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第四國際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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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第四國際

（國際共產主義聯盟國際書記處1934年6月通過的提綱草案）



引言

本提綱出版時，正當戰爭的危險以山雨欲來的形勢籠罩在歐洲的上空。裁軍會議已經變成了締結新的軍事同盟的戰場。墨索里尼和魏剛將軍呼籲增加軍備。昨天經受新的世界考驗的是奧地利，今天則是薩爾和滿洲。在整個世界，用作人們談話題材最多的莫過於空中動員、加強航空與軍艦、化學戰爭、工業動員，等等。

和1914年一樣，第二國際的愛國主義領導者又在作為帝國主義的忠實僕人而準備為未來的戰爭提供炮灰。

無能為力的第三國際的領導者，正在把群眾引入歧途；他們用像假面跳舞會那樣喧鬧的代表大會來代替反對戰爭的動員。

反對戰爭的鬥爭必須在不顧兩個國際和反對兩個國際的情況下進行。這個鬥爭必須給予一個新的基礎和一面新的旗幟──第四國際的旗幟。不管第四國際的干部在人數上多麼少，他們的政策的正確性和明確性將會使他們起決定性的作用。牢記著羅莎·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

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的問題，是今天的中心問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是工人階級內部分化過程的焦點。改良主義和中派主義的組織的性質將在這個鬥爭中暴露出來；可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干部，將在這場鬥爭中變得堅強起來。

只有對本提綱以嚴肅的態度和批判的精神加以研究的同志，才會在反戰的政治工作方面得到充分的武裝。但是，儘管對本提綱的學習、討論和批語是有用的，可是還不夠。這是一場決定性的鬥爭！在日常的階級鬥爭中，我們必須以本提綱的精神，以不屈不撓的革命的國際主義的精神，以列寧的精神，進行戰鬥。

本提綱經過某些增補和修改後，已於1934年2月在我們的期刊《問題與討論》的法文版上以草案的形式公佈了。

我們本著這種精神將本提綱公諸無產階級大眾。

1934年7月10日，日內瓦

國際書記處





商業、工業、農業和財政方面災難性的危機，國際經濟聯繫的中斷，社會生產力的衰退，階級矛盾和國際矛盾的極度尖銳化，——這些都標誌著資本主義的日暮途窮，並且充分地證實了關於我們的時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的列寧主義的論斷。

1914—1918年的戰爭，正式地宣告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了。到今天為止，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有：1917年俄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1923年德國無產階級失敗。世界各國人民可怕的災難以及將來可能發生的可怕的危險，都是由於1917年的革命沒有在歐洲地區和世界範圍內得到勝利的發展的結果。

在個別國家內，資本主義歷史性的死胡同，表現在慢性的失業現象，表現在工人生活水平的降低，表現在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破產，表現在議會國家的解體和腐朽，表現在以所謂“社會的”和“民族的”蠱惑宣傳來恣意毒害人民，即實際上取消了社會改良並把舊的統治政黨拋在一邊而代之以赤裸裸的軍事警察機構（資本主義衰退時期的波拿巴主義），表現在法西斯主義的滋長，表現在每個無產階級組織的當權和垮台。

在世界舞台上，同樣的過程正在沖走國際關係穩定性的最後殘餘，使各個國家之間的每個衝突都瀕於劍拔弩張的境地，暴露了和平主義的各種企圖的無用，使軍備在一種新的、更高的技術基礎上增長，從而導致一場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法西斯主義就是這種戰爭的一貫的設計者和組織者。

另一方面，現代資本主義反動腐朽透頂和掠奪本性的暴露，民主主義、改良主義和和平主義的破滅，無產階級對尋求一條避開當前災難的迫切的需要，等等，把國際革命以振新的力量提到日程上來了。

只有通過起義和無產階級把資產階級推翻，才能使人類免於一場新的對各國人民的毀滅性的屠殺。



一場新戰爭的準備



1、與現代資本主義不可分割的造成上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同樣事件，現在已經達到了遠比1914年6、7月間嚴重的緊張局面。對於一場新的戰爭的後果的恐懼，是束縛帝國主義意志的唯一的因素。但是，這種遏制力量的作用是有限的。內部矛盾的壓力，把一個個國家先後推向法西斯主義的道路，而法西斯主義本身，除了準備國際性的爆發外，還是不能保持政權的。各國政府都害怕戰爭。但是哪一國政府都沒有任何選擇的自由。不經過一次無產階級的革命，一場新的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



2、歐洲，一個歷史上離開我們最近而規模最大的戰爭的戰場，無論是戰勝國和戰敗國方面，都在繼續走向衰退。根據正式的綱領以充當“和平的組織者”為己任的國際聯盟，事實上是力圖使凡爾賽體系永久化，使美國的領導地位中立化，並且建立起一個反對紅色東方的堡壘，但它經不起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的衝擊。只有最冷酷的社會愛國者（漢德遜、王德威爾得、茹奧等等）才仍然力求把裁減軍備與和平主義政策的前途同國聯聯繫在一起。事實上，國聯在帝國主義聯合的棋盤上變成一個次要的棋子了。今天在日內瓦幕後進行的外交的主要工作，是尋求軍事上的同盟，也就是說，是熱狂地準備一場新的屠殺。與此同時進行的是軍備的不斷擴張，法西斯的德國在這方面已經作了一次最新而巨大的推動。



3、國聯的崩潰，是同法國在歐洲大陸的政治領導地位的開始崩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法國的人口數量和經濟實力，正如人們所預料的，異常薄弱，不適於作為凡爾賽體系的基地。具有優良的軍事裝備並顯然帶有“防禦”性的法帝國主義，只就它是根據合法的協議而不得不來保衛它的搶劫和掠奪成果來說，實質上仍然是新的大戰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德國的資本主義受到嚴重不堪的矛盾和戰敗的後果的壓力，已經被迫掙脫了民主的和平主義政策的束縛，而現在卻成為凡爾賽體系的主要威脅了。歐洲大陸的國家聯合，基本上仍舊遵循著戰勝國與戰敗國的路線。意大利處於一個背叛性的中間人的地位，在決定性的關頭，它會把自己的友誼出賣給強大的一方，就像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表現的那樣。英國希望利用歐洲的各種敵對關係，利用歐洲和美洲之間的矛盾以及遠東的即將來臨的衝突，以圖保持自己的“獨立”——這是它過去“光榮的孤立”的遺影。但是，優勢的英國，在策劃謀略方面是越來越難得逞了。英國的資產階級看到英帝的分崩離析、看到印度的革命運動和他們在中國的地位的搖搖欲墜而驚慌換措，他們要用麥克唐納和漢德遜的令人作嘔的偽善精神來彌補他們貪婪而怯懦的觀望與權宜政策，而這個政策反而成為今天的普遍不穩定和明天的大災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4、在戰爭和戰後時期，美國的國內外地位都發生了空前巨大的變化。美國對歐洲從而面對全世界在經濟上的巨大優勢，使美國資產階級在戰後的最初時期能夠作為一個不偏不倚的“和事老”、“海上自由”和“門戶開放”的保衛者而出現。但是，工業和商業的危機，以可怕的力量顯示出原來在國內市場找到充分支持的舊的經濟平衡狀態，已經受到騷擾了。這條道路已經走到盡頭了。

當然，美國在經濟上的優勢並不是已經消失，相反地，由於歐洲的進一步的分崩離析，它甚至已經以潛伏的形式增長起來了。但是，這種優勢所表現的舊形式（工業技術、貿易差額、穩定的美元、歐洲的債款）已經失掉了現實的意義：先進的技術不再使用了，貿易差額是逆差多，美元正在跌價，債務尚未清還。美國的優勢必須找到新的表現形式，尋找出一條只有戰爭才能打開的道路。

對中國的門戶開放的口號，在少數的幾個日本師團面前，就顯得無能為力。華盛頓在執行遠東政策時，力求在最合適的時刻，挑起蘇聯與日本之間的軍事衝突，削弱日本和蘇聯的力量，視戰爭的結局而規定自己進一步的戰略計劃。在依照習慣繼續討論解放菲律賓的同時，美帝國主義者實際上是在準備為自己在中國建立基地，以便下一階段與英國發生衝突時，提出“解放”印度的問題。美國的資本主義正在面臨著曾經把1914年的德國推向戰爭道路上的同樣的問題。世界不是瓜分了嗎？它還必須重新瓜分。對於德國來說，那是一個“組織歐洲”的問題。美國必須“組織”世界。歷史正在使人類面對著美帝國主義火山的爆發。



5、依靠落後、貧困和野蠻的漿汁生活的後起的日本資本主義，正在被國內不堪忍受的潰瘍和膿瘡所驅使，走上了不斷的海盜性掠奪的道路。由於缺乏自己的工業基礎，由於整個社會制度的極端不安定，日本的資本主義是最富於侵略性和肆無忌憚的。但是，未來的歷史會表明，在這種貪婪的侵略後面，真正的力量是寥寥無幾的。日本可能首先發出戰爭的訊號；半封建性質的日本雖然被曾經襲擊過沙皇俄國的各種矛盾弄得分裂了，可是正是從這半封建的日本，而不是從別的國家，可能發出革命的號召。



6、當然，如果確切地預言，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間會打第一槍，那未免是太冒險了。在蘇美協定以及國內困難的影響下，日本可能暫時退讓。但是，恰恰相反，同樣的情況也可能迫使日本軍閥利用時機加快進行攻擊。法國政府會不會決心來一次“預防性”的戰爭，在意大利的援助下這種戰爭會不會轉變成一種普遍性的戰爭呢？或者相反，在觀望和策劃的同時，在英國的壓力下，法國會不會走上與希特勒達成協議的道路從而為他開闢向東方進攻的道路呢？

巴爾幹半島會不會再一次成為戰爭的策源地呢？或者這一次將由多瑙河國家採取主動？因素有許多，各種衝突力量又互相交織在一起，這就排斥了具體的預測的可能性。但是形勢發展的總趨勢，是絕對地清楚的，這就是：戰後時期已經簡直變成了兩個大戰之間的休整時期，而這個時期就要在我們面前消失。計劃化的勞資協會式的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同極權的、拿破崙主義的國家或法西斯主義國家，密切地配合行動，只就它的官方任務是在私人所有製基礎上進行一種和諧的國民經濟來說，它仍然是一種空想，是一種謊言。但是，既然這是一個集中全國的一切經濟力量以準備一場新的大戰的問題，那末，它也是一種危險的現實。這個工作目前正在全力開展。一場新的大戰已經在到處敲門。這場大戰比起以前的戰爭更殘酷，更定於破壞性。正是這個事實使對待日益迫近的戰爭的態度成為無產階級政策的中心問題。



蘇聯和帝國主義戰爭



7、同個別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發生的那種對立情況比起來，世界帝國主義與蘇聯之間的敵對性矛盾，是無比深刻的。但是，工人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階級矛盾，它的尖銳化程度是依工人國家的演變和世界形勢的變化為轉移的。蘇聯的官僚主義的驚人發展和勞動群眾生活困難的情況，已經大大地降低了蘇聯對世界工人階級的吸引力。共產國際的嚴重失敗和蘇維埃政府的民族和平主義對外政策，也只會減少世界資產階級的不安。最後，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矛盾的重新加劇，使歐美各國政府在這個階段同蘇聯接近起來，這不是從資本主義還是從社會主義這種原則性問題的觀點出發，而是著眼於蘇維埃國家在帝國主義強國的鬥爭中舉足輕重的作用。互不侵犯協定和華盛頓政府的承認蘇聯，等等，是這種國際形勢的顯明標誌。希特勒為了使德國重振軍備合法化，以“東方的危險”為名作了苦心孤詣的奮鬥，其所以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反應，特別是法國及其附庸國方面的反應正是因為共產主義的革命危險，儘管還有可怕的危機，但已喪失了它的鋒銳性。因此，蘇聯在外交上的成就，至少在頗大的程度上是由於國際革命的極端衰弱。



8、但是，如果認為對蘇聯的武裝干涉是完全從議程上取消掉了，那就是大錯特錯了。這種縱橫捭閣的關係即使有所緩和，社會制度的矛盾仍然會全部保持著。資本主義的繼續衰退會驅使資產階級政府作出斷然拒絕的決定。每一次大戰，不管它最初的動機如何，終歸要提出對蘇聯進行武裝干涉的問題，以便向資本主義硬化的血管中輸送新的血液。

蘇維埃國家明顯而日益加深的官僚主義蛻化以及它的對外政策的民族保守主義性質，並沒有改變蘇聯作為第一個工人國家的社會性質。各種各樣民主的、理想主義的、極左的、無政府主義的理論，都無視蘇聯的所有製關係的性質在趨向性方面是社會主義的，否認或避而不談蘇聯和資產階級國家之間的階級矛盾，它們不可避免地，特別是在發生戰爭時，得出反革命的政治結論。

不管形勢如何，不管衝突的直接原因是什麼，保衛蘇聯免於資本主義敵人的攻擊，是每個忠誠勞動者組織的基本的和應盡的義務。



“保衛國家”



9、在資本主義同中世紀地方割據現象鬥爭中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變成了資本主義的階級活動場所。但是，民族國家剛剛形成，就成為經濟和文化發展方面的障礙。生產力和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同生產力與生產手段私人佔有的這個主要矛盾一起，把資本主義的危機變成了世界性的社會制度的危機。



10、如果國與國之間的邊界，能夠一下子廢除的話，那末，甚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在一定的時期內也是能夠繼續上升到一個較高的水平的（這當然要作許多犧牲）。正如蘇聯的經驗表時，生產手段的私人所有製要是廢除了，那末甚至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生產力也可能獲得較高的發展。但是，只有廢除了私有製和國與國之間的障壁，才能為一種新的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社會創造條件。



11、保衛民族國家，首先是在割據成許多小國的歐洲——民族國家的發祥地——是一個十足的反動的任務。設有邊界、通行證、貨幣制度、關卡以及保護關卡的軍隊的民族國家，已經變成為人類社會的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可怕障礙了。無產階級的任務不是保衛民族國家，而是完全地、最後地廢除民族國家。



12、如果現在的民族國家果然能夠代表一種進步的因素，那末，不管它的政治形式如何，當然也不必去問是誰首先“發動”戰爭，它是一定要加以保衛的。把民族國家的歷史作用的問題同某一特定政府的“罪行”問題混淆起來，這是十分可笑的。對於一所適於居住的房子，難道人們只是因為主人不小心或意圖不良而引起的火災就拒絕搶救嗎？但是這裡所談的恰好是一所不適於生活而只適於死亡的房子。民族國家的結構必須徹底夷平，才能使各國人民生活下去。



13、進行保衛國家的說教的“社會主義者”，是一個為腐朽的資本主義效勞的小資產階級反動派。只有在和平時期已經向民族國家宣告了不可調和的戰爭的政黨，才能在戰爭時期不受民族國家的束縛，才能做到不以戰爭的地圖為重，而以階級鬥爭的地圖為重。只有充分地認識到帝國主義國家客觀上的反動作用，無產階級先鋒隊才能經得起各種各樣社會愛國主義的侵襲。這就是說，只有從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出發，才能與“保衛國家”的思想和政策真正地劃清界限。



民族問題和帝國主義戰爭



14、工人階級對於自己的民族（nation）並不是漠不關心的。恰恰相反，正因為歷史把民族的命運交到了自己的手中，工人階級才拒絕把民族的自由和獨立的工作託給帝國主義，事實上，帝國主義“拯救”民族的結果，只能使民族為了一小撮剝削者的利益而在將來遭受到新的危險。



15、資本主義雖然曾經利用民族，取得了自身的發展，但是它在世界上任何地區都沒有完全地解決有關民族的問題。凡爾賽的歐洲的邊界，是脫離現存的民族集合體而劃定的。重新劃定資本主義歐洲的邊界，使國家的邊界與民族的邊界一致的主張，是一種純粹的空想。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會通過和平的方式讓出自己的一寸土地的。一場新的戰爭，也只會按照戰爭的地圖，而不是與民族的邊界相適應，來重新劃定歐洲的邊界的。完全的民族自決和歐洲各國人民和平協作的任務只有在掃清了資產階級統治的歐洲的經濟統一的基礎上，才能求得解決。 “歐洲聯邦”的口號，不僅是拯救巴爾乾和多瑙河各族人民的口號，而且也是拯救德法兩國人民的口號。



16、東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問題，佔著特殊的、重要的地位，這些國家甚至到今天都還是在為獨立的民族國家而戰鬥的。它們的鬥爭毫無疑問是進步的：它們使落後人民擺脫了亞細亞主義、地方主義和外國的束縛，從而對帝國主義國家施以有力的打擊。但是必須預先清楚地理解到，亞洲和非洲後起的革命，是不能夠為民族國家的複興開闢新的時代的。殖民地的解放在將來只能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巨大插曲，正如在同樣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的俄國的後起的民主轉變僅僅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序曲一樣。



17、在南美洲，興起較晚但已開始衰退的資本主義正在維持半封建的、或半奴隸的生活條件，在那裡，世界性的對抗矛盾引起了買辦集團間的劇烈火併，引起了各國內部連續不斷的大轉變，也引起各國之間的曠日持久的武裝衝突。美洲的資產階級能夠在其歷史上的興盛時期聯合而成為美洲大陸北半部的一個聯邦，因而它現在可以利用他們由此而得到的全部權力，來瓦解、削弱和奴役他們的南半部。南美和中美只有把自己所有的國家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強大的聯邦，才能使自己擺脫落後和被奴役的狀況。但是，能夠響應號召解決這一任務的，決不是後起的南美資產階級，一個完全被外國帝國主義用金錢收買的代理人，而是年輕的南美無產階級，被壓迫群眾的理想的領導者。因此，在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暴徒和陰謀、反對當地買辦集團的血腥勾當的鬥爭中的口號是：南美和中美和蘇維埃聯邦。

無論在什麼地方，民族問題都是同社會問題同時發生的。



保衛民主



18、保衛國家的虛偽性，到處都是以保衛民主的補充的虛偽性來加以掩飾的。如果說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在帝國主義時代的今天不把民主和法西斯主義看做是一樣的東西，而且隨時準備擊退法西斯主義對民主主義的進攻，難道在戰爭的情況下，無產階級就不必支持民主政府來反對法西斯政府嗎？

真是奇談怪論！我們是通過無產階級的組織和方法來保衛民主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同社會民主黨人相反，我們決不把這種保衛委託給資產階級國家（“Staat, greit zu!”歸國家負責！）。如果說在和平時期，我們同最“民主”的政府就處於不可調和的對立狀態，尋末，到了資本主義的一切醜惡和罪行都採取了最殘酷而血腥的形式的戰爭時期，難道我們對它還應擔負絲毫的責任嗎？



19、大國之間的一場現代的戰爭，決不意味著是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衝突，而是兩個帝國主義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同時，戰爭不可避免地具有國際的性質，在兩個陣營中都會有法西斯主義的（半法西斯主義的，拿破崙主義的，等等）國家，也會有“民主主義”國家。法帝國主義的共和國形式在過去並沒有防止它在和平時期把自己的基礎建立在波蘭、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軍事資產階級專政之上，正如它在必要時會恢復奧匈君主國家以作為反對奧地利與德國統一的障壁一樣。最後，在法國本身，今天已經相當削弱的議會民主政府如果在戰爭開始前還不予以推翻的話，`毫無疑問會成為戰爭的首批犧牲者之一。



20、一些文明國家的資產階級，已經表明而且還要繼續表明，在發生國內危險時，它怎樣不費多大周折就能把議會的統治形式變成極權的、專制的、拿破崙主義的或法西斯主義的形式。在戰爭期間，國內和國外的危險，會以十倍的力量威脅它的基本階級利益，這時，它就是使這種變化來得更加迅速，更加果斷。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工人黨為了一個脆弱的民主外殼而支持“本”國的帝國主義，就意味著是對工人階級的獨立政策的放棄和沙文主義的道德敗壞，也就是說，毀滅了能夠把人類從災難中拯救出來的唯一的因素。



21、戰爭時期“保衛民主的鬥爭”，首先是意味著爭取保存工人的出版和工人的組織以反對放肆的軍事檢查和軍事當局作鬥爭。革命的先鋒隊，要在這些任務的基礎上尋求同其他工人階級的組織建立統一戰線——反對本國的“民主”政府，但決不是尋求同本國政府的團結，以反對敵對的國家。



22、帝國主義戰爭，遠比資本主義統治的國家形式的問題更為重要。它在每一個民族資產階級面前提出了民族資本主義的命運的問題，在各國的資產階級面前則提出了一般資本主義命運的問題。無產階級也只能提出這機關報問題：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某一個帝國主義陣營的勝利還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保衛弱小國家和中立國家



23、保衛國家的概念，特別是當它同保衛民主的觀念是一致的時候，最容易迷惑弱小國家和中立國家（瑞士、比利時的一部分、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工人，這些國家不能執行獨立的征服政策，因而賦予國界的保衛以無可辯駁的絕對的教條主義的性質。但是，僅僅以比利時為例來說，我們就看到，形式上的中立是多麼自然地會被帝國主義公約的體系所代替，“保衛國家”的戰爭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導致一種合併主義的和平。戰爭的性質，不是決定於戰爭本身所採取的發端的步驟（“中立的破壞”、“敵人的入侵”，等），而是戰爭的主要動力，戰爭的整個發展以及戰爭最後導致的結果。



24、不難理解，瑞士的資產階級是不會毅然決然地首先發動戰爭的。在這個意義上講，它比任何其他資產階級都具有遠為充分的理由來談防禦地位。但是，一旦瑞士由於事件發展的進程而拖入戰爭的時候，它就會為了追求同樣是帝國主義性質的目的而參加世界強國的鬥爭。中立地位要是破壞了，瑞士的資產階級就會同進攻的雙方中較強大的一方聯合起來，而不管哪一方對於破壞中立應負有較大的責任也不管在哪一個陣營裡有更多的“民主”。例如在上次大戰期間，比利時本是沙皇制度的盟國，但它決不離開同盟國的陣營，而在戰爭的過程中，他們又感覺到破壞希臘的中立是有利可圖的了。

只有來自瑞士偏僻鄉村的一位冥頑不化的資產階級（如羅伯特、格里姆）才會煞有介事地認為，他參加的世界戰爭是為保衛瑞士的獨立而進行的。正如上次大戰掃除了比利時的中立一樣，新的戰爭也不會給瑞士留下任何獨立的痕跡。即使沒有獨立，瑞士在戰後是會繼續保留國家的地位，還是會被德、法、意三國瓜分，這個問題要依一系列歐洲的和世界的因素為轉移的，其中瑞士的“保衛國家”一項占著微不足道的地位。



第二國際和戰爭



25、保衛國家的戒律是從這樣一個教條推論出來的：全國各階級的團結高於階級鬥爭。事實上，有產者從來不是在一切條件和任何條件下都這樣地承認保衛祖國的，而是利用這種說法對保護自己在祖國的特權地位進行掩飾。被推翻的統治階級總是要變成為“被打敗者”，也就是說，他們準備通過外國的武裝援助來恢復他們的特權地位。

意識不到自己的利益和慣於忍受犧牲的被壓迫階級，是從表面價值來接受“保衛國家”的口號的，也就是說，把它看做是高於階級之上的絕對的義務。第二國際各黨的基本歷史罪行，就在於他們培養了和加強了被壓迫者的奴才習慣和傳統，挫折了他們的革命義憤，用愛國主義的思想蒙蔽了他們的階級覺悟。

如果說歐洲的無產階級在大戰的末期不曾把資產階級推翻；如果說人類今天飽受危機痛苦的折磨；如果說一場新的戰爭有可能把城市和鄉村變為廢墟，那末，第二國際應對這些罪行和災難負主要責任。



26、社會愛國主義的政策，曾使人民群眾在法西斯主義面前無能為力。如果說在戰爭時期為了民族的利益需要放棄階級鬥爭，那末，在一次重大的經濟危機的時代，也就需要丟開“馬克思主義”，因為這種危機對“民族”的為害性並不少於戰爭。遠在1915年4月，羅莎·盧森堡就用下列的一段話詳盡地探討了這個問題：“要末，階級鬥爭在戰時也是無產階級存在的不可缺少的規律……要末，在平時，階級鬥爭也是違反民族利益和祖國安全的一種罪行。”“民族利益”和“祖國安全”的思想，已經通過法西斯主義而轉變成無產階級的鎖鍊和鐐銬了。



27、德國的社會民主曾經支持過希特勒的對外政策，一直到希特勒把它攆走的時刻為止。法西斯主義最後取代民主主義的事實表明，只要政治制度能向社會民主確保它的利益和特權，社會民主就能保持它的愛國主義性質。前霍亨索倫王朝的愛國主義者，一旦僑居國外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準備歡迎法國資產階級反對希特勒的防禦戰了。第二國際毫不為難地大赦了威爾斯（Wels）之流的人物，可是到了第二天，只要德國資產階級的小指頭一動，召喚他們回來，他們就會重新轉變為熱忱的愛國主義者。



28、法國的、比利時的和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對德國事件的反應是，在“保衛國家”的問題上同本國的資產階級結成公開的聯盟。法國當局正在同摩洛哥進行 “小型的”、“意義不重大”但非常殘酷的戰爭，與此同時，法國的社會民主黨和改良主義的工會則在自己的代表大會上討論一般戰爭的慘無人道，在心目中主要指的是德國方面的複仇戰爭。在僅僅發生新利潤問題的地方對掠奪殖民地的殘暴行為視而不見地予以支持的政黨，在一場涉及到資產階級共和國自身命運的大戰中，一定會閉著眼睛來支持任何民族政府的。



29、今天，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同無產階級歷史利益的不相容性，同帝國主義戰爭的前夕比較起來，是空前的深刻化和尖銳化了。反對群眾的愛國主義偏見的鬥爭，首先就是反對第二國際作為一個組織、一個政黨、一個綱領和一面旗幟的不可調和的鬥爭。



中派主義與戰爭



30、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完全地瓦解了第二國際這個革命政黨，從而產生了創立第三國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共和國“革命”，某些國家選舉制的民主化，受驚的歐洲資產階級戰後最初幾年在社會立法方面所做的讓步——所有這一切，和列寧主義的追隨者的災難性的政策一起，曾給予第二國際這個不再是革命的政黨而是一個和平改良的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工人黨以大量的喘息時機。可是，曾幾何時——最後與上一次世界性危機的來到一起——走向改良道路的一切可能性終於完結了。資產階級轉而採取反攻。社會民主黨背叛性地放棄了一個個的成就。近年來，改良主義的一切變種——議會式的、工聯式的、地方自治的、勞資協作的“社會主義”，都已遭到了無法挽救的破產和災難。正因為這樣，在新戰爭的準備面前，第二國際感到沮喪灰心了。社會民主黨正在經歷著劇烈的褪色的過程。始終一貫的改良主義著上了新的色彩，它變得沉默起來或是分裂開了。它的地位正由各色各樣的中派主義所取代，有的表現為舊的政黨內部的無數派別，有的表現為獨立的組織。

31、在保衛祖國的問題上，偽裝的改良主義者和右翼中派主義者（里昂·勃魯姆，亨利·德·曼，羅勃·格里姆，馬丁·特蘭梅爾，奧托·鮑爾等人），越來越多地使用支吾含糊的外交詞句，企圖一面撫慰資產階級，一面愚弄工人階級。他們提出來了經濟“計劃”或一系列的社會要求，許諾在保衛祖國免於外部“法西斯主義”方面力求做到使民族資產階級也會支持他們的綱領。這樣地提出問題的目的，就在於掩蓋國家的階級性質的問題，避而不談獲得政權的問題，並且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的幌子下，提出保衛資本主義祖國。



32、左翼中派主義者本身有許多不同的色彩（德國的社會民主工黨，荷蘭的獨立社會黨，英國的獨立工黨，法國的齊羅姆斯基和馬柯·皮維特集團，等等），他們在口頭上算是做到了要放棄保衛祖國。但是，光有口頭上的放棄，他們還不能得出必要的具體結論。他們的國際主義，有一大半，如果不是十分之九的話，是帶有柏拉圖式的純精神的性質。他們不敢擺脫右翼中派主義者；他們在進行反對“宗派主義”的鬥爭的名義下，進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拒絕為革命的國際而戰鬥，繼續呆在以國王的侍從王德威爾得為首的第二國際裡。中派主義者在一定的時刻也能表達群眾向左轉變的趨勢，但歸根結底他們是阻撓無產階級內部革命的重新集結，從而也阻撓反對戰爭的鬥爭。



33、中派主義在實質上意味著半心半意和猶豫不決。但是戰爭的問題最不利於猶豫不決的政策。對群眾說來，中派主義永遠只能是一個短暫的過渡階段。日益加劇的戰爭的危險，將要促使中派主義各派別內部的分化日益尖銳，儘管他們今天還在工人運動中起主導作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越迅速而充分地使自己的頭腦擺脫中派主義的束縛，就會越有效地武裝起來進行反對戰爭的鬥爭。在這條道路上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就是明明白白地、毫不調和地提出有關戰爭的一切問題。



蘇聯的外交和國際革命



34、在取得政權後，無產階級本身就要轉而採取“保衛祖國”的立場。但是從這時起，這個公式獲得了嶄新的歷史內容。孤立的工人階級的國家並不是一個滿足自己需要的實體，而僅僅是一個為世界革命磨好的鑽頭。無產階級在保衛蘇聯時，不是保衛國界線，而是保衛暫時被國界圍起來的社會主義專政。只有深刻地理解這樣的事實：無產階級的革命不能在國家的範圍內達於完成；沒有無產階級在主要國家裡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在蘇聯的一切成就注定要歸於失敗；除了通過國際革命以外，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得不到拯救；社會主義社會只有在國際合作的基礎上才能建成——只有這個深入到血液和精髓的堅定的信念，才能為戰爭時期革命的無產階級政策創立可靠的基礎。



35、從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出發的蘇維埃對外政策，即實際上把國際革命的問題置之不理的政策，是以普遍裁軍和互不侵略這兩個主張為基礎的。為了尋求外交上的保證，蘇維埃政府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不得不採取純粹形式主義的說法，這是從有資本主義包圍的情況出發的。但是這些由於國際革命的軟弱並且在頗大程度上由於蘇維埃政府本身以往的錯誤所強加給自己的遷就敵人的方法，是決不能上升為一種普遍適用的體系的。蘇聯外交的行動和言論，長久以來超載了不可避免的、可以容許切實可行的妥協的界線，而這種行動的言論居然已被規定為第三國際的國際政策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礎，並且已經變成為最惡劣的和平主義幻想和社會愛國主義的錯誤的根源。



36、裁軍並不是反對戰爭的一種手段，因為，正如德國本身的經驗表明，插曲性質的裁軍只不過是走上新的重整軍備道路的一個階段罷了。重新發動而又十分迅速的重整軍備的可能性，是現代工業技術所固有的。 “普遍”裁軍即使可以實現，也只能意味著比較強大的工業國的軍事優勢的加強。 “百分之五十的裁軍”決不是完全裁軍的道路，而是絕對的百分之百的重整軍備的道路。把裁軍說成是“防止戰爭的唯一現實的手段”，就是為了同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結成共同陣線而把工人階級引入歧途。



37、蘇維埃政府在同帝國主義者的任何協定中有權就侵略一詞的涵義以最大的精確性加以闡述，對於這種權利，我們決不能爭論。但是如果企圖把這個有條件的合法主義的公式轉而用作國際關係的一種最高調節者，那就是要用保守主義的準則來代替革命的準則，而把無產階級的國際政策歸結為保衛現有的兼併和用武力建立起來的邊界了。



38、我們不是和平主義者。我們認為革命戰爭即是一種起義行動也是無產階級政策的一種手段。我們對待戰爭的態度，不是取決於“侵略”的合法主義的公式，而是取決於哪一個階級進行戰爭和為了什麼目的而進行戰爭的問題。在國與國的衝突中，也和在階級鬥爭中一樣，“防禦”與“侵略”僅僅是實際權宜措施的問題，而不是法律準則或倫理準則的問題。單單一個侵略準則只能為勃魯姆、王德威爾得等人的社會愛國主義政策創立支持的根據，這些人是由於有了凡爾賽條約才能在保衛和平的幌子下保衛帝國主義的掠奪物的。



39、斯大林的著名的公式“我們不要別人的寸土地但也不放棄自己的一寸土地”，是在極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侵略性質中維持現狀的保守主義的綱領。一國社會主義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對民族國家的反動作用的模糊，導致對民族國家的調和，對民族國家的理想化，減弱革命的國際主義的重要意義。



40、第三國際的領導人，以工人階級的國家必須利用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為理由，來為蘇聯外交政策辯護。這種論斷本身固然無可厚非，但需要加以具體化。

每個階級的對外政策，都是它的國內政策的繼續和發展。如果說當權的無產階級必須辨別和利用國外敵人陣營中的矛盾，那末，仍在為取得政權而戰鬥的無產階級，就必須知道如何辨別和利用國內敵人陣營中的矛盾。第三國際原來是根本不能理解和利用改良主義的民主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矛盾，從而直接地導致了無產階級最大的失敗，使它面臨著一場新的戰爭的危險。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各國政府之間的矛盾，也必須從國際革命著眼才能加以利用。只有在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不以蘇維埃外交政策為轉移的情況下，只有在有充分自由來揭露這種違反國際革命利益從而也違反蘇聯利益的民族主義的保守方法的情況下，保衛蘇聯才是可以理解的。



蘇聯及帝國主義的各種聯合



41、蘇維埃政府現在正在改變它的關於國際聯盟的方針。同過去一樣，第三國際還是依樣畫葫蘆地重複蘇維埃外交的詞句和姿態。各種各樣的“極左分子”利用這種情況再一次在資產階級國家中間排斥蘇聯。以自己特殊的民族考慮為轉移的社會民主黨人，把蘇聯同國聯的“和解”不是看做莫斯科政策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性質的證據，便是相反地，把它看做是國聯以及一般地說是整個和平主義思想意識的更新。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觀點是同這些小資產階級的任何一種評價都沒有共同之處的。

我們對待國聯的原則上的態度，和我們對待每一個無論是在國聯之內或之外的每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態度，是沒有什麼不同之處的。蘇維埃國家在帝國主義敵對集團之間的策略，也是以對待國聯的策略為前提的。只要日本和德國呆在國聯內，國聯就有可能變成為最重要的帝國主義強盜達成犧牲蘇聯的協定的場所。日本和德國——蘇聯最直接而主要的敵人——退出國聯之後，國聯一部分變成法帝國主義的同盟和附庸的集團，一部分變成法、英、意三國間火併的舞台了。同國聯這樣或那樣的聯合，都可能強加在蘇維埃國家的身上，由實質上都是同蘇維埃國家敵對的帝國主義陣營所操縱。



42、無產階級先鋒隊必須對當前的形勢作出充分的現實主義的估計，同時，還必須把下列的考慮放在首要的地位：

1）在十月革命十六、七年後，蘇聯仍然需要尋求同國聯的和解，需要用抽象的和平主義公式來掩飾這種和解，這正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極端衰弱，從而是蘇聯國際地位的極端衰弱。

2）蘇維埃外交抽象的和平主義的措辭和它對國聯的恭維話，同國際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毫無共同之處。國際無產階級政黨對它們不負任何責任，恰恰相反，它要揭露它們的膚淺和虛偽，以便在清楚地理解現實的力量和真正的對抗矛盾的基礎上，更好地動員無產階級。



43、在當前的形勢下，蘇聯同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結盟，或是在發生戰爭時同某一個帝國主義集團結盟反對另外一個集團，這決不能認為是不會有的。在形勢所迫的情況下，這樣一種暫時的結盟十有八九是難以避免的，而且還不會因此而不再是對蘇聯和對世界革命的最大的危險。

即使蘇聯被迫同某些帝國主義者結成軍事同盟來反對另外一些帝國主義者，國際無產階級也不會拒絕保衛蘇聯的。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無產階級甚至更需要保證自己在政治上完全不依賴於蘇維埃外交，從而也不信賴於第三國際的官僚機構。



44、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國際無產階級仍舊是工人階級國家的堅決而忠忱的保衛者，但決不會成為蘇聯的帝國主義聯盟的成員。一個同蘇聯結盟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必須充分地和完全地保持它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的不可調和的敵愾。在這個意義上講，他的政策和同蘇聯作戰的國家的無產階級的政策，是沒有什麼差異的。但在實際行動的性質上，可能由於具體的戰爭形勢而產生許多差異。譬如說，在蘇聯和日本之間發生戰爭時，假如美國的無產階級阻撓美國的軍火運送到蘇聯，那就是可笑的和犯罪的了。但是，同蘇聯作戰的國家的無產階級，就義不容辭地可以採取罷工和怠工以及諸如此類的行動。



45、無產階級對蘇聯的帝國主義盟國的不可調和的反對活動，必須一方面根據國際階級政策，另一方面根據該國的帝國主義目的，來揭發這個“盟國”的背叛的性質，揭發它在蘇聯進行資本主義顛覆的投機活動。因此，在“結盟的”和在敵對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應當以對資產階級實行革命的推翻和奪取政權為目的。只有這樣才能建立同蘇聯的真正的聯盟，才能把第一個工人國家從災難中拯救出來。



46、在蘇聯國內，反對帝國主義干涉的戰爭，毫無疑問會激發起轟轟烈烈的戰鬥熱情。一切矛盾和敵對看來都會被克服，或者無論如何會退到不顯著的地位。從革命中湧現出來的年輕一代的工人和農民，將會在戰場上顯示出巨大的能動力量。集中化的工業，儘管有缺陷和缺點，可是將在滿足戰爭的需要方面，發揮巨大的優越性。蘇聯政府毫無疑問已經建立了大量的糧食儲備，足以應付戰爭初期的需要。帝國主義國家的參謀部當然會清楚地知道，他們會發現經軍是強大的對手，同這個對手鬥爭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要對軍隊進行異常嚴格的訓練。



47、但是，正是戰爭的曠日持久的性質，將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蘇聯過渡時期的經濟與官僚主義計劃的矛盾。在許多情況下，巨大的新企業竟然變成了同樣巨大的死資本。在政府迫切需要日用必需品的影響下，農民經濟的個人主義傾向將得到極大的發展，集體農莊內的離心力量將隨著戰爭逐月增長。不受監督的官僚主義的統治將要變成一種戰爭的專政。缺少一個生氣勃勃的黨作為政治上的監督者和調節者，就會導致矛盾的極端積累和加劇。在如火如荼的戰爭氣氛中，人們將能看到的，是朝著農業和小手工業方面個人主義原則，朝著吸引外國的和“盟國的”資本的大轉變，是對外貿易壟斷制中的破壞，是政府對聯合企業的監督的削弱，是聯合企業相互間競爭的尖銳化，是它們同工人之間的衝突，等等。在政治方面這些過程意味著拿破崙主義已臻於完整的地步，在所有製關係方面將發生相應的變化或一系列變化。換句話說，假使曠日持久的戰爭繼以世界無產階級的消極被動，則蘇聯的內部社會矛盾不僅可能而且一定要導致一場資產階級拿破崙主義的反革命。



48、由此而得出的政治結論是明顯的：

1）在曠日持久的戰爭下，只有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拯救蘇聯這個工人階級國家。

2）只有世界無產階級先鋒隊擺脫蘇聯的官僚主義而達到完全的獨立，在“友好的”、“結盟的”以及敵對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才是可以思議的。

3）無條件地支持蘇聯以反對帝國主義的軍隊的活動，必須同進行對戰爭和蘇維埃政府外交政策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密切地配合起來，必須同在蘇聯國內建立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革命黨的工作密切地配合起來。



第三國際和戰爭



49、第三國際既已在戰爭問題上放棄了原則性的路線，就在失敗主義和社會愛國主義之間猶豫不決。在德國，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轉變成了一種民族主義基礎上的市場競爭。同“社會解放”的口號一道提出的“民族解放”口號，粗暴地歪曲了革命的前途，它同失敗主義沒有任何區分。在薩爾問題上，共產黨一開始就屈從於民族社會主義的思想，只是由於內部的四分五裂才擺脫了這種思想。

第三國際德國支部在戰爭時期將要提出什麼樣的口號呢：“希特勒的失敗是較輕的禍害”嗎？但是，如果說民族解放的口號在“法西斯分子”彌勒和勃魯寧的統治下是正確的，那末，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它怎能就不適用了呢？是不是民族主義的口號只適用於平時而不適用於戰時呢？的確，列寧主義的追隨者曾經竭力使他們自己和工人階級陷於徹底的莫名其妙的境地。

50、第三國際虛弱無力的革命主義是它的錯誤政策的直接結果。在德國的災難之後，那些所謂共產黨，在所有它們經受過考驗的國家裡，已暴露出它們在政治上是微不足道的。法國支部根本不能動員哪怕是少少幾萬工人來反對對非洲的殖民主義掠奪，在所謂“民族危險”的時刻，它無疑地將會遭到更多的破產。



51、沒有城鄉廣泛的勞動群眾的革命動員，反對戰爭的鬥爭是不可想像的。同時，這個鬥爭還要求直接影響陸海軍以及運輸業。但是不通過對工人和青年農民的影響，是不可影響兵士的。運輸業方面的影響，是以工會中的一個堅強的據點為先決條件的。在這裡，由於工會國際的幫忙，第三國際在工會運動中已經失去了一切陣地，使自己斷絕了接近勞動青年的一切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關於反對戰爭的侈談，就好像是癡人說夢一樣。幻想是萬萬行不通了：要是帝國主義對蘇聯發動進攻，第三國際就要化為烏有了。



“革命的”和平主義和戰爭



52、“左翼”和平主義認為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外，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外，也可能用某種奇特的方法使和平得到保證，從這種前提出發，它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流行的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意圖進行“厭惡戰爭”的說教，支持自覺的反對者，宣傳反對戰爭的抵制和總罷工（或者毋寧說是總罷工的神話）。更“革命的”和平主義者有時甚至不厭其煩地談論反戰起義的問題。但是對於起義和革命黨的階級鬥爭和政策的不可分割的聯繫是什麼，他們無論是全體或是個別的人，都是一竅不通的。對他們說來，起義只是針對著統治階級和一種字面上的威脅，而不是一個長期堅持奮鬥的事情。

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利用群眾對和平的天生的熱愛，使這種熱愛和平的情緒脫離開固有的途徑，終於轉變為帝國主義不自覺的擁護者。要是發生戰爭，絕大多數的和平主義“同盟者”將加入資產階級的陣營，並且利用第三國際作為一種異常不吉利的東西賦與他們的權威，以愛國主義的思想來迷惑無產階級先鋒隊。



53、反對戰爭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以及第三國際組織的反法西斯的巴黎代表大會都是以自鳴得意的示威、炫耀的遊行以及波將金村社等小資產階級的政策來代替革命的階級鬥爭的典型實例。通過後台的操縱人為地拼湊起來的牛鬼蛇神，在吵吵嚷嚷對一般的戰爭抗議一番之後，將會向四面八方潰散，對特殊的戰爭連一個小指頭也不會舉起來表示反對。



54、用共產主義官僚和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的集團（其中每一個真誠的驚慌失措者配合著數十個野心家）來代替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即工人階級組織的戰鬥協議，那就會導致完完全全的策略問題中的折衷主義。巴比塞·美因茲堡（Barbusse-Muenzenberg congresses）代表大會認為它們的特殊功績是，它們結合了反戰“鬥爭”的各種類型：人道主義的抗議，個人拒絕服兵役，“輿論”的教育，總罷工甚至起義。把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在實際上只能互相衝突的一些方法，說成是一個和諧的整體的組成成分。在反對沙皇的鬥爭中宣傳“綜合策略”（自由主義者、個人恐怖和群眾鬥爭的聯盟）的俄國“社會革命者”，比起阿姆斯特丹集團的鼓舞者來是一批實實在在的人物。但是工人們必須記住，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反對民粹派的折衷主義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



小資產階級和戰爭



55、戰爭對於農民和城市下層居民的災難並不比對於無產階級為少，他們在反對戰爭的鬥爭中同無產階級靠攏得最近。一般地說，只有這樣才能用起義的方法來製止戰爭。但是，用抽象的理論、現成的公式和單純的命令使自己接近革命道路的農民，甚至會比工人少而又少的。 1923—1924年間在“面向農民”的口號下造成共產國際中的一次大失敗的列寧主義的追隨者，顯示出不僅完全不能把農民吸引到共產主義的旗幟下來，而且連農業工人也完全不能吸引到共產主義的旗幟下來。農民國際連一次出殯講演也未舉行就不聲不響的埋葬了。曾經大肆宣揚的各國農民的所謂“成就”，原來都是曇花一現的，甚至簡直是空想的。正是第三國際在農民政策方面的破產具有特別生動的性質，雖然它實際上是共產國際與無產階級決裂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只有在實踐中相信工人階級有能力領導反對戰爭的革命鬥爭，農民才會走上這一斗爭的道路。因此勝利的關鍵就在於商店和工廠。革命的無產階級必須變成一支真正的力量，農民和小市民才能同它緊密地團結起來。



56、城市和農村的小資產階級，情況並不是完全相同的。無產階級能夠吸引到自己一邊的只能是這個階級的最低階層，即最貧苦的農民、半無產階級、低級公務員、小商販以及被剝奪了一切生活條件而不能進行獨立奮鬥的被壓迫的和流浪的居民。在他們之上的是一個廣泛的極力向上爬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傾向於中等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並且在政治上發展成為民主主義、和平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類型的野心家。當他們是在野黨時，這些先生採用最放肆的鼓蠱惑宣傳，作為以後在大資產階級眼中提高自己身價的最可靠的手段。

第三國際的罪惡，在於它以自己同小資產階級虛偽的和平主義領導人的戲劇性聯盟來代替向真正小資產階級，即向它的廣大下層群眾施行革命影響的鬥爭。第三國際不但沒有損害小資產階級的威信，反而用十月革命的威望來加強他們的威信，使小資產階級的被壓迫的下層成為背信棄義的上層的政治犧牲品。

57、農民的革命道路要通過工人階級。要取得農村的信任，必須使先進的工人重新取得對無產階級革命旗幟的信任。這一點，只有通過一般正確的政策特別是正確的反戰政策，才能夠辦得到。



“失敗主義”與帝國主義戰爭



58、假如發生資本主義國家互相衝突的問題時，這些國家中任何一國的無產階級都會毅然決然地拒絕為資產階級在軍事上的勝利而犧牲自己的歷史的利益，因為這種利益歸根結底是與民族和人類的利益一致的。列寧的公式“失敗是較輕的禍害”，並不是意味著本國的失敗要比敵國的失敗的禍害輕，而是意味著由於革命運動增長而發生的軍事上的失敗，對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的好處，遠遠勝過由“國內和平”而予以確保的軍事勝利。卡爾·李卜克內西給戰時的無產階級政策提供了這樣一個無與倫比的公式：“人民的主要敵人是在自己的國內”。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不僅會矯正由於失敗而引起的禍害，而且也會建立起防止未來的戰爭和失敗的最後保證。對待戰爭的這種辯證的態度，是進行革命訓練從而也是進行反戰鬥爭的最重要因素。



59、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是無產階級政黨戰時全部工作所必須服從的總戰略任務。 1870—1871年普法戰爭的結果以及1914—1918年帝國主義大屠殺的結果（巴黎公社、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德國和奧匈帝國的革命、若干交戰國中的起義運動），無可辯駁地證明，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一場現代戰爭會帶來每個國家內部的各階級之間的戰爭，而革命黨的任務就是在後一種戰爭中進行無產階級勝利的準備工作。



60、1914—1918年的經驗還證明，和平的口號同“失敗主義”的戰略公式並不矛盾，恰恰相反，特別是曠日持久的戰爭情況下，它能發展磅礴的革命力量。和平的口號只有當民主黨人和其他政治家利用它來進行誑騙的時候，當牧師們進行最迅速的停止屠殺的禱告的時候，當“人類的博愛者”，包括社會愛國主義者在內，淚汪汪地敦促政府在“正義的基礎”上迅速媾和的時候，它才具有和平主義的性質，亦即欺騙、麻痺和渙散人心的性質。但是，如果和平的口號能使工人階級從營房和戰壕里走出來，並且同作戰雙方兵士攜手友愛、團結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的口號結合起來的時候，它就同和平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了。採取日益廣泛而大膽的形式的爭取和平的革命鬥爭，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最可靠的手段。



戰爭，法西斯主義和武裝無產階級



61、戰爭要求“國內和平”。在當前的情況下，資產階級只能用法西斯主義來贏得國內和平。因此，法西斯主義已經成為戰爭的主要政治因素。反對戰爭的鬥爭要以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為先決條件。要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不能勝利地擊退法西斯主義，那末反戰鬥爭的各種各樣的綱領（“失敗主義”，“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等等）就要變成空洞的東西。

要求資產階級的國家解除法西斯匪幫武裝，正如斯大林分子作的那樣，是走得過社會民主主義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正是威爾斯和奧托·鮑爾“要求”這個國家解除納粹的武裝，確保國內的和平。的確，當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民主”政府是能夠解除個別法西斯集團的武裝的。但這僅僅是為了更加兇殘地解除工人們的武裝和防止他們進行武裝。昨天才“被解除武裝”的法西斯分子，到了第二天，資產階級國家就會讓他們加倍地武裝起來，並以加倍的力量把武器對準手無寸鐵的無產階級。向國家，也就是向資本家要求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裝，意味著散佈最惡劣的民主幻想，意味著麻痺無產階級的警惕性，意味著腐蝕無產階級的意志。



62、從武裝法西斯匪幫的事實出發，正確的革命政策，在於建立自衛的工人武裝隊伍，在於不知疲倦地號召工人武裝起來。這就是目前整個整治形勢的重心。社會民主黨人，哪怕是最左的人物，即那些喜歡重複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一般詞句的人們，不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談武裝工人的問題，便是公開地宣告這種任務是“妄想的”， “冒險的”，“浪漫主義的”，等等。他們不但不（！）武裝工人，反而在兵士中間推行他們事實上不實行而且也不能實行的種種宣傳。機會主義者之所以需要談談軍隊工作，完全是為了要湮沒武裝工人的問題。



63、爭取軍隊的鬥爭無可爭辯地是奪取政權的鬥爭的最大的一部分。在兵士中間進行堅持不懈和自我犧牲的工作，是每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義務。在黨的總政策正確的條件下，特別是在青年當中，執行這個工作是能有成功的把握的。黨的土地綱領以及有關過渡時期各種要求的一般制度既觸及小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又為他們開闢了得救的前途，有擁有大量農業人口的國家裡，這對於軍隊工作的成功，具有極重大的意義。



64、可是如果以為單單靠宣傳就能把整個軍隊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從而一般地可以使革命成為不必要的，那就是幼稚的想法了。軍隊是異己的軍隊，軍隊是異己分子是被紀律的鐵箍束縛起來的。宣傳工作能夠在軍隊中創立革命的細胞並能在最進步的兵士當中培養同情的態度。宣傳和鼓動只能做到這一點。倚靠軍隊以其主動性來保衛工人組織免於法西斯主義，甚至保證把政權轉移到無產階級手中，這是用甜蜜的幻想來代替歷史的嚴酷的教訓。在革命的時代，只有無產階級本身在行動中向軍隊表示甘願和能夠為取得政權而戰鬥到最後一滴血，軍隊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部分才能轉到無產階級這一邊來。這種鬥爭必須以武裝無產階級為先決條件。



65、資產階級的任務是防止無產階級爭取軍隊。法西斯主義用武裝支隊來解決這個任務時，並不是沒有成功的。無產階級當前迫切的緊急任務，不是奪取政權，而是保衛無產階級的組織不受法西斯匪幫（在他們背後的一定距離有著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攻。誰要是肯定工人沒有武裝自己的可能性，誰就是拿這個論斷來宣布工人在法西斯主義面前是沒有防禦能力的。如果這樣，那就不必談社會主義了，不必談無產階級革命和反戰鬥爭了。如果是這樣，共產主義綱領就應當收起來，馬克思主義就應當取消了。



66、可能許諾武裝工人的任務的，不是革命者，而是無能為力的和平主義者，明天將會向法西斯主義和戰爭投降的人。正如歷史所證明的，武裝任務本身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假使工人們真正地懂得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那末他們就會獲得武器。向工人們講解政治形勢，不隱瞞，不縮小，驅散一切安定人心的諾言，這是革命黨的首要職責。的確，如果不是用拿兩把刀子對付每一把法西斯分子的刀子，拿兩支手槍對付每一支手槍的辦法，人們怎能保衛自己抵抗死敵呢？別的答案是沒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



67、應當從哪兒獲得武器呢？首先是從法西斯分子那裡。對資產階級警察來說，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裝是一個可恥的口號。對革命的工人來說，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裝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口號。但是法西斯的兵工廠並非唯一的來源。無產階級有著千百萬條自衛的途徑。我們不應該忘記，正是工人們而且也只有他們，才是用自己的雙手來製造各種各樣武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必須清清楚楚地懂得，我們不能規避自衛的任務。一個革命黨必須毅然決然地採取主動，把戰鬥的工人支隊武裝起來。為此，在武裝工人的問題上首先必須清除各種各樣的懷疑主義、猶豫不決和和平主義的議論。



68、工人民兵或自衛隊的口號，只就它是一個武裝民兵問題來講，具有革命的意義，否則，民兵就要變成一場戲劇性的表演，變成一次炫耀，從而成為一種自我陶醉。最初的工人支隊不一定要有榴彈砲，也不必有坦克和飛機。然而在二月六日那天，在巴黎，在一個強大的軍國主義國家，一些用手槍和縛在木棍上的剃刀武裝起業的隊伍，幾乎攻占了巴本皇宮的宮殿，造成政府的垮台。明天，類似的一些隊伍，就能夠搶奪無產階級（原文如此）的報館或工會的總指揮部。無產階級的力量就在於人多勢眾。群眾手裡有了哪怕是最原始的武器，也會創造出奇蹟的。在有利的情況下，這種最原始的武器可以為更優良的武器開闢道路。



69、統一戰線的口號，如果在目前的情況下，不以宣傳和實際運用反法西斯鬥爭的明確辦法來補充的話，就要蛻化成為中派主義的詞句。在創立地方的保衛委員會方面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統一戰線。保衛委員會所以需要，是為了建立和團結工人民兵隊。這些支隊一開始就必須搜羅武器。自衛隊只是武裝無產階級事業中的一個階段。一般地說來，革命是沒有別的道路的。



反對戰爭的革命政策



70、成功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訓練黨的干部，使他們正確地理解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切條件，正確地理解伴隨著帝國主義戰爭而發生的一切政治上的變動。在這個萬分火急的問題上，還只是搬弄一般的詞句和抽象的口號的黨，是真正可悲的！血腥的事件將會壓到它的頭上來，把它壓碎的。

需要成立一些專門小組，研究研究1914—1918年戰爭的政治經驗（帝國主義者對戰爭的思想意識方面的準備；軍事總指揮部如何通過愛國主義的報刊來迷惑輿論；反對提綱的防禦進攻的作用；無產階級陣營內的各個集團；馬克思主義分子的孤立，等等）。



71、對於一個革命黨說來，宣戰的時機是特別重要的。資產階級的和社會愛國主義的報刊，同無線電廣播及電影配合一起，向勞動群眾大量灌輸沙文主義的毒素。甚至最富於革命性和久經鍛煉的黨，也不能是全體黨員都抵抗得住這種毒素的。目前關於各個布爾什維克黨的徹頭徹尾捏造的歷史，對於先進工人進行有現實意義的考驗的準備毫無作用，而是拿一種杜撰的理想形式哄騙先進工人陷入消極的無能為力的狀態。

對於沙皇俄國，本來無論怎樣想入非非也不能把它看作是一個民主國家或者是文明國家，也不是屬於實行自衛的一方，但是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黨團和孟什維克黨團一起卻不顧這個事實，在一開始就發表了一個充滿粉紅色的和平主義的國際主義的社會愛國主義宣言。布爾什維克黨團不久之後採取了更富於革命性的立場，但在審訊該黨團時，除穆拉諾夫外，所有被控訴的代表和他們的理論指導加米涅夫，都毅然決然地離開了列寧的失敗主義理論。在開始時，黨的地下工作幾乎斷送了。革命的小冊子是逐步地開始印行的。它們把工人們團結在國際主義的旗幟下，然而沒有提出失敗主義的口號。

戰爭的頭兩年，大大地傷害了群眾的愛國主義情緒並且使黨向左轉。但是，把俄國轉變成一個“民主國家”的二月革命，引起了“革命的”愛國主義的新的強大浪潮。布爾什維克黨的絕大多數的領導者，甚至在那時也沒有經得起這個浪潮。 1917年3月，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向黨的中央機關發出一個社會愛國主義的批示。在這個基礎上，發生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各組織的和解，在多數城市裡，發生了直接的合併。為了開展黨的國際主義戰線，需要最堅決的革命者，主要是彼得格勒各先進地區的革命者的抗議；需要列寧回到俄國，同社會愛國主義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最優秀、最富於革命性和經久鍛煉的黨的情況，就是如此。



72、對於先進的工人說來，研究布爾什維主義的歷史經驗，具有無可估量的教育意義：這種研究向他們指出他們不得不經受資產階級輿論的巨大壓力，同時教導他們，儘管在戰爭開始時完全孤立也決不要失望，不要把武器收藏起來，不要灰心喪氣。

需要同樣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是其他國家無產階級內部的政治陣容，不管這些國家是已經參戰還是保持中立。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在德國的經驗，具有特別的意義，那裡發生的事件儘管在進程方面與俄國不同，但歸根結底，都得出相同的結論：必須學會逆水游泳。

73、必須密切注意目前正在醞釀的當炮灰的愛國主義的準備活動：以推卸責任為目的的外交上的搪塞支吾；公開和隱蔽的社會愛國主義者為給自己準備一條由和平主義到軍國主義的橋樑而提出的叛變性的公式；“共產黨”領導人空空洞洞的口號，這些人在戰爭的第一天就驚惶失措，正好像德國的“領袖們”在議會縱火的當天夜裡所表現的那樣。



74、必須仔細收集政府官員和反對派發表的論文和講話中最能說明特徵的材料，拿它們來同上次戰爭的經驗進行比較；預測愚弄人民的進一步工作將採取什麼樣的方向；然後以一系列的事實來證實這些預言；教導無產階級在事變中善於獨立決定自己的方針，而不至於措手不及。



75、反對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大力鼓動工作，不應從抽象的公式出發，而應從打動群眾心弦的具體事實出發。不僅需要苦心孤詣地揭露公開的軍事預算，而且需要揭露軍國主義的一切偽裝形式，抗議戰爭的佈署、軍事的設備和定貨，等等。

工人們經過優良的訓練，必須在無產階級所有一切的組織中以及勞工報刊上提出關於戰爭的危害性和關於反戰鬥爭的問題，要求領導人清楚而確切地回答這個問題：怎麼辦？



76、為了贏得青年的信心，不僅需要向首先腐敗的社會民主主義和第三國際的令人沉悶的官僚主義宣布戰鬥到底，而且需要真正地創立一個以年青一代的批評精神和革命主動性為基礎的國際組織。

必須喚起勞動青年來反對資產階級國家軍事化的各種各樣的形式。與此同時，為了革命的利益必須把勞動青年動員起來，實行軍事化（組織反法西斯主義的保衛委員會、紅色戰鬥支隊、工人民兵、爭取武裝無產階級的鬥爭）。



77、為了在工會和在其他工人階級群眾組織中佔領革命陣地，必須同官僚主義的極端作風毫不留情地斷絕關係，在有工人的地方爭取他們，領導他們從局部性的任務前進到全局性的任務，從防禦轉入進攻，從愛國主義的偏見進到推翻資產階級國家。

既然大多數國家的工會官僚機構的上層實質上是資本家警察的非正式的組成部分，那末，一個革命者就必須知道如何同它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要把合法的活動同非法的活動結合起來，要把戰鬥的勇氣同謹慎的謀略結合起來。

只有採用這些互相結合的辦法，我們才能順利地把工人階級，首先是青年，團結到革命的旗幟下來，才能打開通向資本主義兵營的道路，才能喚起一切被壓迫者。



78、只有女工和農村婦女也參加反對戰爭的鬥爭，這個鬥爭才能成為真正廣泛的群眾性的鬥爭。社會民主黨人的資產階級的蛻化以及第三國際的官僚主義的變質，向無產階級中受壓迫最深、權利被剝奪得最多的階層，也就是說，首先是勞動婦女，發出了最沉重的打擊。要喚醒她們，要贏得她們的信心，要向她們指出真正的道路，意味著要把社會中受蹂躪最厲害的一部分人們的革命熱情調動起來，以便反對帝國主義。

婦女中間進行的反對軍國主義的工作，尤其要力求保證做到以革命的女工來代替被動員起來的男工，因為在戰爭的情況下，黨和工會的一大部分工作都不可避免地要轉交女工接辦。



79、萬一無產階級感到自己無力用革命（這是防止戰爭的唯一的手段）的手段來防止戰爭，那末，工人就要同全體人民一起，被迫參軍和參戰。拒絕服兵役的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口號、消極抵抗、開小差和怠工等，都是同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根本矛盾的。但是正像工廠中的先進工人感覺到自己是資本的奴隸而隨時準備解放一樣，資本家軍隊中的先進工人也應感覺到自己是帝國主義的奴隸。今天他是被迫出賣自己的精力甚或生命，但決不肯拋棄自己怕革命意識。他要繼續作一個戰士，要學會如何使用武器甚至在戰壕里都要解說戰爭的階級意義，要把有不滿情緒的人團結到自己的周圍，要把他們組織起來，要傳達黨的主張和口號，要密切地註意群眾情緒的變化、愛國主義浪潮的低沉、義憤的增長，並要在危急關頭勸導兵士援助工人。



第四國際和戰爭



80、反對戰爭的鬥爭，是以鬥爭的革命工具——黨為先決條件的。現在既沒有一國規模的黨，也沒有國際規模的黨。必須以過去的全部經驗（包括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經驗在內）為基礎，建立一個革命黨。拒絕為建立新的國際而進行公開的和直接的鬥爭，意味著對兩個現在的國際的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支持；在這兩個國際中，一個將要積極地支持戰爭，而另一個則只能瓦解和削弱無產階級先鋒隊。



81、當然，繼續留在所謂共產黨的隊伍中的踏實的革命工人，為數還不算少。他們繼續支持第三國際，在許多場合下，只能解釋為他們的革命熱誠被引錯了方向。能把他們吸引到新國際的旗幟下來的，不是這樣或那樣的讓步，不是適應他們的偏見，而是對斯大林主義（即官僚的中派主義）的有害的國際作用進行系統的揭露。因此，必須特別明確而果斷地提出戰爭的問題。



82、同時，必須密切地註意改良主義陣營中的內部鬥爭，把向革命方面發展的左翼社會主義派別及時地吸引到反對戰爭的鬥爭中來。衡量一個組織的各種傾向的最好的尺度，是它在實踐中、在行動中對待保衛祖國、對待殖民地的態度，特別是在本國資產階級擁有自己的殖民地奴隸的情況下的態度。只有在“保衛祖國”的最緊急的問題上同官方的輿論完全而真正的決裂，才意味著從資產階級觀點向無產階級觀點的轉變，或者至少是轉變的開始。在同這一類型的左派組織接觸的時候，應當對他們的政策中的一切猶豫不決的表現進行友好的批評，並在有關戰爭的一切理論與實際問題上共同研討。



83、在工人階級運動中，有不少政治家，至少在口頭上承認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失敗，但他們同時認為開始建立一個新國際“這還不是時候”。這種觀點不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而是幻想破滅的斯大林主義者或悲觀失望的改良主義者的觀點。革命鬥爭是不容間斷的。在今天革命鬥爭的條件可能是不利的；但是，不善於逆水游泳的革命者，不算是一個革命者。認為建立新國際是“不合時宜的”這種說法，就同宣布階級鬥爭，特別是反對戰爭的鬥爭是不合時宜的一樣。在現時代，無產階級的政策不得不把國際任務提到自己的面前來。國際任務不得不要求國際幹部緊密地團結起來。除非向帝國主義投降，否則這項工作是連一天也不能拖延的。



84、當然，誰也無法預言戰爭爆發的確切時間，也無法預言在戰爭的什麼階段會建立新的政黨和第四國際。我們必須竭力使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準備工作走在新戰爭的準備工作的前頭。然而很可能帝國主義也在這個時期趕上了革命。但是連這條預示著有重大犧牲和災難的道路，也決不能使我們擺脫立即建立新國際的義務。我們的準備工作越向前開展，在戰爭開始的時候，革命幹部越是堅定不移，他們在參戰國中的工作進行得越是系統化，他們的工作越是紮紮實實地建立在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和組織原則的基礎上，那末，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就會進行得越快。



85、帝國主義戰爭一開始打第一炮，就會粉碎第二國際腐朽的脊背，就會瓦解第二國際的各國支部。戰爭將會徹底暴露第三國際的空虛和無力。但是到了那時，帝國主義戰爭也不會饒恕優柔寡斷的中派主義集團的，儘管這些中派主義集團規避有關共產國際的問題，一味的追求民族基礎，不使任何問題得到一定結論，同時缺乏長遠的計劃，暫時地依靠工人階級的騷擾和混亂過日子。

即使在新戰爭開始時，真正的革命者還是一個小小的少數，我們也絲毫不懷疑，在這個時候，群眾轉向革命道路，會比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期間來得更快，更果斷，更堅決。一次新的起義浪潮將能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獲得勝利，而且必然要獲得勝利。

在我們的時代，只有以國際原則為基礎並加入無產階級世界黨的隊伍中的組織，才能在本國的土壤中紮下根，這一點是不容爭辯的。今天，反對戰爭的鬥爭就意味著爭取建立第四國際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