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

著作名稱：台灣人四百年史. 章節：00.01, 日期：07/23/2003 11:07 PM.
章節主題：一「人」是歷史的產物.
本章節原作者：史明, 本章節編輯者：山月. 創作日期：1998/04/01


一　「人」是歷史的產物

「人」、都有各人所背負著的歷史。譬如、你何時在何地生長、在那個學校學習、其後有什麼社會經驗等等。從此、就能知道你擁有什麼興趣或嗜好、亦能推測你應該所擁有的思想‧性格及生活習慣、或者人生觀‧社會觀‧世界觀等的哲學傾向。如果能再進一步的知道你的家族狀況或所受教育、也能再詳細的知道你的父母親‧ 兄弟姊妹的生活狀況與思想傾向、或者你所交往的朋友、以及你自己的理想或欲望等等。

如上的事例、恰好證明每個人都是背負著「歷史」生存著。就是說、不管你自己喜歡不喜歡、不管你是否有意識、在你一輩子生活裡頭、其時代與環境已把「歷史」加在你的身上了。

具體的舉例於台灣來說、台灣社會、過去遭到荷蘭‧滿清的外來統治。到了二○世紀初、即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已進入資本主義化‧近代化的歷史過程、隨著台灣民族與台灣民族主義發生、而成為具有殖民地性的資本主義社會。旋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戰結束、中國國民黨集團佔領台灣、繼而施加中國軍閥與現代法西斯的殖民統治。然而、到了一九八○年代、因獨裁者蔣介石‧蔣經國相繼死亡、原有的特務系統、不能仍舊維持下去、才解除戒嚴、廢除所謂「叛亂條例」等法西斯法規。而後、中國國民黨為了繼續殖民統治台灣、其「假」的民主政治從此開始。因此、四百年來、代代的台灣人、都毫無例外的遭到這種歷史過程所造成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社會規範‧思想意識及生活感情等所統治、所影響、並與這些歷史事件結成一片、而生活於這個殖民地社會台灣。就是說、今日「台灣人」也不能例外、完全是台灣社會所造成的「歷史」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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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歷史」

如上所述、「人」都是歷史產物、都生活在「歷史」之中、而自然而然的體驗到「歷史」。如此說來、似乎是沒有再學習「歷史」的必要。

然而、做一個人、若想要把自己或自己的社會合理的‧客觀的加以瞭解或認識、就會自覺的想起：「自己與社會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我們與社會在何等環境、經過怎樣的歷史過程、而如何的形成起來？」等問題。

所謂「歷史學」、就是要解答這些做人應有的根本問題的學問。學到歷史、同時也能幫助個人或社會提高其自覺性（Self-awareness）‧自立性（Independence）及積極性（Positiveness）、以及「集團意識」（A Group Consciousness）。

但是、「歷史學」、並非開始就有了如今的方法論與目的性。這不外是從古代發展到今日、累積了人類的許多經驗、並也經過不斷的「自我改革」、才成為今日所能看到的「歷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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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神話‧傳承‧敘事詩等原始歷史

人類的「歷史學」、乃由原始的神話等開始。

在動物的世界、起初都得教給剛生下的小動物採取食物的技巧、走動的方法、和群體中生活互動的方式、來做為「保存種」（Preservation of Species）的基本訓練。

人也同樣、自從生存於地球上的那一天開始、最初要做的也是對新生代的「保存種」的教育。

然而、自從人類社會規模愈來愈大、經濟‧政治及社會變為多元化之後、各集團為了保持內部的團結、以便與其他集團進行鬥爭、一旦有必要便促其成員加強「集團意識」（the kind identity）、其間、集團的首長即以「神話」（a myth）‧傳承（Word of mouth tradition）、以及敘事詩（a epicpoem）等、想來教導成員努力於加強集團意識。這就是人類有系統性歷史敘述或歷史教育的最初型態。

例如有下列幾種狀況、一個集團的「天地創造」（the Creation）「建國」等神話、及給予集團帶來「榮光」的英雄事跡、或者具有實現「神意」（the Will of God）的選民意識等、其內容與形式是各種各樣、均具有能喚起成員共同的「集團意識」「使命感」（a mission）

或「榮譽感」（a pride）等作用。

這些神話、可說是把某些「空想」（a fantasy）與「現實」（a reality）結合而成的歷史架構（Fiction）。但是、無論是事實與否、集團裡的成員一旦聽到、都能有所感動。大家知道、摩西（Moses）的神話、均能使人對其「十戒」（Moses'Decalogue）產生畏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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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長期記錄「歷史」

如上的古代神話、大體上都被集團首長或帝王利用為支配大眾的工具。但是到了後來、這些神話、卻免不了漸與人類所累積的歷史經驗產生距離。

就是說、隨著世代的交替或時代進展、人類社會不斷的累積了許多生活經驗、結果、人們乃開始認識到：「世界」的變革並不僅由一個獨裁者或帝王所決定、也不是僅重複著固定且同樣的模式在循環或運行。換言之、人們已發現「世界」並不是單走「神」所與的軌道而發展、而是依靠「人」的不斷努力與複雜的軌跡才能前進與變革。因此、人類乃從「有史」以來、即把假像的神話逐漸去掉、代之、使所謂「古代史」（ancient history）先記述、然後、才開始長期記錄現實發生的「事實」（a fact )。

這種歷史事實的記錄、必須具有下述三個特點、之後具備一定的方法論、則有系統的「歷史學」始得以成立。



(1) 記錄性觀點（record）

基於「現實主義」（realism）或「實證主義」（positivism）、記錄了社會事實（social reality）、把人類在長期間累積下來的文化遺產或歷史事例等、從歷史發展的法則上想來認識或保存、就是歷史學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歷史學」是綜合性的學問、所以必須與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考古學‧地質學等諸學問相結合而加以綜合的研究、才能獲得所期的成果。譬如說、古代中國、在漢武帝之下、太史令司馬遷著作「史記」（全一三卷）、而創立中國式歷史記述的方法及其特質。在「史記」當中、司馬遷從神話時代的五帝（黃帝‧顓頊‧帝嚳‧ 堯‧舜）談起、記述到殷‧周‧秦‧漢的王朝時代。這樣、綿延涉及一千五○○年的歷史記錄、這種過程、顯現了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軌跡。「史記」不只記述古代中國的政治事件、同時也涉及到古代的天文‧地理‧宗教‧倫理‧詩歌‧音樂、以及治水‧經濟等的各種諸制度、廣泛的觀察古代人的社會生活、所以、在歷史學上獲得世人很大的稱讚。




(2) 發展規律觀點（Follow the locus）

從歷史長期的展望之中、認識社會集團的發展規律及其特質。也就是說、「歷史學」是研究人及其社會的發展規律與法則、並繼承歷史經驗與文化遺產的學問。

今日存在於地球上的諸民族、諸國家等社會集團、因其形成發展的自然條件‧社會條件、或者其生成的時期‧地域‧形態‧過程等、各個都不可能相同、所以各個集團所具有的歷史‧發展規律‧規跡及其特質、也不能相同、各有各的歷史發展規律與特質。譬如說：西歐諸國與東洋諸國家所走過的發展規律、就不相同、同樣在西歐社會的英‧法‧德等國家、各國所經過的歷史規律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在東洋社會最為象徵性的古老國家有中國與印度、這兩大國、從其文明發祥及其後的歷史發展規律都不能相同。對台灣最切身的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來說、其主成員雖然同為漢人、但從四○○年以來、台灣社會開始草創之後、台灣與中國在歷史上‧社會上所走過來的歷史發展規律與所形成的社會特質、就大有分別、大不相同了。因此、研討歷史的作業當中、認識各個社會集團的發展規律及其特質、是其極重要的目的之一。


(3) 定位觀點（Placement）

歷史記述、是對探究當時社會各種現象在歷史上社會上所佔地位及其所負任務的記錄。 譬如說：馬克思思想的定位觀點、是把物質生產的下層構造與政治‧文化等上層構造、從其相互關係上、來確定各種生產方式與政治勢力之間的相互作用。

凡是人類社會成立以來、勞動大眾是承擔解決有關衣食住等物質的生產活動、而來發展社會生產力、也成為促使社會高度成長的原動力。但是、到了不平等社會∥階級社會成立之後、在人身支配與經濟剝削之下、終於發生農民鬥爭或階級鬥爭、也推翻了歷來的政治壓力、並爭取能夠回復人權或提高生產力的社會條件。

到了一九世紀、產業革命與民主革命一旦成功、勞動大眾即在人口急速增加、工會或勞動黨成立等歷史變革之下、階級革命或民族革命相繼發生。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爆發、勞動大眾成為戰鬥與軍需生產的直接擔負者、旋至大戰末期、再變為厭戰或反戰的和平戰士、終於為戰後「大眾社會」「共產主義國家」等出現做舖路工作。一九四○年代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勞動大眾進而成為推進民主政治及殖民地解放或民族獨立的第一線戰士。

以上就是記錄歷史時、應有的三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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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希臘人的歷史敘述

希臘人雖然熱衷於探求永遠不變的「真理」、但是並不輕視認識真理時的社會發展、其時間性與歷史性等。柏拉圖（Platon, BC427-347）或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BC384-322）的代表著作雖然不是史書、但是他們並不忽略歷史上的探求。如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即有「雅典人的國制」（Athen on Politia）這樣的歷史著作。

希臘人的歷史意識、在荷馬（Homer）的詩作裡頭也能看到。就是說、希臘人的意識裡、詩與歷史已有密切的關聯性。

在希臘都市國家時代、著名的費盧途托斯（Herodotos、前六世紀）、就是歷史研究的創造者、即「歷史之父」。他一方面乃敘述「神」的作用、另一方面則廣泛的記錄政治史、以及全世界的民俗‧風物‧地誌等文化事物。那麼、限定於以記錄政治史為主的托枯希的斯（Thucydides、前五世紀）、可算是希臘最大的「歷史家」。在希臘都市發展的「修辭學」（Rhetorike）、是以寫文學的方式來發展歷史記錄。大修辭學者以蘇格拉底（Isokrates, BC436-338）的學徒、即寫上「世界史」（三○卷、至BC340）的誒波羅斯（Ephoros, BC405-330）、及著作「世界諸民族年表」（Chromographiai）的大地誌學者誒拉斯托地涅斯（ Erasthotenes, BC275-195）等、為當時的著名歷史學家。

到了「希臘化時代」（Hellenism, BC334-30）、希臘文化傳播於羅馬等世界各地。此時、著名的政治家希科羅（Cicero, BC106-43）有一句名言：「歷史... ...、是時代之證人、是真理之光、是記憶之生命、是人生之師、是後世的使者」（「關於法」De ius）。「歷史家應遵守的紀律、第一是不撒謊、第二是不隱蔽事實、不逢迎奉承、不欺偽詐騙、... ...」。也就是說、歷史研究必須是：一探求真理、二文學記錄、三敘述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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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羅馬人的歷史記錄

羅馬人除了「法學」之外、其文化成績（包括歷史敘述在內）、可說均是模倣希臘文化而來。同時、羅馬人在歷史敘述的唯一特點、是記錄「年代記」（anmales）的傳統。年代記、是從共和國（前五世紀）開始之際、羅馬政府每在各執政官（consul）交替時、即命令公式記錄重要事件。這種形式、對在前二○○年開始的非公式文學性歷史記錄、也給予很大的影響。由於羅馬的歷史家很少保有歷史資料、所以、幾乎是依據口傳或傳說、或者自己的想像來寫歷史。並且、羅馬的歷史也與希臘同樣、都由政治家所記述。

凱撒（Caesar, BC100-44）、是和希科羅同時代的著名人物。他以單純明瞭的文章、留下了「迦利亞戰記」（DeBello Gallia）等著作。其他、在羅馬帝政時期、薩爾斯托烏斯（Sallustius）著「凱迪利那內亂記」（De Catilinae Coniuratione）、留依烏斯（Livius）著「羅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太奎托烏斯（Tacitus）著「編年史」（Annales）、斯誒托扭斯（Suetonius）著「皇帝傳」（Deuita caesarum）等、這些史書都是留給後世這時代的許多歷史事記。

到了羅馬世界末期、這些史書、從古代史而言、由當時的歷史家寫成「百科事典」、從日耳曼中世代來說、即成為古典諸學重要的泉源「百科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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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西歐中世紀基督教的歷史觀

西歐中世紀社會、是基督教‧羅馬文化及日耳曼因素融合並發展的結果所成立的。西歐中世紀的知識份子、是繼承了羅馬文化的遺產而繁榮起來。但是、由於基督教的思想硬化與日耳曼人的後進性、卻阻害了羅馬文化的繼續發展、所以、顯出了所謂「黑暗的中世紀時代」。在這中世紀、具有能力從事寫作的、主要是「聖職者」（a religious vacation）。他們除了基督教之外、在敘述歷史之際、表現出對日常生活的自我見解與批判、從此、後世的人可以知道著者以如何方式繼承先人的歷史觀點或生活方式。

因為基督教是從永遠的「神」及救主==耶穌開始、耶穌則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場所」來臨俗世、其「救世」事業也在歷史之中具體進行、並且當時開始的「神之國」、也由救主再臨才能完全實現、所以基督教在本質上、原本就是「歷史性」的宗教。

從此、以基督教徒的觀點來看、關於「歷史」乃產生了下述的三個問題。一如何瞭解「時間」問題？二在時間中所產生的行為‧事件（歷史）對「人」有何意義？三如何測知此事件所實現的神意為何？的這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他們認為時間是從「創造」開始而到「末世」終結的一個過程。在這過程之中的特定時點、譬如舊約的事跡或基督誕生等問題是特別重要。第二個問題、認為救濟史上的重要事件、具有教訓信徒及教化社會的意義。第三個問題、是繼承猶太教思想、他們認為所發生的特定事件在將來會再另一個事件中予以見證。

基督教史觀的這三個根本特質與想法、在新約聖書之中已能看到。然而、擁有這個史觀的歷史記述要開花結實、還得經過長期的年月和若干階段才有可能。



(1)　誒烏塞逼哦斯的「時代誌」與「教會誌」

誒烏塞逼哦斯（Eusebios, 五世紀的教父）、就是記錄上述「過程」的第一人。隨著「使徒」（an apostle）時代結束、教會乃對信徒要求：一保證基督在行為上的真實性、即把各種行為或事件在歷史過程中加以正確的定位、二努力於傳說殉教者事蹟、三對異教徒的護教行為做有系統的研究。

為了達到這三種要求、誒烏塞逼哦斯首先著作「時代誌」、繼之寫了「教會史」（一○卷）、而來整理從基督誕生到四世紀初的教會史。他說、歷史家的使命是在種種事件之中找出「神之手」。但是、其識別「神之手」的基準是、要區別事件由神發生或由惡魔發生、要區別人或事件的正或邪、才能下正確的判斷。所以、他認為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Flavius Valeriusa, 280-337)是神為了戰勝蠻族及惡魔、由神所派遣的人。

他的史觀到後來、因為其敘述方式單純明瞭、被當做教會資料而廣泛的受到歡迎。



(2) 奧古斯汀涅斯與哦羅希烏斯完成歷史神學

在五世紀完成了「歷史神學」、就是奧古斯汀涅斯（Augustinus, 344-430、中世紀神學大思想家）的「神國論」（De Critate Dei, 413-426）。這本書具有欲把人類史以基督教原理加以定位的「歷史神學」的意圖。因此、著者認為歷史的整個過程、是以「神之國」「地上國」所表現的善和惡的對立抗爭所形成的過程。

他主張人必須去掉「侮辱神的自我愛」、並培養「輕視自己的對神的愛」。這樣、兩者的鬥爭必須到末世時「神之國」獲得最終勝利才能有結論。

如此、奧古斯汀涅斯認為各事件或行為、都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可以決定。但是、這些事在最終的末日都得由神來決定。後來、為了增補奧古斯汀涅斯的「神國論」、他的學徒哦羅希烏斯（Orosius）所著的就是「反駁異教徒的歷史」（Adversus paganos historiaram libri septem, 41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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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日耳曼的歷史觀

原住在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及北德意志一帶的日耳曼人（German）、在四世紀開始侵入羅馬、給予羅馬基督教徒很大的衝擊、於是日耳曼部族的時代史相繼出現。耶爾打尼斯（Jordanis）的「戈托史」（Historie Gotharum）、卑打（Beda）的「英國民族教會史」等就是很好例子。這些史書並不屬於所謂「世界年代記」。這些不是記述日耳曼人的奇怪的習慣或傳承、就是非難其野蠻性而已。到了六世紀、法蘭克族（Frank、日耳曼人的一系列）、乃在迦利亞（Gallia）地方建立了隱固的王國。羅馬聖職者葛里哥利烏斯（Gregorius, 538-594）就在此時、寫了「法蘭克史」（Historia Francorum, 591、一○卷）。


(1) 葛里可利烏斯的「法蘭克史」

法蘭克史這本書、是在中世紀初期書寫的優良的世界年代記。這是從創世紀開始敘述、並試用聖書的素材展望世界的歷史。繼之、他記述迦利亞教會的起源的歷史、所以具有法蘭克教會史性質的史書。並且、這在全篇都以著者的「信仰告白」（a confessionof faith）所貫串、所以被時人稱為是教會史。但是、這本書不僅是法蘭克教會史、其敘述包含著豐富的世界史資料、也具有天主教逐漸滲透於日耳曼人世界的資料。所以為了研究法蘭克王國的政治‧社會等是不可缺欠的一部重要文獻。


(2) 卑打的「英國民族教會史」

葛里可利烏斯死後（594）、在英格蘭出現一個「教會史家」、就是在修道院的聖職者卑打（Badda, 672-735）。當他寫的「英國民族教會史」（Historiaecclesiastioa gentis Anglorum, 731）之際、在其卷頭就具體的明示著寫作的動機和運用資料的方式。卑打是在當時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高的學者。這本書是在中世紀初期的英國史及教會史之中最為重要的文獻。當時、卑打所居住的Northernpla（地名）、雖被羅馬人或迦利亞人（北法地方）認為是世界偏僻地方、但在文化或宗教卻和羅馬地中海文化直接聯繫。

卑打在其著作的卷頭、先就不列顛島（Britian）的地誌敘述。繼之、卻一下子跳到凱撒（Caesar, BC102-44、羅馬將軍‧政治家）時代、而敘述他遠征不列顛島的故事。他從葛里可利烏斯等許多基督教歷史家繼承古代的歷史記錄的方法。但是、他在另一方面、對於時代的潮流及其發展、以及他自己的使命、也表現獨特的記述。譬如、葛里可利烏斯盡量提起世俗事件、但他卻把其當做是和「神意」直接關聯的事。

原來、卑打第一關心的、是基督教問題。所以他一貫從基督教的觀點寫了當時的「時代史」。卑打的歷史敘述、是基於古代傳統的方式記載。但是、他在英格蘭也很大的受到愛蘭聖職者的影響。羅馬衰退後、愛蘭的聖職者即努力於英格蘭人的佈教活動。因此、事關基督教文化、卑打時代、與其說中世紀文化、勿寧說是靠近古代末期的文化。因為這樣、以卑打的著作為終點、在英格蘭的「古代」歷史敘述終趨衰亡。

在日耳曼世界的中世紀、還有阿陰好爾托（Einhardus）著的「卡爾大帝」（Karl V）、「盎格魯薩克森年代記」（Anglosaton Chronicle, 891、著作不明）、畏托金托（Widukind）著「薩克森人言行錄」（Rerum gestarum Satonicaelibri 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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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批判

西歐的文藝復興（中世紀末期開始）、在繪畫‧彫刻‧文學‧建築‧科學等廣泛的領域做了劃時代且具革命性的發展。並在「歷史學」方面、也有了新時代的大變革。原來、所謂「近代」的時代區分、不外是文藝復興文化運動的產物。文藝復興時代的知識份子、把和從前的時代文化不同的文化典型、想在基督教時代（中世紀時代）以前的「古代社會」尋找、並以古代文化的「再生」（rebirth）的方式、企圖創造新文化。這個「新創造」就是「近代」（modern）的誕生。

那麼、什麼叫做「歷史意識」的「新創造」？藉此、在文藝復興的代表史家、即在義大利的人文主義者巴拉、荷蘭人文主義者伊拉斯默斯、及文藝復興的代表人物馬奎亞杯里等著作上、可能略看出其思想傾向。

巴拉（Valla, 1406-53） 、是當時著名的修辭學者。他在文藝復興初期、對於歷史學發展有了很大貢獻。他在聖書解釋的範圍內把文章脈絡、及歷史記述的前後關係做為歷史研究的對象、企圖把不同時代的不同性格、以不同感性（anachronism）加以瞭解。

伊拉斯默斯（Erasmus, 1466-1536）是古典學者。他受了巴拉不少影響、之後、和巴拉一起主張「回歸泉源」（reditead fonttes）、主張回歸古典。但是他的古典研究、只有把結合世俗文學中的信仰的部份、做為把基督教傳教福音於個人或社會而已。其實、他在「新約聖書注解」書中、主要的希望、是把受到歷史精神所承諾的資料、以歐里科尼斯（Origenes, 185-254、基督教教父、但後來被指責是異端者）的方法來理解。

原來、伊拉斯默斯是想把「舊約精神」教會排除、並以「新約精神」取代的教會改革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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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馬奎亞杯里的「近代史觀」

如上所述、從佩脫拉爾凱（Petrarca, 1304-1374、義大利詩人）到伊拉斯默斯的羅馬人文主義者、都相信古代羅馬人的歷史涵養對於現代（當時）很有益處。

但是、到了文藝復興末期（一六世紀初）、斐冷翠（Firenze）的馬奎亞杯里（Machiavelli, 1469-1527）相反的、認為古代研究對「現在」是沒有絲毫的好處。他認為現在有用的歷史研究、必須是以更為理論的‧更為合理的方法來記錄才對。所以、他在其歷史作品「李維斯（Livus, BC59-17、羅馬史家）論考」、是使用古典注解的一般手法、但在實際上、他卻想從古代史抽出對斐冷翠回復自由（當時遭外敵侵略）有用的「一般法則」。他覺得政治人物都是屬於「利己」的自然勢力、所以從此可以發現現實政治的一般法則。他也覺得「命運」固然存在、但是若能獲得恰當的政治一般法則、就能克服了這「命運」的偶發性和外界條件。

原來、自馬奎亞杯里生活著的一六世紀、人們開始放棄只服從「神」「權威」等舊觀念、代而以「變革」現狀（the statas quo）為判斷現實的意識準繩。這就是人類史上的「近代」的開始。馬奎亞杯里、是在這變革時期的傑出的「近代」歷史學和政治學的始祖。他寫了著名的「帝王論」（II Principe, 1513）之外、也著作「羅馬史論」與「斐冷翠史」。他在這些著作之中、覺得這次的歷史敘述方法、和從來的敘述方法完全不同。他在「羅馬史」的開始說著：「我大膽的企圖將要從此開拓前人未踏之路」。他所謂「前人未踏之路」、第一是不被道德或宗教等特定的價值觀所縛、想把事物從現實接觸的「現實主義」（realism）做起。這和把人類史當做是從「原罪」救濟的基督教史觀完全不同。第二是教訓主義、這是以從歷史經驗找出對現在有用的教訓。但是、馬奎亞杯里要教的是帝王、而不是國民。在他的史象、國民是沒有出場的機會。他曾企圖在「王權」（royal authority）之下、創立統一並獨立的「義大利民族國家」（the national state）。他說：「命運對人有一半的裁定權、但是、只要人的自由意志不被毀滅、所剩餘的一半、... ... 就是屬於人自己的裁量權」。這句話、乃是史上頭一次肯定人的「主體性」（autonomy）與「變革能力」（reform abiliby）的宣言。在此時期義大利恰遭外來勢力的侵略。並且、國內各勢力均與外來侵略者相勾結而相互鬥爭。於是、馬奎亞杯里乃公言：「我們聞得野蠻人支配所放出的惡臭、已達不可忍耐的限度」、並表示要把這個現狀打破才是焦眉之急。他最先企圖變革歷來被認為是「神」「命運」所賦與的政治狀況。

他認為「人」若能預知未來的「可能性」（Possibility）、再能把其可能性在行動上具體化、就能變革客觀形勢、而成為「歷史」的創造者。從這擁有創造歷史的觀點看來、過去的歷史事例、乃是充滿著經驗教訓的寶藏。馬奎亞杯里為了打破既成的舊觀念、並為了從上而下的實現民族統一、經由古代的希臘與羅馬學得的歷史教訓、寫了一本強而有力促使帝王勢力強大的參考書、就是「帝王論」。

他原來是忠實的「人文主義者」（人道主義者、a humanist）。據說他喜歡穿古代羅馬貴族的衣服、經常閱讀古典書籍。但是、他並不是想要復元（reappearance）古代社會。他所企圖的是要把義大利統一為史上最先的「近代民族國家」。為了實現他的這個願望、他才主張實施「徵兵制」（enlistment）、同時、擬以利用宗教的權威或各種統治技巧、而來把權力集中於帝王掌中、最後達成民族統一。從此、可以看出馬奎亞杯里是從「現實」（reality）出發、並擁有想把歷史往前推進一步的這種近代革命思想的偉大氣魄。

其後、「帝王論」卻成為世界上的獨裁者所珍惜的藍本、權謀計略的聖典。然而、這點與這本書原來在歷史學上所佔地位及其基本觀點、是根本無關。不過、他想要教導的是帝王與專制者、而不是廣大的民眾。他對於民眾、卻仍是要求對於專制帝王的順從而已。這點、無非是馬奎杯里的歷史觀點擁有不可克服的時代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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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啟蒙主義的「歷史學」

在一六世紀末葉的馬奎亞杯里時代、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已進入停滯時期、所以、文藝復興思想是由荷蘭‧英國‧法國等西歐諸國繼承。例如：英國的摩爾（ThomasMore, 1478-1535、著「烏托邦」Utopia, 1516）‧莎士比亞（Shakespeare, 1564-1616）‧培根（Bacon, 1561-1626）、法國的蒙地尼烏（Momtaigne, 1533-92）‧康多塞（Conderct, 1734-94）等。他們被稱為「人文主義者」（人道主義者）、且繼承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而對當時的宗教‧政治加以批判。

他們是有和馬奎亞杯里同樣的教訓主義（the teachings）歷史觀。但是到了一七世紀、英國‧法國的思想家、雖然繼續批判王朝專制、同時對於帝王已沒有任何期望。他們所期望的、已是只有革命性的勞苦大眾。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為了大眾進步成長的「啟蒙」（illumination）思想才產生。



(1) 孟德斯鳩的「啟蒙主義進步史觀」

法國啟蒙歷史學的最初著作、可說是孟德斯鳩著「羅馬人盛衰原因論」（Consid-eration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et dela d-ecadence des Romans,1734）。這本書如其標點所示、是分析著羅馬為何繁榮？為何衰亡等問題。據他說、羅馬的衰亡並不是各個政治家的野心或行政疏怠所致、而是「客觀情況的必然情結」。孟德斯鳩卻不像馬奎亞杯里那樣相信有「命運」的存在。他說：「支配世界絕不是命運」。他認為事物的變革必有一定的原因、把這一般原因明確化、才是「歷史」的真正目的。就是說、歷史家必須在一般的「因果關係」（the relation ofcause and effect）之中、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在歷史過程中定位「現在」的時點、同時也再預測「將來」所應有的使命。

在孟德斯鳩的歷史觀、已無讚美「古代」、也沒有「復活」思想。有的只是啟蒙新思想、 並實現新思想而已。這種觀點、就是法國啟蒙時期的「進步史觀」的特質。



(2) 康多塞的「進步史觀」

法國啟蒙主義進步史觀另一個的代表人物、就是康多塞（Conderct, 1734-94、哲學家‧數學家）。他是一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唯一參加「大革命」。他在大革命時代的亡命中、寫了「人的精神進步的歷史素描」（1795 刊）。然而、在一七九四年他卻被捕、自殺於獄中。

在其著作的序文中、康多塞說：「（此書）、將會明示：自然對人的能力是完成沒有設定任何界限。人的完成是無限制的。為完成人的能力所做的進步、是和想要阻害這種進步權力完全無關。只要生育我們的地球存在、自然不會給予我們任何限制。當然、這種進步有時速度快速、有時遲緩、但是、這些進步絕不會逆行倒退」。

康多塞、直到了臨死期的那一瞬間仍確信：學問和知識的進步帶來「真理‧幸福及道德的結合」。





(3) 亞當史密斯的「生產力發展史觀」

英國的啟蒙思想、是在後進地區的蘇格蘭開始。蘇格蘭人為了趕上先進地區的英格蘭、一貫熱衷於追求進步的社會史觀。但是、他們的所謂「進步」、是追求社會經濟面的發展。把這個社會發展儘早定形化、就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1-1790、資本主義古典經濟學的始祖）。

亞當史密斯、把私有制發生以前、從狩獵社會進入牧畜社會‧農耕社會‧商工業社會的歷史發展、和政府==國家成立‧帝王制到共和制的政治形體變革相關聯、在其著作「國富論」（the Wealthof Nations, 1776）中、公式化狩獵‧牧畜‧農業‧商業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四階段」。

但是、這種「發展階段說」、其後在英國卻沒有被繼承。因為一九世紀的英國、已達成生產力世界第一的水準、所以、英國人、已沒有回顧過去生產力發展各階段的必要性。就是說、英國人已喪失了回顧過去的歷史感覺。他們在物質繁榮之中、亞當史密斯雖然指摘：「分工」（division of labour）的發達給予人格形成（character building）惡劣的影響、即指摘生產力發展的「黑暗面」、但是、一般人都不把它當作重要事。這個「發展階段說」受到接納的、還是在一九世紀後進國的德意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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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近代史」上的社會變革

自一七世紀至一九世紀的人類「近代化」時代、西歐社會傳統的「歷史觀」開始沒落。



(1) 資本主義‧近代民族‧近代國家三足鼎立

在西歐社會、以義大利斐冷翠（Firenz）開始的「文藝復興」（Rinasuimento）為思想背景、並以「社會近代化」（Social modernization）為時代背景、從一六世紀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制。並且、西歐社會傳統的「封建制」開始崩潰、再以資本主義為物質基礎、「近代民族」（modern nation）及「近代國家」（modernnation）應運而生。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不是封建制度下的自給自足生產、而是在「市場」換取貨幣來致富（獲得利潤）的「商品」生產、且是商品的「大量生產」（mass produce）、所以、新興的資本家階級、為了大量商品在各地能順利暢銷、便與被剝削的廣大農奴大眾相結合、打破細分為小地區（種族性領主集團）的封建體制、這就是從西歐社會開始的所謂「民主主義革命」（democratic revolution）。

這樣、陝隘的封建社會被打破、代為出現的就是廣大的近代民族和近代國家。這種新民族與新國家、資本主義最早發達的英國、即在一七世紀就見到成立。繼之、在一八世紀、具有「自由放任思想」（Laissez Faire）的法國、遭到先進國英國的政治壓迫和商品滲透、其「舊體制」（Ancien Regime）暴露其危機與無力之後、才激起「法國民族意識」的高揚、而使民族成立與國家統一。一九世紀、後進的德意志人、再遭先進國家英‧法兩國的政治壓迫與經濟侵略、同時受到「法國革命」所衝擊、當時的知識份子康德（Kant, 1724-1804）‧費希德（Fichte, 1762-1814）等引起激列反應。尤其是費希德、在看到柏林遭法軍佔領之際、發表「告德意志國民」（Reden an die DeutacheNation, 1808）、為德意志民族產生做了鋪路作用。在亞洲、是由日本人最早接受西洋的「民族概念」、一九世紀終於成立「大和民族」、最早實現資本主義化與近代化、成功的進行「明治維新」、而成為亞洲第一個近代民族國家。



(2) 「產業革命」

自一八世紀開始、英國首先進行「產業革命」、加上一五世紀以來的地理發現、殖民地擴張、世界貿易擴大等近代史上的新事件相繼發生、導致世界地理及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等新學問陸續發達、以致改變了舊有的人類史象。



(3) 「市民革命」（民主革命）

以「法國革命」（LaRivolution Francaise）為首、西歐各地爆發「（Civil revolution）。隨著、新興資本家階級與勞動大眾（農民‧工人‧手工業者）、均起而要求參與「國政」的權利（國民權利）



4) 「自然科學發達」

自然科學發達、人對自然和生物「進化」（evolution）的知識空前提高。譬如：在一 七世紀發現的「萬有引力法則」（the law of gravitasion, 1665--牛頓Newtom發現）、這再與「天文學」（astronomy）相結合、而產生了「太陽系」（the Solar System）的宇宙學說（Space Science）。同樣、動物學（zoology）‧植物學（botany）‧人類學（anthropology）‧考古學（archaeology）‧ 地質學（geology）等自然科學茁壯發達、並透過這些科學的發達、新的「自然象」逐漸取代了「天地創造」的神話、結果、宇宙‧生物‧人類等自然現象、被認為不是由「神的意志」變革、而是隨著「自然法則」的運行而變革。

這種自然觀點與歷史觀點的變化、導致「人類史」成為人的整個思考的對象。此時、法國啟蒙思想（Philosophie de la lumi-ere）發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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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伏爾泰與休謨的啟蒙主義文化史

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法國啟蒙思想家）、是擁有比任何人都強烈反對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5-1735、法國啟蒙思想家）的思想方法。他不以國家或政治為敘述歷史的對象、而是以「文化」為對象。他把人性、跟外部勢力（風土‧政治機構‧宗教等）對立所產生的習俗、時代精神及民族精神等、認為是從野蠻到理性的進步過程。

他的歷史敘述、雖然是屬於文明史‧文化史的部類、但是、因為他偏要敘述現代改革的啟蒙文化、結果、卻愈來愈遠離於古代史。

伏爾泰、覺得過去的歷史敘述過於陳舊、並做無批判的肯定神話與傳承、謊言過多、過於偏向軍事和政治的敘述、所以、他乃相反的盡力於敘述文明史‧文化史、進而展開哲學史或歷史哲學。他的歷史哲學、一方面否定傳統的基督教救濟史觀、另一方面乃批判猶太民族發達的神話的歷史記述。

他寫了「諸民族的習俗與精神試論」（Essai sur les nceurs et l'esprit desnations,1756）、提起有關中國‧蒙古‧波士‧印度‧日本等東方諸民族的習俗和宗教、並把猶太人稱為文化野蠻人。他乃以啟蒙合理主義（enlightened rationalism）、做為判斷善惡的尺度。

在另一方面、孟德斯鳩、雖然和伏爾泰同樣是合理主義的啟蒙主義者、但是、他也承認「非合理的實用性」「理性的界限」、尤其更堅定的承認「多種文化的相對價值」、所以、孟德斯鳩終於成為較精深的歷史家。

吉朋（Gibbon, 1737-94、英國古代史家）、是比孟德斯鳩更為反對基督教的合理主義者、同時也更為熱衷於歷史研究。他寫了傑出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6-87、六卷）。

休謨（Hume, 1711-1776）、是一八世紀主張英國自由主義經濟的代表性思想家。他極力批判英國傳統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開闢了「資本主義古典經濟學」發達的道路。所以、與他素有親交的亞當史密斯、乃在休謨臨終時、為他寫了悼文、表示深厚的敬意、休謨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是以其主著「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54-61）、與「英格蘭史」（History of England, 1754）為其哲學基礎。

休謨把這啟蒙主義的「人性觀」與「歷史觀」相結合、著作「市民國家」（Political Discourses, 1752 )、而來分析「近代資本家社會」的經濟構造、他說、人類是經過自然過程、予先發展農業生產力、再把農業與工業分離、才從「未開社會」脫出、而形成了「近代社會」。這個生產力的發展、客觀上可說是基於勞動‧技術及商業等、但是在主觀上、卻是「人」的利得欲望或享受欲望、才是其生產力發達的基本動力。所以、當「社會」達到一定階段時、這主客兩條件相互影響之下、市民的幸福與國家權力、才能一致而發達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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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黑爾達的合理主義與浪漫主義

黑爾達（Herder, 1744-1803、德國哲學家）、對於伏爾泰的合理主義進步論持反對態度、並注目民族精神及其內在生成力、同時對於人類史進行哲學思考、也就是浪漫主義運動（romanticism movement）先驅。他被認為是「歷史主義」歷史感覺派（historische empfindung schule）的開拓者。

他也不例外的受到啟蒙思想‧自然哲學等時代思潮所影響、所以、認為諸民族是以各個的使命和特性而興亡、但其全部過程是由「神」（自然）所決定。

麥薩（M..oser, 1720-94、德國歷史家）、也是和伏爾泰的合理性人類史對立著。他從鄉村與農民生活出發、企圖瞭解德意志史。他認為人由靈魂的直觀力（intiuition）能感到其「多樣性」（variety）和「內面性」（interior）、「地方理性」（local reason）所決定並根據「自然」（各個的時代和場所）所必要的多樣性、就是他的「歷史論理」。他發現了古代和現代的「連續關係」、所以他避免機械的區分時代、並把「時代」當做敘事詩的內容加以分類。他說：「世上一切事物都有相對的美觀、且很偉大」。「人類史哲學之構想」（Ideen Zur Philsophie de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784-91）、是黑爾達的名著。

如此、黑爾達和麥薩、都是把啟蒙時代關連世界史的開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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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盧梭的「人不平等起源論」

早期啟蒙主義的盧梭（Rousseau, 1712-78、法國哲學家）說：人類的原始時代是未曾有過人抑壓人、人剝削人的制度、把這個狀態稱為「自然狀態」。他又說：從「自然狀態」走出的人類社會、由於變成擁有財產私有制及支配階級以權力從事統治與剝削的結果、人類逐漸轉化為以「不平等」為基軸的階級社會。盧梭乃再進一步的發現著在階級社會促使「歷史」變動的要因、不外是富者與貧者、強者與弱者、以及主人與奴隸之間的階級鬥爭。並且、在階級社會、為了階級的支配與剝削、乃成立固有的政治制度、官僚組織、及市民間的差別制度。這些階級間所引起的矛盾對立、終於產生了「專制政治」。這就是所謂「不平等的極點」。

盧梭在另一方面、再論述隨著階級支配、人、在精神與情感亦被毀壞、成為與「自然狀態」格格不入的情況。盧梭在這點、確實指出各個人的思想或感情、最終由「社會」所規範、並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其歷史觀點。因此、舊有的「神學」（theology）與「倫理學」（ethics）的基本觀點、即「人是由神所創造」的固定觀念被否定、現實主義的「經驗科學」（empirical science）、代而支配人的知性或感性。這樣、歷史變革若不依靠神的力量而是依賴於人力、人們就不得不擁有對歷史的認知、因為人要依靠人的力量就必須知道過去的歷史經驗。

譬如說：人是否知道專制政治如何發生？人類能否選擇專制以外的政治形態？民眾能否打倒專制政治而樹立民主體制？為要解答這些問題、除了復元人類進化的全盤經驗之外、並無其他方法可循。盧梭的這種「史觀」、給予「法國大革命」及其後繼的各國市民革命、無上的自信心與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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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一九世紀的「歷史主義」

一九世紀的西歐社會、被稱為是「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盛時、或者「歷史的世紀」。其原因有三、即：一是為了認識歷史上的「事實」而歷史批判發達、二是出現許多能感動人心的歷史文獻、三是蒐集歷史資料的技術發達。

在這種情況之下、著名的德國歷史學派歷史學者蘭克（Ranke, 1795-1886）出現。並且、他在開闢「歷史主義」的新紀元之際、普魯士王國的政治家史坦因（Stein,1755-1831）、發行「Monumenta Germaneae Historica」（中世紀史料的集大成、1826- 、五部）。這是蒐集長期埋沒於各地的中世紀歷史資料、並加以嚴密的校訂之後刊行的劃時代大作。

在法國、一八三○年革命之後、由奇柔（Guizot, 1786-1874、法國著名政治家‧歷史家）、結集當時的歷史學代表人物、設立「法國歷史學協會」、並發刊舊年代記與古代記錄。但這在一九世紀西歐世界的「歷史學」、產生了史上未有的研究成果。

在「近代史」方面、蘭克著作「羅馬的、日耳曼的諸民族史」（1824）‧「近代歷史家批判」（1824)‧「三○年代的斷片」（1824）‧「宗教改革期的德意志史」（1839-47）等。規偕哺勒禾托（Giesebrecht, 1814-89、德國歷史家）的「德意志皇帝時代史」、也受到熱烈歡迎。蘭克的「德意志史」、是以「宗教改革」以後的德意志人之宗教意識和國民意識為主題、所以廣泛受到德意志人的愛讀。然而、蘭克並不是偏狹的民族主義者、而是虔誠的新教徒、同時、對天主教及羅馬教會也保持和平態度。

如此、在一九世紀的這些歷史文獻成為各國最大的關心事並非是偶然。這從法國來說、是關聯到法國革命、從德國來說、是和帝國統一有密切關係。例如：米修雷（Michelet, 1798-1874、法國史家）的「法國革命史」（1847-53）、拉馬丁（Lamartine, 1790-1869、法國詩人‧政治家）的「革命史」、托圭維爾（Tocqueville,1805-1859、法國政治學者）的「法國舊體制（Ancien Regime）之革命」「美國之民主政治」（1835-40）、米修雷（Michelet, 1798-1874、法國史家）的「法國革命史」、提努（Taine, 1828-93、法國哲學者）的「近代法國之起源」（1875-94）等、都是「歷史主義」時代的名著。但是、不管這些著作是否有其「時代性」、在當時的法國知識份子卻以傳統精神的道德主義和實證主義來閱讀這些刊物。

德國、在一九世紀的歷史觀、有著兩個不同的傾向。一是為了克服德國經濟的後進性、並達成足以能和英‧法兩國比擬生產力水準來認識歷史。二是否定以生產力的高低來決定先進或後進、藉以強調德國文化的獨自性（originality）。這種思想、主要是由德國歷史家展開。他們把前者稱為「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後者為「歷史主義」。

歷史學派經濟學泰斗李斯特（List, 1789-1846）、即站在當時尚未充分成長的德國產業資本家立場、反對暈卡（Junker、德意志特權地主階層）與貿易商人所主張的「自由貿易」。他極力主張保護政策。他乃以「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841）為理論基礎的著作、主張未開‧牧畜‧農業及農工商業等五個階段的所謂「發展階段說」。據他說、英國已進入第五階段、但德國尚停於第四階段。德國為了進到第五階段、必須加以「產業保護政策」。除了李斯特之外、德國還有哈爾托部蘭托勒（Hildebrand, 1881-?、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者）‧史末勒（Schmoller, 1838-1917、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者)‧彪嘿亞（B..ucher, 1847-1930、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者）等陸續出現。但他們後來卻被批判為「歷史實用主義者」（以歷史為服務政策目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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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蘭克之「羅馬的日耳曼的諸民族史」

歷史主義始祖蘭克（Ranke）的思想來源、不外是一八世紀浪漫主義（romanticism）。浪漫主義是比起理性較重視感性、其對象與其說「普遍性」（universality）、勿寧說重視各各的「個性」（individuality）。這在歷史認識上、是強調「民族主義」。並且、蘭克的「史觀」的基底是「德國民族主義」。他說：「德國民族存在於我們的內面、我們、不管喜歡與否、無論住在那個國家或那個地區、始終是表現著德國民族主義。... ... 我們不可能脫離德國、... ...我們所呼吸的精神空氣、始終是優先於憲法... ...」（「政治問題」1836）。

蘭克（當時二九歲）乃在處女作品「羅馬的日耳曼的諸民族史」（Geschichte dera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olker von 1494 bis 1514, 1824）、描寫了一五世紀末到一六世紀的拉丁系及日耳曼系諸民族的發展和軍事上政治上的對立、企圖在這裡找到西歐共通的特性、也企圖探討其「真相」和「歷史個性」。

蘭克再著「近代歷史家批判」（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schreiber,1824）、進入批判歷史學的新時代。他在這本書裡、以其證言和事件之間的時間‧場所、來判斷其憑信性。蘭克把他對歷史認識方法最明確表示的著作、就是「近代史諸時代」第一講、「如何理解歷史上的〝進步概念〞？」。所謂「歷史上的進步」、他認為是「人類指向一定的目的前進」的意思。但是蘭克說：這種想法、在哲學上無法成立、在歷史上也無法證實。在哲學上不能成立的事物（人類史的目的）、若從人之外界（神或命運）抽出、就必然會否定人的自由、並把人造成「沒有意志的工具」。另一方面、人類史的目的若是潛藏於人的內面、這又是把人造為「神」。不過、蘭克倒也肯定了物質生活的「進步」。但仍然否定人在精神方面進步。他說重要的是各個的「獨自性」（individuality）、而不是「歷史上的進步」。所以、歷史家的任務、並不是以某些絕對的價值理念來看歷史、而是在一定的時代、探究人是怎樣思索、怎樣生活而來找出其時代固有的理念。

蘭克再主張「把過去的各各時代、自自然然的知道其存在」、才是歷史家的任務。這種想法對於他在「實證的歷史學」成立之際、給予很大的影響。把「近代歷史學」的特性倘若認為是「實證性」（Positivismus）、這可以說是由所謂「蘭克史學」的一九世紀「德國歷史主義」所創立的。這種想法必須要有嚴密的史料批判、及資料的發掘和發行。這點德國是比任何國家都優先的做著上述的「Monument a GermaneHistorica」（德國中世紀的史料集）、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然而、當蘭克重視歷史的個性、企圖在人類史上找到無限的多樣性之際、可不可能了解世界史的整體？把這個問題在「方法論」上拿出答案的、就是韋伯（MaxWeber, 1864-1920、德國著名的社會學者）。蘭克始終沒有擁有像韋伯這樣的認識歷史的方法論。

蘭克雖然強調著「無限的多樣性」（grenzenlos mannigfaltig）、但是在他這麼龐大的歷史敘述之中、如「羅馬教皇史」（三卷、1834-39）‧「英國史」（七卷、1859-68）‧「世界」（一六卷、1881-88）‧「法國史」（五卷、1852-61）等著作之中、無法找出一定的價值理念。

總言之、蘭克的「歷史主義」、因否定特定的價值理念、才陷於「相對主義」（Relativismus）的陷阱。尼采（Nietzsche, 1844-1900、德國著名哲學家）這說成：「腐蝕生命的歷史主義之病」（historische pragmatismus）。上述的經濟學上的歷史主義被批判為「歷史實用主義」（historische positivismus）、相反的、在歷史學上的「歷史實證主義」、則被非難為陷於「逃避現實」或「機會主義」。然而、把「歷史主義」的價值判斷與歷史認識的問題、和「方法論」、給予理論上的解析是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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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黑格爾的「辯證法史觀」

當李斯特（List）企圖追上英國資本主義、蘭克（Ranke）否認歷史上的普遍性而重視時代和民族的個性之際、黑格爾則想以日耳曼性格來超過盎格魯薩克森的優越性。

黑格爾（Hegel, 1770-1831）當一八歲時、聽到「法國革命」爆發、他乃興奮得徹夜不眠。但是法國革命（市民革命）所實現的「市民社會」、卻不與黑格爾所理想的社會相符合、反而被他認為這不外是由分工‧競爭‧階級鬥爭所帶來的只是想獨佔的「欲望之體制」（werden system）。同時、黑格爾也體驗到只有在這個「欲望之體系」裡頭、才能有超越欲望本身的可能性。原來、黑格爾所理想的社會、乃是「全體」（Gesamt）和「個體」（Endividulles）能一致的社會。他說：亞細亞社會是「個體」埋沒於「全體」、所以缺乏「自由」（「亞細亞的專制」）。然而、市民社會雖然擁有自由、但如上述的是競爭和分裂的社會、而缺乏全體性「調和」（mischen）。不過、他認為市民社會內面擁有「合作」（co-operation kooderation）和「相互作用」（wechselwirkung）、所以也有隱藏著調和的「可能性」（M..oglicykeit）。把這個可能性「現實化」就是「國家」的使命。這就是黑格爾「辯證法」（Dialektik）的「社會觀」「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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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馬克思的「史的唯物論」

一九世紀、隨著市民革命與產業革命成熟發展、在歐洲社會、想把盧梭的「人類發展史觀」更加法則化‧系統化的思潮洶湧澎湃。其代表性思想理論、就是馬克思（Marx, 1818-83）‧恩格思（Engeles, 1820-95）的「史的唯物論」（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這個理論最初發表是在「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Partei, 1848）。這再經過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要綱」（Grundtisse der kritik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1857-58）、後來由馬克思的「資本論」（Das Kapitul,1867-94）更加體系化、更加法則化、而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集大成。

「史的唯物論」、是以黑格爾的「辯證法」、與費爾巴赫（Feuerbach, 1804-72）的「唯物論」（Materialismus）為哲學基礎、再加上英國「經濟學」與法國的「革命思想」而成立的法則性歷史方法論。

原來、馬克思是和黑格爾同樣、已看破在資本主義制市民社會的矛盾對立及其腐化與非人性、也找到其可能解決的辦法。但是馬克思、並不和黑格爾一樣、不把其矛盾歸於「全體」和「個體」分裂的結果。

他在「德意志思想」（Marx Engels, Die deutschy Ideologie, 1933）之中談：「我們必須知道人能存在的第一前提、也是歷史的第一前提、就是人為了〝製造歷史〞要活下去頭一個要維持的、是確保食‧住‧衣等物質生活。所以、人最初的歷史行為、就是生產為了生產這些物質所使用的『生產手段』（Means of Peoduction Produktionsmittel生產工具）、及生產生活所需的物質本身」。也就是說、歷史行為的根底就是在「生產在生活所需物質」。這就是馬克思認識歷史的出發點。這個「歷史的出發點」和辯證法的「歷史認識」、已在「經濟學批判」（1859 )的「序言」之中被定式化。

其「定式化」的內容可以整理為六：

(1) 「人」為了生存、必須形成「集團」（社會）、且必須與「自然」鬥爭及改造「自然」、而來「生產」食‧住‧衣所需「物質」（物資）。這樣人以「勞動」改造自然而生產物質的綜合力量稱為「生產力」（productive forces produktivkraf）。

(2)　「人」在生產物質時、須建立與為了生產的人之間的相互關係、這稱為「生產關係」（relations of production produktionsverh..altnisse）。例如：奴隸與主人、地主與農民大眾勞動者階級與資本家階級等諸關係。這個生產關係、是客觀性的社會關係、而非從個人的獨立意志下產生的（不管個人喜歡與否）。

(3) 上述「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人類史」上的任何階段、都是為「人」生存所不可缺的兩大因素。若從這個觀點看來、「人類史」不外是以這兩大因素的變動或其相互關係所成立的「法則性」（Gesetzlicykeit）發展過程。

(4) 　社會的生產力是必然的會日益增大。從此、物質生產很快就超過社會消費、而產生所謂「剩餘生產物」（suplus product Mehrwert）、進而發生「階級」（class klasse）。從此、「人」的社會、終於分裂為擔負物質生產的「勞動大眾」、與剝削剩餘生產物為私有的「支配階級」。這兩個階級逐漸產生尖銳的對立。

(5) 　生產關係（物質生產關係）的「總體」（the Whole）在社會構成上、成為其經濟構造的「基層構造」（unterban, basic structure）、並以它為基礎、再其上面構成政治‧思想‧法律‧國家‧主義等的「上層構造」（..uberban, superstructure）。

(6) 生產力若是發展到某些階段、和保守的生產關係就發生矛盾（舊生產關係成為將要不斷前進的生產力繼續發展的桎梏）。此時、原來的保守的舊生產關係被打破、新的生產關係、很快就被創立起來、而使生產力繼續向前發展。這種「社會構成體」的根本變革、稱為「革命」。

馬克思在如上「定式」之後、繼續表示著：「大體上、（人類史）是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資本家的生產方式來做為社會經濟的構成的幾個發展諸階段」。然而、馬克思在另外一個論文之上、卻說是：「凡有的民族發展、無論在如何的歷史狀況下、都沒有一定要走的普遍的發展過程」。但是、馬克思「歷史觀」的最大特點、乃在比過去所有的其他歷史觀、擁有強烈的「實踐意識」。

「史的唯物論」對於歷史認識的最大特點、乃在「歷史的法則性」。他在「資本論」序言說：「把經濟的社會構成體的發展、認為是一個自然過程（的法則）」「（資本主義制）生產的諸法則、是以鐵的必然性（法則性）所作用、而來貫徹自己」。恩格思也說過：「歷史看起來好似是偶然的集合體、但實際上在其內面是隱藏著一個法則」「世界史雖然擁有種種的變化與偶然、但是、畢竟也是由一個前進發展貫串著」。

若以蘭克（Ranke）來談、這種歷史的法則性、便會批判為「這是不可避免的」「無視人的自由意志」並使人成為法則的工具。當然、馬克思是再三強調：「創造歷史的是人、所以人必須以自由意識行動」。但是、馬克思也一再強調著：「人不能自己改變環境、只有在所與的環境裡行動而已」。所以把環境（主要是指生產關係）加以客觀的分析亦十分重要。此時、人要順應所與的環境或者是要變革環境成為最大問題。馬克思乃擁有變革現狀（環境）的「實踐意識」、並且當站在這行動意識來回顧歷史的結果、而看到「一個前進的發展」。因此、他終於確信「把握歷史的法則」與「社會變革」的兩個實踐課題是不可分離的。

從「實踐觀點」看歷史、原來是馬克思‧馬奎亞杯里‧李斯特等諸史家共通的特點。然而、馬克思、卻在抽出部份歷史教訓（馬奎亞杯里）、或企圖追上英國資本主義（李斯特）等問題上、和這些史家不同。他確實是企圖「超越過資本主義」為目標。並且、他是想廢除資本主義基礎的「生產關係」（基於生產手段私有制的資本或工資勞動關係）做為達成「目標」。

馬克思的這種「社會革命」思想、可說是把在資本主義社會擔當生產且最受虐待的「勞動者階級」（Proletariat）做為社會變革的主體（the subject）的開始、才確信「史的唯物論」的上述「社會革命理論」。

馬克思在一九世紀後半、判斷「社會變革」時機業已成熟、才寫成「革命前衛黨」（共產黨）的「綱領」、並組織「國際勞動者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Association、第一國際、1864-1876）、擬以「實踐運動」團結西歐世界的勞動者階級。馬克思認為革命若不成功、經濟恐慌‧剝削及失業、及侵略戰爭、將給勞苦大眾更大的困苦。

總言之、馬克思‧恩格思的「史的唯物論」、在人類史的綜合的追蹤上、起了劃時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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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韋伯的「理念型論歷史觀」

德國社會科學家的韋伯（Max weber, 1861-1920）、對於「歷史學」也有很廣泛的研究。他是富有強烈的行動激情的「個人主義者」。他同意「喀爾文主義」（Calvinism、一六世紀在瑞士由宗教改革者喀爾文開始的思想運動）所倡導：神與人的斷絕、以至「現實與主體」的斷絕關係。他說各人都信仰不同的神、歷史是在各「要因」相交織相制約之下而發展。人的行動是透過世界的「合理性構成」而進行著。韋伯著作的「合理性」、就是根據上述的思想為基礎而貫串著。在科學方法論、他是主張根據「沒價值性」（Wertfreiheit、為了保持客觀性、經驗科學必須從價值判斷分離）、與「理想型」（Idealtypus、理解個性的因果關係為手段）、而來構成「概念」。他在歷史研究是不同意歷史學派的「發展階段說」。他對於「新教主義」（Protestantismus）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關聯性、東洋與西洋等問題、有尖銳的洞察。

韋伯、對於「史的唯物論」在一方面是給予極高的贊同、但在另一方面、對其「方法論」上的弱點則加以尖銳的批判、再一方面、就是對史的唯物論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加以最精密的合理性檢討。

根據韋伯的主著「社會科學的及社會政策的認識之客觀性」（Die Objektivitat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 1904）直接批判的對象、是史末勒（Schmoller, 1838-1917、德國新歷史學派經濟學者）等的所謂「講譠社會主義」（Kuthedersozialismus）的學者。當時對李斯特等是稱為「舊歷史學派」、而對於講壇社會主義者則稱為「新歷史學派」。新歷史學派主張「所得的分配公正化」、並隨著這個主張來以歷史方法分析社會現象。然而、韋伯說：「特定的政策目的是基於『個人』的價值理念、所以不可能擁有﹃客觀﹄的正確性」。他且說：「科學性分析」與「價值判斷」必須截然分開、否則、會損害「科學的客觀性」。如此韋伯要「從科學排除價值判斷」的主張、對於馬克思主義、也就不保留的加以嚴格批判。

韋伯在「自然科學」的法則認識能否適應於「社會科學」的問題、對於馬克思所著有關社會發展的「自然史過程」也有所批判。就是說、韋伯把從蘭克開始對於「個性重視」的德國歷史學傳統、進一步的推動到更精密的地位。原來、韋伯的歷史認識是以豐富且多樣的「歷史事實」為對象、所以在無限制的多種多樣的歷史事實之下、由這些豐富的歷史事實來認識歷史、就難免是片面的‧相對的認識。歷史觀點若有改變、所構成的歷史象也必然的跟著變化。因此、韋伯說：「歷史必須隨著〝時代〞的變革而受到改寫、普遍的〝歷史法則〞是沒有存在」。從這「觀點」、韋伯則批判「史的唯物史觀」、即：「把社會現象與文化現象、以其經濟制約性及重要性觀點分析、是會招來創造性成果的一個科學原理、只要不陷於獨斷（Dogmatismus）、這永遠是科學原理。當做〝世界觀〞、對當然要說明歷史現實因果的〝唯物史觀〞確要否定。但是、歷史的經濟解釋的唯物史觀、是可以肯定」。

韋伯的「歷史認識」、有如下的順序、即：當要認識「歷史」、得先要有一個「觀點」。基於這觀點、以片面強調在現實中的某些「因素」來構成「假說的概念」（如「民族獨立」）。這稱為「理念型」。這個理念型在觀念上雖有烏托邦（utopia）傾向、但由此分析現實、就能得到「抽象性」（Sample）效果（譬如能知道「民族獨立」的可能性）。

韋伯的這種所謂「理念型論」、在要協議歷史時、無論是有自覺或是無意識的、均會成為很多人常使用的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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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一九世紀自然觀的變化

一九世紀所創立的所謂「歷史隨著法則變化而變化」的法則理論、到了二○世紀、終於起了變化。其根本理由就是在近世以來的幾百年間、「宇宙觀」與「地球觀」、即「自然觀」起了革命性變化所導致的。所以單純的「歷史觀」、卻受到影響而失去其理論基礎。

譬如說：從中世紀末葉的哥伯尼（Copernicus, 1473-1543）的「地動說」（thebeliocentric theory）、加利類（Galilei, 1564-1642）的「宇宙觀」（Spacescience）等、都根本改變了「自然觀」、結果、絕對者的「神」以地球為中心所造成的宇宙秩序論、竟然被打破、神學上的有關政治上‧社會上的綱領也被遺棄、「現實主義」「經驗論」的分析觀察的學問方法、代之茁壯發展。笛卡兒（Descartes, 1596-1650 )的所謂「全面懷疑」「我思故我在」（je pense donc jesuis; cogito, ergo sum）、乃是他的學問方法的象徵性表現。

一九世紀、乃是上述新的自然法活躍發達的「科學世紀」。這個時代的自然科學家、幾乎是仿效加利類或牛頓、把自己的新發現稱為「新法則」、而來強調其自然學說的普遍性。達爾文（Darwin, 1809-1882）在其「種之起源」（Origin of Species,1859）、提起「生存競爭」「自然淘汱」等生物進化的基本原理。孟德爾（Menedl,1834-1884）則發現「遺傳法則」（laws of heredity）。這些自然科學上的進步、當然是影響當時的社會‧歷史上的研究方法。

因此、早在一七世紀以來、培根（Bacon, 1561-1626）著作英國經驗主義的「新工具」（Novam Oryanum, 1597）、英國悟性論者洛克（Locke, 1632-1704）著作「人類悟性論」（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90）、英國古典經濟始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著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1776）、法國啟蒙主義者孟德斯鳩（Montesquien, 1689-1735）著作三權分立的「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 1748）、法國百科專書哲學者康多塞（Conderct, 1734-94）投稿「百科全書」（Emcyclp-edist-es）等。德國的馬克思則在這種世界潮流的影響之下、才進入研究哲學‧經濟學‧革命理論等、成為辯證法唯物論的泰斗。如此、到了一九世紀、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空前發達、造成了「法則之世紀」。

在往下、到了一九三○年代、「原子物理學」（atomic physics）發達、成為解明能源或天星內部構造的有利武器。第二次大戰後、在戰時中發達起來的「電子工學」（electronics）、受應用於「宇宙探察」（space etploration）、結果、發現了太空的運行‧噴射‧爆發等運動。自一九六○年代開始、又見到大型計算器（computer）出現、所以再進一步的推行宇宙探查的高度進步。這樣、自然學進化發展的結果、被認為「有預定目標」的神意趨於崩潰。相反的、把自然進化置於諸因素的相對關係（辯證法‧唯物論）終佔優位。這種自然觀的發達、必然的產生了事物（自然‧社會）進化發展的觀點、並把其「發展」視為具有無限的可能性。

自然科學的發達、急速提高自然能力在人類史上的地位。空氣和海洋的成分‧生物分類等、成為有意識的初級教育教材。研究大陸移動的所謂「地球構造論」（Platetectonics）、曾在一九世紀被認為是虛構、但在今日已成為實證的事實。隨著大陸移動發生的海流（an ocean current）移動與氣候的變化、已能加以長期預測。這些自然現象的變動、給予生物進化論與人生活發展很大的影響是無容置疑。

關於生物進化的研究、已從細胞（a cell）次元深化於遺傳子（a gene）的次元、結果、遺傳子與超新星（the ultra-nova）的爆發等天文現象的關聯性、已發展成為人類史上的學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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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現代史學的諸學說

亞細亞‧阿非利加‧拉丁美洲在一七--一九世紀、大體上仍在原始‧部族‧種族等後進社會狀態。到了一九世紀以後、亞非諸族全面受到西歐資本主義諸國家的侵略、而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隸屬國的慘境之後、才以「被壓迫民族」（前期性民族）的姿態登起世界史上。再到二○世紀的世界史變革之中、亞非各民族主義或前期民族主義發展、要求「民族獨立」「殖民地解放」的鬥爭洶湧澎湃、結果、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各殖民地各民族才陸續爭得解放並實現民族獨立、以至到現在（一九九七年）、除了「台灣」（人口兩千萬）仍然留在大殖民地的境地之外、全世界只有剩下二六個的舊殖民地（都屬小島級、全人口不過二○萬人）存在著。當然、絕大部份的亞非諸民族雖說已獲獨立、但是仍在所謂「新殖民地主義」（政治獲獨立、但經濟社會上仍受到歐美資本主義的壓迫剝削）所支配。所以、所謂「南北問題」（North-South problem、一九六○年以後、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及生活等問題上、亞非舊殖民地的新獨立國家==南、與歐美日等先進資本主義諸國家==北、雙方矛盾愈來愈深刻化）、成為現今世界的最大問題。

原來、「民族自決」的要求、是在「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一八四八）以來、成為歷史發展必然的趨向。譬如說：在早期的亞細亞諸地域、雖然尚未有形成「近代民族」的經濟社會條件、但遭外來殖民地統治者極其強烈的歧視差別與壓迫剝削、結果、「前期性民族主義」（the early nationalism）自然發生、一反抗白人、二反抗經濟剝削、三要求政治獨立的「抗外鬥爭」急遽發展。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九世紀末期以來的長期反殖民地鬥爭才見到開花結實、全世界的原始族‧種族‧部族‧前期民族‧民族等、大體上都獲得獨立、已經獨立了一五○餘國家。



(1)　尼赫魯要求民族獨立的歷史學

在二○世紀、批判「西歐近代歷史學」之聲中、可說是以提出「修正世界史」主張的印度獨立運動首腦尼赫魯（Nehru, 1889-1964）為首。他在第四次的入獄中、寫給他的女兒因弟拉（Indila）的所謂「世界史瞥見」。這個書信的基本觀點、是有關亞細亞世界和西歐社會的問題。他主要是說：亞細亞現在固然淪陷於西歐各國支配之下、但是在古昔時代、原來是亞細亞長期佔優勢。那個時代、西歐各國卻等於是亞細亞的殖民地、所以現代西歐社會的許多民族、都屬古代亞細亞侵略民族的子孫。今日亞細亞各族、已起來要求自由、並從事抗拒西歐侵略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若從他的歷史觀點看來、尼赫魯的問題意識、不外是擱在亞細亞與西歐社會的被支配與支配、並思考著等到何時才能反轉過來的問題上。

譬如說：一五世紀的中國（明初）、比起同時代的文藝復興時的西歐社會、在文化上是更為優越。這個中國在一九世紀以來為何淪於西歐各國侵略之下？對於這些問題、尼赫魯倒是沒有表明任何明確的解答、但是在史上的一個確確實實的史實、就是西歐社會的「近代化」所背負的「負」的側面、就是對非西歐社會的侵略與支配、這點、確是受到非西歐人所揭發。



(2)　日本學者的世界史

尼赫魯指出在亞細亞、只有日本能逃脫淪為殖民地境地、不但沒淪陷、反而成為對亞細亞各民族的侵略者。但是、日本在第二世界大戰吃了敗戰後、也受到美國聯軍佔領、而喪失了其民族獨立。由此、日本人才深刻的意識到「民族獨立」問題。據於這個意識問題、以日本人的身份重新深思「世界史」、就是上原專祿（1899- 1975、德國歷史主義學者）。

上原專祿是德國歷史主義派西歐中世紀史的專家、戰後對教育問題（他是東京商科大學校長）與和平運動做積極性發言、尤其研究有關「歷史認識」的方法論。所以他不以全面寫出「世界史」為主題、而是以對今日日本人的生活意識有關的事實為基礎、重新組成「世界史」的方法論。上原的這種歷史認識、就是和上述韋伯的「理念型」歷史方法相似。但是、上原與韋伯不同之處、是韋伯只以抽象型態來說明「價值理念」、但是上原乃以極其具體的方式說明。就是說、上原不但是以「今日的日本人生活意識」為問題、其內容則擴至「世界和平‧民族獨立‧個人自由」來說明世界史。他並結論為：「沒有和這三個問題相關聯、就不可能進行歷史研究、或若研究也不能得到任何意義」（上原專祿「歷史研究的自由」、1952）。同時、上原把這三個問題終於歸納於「民族獨立」的一個問題。

上原乃以「民族獨立」的實踐性觀點、想來看歷史。這點他與馬克思以「勞動者階級」的社會革命的實踐性觀點看歷史有若干相似。馬克思是以階級鬥爭來看世界史、並且從此發現貫串世界史的「普遍性」發展法則。然而上原在民族問題上所發現的、並不是普遍性的發展法則、而是民族的「個性」「特殊性」。從此、上原則不是產生「發展階段論」、而是構築了「文明圈」的想法。譬如說：湯恩比（Toynbee, 1852-1833）著「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ny, 1934-54）之中、也有提到「文明圈」問題。但是、上原不是說明文明圈的形成‧發展及衰退等歷史過程、而是說明西歐‧東歐‧印度及西亞細亞等四個文明圈進行各自的發展、然後、由西歐進出而被編為一個世界、這就是他的「世界史成立」的歷史觀點。從此、他才導出日本的民族獨立的問題。



(3)　新從屬派的歷史觀

一九六○年代是「非洲之年」、一年之中獨立了一七個國家、其後也相繼達成獨立。到了一九七○年代、世界的殖民地都完成獨立。但是、政治上雖然獲得獨立、經濟上卻仍為舊殖民國家所支配（新殖民主義）、飢餓‧貧困‧失業、及累積債務等、所謂「發展途上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的困難愈來愈膨大。

在這種情況之下、從一九六○年後半、乃出現了所謂「從屬理論派」（the Schoolof the dependency theory）。即：法蘭克（Frank, 1929、德國經濟學者）‧阿眠（Amin, 1931、埃及經濟學者）‧哦拉斯天（Wallerstein, 1930、美國社會學者）等從屬理論學者相繼出現。他們是拉丁美洲或非洲的研究者、如法蘭克所說：「經濟發展與低開發、是一個銅板的兩面」、他們認為西歐社會的近代化（資本主義化）、是以殖民地化非西歐世界來達成。這兩面並不是兩個分離的關係、是一體兩面、必須「統一」來研究才可以。

哦拉斯天、乃把世界看著由「核心」（the core, metapolis）‧「半周邊」（half surround）‧「周邊」（surround area, satellite）的三個部份構成。並且、世界的構成、是經過五個階段發展的。即：

一、一六世紀（1450-1640）、西歐社會成為「核心」、西班牙與北義大利陷於「半周邊」、東北歐與拉丁美洲成為「周邊」。

二、在一六五○--一七三○年的不景氣時期、英國成為唯一的「核心」國家。

三、一七三○--一九一七年、英國是核心、法國‧德國‧比利時‧俄國‧美國是「半周邊」、亞細亞‧亞洲是「周邊」、日本後來成為「半周邊」。

四、一九一七--六○年、俄國由革命上昇、第二次大戰後再上昇為「核心」、英國沒落、美國成為「核心」。

五、一九六○年代、美國開始衰退、到了一九七○年代、美國‧歐洲共同體‧日本‧蘇聯、完成「四分世界的其他國家」（「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第一卷、1979）。哦拉斯天的這種議論、常被批判為「歐洲中心主義」。

他的所謂「世界構成論」（world system）、不是講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而是說核心或周邊才是基本的「對抗方式」。所以、其革命戰略、不是一國之內的階級鬥爭、而是要變革世界構成全體的所謂「反構成」的鬥爭。當然、哦拉斯天並不完全否認階級鬥爭、但是、他所謂的「階級鬥爭」、是「世界規模的資本家階級與勞動者階級的階級鬥爭」。並且、他認為「和民族解放運動不相結合的階級鬥爭不可能獲勝」。

總言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鬥爭趨於停滯、許多勞動運動都退潮於「體制內」的現時情況之下、這種「新從屬派」的主張雖然還有許多缺陷、但可說是為「歷史」提供了一個新觀點。


(4) 「年報學派」的歷史學

如上所述、在一九六○年代「民族解放」的歷史學、當在歐洲所擁有的意義將從非歐洲世界解明之際、想要重新解釋所謂「近代」的新的歷史學抬頭。這個思潮、由於開始批判歷來的歷史學幾乎都是傾向於敘述權力者的政治史、所以漸趨於改變為注重大眾意識和群眾生活的史學、有人稱之為「大眾史學」。

這個「大眾史學」的代表性集團、可說是法國的所謂「年報學派」（Ecole desAnnales）。這個學派嚴謹的說起來、並不適合稱之為「學派」。但是他們乃集結法國許多歷史家、形成著法國現代歷史學主流、同時在國際上、也擁有一定的影響力。這個「年報」（Annales）原來的名稱、是繼承一九二九年費餔爾（Febvre,1878-1956、法國近代文明史專家）發刊的雜誌的名稱。這本雜誌在一九四六年改為「經濟‧社會‧文明年報」（Economics-Soci-et-es-Civilizations）、現在仍然繼續發刊著。所謂的「年報學派」的第一代、原來是更早的一九○○年創刊的「歷史綜合雜誌」的編集者（布魯克‧費餔爾等人）。他們在創立雜誌時、就批判當時支配著學問界的「實證主義史學」（historique positive）、他們把「歷史」認為是「現在」與「過去」的對話、並且重視著研究者所提問題和觀察全體的觀點。就是說、他們的目的是要「總合」（synthesis）的把握歷史、布魯克的名著「封建社會」（1939）就是這種「總合把握歷史」的典型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費餔爾和布魯提爾（Braudel, 1905-85、年報學派第二代）之下、主張要考慮歷史學在「時間」上的多樣性、並重視其長期持續的因素、這樣、企圖把諸科學的綜合化而來達成各種革新。他們在經濟社會的諸領域獲得顯著成果。到了一九七○年代之後、由路勾夫等第三代年報派相繼開拓歷史的心理性與大眾文化性等新領域、同時、把「人類學」的成果導入於歷史學的方法或觀點。

在歐洲的歷史學界、受到「年報派」影響的學者、幾乎都從事復元歷史學所輕視的許多日常問題或大眾世界。這些歷史學、就是企圖解體歷來的個人主義與合理主義的近代西歐社會思想傾向、這無非是對於近代的西歐思想有著濃厚的「懷疑思想」。但是、由於這種懷疑只有指向解明西歐社會的基本問題、所以不能解決近代西歐社會所碰到的矛盾而再向前進。這個「年報派」的方向、勿寧說是更加接近「人類學」、所以、不得不傾向於美化中世紀的「復古主義」（revivalism )。



(5)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新潮流

馬克思（1883）‧恩格思（1895）去世之後、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的歷史學、卻陷於嚴重的「教條主義」（dogmatism）發展史觀。然而、從一九六○年代、在其歷史學本身中、也出現了一股新的潮流。

一九六三年、托默遜（Thoson, 1924、英國歷史家、一九五六年匈利牙事件時退出共產黨）、在著作的「英國勞動者階級的形成」之中、他所追求的是勞動者階級的階級意識形成等問題。他說：「勞動者階級被別人造成、同時本身也創造自己的階級意識」（「理論的貧困」1978）、其中「勞動者階級本身所創造」的部份、才是他最重視的問題。他認為勞動者階級「形成」的時期是一八三○年代。但是、後來、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陷於教條主義、感到非常的不滿。

托默遜在一九六八年、再寫了「一七九○年以前的英國勞動工會運動及其他勞動運動」。他在這本書中、認為把一八世紀當做一九世紀的前階段是錯誤的、一八世紀是有一八世紀的獨自的社會特性。他也說：從來的「勞動運動史」有著勞動者自然發生的圖式、即抵抗→成立勞動工會→經濟鬥爭發展為政治鬥爭→結成勞動者政黨的一定圖式。但是當他回顧過去勞動運動的發展時、卻認為有了若干的「轉變的可能性」。這就是托默遜肯定一八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獨立性的觀點。這樣、特默遜強調了一八世紀的「民眾世界的特質」的主張、卻與「年報派」有了若干的相似點。

如此、托默遜和「歷史主義」與「年報派」均有相似點的「歷史觀」、乃被批判為「放棄將要變革歷史的勞動階級觀點」（安川悅子「英國勞動運動與社會主義」）。但是在實際上、托默遜並不放棄世界史「變革」的觀點。他所放棄的、乃是「體制內化的勞動運動及教條化的前衛政黨」。他乃站在這種觀點、想來檢討「大眾的主體性」。這就是他被稱為「普遍主義者」或「浪漫主義者」的原因。

如上所述、今日的馬克思歷史學、好像從歷來所陷入的「教條主義」脫出、而開始步入新創造發展之道、然而、他卻迄未顯出其發展的「全體象」。現在只能看到他們想要走的幾個發展指標而已。即：

一、不拘於歷來的階級鬥爭與前衛黨（共產黨）、而努力於重新建立「大眾運動」。但是這種傾向、往往會陷於「政黨無用論」「勞動運動不信論」或「地域主義」等偏差。

二、重視「國際聯帶（international solidarity）、國際上的內部要因與外部要因的相互關聯必須保持。

三、檢討「上層構造」的效用、基層構造‧上層構造論、原來是馬克思分析「社會構造」的基本方法、但是由此、在歷史學上、往往會陷於重視基層構造而輕視上層構造的傾向、因此、產生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缺乏人性」「輕視民族問題」「輕視文化史」等批判。馬克思主義、原來擬以團結世界的勞動階級。他認為革命若不成功、經濟恐慌‧失業‧剝削及侵略戰爭等、將給予勞苦大眾更大的困苦。如上所述、馬克思‧恩格思即以人類的物質生活為分析準繩、法則性的論述了從原始時代到一九世紀（尤其是資本制階段）人類發展的歷史。但是、馬克思的人類史觀、往往被所謂「歷史學者」當做是「經濟學」敬而遠之。然而、人類原來也屬於「動物」的一系列、必以衣食住等物質生活為生存基本、所以、若是否認人類的經濟生活側面、就難以把人類發展史有系統‧有法則性（科學性）的予以認識。

然而、到了二○世紀後半、資本主義及勞動運動經過二、三百年發展之後（從馬克思主義發生算來是百年之後）、「史的唯物論」乃面臨時代進步的考驗。尤其從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所謂「共產主義國家」蘇聯‧東歐及中國共產黨等趨於沒落、所以、暴露了其個人獨裁（Nomencratura、不是原來的馬克思主義）的非人道（beinhumane）做法、終於受到二○世紀末葉世界上的嚴厲的批判與排除。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對此、該如何的處理這些批判、是所謂「新馬克思主義史學」今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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