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論新經濟政策

托洛茨基論新經濟政策

（俄）B·羅高文（Vadim Rogovin: 1937-1998）





80年代末的意識形態狀況有利於在恢復歷史真相方面實現突破。 1988年也開始出現第一批文章，意在客觀地反映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1917年革命和國內戰爭時期的作用，客觀地反映列寧與托洛茨基在1917年 —1923年間的相互關係。 1989年蘇聯報刊也開始刊載托洛茨基的某些文章。然而，托洛茨基對於就完成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振興任務而言日益顯得迫切的至關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持何種看法，廣大讀者乃至整個科學界仍然不得而知。

本文試圖闡明托洛茨基對當前熱烈爭論的問題的看法。其中涉及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時期的計劃與市場的相互關係問題，托洛茨基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1923年4月）的報告中闡明了自己對此問題的看法。



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和階級矛盾

報告首先敘述了新經濟政策的原則以及用新經濟政策取代“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原因。報告指出，在從資本主義向我國的，我們後來稱之為“戰時共產主義”的革命性建設轉變的過程中，我們曾試圖（係因國內戰爭的整個進程所致）以我國總管理局的集中管理來取代貿易、供求、交易所等繁瑣的業務。我們以這種方式並沒有解決也不可能解決組織經濟的總課題，卻滿足了軍隊及工人的迫切需要，雖然只是極小程度的滿足。後來我們公開承認這樣建設經濟不行：在我國，限於我們的經濟水平，只用集中的計劃的看管是無法調節經濟生活的，我們便向市場這個魔鬼“求助”。

托洛茨基說，國家的所有工人必須經歷的新經濟政策就是“工人國家運用資本主義社會的方式、方法和機構來建成或爭取建成社會主義經濟”，而他所說的資本主義建設的方式和機構就是市場。 “在新的—集中的、計劃性的、核算的（方式）尚未建立時，應當利用舊的、市場的（方式）。”

黨賦予新經濟政策的首要和基本的“任務”是：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為整個經濟生活創造先決條件。在執行這項首要任務的同時不應忽略第二項任務，即讓不斷提高的生產力朝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發展。完成這項任務的困難在於“新經濟政策是我們通過立法程序確認的我們與私有資本進行鬥爭的舞台。我們恢復了這個舞台，使之合法化，並在其上開展了認真而長期的鬥爭，但是在斗爭的每一次轉變、每一個階段都要算清，是誰從經濟增長中得益更多”。

在新經濟政策的頭兩年，我們是否接近於 “完成請出市場魔鬼所要完成的任務”呢？托洛茨基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首先指出“確立新經濟政策後我國經濟機體的市場激活的最初階段”。但如果這一機體的各個細胞之間“沒有生理上的、確切地說是經濟上的新陳代謝，那麼國內就根本無法生活，國家就會徹底停止不前。那樣一來……我們就只得承認我國正好到了瀕臨瓦解和淪為殖民地的時候”。

托洛茨基說，為了讓這種“激活”過程繼續下去，就必須徹底肅清經濟中“戰時共產主義”的殘餘，同時不忘“那些本應適應市場的工貿企業竟是以‘戰時共產主義’的方法，即以自上而下地、集中地、總管理局式預測和看管的方法建立起來的”。

托洛茨基認為新經濟政策關係即市場關係發展道路上的一大危險是經濟管理的過分集中（“總管理局”制）捲土重來，他反對那種“忽視業務上、生產上的考慮的、向各企業平均分配定貨的總管理局製度”。商業方面也是如此：紡織業辛迪加應集中那些由市場狀況決定應予集中的商業職能。可要是辛迪加太冒進，它就變成了商業總管理局製，即最腐敗的總管理局製。

托洛茨基在評述了所有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國家所共有的新經濟政策原則之後，便著手對在蘇維埃俄國—一個農民人口居多的落後國家條件下新經濟政策的特點進行分析。這個特點就是，市場關係首先應當調節城鄉之間的關係。目前城市與農村的經濟交換（即所謂結合）正在經歷最初階段，即消費資料的交換。要到生產資料而不是消費資料在城鄉商品交換中占主導地位時，要到城市向農村提供農具和肥料等，而農村則向城市提供工業原料時，才會開始下一個重大階段。

托洛茨基認為，實行“結合”的一大障礙是工業品的高價格與農產品的低價格之間的差別，是他頭一個將這種現象稱之為“剪刀差”。托洛茨基在向代表大會提交說明“剪刀差”不斷擴大的材料時，認為克服這種障礙的方法之一是向世界市場出口糧食，歐洲會用機器和工業品來換糧食。他說“我們通過出口定可提高國內糧食及農村原料的價格。”

報告指出，黨在製定旨在鞏固城鄉聯盟、國有工業與小農經濟相結合的長期政策時，要注意避免走兩個極端。一是忽視農民的需要或者向農民施加過分嚴歷的行政壓力。 “如果我們不能在工業方面滿足農民需要，不能從經濟上與他們結合起來或是加重稅收的壓榨，破壞平衡，那麼工業就會失去一個支柱，就會翻車，而且影響到別的方面。”其次，要避免國有工業的發展速度落後於私人資本主義的經濟過程。如果工業發展落後於農民經濟，落後於農業剩餘產品的積累，我們就會“被私人資本碰得頭破血流，而私人資本則必將會在農業剩餘產品積累的基礎上大為膨脹”。如果國有工業不能與農業剩餘產品積累協調發展，那麼私人資本就將在此基礎上形成，即剩餘產品將促使商業資本與手工業者及富農串通一氣。這是問題的實質所在。

國有工業如不能向農民提供用以換取糧食和農業原料的商品，就會為“擴大”本已懸殊的“剪刀差”創造條件，因為現在農民用於支付國有工業產品的錢比1913年要多。

托洛茨基指出，國有工業的虧損使其與市場的關係愈發複雜。 “我們的虧損就是為起動我國工業需要我們作出的額外犧牲。”但是必須認請“國有工業的虧損使某些人致富，這裡物質不滅定律也在起作用。然而因此致富的並不是國家，第三者靠國家發了財，那就是私人資本。決不可對此掉以輕心”。

托洛茨基提請人們注意，工業中的固定資本及流動資金減少的過程仍在繼續。我們正隨著工業原料的危機步入整個經濟機體恢復期時，還“面監著另一個更為深刻的危機——固定資本的危機，即我國設備日益老化、國家需要大量資本來更新的危機”。

為了較為順利地渡過這一危機，托洛茨基指出了一系列降低國有企業產品成本的辦法：首先是，“取消一切多餘的設製；毫不留情地裁減人員；取消多餘的代表處、代辦處、一切遊手好閒的人！”他號召清除“官僚主義經濟機構”這座給社會帶來不合理的附加費用的“巴比倫塔”。其後果，“一件產品的出廠價是1盧布，在經過所有官僚機構後變成了3盧布，而到消費者手中時就已經是5—6個盧布了；在費用像雪崩一樣大肆膨脹的地方，注意節約被置諸腦後，成了浪費的經濟，經濟領導者的責任感沒有加強，反而減弱。”

國有工業的主要矛盾在於，雖然其產品的價格高卻出現虧損，因為成本更高。產生這種矛盾的原因不僅在於固定資本不足和“我國巴比倫塔式的經濟等級制”，還在於勞動力使用不合理、每個企業和工廠的工作安排不合理以及設備開工不足。因此今後降低成本的方向是科學地組織生產勞動，把工業集中起來，正確使用勞動力，消除人浮於事的現象。把工業集中起來是指“近幾年內將生產集中在設備最好、地理位置和商業位置最優的企業中進行”。

這里托洛茨基提到了隱性失業現象，即工廠僱用多餘的工人，僅僅是為了不讓他們公開地失業。這種“隱性失業現像是最不好的……價格最高的社會保障形式。這種虛偽的社會保障形成腐蝕了我國經濟機構，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機構不能正確地計算、總結、核算、預見，經濟機構受到無謂浪費和不負責任的習氣的熏染。以直接、公開的方式來救濟失業者比用掩蓋的方式更好，更正確，更健康。不能糊里糊塗地搞經濟。”

為了杜絕這樣的浪費現象，托洛茨基建議合理使用財政機構，財政機構應當成為“管理工業的主要機構。當然這裡說的不是每個工廠實行的行政管理，而是讓有的工廠生存下來卻讓有的工廠死去的管理。由銀行通過撥款與拒絕撥款的方式來進行”。這樣一來就可以而且必然取消虧損的企業。

但是托洛茨基認為，要使社會主義原則在蘇聯經濟中取得勝利，只採用通過改進工業自身管理來降低成本的辦法是不夠的，必須“在經濟上佔領市場，使手工業者在技術及經濟上服從於社會主義原則，從而控制整個國家的經濟“。托洛茨基提請人們注意，黨內有一種看法，即：對這一過程估計不足，忽視了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產生新的社會分化的情況。 “有人對我們說，手工業者、農民、商人、國有工業，大家都是互為補充的。這是蘇聯社會中利益普遍一致的理論。理論挺不錯嘛：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肯定是一切的基礎，但是我們不會忘記，農民中會產生富農，而富農已不再是我們的朋友，無法把他們同蘇聯各階級利益一致扯到一起。商人也是如此，富農手工業者、收購商、批發商等等莫不如此。這裡不會有‘利益一致’。”

報告中提到，蘇維埃國家擁有一系列可靠的槓桿來同私有製傾向作鬥爭，來為國家工業創造積累來源。主要槓桿之一就是對外貿易實行計劃定額。 “如果不實行對外貿易壟斷，生產資料國有化就是自欺欺人。為什麼？因為我們極度貧困，而我們的敵人富有。美國可以靠美元在一年內將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切機會毀掉。”應當清楚地意識到由另一種“剪刀差”所引起的危險，即蘇聯的工業的價格與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品價格過分懸殊。只要國內價格與國外價格的差別超過一定的界限，就必然會出現走私現象。

用於發展工業的國內積累，不僅可以靠降低產品成本，精簡蘇維埃公務人員、降低國家機關的費用來獲得，而且可以靠出口我國糧食的佣金和徵收農業稅獲得。

同時，托洛茨基在報告中提出的問題後來成為黨中央與左傾反對派之間意見分岐的焦點之一。這個問題就是：在農村應徵收多少稅（和向農村中的哪些階層徵收）才能使城鄉間的動態平衡（等價交換）時期早日來臨。托洛茨基在1927年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的發言中講過，加速工業化，包括通過向富農徵收較高的稅賦加速工業化，即可獲得大量的商品，從而降低市場價格，這對工人和大多數農民都有好處。執政黨團則指責反對派搞“超級工業化”。



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市場範圍與計劃範圍

托洛茨基在聯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為新經濟政策條件下計劃的實質與方法下了定義。他強調指出，“計劃不是我們臆想出來的，這基本上就是摩根或是其集團在摩根托拉斯所進行的工作（只是比我們做得好罷了）：預見、協調、指導、管理。”當然，資本主義制度下在全社會範圍內計劃已被市場、經濟力量的自由角逐、競爭、商業性建議、危機等等所取代。這樣便確定了人力和物力的某種分配。 “不過資本主義經濟中也有計劃，只是局限在個別企業或託拉斯的範圍內，而如果托拉斯是壟斷性的，則有關計劃就會擴大到整個國內市場以至國際市場上去。”

計劃是一種機動靈活的領導，它從較為穩定的經濟要素出發，使要素之間彼此協調並使之與市場無序的發展協調起來。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中，計劃問題實質上就是經濟領導問題。 “除了計劃之外沒有別的途徑。計劃並不一定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那種強硬的行政管理，計劃首先是一種調度，即市場條件下的預見與協調以及替固定消費者也就是國家工作。”國家經濟機構的有計劃的預見和協調與市場的自發工作之間正確的相互關係不是硬性的，而是富有彈性的，靈活的，不斷變化的。但協調永遠需要。

托洛茨基強調不要把日常業務的隨機應變的計劃（沒有這種計劃我們會不斷地陷入危機）同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和領域的長遠的國家計劃混為一談。二者之間互有聯繫，卻不是同一事物。他認為迄今為止所製定的最具前景的計劃是電氣化計劃。可比照這一計劃制定對事業有益的拖拉機建造的十年計劃之類。 “但這種長遠計劃的假定性很強，它有可能完成25%，也有可能完成150%，全看對經濟總的發展速度估計切合實際的程度如何。”而這種長遠計劃如果不同煤炭工業、冶金工業的發展、不同財政人民委員部協調一致的話，連部分地完成也是不可思議的。

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指出我們不可能實行一種包羅萬象的計劃，我們也不應該在這方面繼承“戰時共產主義”的傳統。 “社會主義經濟計劃不能以理論的或者官僚主義的方式來武斷地制定”。 “我認為新經濟政策時期統一的無所不包的計劃就是這樣一些思想，即‘統一的軍事學說’、‘無產階級的文化’等幼稚的幻想。”他說，只有賦予各經濟區域以根據其自然條件和生產條件來完成經濟任務的必要的自主權，才能成功地制定出涉及一切經濟部門的經濟計劃。在解決經濟問題時，充分考慮到各民族共和國的利益及權力具有特殊的意義。 “應當通過各民族共和國的有關機構並在長期密切的協作工作中完成分攤在各民族共和國身上的總計劃任務。”這樣不會降低、反而會提高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作用，國家計委的作用可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而增大。 “國家計劃委員會自己並不發號施令，並不進行管理，卻考慮到指揮、行政、管理、領導等方面的一切因素；它可以預見，推斷，協調，建議，提醒，修正。換句話說，它為經濟指揮創造指揮部所需的一切條件，將戰役同供應、運輸等等協調起來。”這句話里托洛茨基自然是像徵地使用了軍事術語。相反，在他看來，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任務就是要把經濟機構工作中行政命令和唯意志論的方法減少到最低限度，因為這種方法會導致（再套用一句軍事術語）“行政管理的游擊作風”。 “除國家計劃委員會外，共和國的任何一個最高機構不得解決全國性的經濟問題。國家計劃委員會應結合其它所有經濟問題來分析新的問題，而不論這是出自它自己還是其它部門的倡議。我們可以通過國家計劃委員會經常不斷的工作來反擊並最終戰勝‘行政管理的游擊作風’。”

托洛茨基意識到近期內如實行國家經濟方法會出現兩種危險。第一種危險是在經濟上不具備計劃條件的部門實行計劃。在還不具備必要條件的情況下，力圖以計劃干預來確定經濟發展，以那些試驗尚未提供必要依據的行政措施代替市場調節工作，這必然會造成“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曾出現過的那種類型的經濟危機，卻“阻塞”、“瓶頸”等等。 “迄今為止我們的危機多半是計劃不足或不當、組織上軟弱無力或國家機關不適應新的工作方法、不適應新經濟政策方法造成的，極少由市場本身造成”。首先， 1921年的燃料危機即是如此。 1922年—1923年的下一次危機即原料危機，起因於工業“浪費”原料，它所出售的原料連其成本都保證不了。托洛茨基認為，這場危機“較有市場淵源，卻仍不是由市場的鐵的規律引起的，而是由我們在對待市場規律方面組織上的軟弱無力造成的”。 “我們還沒有發展到產生真正的資本主義危機的地步，可誰知道呢，也許當我們的周轉額達到這種程度時，我們就同時會使計劃經濟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即我們即使做不到百分之一百，也計可以先百分之五十、再百分之六十地克服由市場引起的危機。”為了克服或者緩解這種危機，必須使“經濟機構、它的基本任務、它的方法、它的實踐不斷地適應市場特徵及市場關係”。

托洛茨基所說的第二種危險是當條件成熟時不能及時使用計劃方法。結果是把調節工作交給市場，市場的調節只介更晚、更糟、更浪費。 “當對集中調節的需要顯然已經成熟而集中調節又滯後時，即使及時的行政經濟干預的辦法可在較短時間內用較少的人力物力來達到同樣的結果，我們也會用市場的不經濟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問題。”

為了弄清在哪些經濟部門首先必須對純市場關係進行計劃修正這個問題，托洛茨基探討了計劃經濟的主要基礎。這裡“第一是軍隊，它任何時候都不會在市場的基礎上生存。第二是交通。第三是在我國為交通、軍隊或國有工業其它領域服務的重工業。這是三條大鯨魚，如果將它們放入我國市場這個小水窪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鯨魚是龐然大物，水窪暫且還是水窪。這就是計劃問題的出發點”。

關於輕工業與重工業的相互關係，托洛茨基認為僅靠市場途徑是不能解決的。假如我們不制定經濟計劃，不在執行過程中檢驗、調整和修改，那我們的交通運輸、我們的重工業就會垮台。當然，因市場的自發運作而垮掉的重工業在10年、20年之後還可振興，但那已經是私有製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工業了。

計劃的方法是通過向各個企業的撥款來實現，而向各企業撥款“就是領導企業，這是對工業進行四分之三、至少是一半的管理。誰撥款，誰就發號施令”。因此，預算就成為計劃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因為我們把一切都折合為金錢，這樣預算就成為我們經濟計劃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我們只能逐步地、緩慢地將我國的冶金工業、煤炭工業、石油工業以及機器製造業從戰時共產主義的干船塢放入市場的水域中去。假如我們一定要讓重工業參與市場角逐，那它就會擱淺，因為重工業對我們的市場來說過於‘沉重’了。我們要用預算來支撐重工業，使之不致垮台和擱淺。這就是計劃的方法。”

計劃領導要求將工業撥款集中在一個信貸機構，即作為國家銀行分行的工商銀行。同時，“撥款不是按照諸如香腸製品廠今天盈利了它就有資格得到撥款這樣的原則，而是按照今後若干年的展望來進行。”

為了調整工業部門的工資之間的比例，也必鬚髮揮計劃槓桿的作用。決不能“讓我們那尚不穩定的、變化無常的市場來決定工業部門的工資。輕工業獲得的暫時超額利潤不僅要用來為輕工業工人謀福利，而且要用來促使重工業及交通行業工人的工資的提高。”

通過國家預算資金的重新分配決不應該降低貨幣的穩定性。 “必須徹底消除財政工作中的一大弊病，即在入不敷出時企圖以使盧布貶值的辦法來做到收支相抵，即在撥付款項時利用任意的比率並從而從根本上動搖重要的經濟機構。 ”當發現實際收入與預算用途不符、因此必須削減預算的支出部分時，削減“不應以隱弊的方式而應公開地進行，通過會帶來一定後果的修改預算的方法進行，即有計劃地削減交通、工業、軍隊等方面的開支”。

托洛茨基認為，要做到國家（預算）、托拉斯、企業與市場協調一致，就必須實行各級經濟管理的經濟核算。



企業的經濟核算及獨立性

經濟核算的第一要素是會計製度，它對我們來說“就像空氣和水一樣不可缺少。沒有會計製度小舖老闆就無法出售香腸和鯡魚，我們則擁有所謂佔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 ‘小舖’，會計製度卻至今沒有實行。會計製度首先是為防止盜竊所必需”。托洛茨基認為，會計製度不健全是盜竊行為的直接誘因，也是企業領導人蛻化變質的溫床。 “要記錄、要把牢、要打戳，以防盜竊和無人照管，這是出路所在，也是所有其它經營之道的先決條件。”

會計製度還不是平衡表和成本核算這類複雜得多的東西。但會計製度是成本核算、平衡表的起點。 “如果沒有成本核算，也就是沒有算清你要為這件東西付出多少、得到多少、有多少贏利或虧損，就不可能賺錢。”成本核算是適合於市場的計算方式，也就是新經濟政策所特有的核算形式。

托洛茨基列舉大量事例來證明目前各托拉斯的成本核算都是隨心所欲地進行的。在這種隨意的、虛假的成本核算的情況下，盜竊、侵占公物、浪費國家財產的行為比在不具備任何會計製度的情況下更容易得逞。 “從前‘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我們這裡遇到侵吞公物就說‘充公充掉了’。後來又到了說‘投機投掉了’的時代。我真擔心我們正進入一個說‘核算算掉了’的時代”因此，托洛茨基把實行成本核算作為一項最重要的任務提出來，這種成本核算不再是侵占公物的擋箭牌，它提供了計算成本、從而進行市場交易的可能性。這種成本核算因計算單位五花八門而難以進行。因此要統一會計製度，要在簡化及縮減現行的官僚主義會計製度的同時建立各托拉斯和企業均須遵行的統一的計算單位。

徹底實行經濟核算制要求企業在與支配它的托拉斯的相互關係中享有一定的自主權。 “當然，這裡根本不可能有什麼統一的模式，即托拉斯與企業關係的總標準。這要取決於企業的性質，取決於它的生產及銷售活動的集中程度，取決於市場的容量及規模，但總的規律應該是：托拉斯只集中和控制那些條件成熟的生產和銷售業務，即生產和市場的客觀發展已為此作好準備的業務。”

托洛茨基指出，每個工廠的獨立成本核算與獨立平衡表應成為國家、托拉斯、企業與市場間的動態平衡的前提條件。 “每個工廠均應能權衡托拉斯的某些業務對它是否合算，反過來也一樣。工廠應能向托拉斯證明它只有這樣經營才合算，否則我們的托拉斯就成了只不過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改頭換面的舊式總管理局。通過各個企業的獨立成本核算與平衡表就可以清清楚楚地檢驗出一個工業部門、一個托拉斯可以容許的集中化程度。”

托洛茨基談到，在托拉斯及企業內部建立徹底的經濟核算制的障礙是這樣一種實際情況，即：托拉斯及企業領導人任意開銷，這種開銷既無任何法律依據，也無任何人監督，且系非生產性的開銷：用於督導工作及文化教育工作等等。這種開銷對領導人起腐蝕作用。用於督導工作的“國家預算資金應當降到嚴格規定的明確的最低限度。提高國家用於軍隊的直接開支比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通過托拉斯轉撥這筆資金要好得多”。托洛茨基同時指出，“使企業無法獨立支配一定數量的費用就會使企業在這方面沒有任何主動性。我認為這樣做不會有什麼好處，因為一定程度的自主權是一種‘利益驅動’，捨此就沒有‘動力’，就不會有乾得更好、做得更好、超過別人的渴望。應當利用這種利益驅動。但要正確地加以組織且進行認真的監督。”

在談及有關經濟部門領導人的干部政策問題時托洛茨基說，“應使十分稱職的廠長免受任何意外及偶然事情的干擾，只要不是極端需要，也不應頻繁調動。”此外，要以同樣的決心在全蘇境內建立一種必要的製度，即 “凡不稱職的廠長，當其在較低的崗位上證明確已積累了足夠的經驗可以委以重任之前，均不得官復原職或者擔任更高的職務”。

在托洛茨基的報告提綱中有一項重要的內容被政治局多數人以“托洛茨基同志意在支持那些力求取消黨的領導作用的人”為由否定了。報告提綱中的有關文字是這樣的： “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重申了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關於分清黨和蘇維埃的工作、包括經濟工作的權限的決議，代表大會堅持認為要在中央及地方更加全面、系統地執行這項決議，代表大會同時認為，黨支配幹部的絕對權力決不可在實際中變成經濟工作者頻繁的和未經商量的撤換和調動，幹部的調動只能限制在萬不得已的範圍內，同時黨組織要全力支持這樣一種制度，即主管經濟部門不僅形式上有而且確實可以逐步培養經濟人才並正確地提拔他們。”

托洛茨基在概括自己報告的主要結論時著重指出，“我們恢復了市場及競爭，同時仍牢牢地控制著國家政權、收歸國有的生產資料和對外貿易壟斷。”托洛茨基在提請人們注意列寧關於新經濟政策是一項嚴肅的、長期的政策，但不是永久性的政策這番話時說：“我們實行‘新政策’，就是要在它的基礎上、在相當程度上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怎樣戰勝呢？就是善於利用市場規律，依靠這些規律，將我國的國有生產機構引入其角逐之中，不斷地擴大計劃的因素。最終我們將把計劃因素推廣到整個市場，從而吃掉它，消滅它。換句話說，我們在新經濟政策基礎上所取得的成就自然會加快新經濟政策的取消並以最新的經濟政策來代替之，那便是社會主義政策。”

托洛茨基在報告的最後說：“儘管我們今天窮得可憐，窮得丟人，而且沒有本事，但我們會齊心協力，使我們的國家擺脫貧窮和奴隸地位而不向資本主義投降。”

以上就是托洛茨基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的基本思想的簡要概括。



原載俄羅斯《經濟科學》雜誌1990年第1期

門三姍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