和其他一切鎮壓力量進入大學範圍和建築物。
（4） 開除一切對迫害學生、工人、少數民族、政治反對者有責的政府官員。
（5） 解散特種警察和秘密政治警察。
（6） 釋放所有政治犯。
（7） 徹消無論是正式或「自願的」對報章、電台、電視、藝術和科學的檢查制度。
（8） 爭取新聞自由、組織和結社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請願自由、旅遊自由和參與示威的權利。
在那些牽連及少數民族的學生鬥爭中，爭取他們權利的鬥爭是特別尖銳而矚目，這在美國爭取黑人解放的鬥爭中已明顯地表露出來。事件時常是有關民主權利受到侵犯，或者是爭取民主權利的戰鬥。它們並不限於大學的層面內，而是伸展到初等班級裡，遍佈了整個教育制度。因而，在這領域內的鬥爭，比起多數民族的事件，更大程度地立即影響到被壓迫的社會群，人們也更易於看到事情是有關少數民族在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下底前途的更廣大問題。因此，關於學生的鬥爭，對少數民族社區具有催化作用的可能性，值得特別注意。
這方面的口號可以總括為以下幾類：
（1） 承認被壓迫少數民族有權控制自己的公眾事務，包括從幼兒園起，至整個教育制度的控制。
（2） 學校的決策和執行機構都應有少數民族的代表。
（3） 反對種族主義和大族沙文主義。在所有學校裡，爭取誠實地教授被壓迫少數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課程應經由被壓迫少數民族選出的教育委員會定期地審核。
（4） 無條件承認少數民族在教育制度裡運用他們母語的權利。
（5） 政府無限量地支付被壓迫少數民族直至研究院的教育經費。
（6） 建立由少數民族控制的，有足夠費用的、獨立的、大學水平的教育設備。
學生關心的另一個特別的領域是學校行政與大財團和其政府之間的關係。對於大企業和軍部，大學是吸收人材不可缺少的園地。與此關連的是，大學在以公共利益為名的可疑研究計劃裡所扮演的角色。在反戰運動中，可以極容易地看到這一種天然的連繫，而這方面也曾引起過重要的鬥爭。典型的口號連結成如下一系列：
（1） 終止大學與軍方的連繫。
（2） 取消大學為政府而進行的秘密的研究。
（3） 消滅政府密探對學生組織的秘密陰謀。
（4） 揭露大學職員與大企業的連繫，公佈大學和其主任、董事，行政人員的全部投資、資產和公佈既定了的計劃。
（5） 取消對大企業有特殊利益的研究。
（6） 制止大企業在校園內吸收人員。
（7） 降低投票年齡和當選公共職位的年限。既然有足夠的年齡去打仗，便足以能投票，並且對決定公共事務享有發言權。
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對付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國家，及進行國內鎮壓，長期地需要龐大的軍力，使如下的主要要求對青年學生以及工人階級青年和少數民族的青年尤為重要：
（1） 保衛一切被徵入軍隊的青年的民主權利。毫無限制地讓兵士行使他們完全的公民權利。
（2） 廢除資本主義徵兵制。
在一些受極權政制為害的國家裡，如西班牙、南非和其他地方，大學屢次地顯示出它作為組織反抗的孕育中心底重要性。當前西班牙的經驗特別豐富的，它顯示了學生的努力怎樣打破政府贊助的學生組織底控制，和像工人階級的努力般，沿著獨立的道路組織起來，並且跟它們連結在一起。
在這方面校園的鬥爭環繞著一個獨一的廣泛要求：「大學自治！」
正如已經指示出來的，這個要求能夠變成特殊的口號，使它能成為超越於校園的鬥爭的口號，能夠與工人、農民和城市平民的更廣大事件連結起來。
在大多數的工人國家裡，情況是相似的。學生鬥爭所追隨的路向，自然地針對著官方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及宣傳，和那完全缺乏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解釋和代表著的社會主義民主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正如波蘭、匈牙利、捷克和蘇聯本身所顯示出，一系列的要求大致會是如下：
（1） 討論哲學、文化和科學問題的自由。有權利表示批評性的觀點。
（2） 討論歷史問題的自由。讓真理浮現出來。
（3） 給予討論當前的政治事件的自由。
（4） 廢除新聞險查制度。
（5） 爭取組織和示威的權利。
（6） 消除政治迫害。容許公眾、包括外國觀察者聆聽一切的審判。
（7） 旅遊的自由。廢除一切對派代表探訪其他國家的青年組織，或接待它們的代表的限制。
（8） 消除刻意持續的社會不平等和官僚層的特權。
（9） 返回到革命的國際主義。
（10） 支持其他地方被壓迫者的鬥爭。
青年底激進主義並不是局限於學院和大學的層面。它廣泛地瀰漫於中學裡，並且在某些地方甚至波及高小年級。在幾十個國家裡的中學生，曾數以千計地被動員去反對越戰，穿插在它們底最熱情和最有活力的支持者之中。在法國一九六八年五、六月事件前後，在「中學生行動委員會」裡的中學生都曾在行動中任當了主要的角色。
在每一個革命青年組織底發展的某一階段裡，它去組織、領導和爭取青年中學生裡的決定性層份的能力，便成為對它的一個重要的考驗。革命的社會主義青年組織必須帶頭組織中學青年，與他們一起爭取他們的權利，和尋求把他們的活動與其它層份的反資本主義鬥爭統籌起來。被安排進入高等的學習機構或大量地進入工廠，這些青年活躍份子，將為兩方面的舞台提供出寶貴的戰鬥熱情和社會主義意識。
要提出這些口號和目標，並且要為它們而鬥爭；要充份地利用缺口和機會來推進它們，就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它具有政治警覺性、圓滑的戰術、和能避免陷入對學生環境機會主義的遷就，或陷進極左的教派主義中去。
（五）革命的青年組織與政黨
當前的學生激進化底範圍，提供給了發展第四國際黨的幹部和影響力的空前機會。數以萬計的青年激進份子再不受斯大林主義的毒害宣傳所嚇倒，而常常以開放的態度聽取托洛斯基主義的見解，以千計的人已經接受了大部份托洛斯基主義的綱領。他們對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反感，使一個忠誠的革命派別能夠在新激進份子的主要層份裡得到生長，他們中有很多是能夠迅速地吸收進第四國際底行列的。
世界托洛斯基主義運動在過去幾年的經驗已顯示出，通過與第四國際各國支部友好地連繫，但組織上獨立的革命社會主義青年組織，最能夠有效地進行青年工作。
各國的托洛斯基主義力量間存有差別，他們處於不同的成長和發展階段。要達成建立一個革命社會主義青年組織目標，將要使用不同的戰術──包括加入其他青年團體裡去。但一切這些活動都必須當作為是走向建立一個這樣的組織的戰術性步驟而已。
必須指出：對當前學生運動的社會性和政治性的分析，以及對它發展時處於的世界形勢的分析，都顯示出建立這樣的獨立革命社會主義青年組織底客觀基礎。
一個獨立的青年組織能夠吸引一些激進化中的青年，他們還沒有決定要加入任何左派政黨，他們也還沒有肯定為成為一個終身革命者的布爾什維克前途而獻身，但他們願意和準備與革命黨及其成員一起參與廣泛的政治行動。它能在學生運動中以其名義領導行動和採取行動，又能成為黨幹部候選人的寶貴訓練及考驗場所，使他們更易地獲取嚴肅革命活動所需要的教育與及政治和組織的經驗。成為一個革命社會主義青年組織的成員，使青年激進份子能決定他們自己的政策，組織他們自己的行動，犯自己的過錯和學習自己的教訓。
他們的組織方式也有利於革命黨本身。它給予黨一個吸收成員的泉源。它使黨能避免像一個青年組織般行動，降低了布爾什維克組織原則的紀律、政治成熟性、和理論理解的水平，而變成了一個可以適合青年人、但對成員要求比較低的一種組織。
（六）第四國際在青年中的任務
這種對青年激進化浪潮的分析，提出了三個互相關連的任務：
（1） 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努力成為激進青年的領導。
（2） 建立一個堅強的馬克思主義青年組織。
（3） 從青年吸收新幹部以充實自己的隊伍，為第四國際各國支部的領導層提供新的能動力。
托洛斯基主義青年比激進運動內任何其他的傾向有更大可能性在行動上領導頗大的力量。在幾個國家裡，他們已證明能夠發動和帶領有一定份量和意義的運動。其中一個例子是保衛越南革命的世界性運動。另一例子是「革命共產主義青年」在法國一九六八年五月至六月那歷史性的日子裡所擔當的角色。第三個例子是由墨西哥學生的全國罷課委員會領導的運動中第四國際份子底思想性影響。
任何一個傾向，無論它有甚麼缺點，若不完全地和大膽地參與在鬥爭洪流的前列，它是不能祈望能在激進青年中紮根和贏得政治領導地位的。在青年運動的某一階段，只有通過行動才有前進；缺乏了行動能使它陷入長久的游離和沒有生長。托洛斯基主義青年必須在實踐上與及理論概念和政治遠見上作出榜樣。
雖然，在青年的行列中充滿了活動精神，但新的一代最缺乏的是對理論的鍛鍊、對政治問題的澄清和有一條正確的鬥爭路線。革命社會主義青年運動的這一面，對於它未來的發展具有決定的重要性。對這一面的日益認識，將會變成托洛茨基主義的廣泛影響力。托洛斯基主義運動比其他敵對派別優越的地方是它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基礎、它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傳統、它底綱領的全面性和正確性、以及它對社會主義的國際的堅持。這些特點也是它對激進青年的主要吸引力。
當第四國際成員對參與共同戰鬥的青年人傳播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時，他必須努力地建立一個革命馬克思主義的青年組織，來有系統地以托洛斯基主義運動自從它創立以來的方法、原則和立場去教育其成員和追隨者。假如這種教育工作的組織性條件被忽略了，便可能會危害到其在青年中的活動底一切成果。
青年工作本身並不是一個終極目的。它要對建立和推動一個將能領導工人階級達成勝利的革命政黨起刺激作用，它才有成果。第四國際支部還是太細小，不能以自己的名義和在它的旗幟下在決定性的奪權鬥爭中領導群眾。它們的工作帶著預備性的和主要是宣傳性的性質，帶動有限度的行動。
它們現時的任務是爭取和教育決定性數量的激進青年，武裝他們，為爭取工人群眾中的革命份子的領導權底更偉大任務而預備。為了足以完成這任務，吸收入黨的青年人必須充份地融會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組織觀念、以及它用以建立政治上和諧，和民主地集中的黨底方法。在激烈的鬥爭中建立這樣的一個黨，是克服我們的時代底主要矛盾──領導的危機 ──的唯一方法。
全世界的政府，無論是在先進資本主義強國、工人國家或殖民地世界裡，都越來越關心那越來越無從控制的青年人的不安。他們的憂慮是有理由的。新興的一代已經顯示了激進活動的無比潛力，以及改變現狀的強大意願。
誰能成功地贏得反叛青年中最精明和獻身的活躍份子底信任，誰便能掌握到走到未來的鎖匙。因為他們會在塑造歷史、和決定二十世紀餘下的年頭內人類的命運中，擔當重要的角色。
在幾個國家裡的造反學生已顯示他們在對抗現存政權時的主動性，能幫助激發起社會上其他層份的鬥爭。年青工人將會在打破官僚對工會的操縱的運動中站於最前線，並且會以他們的戰鬥性和對革命政治的興趣為老一輩作出榜樣。
第四國際不能不履行今天的中心任務──爭取和薰陶反叛青年的最優秀份子。在幾個國家裡已經有一個好的開始。現在是必須立足在這些成就之上。因此需要更有效地統籌各支部的青年團體的活動，在一些如反戰和保衛運動中作更緊密的合作，並且世界性地為運動打開新的發展機會。
目標是：使第四國際能成為那些被號召起來推動世界革命的青年底公認的喉舌、組織者和領導。
Worldwide Radicalization of Youth And The Task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第四國際一書記局決議案（一九六九）直言譯自紐約「尋路人」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四月英文第二版，一九七六年六月香港十月書屋初版。
在過去十多年來，在工人國家，先進資本主義強國，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後國家裏，青年、學生的反叛都成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要素。它時常都能掀起龐大的革命運動，激發其他被壓迫層份的群眾投入鬥爭。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一九六八年布拉格春天裡，青年和學生都站在爭取社會主義民主的鬥爭底前線。一九六八年法國學生的造反使全國陷於癱瘓，加速了戴高樂的下台。一九七三年泰國學生反對軍事獨裁的鬥爭帶來了乃他儂政權的瓦解。世界性的──尤其是在美國本土的──主要由青年一代所組成的反越戰運動對越南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有著無可置疑的幫助。對青年激進化加以詳細分析和了解，在實踐上把青年激進化運動推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是每個革命青年的必要工作。
這本小冊子內的文章是由第四國際統一書記局草擬，提交一九六九年第四國際第九次（統一後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討論的文件。它的原名是：「世界性的青年激進化，以及第四國際的任務」。第四國際是托洛斯基在一九三八年創立的。當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創立的第三國際已完全由以斯大林為首的官僚所操縱，不能再負起領導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時，在一九三三年，托洛斯基就宣佈第三國際的死亡，開始建立第四國際，繼續推進社會主義革命、並在工人國家內推翻官僚特權階層的事業。
雖然第九次世界代表大會並沒有正式通過這份文件，它已是第四國際內不少國家的支部對青年運動的基本路向文件。它總結了一九六○年代的以來青年激進化運動。雖然是七年前寫成，但這期間內青年運動的發展沒有使它成為過時，反而使它的基本觀點顯得更加正確。文件提出了以「紅色大學」策略──把大學變為一所為革命事業、為工人群眾服務的鬥爭和文化機構──作為青年運動的方向。一九七○年美國反戰運動的五月風暴裡，學生們把「紅色大學」策略實踐起來，把大學變為「反戰大學」，使它成為組織反戰活動，傳播消息，聯絡工人群眾，工會和被壓迫民族的中心。五月風暴激發起美國工會對反戰運動的參與，使統治階級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因而改變了美帝對越戰的策略。在世界其它地方裡；一九七○年南斯拉夫的反戰運動，同年魁北克爭取法語民族權利、一九七一年孟加拉對巴基斯坦壓迫的反抗、一九七二年法國中學生反征兵的運動和七六年三、四月間法國大學生反對政府「改良」大學政策的全國性大罷課和示威等等，這些學生運動底經驗總結，將更能充實這份文件的內容。這篇文字只是希望成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介入青年運動，引導它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底基本指南和工具。
譯者直言 一九七六年四月
世界性的青年激進化以及第四國際的任務
新一代的革命青年已走上了世界舞台，並且對整個世界的政治，擔演著從未有過的重要角色。過去十年產生了一個運動，從反對各類腐朽架構、富有象徵意味的反叛情緒起，漫延成為全球性青年的龐大造反行動。
直至目前，受這個激進化過程影響得最深的社會階層是學生；學生，由於它增長中的社會力量，以及其對世界政治的敏感性，越來越表現得重要。學生青年並不直接地反映它們所屬、或將屬的階級底利益，而是基本地反映了整個社會的矛盾和階級鬥爭。學生的激進化反映和宣示了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當前危機──從而反映了它的主要強處和弱點。
龐大的學生激進化，已顯示了它作為一條運輸紐帶的能力，加速同一代的其它社會層份底激進政治意識的發展。在一些國家，它曾開啟了整個工人階級的群眾行動。
新一代戰鬥性和革命幹勁，在世界革命的三個部門，已多次地被驗證。南斯拉夫的學生運動在推動一九六八年春夏間、為爭取社會主義民主的鬥爭中，扮演著一個中心的角色。在巴基斯坦，學生們推動了一次達到革命程度的社會危機，推翻了葉雅汗政權。在墨西哥，一九六八年夏秋間的龐大學生示威，以一些基本的民主要求，爭取到墨西哥城群眾的同情，從而佈下了奧迪西政權的政治危機的伏線。
一九六八年五月的法國學生造反，催化了歷史上最大的總罷工，佈下了一個革命的形勢；法國的五月事件提供了一張現實的圖畫，顯示出就算是資本主義的主要中心，亦不能避免學生激進化的動力底影響。這些教訓並未被國際性的資本統治階級所忘記。
雖則資產階級和它在工人階級裡的應聲虫高叫著這是「輩代間的衝突」、「輩代鴻溝」，甚至是「象徵性叛逆」，但青年們所提出來的問題，卻基本上不是輩代上的。它們清楚地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主要的階級衝突。這個前所未有的青年激進化底基本重要性在於一種新力量的興起；這個新力量準備著、願意、並且亦能夠站在殖民地人民和工人階級那一面，投身階級鬥爭，對世界帝國主義，以及對它那假稱以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名義發言的附庸，進行戰鬥。
新的激進化浪潮展開於五十年代後期，是對殖民地革命和美國黑人鬥爭新的興起底回響；也是對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罪行及莫斯科對一九五六年匈牙利起義底鎮壓的反應。阿爾及利亞革命又將激進化推前一步；古巴革命勝利亦增加了衝擊。當美帝將越戰升級，使越南成為國際階級鬥爭的焦點時，激進化達到了一個質的更高階級，全世界數以萬計的年青人，集結起來保衛越南人民。
青年激進化對第四國際和其同情組織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它對全世界的托洛斯基主義運動提出挑戰──如何給它以領導，以及爭取新一代最優秀的份子到第四國際底旗幟之下來。不論托洛斯基主義流派在一個國家內是一個小核心還是一個已有若干力量的流派，這個中心任務卻仍是不變的。認識和推行這個任務，是第四個國際下一時期的中心工作和方向。
（1） 世界性青年激進化的根因和共通特性
新一代底激進化的政治特性，一方面植根於帝國主義的危機之中，另一方面在於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相互關聯危機之中──工人運動裡主要的流派底歷史性的破產。新的一代在本世紀社會動盪的最深刻時期裡獲得政治認識。在越南，那裡是一場充滿殘酷的現代帝國主義戰爭。在短短幾年間，可以看到巨大的革命興起和反革命的流血。近代歷史包含了一連串的革命浪潮，甚至連美國也不能幸免，貧民區和校園造反就證實了這一點。
帝國主義的經濟矛盾，是我們時代社會的爆炸的基本根源。就算在過去二十年來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有著異常的擴展，但貧國和富國間的鴻溝卻穩定地加大。中國、古巴和北越革命的成功，加上東歐和北韓資本主義關係的消滅，將大片的土地從帝國主義直接剝削底範圍下移出來。一個跟一個的殖民國家裡革命的威脅，以及政治的波動，阻礙了在這些地區裡的資本主義投資。同時，各工業大國爭取世界市場更大分額的競爭，正穩定地加劇。
這些經濟矛盾又與帝國主義所已察覺到的、要遏止世界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底需要糾結在一起。帝國主義要維持它們的剝削和壓迫、並且要粉碎革命運動的努力，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內青年激進化的基因。
在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挑戰中，造反青年所展示出來的範例，已對工人國家的青年有所影響；但這些地區內的不滿，基本上是由於官僚階層努力去保持它們的特權地位和專斷統治而產生的。
全世界斯大林主義延續性的危機，是將蘇聯集團和資本主義國家青年激進化的一項有力因素。自從一九五六年，克里姆林宮的權威和聲望已大大地削減。中蘇衝突、古巴革命、越南戰爭，最後是入侵捷克，都幫助了斯大林主義基石的崩解。「和平共存」和到社會主義的「議會道路」，這些路線的反革命含義；以及由於缺乏工人民主和官僚的專斷所造成的諷刺性畸形現象已在逐漸增長中的激進青年中變得越來越明顯了。
社會民主派，在新激進一代的心目中，亦同等地不能令人滿意。社會民主派是如此深刻地被視為資本主義統治的監護者，致使它們對青年人毫無吸引力。它們的青年組織，除了極少的例外，都像共產黨的青年組織，是一個只有幾個活躍份子和追隨者的空殼。
新的一代是在一連串勝利的衝擊下接觸到政治的。中國、阿爾及利亞、古巴、越南革命以及前進中的美國黑人解放運動，是理想和前進的主要泉源和交點。新的一代曾見過失敗，其中一些，像印尼事件，是痛苦和悲慘的。但它並未遭受過那些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斯大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興起，以及大戰後共產黨領導在西歐的出賣般可佈和悠長的災難底迷茫經驗。他們中的大部份都太年青，沒有經過冷戰早年的直接經驗；很多都是以古巴的革命勝利，作為他們進入政治生活的開始。
工人國家裡的反叛青年，是在斯大林主義底勢力和影響的崩敗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易於掌握與反官僚鬥爭有關的問題。
雖則帝國主義和工人階級那歷史上過時的領導底連鎖性危機造就了學生激進化的基本政治發展，它們並不足以解釋目前學生運動的社會分量。學生在過去也曾時常參加動亂，但都沒有令到資本主義統治者或蘇聯集團的官僚政權擔心。
學生運動與日俱增的社會分量和政治衝擊力，源自「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科學、技術和工業發展所造成的壓力，使教育領域產生了基本的變化。這些發展需要一群受過較高教育和技術訓練的人材，能夠發明、發展和操作最複雜、日新月異的生產和破壞性工具。
這些經濟情況需要更多高教養的人材，不單成為生產過程的行政人員和監督人員，並且作為工業和貿易各方面的工作力量。較高的生產力水平和較大的「資本密度」產生了較高的教育和文化水準。過去二十年來，特別在先進的國家裡，一直沿著這樣的道路質素標準底穩定提升，已大大地改變了高等教育的性質和結構。
當越來越大規範的智力工人投入生產過程，而非技術性的體力工人的相對分量減少時，也造成了白領工人日增的無產階級化。
在世界範圍內，以及在多數個別國家中，高等教育的設備和學生數量已發生了爆炸性的膨脹。根據聯合國經濟科學文化組織（UNESCO）的學生，在一九五 ○年與一九六三－六四年間，全世界大專學校的學生人數增加了超過兩倍。在法國增加了三‧三倍，西德二‧八倍，美國二‧二倍，意大利一‧三倍，中國六倍，捷克三‧二倍，蘇聯三倍，西德二‧八倍，土耳其三‧七倍，哥倫比亞三‧五倍，印度二‧二倍。而中學生人數在過去十五年，則增加得更多。
這一種來勢洶湧的增長，造成的困難比它所能解決的更多。在一方面，教育建設並未能迅速地和徹底地調整，以適應資本主義國家內統治階級的需要，以及培養可靠的專門人材來照顧它的利益。在另一面，要大學從老樣子過渡到新模樣的要求，又引起了學生和學系各部門的極大不滿。大學的資本主義方式，高等教育的資產階級式結構作用，及它命令式的行政，所造成學生的割離感覺正越來越普遍。這樣的不滿已經使學生與高高在上的院校行政人員和校方發生對抗和尖銳的衝突。大學已陷入了嚴重而永久性的危機狀態中，沒有一次社會秩序的革命變革，是不能把它克服的。
基於每一屆學生的迅速變換，這些衝突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觸及到一層又一層的學生。他們發現到，大學常常沒有足夠設備，以培養他們找職業所需的技能；或者，它會硬要根據大商業或官僚政權笨透的的需要，硬要來塑造他們。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大學並不是被設計來傳達現實社會的最基本真理。它跟現存的當權者勾結，企圖隱瞞或歪曲這些真理，甚至執著那些偽造的事實。學生對政治探索和活動的自由和控制他們就讀大學的自由底堅定要求，導致了現在已是耳聞目見的、與院校人員和他們背後的統治階級或官僚層的直接對抗。
雖則，那些激發或集合起學生走向行動的學校內外個別事件中，在各個國家或大學裡面，都各有重大的不同，但他們的運動的形式卻顯著地相似。反叛的學生發現自己與無上的權威對陣，並且面臨一場攤牌決戰。
就是這樣，一九六八年六月，貝爾格萊德大學的靜坐佔據校園促成了南斯拉夫的全國政治危機；一個月前，法國學生的示威也有相似的影響。在西德、日本、巴基斯坦、埃及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學生示威，已經有過強大的政治回應。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當學生人口在增加，它也顯著地在幾個重要方面改變了結構。
（1） 作為學生的時間是可觀地延長了。現在數以百萬計的年青人把他們最富創造性和活力的年頭，生活在學校的環境裡。很多家庭的牽制都被置諸腦後。他們還不用抓緊一份工作來幹活。他們比普通公民得到更廣泛的資料，和有更多時間來吸收及討論這些資料的含意。
（2） 除了最龐大的工廠組合外，他們比所有的勞動工人更集中在教育機構和區域裡。在整個世界裡，這些教育機構絕大多數都是位於主要的城市工業中心，那裡也是工人階級集結和發生奪取政權的決定性戰爭的地方。
（3） 雖則在資本主義的地區裡，學生群體的成份還是絕大多數來自中產階級，但已經有一些從工人階級背景的學生的流入（美國是顯著的一個）。
（4）在學生群體內，社會性差異和等級已經沒有二、三十年前那麼尖銳地劃分。大學學位不再意味著持有人自動地成為政府人員、小商家、或專業人員。在今天的先進科技下，一個大學畢業生多會成為生產機器裡的一個高薪技師，或技術工人。他除了更高質的勞動力外，再沒有甚麼可以出賣了；他也沒有避開作為一個受薪工人的基本狀況的前途。這些環境把他與產業工人階級更緊密地連繫起來。大學生的態度，越來越受到這個情況所影響；從而，更多學生趨向認同他們畢業後的地位，而不是認同於他們的家庭背景。
（5） 經濟的持有人和計劃者，越來越依賴來自較高的教育機構的合格人材，來經營他們的企業，因此，更為關心他們的情緒、態度和政治趨向。
（6）學生比從前跟他們在中學、工廠和服兵役的軍隊的同輩有較強的連繫，他們的激進化對於統治者就更為嚴重了。無論是屬於那一個階級，青年人或多或少都受到父權的資產階級社會模式所強加給他們的相同限制；甚至在已廢除資本主義財產關係的國家裡，這樣的模式仍普遍地盛行。他們都面對共同的歧視性法例；例如那些有關政治權利、軍事征兵和社會規限的法例，這些因素幫助鞏固這一代各個社會階層的連繫。
這些情況全部加在一起，就給與學生人口一個可觀的社會性和政治性的意義。這個社會層份的意見和行動，對於國家的生活，具有強大的衝擊力。
校園生活的新特徵，在那些高度工業化的強國裡，如美國、日本、德國、和蘇聯、是最顯著的。但所有在世界市場上或軍事舞台上競爭的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他們的存在和壓力。
全球性學生激進化的速度、它在不同事件中的曲折表現方式、和它的衝擊深度，在已開發了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國家、和殖民地裡，都有頗大的差異。儘管如此，在巴黎和日本、墨西哥和巴西、埃及和巴基斯坦、波蘭和捷克，學生示威的激烈程度和衝擊力，已證實這現象是世界性的了。幾乎是一瞬即達的世界性聯絡系統，以及國際性旅行的普遍程度，在這個不斷的國際化過程裡擔當了很大的角色。一處地方的反叛青年，迅速地模仿其它地方的方法，拿起人家的口號，和學習其他地方鬥爭的政治教訓。對好像哲‧古華拉那樣的英雄的普遍欽佩，和從越南革命得來的共同鼓舞，正是世界上青年先鋒裡頭，那種使人驚奇的和諧性程度的指標。他們說著一種共通的語言。
雖然各國仍有各自的特殊性，但國際性的經驗和政治觀念的依存關係，仍是理解當前作為一項世界性現象的學生激進化的一條鎖鑰。基於以上陳述出來的各種社會和政治因素，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的爆炸性，當前的學生激進化並不是一個短暫的現象，而是永久性的；從現時開始，它對革命運動，雖然各國仍有特殊將具有不斷的關連。
（二）學生激進份子的思想和政治
學生激進份子裡，存有廣泛的思想傾向和政治立場。他們大都藐視莫斯科體系的斯大林主義，以及社會民主派的改良主義。
當學生激進份子取得政治認識時，他們不能向任何群眾的工人政黨來學習革命政治的傳統、組織和政治的原則；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叛賣和階級合作角色，要對這個事實負起責任。新一代的激進份子從開始便排斥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以及在行動上越過他們。在這樣做時，他們初時通常不把自己視為另一個清晰的思想流派，而是另一群政治先鋒，圍繞著個別事件來團結行動。
在他們尋求新思想基礎的過程裡，反叛的學生重新挖出一些早期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歷史上被測驗過和感到需要的原始觀念。對於古巴領袖們所強調的實踐，和他們對理論的不信任都有助於鼓勵這個趨向。新的激進份子從開始便忽視科學的理論和細心思索而成的鬥爭政治綱領，反而愛好實用主義的策略。這些都成了走到印象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廉價票，後來又成了冒險主義的藉口。「參與式民主」和分權制，取代了民主集中制，而成了萬應靈丹。可是，在這些旗幟下，細小而不受控制的派系往往用不民主的方式來擺佈運動。他們以突發行動、「行動的宣傳」、或藉「革命的方式」，來代替耐心和堅定地組織革命力量。
激進的學生運動經過不同的組織階段和形式，但都不一定是順序發展的。因而，在一個國家內，學生運動可能從一個「學生聯會主義」時期，通過一個無政府主義式的「參與式民主」階段，進展到認為自己是以各種的思想傾向所組成的階段；在另一個國家，一切不同的形式和階段可能在一個較大的程度上混淆起來，或者同時地存在。
很多激進的學生流派不能夠認識到甚或否認工人階級和它的革命先鋒黨具有決定性的歷史角色。他們的立場底本質，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上否定馬克思主義，在組織範圍內否定列寧主義。他們大都由於斯大林主義的問題而開始走上他們的左傾道路，但對於斯大林主義本質是作為列寧主義的歷史性對立物，他們卻不能解釋。
很多學生激進份子的基本弱點──不穩定、極左主義、無能力去解決組織問題──都是根源於這些流派的社會本質。更多閒暇、沒有工作紀律，這些條件令他們能快迅地達到高水平的政治敏感，但同樣又使他們難於理解到建立一個長期性組織、長遠的策略、和耐心與及堅定的政治行動底需要性。
結果是一個矛盾的現象：大量的青年人在情緒和活動方面走向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左面，但還是缺乏了理論上的裝備和組織的觀念。
例如，西方部份的新興激進派擁護米爾斯、馬古沙等人的見解。這些人對工人階級作為社會變革的主要歷史性動力底能力產生懷疑，否認它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指出來的革命潛力。
他們貶斥產業工人。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裡，他們把工人二十年來相對的沉寂，當為工人階級永久的結構性特質的證據。在工人國家裡，他們認為工人不能打碎堅硬的官僚化。在殖民地世界裡，他們指出工人比起貧農時，就常常都是一個相對的特權階層，因而得出結論，工人階級不能領導革命鬥爭。
他們把工人階級運動跟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及工會官僚機體等同起來。他們只看到在戰後期間，只有在農民佔壓倒性多數的殖民地世界裡，才有革命勝利的可能性。
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普遍危機和資產階級社會排拒性的一面，使很多激進青年找尋集體的政治解決方法，也促使了其他通常被稱為「嬉癖士」或「皮力克」的人，去找尋維持個人自由而無需推翻資本主義的個人辦法。有些已走到烏托邦式的立場，相信資本主義社會能通過愛和無私而得以轉變、這種傾向走到小資產階級逃避主義和自我放縱。對新的「生活方式」的追尋，對每一個國家裡的各種無政府主義傾向都有其政治的反映。
可是，激進學生的政治觀念並不是固定的。它在過去兩年內已開始迅速地演變。在激進圈子裡互相競爭的思想體系影響著各個不同的流派，使它們經歷了劇烈的內部爭論，有時候發生艱苦的派別對壘，並且開始進行重新組合。毛澤東主義、自發主義、新無政府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卡斯特羅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都爭取到追隨者，並且在活躍份子和他們的組織中留下了印記。
新的激進份子常常都企圖把工人階級中各種不同的政治流派底理論和思想元素組合起來。但後來，事變的發展和鬥爭的經驗卻迫使他們的大多數要肯定和進一步澄清他們的立場。政治傾向的出現基本上反映了世界工人運動中的不同流派。青年激進化的推動力，已遠離莫斯科一系的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底機會主義。但缺乏了一個他們能從中學習的、具有原則性的階級鬥爭傳統的群眾組織；又由於學生先鋒的角色底局限性而受到挫折，因此學生運動的最大危險便是極左主義了。與這些不同的敵對派競爭，並且跟他們作有計劃的辯論，是把最優秀的份子爭取到革命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面的工作底基本的一部份。
可是，新的激進份子和他們的組織所呈現的各種弱點，遠不能蓋過他們的力量：
（1） 國內和國際的政治問題大致上吸取了新一代的激進份子。他們以自己的生活經驗，時常都不熟悉廣泛的群眾動員，他們很多要通過獨立的批判思考，才達到革命的結論；同時，他們要獨自對重要和複雜的難題找出答案。
（2）共產黨和社會黨青年組織的盛行時代，主要關心的是社會性活動、體育競賽、遊玩等等，這些日子現已成過去。今天激進青年的最優秀份子是被革命青年團體所吸引，並且加入它們；因為這些團體發動或參與有關當時最熱切的政治事件的戰鬥性行動；亦因為它們的政治綱領、它們的國際展望、和它們對理論的嚴肅。
（3）更且，當前的青年激進化，是以真正的國際主義底再生為特徵的，它與斯大林主義運動狹窄的官僚民族主義完全相違。越南和古巴革命為這種發展帶來最大的刺激。越南人民對抗美帝國主義侵略的勇氣，帶來了一股支持他們的世界性力量。古巴人以他們的呼籲作為例範，為國際主義的復生作出貢獻；古華拉高呼「兩個、三個、更多的越南」，他們堅持保衛革命、防止帝國主義攻擊的最佳方法，便是把革命擴展到其它國家去。
新激進的一代意識到，他們面對著帝國主義內裡的共同敵人，首先是美國的資本主義統治階級。他們已分享過一連串反帝鬥爭的共同政治經驗（古巴，越南）。國際性的運動更易於連結在一起；而共同行動，又由於今天世界上通訊和旅行的便利而進行得更為有效。
（4）學生激進主義中最可喜的特點之一，就是它反權威的意向，對傳統缺乏尊敬，隨時準備對過去大部份的空洞規範、規矩和紀律作出挑戰和疑問。在找尋這些不是它本身做成的難題底答案時，新的一代會以開放的頭腦去考慮曾被指為異端邪說和禁忌心的解決方法。事實上，任何被國家、學校、家長、教會、老板、或官僚所反對的，都推薦給這些叛逆者。
（5）一些青年激進份子都從探索中，走向對國內和世界政治作一個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解。除了那些由於偏見，沒有經過嚴肅地研究和考驗便否定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青年外，他們大多數都熱切地、努力地，以迷惘和試驗式的方法，去揭開由資本主義媒介和馬克思主義的偽造者所宣揚的謊話和歪曲。
他們可能暫時走入毛澤東主義、新無政府主義、或極左主義的死巷去；但一點一滴地，他們會重新發現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並且學習怎樣把它運用到當前現實中去。
這些新的激進化底品質，和它是在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組織形式之外的發展，而且作為另一個出路，使它對世界托洛斯基主義運動有著關鍵的重要性。由於具有這種政治力量的廣大流派的存在，使到建立廣泛的聯合陣線組織來為特殊事件而鬥爭，就成為可能及非常重要。同樣基於這些政治力量，也為把大量的新一代爭取到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青年組織裡，並且把最優秀的吸收到革命黨裡，打開了無可比喻的機會。
（三）「紅色大學」的策略
激進學生圈子裡正熱烈地爭論著路線的中心問題。學生鬥爭的方向和目標應是甚麼呢？學生運動與工人群眾和被壓迫民族的更廣泛鬥爭有著甚麼關係呢？革命先鋒應為學生運動提出甚麼綱領呢？
改良主義傾向認為，學生只應主要關心狹窄的校園事件──班級、課程、教育質素、生活環境、狹窄的校園政治。他們以脫離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眼光來看圍繞著這些事件的鬥爭。他們把這些有限度的鬥爭，與政治化了的學生提出要面對世界所關注的主要事件──例如越戰──的傾向對立起來。
站在另一極端的是極左份子。他們大部份的策略是要把學生的力量從校園中帶出去，離開校園，把學生積極份子帶到工廠門外或者「社區」裡去派傳單、宣傳革命的需要性。毛派把這種策略總結在「為人民服務」底口號裡。
這兩種路線是片面而無能的，因而應被擯棄。如果要有效用的話，革命青年先鋒就必須提出一個綱領，其目標要超越於校園之外，但同時也包含它；把學生的要求，與全國和國際範園內階級鬥爭的更廣泛的要求連結起來；使學生看到他們的要求怎樣跟這些較大的鬥爭有著連繫、是它們緊密的一部份，同時能夠幫助推進它們。革命青年提出來的綱領，必須將長遠的展望和革命者在學校範圍內的日常工作連結起來。革命青年提出的綱領，是一個用來圍繞著世界階級鬥爭底基本事件，與及圍繞著學生本身需要而動員鬥爭的綱領。
學生人口並不是齊一的。學生從懷有懸殊利益的不同階級背景中出身；政治上，他們是在各種不同的水平上。他們唯一的齊一性是，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和大學裡，或官僚化的畸形工人國家裡，作為學生底共同地位。
在圍繞著不同事件的鬥爭過程中，很多政治上先進的學生終會明白到要取得對教育和教育機構的控制底需要性，並且認識到只有一次社會的革命變革，才能夠完全實現這個目的。但他們對於怎樣去解釋他們的目標所應用的方法，使它能與社會上的當前爭連繫起來，卻產生了混亂。對當前教育狀況所進行的鬥爭，怎樣與完全改變社會的理想目標連結在一起？他們難於明白到，作為學生身份的鬥爭，怎樣配合反資本主義的一般鬥爭。這是頹喪和找尋革命捷徑的泉源，並且反過來滋生起機會主義和極左主義。
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南斯拉夫的龐大學生抗議中，布拉格的學生把他們的要求總結為「建立一間紅色大學」的口號。這個口號非常之符合他們底情況。他們的意思是：南斯拉夫被認為應有一個社會主義的教育制度，但事實上它被塑造成為合乎統治官僚層的利益。因此，南斯拉夫的學生所面對的問題頗能夠比諸於資本主義國家裡的學生；為了解決這些難題，他們要求南斯拉夫的教育制度變成應有的樣子──讓官僚的大學讓位給「紅色」的大學。
這個觀念也被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裡的激進學生所提出，並使之適合於他們的情況。
「爭取一間為工人群眾服務的大學──紅色大學！」；帶著這種基本的取向，激進學生們企圖去回答這些問題：「學生應該得到甚麼樣的教育呢？」
紅色大學的概念主張大學應從生產機械人的工廠轉變為反資本主義活動的組織中心、革命教育的發動機、和動員青年為社會的全面變革而鬥爭的場所。
直至目前為止，在校園裡面紅色大學的觀念的出現，比起學生和校方聯合控制大學這些較狹窄的目的進步得多。為爭取自治和自管而作的鬥爭，只是一個完整的綱領的其中一面；這個綱領底目的是幫助學生瞭解資本主義支配下大學的角色；教育他們社會主義革命的需要性；並使他們參與運動，帶引更多同一代的青年人加入達成革命的鬥爭裡。
「紅色大學」的概念包括了要去抗衡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底影響的需要性；無論在社會學、哲學、經濟學、心理學或其他的領域裡，這種意識形態都以「教育」的名義作掩護。革命學生必須明白到，需要以它自己的理論和思想，對抗資本主義大學的聲譽和權威，以及它那一般地親資本主義的架構。他們必須反對這些觀念：把知識和求學變得高深莫測；以為高等教育只是為了少數被挑選出來的天才而設；與工人群眾無緣，亦不被他們所理解。
大學要成為階級鬥爭底工具──「紅色大學」──這與自由派的觀點剛剛相反；它認為大學只是少數特權份子的庇護所，能夠遠離社會上的社會性或政治性紛爭。大學的資源，應給予被剝削者、窮人、被壓迫者應用。學生和學院應有絕對的權力邀請任何人就他們歡喜的任何題目發表演說。他們應有自由與工人階級組織和政黨、少數民族、廣大群眾建立緊密的連繫，成為他們的消息和啟蒙的泉源。
尋找把資本主義大學轉變為紅色大學的策略，對於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具有特殊意義。在每一個被壓迫人民爭取自決的強大運動中，在某階段時會感到需要有一個或多個高等教育的領導中心。在資本主義垂死痛苦的時代裡，在為爭取民族自由的鬥爭中，一所為被壓迫民族特殊需要而設立的大學，就能成為發展民族意識和民族文化的像徵和機構；這樣的方法，對於克服狹窄的民族主義局限性和使鬥爭有一個國際主義的前途是最有幫助的。為著民主和社會主義兩點理由，革命先鋒都應為這些在民族控制之下的機構底建立、擴充和改進而提出來的要求進行鬥爭。
在比利時，爭取在法登斯的路云城建立法蘭得斯語大學的要求，在說法蘭得斯語的民眾中得廣泛的支持；這件事件的鬥爭甚至拉倒了比利時的一個政府內閣。
在美國，由於黑人民族主義的興起對美國黑人的影響越來越強大，「紅色大學」的概念便轉化為「爭取黑人大學！」。
黑人學生堅決要求更多獲取高等教育的機會、要求控制課程、財政和教授，讓他們能有獨立的學院研究其文化和歷史，要求納入對美國黑人特別有興趣的科目，要求大學向「第三世界」學生打開大門、等等，已在國內各地引起大學和中學裡的鬥爭。由牽連到黑人學生、白人學生和學系成員參與的直接行動所支持，這些企圖迫使學校當局在這些問題上讓步的行動，已暴露了白人優越主義的統治者要維持他們對教育工廠的控制的決心。這些努力也喚醒了很多學生注意到黑人民族主義的革命意義，和明白到資本家階級要反對美國黑人為解放而鬥爭的決心。
「紅色」大學的口號，從它的來源顯示，亦適用於蘇維埃陣營裡的學生鬥爭。在工人國家裡的大學已成為表達民眾反對官僚政權的忿滿底主要中心。波蘭、南斯拉夫和捷克的學生，在最近的鬥爭裡已提出一些不單只由他們自己的特殊問題所產生出來的要求，還有一些由整個工人階級和其同盟者所面臨的問題而產生出來的要求。其中主要的是要求政治自由、工人控制生產、消除社會不平等現象。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裡，「紅色大學」的概念很容易便能與激進主義的傳統和建立或維護大學自治的鬥爭連繫起來。在達成革命目標的鬥爭裡，學生現在──正如過去常常做過的──擔任了首要的角色。他們已採取和迅速地使他們與不民主的政府產生衝突、也很快地提出大學以外的事件和引起了工人、農民和其他被壓迫階層的普遍支持底動員的行動。
在墨西哥、巴西、玻利維亞、巴基斯坦、印度、埃及、馬里、土耳其和其他同類國家中激進學生所參與的戰鬥，已表示這個模式是如何地世界性的了。
（四）一個民主和過渡要求的綱領
大學生和中學生之顯得更重要，因為它們所牽連的力量，他們的戰鬥情緒、他們發起的真實鬥爭、他們位於集結革命最大潛力的大城市、他們與工人、農民和平民階層的聯繫、與及他們之準備參與超越過當前的校園問題的事件。除此之外，經驗屢次表明了大學和中學作為發展和教育青年激進份子底試驗場所、和革命黨吸收成員的泉源底價值。
在幾個主要國家內，學生戰士組織起來的支持南越民族解放陣線及其反美帝國主義鬥爭的國際運動，已經為正確的政策提供了如何去打開可能機會以一個令人警嘆的例子。學生利用大學圈子裡的國際聯繫來發動一個支持運動。圍繞著這個重要事件的鼓動和行動，使數以萬計的學生政治化和激進化起來。為了越南的革命而去組織大量學生參與示威的嘗試，提出了學生利用大學來達成當權者不同意的目標的權利，而使學生與他們發生衝突。政治性的事件便尖銳地提出來了。這個衝突又反過來動員更多的學生來保衛他們的民主權利，繼而加劇了鬥爭。
世界托洛斯基主義運動的成立文件「資本主義的垂死痛苦與第四國際的任務」中列舉出來的政治處理方法底正確性，已在學生的鬥爭裡得到鐵一般的肯定。現在需要的是，利用這種方法更有計劃和深入地，以今天的情況，制訂出一套民主和過渡的要求，在這個領域方面運用。
學生鬥爭不能孤立於興整個世界階級鬥爭所產生出來的政治性事件之外或者與它們對立起來。建立「紅色大學」的鬥爭也不能和建立一個與「紅色」列寧主義黨連繫的「紅色」青年組織的任務分開。而同樣地，從學生鬥爭中提出來的民主和過渡要求，亦是與在成立文件中列舉出來和其後有所發展的過渡綱領有機地連繫著。這個學生運動的要求底綱領，代表了把在「資本主義垂死痛苦與第四國際的任務」裡列舉出來的一般方法的具體運用。
第四國際的最終目標，是要把學生的鬥爭與工人和少數民族的鬥爭在它們目前的發展水平上連結起來，把它們導向成為奪取國家政權的聯合力量，把一切反對資本主義和官僚政權的力量帶進鬥爭裡去。
從現存發展的狀況和學生意識的水平出發，這些要求表達了他們的最迫切需要和忿滿，以最有效的方法把他們引向反對已受學生自身攻擊的架構和當權者身上去。圍繞著這些口號動員起來。青年戰士們就會瞭解到整個過渡綱領的正確性，認識到基本地改變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需要性。
由於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和大約兩世紀前得到的民主成果之被侵蝕，今天很多的學生鬥爭會從最基本的事件開始，例如言論自由的權利。可是，他們很快便會發展到超越這個水平，越過校園，越過資本主義興起時最革命時期裡的民主自由的框框，伸展至經濟的領域和提出一些只能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真正地解決的問題。清楚地瞭解這個邏輯性的發展，便能提出一連串有連鎖性的口號，並且在特殊環境下能加以調整。並且，它能幫助認識到戰鬥中的隊伍所提出來的這類相應口號。
向學生提出以下一連串的建議是結合爭取免費教育和合理生活水平──這是每一個人都應享有的民生權利，但它們只能在已克服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的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得到──的要求，作他們行動的路線：
（1） 大學教育應為每個需要的人而設，政府應提供全部開支。
（2） 免費教育不應受年齡限制。不應限制求學的年數。輟學，包括大學畢業後，應能隨時恢復上學。
（3） 為學生提供合適的宿舍。
（4） 學生應有足夠他們需要的年薪，並且針對通貨膨脹而作自動的保償調整。
（5）保証每個畢業生都應有一份工作。
在國際上各大學裡，學生為爭取控制他們的教育的鬥爭中，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下列的「學生權力」要求：
（1） 解散政府控制的學生組織。承認學生自行組織和按照他們的自由選擇來自管的權利。
（2） 學生和學院成員共同控制僱傭和開除院校成員和行政人員。
（3） 讓學生民主地決定講授的科目。
（4） 取消教授和行政人員隨意地懲罰學生的權力。
（5） 學生和教授都應有進行政治結社的自由。
（6） 有權利用大學設備來推進與工人階級、農民、被壓迫民族、平民大眾的組織有直接興趣的教育性和文化活動。
在校園內爭取政治自由的鬥爭裡，以下一些口號曾成為主要衝突的中心對象：
（1） 爭取和不容破壞大學自治。
（2） 廢止一切侵犯公民自由的法例。停止政治迫害。
（3） 嚴厲禁止警察和其他一切鎮壓力量進入大學範圍和建築物。
（4） 開除一切對迫害學生、工人、少數民族、政治反對者有責的政府官員。
（5） 解散特種警察和秘密政治警察。
（6） 釋放所有政治犯。
（7） 徹消無論是正式或「自願的」對報章、電台、電視、藝術和科學的檢查制度。
（8） 爭取新聞自由、組織和結社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請願自由、旅遊自由和參與示威的權利。
在那些牽連及少數民族的學生鬥爭中，爭取他們權利的鬥爭是特別尖銳而矚目，這在美國爭取黑人解放的鬥爭中已明顯地表露出來。事件時常是有關民主權利受到侵犯，或者是爭取民主權利的戰鬥。它們並不限於大學的層面內，而是伸展到初等班級裡，遍佈了整個教育制度。因而，在這領域內的鬥爭，比起多數民族的事件，更大程度地立即影響到被壓迫的社會群，人們也更易於看到事情是有關少數民族在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下底前途的更廣大問題。因此，關於學生的鬥爭，對少數民族社區具有催化作用的可能性，值得特別注意。
這方面的口號可以總括為以下幾類：
（1） 承認被壓迫少數民族有權控制自己的公眾事務，包括從幼兒園起，至整個教育制度的控制。
（2） 學校的決策和執行機構都應有少數民族的代表。
（3） 反對種族主義和大族沙文主義。在所有學校裡，爭取誠實地教授被壓迫少數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課程應經由被壓迫少數民族選出的教育委員會定期地審核。
（4） 無條件承認少數民族在教育制度裡運用他們母語的權利。
（5） 政府無限量地支付被壓迫少數民族直至研究院的教育經費。
（6） 建立由少數民族控制的，有足夠費用的、獨立的、大學水平的教育設備。
學生關心的另一個特別的領域是學校行政與大財團和其政府之間的關係。對於大企業和軍部，大學是吸收人材不可缺少的園地。與此關連的是，大學在以公共利益為名的可疑研究計劃裡所扮演的角色。在反戰運動中，可以極容易地看到這一種天然的連繫，而這方面也曾引起過重要的鬥爭。典型的口號連結成如下一系列：
（1） 終止大學與軍方的連繫。
（2） 取消大學為政府而進行的秘密的研究。
（3） 消滅政府密探對學生組織的秘密陰謀。
（4） 揭露大學職員與大企業的連繫，公佈大學和其主任、董事，行政人員的全部投資、資產和公佈既定了的計劃。
（5） 取消對大企業有特殊利益的研究。
（6） 制止大企業在校園內吸收人員。
（7） 降低投票年齡和當選公共職位的年限。既然有足夠的年齡去打仗，便足以能投票，並且對決定公共事務享有發言權。
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對付殖民地革命和工人國家，及進行國內鎮壓，長期地需要龐大的軍力，使如下的主要要求對青年學生以及工人階級青年和少數民族的青年尤為重要：
（1） 保衛一切被徵入軍隊的青年的民主權利。毫無限制地讓兵士行使他們完全的公民權利。
（2） 廢除資本主義徵兵制。
在一些受極權政制為害的國家裡，如西班牙、南非和其他地方，大學屢次地顯示出它作為組織反抗的孕育中心底重要性。當前西班牙的經驗特別豐富的，它顯示了學生的努力怎樣打破政府贊助的學生組織底控制，和像工人階級的努力般，沿著獨立的道路組織起來，並且跟它們連結在一起。
在這方面校園的鬥爭環繞著一個獨一的廣泛要求：「大學自治！」
正如已經指示出來的，這個要求能夠變成特殊的口號，使它能成為超越於校園的鬥爭的口號，能夠與工人、農民和城市平民的更廣大事件連結起來。
在大多數的工人國家裡，情況是相似的。學生鬥爭所追隨的路向，自然地針對著官方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及宣傳，和那完全缺乏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解釋和代表著的社會主義民主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正如波蘭、匈牙利、捷克和蘇聯本身所顯示出，一系列的要求大致會是如下：
（1） 討論哲學、文化和科學問題的自由。有權利表示批評性的觀點。
（2） 討論歷史問題的自由。讓真理浮現出來。
（3） 給予討論當前的政治事件的自由。
（4） 廢除新聞險查制度。
（5） 爭取組織和示威的權利。
（6） 消除政治迫害。容許公眾、包括外國觀察者聆聽一切的審判。
（7） 旅遊的自由。廢除一切對派代表探訪其他國家的青年組織，或接待它們的代表的限制。
（8） 消除刻意持續的社會不平等和官僚層的特權。
（9） 返回到革命的國際主義。
（10） 支持其他地方被壓迫者的鬥爭。
青年底激進主義並不是局限於學院和大學的層面。它廣泛地瀰漫於中學裡，並且在某些地方甚至波及高小年級。在幾十個國家裡的中學生，曾數以千計地被動員去反對越戰，穿插在它們底最熱情和最有活力的支持者之中。在法國一九六八年五、六月事件前後，在「中學生行動委員會」裡的中學生都曾在行動中任當了主要的角色。
在每一個革命青年組織底發展的某一階段裡，它去組織、領導和爭取青年中學生裡的決定性層份的能力，便成為對它的一個重要的考驗。革命的社會主義青年組織必須帶頭組織中學青年，與他們一起爭取他們的權利，和尋求把他們的活動與其它層份的反資本主義鬥爭統籌起來。被安排進入高等的學習機構或大量地進入工廠，這些青年活躍份子，將為兩方面的舞台提供出寶貴的戰鬥熱情和社會主義意識。
要提出這些口號和目標，並且要為它們而鬥爭；要充份地利用缺口和機會來推進它們，就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它具有政治警覺性、圓滑的戰術、和能避免陷入對學生環境機會主義的遷就，或陷進極左的教派主義中去。
（五）革命的青年組織與政黨
當前的學生激進化底範圍，提供給了發展第四國際黨的幹部和影響力的空前機會。數以萬計的青年激進份子再不受斯大林主義的毒害宣傳所嚇倒，而常常以開放的態度聽取托洛斯基主義的見解，以千計的人已經接受了大部份托洛斯基主義的綱領。他們對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反感，使一個忠誠的革命派別能夠在新激進份子的主要層份裡得到生長，他們中有很多是能夠迅速地吸收進第四國際底行列的。
世界托洛斯基主義運動在過去幾年的經驗已顯示出，通過與第四國際各國支部友好地連繫，但組織上獨立的革命社會主義青年組織，最能夠有效地進行青年工作。
各國的托洛斯基主義力量間存有差別，他們處於不同的成長和發展階段。要達成建立一個革命社會主義青年組織目標，將要使用不同的戰術──包括加入其他青年團體裡去。但一切這些活動都必須當作為是走向建立一個這樣的組織的戰術性步驟而已。
必須指出：對當前學生運動的社會性和政治性的分析，以及對它發展時處於的世界形勢的分析，都顯示出建立這樣的獨立革命社會主義青年組織底客觀基礎。
一個獨立的青年組織能夠吸引一些激進化中的青年，他們還沒有決定要加入任何左派政黨，他們也還沒有肯定為成為一個終身革命者的布爾什維克前途而獻身，但他們願意和準備與革命黨及其成員一起參與廣泛的政治行動。它能在學生運動中以其名義領導行動和採取行動，又能成為黨幹部候選人的寶貴訓練及考驗場所，使他們更易地獲取嚴肅革命活動所需要的教育與及政治和組織的經驗。成為一個革命社會主義青年組織的成員，使青年激進份子能決定他們自己的政策，組織他們自己的行動，犯自己的過錯和學習自己的教訓。
他們的組織方式也有利於革命黨本身。它給予黨一個吸收成員的泉源。它使黨能避免像一個青年組織般行動，降低了布爾什維克組織原則的紀律、政治成熟性、和理論理解的水平，而變成了一個可以適合青年人、但對成員要求比較低的一種組織。
（六）第四國際在青年中的任務
這種對青年激進化浪潮的分析，提出了三個互相關連的任務：
（1） 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努力成為激進青年的領導。
（2） 建立一個堅強的馬克思主義青年組織。
（3） 從青年吸收新幹部以充實自己的隊伍，為第四國際各國支部的領導層提供新的能動力。
托洛斯基主義青年比激進運動內任何其他的傾向有更大可能性在行動上領導頗大的力量。在幾個國家裡，他們已證明能夠發動和帶領有一定份量和意義的運動。其中一個例子是保衛越南革命的世界性運動。另一例子是「革命共產主義青年」在法國一九六八年五月至六月那歷史性的日子裡所擔當的角色。第三個例子是由墨西哥學生的全國罷課委員會領導的運動中第四國際份子底思想性影響。
任何一個傾向，無論它有甚麼缺點，若不完全地和大膽地參與在鬥爭洪流的前列，它是不能祈望能在激進青年中紮根和贏得政治領導地位的。在青年運動的某一階段，只有通過行動才有前進；缺乏了行動能使它陷入長久的游離和沒有生長。托洛斯基主義青年必須在實踐上與及理論概念和政治遠見上作出榜樣。
雖然，在青年的行列中充滿了活動精神，但新的一代最缺乏的是對理論的鍛鍊、對政治問題的澄清和有一條正確的鬥爭路線。革命社會主義青年運動的這一面，對於它未來的發展具有決定的重要性。對這一面的日益認識，將會變成托洛茨基主義的廣泛影響力。托洛斯基主義運動比其他敵對派別優越的地方是它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基礎、它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傳統、它底綱領的全面性和正確性、以及它對社會主義的國際的堅持。這些特點也是它對激進青年的主要吸引力。
當第四國際成員對參與共同戰鬥的青年人傳播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時，他必須努力地建立一個革命馬克思主義的青年組織，來有系統地以托洛斯基主義運動自從它創立以來的方法、原則和立場去教育其成員和追隨者。假如這種教育工作的組織性條件被忽略了，便可能會危害到其在青年中的活動底一切成果。
青年工作本身並不是一個終極目的。它要對建立和推動一個將能領導工人階級達成勝利的革命政黨起刺激作用，它才有成果。第四國際支部還是太細小，不能以自己的名義和在它的旗幟下在決定性的奪權鬥爭中領導群眾。它們的工作帶著預備性的和主要是宣傳性的性質，帶動有限度的行動。
它們現時的任務是爭取和教育決定性數量的激進青年，武裝他們，為爭取工人群眾中的革命份子的領導權底更偉大任務而預備。為了足以完成這任務，吸收入黨的青年人必須充份地融會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組織觀念、以及它用以建立政治上和諧，和民主地集中的黨底方法。在激烈的鬥爭中建立這樣的一個黨，是克服我們的時代底主要矛盾──領導的危機 ──的唯一方法。
全世界的政府，無論是在先進資本主義強國、工人國家或殖民地世界裡，都越來越關心那越來越無從控制的青年人的不安。他們的憂慮是有理由的。新興的一代已經顯示了激進活動的無比潛力，以及改變現狀的強大意願。
誰能成功地贏得反叛青年中最精明和獻身的活躍份子底信任，誰便能掌握到走到未來的鎖匙。因為他們會在塑造歷史、和決定二十世紀餘下的年頭內人類的命運中，擔當重要的角色。
在幾個國家裡的造反學生已顯示他們在對抗現存政權時的主動性，能幫助激發起社會上其他層份的鬥爭。年青工人將會在打破官僚對工會的操縱的運動中站於最前線，並且會以他們的戰鬥性和對革命政治的興趣為老一輩作出榜樣。
第四國際不能不履行今天的中心任務──爭取和薰陶反叛青年的最優秀份子。在幾個國家裡已經有一個好的開始。現在是必須立足在這些成就之上。因此需要更有效地統籌各支部的青年團體的活動，在一些如反戰和保衛運動中作更緊密的合作，並且世界性地為運動打開新的發展機會。
目標是：使第四國際能成為那些被號召起來推動世界革命的青年底公認的喉舌、組織者和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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