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anuary 28, 2008

社會主義的未來

著作名稱:台灣民族革命及社會主義
 章  節:12 日  期:2002/12/24 下午 03:59
 章節主題:社會主義的未來
 本章節原作者:史明 本章節編輯者:cuteruth
   創作日期:1993/10/20 預估頁數:
 
 章節內容:


再論到「社會主義」的未來的時候了。1980年代初以往,因為遭到「超自由主義」(Ultra-liberal)右派的思想(Ideologie)的攻勢,西方左翼勢力的主流「社會民主主義勢力」,乃和自由主義體制採取共同行動,在第三世界所發出的相對性發展的萌芽遭到損害,竟然全面屈服於世界規模的資本主義的擴張。而且,由於東歐諸體制的急遽崩潰,這些國家也在社會上經濟上,被捲入於資本主義的世界組織,開始走上資本主義復活之道。因此,自鳴得意的自由主義思想,乃主張社會主義已吃了決定性的敗戰。

所謂「社會主義」,是未曾完全實現過的價值體系,絕不像在任何地域都能看到的「模型住宅」,所以有這個構想的我們來說,問題是更為複雜。直截了當的說,現在是自由主義的幻想支配著西歐、東歐、南方地域的人們,但是,自以為取勝了的自由主義,是必然的將崩潰下去,這是自明之理。所以,今日真正的危機,乃是在那危機實際襲來之際,思想上政治上都遭到解除武裝的人民諸階級所遭受的傷害的深大。依我來說,我(阿氓Amin Samir)是要以比過去更大的聲音來強調︰問題是在「社會主義是否野蠻(barbarism)?」的選擇。

一、 我認為從現在所盛行的自由主義的三個基本公理加以批判及檢討開始較有效。

第一的自由主義公理--「市場」(資本主義制)是居於一切的社會命運之外,其本身就是表示一個經濟上的合理性。

這種錯誤的公理,不外是為了思想上要正當化資本主義所不可欠缺的經濟主義性疏離的表現。現實上,沒有任何「市場」能決定社會的諸關係。相反的,社會諸關係的機構才是決定市場的機能的諸因素。從資本主義性疏離的立場看來,經濟法則,是類似於自然法則,是要從外部強制人的行動,所以,所謂「經濟」被認為好像是預先能決定社會行動的產物(參考Amin, S., Eurocentrism, 1989)。但是,沒有一個獨立的經濟合理性的存在,那不外是一個社會體制,以經濟的經管形態所表現的東西而已。

那種社會體制,若是不能滿足從屬於其社會體制的人們的需要,這從人道主義觀點看來,卻不能說是合理的存在。失業、世界性開發之中所進行的分極化、自然生態系的破壞等,就是現存體制--現存的資本主義--所具有的非合理性的表現。這些否定性的現象,是純粹的從「市場」所產生的必然產物。就是說,市場的合理性再生產著社會體制的非合理性。

第二的自由主義公理--資本主義--民主主義是互相交接的公式,所以可以成立「民主主義=資本主義」的等式。

這完全是欺騙人。

主要是英美典型的進化論者(evolutionist)或現實主義者(pragmatist)所表現的見解的現代性潮流,即把民主主義的議論,為了從美滿的社會展望割開而當做狹隘的權利或慣行的形式,使其議論成為非常貧弱的問題。從這樣做,這個民主主義就把「進化」依靠「客觀的力量」,乃被當做終是由和人的意志完全無關的科學和科學技術所統制的存在(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ideology is a heading in the work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所以,這種潮流,是不承認革命過程在歷史之中所完成的使命。

社會主義思想,是和這種議論完全不同。馬克思所提起的經濟主義性疏離的分析,是在科學上現實上完全理解資本主義的再生產構造,才能成為主要的問題。這是使革命所具有的決定性機能複權,也使之再認識先有革命才能想像的社會在本質上的變化和潛在的諸力結晶化的瞬間。在任何一個的進代世界的「三大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及中國革命),在其激烈化(radicalization)的瞬間,就是產生遠超過社會變革的「歷史客觀的必然性」的要求而前進的思想和社會的勢力。法國革命時的「牙各賓黨民主主義」(Jacobin Democracy),是做了超過只為「資本家權力的樹立」以上的前進。牙客賓民主主義,的確是在私的所有制的範圍內機能者,但是,想要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權力的他們的希求,當然是和單想奪權的資本家的要求起了衝突。在當時的社會發展階段,資本家階級所要求的東西,不外是在19世紀的其他國家所產生的同等程度的「壟斷的民主主義」而已。不但是如此,資本家階級也想要和君主制或貴族制妥協。然而,「人民」--農民或勞動者大眾--的要求,是遠超過資本家階級的要求。人民是想要獲得超過所謂「自由的交易」以上的東西在「國民公會」(法國大革命當時由資本家、貴族、中小資產階級所構成的議會)的開會中。他們(人民)標榜了從現在看也會嚇了一跳的口號,即「自由主義(即自由經濟)是人民之敵」。這個充滿著先見之明的口號,是當時尚未形成的社會主義在意識上的先驅(巴倍夫--Babeuj Francois Emile, 1760-97--的思想就是一個例子)。同樣,1920年代的蘇聯,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也是超過「民族的人民的」改革的課題,即共產主義的瞻望的表現。的確,這些在深化的瞬間所發芽的思想是相當脆弱,畢竟也是讓能和「客觀的」希求付合的思想終會取勝。雖然是這樣,但是,若把這些激進的思想的運動方向所指出的意義過少評估,完全是錯誤的。

資本家階段民主主義,是解體「頁納制形而上學」的權威的革命產物(參考,Amin, S., Eurocentrism)。資本家階級民主主義,乃確立了「平等權利」和個人的自由,然而,沒有確立「平等」(除了法之下的平等)。到了19世紀後半,無產運動乃使之承認限制的政治民主主義,並獲得社會的諸權利。但是,這不外是基於承認經濟的資本主義經營的妥協的結果。所以,西方的民主主義是限於政治領域,關於經濟上的運營,是基於所謂「私的所有和競爭」的非民主主義原理。換句話說,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要自己的民主主義,相反的,是在資本主義特有的抑壓,隱密於影響社會全體的經濟主義性疏離之中。和此相對照的,是從經濟主義性疏離的無階級社會和社會主義事業,即以民主主義為前提。當在戰爭中對資本主義的信賴崩潰之際,不是勞動者的從屬而是以勞動者間的協力的社會關係為基礎。這非有民主主義的全面性開花是不可想像的。

在第三世界的諸國家幾乎都看不到真正民主主義的政治體制。關於這點,並不是這些第三世界諸國家尚殘存所謂「傳統封建文化」為理由。(參考,Amin, S., la question democratique dans le tiers mode contemporain, Africa Developement, 1989)。我所說的「現存的資本主義」,不是被抽象化為最高水準的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而是說在世界體制的資本主義是經常造出世界規模的分極化(中樞部對周邊部的矛盾)。很遺憾的,關於這個部份,在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一切形態的社會主義之中,常遭過少的評估。資本主義擴張固有的國際上的分極化,如在所得分配的不平等擴大化,失業的擴大及底邊化等所能看見,也招來如此在地域內的重疊的社會分極化。但是,把這個世界體制擱在分析的中心,對於理解鬥爭的中心課題上是最為重要。就是說,資本所必需的預備軍,在這世界體制的周邊部就有其存在。

因此,周邊部的政治生活經常隨伴著不安定性。因為對資本主義的世界擴張很順服的邪惡的獨裁制(無論軍事政權或文民政權)的基礎,有時會因為反對獨裁制判亂而動盪。這種叛亂會帶來政治的民主主義是很罕有。這種判亂的最普遍的典型;就是像「人民主義」(populism)那樣的形態。從人民主義的結果所產生的政權,起碼對於社會問題是想要進行若干措施,並摸索能減少從周邊化所產生的悲劇的方法。

另一方面,右派的獨裁和人民運動之間,存在著有時也會出現的細小的民主主義」的中間地帶。有關這點所要說的,就是可能承認複數政黨制的選舉的原則,這也許會允許某些社會問題或對依存世界體制的從屬關係挑戰。但是,這種「民主主義」,不過是資本主義通常的抑壓體制已頻臨危機的表現而已。拉丁美洲、韓國、菲律賓等,這些國家的體制就是不能解決矛盾的恰好例子。在這種狀況下所導入的民主主義體制,將會面對著矛盾而不能自拔(dilemma)。一個就是民主主義體制屈服於世界體制的要求,此時,是一點也不可能進行實質上的社會改革,所以,民主主義會陷於危機是不必多費時間(阿根廷就是其好例子)。再一個是人民諸勢力把民主主義納於掌中而進行革命。這個場合,政治體制就不得不和世界資本主義開始衝突,必須從民族的資本家階級的事業轉變為民族的人民的事業。

從資本主義擴張遭到最大影響的周邊部地域,正在最絕望的狀態之下。資本主義擴張的歷史,並不是只擔負其歷史所產生的「開發」的榮譽。對現在的資本主義,另外還有這個體制的稱讚者往往看掉的破滅的一側面。即在周邊部的權力上所能「頻繁看到」的典型(Pattern),就是海地(Haiti)的頓頓、馬哥塔斯(海地的秘密警察長官),尼加拉瓜(Negaragua)的薩茂薩一族(獨裁者),及現代非洲的不可計數的獨裁制。

第三的自由主義公理--廣泛的開放於資本主義世界體制,是「不可避免」的要求,也是一切「開發」的必要條件。

這個公理的理論上的假說,就是說「開發」雖然本質上依存於各各社會固有的內部狀況,但是,向世界經濟的統合是潛在性、積極性的因素(若是知道利用開發所帶來的技巧的話)。這個假說,不但是和過去500年的資本主義擴張的歷史--不斷的再生產,而向現在及最近將來的分極化--有矛盾,而且從科學上來說,也不能肯定。問題的「世界市場」是限於商品資本,雖然有了國際上的移民,但是關於「世界市場」,連其徵兆也沒有(將來也不會有)。自主主義經濟學是說著,當兩個因素(勞動和天然資源)受到自然、政治地理的封閉之時,雖然其他一個的生產因素(資本)能起作用,但是生產性水準和社會條件是不可能成為等質化。

在這種情況之下,世界規模的價值法則能生產和再生分極化(中樞部和周邊部的矛盾)。在這個意思上,「外部要因」(向資本主義世界體制的統合),本質上對周邊部是不利,並且其傾向會增大的。我以下述的證據把這個綱要曾經主張過,即,19世紀的德國,為了追上英國有20,30年就夠的,但是巴西要「追上」美國到底需要多少的時間?

分極化的形態是隨著時代的過往而進化過來,這點無可置疑(參考Amin, S., Reflexions Sur le system international--forth coming in English in a collective work edited by Peter Golding)。自產業革命至第二次大戰,這個分極化是有著工業化諸國家和沒有工業化的諸國家的不同。在第三世界的若干地域雖然有了急速的工業化,但是依我見解,這種工業化並不是給予分極化丟出問號,而不過是分極化的形態有了變化的表現而已。新的分極化的機構,是建築在金融的(世界規模的金融資金的新形態)、科學技術的(關連到新的科學、技術革命)、文化的(傳播的影響增大)及軍事支配是形態之上。在這種狀況下,「新興工業化諸國」(NICS-- National Industrial Status),不是在發達在中樞部途上的「半周邊部」,反而這是明日的真正的周邊部。

對此,所謂「第三世界」的諸國,並不是真正的周邊部,是和被資本主義擴張破壞的最早的形態的地域相似。「第四世界」的不安定狀態,並不是拒絕勞動的國際分工範圍內的統合的結果,也不是失敗於想要脫離這個圈子的結果。事實上,被說成某些新事態的「第四世界」,是資本主義擴張的一貫的特點之一。昔古的「第四世界」很容易懂但很悲慘的實例,在巴西東北部、西印度諸島(包含海地)這些重商主義時代美洲大陸的奴隸勞動的地域可以看到。這些地域,當時是被當做「很繁榮」,是適應於那個時代的制度的周邊部的心臟部。其後,資本主義所發展的新構造把這些地域底邊化,所以,這些地域在今日是第三世界之中最悲慘的部份。非洲在今日,起因於把其分配為土壤不毛,被徹底收奪的農業和礦業的世界機構,又起因於為了提供幾種原材料的代替名而受到技術革命,所以,可不是走著從世界的分工被除外之道了麼!這樣,由被拒絕進入世界機構而被強迫於被動且脫離圈子的第四世界社會,雖然採取開放政策,也不能解決問題是自明之理。穿著假裝慈善的糖衣的再殖民地化政策,明明白白是企圖以這個假慈善想來隱蔽新自由主義的方法上的錯誤。

向市場的單行道的世界機構所進行的一體化,從地球上的樣樣色色的人民立場看來,都是不好的。因屈服於「達爾文主義」(Darwinism,進化論主義)的世界運作的「市場」單行道的規範而引起的衡突太過於激烈,所以,向世界機構的一體化,並不是在現在進行中的最普遍的成果。這主要選擇對於世界市場開放戰略的西方思想的說服,擁有要掩蓋這些衡突的動機。

二、社會主義的價值,由於拒絕了上述資本家階級思想的三個錯誤(參考P.186),所以擁有科學的(不算是道德的)正當性。

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切潮流,是熱望樹立經得起一切時代的考驗的「合理的」社會為目的的「啟蒙主義」哲學。社會主義是從問題的「合理性」即分析資本主義的界線出發。這樣,社會主義,是指向人類更完全的克服自己社會的命運,並提供了本質上更加進步的社會事業。在此,關於疏離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再次成為中心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的事業,是指向把人從資本家階級思想固有的經濟主義疏離解放。但是,不能把社會主義事業比現在更加精密的加以預測。若是要明確化什麼得要廢除(如生產手段的私的所有是很明確的一個例子),就有可能做一些工作。但是,若是想要把社會的新的管理法很仔細的描寫出來,是不可能。這種社會的實例是沒有任何的一個例子能成為這個問題的解答,就是說,由解放自己來開展自己本身的命運的責任,只有在創造自己本身的歷史的次代而已。所以,現在要詳細描寫社會主義事業,無論如何,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方法論是百害而無一利。

我們,實是面對著東方諸國的所謂「社會主義社會」廢止私的所有,而確立了擁有各各的形態的經濟、政治的管理社會體制。這個體制,特別在東歐已經崩潰。於是,我們是否要導出社會主義事業的未來,其結論總歸是屬於空想。

我們若是要基於一些經驗進行有成果的議論,必須溯回所謂「社會主義」革命的性格和成為其出發點的資本主義的歷史界限的問題。在此,有兩個接點可以提出。

① 第一個,是把問題的焦點放在資本主義在最高的抽象化水準(資本和勞動的矛盾的概念)來下定義,並以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主義所提起的界限,而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上的界線下定義。這個觀點,是不可避免的到達如下的社會進化的「階段論」的前瞻。即,後進(周邊部)的資本主義社會必須追上前進的社會。其後,後進的社會才能面對著超過先進的社會的界線的可能性(必定是必然性)的變革問題。

② 第二個,是把我提倡要以「現存資本主義」稱呼的東西的分析之中,必須更加強調的事物。我在這個提案將要主張的問題,是因為現實的世界規模的資本主義擴張,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創出不可能克服的中樞部對周邊部的分極化的體制。社會主義的凡有的潮流,如我所述,對資本主義的這個側面卻下了過少的評估。

以周邊部的判亂為基礎的對資本主義秩序的挑戰,要求把階級的廢絕和「向社會主義的轉化」的問題必須深刻的再檢討。馬克思的傳統,任你如何的解釋,都是以進步的生產力為基礎的勞動者革命這種當初的理論瞻望所呪縛著。由這個理論的前瞻,勞動者革命是由人民大眾的民主主義權力(比最民主主義的資本家階級國家更加民主主義),較快的開始移行。對這族群,我要主張︰「資本主義擴張所內在的深刻的不均等性,導使由周邊部人民的革命事業,登上歷史的舞台上」。這個革命運動,是周邊人民不能再忍耐現存資本主義擴張而起來反對的。在這個意思上,革命是對資本主義的。也就是說,隨著資本主義擴張的最殘酷的矛盾,這個體制是周邊部受到比中樞部更多的影響。雖然是這樣,但是反資本主義革命並不一定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看情況如何,是不得不擁有複雜的性格。

這些前進的資本主義社會,是面對著生產力實質發展的現實。他們雖然能拒絕先進中樞部消費生活的形式,同時也感覺到資本主義的真的浪費性和非人性,但是也是不得不創立以貧困為基礎的「別的開發」的構想。但是,也不是主張把資本主義積蓄的局面當做不可避免的第一階段而想要容納這個綱領。原來,由擁有公然的反資本主義思想和對未來有展望的黨所率領的大眾運動產生的資本家階級革命(民主主義革命),在原理上是不可想像的。由周邊部的資本家階級所歡迎,並和世界體制所開放的開發有連繫的資本主義擴張,在此總規是必須受到由此(資本主義擴張)遭被害的人民大眾的挑戰。

關於向社會主義的轉形問題,在馬克思的古典想法之中是不能預測到這種特殊的新的矛盾,這已在後進資本主義體制產生。這就是民族的且人民的構成體的真的性格。在這個構成體之中,由生產力發展的必要性所喚起的社會主義性的一種熱望及其成果,和對資本主義的一種熱望,就是兩種相反的混合物的存在。

從資本主義的不均等發展產生的長期性轉形所內在的這個矛盾,可以分為三個根本因素來下了定義,即︰

①第一是官僚計劃(完全否定市場力量的效果)

②第二是由反民主的階級的政治獨佔(支配政黨國家)

③第三是由幾乎是自給自足(Autarkie)的觀點而從世界機構的全會體性脫離(自給自足與其說東方體制本來的願望,勿寧說是受到西方集團強制才產生的)

這個所謂「社會主義的構成體」,由非民主主義的政治機構和官僚制的計劃所操縱,的確是重大的問題。關於這點是有必要加以說明,即,其中,含有社會的、文化的、歷史的決定性要因,及組成其國家革命的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ya)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思想(Ideologie)影響(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然而,民族的且人民的領導權(Hegemonie)必會起更加不同的作用。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市場」的力量所能作用的餘地是有了充分的空間。我是這樣相信著(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中,只有「市場」的力量,才能在規定其境界的社會的基盤之外邊存在著)。為了民族的且人民的指導權的發展,必須往這個方向走。我們,假如和其他人們一樣的對於東方社會突然襲來危機感到驚訝,是不智的。其規模之不大,是不會驚動我們。這些社會現在面對著所能選擇的方策,如下有三,即︰

①進行資本家階級民主主義,或在經濟管理面加強勞動者的社會力量,由此超過資本家階級以資自己的進步。

②完全複歸「市場經濟」,或透過民主的計劃,把市場力量在慎重控制之下,期待其有效的進步。

③進入無防備的對外開放,或者一方面進入貿易增大的方向,另一方面則很小心的和圍繞周圍的資本主義保持關係。

在東方諸國(東歐諸國)有了使人震撼的混亂的理論鬥爭和政治討論。掀起這種爭論的理由的一部份,是受到所謂「社會主義」的思想上的標誌所規定的結果。並在歷史上確定各各體制的革命的「民族性且是人民性」的性格遭到曖昧化所使然。但是,我覺得要注目於此「社會主義」的標誌規定。更重要的,是相反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諸勢力在真正的鬥爭當中互相進攻對方的事實,希望「資本主義複活」的勢力,為了適應於他們的事業上戰術上的必要,不管有無民主主義(在西方民主主義的意思之下),乃提出了單方接受「市場」(以當做復活私的所有的跳板)和「對外開放」。此時,假如社會主義勢力對於資本主義復活小心翼翼的進行抵抗,並對於要提出一貫的對策(沿著已描寫出來的路線)感到困難的話,其原因,如上所述,是民主主義的缺欠和思想上的錯誤給予行動上很大的障礙所招來的。同時,我將要加上再一個的原因,就是在強有力的指揮下的西方的反民主主義,大舉在後援著親資本主義勢力。

如上述對三個問題的解答會導致緊張的國內階級鬥爭。這種鬥爭已經(默默的)進行中。東方諸國的極少數(20%?)會從資本主義復活得利益。但是,若從這些國家發展的不切實的水準和這些國家之間所進行的國際競爭的諸問題想起,這個少數派,非虐待人眾是無法達到他們實行憧憬的西方的生活水準。

東方各種國家的人民,以樣樣色色的(不統一的)武器開始鬥爭,遂行了所謂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的人民,為何擁有能把他們的鬥爭置於進步狀態的思想上的武器?有關這個問題的解答是可以直觀理解之。相反的,沒有這樣的歷史經驗的東歐人民,是以向西歐合併的魅力而陷於思考的麻痺狀態。

現在的危機之中,必須進行賴於「市場」和對外開放的民主主義性主張的人們,提把其主張當做向資本主義的跳板的人們,也有把他們的社會的政治、經濟上的管理指向進步的接觸並追求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前進的人們。這兩種人在一起,所以雙方都在愛憎並存(ambivalent)的感情之下。有趣的是,蘇聯的社會動向是,特權階級喜歡複數主義的民主主義(西方型的)和對外開放,但是人民的諸階級則仍然執著於「社會主義」的成果(完全雇用、社會福利、民族獨立及公的所有制)。後者是贊同沿著政治體制的民主的「計劃化」,及戈巴契夫過去的權力,和反對「保守派」連合(他們任何時代都喜歡「維持現狀」),的確是巧妙的操縱過兩個相反的潮流。在南斯拉夫也看到同樣的分裂狀態。在中國,鄧小平在否定民主化的前提之下,到底是如何的要選擇國內外的對資本主義的開放?這個解答是如同周知(這個選擇在論理上所到達的模型,大概是和韓國及台灣相似。這個選擇是受到西方的熱狂的支持。這件事必須記住)。因為在混亂漩渦裡的中國的民主化運動,是由更加公然願望資本主義復活的富裕階級的少數派,還有在鄧小平時代的資本主義發展受到損失所以懷有不滿情緒的人民大眾之中的多數派(若干人是稱為毛澤東派)。這兩派合併進行的,所以,這個民主化運動也是存在於愛憎並存的感情之下(參考,Amin. S., The future of Maoism, 1933)。西方的傳播,因為把彈壓運動描寫為和「斯大林主義」混淆的「對毛澤東主義的復活」,所以對於問題的明確化是沒有幫助。

不管「資本主義的復活」是否透過民主化的全面性破壞進行,西方的傳播乃是全力支持反動派。

沒有革命的經驗的東歐諸國,其社會狀態是完全不同。在這些國家,所謂「社會的成果」並不是自己爭取,而是蘇聯所造成的共產黨以保護者資態而給予的。例如,所謂「波蘭問題」是什麼?這個問題從世界銀行的專家來說,是極為「明瞭」。就是說,把工資減少一半(和勞動生產性完全無關係的),造出2-300萬人的失業者,波蘭問題就可以解決。在波蘭人要參加的世界體制之中的波蘭人所佔位置,比起在進步的民主社會主義所機能的西方社會的位置,是和第三世界的新興工業化諸國(NICS)的位置相似。這種事情誰都不向波蘭人說明,所以,波蘭人的人民都不知道自己所抱著的幻想和阿根廷非常相似。為了貫徹社會主義原則之道,必須警惕從過渡的民主主義移行於權威主義體制(如以天主教為基盤的逼爾茨斯基的種類--逼爾茨斯基1867-1935,立陶宛Litohuania貴族出身,參加俄皇亞歷山大3世的暗殺計劃,1887年被流刑西伯利亞,其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1894年創設波蘭社會黨,1905年的第1次俄國革命之後離黨,第 1次大戰後在奧地利軍麾下組織波蘭兵團,和蘇俄打戰。戰後1918-20年,成為獨立國家波蘭的元首。1926年搞軍事政變拿到政權後,實行法西斯獨裁)。這種變化,例如在匈牙利必須要提高警戒。特別在東德,把這個國家的國內鬥爭,使東德人民要求統一的願望,和掌握主權的波昂(Bonn)政府響應的願望的兩件事混同,所以在其瞬間難於多發表意見。

一般的說,東歐的非民主體制的脫政治化所招來的不可相信的天真心態,是值得一驚。拒絕特權的社會主義,是離得很遙遠和對「個人獨裁」(Nomenklatura)的攻擊,這是看到了下述幾點,即,想要成為資本家主義的階級,必然的會成為同樣的「個人獨裁」。「個人獨裁」所享受的特權,若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社會不平等相比,是不算什麼的。並且,「個人獨裁」才能取得比以前更加快樂的地位。

東方「變化」的指導權(initiative),事實上,是以支配階級的從上而下(top-down)的方式所進行。這個階級,在民族、人民的構成體之中,要處理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矛盾的方法是「國家主義」為基礎而形成(蘇聯型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以國有化為社會主義的目標,把集團所有轉化於國有叫著「社會主義」。對這個國家原理提出異議或公然倡導疑問是被視為犯罪行為,結果,被送到精神病院或處於流刑。把這樣的國家原理強制於社會凡有的階層的蘇聯型的社會制度,一部份政治學家起名為「國家主義」)。這個階級在今日,是廢除「國家主義」體制對人民側面的制約,而想要選擇打定資本主義的基礎。這個階級以著手「廢棄國家主義體制」,驚動了西方的評論家。這是其論理上的變化的結果。毛澤東乃完全預見過這種情況。這個階級,使用資本家階級思想曾在批判社會主義的舊來的凡有偏見,而來攻擊自己本身的體制。然而,這個階級自己想要放棄的體制,原來是資本家階級在形成自己本身時非常有用的體制,他們把這點極端的體制在隱蔽著。

對於國內的社會鬥爭,國內的民族鬥爭加入之(如蘇聯和南斯拉夫),或和外國的紛爭湊在一起(德國對波蘭,匈牙利對羅馬尼亞),是只有加速混亂而已。(There is no possilility of summarizing the national issue in a few line here, although We have never underestimated its Significance. see Amin, S., Class and Nation. Historically and in Current Crisis, 1980)。

三、東方諸國的進步或倒退,沒有包括社會主義的問題

對第三世界,第四世界諸國(由資本主義擴張所破壞的真的周邊部和社會),知道在資本主義的圈內,為了滿足民族的一切社會階層在物質上的發展是不可能,所以,有必要想出世界規模的(global),不屈服於制約的其他的(alternative)開發。這就是脫離「圈子」(link)的表現。這並不是一帖藥方,而是原則上的選擇。就是說,使國內的經濟選擇的合理性,從支配世界機構的世界規模的制約脫離,即,把價值法則,由民族的、人民的內容取代而從世界規模的法則自由化自己本身。在這個情況之下,如果資本家階級不脫離圈子,人民的同盟為了開發事業而脫離圈子是不可避免的話,那麼,這才能說出我們是唯一在社會主義的形態之下,社會動力(social dynamism)一定會引導人民的事業朝向能實現的方向去。在此所謂的「社會主義」,必須理解是在我們眼前的社會建設的事業,而不是複印(Copy)的特定場所的「現成的樣本」(ready-made model),從後者的社會主義是不能期待能緩和內在於社會主義的分極化的特質。並且,這個變化是只能加強分極化所表現的矛盾而已。同樣,透過市場的企圖使之「屈服」於統合的政策(這個「屈服」,在周邊部是被寫為「適應」,中樞部有關心的是為「再構築restructuring」,是不可能「沖淡新產生的分極化。所以,這個政策,不是過去、現在及未來都必要的人民的且民族的所能接受的其他的開發。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而協力於民族運動的第三世界民族資本家階級,起因於世界機構的變化,竟然變成買辦(comprador,在殖民地或從屬國任帝國主業幫手的本地人)。所以,民族資本家階級,是不可能介入對自己的國家有利的新的世界規模的事業

馬克思經濟學的新發展

著作名稱:台灣民族革命及社會主義
 章  節:11.01 日  期:2002/12/24 下午 03:47
 章節主題:歐美馬克思學派的新形成
 本章節原作者:史明 本章節編輯者:cuteruth
   創作日期:1993/10/22 預估頁數:
 
 章節內容:


1956年2月,赫魯曉夫(Khrushohyow, Nikita Sergevich, 1894-1971,蘇共第一書記),在第20屆黨大會,「非斯大林化」發生,同年4月「共產黨及勞動黨情報局」(Cominform= 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 1947年創始,歐洲9國共產黨的情報活動機關,等於第三國際的後身)成立,同年10月「匈牙利事件」(對匈牙利大眾的反蘇行動,蘇聯以戰車大軍鎮壓)發生,繼之,從1960年代「中蘇共黨對立」公然化等,給予馬克思理論和馬克思主義者很大的打擊。從前,視蘇聯共黨的理論和實踐為「絕對正確」的資本主義諸國圈內的共產黨和共產主義者及其支持者的內部,隨之發生對立和分裂。同時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諸國圈內的勞動者政黨,乃在戰後資本主義相對性安定和成長之中,勞動運動漸趨消沈,所以,一部份馬克思主義者,即掀起了將要尋求新的運動和理論的風潮。

這樣,把既成的共產黨、社會黨及勞動黨等畫歸於「舊左翼」,而不受其原來的理論或方針所束縛,代而企圖把馬克思主義的「再生」或「發展」的所謂「新左翼」(New left)如雨後春筍。

如在英國,有關斯大林批判和匈牙利事件的評析問題,許多黨員反對「英國共產黨」仍舊追隨蘇共,所以離黨者頗多。同時在另一方面,「英國工黨」,因共產圈的衝動作祟,在1955年,1959年的總選舉都吃了大敗陣。但是,工黨裡的左派人士,都起來反對工黨從來的「改良主義」(Reformism),而靠進一步馬克思主義,結果,他們和脫離共產黨的人們,合併而形成「英國新左派」。

在日本,當1960年「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鬥爭」之際,由「日本共產黨」的背叛行為所激起,「全國學生聯盟」(全學連)的主流派,即以成立「共產主義者同盟」(Bund)為出發點,一方面在內部頻繁發生「分派」「對立」,另一方面則積極的摸索所謂「新左翼運動」。此時,在日本的學界或論壇,不但是在從前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正統派」(其實是歪曲的馬克思主義派),乃重新檢討過去的錯誤思想,也有如新的「宇野經濟學」的馬克思理論高度研究等漸趨旺盛。

在歐美諸國,有了都布(Dobb, maurice Herbert, 1900-76,英國馬克思經濟學家),和斯依恣(Sweezy, Paul Marlor, 1910-,美國馬克思經濟學家),眉客(Meek, Ronald Lindley, 1917-1978,英國馬克思經濟學家)等在學界、論壇繼續活躍著。

在德國是所謂「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在第1次大戰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成立和德國革命的失敗等,受到一連串衝擊的「威瑪共和國」(Weimarer Republik)時代的初期,在德國左翼知識份子之間,要求從基本再檢討馬克思主義而來革新其理論。威爾(Weil, Felix ト、し、J.)企圖從一切政治勢力保持獨立,想來設立革新的研究會。由他的努力,1922年夏,在居林肯州(Fhuringen)的伊爾眉納宇,召開「第 1屆馬克思研究週」。在場有了盧卡奇(Lukacs, Gyorgy,匈牙利出身的哲學家,1923年發表「歷史與階級意識」批判列寧的第三國際,1948年著「存在主義或馬克思主義?」,1956年匈牙利反蘇暴動時,被放逐於羅馬尼亞),Sorge, Richard. Pollock, Friedrich, Bela, Fogarasi等,多數的知識份子趕來參加。這個研究週只開一次,所以,威爾想要設立恆久性的研究所,乃和幾個友人等籌備的結果,以獨立的基金,在法蘭克福設立了以社會研究為目的的「研究所」,這就是所謂「福蘭克福學派」的起源。其初代所長是Grümberg, Karl(維也納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就任)。

福蘭克福研究所,在初期仍是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範圍之內。其後經過發刊機關誌,建立批判理論,精神分析和社會分析的相結合(弗洛依德Freud, Sigmund和Maxism.結合)等途徑,才到了第2次大戰後的所謂「啟蒙的辨證法」(dialectic of the enligstnment, Aufklarung Dialektik)。

福蘭克福派在第2次大戰中,一方面受到法西斯的威脅,另一方面是看到西歐勞動者階級遭權威主義國家所統治,大眾文化進行反動的體制化之際,非常悲觀,而逐漸離開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他們認為曾在古典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和工資的階級對立是主要矛盾,但是,在現在權威主義國家體制階段,其基本是人和自然的對立成為主要矛盾,所以到了現在,馬克思韋伯(Weber, Max, 1864-1920)都得依據西歐的知性的「啟蒙知性」來審判。在近代是把人當做支配自然的主體,這種合理性,已被物象化,現在轉化為體制支配的工具的理性「新教的教義」(Protestantism)的「習慣的持續的性格」(ethos-倫理性格,亞利斯多德的概念),也是轉化為利潤的物象性。曾是要從魔術解放世界的合理性,一旦成為技術性工具,就會產生新的神話(非合理性)。學派的總結的「啟蒙的辯證法」(Horkheimer, M.Th. Adormo, W., Dialektik der Aufklarung, Amsterdarn. 1947)所提出的歷史哲學的主題就是如上所述,產生近代的勞動和理性(概念)相反的受到物象化,反而產生了體制的統合。

如果是這樣,告發近代的方法,無非是自然和人,主體和客體的同一性的否定。然而這種「否定」,也只是到達「空想」(Utopia)之道而已。一言蓋之,在極權主義統治下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的法蘭克福派,畢竟也是「空想主義者」。

如上所述,歐美的「新左翼」,當要從廣泛的種種角度想來使社會主義的思想和運動活潑化時,這些不一定是集中於馬克思理念,也不一定是以馬克思經濟學為基礎。例如,1960年在英國發刊的「New Left, Review」(新左翼評論),乃在創刊辭,從引用社會主義者,詩人謨黎斯(Morris, William, 1834-96)開始,繼之,主張為了打破社會主義的現況,必須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發展「人性主義」的社會主義。這個雜誌的23人編輯委員,除了眉克(Meek, R.D.之外,沒有馬克思系的經濟學者。然而,透過這個「新左翼評論」的發展,在歐洲乃先在政治學、社會學及哲學的領域產生所謂「馬克思復興」(Marx Renaissance),到了1960年代末葉,進而把學問關心轉移於馬克思經濟學。

歐美世界的新左翼,當初,想促使社會主義運動復活,但,並不限於馬克思經濟學的復活,所以也不是單基於馬克思經濟學的復活。

其他,新李嘉圖派(Neo-Ricardo School)的施拉茨發(Sraffa, Pierro, 1898-?義大利生的英國經濟學家),從著作「由商品的商品生產」(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1960)開始。另外有「凱因思左派」(近代經濟學正統派=新古典派)的魯賓遜(Robinson, Joan, 1903-? 英國女性經濟學家),透過所謂「界限原理」(marginal theory)來批判資本主義論等,到後來卻減低近代經濟學派的理論權威。而且,對於「南北問題」(North-South Problem),「越戰」(Vietnam War),或「呆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等社會問題,新古典派的理論不能給予適切的解答,所以受到尖銳的指斥。

但是在同一時代的美國,特別是從越戰反戰運動之中,許多青年學徒轉化為「極左派的經濟學家」(Radical economist),對資本主義體制進行尖銳的檢討和批判。有了不少的學者,接近馬克思理論,進行了批判性分析。其中的「極左派經濟學聯合」(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到了1975年(越戰休戰),已成長為擁有2,200人的會員。這個團體,在1973年秋,宣言要以馬克思經濟學為研究的中心。同樣在1960年開始的英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學會」(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cs),到1978年,會員增為1,300人,這個學會乃比美國極左派,從初就明確的集中於馬克思經濟學而來展開研究和活動。

如此,自1960年代開始,被置於近代經濟學正統派的壓倒性支配之下的歐美資本主義諸國家的經濟學界,以「新李嘉圖派」及「凱因斯左派」為媒介,到了 1970年代,馬克思經濟學派看到復活,而進行了實證的理論研究。這種活動的影響,當然是延至「第三世界」,並和第三世界的馬克思經濟學者取得聯帶關係。

歐美的馬克思經濟學家,幾乎都是在「近代經濟學」的教育環境中生長的。所以不斷的置於和「近代經濟學正統派」(Modern Economics Orthodox School)的緊張關係,其學問研究是經常以對近代經濟學的批判而進行。例如︰Hunt, E.K., Schwartz, J.G.ED.,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 Middlsex, 1972。Green. F., Nore, P., ed., Economics--An Anti-Text, London, 1977。Schwartz,J.G ed. The Subtle Anatomy of Capitalism, Santa Momica, 1977。伊藤整、櫻井毅、山口重克編輯監譯「歐米マルクス經濟學の新展望」(東洋經濟新報社,1978)等。其他,也有Rowthon, Bob (1939-?)的代表性著作「新古典派,新李嘉圖主義,馬克思主義」代表性著作。

經過這些經濟學家的論調,對於近代經濟學的微視(Micro)價值理論,批判其俗流性(vulgarized charactor),及其以個人的主觀選擇為出發的弱點。另一方面則對於巨視(macro)的凱因斯理論,乃展開了其不解明資本主義內面矛盾的欺瞞性。同時,也主張有重新檢討馬克思的價值論和恐慌性的必要。這樣,1970年代傾向馬克思經濟學的歐美經濟學家,對於「近代經濟學」再進一步的批判,有了顯著的功績。但是,對「近代經濟學」的凱因斯理論也表示著缺乏「價值論」和「恐慌論」的缺陷,所以,為了這種理論上的缺陷,歐美馬克思經濟派在理論上的研究,乃放在馬克思的價值論和恐慌論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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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節:11.02 日  期:2002/12/24 下午 03:49
 章節主題:價值論與轉行問題
 本章節原作者:史明 本章節編輯者:cuteruth
   創作日期:1993/10/20 預估頁數:
 
 章節內容:


所謂「轉行」(transformation),是勞動對價值,價值對價格的轉形的問題。所謂「馬克思價值論」,都由馬克思經濟學派,近代經濟學正統派,新李嘉圖派舉出來討論,所以成為三學派共通的爭點。

對於新李嘉圖派和馬克思學派的主張,近代經濟學正統派則否定了馬克思對價值的生產價格轉形的問題的「勞動價值說」。例如,薩模誒爾遜(Samuehson, Paul Anthony, 1915-? 把數學應用於經濟分析,提高理論經濟學到實際科學,主著「經濟分析的基礎」1970,受Nobel Prizes),在「馬克思剝削概念的理解」(Understanding the Marx Notion of Exploitation, 1971),是如上主張,即︰以投下勞動的比例來決定商品價格,是限於生產手段沒有剩餘勞動的存在之時,及以勞動價值來規定費用價格的馬克思的生產價格的規定能適當的,是限於「資本的均等的內部構成」透過生產諸部門存在著之時。但是,薩模誒爾遜的上面所述兩個問題,都缺乏其一般性(普遍性)。自玻爾托奎逼基(Bortkiewicz, Ladislaus Von, 1868-1931, 波蘭貴族出身,移往Petesburg,統計學家,對馬克思經濟學採取批判態度,李嘉圖理論的擁護者)以來的「轉形處理」,都是和基於所產出的係數的價格方程式同樣的結果,所以,他說物量關係要把投下勞動轉化於價值方程式,不過是「多餘的繞道」而已。

森嵨通夫的「馬克思經濟學」(Marx's Economics, 1973, 東洋經濟新報社日譯本,1974),是在剩餘價值和利潤率的關係,及關於勞動價值來規定費用價格的範圍等問題,給予馬克思善意的評估,但是,他畢竟也是以異種勞動和結合生產或者固定資本的規定的困難性為理由,終於主張放棄「勞動價值說」。

上述的這些論議中,薩模誒爾遜和森嵨通夫,是利用新李嘉圖派的手法。但是新李嘉圖派的創始者施拉茨發(Sraffa, Pierro),倒沒有言及過馬克思經濟學理論。他和英國馬克思經濟學家都布(Dobb, Maurice herbert)是結成盟友關係,而來對抗近代經濟學正統派。但是施拉茨發的繼承人,都分裂為︰①對馬克思價值論表示同感的一派 ②批判馬克思價值論的一派。特別是斯的怒曼(Steedman, Ian. 1941-)所著的Marx after Sraffa(London, 1977),主張︰如果技術的物量體系和實質工資有給付,就能決定均衡價格,所以勞動價值說是多餘的,若是結合生產有存在,會產生「負數價值或剩餘價值」和「剩數價格或利潤共存」的不整合狀態,結果,他的主張乃引起了許多爭論。

最近的馬克思理論家,對於上述的「勞動價值說不用論或否定論」,乃批判「界限學派」或「新李嘉圖派」所具有的價格理論的有限制的視點。同時他們重複的努力於解明「馬克思價值論」展開的正確性。也就是說,他們主張「馬克思價值論」,不限於商品生產的相對的價值決定論,而更加用於解明商名關係背後的「社會上的人的關係」,特別是強調資本和工資勞動的生產關係。所以在這個領域的解明有了特別的正確性。

如果從這個觀點出發︰

①新古典派--

是以個人的主觀選擇為出發點,所以沒有表示初期的存在量,一下子就把經濟學的全部問題解消於市場價格的決定關係的理論構成。

②新李嘉圖派--

是把資本和工資勞動的經濟關係,只當做每年的生產物的分配關係來處理的方法。上述的新古典派和新李嘉圖派,都不能把資本的剩餘價值生產的機構和其特殊的歷史性一起解明之點,是遠不能比擬馬克思的價值論。尤其是對於斯的怒曼(Steedman, Ian)的「勞動價值不必要論」,反而能以這個觀點來強調馬克思價值論的正確性。

這樣,共同認識了解明資本的生產關係的馬克思價值論的意義之後,歐美馬克思學派,對於「價值的生產價格轉化問題」,也加以新考察的嚐試。例如,彌的哦(Medio, Alfredo),乃利用施拉茨發(Sruffa, Pierro)的手法,對剩餘價值率向利潤率的轉化關係給予馬克思等式的相似且更加嚴密的數學表現,從此表示馬克思派也能利用施拉茨發理論。蝦依克(Shaikh. Anwar. 1545-)乃把從商品生產物對象化的勞動量的價值比例如「直接價格」向生產價格的馬克思轉形規定,適用於費用價格(cost price),從商品價值扣除剩餘價值所剩下的生產手段和必要勞動的價值)的因素,由此可能得到生產價格的規定。如果把這個價格的規定再次適應於費用價格諸因素的手法反覆下去,那麼,馬克思的生產價格的規定,當做包含費用價格的生產價格化的「正確的生產價格」的第一步,就是完全正確的。蝦依克關於這個問題的處理,和日本的置鹽信雄的結論大體上是一致的。

的塞(Desai, Meghnad,1939-),乃在一方面認為當做投下勞動量的價值是完全可能轉形於整合的生產價格。同時在另一方面,他認為若是把馬克思的商品物神性論延長的話,價值關係,在和能看得見的價格關係不同次元的理論領域,必須解明直接不能觀察或測定的勞動的量所關連的人的社會關係,特別要解明資本和工資勞動的生產關係。所以,他認為從來的轉形問題的基本,也許是不明確搞清楚價值和價格的這種層次的差異和效用的區分所招來的問題。這樣,如彼林(Pilling, Geoffrey, 1940-),從馬克思的商品物神性論,溯回李嘉圖而重視馬克思特有的價值形態論的論稿,也受到大家的研究。其中,彌的哦(Medio)、蝦依克(Shaikh)及彼林(Pilling)的論稿,被轉載於「歐美馬克思經濟學的新展開」。的塞(Desai, Meghnad)的著作「Marxian Economic Theory」(London, 1974)的轉形部份,乃被轉載於「論爭‧轉形問題」。

曾在1940-50年代的歐美學界,當轉形問題爭論揭開第一幕之時,即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為所與的前提,包括費用價值部份的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技術性方法及其條件,成為爭論點。繼之,1970年代再興起的爭論的第二幕,和以前的爭論點一起,也涉及於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說本身是否正確為主要的爭論。透過這個問題,為了把握價值和生產價格的體系上的展開關係,馬克思學派逐漸注目於價值形態規定。在這點,日本的「宇野理論」的價值形態整備及基於此的轉形問題的研究,可能在世界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斯的怒曼(Steedman. Ian)所說的,負數的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問題,也是把結合生產的投下勞動價值,假定和生產物種類同樣的數量的並行的技術行程,是以施拉茨發(Sruffa, Pierro)的方式,只從技術條件想要決定所產生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要有對偏要接近技術主義的價值論的反省。即,一方面重視馬克思價值概念特有的價值的形態和實體的區別,另一方面透過對無政府的供需的變動,給予在市場的價格為重心的價值確定的關係進行理論上的考察的日本方面的價值論的展開,特別是市場價值論的整備,可說是和在最近歐美學界關於結合生產物的價值規定的爭論問題,有了重要的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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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節:11.03 日  期:2002/12/24 下午 03:51
 章節主題:恐慌與現代資本主義的危機
 本章節原作者:史明 本章節編輯者:cuteruth
   創作日期:1993/10/20 預估頁數:
 
 章節內容:


1973年末葉以後開始的通貨膨脹經濟恐慌及其延長的不景氣,暴露了凱因斯的政策和理論的現實上的界限。到1960年代的戰後資本主義的相對性安定期,馬克思學派的現代資本主義論或國家獨佔資本主義論,事實上,是或多或少的承認凱因斯的通貨膨脹政策和雇用政策的有效性而構成著。所以,是全面的被檢討其立論是否正確。因此,有必要溯回馬克思恐慌論的根本。現代資本主義,也重新強調不可能避免資本主義生產所內在的矛盾及其顯現的論理。這不外是要把凱因斯政策在現實上的破綻必須依據馬克思恐慌論來解明。

例如,斯依治(Sweezy, Paul Marlor)和拔浪(Baran, P.A.)共著「Monopoly capital」(New York, 1966),即把其理論在事實上加以訂正,刊於最近的Monthly Review(斯依治擔任編輯)上,說明資本主義的生產擴大比較順利進行的時期不能永遠繼續下去,「無限的生產擴大的傾向和消費限制之間的基本矛盾逐漸發揮其威力」(依藤誠「資本主義世界恐慌的現階段」所致,岸本重陳編譯「資本主義的世界性危機」TBS, Emcyclopedia Britannica. 1980)。這樣,溯回消費限制的恐慌論而說明現在的經濟危機的必然性。「消費限制說恐慌論」,特別在美國的馬克思學派尚有一些強有力的支持。然而,在歐洲方面,馬克思恐慌論沒有像曾被看著的那樣認為是唯一正確的見解。相反的,由於對強調有效需要不足的凱因斯理論尚認為有親近感,所以有了一些年青的馬克思學者卻對馬克思恐慌論持有反駁的傾向。

代之,把經濟危機的原因溯及於商品生產物的供需不平衡的問題,並求其原因於從資本的生產過程內部所產生的收益性惡化被認為重要,並把理論基礎,認為要擱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資本+可變資本)的高度化,或者在工資上昇所招來的利潤率低落而作為恐慌的必然根據的馬克思的理論,即資本過剩論的恐慌論。就是說,基於資本構成的高度化的利潤率低落法則導引恐慌的克羅斯曼(Grossmann, Henryk, 1881-1950,波蘭人,德國馬克思經濟學者)的「構成高度化的資本過剩論」,再透過瑪蒂茨克(Mattick, Paul)的「Marx and Keynes」(Boston, 1969-光文社日譯本,1971)的一些歐美青年研究者所支持的論法。其代表性論稿之一,就是耶伏誒(Yaffe, David, 1943-)的「The Marxism Theory of Crisis, Capital and the State in Bulletin of the Com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Winter 1972--日譯本,「恐慌、資本、國家的馬克思理論」「歐美馬克思經濟學の新展開」)。耶伏誒說,國家對經濟過程的介入,雖然起了緩和利潤率的下降傾向的作用,並延緩恐慌襲來,但是隨之不得不招來通貨膨脹和失業的同時增加。曼得爾(Mandel, E., 1923-)的大著,「Derspatkapitalismus」(Frankfurt, 1972--韋植書房日譯版「後期資本主義」,1980),當把許多理論的現實的要因折衷的總合而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的危機之際,也是以由資本主義構成高度化所招來的利潤率下降傾向的法則為理論的重要主柱。

曼得爾的這個著作,把順碑塌(Schumpter, Joseph Alois, 1883-1950, 奧國出身的美國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本質看著是由資本企業家新結合的「創造性的破壞的過程」,後來,也看到資本主義發展會「昇華ascent」為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崩潰論」)的「長期波動論」,引入於馬克思經濟的理論範圍,並認為從第2次大戰開始的長期波動的上昇局面,在1960年代後半反轉,而進入下降局面,由此,想來說明最近的經濟危機的慢性化性格。

如英國的羅遜(Rowthorm, Bob)的「Late Capitalism, in do.; Capitalism, Conflict and Inflation」(London, 1980),或美國的戈鍛(Gordon, David)的「Up and Down the Long Roller Coaster, in URPE; U.S. Capitalism in Crisis」(New York, 1978),在年青的馬克思學者之間,也出現了對這種長期波動論引起注意的經濟學家。

另一方面,克林(Clyn, Andrew, 1943-),薩托克利布(Sutcliff, Bob)的「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the Profit Squeeze」(Harmondsworth, 1972--ダイヤモソド社日譯本),或哈利遜(Harrison, Joan)的「Marxist Economics for Socialists-A Critique of Reformism」(London, 1978)等,乃對立著耶伏誒(Yaffe, David)的資本構成高度化說的恐慌論,一方面肯定商品過剩論的一部份,另一方面是重視「工資上昇說的資本過剩論」。從這個視點,他認為工會的工資增加的壓力也是縮短利潤率的重要的要因,而進行了理論上和實證上的研究。

宇野弘藏(Wuno, Kozo, 1897-1977,岡山縣出身,畢業東京帝大,大原社會研究所助手、囑託,1938年牽連「勞農派教授集團事件」,1947年東京大學教授,大原研究所所長,1958年法政大學教授)。他認為「資本論」是把社會主義的主張科學的打定基礎,並把資本主義當做一定的歷史過程,而開拓了解明商品經濟機構的批判的方法,所以經濟學從此才得到把其理當做科學的體系完成的基礎。他填補了「資本論」所具有的缺陷,特別是把這些難題在方法論上加以檢討,而來解決,並深化了方法論本身,這就是「宇野經濟學」的核心。其所謂方法論,就是「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尤其是明確化了「唯物史觀」和經濟學的關係。馬克思解明了唯物史觀的公式,是到資本主義社會和諸社會的共通規定,並且馬克思本身也以唯物史觀的公式為經濟學研究基礎的時期。當馬克思說資本家階級社會的剖析必須求之於經濟學之際,這是從「資本家經濟會提供對古代及其他社會的關鍵」(經濟學批判)的說法。就是說,馬克思並不是從諸社會的研究抽象化的把這些諸社會共通的剖析之中,會得到對舊有的社會的構造或變化的理解的關鍵的意思。宇野經濟學就是徹底的堅持這個觀點。

宇野在其「經濟原論」,第1篇是明確的規定商品、貨幣、資本,而成為「流通論」。第2篇則形態規定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資本的再生產過程,第3篇是形態規定利潤、利息、地租。

宇野認為資本是自19世紀70年代以後,展開了所謂「金融資本」的時代,已不是單純向經濟學的原理所規定的純粹的資本主義方向走去。所以,經濟學從此,除了原理論之外,有了以原理為基準而把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過程的「階段論」加以分析的特殊研究的必要。他所著「經濟政策論」(弘文黨,1971),是把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的客觀性根據批判性的解明,進而把資本主義的世界史發展過程認為是「階段論」。這就是宇野經濟學著名的所謂「階段論」。

伊藤誠(Itoh, Makoto)是以宇野理論寫了「The Form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Crisis, in Science and Society」(Summer 1978)。或者川上忠雄(Kawakamy, Tadao)「The Crisi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i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3.2 June 1979),都是屬於這個系列的日本馬克思學派的研究。還有成為資本構成「高度化說恐慌論」的基礎的利潤率的低下傾向「法則」的理論的肯定與否,在恐慌論的諸類型相對立之中重新成為問題,所以,從資本家的新技術導入的基準和不變資本的減價的效果,結論為這個「法則」不能成立,是置鹽信雄的主張,這在歐美學界引起注目。

這樣,在歐美學界,把馬克思的恐慌論一方面重新評估,另一方面則要把馬克思恐慌論適用於現代資本主義危機的嚐試愈來愈活潑起來。

藉此,一方面有對抽象的凱因斯理論的批判,另一方面則在歐美馬克思派也有著溯回抽象性恐慌原理的必然性論或長期波動論的傾向。由此,一方面為了合乎種種歷史現實即把各種恐慌論折衷的造成一般論,另一方面則產生關於現實的經濟危機的特殊歷史的情況缺乏充分的具體考察的現象。因此,關於這點,把「資本論」的恐慌論為19世紀中葉典型的考察規準,進而想把恐慌的現實分析在別的層次考察研究的「宇野經濟學」是值得注目的。

另外,對凱因斯政策的界限的批判確定化,想解明現代資本主義的國家使命的理論上實證上的研究,在歐美學界也相當的活潑化。例如,哦科那(O'Conner, J.)的「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New York, 1975--青木書店日譯版「馬克思主義國家論的新展開」)。另一方面,隨著「歐洲共產主義」(Eurocommunism, Eurokommunismus, 1975年7月,義大利共產黨書記長柏林奎爾Berlinguel, E.,和西班牙共產黨咖利離哦Carrillo, S.會見時,最初稱之)的影響逐漸增大,在日本也增加不少其刺激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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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節:11.04 日  期:2002/12/24 下午 03:53
 章節主題:世界資本主義的中樞和周邊
 本章節原作者:史明 本章節編輯者:cuteruth
   創作日期:1993/10/20 預估頁數:
 
 章節內容:


呼應於歐美馬克思學派形成,亞、非、拉的殖民地的所謂「第三世界」的馬克思理論研究,是遠在第1次大戰前後就開始,到了第2次大戰後,其經濟學研究又再進一步的活潑化起來。農民、勞動者大眾的貧窮和失業不斷成為深刻化的第三世界,當然,革命和社會主義是成為重要的關心之事。在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之中,對革命或社會主義是愈來愈直接關連到勞動大眾生活的緊要事。雖然在政治上,舊的殖民地支配逐漸被打破,但是,第三世界的諸國家(舊殖民地),幾乎都不能從未開發狀態逃脫出來。關於這點,李嘉圖派的「比較生產費論」,或古典派的「貿易論」,或者近代經濟學的「調和的國際分業論」,都不能解明其原因。馬克思經濟學,雖然是有著能突破其界限的理論基礎,但是其帝國主義論,從來就難免站在帝國主義列強那邊的立場,只把殖民地當做是統治、剝削及掠奪的對象而已。

然而,從1960年代到70年代,隨著第三世界的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活潑化,同時也為了確定此地域的社會主義運動的論據,站在第三世界立場所看到的所謂「中樞部」(主要部,metropolis)--「周邊部」(衛星部,satellite)的構造(這是Frank, Andre Gunder的說法),或「中樞部資本主義」(metropolitan capitalism)--「周邊部資本主義」(satellite capitalism)的構造(這是Amin Samir 的說法)的經濟學上的解明成為重要的課題。特別是在第三世界的馬克思學派,其課題的研究正在進行。

這個站在第三世界的馬克思經濟學派的理論,通稱為「從屬理論」(dependent theory,這個不能翻譯為「依賴理論」,這種翻法是站在帝國主義國家立場來看殖民地或殖民地國家的翻譯法。本來,dependent theory,是站在政治上經濟上被殖民統治或支配的立場所產生的經濟理論,所以應譯為「從屬理論」才正確)。

屬於從屬理論的馬克思經濟學家,著名的可以舉出阿氓(Amin, Samir),阿瑪尼烏爾(Emmanuel, Arghiri)及法蘭克(Frank, Andre Gunder, 1929年生於柏林,在美國受教育,1962年往南美洲,在巴西大學、墨西哥大學及智利大學擔任教授,1974年返德國後,是Eeast Anglean大學教授)。

阿氓(Amin, Samir, 1931-)。他是埃及人,1970年撰寫大著「世界資本積蓄論」(「世界規模的積蓄」的第一分冊,L'Accumulation A L'echelle mondiale, Paris, 1970),即把法蘭克的「低開發或發展」(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1975),和阿瑪尼烏爾(Emmanuel, Arghiri, 1911-)的「不等價交換論」結合起來,在中樞部、周邊部的辯證法發展之中,展望了世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族概念、地租論及轉形問題等論述,而後寫了「階級與民族」(Glasse et Nation, 1979)等。

法蘭克,1962年往美國後,受到「古巴革命」(1959)的刺激,乃反對近代經濟學把重點放在輸入而代替了產業振興的開發,也反對正統派共產黨以兩階段革命論的資本家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所以他為了確定直接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從屬理論的論據,乃構成了新的「低開發理論」,而促進第三世界的馬克思學派的發展。他在「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 1967),「Latin America-Capital Underdevelopment or Socialist Revolution」(New York, 1970),「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1978),這些書籍都有拓植書房日譯本,也在「Lumpen-bourgeoisie and Lumpen-development.---Dependency, Clas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 1972,岩波書店日譯本,1978),展開了如下的論點,即︰

世界資本主義的中樞部,以「獨佔構造」收奪衛星國的「經濟剩餘」。這種收奪是具有中樞國和衛星國,衛星國內的中樞和農村的「雙重構造」。透過收奪,衛星部的低開發隸屬於中樞部的經濟發展,這樣,世界資本主義分解為兩極。然而,透過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收奪形態會起變化,但是經濟發展和低開發的對應的構造是連貫著。特別是從屬於中樞部的輸出經濟被導入,衛星部適應海外需要的變動使農業構造被迫變質,以致衛星部的國內市場成為矮小化。

這種法蘭克的立論,是依據拔浪(Baran)=斯伊治(Sweezy)的「獨佔資本」的理論構造,並把其適用於解明世界資本主義的中樞--衛星構造,從此,也解明了從屬的低開發經濟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造成出來,而並不是「前近代的」「封建的」因素所造成的。就是說,透過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各時期,低開發的形態變化發展也被重視。但是,因為這樣,所以,世界資本主義的中樞和周邊的兩極分化,在其根底規定著的要因是什麼?這個問題重新被提出來。

阿瑪尼烏爾(Emmanuel, Arghiri),對上述法蘭克所提出的問題加以考察,在「L'echange inegal, 1969」(Transl.by B. Pearce. 「Unequal Exchange」London, 1972),對帝國主義中樞和周邊在貿易上的「不等價交換」加以理論上的分析。阿瑪尼烏爾是希臘人,參加希臘解放運動,後來在巴黎研究經濟學,就任巴黎第 7大學經濟研究部長。一般在勞動力和資本的移動自由的產業部門之間,若是工資率和利潤率均等化時,資本的有機構成(C/V)高的產業製品的生產價格(費用價格+平均利潤=〔C+V+P〕),是比被對象化的勞動量的價值的實體(C+V+m)大。關於有機構成比平均低的產業的製品,是會產生相反的結果。所以,透過以生產價格為基準的買賣,從有機構成比平均低的產業,乃向平均高的產業,會把一部份剩餘價值轉移之。在以被對象化於商品生產物的勞動量為價值的馬克思的理論構成之下,若以生產價格交換就等於不等價交換。阿瑪尼烏爾,就是把這種關係形成於國際上,資本有機構成高的產業的A國,和低的產業的B國之間,把國民的勞動不等價交換法則性的被重複,規定為在貿易上的「不等價交換第一形態」。

但是,依阿瑪尼烏爾說,在資本主義中樞部和衛星部的貿易上的關係,並不只以「不等價交換第一形態」就能完全解明。就是說,中樞部和衛星部之間,假如資本能得到同等的利潤,但是工資在衛星部是很低(比中樞部)。在A國的工資假如等於B國的10倍,勞動的強度如果是2倍,要形成同等的價值生產物(V+M)120 的勞動力的價值,假如A國是100,B國卻成為20,那麼剩餘價值(M/V)在A國則成為20%,B國則是500%,這樣成為很大很大的差額。以這種情況為前提,A、B兩國的生產物,若是以生產價格為基準進行交易的話,很明顯的,極不等價交換高於先前的「第一形態」的規模的剩餘勞動,乃從B轉移於A。阿瑪尼烏爾把此規定為「不等價交換第二形態」,或者「嚴密的意思上的不等價交換」。他乃主張在世界資本主義的中樞部和周邊部的貿易交易之際,這樣的由「不等價交換」的剩餘價值收奪,若是法則性的在重複著,第三世界的低開發必然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此。

阿氓(Amin, Samir)的「L'accumulation a I'echell mondiale.」(Daker, 1970--拓植書房日譯本「世界資本蓄積論,1979」,「L'échange inegal et la loi de la valeur.」(Paris, 1973--亞紀書房日譯本「不等價交換と價值法則」,1979),「Classe et Nation」(Minuit, 1979--新評論日譯版「階級と民族」,1983),都是,企圖把阿瑪尼烏爾的「不等價交換論」加以深化發展的。

但是,依阿岷說,阿瑪尼烏爾把工資當做獨立變響,而把在中樞部和衛星部的差額為前提進行考察是不夠完備的方法。他說透過世界的資本積蓄,必須有體系的說明周邊地域的工資的低劣和低開發必然化的諸要因。就是說,西歐資本主義一旦成立,在其他地域就把支配的貢納式或者封建性方式編成周邊部,這樣,形成了單一的世界資本主體制。對於中樞資本主義時的周邊資本主義,就是原始共同體、奴隸制、封建制、小商品生產、貢納的生產方式等的複數的生產方式的構造化的複合體,所以,雖然把一部份資本主義生產移殖周邊部,那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都不能成為支配力量。這種周邊地域,是透過和中樞資本主義的接觸,促進了商業化、貨幣化,並被破壞其自給自足經濟。其結果所產生的利益是被地主階級獨佔,以致奢侈品輸入增加,包括官僚階層的第三層次部門成為擴大化。再就是透過外國工業製品的流入,手工業遭破壞,農村和都市的失業增大,工資趨於低落化。所以,在此就形成了國際上不等價交換的泉源,同時,國內市場狹隘化,由此阻害了工業投資。外國資本的投資,也遭到輸出部門的歪曲化,這樣,強化了異質的諸生產複合體的內部從屬構造。特別是從週邊資本主義來說,和中樞資本主義的從屬關係之中,在其內部的種種生產方式或生產部門之間不能形成有機的生產關連性,所以,遭嚴重的制約條件所控制。

這樣,阿岷重視著透過和中樞資本主義的關係,在周邊資本主義的內部,招來低開發必然化的經濟構造被形成並發展下去。阿瑪尼烏爾所說的不等價交換,也是由此確定了其意義和根據。

再就是圭亞那(Gnyana,南美洲東西部)出身的羅托那(Rodney, Walter)的著作,「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London, 1972-拓植書房日譯版「世界資本主義とアフリカ」,1978),這本書從根源解明奴隸貿易給予非洲的破壞性影響,並從非洲的歷史來說明低開發的諸要因。

阿岷說,現在的第三世界的輸出品之中,起碼有四分之三,是「超近代的資本主義部門」的生產物,其生產性是和先進諸國的工業製品同等的,所以可以把對象化於商品生產物的勞動時間看著是行得通,因此,對著實質工資的差額的不等價交換的論理的展開,他說是有了充分的意義。

如上所述,價值論和轉形問題,或者恐慌論及其適用,也加上這種世界資本主義的中樞部和周邊部的對極發展的構造的論點,現已以這些「從屬理論」的研究發展,世界各國的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也添上新的發展了。

現時,由於錯用馬克思理論而實行「法西斯個人獨裁」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及其他東歐為主要的所謂「共產主義國家」,在經濟、政治、社會各部門的崩潰瓦解的現象,的確,給予馬克思理論、馬克思經濟學及其革命理念的威信很大的打擊,這點是無可否認。但是,這個和馬克思思想本身的真理性和正確性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雖然馬克思經濟學從20世紀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情況之下看來,有了許多應進一步的發展或修改之必要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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