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內容出自~
http://blog.roodo.com/gamy543/archives/56355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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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的土地還能叫做土地嗎?
不能幫我們的法我們要他幹什麼?
2008.2.18 PUYUMA部落老人口述
我們好不容易有一個法（原住民基本法）,為什麼不能用?
不是說可以打獵了嗎?
不是可以像我們的祖先一樣去上山拿我們的菜了嗎?
我們去我們的海邊拿我們吃的東西還要被警察抓!
去打獵還要被警察追！
土地不能用了還能叫土地嗎?
有獵槍還是不能打獵,那我們有獵槍幹什麼?
我們用我們祖先留下來的石頭、木頭，蓋我們的房子，建設我們的部落，
他們說犯法！
我們潛水射魚，警察關我一天！
我們部落後面流下來的水，自來水公司說那是國家的水權！
沒有經過我們的允許，就把核廢料放在我們這邊！
回到老部落祭祖，林務局說你為什麼沒有申請？
奇怪！老人家說這裡是我們的，怎麼變成他們的了？
我的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的阿公的很多的阿公很久就住在這裡了
中華民國說這個是國家的！
這幾年，台灣的原住民不斷在任何的地方發生類似的事件。
老人說，獵人講，部落的人無奈。
原住民基本法不是通過了嗎?我們生存的權益不是有保障了嗎?
為什麼?類似的事層出不窮！
我們憤怒控訴想要說這個法為什麼沒辦法幫我們？
中華民國不是說我們是國與國對等的夥伴關係嗎?
但我們卻未見到善意後續被對待的誠意。
今天我們的痛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在這個島上，我們被冷漠，我們被遺忘不在乎，
我們存在卻隱藏視而不見，
很久了，我們還可以忍多久。
今天、明天、今年、明年，但來自於內心最深處的聲音，
這裡是我們祖先留給我們的。
我們擁有它，那是我們最直接的權利！
也許你的部落也發生過跟我同樣的事件，
我們還要選擇嘆息、無奈、忍氣吞聲嗎?
一個部落的力量太小了！
我們可不可以去在乎串聯連結彼此在乎的那個價值！
那才是我們凝聚團結讓人害怕的力量。
這一次可否邀請你跟我們站在一起去說實話，
我們已經很辛苦了，還要受到尊嚴的被踐踏。
被抓被判刑都是你們說的！
現在祖先的東西，我們一定要有尊嚴的拿回來！
我們很需要你讓我們的力量綁在一起
那天我問老人：「你們會跟我們一起做這件事嗎?」
老人家說：「先喝一杯。」
在座的老人全部舉杯，杯子放下來，
老人家說話了：「你告訴我們，我們可以做什麼?」
說完，老人說：「我們贊成，我們同意，這個事是我們的事。我們要自己努力把力量綁在一起」
老人家很高興的說：「我們很久沒有這樣子一起團結了，我們要讓別人看到害怕我們的力量」
「我們的議員、代表、立法委員都沒有認真聽到我們心裡的痛」
「那個原民會不是要幫我們解決事情嗎?怎麼都沒有，原來他們什麼都不會！」
「我們的國家不在乎我們把那個法放在旁邊好像沒有給他看到。」
「我們是這裡的人，我們沒有被很尊重！」
「我肯定你們這個行動，因為我們原住民要團結起來！228的早上我支持你們10點，我的部落會放狼煙，帶領我的族人，我的子孫去走我們的傳統領域！」
「加油！我的孩子這一刻，我終於等到了！」
這一次我們的凝聚關乎這我們是不是會被外面的人看到！
我們因此凝結串聯的那個力量。
更是讓我們彼此部落跨族的族人去看到，
我們為何要如此的去在乎發自內心的價值才是我們行動最大的助益。
放下放開彼此的成見、黨派、宗教、族群和不喜歡，
我們要做的是給我們未來孩子擁有跟祖先一樣的屬於。
我們沒有權利停止，更不能說我不做了。
倒下來的權利被祖先收走了，
「這條路沒有退路」長老說的
「我們的支持是你們最大的後盾」
孩子不管如何，它沒有輸贏對錯，做了就是。
因為我們開始找到像我們祖先守護保衛原有土地的那個精神。
228為尊嚴而走日
串聯連結本是一個非常緩慢的功課，但我們不放棄的去創造我們的日子。
如果你響應如果你支持如果你覺得我們的痛是一樣的。228的那一天，早上十點在你的家、在你的部落、在祖先的土地上施放狼煙，讓我們知道，讓我們的祖先看到，我們是在乎彼此的相呼應，狼煙的升起將是承諾我對土地權利的擁有。
用你族群的方式、祖先的儀式、你的雙腳，去走我們的祖先去過走過或留下來發生過的所在地去宣示那是我們的。
308
如果我們可以一起響應，透過我們的情感，我們的關係去串聯彼此，308的那一天是我們向世人告知我們痛，傷的多深，我們的尊嚴被踐踏，榮耀不在。我們一起去台北聲援控訴，中華民國對我們的傷害，我們可以等，就算你們現在不承認我們也不會放棄，直到你們跟我們道歉。
訴求
就是要落實
原住民基本法要回我們使用自然主權的權利和尊嚴的不被踐踏
讓我們團結
共事在一起
聯絡方式
行政小組召集人
陳政宗 TEL：0911191471
E-MAIL:ayawan1@yahoo.com.tw
聯絡人
老莫 TEL：0922927742
E-MAIL：tobias@ms21.ur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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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草(泰雅語)
詞╱雲力思
Cila hata la
走吧！我們出發吧！
Oy Cila hata la
呀！我們出發吧！
Say ta kmbih pinknyan na kotas ta
讓我來跟隨祖先的腳步
Cila hata la
走吧！我們出發吧！
Oy Cila hata la
呀！我們出發吧！
Cila say ta rmhaw soki na kotas ta
將我們祖先的刀磨亮
Anay srhaw kinsqyangan na inlungat ta qa uzi
閃亮我們沉沒的靈
Cila hata la
走吧！我們出發吧！
Oy Cila hata la
呀！我們出發吧！
Kbihay ta magal qu kinnhuy na bnkis ta
祖先的重擔由我們承擔
Iyat squliq musa qmhut ita
無人能阻止我們
Cila hata la
走吧！我們出發吧！
Oy Cila hata la
呀！我們出發吧！
Anay snhlah kinusuz na inlungan ta
讓我們抖落心靈的重擔
Plhaw ta cila la
讓我們洗淨一身
Cila hata la
走吧！我們出發吧！
Oy Cila hata la
呀！我們出發吧！
Laxi ta pqeway ssobih ta inlungan
不要有距離讓我們緊靠在一齊
Musa ta kmbih tuqiy na bnkis ta
去追尋祖先的蹤跡
Cila hata la
走吧！我們出發吧！
Oy Cila hata la
呀！我們出發吧！
Tuesday, March 4, 2008
政府安置何在？三鶯部落捍衛家園！
政府安置何在？三鶯部落捍衛家園！
李宜霖
2月14日，三鶯部落收到公文，要求必須在三天內自行拆除，否則將處罰最高三百萬的罰金；隔日，三鶯部落到台北縣原民局陳情，族人氣憤地說：「你叫我們到哪裡去！」由於三鶯部落十一戶族人不符合原民局入住國宅資格：「照顧本縣其他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家庭需求，可進住人口計算以輔導接電當時設籍之現住戶人口為基本對象」，但拆除後的原住民將何去何從？原民局主秘楊正斌說：「我們幫忙原住民，不是每一個原住民都幫，一些家庭狀況比較不錯的，我們就不需要幫忙，漢人都有低收入戶，漢人也有王永慶，原住民也有狀況好的，原住民也有狀況比較不好的。」
國宅的封閉設計本身就有問題，現在連入住資格都限制重重，中低收入戶資格是需要去申請的，但並不代表沒有去申請就不是中低收入戶，只是因為行政文書資訊的缺乏，老人家使用母語作溝通，而且家都被拆了，她的經濟狀況不會大受影響嗎？就算符合中低收入戶資格，也因為戶數及空間限制，無法進駐。楊正斌用 「王永慶」之類的話，更是不懂得人生疾苦的談話。另外曾設籍輔導接電才能進駐，但是設籍接電是政治人物為了選舉的支票，使得部份的人有電可用。國宅安置計畫的選擇性排擠，使得這些因為原鄉工作難找，遷徙到台北建立部落的族人，又要再度流離失所。
2 月18日，趁著族人送小孩上學的時間，動用強勢警力及怪手，企圖將三鶯夷為平地，ina（媽媽）激動地用母語泣訴：「我們住這邊，也沒有怎麼樣，我們好好的住，為什麼打掉我們的房子，我們在這邊習慣了，還要我們到那裡去」，沒有家就跟沒有食物跟水一樣，基本需求居住權都被剝奪了，如何去實現自我？如何去尋找安全、愛與民族歸屬感？
面對台北三鶯、溪洲、小碧潭、北二高部落，政府只會拆遷，安置於由上而下設計的門鎖國宅，而不去思考「就地居住」提供保留地的可能，政府應比照社子島，透過技術防洪，保障部落人民的居住權，不要雙重標準，只保障部落鄰近砂石場、工廠、高爾夫球場，尤其是選票多、有利可圖的可開發地。
三鶯部落拆遷，突顯政府不為人民著想，只會依法行政的安置計畫，政府不可能以國宅徹底解決都市原住民居住的問題，政府必須排除萬難，重新省思原住民「就地居住」的可能，還給原住民土地及尊嚴，人民面對政府的暴力拆遷，必須團結起來，捍衛我們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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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夏鑄九∕台大城鄉所教授兼所長、台社成員（台北市)】 2008.03.01 02:47 am
民進黨執政八年顢頇無能，中間選民決定將票投給國民黨，表達對民進黨的長期不滿，諷刺的是，立委選舉落幕，選民的支持餘溫猶存，台北縣政府就使出粗暴手腕，強行拆除河岸邊的都市原住民部落。昨日更是動用大批警力，在寒風冷冽的氣溫下，怪手強勢清除三鶯部落剩餘住戶，無助的原住民婦人，抱著尚未滿月的孩子，情景彷彿九二一災後。
三鶯部落，典型的都市原住民聚居地，也是在台灣的都市化過程中，花東的阿美族人為了生活，離鄉背井，結夥到都市打拚的落腳地。廿多戶、近百位原住民人家，大多是上年紀的老人，自己種菜、養豬養鴨，以及，主要擔任建築模板工為生。廿多年來，這群都市原住民形成了自己的社區，這是他們的「部落共同體」，靠著集體情感相互支持，努力在都市邊緣掙扎求生存。
數十年來，台北縣政府多次以「水利法」為依據，保護居住安全與河川地公共利益為名，進行拆除。雖然，在蘇貞昌擔任縣長期間提出的隆恩國宅方案，很難符合都市原住民對住宅的需要，但是至少，隨著社會對原住民基本權利認識提高所形成的壓力，三鶯部落總算度過平靜等待政府政策的八年歲月。
去年底，馬英九「我們把你（原住民）當人」失言事件，引起眾聲撻伐，今年初，國民黨立委選舉大獲全勝，彷彿為台北縣長施加一劑強心針，彷彿證明不尊重原住民，照樣能贏得選舉。三鶯部落起首，溪州部落岌岌可危，一連串拆除河岸都市阿美族部落的暴力行動，就此拉開了序幕。接連兩波拆除行動，三鶯部落至少十四戶，瞬間夷為平地，老人小孩無家可歸，只好在寒風冷冽的空地上，靠著外界資助，勉強搭帳棚過夜。
故事還沒結束，二二八紀念日當天，馬英九在媒體鏡頭前簽下族群和諧承諾書，面對追問，表示希望北縣溪洲三鶯部落安置能求取雙贏。話才剛講完，昨日上午，台北縣政府大批警力和怪手，再度強入三鶯橋下，舉起盾牌長驅直入，壓倒在路口求情的部落族人，暴力拖走前往關心的學生。人影混亂中，一位白髮蒼蒼的人，我們尊敬的原住民運動歌手胡德夫，也在一陣驚慌中，被警方粗暴拉扯，強行帶回警局。
聽過胡德夫歌聲的，何人不動容？一九八四年海山煤礦爆炸，許多原住民工人喪命，胡德夫寫下「為什麼」這首歌：「為什麼這麼多的人，離開碧錄的田園，飄蕩在都市的邊緣」。當年海山煤礦坑賣命的年輕身影，最後在三鶯橋下找到了「家」，勇敢活下來，如今昔日年輕的都市原住民老去，體力衰弱，政府竟然在未充分溝通、安置條件嚴苛的情況下，強行拆毀他們最後的家。
寒風細雨，三鶯部落族人抱著殘破的屋子哭泣，台北縣政府漠視弱勢社區的居住權和環境權，透露比民進黨執政八年，更要粗暴的傲慢面容，令人心寒。中間選民看見民進黨八年失職，抱著期待投下懲罰性的一票，竟在不知情下，助長國民黨的有恃無恐，這是執政的傲慢，國家機器的暴力。
台灣的弱勢人民，都市原住民的生存、居住的權利必須設法解決。他們不是邊緣社區，也不是社會邊緣人。台灣的原住民本來是台灣真正的主人，而都市原住民又多為營造勞工，諷刺的是，他們在都市裡營造起我們的城市，卻無能享用他們勞動的果實，只能逐河濱而居。
他們受剝削，所以需要解放；他們受壓迫，所以需要反抗；他們受歧視，所需要去汙名。等待重新執政的國民黨需要拿出治理台灣的新視野，不要以為民進黨政權因表現不佳而下台之後，重新執政的國民黨就只是「回到從前」而已。歷史已經翻頁，世界也已經改變，台灣社會需要新的角度來收拾河山。
【2008/03/01 聯合報】
李宜霖
2月14日，三鶯部落收到公文，要求必須在三天內自行拆除，否則將處罰最高三百萬的罰金；隔日，三鶯部落到台北縣原民局陳情，族人氣憤地說：「你叫我們到哪裡去！」由於三鶯部落十一戶族人不符合原民局入住國宅資格：「照顧本縣其他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家庭需求，可進住人口計算以輔導接電當時設籍之現住戶人口為基本對象」，但拆除後的原住民將何去何從？原民局主秘楊正斌說：「我們幫忙原住民，不是每一個原住民都幫，一些家庭狀況比較不錯的，我們就不需要幫忙，漢人都有低收入戶，漢人也有王永慶，原住民也有狀況好的，原住民也有狀況比較不好的。」
國宅的封閉設計本身就有問題，現在連入住資格都限制重重，中低收入戶資格是需要去申請的，但並不代表沒有去申請就不是中低收入戶，只是因為行政文書資訊的缺乏，老人家使用母語作溝通，而且家都被拆了，她的經濟狀況不會大受影響嗎？就算符合中低收入戶資格，也因為戶數及空間限制，無法進駐。楊正斌用 「王永慶」之類的話，更是不懂得人生疾苦的談話。另外曾設籍輔導接電才能進駐，但是設籍接電是政治人物為了選舉的支票，使得部份的人有電可用。國宅安置計畫的選擇性排擠，使得這些因為原鄉工作難找，遷徙到台北建立部落的族人，又要再度流離失所。
2 月18日，趁著族人送小孩上學的時間，動用強勢警力及怪手，企圖將三鶯夷為平地，ina（媽媽）激動地用母語泣訴：「我們住這邊，也沒有怎麼樣，我們好好的住，為什麼打掉我們的房子，我們在這邊習慣了，還要我們到那裡去」，沒有家就跟沒有食物跟水一樣，基本需求居住權都被剝奪了，如何去實現自我？如何去尋找安全、愛與民族歸屬感？
面對台北三鶯、溪洲、小碧潭、北二高部落，政府只會拆遷，安置於由上而下設計的門鎖國宅，而不去思考「就地居住」提供保留地的可能，政府應比照社子島，透過技術防洪，保障部落人民的居住權，不要雙重標準，只保障部落鄰近砂石場、工廠、高爾夫球場，尤其是選票多、有利可圖的可開發地。
三鶯部落拆遷，突顯政府不為人民著想，只會依法行政的安置計畫，政府不可能以國宅徹底解決都市原住民居住的問題，政府必須排除萬難，重新省思原住民「就地居住」的可能，還給原住民土地及尊嚴，人民面對政府的暴力拆遷，必須團結起來，捍衛我們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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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夏鑄九∕台大城鄉所教授兼所長、台社成員（台北市)】 2008.03.01 02:47 am
民進黨執政八年顢頇無能，中間選民決定將票投給國民黨，表達對民進黨的長期不滿，諷刺的是，立委選舉落幕，選民的支持餘溫猶存，台北縣政府就使出粗暴手腕，強行拆除河岸邊的都市原住民部落。昨日更是動用大批警力，在寒風冷冽的氣溫下，怪手強勢清除三鶯部落剩餘住戶，無助的原住民婦人，抱著尚未滿月的孩子，情景彷彿九二一災後。
三鶯部落，典型的都市原住民聚居地，也是在台灣的都市化過程中，花東的阿美族人為了生活，離鄉背井，結夥到都市打拚的落腳地。廿多戶、近百位原住民人家，大多是上年紀的老人，自己種菜、養豬養鴨，以及，主要擔任建築模板工為生。廿多年來，這群都市原住民形成了自己的社區，這是他們的「部落共同體」，靠著集體情感相互支持，努力在都市邊緣掙扎求生存。
數十年來，台北縣政府多次以「水利法」為依據，保護居住安全與河川地公共利益為名，進行拆除。雖然，在蘇貞昌擔任縣長期間提出的隆恩國宅方案，很難符合都市原住民對住宅的需要，但是至少，隨著社會對原住民基本權利認識提高所形成的壓力，三鶯部落總算度過平靜等待政府政策的八年歲月。
去年底，馬英九「我們把你（原住民）當人」失言事件，引起眾聲撻伐，今年初，國民黨立委選舉大獲全勝，彷彿為台北縣長施加一劑強心針，彷彿證明不尊重原住民，照樣能贏得選舉。三鶯部落起首，溪州部落岌岌可危，一連串拆除河岸都市阿美族部落的暴力行動，就此拉開了序幕。接連兩波拆除行動，三鶯部落至少十四戶，瞬間夷為平地，老人小孩無家可歸，只好在寒風冷冽的空地上，靠著外界資助，勉強搭帳棚過夜。
故事還沒結束，二二八紀念日當天，馬英九在媒體鏡頭前簽下族群和諧承諾書，面對追問，表示希望北縣溪洲三鶯部落安置能求取雙贏。話才剛講完，昨日上午，台北縣政府大批警力和怪手，再度強入三鶯橋下，舉起盾牌長驅直入，壓倒在路口求情的部落族人，暴力拖走前往關心的學生。人影混亂中，一位白髮蒼蒼的人，我們尊敬的原住民運動歌手胡德夫，也在一陣驚慌中，被警方粗暴拉扯，強行帶回警局。
聽過胡德夫歌聲的，何人不動容？一九八四年海山煤礦爆炸，許多原住民工人喪命，胡德夫寫下「為什麼」這首歌：「為什麼這麼多的人，離開碧錄的田園，飄蕩在都市的邊緣」。當年海山煤礦坑賣命的年輕身影，最後在三鶯橋下找到了「家」，勇敢活下來，如今昔日年輕的都市原住民老去，體力衰弱，政府竟然在未充分溝通、安置條件嚴苛的情況下，強行拆毀他們最後的家。
寒風細雨，三鶯部落族人抱著殘破的屋子哭泣，台北縣政府漠視弱勢社區的居住權和環境權，透露比民進黨執政八年，更要粗暴的傲慢面容，令人心寒。中間選民看見民進黨八年失職，抱著期待投下懲罰性的一票，竟在不知情下，助長國民黨的有恃無恐，這是執政的傲慢，國家機器的暴力。
台灣的弱勢人民，都市原住民的生存、居住的權利必須設法解決。他們不是邊緣社區，也不是社會邊緣人。台灣的原住民本來是台灣真正的主人，而都市原住民又多為營造勞工，諷刺的是，他們在都市裡營造起我們的城市，卻無能享用他們勞動的果實，只能逐河濱而居。
他們受剝削，所以需要解放；他們受壓迫，所以需要反抗；他們受歧視，所需要去汙名。等待重新執政的國民黨需要拿出治理台灣的新視野，不要以為民進黨政權因表現不佳而下台之後，重新執政的國民黨就只是「回到從前」而已。歷史已經翻頁，世界也已經改變，台灣社會需要新的角度來收拾河山。
【2008/03/01 聯合報】
歷史學
著作名稱：台灣人四百年史. 章節：00.01, 日期：07/23/2003 11:07 PM.
章節主題：一「人」是歷史的產物.
本章節原作者：史明, 本章節編輯者：山月. 創作日期：1998/04/01
一 「人」是歷史的產物
「人」、都有各人所背負著的歷史。譬如、你何時在何地生長、在那個學校學習、其後有什麼社會經驗等等。從此、就能知道你擁有什麼興趣或嗜好、亦能推測你應該所擁有的思想‧性格及生活習慣、或者人生觀‧社會觀‧世界觀等的哲學傾向。如果能再進一步的知道你的家族狀況或所受教育、也能再詳細的知道你的父母親‧ 兄弟姊妹的生活狀況與思想傾向、或者你所交往的朋友、以及你自己的理想或欲望等等。
如上的事例、恰好證明每個人都是背負著「歷史」生存著。就是說、不管你自己喜歡不喜歡、不管你是否有意識、在你一輩子生活裡頭、其時代與環境已把「歷史」加在你的身上了。
具體的舉例於台灣來說、台灣社會、過去遭到荷蘭‧滿清的外來統治。到了二○世紀初、即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已進入資本主義化‧近代化的歷史過程、隨著台灣民族與台灣民族主義發生、而成為具有殖民地性的資本主義社會。旋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戰結束、中國國民黨集團佔領台灣、繼而施加中國軍閥與現代法西斯的殖民統治。然而、到了一九八○年代、因獨裁者蔣介石‧蔣經國相繼死亡、原有的特務系統、不能仍舊維持下去、才解除戒嚴、廢除所謂「叛亂條例」等法西斯法規。而後、中國國民黨為了繼續殖民統治台灣、其「假」的民主政治從此開始。因此、四百年來、代代的台灣人、都毫無例外的遭到這種歷史過程所造成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社會規範‧思想意識及生活感情等所統治、所影響、並與這些歷史事件結成一片、而生活於這個殖民地社會台灣。就是說、今日「台灣人」也不能例外、完全是台灣社會所造成的「歷史」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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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歷史」
如上所述、「人」都是歷史產物、都生活在「歷史」之中、而自然而然的體驗到「歷史」。如此說來、似乎是沒有再學習「歷史」的必要。
然而、做一個人、若想要把自己或自己的社會合理的‧客觀的加以瞭解或認識、就會自覺的想起：「自己與社會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我們與社會在何等環境、經過怎樣的歷史過程、而如何的形成起來？」等問題。
所謂「歷史學」、就是要解答這些做人應有的根本問題的學問。學到歷史、同時也能幫助個人或社會提高其自覺性（Self-awareness）‧自立性（Independence）及積極性（Positiveness）、以及「集團意識」（A Group Consciousness）。
但是、「歷史學」、並非開始就有了如今的方法論與目的性。這不外是從古代發展到今日、累積了人類的許多經驗、並也經過不斷的「自我改革」、才成為今日所能看到的「歷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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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神話‧傳承‧敘事詩等原始歷史
人類的「歷史學」、乃由原始的神話等開始。
在動物的世界、起初都得教給剛生下的小動物採取食物的技巧、走動的方法、和群體中生活互動的方式、來做為「保存種」（Preservation of Species）的基本訓練。
人也同樣、自從生存於地球上的那一天開始、最初要做的也是對新生代的「保存種」的教育。
然而、自從人類社會規模愈來愈大、經濟‧政治及社會變為多元化之後、各集團為了保持內部的團結、以便與其他集團進行鬥爭、一旦有必要便促其成員加強「集團意識」（the kind identity）、其間、集團的首長即以「神話」（a myth）‧傳承（Word of mouth tradition）、以及敘事詩（a epicpoem）等、想來教導成員努力於加強集團意識。這就是人類有系統性歷史敘述或歷史教育的最初型態。
例如有下列幾種狀況、一個集團的「天地創造」（the Creation）「建國」等神話、及給予集團帶來「榮光」的英雄事跡、或者具有實現「神意」（the Will of God）的選民意識等、其內容與形式是各種各樣、均具有能喚起成員共同的「集團意識」「使命感」（a mission）
或「榮譽感」（a pride）等作用。
這些神話、可說是把某些「空想」（a fantasy）與「現實」（a reality）結合而成的歷史架構（Fiction）。但是、無論是事實與否、集團裡的成員一旦聽到、都能有所感動。大家知道、摩西（Moses）的神話、均能使人對其「十戒」（Moses'Decalogue）產生畏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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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長期記錄「歷史」
如上的古代神話、大體上都被集團首長或帝王利用為支配大眾的工具。但是到了後來、這些神話、卻免不了漸與人類所累積的歷史經驗產生距離。
就是說、隨著世代的交替或時代進展、人類社會不斷的累積了許多生活經驗、結果、人們乃開始認識到：「世界」的變革並不僅由一個獨裁者或帝王所決定、也不是僅重複著固定且同樣的模式在循環或運行。換言之、人們已發現「世界」並不是單走「神」所與的軌道而發展、而是依靠「人」的不斷努力與複雜的軌跡才能前進與變革。因此、人類乃從「有史」以來、即把假像的神話逐漸去掉、代之、使所謂「古代史」（ancient history）先記述、然後、才開始長期記錄現實發生的「事實」（a fact )。
這種歷史事實的記錄、必須具有下述三個特點、之後具備一定的方法論、則有系統的「歷史學」始得以成立。
(1) 記錄性觀點（record）
基於「現實主義」（realism）或「實證主義」（positivism）、記錄了社會事實（social reality）、把人類在長期間累積下來的文化遺產或歷史事例等、從歷史發展的法則上想來認識或保存、就是歷史學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歷史學」是綜合性的學問、所以必須與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考古學‧地質學等諸學問相結合而加以綜合的研究、才能獲得所期的成果。譬如說、古代中國、在漢武帝之下、太史令司馬遷著作「史記」（全一三卷）、而創立中國式歷史記述的方法及其特質。在「史記」當中、司馬遷從神話時代的五帝（黃帝‧顓頊‧帝嚳‧ 堯‧舜）談起、記述到殷‧周‧秦‧漢的王朝時代。這樣、綿延涉及一千五○○年的歷史記錄、這種過程、顯現了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軌跡。「史記」不只記述古代中國的政治事件、同時也涉及到古代的天文‧地理‧宗教‧倫理‧詩歌‧音樂、以及治水‧經濟等的各種諸制度、廣泛的觀察古代人的社會生活、所以、在歷史學上獲得世人很大的稱讚。
(2) 發展規律觀點（Follow the locus）
從歷史長期的展望之中、認識社會集團的發展規律及其特質。也就是說、「歷史學」是研究人及其社會的發展規律與法則、並繼承歷史經驗與文化遺產的學問。
今日存在於地球上的諸民族、諸國家等社會集團、因其形成發展的自然條件‧社會條件、或者其生成的時期‧地域‧形態‧過程等、各個都不可能相同、所以各個集團所具有的歷史‧發展規律‧規跡及其特質、也不能相同、各有各的歷史發展規律與特質。譬如說：西歐諸國與東洋諸國家所走過的發展規律、就不相同、同樣在西歐社會的英‧法‧德等國家、各國所經過的歷史規律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在東洋社會最為象徵性的古老國家有中國與印度、這兩大國、從其文明發祥及其後的歷史發展規律都不能相同。對台灣最切身的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來說、其主成員雖然同為漢人、但從四○○年以來、台灣社會開始草創之後、台灣與中國在歷史上‧社會上所走過來的歷史發展規律與所形成的社會特質、就大有分別、大不相同了。因此、研討歷史的作業當中、認識各個社會集團的發展規律及其特質、是其極重要的目的之一。
(3) 定位觀點（Placement）
歷史記述、是對探究當時社會各種現象在歷史上社會上所佔地位及其所負任務的記錄。 譬如說：馬克思思想的定位觀點、是把物質生產的下層構造與政治‧文化等上層構造、從其相互關係上、來確定各種生產方式與政治勢力之間的相互作用。
凡是人類社會成立以來、勞動大眾是承擔解決有關衣食住等物質的生產活動、而來發展社會生產力、也成為促使社會高度成長的原動力。但是、到了不平等社會∥階級社會成立之後、在人身支配與經濟剝削之下、終於發生農民鬥爭或階級鬥爭、也推翻了歷來的政治壓力、並爭取能夠回復人權或提高生產力的社會條件。
到了一九世紀、產業革命與民主革命一旦成功、勞動大眾即在人口急速增加、工會或勞動黨成立等歷史變革之下、階級革命或民族革命相繼發生。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爆發、勞動大眾成為戰鬥與軍需生產的直接擔負者、旋至大戰末期、再變為厭戰或反戰的和平戰士、終於為戰後「大眾社會」「共產主義國家」等出現做舖路工作。一九四○年代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勞動大眾進而成為推進民主政治及殖民地解放或民族獨立的第一線戰士。
以上就是記錄歷史時、應有的三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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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希臘人的歷史敘述
希臘人雖然熱衷於探求永遠不變的「真理」、但是並不輕視認識真理時的社會發展、其時間性與歷史性等。柏拉圖（Platon, BC427-347）或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BC384-322）的代表著作雖然不是史書、但是他們並不忽略歷史上的探求。如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即有「雅典人的國制」（Athen on Politia）這樣的歷史著作。
希臘人的歷史意識、在荷馬（Homer）的詩作裡頭也能看到。就是說、希臘人的意識裡、詩與歷史已有密切的關聯性。
在希臘都市國家時代、著名的費盧途托斯（Herodotos、前六世紀）、就是歷史研究的創造者、即「歷史之父」。他一方面乃敘述「神」的作用、另一方面則廣泛的記錄政治史、以及全世界的民俗‧風物‧地誌等文化事物。那麼、限定於以記錄政治史為主的托枯希的斯（Thucydides、前五世紀）、可算是希臘最大的「歷史家」。在希臘都市發展的「修辭學」（Rhetorike）、是以寫文學的方式來發展歷史記錄。大修辭學者以蘇格拉底（Isokrates, BC436-338）的學徒、即寫上「世界史」（三○卷、至BC340）的誒波羅斯（Ephoros, BC405-330）、及著作「世界諸民族年表」（Chromographiai）的大地誌學者誒拉斯托地涅斯（ Erasthotenes, BC275-195）等、為當時的著名歷史學家。
到了「希臘化時代」（Hellenism, BC334-30）、希臘文化傳播於羅馬等世界各地。此時、著名的政治家希科羅（Cicero, BC106-43）有一句名言：「歷史... ...、是時代之證人、是真理之光、是記憶之生命、是人生之師、是後世的使者」（「關於法」De ius）。「歷史家應遵守的紀律、第一是不撒謊、第二是不隱蔽事實、不逢迎奉承、不欺偽詐騙、... ...」。也就是說、歷史研究必須是：一探求真理、二文學記錄、三敘述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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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羅馬人的歷史記錄
羅馬人除了「法學」之外、其文化成績（包括歷史敘述在內）、可說均是模倣希臘文化而來。同時、羅馬人在歷史敘述的唯一特點、是記錄「年代記」（anmales）的傳統。年代記、是從共和國（前五世紀）開始之際、羅馬政府每在各執政官（consul）交替時、即命令公式記錄重要事件。這種形式、對在前二○○年開始的非公式文學性歷史記錄、也給予很大的影響。由於羅馬的歷史家很少保有歷史資料、所以、幾乎是依據口傳或傳說、或者自己的想像來寫歷史。並且、羅馬的歷史也與希臘同樣、都由政治家所記述。
凱撒（Caesar, BC100-44）、是和希科羅同時代的著名人物。他以單純明瞭的文章、留下了「迦利亞戰記」（DeBello Gallia）等著作。其他、在羅馬帝政時期、薩爾斯托烏斯（Sallustius）著「凱迪利那內亂記」（De Catilinae Coniuratione）、留依烏斯（Livius）著「羅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太奎托烏斯（Tacitus）著「編年史」（Annales）、斯誒托扭斯（Suetonius）著「皇帝傳」（Deuita caesarum）等、這些史書都是留給後世這時代的許多歷史事記。
到了羅馬世界末期、這些史書、從古代史而言、由當時的歷史家寫成「百科事典」、從日耳曼中世代來說、即成為古典諸學重要的泉源「百科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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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西歐中世紀基督教的歷史觀
西歐中世紀社會、是基督教‧羅馬文化及日耳曼因素融合並發展的結果所成立的。西歐中世紀的知識份子、是繼承了羅馬文化的遺產而繁榮起來。但是、由於基督教的思想硬化與日耳曼人的後進性、卻阻害了羅馬文化的繼續發展、所以、顯出了所謂「黑暗的中世紀時代」。在這中世紀、具有能力從事寫作的、主要是「聖職者」（a religious vacation）。他們除了基督教之外、在敘述歷史之際、表現出對日常生活的自我見解與批判、從此、後世的人可以知道著者以如何方式繼承先人的歷史觀點或生活方式。
因為基督教是從永遠的「神」及救主==耶穌開始、耶穌則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場所」來臨俗世、其「救世」事業也在歷史之中具體進行、並且當時開始的「神之國」、也由救主再臨才能完全實現、所以基督教在本質上、原本就是「歷史性」的宗教。
從此、以基督教徒的觀點來看、關於「歷史」乃產生了下述的三個問題。一如何瞭解「時間」問題？二在時間中所產生的行為‧事件（歷史）對「人」有何意義？三如何測知此事件所實現的神意為何？的這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他們認為時間是從「創造」開始而到「末世」終結的一個過程。在這過程之中的特定時點、譬如舊約的事跡或基督誕生等問題是特別重要。第二個問題、認為救濟史上的重要事件、具有教訓信徒及教化社會的意義。第三個問題、是繼承猶太教思想、他們認為所發生的特定事件在將來會再另一個事件中予以見證。
基督教史觀的這三個根本特質與想法、在新約聖書之中已能看到。然而、擁有這個史觀的歷史記述要開花結實、還得經過長期的年月和若干階段才有可能。
(1) 誒烏塞逼哦斯的「時代誌」與「教會誌」
誒烏塞逼哦斯（Eusebios, 五世紀的教父）、就是記錄上述「過程」的第一人。隨著「使徒」（an apostle）時代結束、教會乃對信徒要求：一保證基督在行為上的真實性、即把各種行為或事件在歷史過程中加以正確的定位、二努力於傳說殉教者事蹟、三對異教徒的護教行為做有系統的研究。
為了達到這三種要求、誒烏塞逼哦斯首先著作「時代誌」、繼之寫了「教會史」（一○卷）、而來整理從基督誕生到四世紀初的教會史。他說、歷史家的使命是在種種事件之中找出「神之手」。但是、其識別「神之手」的基準是、要區別事件由神發生或由惡魔發生、要區別人或事件的正或邪、才能下正確的判斷。所以、他認為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Flavius Valeriusa, 280-337)是神為了戰勝蠻族及惡魔、由神所派遣的人。
他的史觀到後來、因為其敘述方式單純明瞭、被當做教會資料而廣泛的受到歡迎。
(2) 奧古斯汀涅斯與哦羅希烏斯完成歷史神學
在五世紀完成了「歷史神學」、就是奧古斯汀涅斯（Augustinus, 344-430、中世紀神學大思想家）的「神國論」（De Critate Dei, 413-426）。這本書具有欲把人類史以基督教原理加以定位的「歷史神學」的意圖。因此、著者認為歷史的整個過程、是以「神之國」「地上國」所表現的善和惡的對立抗爭所形成的過程。
他主張人必須去掉「侮辱神的自我愛」、並培養「輕視自己的對神的愛」。這樣、兩者的鬥爭必須到末世時「神之國」獲得最終勝利才能有結論。
如此、奧古斯汀涅斯認為各事件或行為、都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可以決定。但是、這些事在最終的末日都得由神來決定。後來、為了增補奧古斯汀涅斯的「神國論」、他的學徒哦羅希烏斯（Orosius）所著的就是「反駁異教徒的歷史」（Adversus paganos historiaram libri septem, 41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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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日耳曼的歷史觀
原住在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及北德意志一帶的日耳曼人（German）、在四世紀開始侵入羅馬、給予羅馬基督教徒很大的衝擊、於是日耳曼部族的時代史相繼出現。耶爾打尼斯（Jordanis）的「戈托史」（Historie Gotharum）、卑打（Beda）的「英國民族教會史」等就是很好例子。這些史書並不屬於所謂「世界年代記」。這些不是記述日耳曼人的奇怪的習慣或傳承、就是非難其野蠻性而已。到了六世紀、法蘭克族（Frank、日耳曼人的一系列）、乃在迦利亞（Gallia）地方建立了隱固的王國。羅馬聖職者葛里哥利烏斯（Gregorius, 538-594）就在此時、寫了「法蘭克史」（Historia Francorum, 591、一○卷）。
(1) 葛里可利烏斯的「法蘭克史」
法蘭克史這本書、是在中世紀初期書寫的優良的世界年代記。這是從創世紀開始敘述、並試用聖書的素材展望世界的歷史。繼之、他記述迦利亞教會的起源的歷史、所以具有法蘭克教會史性質的史書。並且、這在全篇都以著者的「信仰告白」（a confessionof faith）所貫串、所以被時人稱為是教會史。但是、這本書不僅是法蘭克教會史、其敘述包含著豐富的世界史資料、也具有天主教逐漸滲透於日耳曼人世界的資料。所以為了研究法蘭克王國的政治‧社會等是不可缺欠的一部重要文獻。
(2) 卑打的「英國民族教會史」
葛里可利烏斯死後（594）、在英格蘭出現一個「教會史家」、就是在修道院的聖職者卑打（Badda, 672-735）。當他寫的「英國民族教會史」（Historiaecclesiastioa gentis Anglorum, 731）之際、在其卷頭就具體的明示著寫作的動機和運用資料的方式。卑打是在當時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高的學者。這本書是在中世紀初期的英國史及教會史之中最為重要的文獻。當時、卑打所居住的Northernpla（地名）、雖被羅馬人或迦利亞人（北法地方）認為是世界偏僻地方、但在文化或宗教卻和羅馬地中海文化直接聯繫。
卑打在其著作的卷頭、先就不列顛島（Britian）的地誌敘述。繼之、卻一下子跳到凱撒（Caesar, BC102-44、羅馬將軍‧政治家）時代、而敘述他遠征不列顛島的故事。他從葛里可利烏斯等許多基督教歷史家繼承古代的歷史記錄的方法。但是、他在另一方面、對於時代的潮流及其發展、以及他自己的使命、也表現獨特的記述。譬如、葛里可利烏斯盡量提起世俗事件、但他卻把其當做是和「神意」直接關聯的事。
原來、卑打第一關心的、是基督教問題。所以他一貫從基督教的觀點寫了當時的「時代史」。卑打的歷史敘述、是基於古代傳統的方式記載。但是、他在英格蘭也很大的受到愛蘭聖職者的影響。羅馬衰退後、愛蘭的聖職者即努力於英格蘭人的佈教活動。因此、事關基督教文化、卑打時代、與其說中世紀文化、勿寧說是靠近古代末期的文化。因為這樣、以卑打的著作為終點、在英格蘭的「古代」歷史敘述終趨衰亡。
在日耳曼世界的中世紀、還有阿陰好爾托（Einhardus）著的「卡爾大帝」（Karl V）、「盎格魯薩克森年代記」（Anglosaton Chronicle, 891、著作不明）、畏托金托（Widukind）著「薩克森人言行錄」（Rerum gestarum Satonicaelibri 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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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批判
西歐的文藝復興（中世紀末期開始）、在繪畫‧彫刻‧文學‧建築‧科學等廣泛的領域做了劃時代且具革命性的發展。並在「歷史學」方面、也有了新時代的大變革。原來、所謂「近代」的時代區分、不外是文藝復興文化運動的產物。文藝復興時代的知識份子、把和從前的時代文化不同的文化典型、想在基督教時代（中世紀時代）以前的「古代社會」尋找、並以古代文化的「再生」（rebirth）的方式、企圖創造新文化。這個「新創造」就是「近代」（modern）的誕生。
那麼、什麼叫做「歷史意識」的「新創造」？藉此、在文藝復興的代表史家、即在義大利的人文主義者巴拉、荷蘭人文主義者伊拉斯默斯、及文藝復興的代表人物馬奎亞杯里等著作上、可能略看出其思想傾向。
巴拉（Valla, 1406-53） 、是當時著名的修辭學者。他在文藝復興初期、對於歷史學發展有了很大貢獻。他在聖書解釋的範圍內把文章脈絡、及歷史記述的前後關係做為歷史研究的對象、企圖把不同時代的不同性格、以不同感性（anachronism）加以瞭解。
伊拉斯默斯（Erasmus, 1466-1536）是古典學者。他受了巴拉不少影響、之後、和巴拉一起主張「回歸泉源」（reditead fonttes）、主張回歸古典。但是他的古典研究、只有把結合世俗文學中的信仰的部份、做為把基督教傳教福音於個人或社會而已。其實、他在「新約聖書注解」書中、主要的希望、是把受到歷史精神所承諾的資料、以歐里科尼斯（Origenes, 185-254、基督教教父、但後來被指責是異端者）的方法來理解。
原來、伊拉斯默斯是想把「舊約精神」教會排除、並以「新約精神」取代的教會改革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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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馬奎亞杯里的「近代史觀」
如上所述、從佩脫拉爾凱（Petrarca, 1304-1374、義大利詩人）到伊拉斯默斯的羅馬人文主義者、都相信古代羅馬人的歷史涵養對於現代（當時）很有益處。
但是、到了文藝復興末期（一六世紀初）、斐冷翠（Firenze）的馬奎亞杯里（Machiavelli, 1469-1527）相反的、認為古代研究對「現在」是沒有絲毫的好處。他認為現在有用的歷史研究、必須是以更為理論的‧更為合理的方法來記錄才對。所以、他在其歷史作品「李維斯（Livus, BC59-17、羅馬史家）論考」、是使用古典注解的一般手法、但在實際上、他卻想從古代史抽出對斐冷翠回復自由（當時遭外敵侵略）有用的「一般法則」。他覺得政治人物都是屬於「利己」的自然勢力、所以從此可以發現現實政治的一般法則。他也覺得「命運」固然存在、但是若能獲得恰當的政治一般法則、就能克服了這「命運」的偶發性和外界條件。
原來、自馬奎亞杯里生活著的一六世紀、人們開始放棄只服從「神」「權威」等舊觀念、代而以「變革」現狀（the statas quo）為判斷現實的意識準繩。這就是人類史上的「近代」的開始。馬奎亞杯里、是在這變革時期的傑出的「近代」歷史學和政治學的始祖。他寫了著名的「帝王論」（II Principe, 1513）之外、也著作「羅馬史論」與「斐冷翠史」。他在這些著作之中、覺得這次的歷史敘述方法、和從來的敘述方法完全不同。他在「羅馬史」的開始說著：「我大膽的企圖將要從此開拓前人未踏之路」。他所謂「前人未踏之路」、第一是不被道德或宗教等特定的價值觀所縛、想把事物從現實接觸的「現實主義」（realism）做起。這和把人類史當做是從「原罪」救濟的基督教史觀完全不同。第二是教訓主義、這是以從歷史經驗找出對現在有用的教訓。但是、馬奎亞杯里要教的是帝王、而不是國民。在他的史象、國民是沒有出場的機會。他曾企圖在「王權」（royal authority）之下、創立統一並獨立的「義大利民族國家」（the national state）。他說：「命運對人有一半的裁定權、但是、只要人的自由意志不被毀滅、所剩餘的一半、... ... 就是屬於人自己的裁量權」。這句話、乃是史上頭一次肯定人的「主體性」（autonomy）與「變革能力」（reform abiliby）的宣言。在此時期義大利恰遭外來勢力的侵略。並且、國內各勢力均與外來侵略者相勾結而相互鬥爭。於是、馬奎亞杯里乃公言：「我們聞得野蠻人支配所放出的惡臭、已達不可忍耐的限度」、並表示要把這個現狀打破才是焦眉之急。他最先企圖變革歷來被認為是「神」「命運」所賦與的政治狀況。
他認為「人」若能預知未來的「可能性」（Possibility）、再能把其可能性在行動上具體化、就能變革客觀形勢、而成為「歷史」的創造者。從這擁有創造歷史的觀點看來、過去的歷史事例、乃是充滿著經驗教訓的寶藏。馬奎亞杯里為了打破既成的舊觀念、並為了從上而下的實現民族統一、經由古代的希臘與羅馬學得的歷史教訓、寫了一本強而有力促使帝王勢力強大的參考書、就是「帝王論」。
他原來是忠實的「人文主義者」（人道主義者、a humanist）。據說他喜歡穿古代羅馬貴族的衣服、經常閱讀古典書籍。但是、他並不是想要復元（reappearance）古代社會。他所企圖的是要把義大利統一為史上最先的「近代民族國家」。為了實現他的這個願望、他才主張實施「徵兵制」（enlistment）、同時、擬以利用宗教的權威或各種統治技巧、而來把權力集中於帝王掌中、最後達成民族統一。從此、可以看出馬奎亞杯里是從「現實」（reality）出發、並擁有想把歷史往前推進一步的這種近代革命思想的偉大氣魄。
其後、「帝王論」卻成為世界上的獨裁者所珍惜的藍本、權謀計略的聖典。然而、這點與這本書原來在歷史學上所佔地位及其基本觀點、是根本無關。不過、他想要教導的是帝王與專制者、而不是廣大的民眾。他對於民眾、卻仍是要求對於專制帝王的順從而已。這點、無非是馬奎杯里的歷史觀點擁有不可克服的時代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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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啟蒙主義的「歷史學」
在一六世紀末葉的馬奎亞杯里時代、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已進入停滯時期、所以、文藝復興思想是由荷蘭‧英國‧法國等西歐諸國繼承。例如：英國的摩爾（ThomasMore, 1478-1535、著「烏托邦」Utopia, 1516）‧莎士比亞（Shakespeare, 1564-1616）‧培根（Bacon, 1561-1626）、法國的蒙地尼烏（Momtaigne, 1533-92）‧康多塞（Conderct, 1734-94）等。他們被稱為「人文主義者」（人道主義者）、且繼承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而對當時的宗教‧政治加以批判。
他們是有和馬奎亞杯里同樣的教訓主義（the teachings）歷史觀。但是到了一七世紀、英國‧法國的思想家、雖然繼續批判王朝專制、同時對於帝王已沒有任何期望。他們所期望的、已是只有革命性的勞苦大眾。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為了大眾進步成長的「啟蒙」（illumination）思想才產生。
(1) 孟德斯鳩的「啟蒙主義進步史觀」
法國啟蒙歷史學的最初著作、可說是孟德斯鳩著「羅馬人盛衰原因論」（Consid-eration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et dela d-ecadence des Romans,1734）。這本書如其標點所示、是分析著羅馬為何繁榮？為何衰亡等問題。據他說、羅馬的衰亡並不是各個政治家的野心或行政疏怠所致、而是「客觀情況的必然情結」。孟德斯鳩卻不像馬奎亞杯里那樣相信有「命運」的存在。他說：「支配世界絕不是命運」。他認為事物的變革必有一定的原因、把這一般原因明確化、才是「歷史」的真正目的。就是說、歷史家必須在一般的「因果關係」（the relation ofcause and effect）之中、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在歷史過程中定位「現在」的時點、同時也再預測「將來」所應有的使命。
在孟德斯鳩的歷史觀、已無讚美「古代」、也沒有「復活」思想。有的只是啟蒙新思想、 並實現新思想而已。這種觀點、就是法國啟蒙時期的「進步史觀」的特質。
(2) 康多塞的「進步史觀」
法國啟蒙主義進步史觀另一個的代表人物、就是康多塞（Conderct, 1734-94、哲學家‧數學家）。他是一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唯一參加「大革命」。他在大革命時代的亡命中、寫了「人的精神進步的歷史素描」（1795 刊）。然而、在一七九四年他卻被捕、自殺於獄中。
在其著作的序文中、康多塞說：「（此書）、將會明示：自然對人的能力是完成沒有設定任何界限。人的完成是無限制的。為完成人的能力所做的進步、是和想要阻害這種進步權力完全無關。只要生育我們的地球存在、自然不會給予我們任何限制。當然、這種進步有時速度快速、有時遲緩、但是、這些進步絕不會逆行倒退」。
康多塞、直到了臨死期的那一瞬間仍確信：學問和知識的進步帶來「真理‧幸福及道德的結合」。
(3) 亞當史密斯的「生產力發展史觀」
英國的啟蒙思想、是在後進地區的蘇格蘭開始。蘇格蘭人為了趕上先進地區的英格蘭、一貫熱衷於追求進步的社會史觀。但是、他們的所謂「進步」、是追求社會經濟面的發展。把這個社會發展儘早定形化、就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1-1790、資本主義古典經濟學的始祖）。
亞當史密斯、把私有制發生以前、從狩獵社會進入牧畜社會‧農耕社會‧商工業社會的歷史發展、和政府==國家成立‧帝王制到共和制的政治形體變革相關聯、在其著作「國富論」（the Wealthof Nations, 1776）中、公式化狩獵‧牧畜‧農業‧商業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四階段」。
但是、這種「發展階段說」、其後在英國卻沒有被繼承。因為一九世紀的英國、已達成生產力世界第一的水準、所以、英國人、已沒有回顧過去生產力發展各階段的必要性。就是說、英國人已喪失了回顧過去的歷史感覺。他們在物質繁榮之中、亞當史密斯雖然指摘：「分工」（division of labour）的發達給予人格形成（character building）惡劣的影響、即指摘生產力發展的「黑暗面」、但是、一般人都不把它當作重要事。這個「發展階段說」受到接納的、還是在一九世紀後進國的德意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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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近代史」上的社會變革
自一七世紀至一九世紀的人類「近代化」時代、西歐社會傳統的「歷史觀」開始沒落。
(1) 資本主義‧近代民族‧近代國家三足鼎立
在西歐社會、以義大利斐冷翠（Firenz）開始的「文藝復興」（Rinasuimento）為思想背景、並以「社會近代化」（Social modernization）為時代背景、從一六世紀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制。並且、西歐社會傳統的「封建制」開始崩潰、再以資本主義為物質基礎、「近代民族」（modern nation）及「近代國家」（modernnation）應運而生。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不是封建制度下的自給自足生產、而是在「市場」換取貨幣來致富（獲得利潤）的「商品」生產、且是商品的「大量生產」（mass produce）、所以、新興的資本家階級、為了大量商品在各地能順利暢銷、便與被剝削的廣大農奴大眾相結合、打破細分為小地區（種族性領主集團）的封建體制、這就是從西歐社會開始的所謂「民主主義革命」（democratic revolution）。
這樣、陝隘的封建社會被打破、代為出現的就是廣大的近代民族和近代國家。這種新民族與新國家、資本主義最早發達的英國、即在一七世紀就見到成立。繼之、在一八世紀、具有「自由放任思想」（Laissez Faire）的法國、遭到先進國英國的政治壓迫和商品滲透、其「舊體制」（Ancien Regime）暴露其危機與無力之後、才激起「法國民族意識」的高揚、而使民族成立與國家統一。一九世紀、後進的德意志人、再遭先進國家英‧法兩國的政治壓迫與經濟侵略、同時受到「法國革命」所衝擊、當時的知識份子康德（Kant, 1724-1804）‧費希德（Fichte, 1762-1814）等引起激列反應。尤其是費希德、在看到柏林遭法軍佔領之際、發表「告德意志國民」（Reden an die DeutacheNation, 1808）、為德意志民族產生做了鋪路作用。在亞洲、是由日本人最早接受西洋的「民族概念」、一九世紀終於成立「大和民族」、最早實現資本主義化與近代化、成功的進行「明治維新」、而成為亞洲第一個近代民族國家。
(2) 「產業革命」
自一八世紀開始、英國首先進行「產業革命」、加上一五世紀以來的地理發現、殖民地擴張、世界貿易擴大等近代史上的新事件相繼發生、導致世界地理及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等新學問陸續發達、以致改變了舊有的人類史象。
(3) 「市民革命」（民主革命）
以「法國革命」（LaRivolution Francaise）為首、西歐各地爆發「（Civil revolution）。隨著、新興資本家階級與勞動大眾（農民‧工人‧手工業者）、均起而要求參與「國政」的權利（國民權利）
4) 「自然科學發達」
自然科學發達、人對自然和生物「進化」（evolution）的知識空前提高。譬如：在一 七世紀發現的「萬有引力法則」（the law of gravitasion, 1665--牛頓Newtom發現）、這再與「天文學」（astronomy）相結合、而產生了「太陽系」（the Solar System）的宇宙學說（Space Science）。同樣、動物學（zoology）‧植物學（botany）‧人類學（anthropology）‧考古學（archaeology）‧ 地質學（geology）等自然科學茁壯發達、並透過這些科學的發達、新的「自然象」逐漸取代了「天地創造」的神話、結果、宇宙‧生物‧人類等自然現象、被認為不是由「神的意志」變革、而是隨著「自然法則」的運行而變革。
這種自然觀點與歷史觀點的變化、導致「人類史」成為人的整個思考的對象。此時、法國啟蒙思想（Philosophie de la lumi-ere）發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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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伏爾泰與休謨的啟蒙主義文化史
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法國啟蒙思想家）、是擁有比任何人都強烈反對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5-1735、法國啟蒙思想家）的思想方法。他不以國家或政治為敘述歷史的對象、而是以「文化」為對象。他把人性、跟外部勢力（風土‧政治機構‧宗教等）對立所產生的習俗、時代精神及民族精神等、認為是從野蠻到理性的進步過程。
他的歷史敘述、雖然是屬於文明史‧文化史的部類、但是、因為他偏要敘述現代改革的啟蒙文化、結果、卻愈來愈遠離於古代史。
伏爾泰、覺得過去的歷史敘述過於陳舊、並做無批判的肯定神話與傳承、謊言過多、過於偏向軍事和政治的敘述、所以、他乃相反的盡力於敘述文明史‧文化史、進而展開哲學史或歷史哲學。他的歷史哲學、一方面否定傳統的基督教救濟史觀、另一方面乃批判猶太民族發達的神話的歷史記述。
他寫了「諸民族的習俗與精神試論」（Essai sur les nceurs et l'esprit desnations,1756）、提起有關中國‧蒙古‧波士‧印度‧日本等東方諸民族的習俗和宗教、並把猶太人稱為文化野蠻人。他乃以啟蒙合理主義（enlightened rationalism）、做為判斷善惡的尺度。
在另一方面、孟德斯鳩、雖然和伏爾泰同樣是合理主義的啟蒙主義者、但是、他也承認「非合理的實用性」「理性的界限」、尤其更堅定的承認「多種文化的相對價值」、所以、孟德斯鳩終於成為較精深的歷史家。
吉朋（Gibbon, 1737-94、英國古代史家）、是比孟德斯鳩更為反對基督教的合理主義者、同時也更為熱衷於歷史研究。他寫了傑出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6-87、六卷）。
休謨（Hume, 1711-1776）、是一八世紀主張英國自由主義經濟的代表性思想家。他極力批判英國傳統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開闢了「資本主義古典經濟學」發達的道路。所以、與他素有親交的亞當史密斯、乃在休謨臨終時、為他寫了悼文、表示深厚的敬意、休謨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是以其主著「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54-61）、與「英格蘭史」（History of England, 1754）為其哲學基礎。
休謨把這啟蒙主義的「人性觀」與「歷史觀」相結合、著作「市民國家」（Political Discourses, 1752 )、而來分析「近代資本家社會」的經濟構造、他說、人類是經過自然過程、予先發展農業生產力、再把農業與工業分離、才從「未開社會」脫出、而形成了「近代社會」。這個生產力的發展、客觀上可說是基於勞動‧技術及商業等、但是在主觀上、卻是「人」的利得欲望或享受欲望、才是其生產力發達的基本動力。所以、當「社會」達到一定階段時、這主客兩條件相互影響之下、市民的幸福與國家權力、才能一致而發達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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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黑爾達的合理主義與浪漫主義
黑爾達（Herder, 1744-1803、德國哲學家）、對於伏爾泰的合理主義進步論持反對態度、並注目民族精神及其內在生成力、同時對於人類史進行哲學思考、也就是浪漫主義運動（romanticism movement）先驅。他被認為是「歷史主義」歷史感覺派（historische empfindung schule）的開拓者。
他也不例外的受到啟蒙思想‧自然哲學等時代思潮所影響、所以、認為諸民族是以各個的使命和特性而興亡、但其全部過程是由「神」（自然）所決定。
麥薩（M..oser, 1720-94、德國歷史家）、也是和伏爾泰的合理性人類史對立著。他從鄉村與農民生活出發、企圖瞭解德意志史。他認為人由靈魂的直觀力（intiuition）能感到其「多樣性」（variety）和「內面性」（interior）、「地方理性」（local reason）所決定並根據「自然」（各個的時代和場所）所必要的多樣性、就是他的「歷史論理」。他發現了古代和現代的「連續關係」、所以他避免機械的區分時代、並把「時代」當做敘事詩的內容加以分類。他說：「世上一切事物都有相對的美觀、且很偉大」。「人類史哲學之構想」（Ideen Zur Philsophie de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784-91）、是黑爾達的名著。
如此、黑爾達和麥薩、都是把啟蒙時代關連世界史的開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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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盧梭的「人不平等起源論」
早期啟蒙主義的盧梭（Rousseau, 1712-78、法國哲學家）說：人類的原始時代是未曾有過人抑壓人、人剝削人的制度、把這個狀態稱為「自然狀態」。他又說：從「自然狀態」走出的人類社會、由於變成擁有財產私有制及支配階級以權力從事統治與剝削的結果、人類逐漸轉化為以「不平等」為基軸的階級社會。盧梭乃再進一步的發現著在階級社會促使「歷史」變動的要因、不外是富者與貧者、強者與弱者、以及主人與奴隸之間的階級鬥爭。並且、在階級社會、為了階級的支配與剝削、乃成立固有的政治制度、官僚組織、及市民間的差別制度。這些階級間所引起的矛盾對立、終於產生了「專制政治」。這就是所謂「不平等的極點」。
盧梭在另一方面、再論述隨著階級支配、人、在精神與情感亦被毀壞、成為與「自然狀態」格格不入的情況。盧梭在這點、確實指出各個人的思想或感情、最終由「社會」所規範、並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其歷史觀點。因此、舊有的「神學」（theology）與「倫理學」（ethics）的基本觀點、即「人是由神所創造」的固定觀念被否定、現實主義的「經驗科學」（empirical science）、代而支配人的知性或感性。這樣、歷史變革若不依靠神的力量而是依賴於人力、人們就不得不擁有對歷史的認知、因為人要依靠人的力量就必須知道過去的歷史經驗。
譬如說：人是否知道專制政治如何發生？人類能否選擇專制以外的政治形態？民眾能否打倒專制政治而樹立民主體制？為要解答這些問題、除了復元人類進化的全盤經驗之外、並無其他方法可循。盧梭的這種「史觀」、給予「法國大革命」及其後繼的各國市民革命、無上的自信心與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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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一九世紀的「歷史主義」
一九世紀的西歐社會、被稱為是「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盛時、或者「歷史的世紀」。其原因有三、即：一是為了認識歷史上的「事實」而歷史批判發達、二是出現許多能感動人心的歷史文獻、三是蒐集歷史資料的技術發達。
在這種情況之下、著名的德國歷史學派歷史學者蘭克（Ranke, 1795-1886）出現。並且、他在開闢「歷史主義」的新紀元之際、普魯士王國的政治家史坦因（Stein,1755-1831）、發行「Monumenta Germaneae Historica」（中世紀史料的集大成、1826- 、五部）。這是蒐集長期埋沒於各地的中世紀歷史資料、並加以嚴密的校訂之後刊行的劃時代大作。
在法國、一八三○年革命之後、由奇柔（Guizot, 1786-1874、法國著名政治家‧歷史家）、結集當時的歷史學代表人物、設立「法國歷史學協會」、並發刊舊年代記與古代記錄。但這在一九世紀西歐世界的「歷史學」、產生了史上未有的研究成果。
在「近代史」方面、蘭克著作「羅馬的、日耳曼的諸民族史」（1824）‧「近代歷史家批判」（1824)‧「三○年代的斷片」（1824）‧「宗教改革期的德意志史」（1839-47）等。規偕哺勒禾托（Giesebrecht, 1814-89、德國歷史家）的「德意志皇帝時代史」、也受到熱烈歡迎。蘭克的「德意志史」、是以「宗教改革」以後的德意志人之宗教意識和國民意識為主題、所以廣泛受到德意志人的愛讀。然而、蘭克並不是偏狹的民族主義者、而是虔誠的新教徒、同時、對天主教及羅馬教會也保持和平態度。
如此、在一九世紀的這些歷史文獻成為各國最大的關心事並非是偶然。這從法國來說、是關聯到法國革命、從德國來說、是和帝國統一有密切關係。例如：米修雷（Michelet, 1798-1874、法國史家）的「法國革命史」（1847-53）、拉馬丁（Lamartine, 1790-1869、法國詩人‧政治家）的「革命史」、托圭維爾（Tocqueville,1805-1859、法國政治學者）的「法國舊體制（Ancien Regime）之革命」「美國之民主政治」（1835-40）、米修雷（Michelet, 1798-1874、法國史家）的「法國革命史」、提努（Taine, 1828-93、法國哲學者）的「近代法國之起源」（1875-94）等、都是「歷史主義」時代的名著。但是、不管這些著作是否有其「時代性」、在當時的法國知識份子卻以傳統精神的道德主義和實證主義來閱讀這些刊物。
德國、在一九世紀的歷史觀、有著兩個不同的傾向。一是為了克服德國經濟的後進性、並達成足以能和英‧法兩國比擬生產力水準來認識歷史。二是否定以生產力的高低來決定先進或後進、藉以強調德國文化的獨自性（originality）。這種思想、主要是由德國歷史家展開。他們把前者稱為「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後者為「歷史主義」。
歷史學派經濟學泰斗李斯特（List, 1789-1846）、即站在當時尚未充分成長的德國產業資本家立場、反對暈卡（Junker、德意志特權地主階層）與貿易商人所主張的「自由貿易」。他極力主張保護政策。他乃以「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841）為理論基礎的著作、主張未開‧牧畜‧農業及農工商業等五個階段的所謂「發展階段說」。據他說、英國已進入第五階段、但德國尚停於第四階段。德國為了進到第五階段、必須加以「產業保護政策」。除了李斯特之外、德國還有哈爾托部蘭托勒（Hildebrand, 1881-?、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者）‧史末勒（Schmoller, 1838-1917、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者)‧彪嘿亞（B..ucher, 1847-1930、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者）等陸續出現。但他們後來卻被批判為「歷史實用主義者」（以歷史為服務政策目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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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蘭克之「羅馬的日耳曼的諸民族史」
歷史主義始祖蘭克（Ranke）的思想來源、不外是一八世紀浪漫主義（romanticism）。浪漫主義是比起理性較重視感性、其對象與其說「普遍性」（universality）、勿寧說重視各各的「個性」（individuality）。這在歷史認識上、是強調「民族主義」。並且、蘭克的「史觀」的基底是「德國民族主義」。他說：「德國民族存在於我們的內面、我們、不管喜歡與否、無論住在那個國家或那個地區、始終是表現著德國民族主義。... ... 我們不可能脫離德國、... ...我們所呼吸的精神空氣、始終是優先於憲法... ...」（「政治問題」1836）。
蘭克（當時二九歲）乃在處女作品「羅馬的日耳曼的諸民族史」（Geschichte dera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olker von 1494 bis 1514, 1824）、描寫了一五世紀末到一六世紀的拉丁系及日耳曼系諸民族的發展和軍事上政治上的對立、企圖在這裡找到西歐共通的特性、也企圖探討其「真相」和「歷史個性」。
蘭克再著「近代歷史家批判」（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schreiber,1824）、進入批判歷史學的新時代。他在這本書裡、以其證言和事件之間的時間‧場所、來判斷其憑信性。蘭克把他對歷史認識方法最明確表示的著作、就是「近代史諸時代」第一講、「如何理解歷史上的〝進步概念〞？」。所謂「歷史上的進步」、他認為是「人類指向一定的目的前進」的意思。但是蘭克說：這種想法、在哲學上無法成立、在歷史上也無法證實。在哲學上不能成立的事物（人類史的目的）、若從人之外界（神或命運）抽出、就必然會否定人的自由、並把人造成「沒有意志的工具」。另一方面、人類史的目的若是潛藏於人的內面、這又是把人造為「神」。不過、蘭克倒也肯定了物質生活的「進步」。但仍然否定人在精神方面進步。他說重要的是各個的「獨自性」（individuality）、而不是「歷史上的進步」。所以、歷史家的任務、並不是以某些絕對的價值理念來看歷史、而是在一定的時代、探究人是怎樣思索、怎樣生活而來找出其時代固有的理念。
蘭克再主張「把過去的各各時代、自自然然的知道其存在」、才是歷史家的任務。這種想法對於他在「實證的歷史學」成立之際、給予很大的影響。把「近代歷史學」的特性倘若認為是「實證性」（Positivismus）、這可以說是由所謂「蘭克史學」的一九世紀「德國歷史主義」所創立的。這種想法必須要有嚴密的史料批判、及資料的發掘和發行。這點德國是比任何國家都優先的做著上述的「Monument a GermaneHistorica」（德國中世紀的史料集）、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然而、當蘭克重視歷史的個性、企圖在人類史上找到無限的多樣性之際、可不可能了解世界史的整體？把這個問題在「方法論」上拿出答案的、就是韋伯（MaxWeber, 1864-1920、德國著名的社會學者）。蘭克始終沒有擁有像韋伯這樣的認識歷史的方法論。
蘭克雖然強調著「無限的多樣性」（grenzenlos mannigfaltig）、但是在他這麼龐大的歷史敘述之中、如「羅馬教皇史」（三卷、1834-39）‧「英國史」（七卷、1859-68）‧「世界」（一六卷、1881-88）‧「法國史」（五卷、1852-61）等著作之中、無法找出一定的價值理念。
總言之、蘭克的「歷史主義」、因否定特定的價值理念、才陷於「相對主義」（Relativismus）的陷阱。尼采（Nietzsche, 1844-1900、德國著名哲學家）這說成：「腐蝕生命的歷史主義之病」（historische pragmatismus）。上述的經濟學上的歷史主義被批判為「歷史實用主義」（historische positivismus）、相反的、在歷史學上的「歷史實證主義」、則被非難為陷於「逃避現實」或「機會主義」。然而、把「歷史主義」的價值判斷與歷史認識的問題、和「方法論」、給予理論上的解析是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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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黑格爾的「辯證法史觀」
當李斯特（List）企圖追上英國資本主義、蘭克（Ranke）否認歷史上的普遍性而重視時代和民族的個性之際、黑格爾則想以日耳曼性格來超過盎格魯薩克森的優越性。
黑格爾（Hegel, 1770-1831）當一八歲時、聽到「法國革命」爆發、他乃興奮得徹夜不眠。但是法國革命（市民革命）所實現的「市民社會」、卻不與黑格爾所理想的社會相符合、反而被他認為這不外是由分工‧競爭‧階級鬥爭所帶來的只是想獨佔的「欲望之體制」（werden system）。同時、黑格爾也體驗到只有在這個「欲望之體系」裡頭、才能有超越欲望本身的可能性。原來、黑格爾所理想的社會、乃是「全體」（Gesamt）和「個體」（Endividulles）能一致的社會。他說：亞細亞社會是「個體」埋沒於「全體」、所以缺乏「自由」（「亞細亞的專制」）。然而、市民社會雖然擁有自由、但如上述的是競爭和分裂的社會、而缺乏全體性「調和」（mischen）。不過、他認為市民社會內面擁有「合作」（co-operation kooderation）和「相互作用」（wechselwirkung）、所以也有隱藏著調和的「可能性」（M..oglicykeit）。把這個可能性「現實化」就是「國家」的使命。這就是黑格爾「辯證法」（Dialektik）的「社會觀」「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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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馬克思的「史的唯物論」
一九世紀、隨著市民革命與產業革命成熟發展、在歐洲社會、想把盧梭的「人類發展史觀」更加法則化‧系統化的思潮洶湧澎湃。其代表性思想理論、就是馬克思（Marx, 1818-83）‧恩格思（Engeles, 1820-95）的「史的唯物論」（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這個理論最初發表是在「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Partei, 1848）。這再經過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要綱」（Grundtisse der kritik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1857-58）、後來由馬克思的「資本論」（Das Kapitul,1867-94）更加體系化、更加法則化、而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集大成。
「史的唯物論」、是以黑格爾的「辯證法」、與費爾巴赫（Feuerbach, 1804-72）的「唯物論」（Materialismus）為哲學基礎、再加上英國「經濟學」與法國的「革命思想」而成立的法則性歷史方法論。
原來、馬克思是和黑格爾同樣、已看破在資本主義制市民社會的矛盾對立及其腐化與非人性、也找到其可能解決的辦法。但是馬克思、並不和黑格爾一樣、不把其矛盾歸於「全體」和「個體」分裂的結果。
他在「德意志思想」（Marx Engels, Die deutschy Ideologie, 1933）之中談：「我們必須知道人能存在的第一前提、也是歷史的第一前提、就是人為了〝製造歷史〞要活下去頭一個要維持的、是確保食‧住‧衣等物質生活。所以、人最初的歷史行為、就是生產為了生產這些物質所使用的『生產手段』（Means of Peoduction Produktionsmittel生產工具）、及生產生活所需的物質本身」。也就是說、歷史行為的根底就是在「生產在生活所需物質」。這就是馬克思認識歷史的出發點。這個「歷史的出發點」和辯證法的「歷史認識」、已在「經濟學批判」（1859 )的「序言」之中被定式化。
其「定式化」的內容可以整理為六：
(1) 「人」為了生存、必須形成「集團」（社會）、且必須與「自然」鬥爭及改造「自然」、而來「生產」食‧住‧衣所需「物質」（物資）。這樣人以「勞動」改造自然而生產物質的綜合力量稱為「生產力」（productive forces produktivkraf）。
(2) 「人」在生產物質時、須建立與為了生產的人之間的相互關係、這稱為「生產關係」（relations of production produktionsverh..altnisse）。例如：奴隸與主人、地主與農民大眾勞動者階級與資本家階級等諸關係。這個生產關係、是客觀性的社會關係、而非從個人的獨立意志下產生的（不管個人喜歡與否）。
(3) 上述「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人類史」上的任何階段、都是為「人」生存所不可缺的兩大因素。若從這個觀點看來、「人類史」不外是以這兩大因素的變動或其相互關係所成立的「法則性」（Gesetzlicykeit）發展過程。
(4) 社會的生產力是必然的會日益增大。從此、物質生產很快就超過社會消費、而產生所謂「剩餘生產物」（suplus product Mehrwert）、進而發生「階級」（class klasse）。從此、「人」的社會、終於分裂為擔負物質生產的「勞動大眾」、與剝削剩餘生產物為私有的「支配階級」。這兩個階級逐漸產生尖銳的對立。
(5) 生產關係（物質生產關係）的「總體」（the Whole）在社會構成上、成為其經濟構造的「基層構造」（unterban, basic structure）、並以它為基礎、再其上面構成政治‧思想‧法律‧國家‧主義等的「上層構造」（..uberban, superstructure）。
(6) 生產力若是發展到某些階段、和保守的生產關係就發生矛盾（舊生產關係成為將要不斷前進的生產力繼續發展的桎梏）。此時、原來的保守的舊生產關係被打破、新的生產關係、很快就被創立起來、而使生產力繼續向前發展。這種「社會構成體」的根本變革、稱為「革命」。
馬克思在如上「定式」之後、繼續表示著：「大體上、（人類史）是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資本家的生產方式來做為社會經濟的構成的幾個發展諸階段」。然而、馬克思在另外一個論文之上、卻說是：「凡有的民族發展、無論在如何的歷史狀況下、都沒有一定要走的普遍的發展過程」。但是、馬克思「歷史觀」的最大特點、乃在比過去所有的其他歷史觀、擁有強烈的「實踐意識」。
「史的唯物論」對於歷史認識的最大特點、乃在「歷史的法則性」。他在「資本論」序言說：「把經濟的社會構成體的發展、認為是一個自然過程（的法則）」「（資本主義制）生產的諸法則、是以鐵的必然性（法則性）所作用、而來貫徹自己」。恩格思也說過：「歷史看起來好似是偶然的集合體、但實際上在其內面是隱藏著一個法則」「世界史雖然擁有種種的變化與偶然、但是、畢竟也是由一個前進發展貫串著」。
若以蘭克（Ranke）來談、這種歷史的法則性、便會批判為「這是不可避免的」「無視人的自由意志」並使人成為法則的工具。當然、馬克思是再三強調：「創造歷史的是人、所以人必須以自由意識行動」。但是、馬克思也一再強調著：「人不能自己改變環境、只有在所與的環境裡行動而已」。所以把環境（主要是指生產關係）加以客觀的分析亦十分重要。此時、人要順應所與的環境或者是要變革環境成為最大問題。馬克思乃擁有變革現狀（環境）的「實踐意識」、並且當站在這行動意識來回顧歷史的結果、而看到「一個前進的發展」。因此、他終於確信「把握歷史的法則」與「社會變革」的兩個實踐課題是不可分離的。
從「實踐觀點」看歷史、原來是馬克思‧馬奎亞杯里‧李斯特等諸史家共通的特點。然而、馬克思、卻在抽出部份歷史教訓（馬奎亞杯里）、或企圖追上英國資本主義（李斯特）等問題上、和這些史家不同。他確實是企圖「超越過資本主義」為目標。並且、他是想廢除資本主義基礎的「生產關係」（基於生產手段私有制的資本或工資勞動關係）做為達成「目標」。
馬克思的這種「社會革命」思想、可說是把在資本主義社會擔當生產且最受虐待的「勞動者階級」（Proletariat）做為社會變革的主體（the subject）的開始、才確信「史的唯物論」的上述「社會革命理論」。
馬克思在一九世紀後半、判斷「社會變革」時機業已成熟、才寫成「革命前衛黨」（共產黨）的「綱領」、並組織「國際勞動者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Association、第一國際、1864-1876）、擬以「實踐運動」團結西歐世界的勞動者階級。馬克思認為革命若不成功、經濟恐慌‧剝削及失業、及侵略戰爭、將給勞苦大眾更大的困苦。
總言之、馬克思‧恩格思的「史的唯物論」、在人類史的綜合的追蹤上、起了劃時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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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韋伯的「理念型論歷史觀」
德國社會科學家的韋伯（Max weber, 1861-1920）、對於「歷史學」也有很廣泛的研究。他是富有強烈的行動激情的「個人主義者」。他同意「喀爾文主義」（Calvinism、一六世紀在瑞士由宗教改革者喀爾文開始的思想運動）所倡導：神與人的斷絕、以至「現實與主體」的斷絕關係。他說各人都信仰不同的神、歷史是在各「要因」相交織相制約之下而發展。人的行動是透過世界的「合理性構成」而進行著。韋伯著作的「合理性」、就是根據上述的思想為基礎而貫串著。在科學方法論、他是主張根據「沒價值性」（Wertfreiheit、為了保持客觀性、經驗科學必須從價值判斷分離）、與「理想型」（Idealtypus、理解個性的因果關係為手段）、而來構成「概念」。他在歷史研究是不同意歷史學派的「發展階段說」。他對於「新教主義」（Protestantismus）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關聯性、東洋與西洋等問題、有尖銳的洞察。
韋伯、對於「史的唯物論」在一方面是給予極高的贊同、但在另一方面、對其「方法論」上的弱點則加以尖銳的批判、再一方面、就是對史的唯物論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加以最精密的合理性檢討。
根據韋伯的主著「社會科學的及社會政策的認識之客觀性」（Die Objektivitat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 1904）直接批判的對象、是史末勒（Schmoller, 1838-1917、德國新歷史學派經濟學者）等的所謂「講譠社會主義」（Kuthedersozialismus）的學者。當時對李斯特等是稱為「舊歷史學派」、而對於講壇社會主義者則稱為「新歷史學派」。新歷史學派主張「所得的分配公正化」、並隨著這個主張來以歷史方法分析社會現象。然而、韋伯說：「特定的政策目的是基於『個人』的價值理念、所以不可能擁有﹃客觀﹄的正確性」。他且說：「科學性分析」與「價值判斷」必須截然分開、否則、會損害「科學的客觀性」。如此韋伯要「從科學排除價值判斷」的主張、對於馬克思主義、也就不保留的加以嚴格批判。
韋伯在「自然科學」的法則認識能否適應於「社會科學」的問題、對於馬克思所著有關社會發展的「自然史過程」也有所批判。就是說、韋伯把從蘭克開始對於「個性重視」的德國歷史學傳統、進一步的推動到更精密的地位。原來、韋伯的歷史認識是以豐富且多樣的「歷史事實」為對象、所以在無限制的多種多樣的歷史事實之下、由這些豐富的歷史事實來認識歷史、就難免是片面的‧相對的認識。歷史觀點若有改變、所構成的歷史象也必然的跟著變化。因此、韋伯說：「歷史必須隨著〝時代〞的變革而受到改寫、普遍的〝歷史法則〞是沒有存在」。從這「觀點」、韋伯則批判「史的唯物史觀」、即：「把社會現象與文化現象、以其經濟制約性及重要性觀點分析、是會招來創造性成果的一個科學原理、只要不陷於獨斷（Dogmatismus）、這永遠是科學原理。當做〝世界觀〞、對當然要說明歷史現實因果的〝唯物史觀〞確要否定。但是、歷史的經濟解釋的唯物史觀、是可以肯定」。
韋伯的「歷史認識」、有如下的順序、即：當要認識「歷史」、得先要有一個「觀點」。基於這觀點、以片面強調在現實中的某些「因素」來構成「假說的概念」（如「民族獨立」）。這稱為「理念型」。這個理念型在觀念上雖有烏托邦（utopia）傾向、但由此分析現實、就能得到「抽象性」（Sample）效果（譬如能知道「民族獨立」的可能性）。
韋伯的這種所謂「理念型論」、在要協議歷史時、無論是有自覺或是無意識的、均會成為很多人常使用的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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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一九世紀自然觀的變化
一九世紀所創立的所謂「歷史隨著法則變化而變化」的法則理論、到了二○世紀、終於起了變化。其根本理由就是在近世以來的幾百年間、「宇宙觀」與「地球觀」、即「自然觀」起了革命性變化所導致的。所以單純的「歷史觀」、卻受到影響而失去其理論基礎。
譬如說：從中世紀末葉的哥伯尼（Copernicus, 1473-1543）的「地動說」（thebeliocentric theory）、加利類（Galilei, 1564-1642）的「宇宙觀」（Spacescience）等、都根本改變了「自然觀」、結果、絕對者的「神」以地球為中心所造成的宇宙秩序論、竟然被打破、神學上的有關政治上‧社會上的綱領也被遺棄、「現實主義」「經驗論」的分析觀察的學問方法、代之茁壯發展。笛卡兒（Descartes, 1596-1650 )的所謂「全面懷疑」「我思故我在」（je pense donc jesuis; cogito, ergo sum）、乃是他的學問方法的象徵性表現。
一九世紀、乃是上述新的自然法活躍發達的「科學世紀」。這個時代的自然科學家、幾乎是仿效加利類或牛頓、把自己的新發現稱為「新法則」、而來強調其自然學說的普遍性。達爾文（Darwin, 1809-1882）在其「種之起源」（Origin of Species,1859）、提起「生存競爭」「自然淘汱」等生物進化的基本原理。孟德爾（Menedl,1834-1884）則發現「遺傳法則」（laws of heredity）。這些自然科學上的進步、當然是影響當時的社會‧歷史上的研究方法。
因此、早在一七世紀以來、培根（Bacon, 1561-1626）著作英國經驗主義的「新工具」（Novam Oryanum, 1597）、英國悟性論者洛克（Locke, 1632-1704）著作「人類悟性論」（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90）、英國古典經濟始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著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1776）、法國啟蒙主義者孟德斯鳩（Montesquien, 1689-1735）著作三權分立的「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 1748）、法國百科專書哲學者康多塞（Conderct, 1734-94）投稿「百科全書」（Emcyclp-edist-es）等。德國的馬克思則在這種世界潮流的影響之下、才進入研究哲學‧經濟學‧革命理論等、成為辯證法唯物論的泰斗。如此、到了一九世紀、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空前發達、造成了「法則之世紀」。
在往下、到了一九三○年代、「原子物理學」（atomic physics）發達、成為解明能源或天星內部構造的有利武器。第二次大戰後、在戰時中發達起來的「電子工學」（electronics）、受應用於「宇宙探察」（space etploration）、結果、發現了太空的運行‧噴射‧爆發等運動。自一九六○年代開始、又見到大型計算器（computer）出現、所以再進一步的推行宇宙探查的高度進步。這樣、自然學進化發展的結果、被認為「有預定目標」的神意趨於崩潰。相反的、把自然進化置於諸因素的相對關係（辯證法‧唯物論）終佔優位。這種自然觀的發達、必然的產生了事物（自然‧社會）進化發展的觀點、並把其「發展」視為具有無限的可能性。
自然科學的發達、急速提高自然能力在人類史上的地位。空氣和海洋的成分‧生物分類等、成為有意識的初級教育教材。研究大陸移動的所謂「地球構造論」（Platetectonics）、曾在一九世紀被認為是虛構、但在今日已成為實證的事實。隨著大陸移動發生的海流（an ocean current）移動與氣候的變化、已能加以長期預測。這些自然現象的變動、給予生物進化論與人生活發展很大的影響是無容置疑。
關於生物進化的研究、已從細胞（a cell）次元深化於遺傳子（a gene）的次元、結果、遺傳子與超新星（the ultra-nova）的爆發等天文現象的關聯性、已發展成為人類史上的學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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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現代史學的諸學說
亞細亞‧阿非利加‧拉丁美洲在一七--一九世紀、大體上仍在原始‧部族‧種族等後進社會狀態。到了一九世紀以後、亞非諸族全面受到西歐資本主義諸國家的侵略、而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隸屬國的慘境之後、才以「被壓迫民族」（前期性民族）的姿態登起世界史上。再到二○世紀的世界史變革之中、亞非各民族主義或前期民族主義發展、要求「民族獨立」「殖民地解放」的鬥爭洶湧澎湃、結果、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各殖民地各民族才陸續爭得解放並實現民族獨立、以至到現在（一九九七年）、除了「台灣」（人口兩千萬）仍然留在大殖民地的境地之外、全世界只有剩下二六個的舊殖民地（都屬小島級、全人口不過二○萬人）存在著。當然、絕大部份的亞非諸民族雖說已獲獨立、但是仍在所謂「新殖民地主義」（政治獲獨立、但經濟社會上仍受到歐美資本主義的壓迫剝削）所支配。所以、所謂「南北問題」（North-South problem、一九六○年以後、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及生活等問題上、亞非舊殖民地的新獨立國家==南、與歐美日等先進資本主義諸國家==北、雙方矛盾愈來愈深刻化）、成為現今世界的最大問題。
原來、「民族自決」的要求、是在「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一八四八）以來、成為歷史發展必然的趨向。譬如說：在早期的亞細亞諸地域、雖然尚未有形成「近代民族」的經濟社會條件、但遭外來殖民地統治者極其強烈的歧視差別與壓迫剝削、結果、「前期性民族主義」（the early nationalism）自然發生、一反抗白人、二反抗經濟剝削、三要求政治獨立的「抗外鬥爭」急遽發展。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九世紀末期以來的長期反殖民地鬥爭才見到開花結實、全世界的原始族‧種族‧部族‧前期民族‧民族等、大體上都獲得獨立、已經獨立了一五○餘國家。
(1) 尼赫魯要求民族獨立的歷史學
在二○世紀、批判「西歐近代歷史學」之聲中、可說是以提出「修正世界史」主張的印度獨立運動首腦尼赫魯（Nehru, 1889-1964）為首。他在第四次的入獄中、寫給他的女兒因弟拉（Indila）的所謂「世界史瞥見」。這個書信的基本觀點、是有關亞細亞世界和西歐社會的問題。他主要是說：亞細亞現在固然淪陷於西歐各國支配之下、但是在古昔時代、原來是亞細亞長期佔優勢。那個時代、西歐各國卻等於是亞細亞的殖民地、所以現代西歐社會的許多民族、都屬古代亞細亞侵略民族的子孫。今日亞細亞各族、已起來要求自由、並從事抗拒西歐侵略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若從他的歷史觀點看來、尼赫魯的問題意識、不外是擱在亞細亞與西歐社會的被支配與支配、並思考著等到何時才能反轉過來的問題上。
譬如說：一五世紀的中國（明初）、比起同時代的文藝復興時的西歐社會、在文化上是更為優越。這個中國在一九世紀以來為何淪於西歐各國侵略之下？對於這些問題、尼赫魯倒是沒有表明任何明確的解答、但是在史上的一個確確實實的史實、就是西歐社會的「近代化」所背負的「負」的側面、就是對非西歐社會的侵略與支配、這點、確是受到非西歐人所揭發。
(2) 日本學者的世界史
尼赫魯指出在亞細亞、只有日本能逃脫淪為殖民地境地、不但沒淪陷、反而成為對亞細亞各民族的侵略者。但是、日本在第二世界大戰吃了敗戰後、也受到美國聯軍佔領、而喪失了其民族獨立。由此、日本人才深刻的意識到「民族獨立」問題。據於這個意識問題、以日本人的身份重新深思「世界史」、就是上原專祿（1899- 1975、德國歷史主義學者）。
上原專祿是德國歷史主義派西歐中世紀史的專家、戰後對教育問題（他是東京商科大學校長）與和平運動做積極性發言、尤其研究有關「歷史認識」的方法論。所以他不以全面寫出「世界史」為主題、而是以對今日日本人的生活意識有關的事實為基礎、重新組成「世界史」的方法論。上原的這種歷史認識、就是和上述韋伯的「理念型」歷史方法相似。但是、上原與韋伯不同之處、是韋伯只以抽象型態來說明「價值理念」、但是上原乃以極其具體的方式說明。就是說、上原不但是以「今日的日本人生活意識」為問題、其內容則擴至「世界和平‧民族獨立‧個人自由」來說明世界史。他並結論為：「沒有和這三個問題相關聯、就不可能進行歷史研究、或若研究也不能得到任何意義」（上原專祿「歷史研究的自由」、1952）。同時、上原把這三個問題終於歸納於「民族獨立」的一個問題。
上原乃以「民族獨立」的實踐性觀點、想來看歷史。這點他與馬克思以「勞動者階級」的社會革命的實踐性觀點看歷史有若干相似。馬克思是以階級鬥爭來看世界史、並且從此發現貫串世界史的「普遍性」發展法則。然而上原在民族問題上所發現的、並不是普遍性的發展法則、而是民族的「個性」「特殊性」。從此、上原則不是產生「發展階段論」、而是構築了「文明圈」的想法。譬如說：湯恩比（Toynbee, 1852-1833）著「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ny, 1934-54）之中、也有提到「文明圈」問題。但是、上原不是說明文明圈的形成‧發展及衰退等歷史過程、而是說明西歐‧東歐‧印度及西亞細亞等四個文明圈進行各自的發展、然後、由西歐進出而被編為一個世界、這就是他的「世界史成立」的歷史觀點。從此、他才導出日本的民族獨立的問題。
(3) 新從屬派的歷史觀
一九六○年代是「非洲之年」、一年之中獨立了一七個國家、其後也相繼達成獨立。到了一九七○年代、世界的殖民地都完成獨立。但是、政治上雖然獲得獨立、經濟上卻仍為舊殖民國家所支配（新殖民主義）、飢餓‧貧困‧失業、及累積債務等、所謂「發展途上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的困難愈來愈膨大。
在這種情況之下、從一九六○年後半、乃出現了所謂「從屬理論派」（the Schoolof the dependency theory）。即：法蘭克（Frank, 1929、德國經濟學者）‧阿眠（Amin, 1931、埃及經濟學者）‧哦拉斯天（Wallerstein, 1930、美國社會學者）等從屬理論學者相繼出現。他們是拉丁美洲或非洲的研究者、如法蘭克所說：「經濟發展與低開發、是一個銅板的兩面」、他們認為西歐社會的近代化（資本主義化）、是以殖民地化非西歐世界來達成。這兩面並不是兩個分離的關係、是一體兩面、必須「統一」來研究才可以。
哦拉斯天、乃把世界看著由「核心」（the core, metapolis）‧「半周邊」（half surround）‧「周邊」（surround area, satellite）的三個部份構成。並且、世界的構成、是經過五個階段發展的。即：
一、一六世紀（1450-1640）、西歐社會成為「核心」、西班牙與北義大利陷於「半周邊」、東北歐與拉丁美洲成為「周邊」。
二、在一六五○--一七三○年的不景氣時期、英國成為唯一的「核心」國家。
三、一七三○--一九一七年、英國是核心、法國‧德國‧比利時‧俄國‧美國是「半周邊」、亞細亞‧亞洲是「周邊」、日本後來成為「半周邊」。
四、一九一七--六○年、俄國由革命上昇、第二次大戰後再上昇為「核心」、英國沒落、美國成為「核心」。
五、一九六○年代、美國開始衰退、到了一九七○年代、美國‧歐洲共同體‧日本‧蘇聯、完成「四分世界的其他國家」（「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第一卷、1979）。哦拉斯天的這種議論、常被批判為「歐洲中心主義」。
他的所謂「世界構成論」（world system）、不是講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而是說核心或周邊才是基本的「對抗方式」。所以、其革命戰略、不是一國之內的階級鬥爭、而是要變革世界構成全體的所謂「反構成」的鬥爭。當然、哦拉斯天並不完全否認階級鬥爭、但是、他所謂的「階級鬥爭」、是「世界規模的資本家階級與勞動者階級的階級鬥爭」。並且、他認為「和民族解放運動不相結合的階級鬥爭不可能獲勝」。
總言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鬥爭趨於停滯、許多勞動運動都退潮於「體制內」的現時情況之下、這種「新從屬派」的主張雖然還有許多缺陷、但可說是為「歷史」提供了一個新觀點。
(4) 「年報學派」的歷史學
如上所述、在一九六○年代「民族解放」的歷史學、當在歐洲所擁有的意義將從非歐洲世界解明之際、想要重新解釋所謂「近代」的新的歷史學抬頭。這個思潮、由於開始批判歷來的歷史學幾乎都是傾向於敘述權力者的政治史、所以漸趨於改變為注重大眾意識和群眾生活的史學、有人稱之為「大眾史學」。
這個「大眾史學」的代表性集團、可說是法國的所謂「年報學派」（Ecole desAnnales）。這個學派嚴謹的說起來、並不適合稱之為「學派」。但是他們乃集結法國許多歷史家、形成著法國現代歷史學主流、同時在國際上、也擁有一定的影響力。這個「年報」（Annales）原來的名稱、是繼承一九二九年費餔爾（Febvre,1878-1956、法國近代文明史專家）發刊的雜誌的名稱。這本雜誌在一九四六年改為「經濟‧社會‧文明年報」（Economics-Soci-et-es-Civilizations）、現在仍然繼續發刊著。所謂的「年報學派」的第一代、原來是更早的一九○○年創刊的「歷史綜合雜誌」的編集者（布魯克‧費餔爾等人）。他們在創立雜誌時、就批判當時支配著學問界的「實證主義史學」（historique positive）、他們把「歷史」認為是「現在」與「過去」的對話、並且重視著研究者所提問題和觀察全體的觀點。就是說、他們的目的是要「總合」（synthesis）的把握歷史、布魯克的名著「封建社會」（1939）就是這種「總合把握歷史」的典型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費餔爾和布魯提爾（Braudel, 1905-85、年報學派第二代）之下、主張要考慮歷史學在「時間」上的多樣性、並重視其長期持續的因素、這樣、企圖把諸科學的綜合化而來達成各種革新。他們在經濟社會的諸領域獲得顯著成果。到了一九七○年代之後、由路勾夫等第三代年報派相繼開拓歷史的心理性與大眾文化性等新領域、同時、把「人類學」的成果導入於歷史學的方法或觀點。
在歐洲的歷史學界、受到「年報派」影響的學者、幾乎都從事復元歷史學所輕視的許多日常問題或大眾世界。這些歷史學、就是企圖解體歷來的個人主義與合理主義的近代西歐社會思想傾向、這無非是對於近代的西歐思想有著濃厚的「懷疑思想」。但是、由於這種懷疑只有指向解明西歐社會的基本問題、所以不能解決近代西歐社會所碰到的矛盾而再向前進。這個「年報派」的方向、勿寧說是更加接近「人類學」、所以、不得不傾向於美化中世紀的「復古主義」（revivalism )。
(5)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新潮流
馬克思（1883）‧恩格思（1895）去世之後、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的歷史學、卻陷於嚴重的「教條主義」（dogmatism）發展史觀。然而、從一九六○年代、在其歷史學本身中、也出現了一股新的潮流。
一九六三年、托默遜（Thoson, 1924、英國歷史家、一九五六年匈利牙事件時退出共產黨）、在著作的「英國勞動者階級的形成」之中、他所追求的是勞動者階級的階級意識形成等問題。他說：「勞動者階級被別人造成、同時本身也創造自己的階級意識」（「理論的貧困」1978）、其中「勞動者階級本身所創造」的部份、才是他最重視的問題。他認為勞動者階級「形成」的時期是一八三○年代。但是、後來、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陷於教條主義、感到非常的不滿。
托默遜在一九六八年、再寫了「一七九○年以前的英國勞動工會運動及其他勞動運動」。他在這本書中、認為把一八世紀當做一九世紀的前階段是錯誤的、一八世紀是有一八世紀的獨自的社會特性。他也說：從來的「勞動運動史」有著勞動者自然發生的圖式、即抵抗→成立勞動工會→經濟鬥爭發展為政治鬥爭→結成勞動者政黨的一定圖式。但是當他回顧過去勞動運動的發展時、卻認為有了若干的「轉變的可能性」。這就是托默遜肯定一八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獨立性的觀點。這樣、特默遜強調了一八世紀的「民眾世界的特質」的主張、卻與「年報派」有了若干的相似點。
如此、托默遜和「歷史主義」與「年報派」均有相似點的「歷史觀」、乃被批判為「放棄將要變革歷史的勞動階級觀點」（安川悅子「英國勞動運動與社會主義」）。但是在實際上、托默遜並不放棄世界史「變革」的觀點。他所放棄的、乃是「體制內化的勞動運動及教條化的前衛政黨」。他乃站在這種觀點、想來檢討「大眾的主體性」。這就是他被稱為「普遍主義者」或「浪漫主義者」的原因。
如上所述、今日的馬克思歷史學、好像從歷來所陷入的「教條主義」脫出、而開始步入新創造發展之道、然而、他卻迄未顯出其發展的「全體象」。現在只能看到他們想要走的幾個發展指標而已。即：
一、不拘於歷來的階級鬥爭與前衛黨（共產黨）、而努力於重新建立「大眾運動」。但是這種傾向、往往會陷於「政黨無用論」「勞動運動不信論」或「地域主義」等偏差。
二、重視「國際聯帶（international solidarity）、國際上的內部要因與外部要因的相互關聯必須保持。
三、檢討「上層構造」的效用、基層構造‧上層構造論、原來是馬克思分析「社會構造」的基本方法、但是由此、在歷史學上、往往會陷於重視基層構造而輕視上層構造的傾向、因此、產生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缺乏人性」「輕視民族問題」「輕視文化史」等批判。馬克思主義、原來擬以團結世界的勞動階級。他認為革命若不成功、經濟恐慌‧失業‧剝削及侵略戰爭等、將給予勞苦大眾更大的困苦。如上所述、馬克思‧恩格思即以人類的物質生活為分析準繩、法則性的論述了從原始時代到一九世紀（尤其是資本制階段）人類發展的歷史。但是、馬克思的人類史觀、往往被所謂「歷史學者」當做是「經濟學」敬而遠之。然而、人類原來也屬於「動物」的一系列、必以衣食住等物質生活為生存基本、所以、若是否認人類的經濟生活側面、就難以把人類發展史有系統‧有法則性（科學性）的予以認識。
然而、到了二○世紀後半、資本主義及勞動運動經過二、三百年發展之後（從馬克思主義發生算來是百年之後）、「史的唯物論」乃面臨時代進步的考驗。尤其從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所謂「共產主義國家」蘇聯‧東歐及中國共產黨等趨於沒落、所以、暴露了其個人獨裁（Nomencratura、不是原來的馬克思主義）的非人道（beinhumane）做法、終於受到二○世紀末葉世界上的嚴厲的批判與排除。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對此、該如何的處理這些批判、是所謂「新馬克思主義史學」今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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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主題：一「人」是歷史的產物.
本章節原作者：史明, 本章節編輯者：山月. 創作日期：1998/04/01
一 「人」是歷史的產物
「人」、都有各人所背負著的歷史。譬如、你何時在何地生長、在那個學校學習、其後有什麼社會經驗等等。從此、就能知道你擁有什麼興趣或嗜好、亦能推測你應該所擁有的思想‧性格及生活習慣、或者人生觀‧社會觀‧世界觀等的哲學傾向。如果能再進一步的知道你的家族狀況或所受教育、也能再詳細的知道你的父母親‧ 兄弟姊妹的生活狀況與思想傾向、或者你所交往的朋友、以及你自己的理想或欲望等等。
如上的事例、恰好證明每個人都是背負著「歷史」生存著。就是說、不管你自己喜歡不喜歡、不管你是否有意識、在你一輩子生活裡頭、其時代與環境已把「歷史」加在你的身上了。
具體的舉例於台灣來說、台灣社會、過去遭到荷蘭‧滿清的外來統治。到了二○世紀初、即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已進入資本主義化‧近代化的歷史過程、隨著台灣民族與台灣民族主義發生、而成為具有殖民地性的資本主義社會。旋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戰結束、中國國民黨集團佔領台灣、繼而施加中國軍閥與現代法西斯的殖民統治。然而、到了一九八○年代、因獨裁者蔣介石‧蔣經國相繼死亡、原有的特務系統、不能仍舊維持下去、才解除戒嚴、廢除所謂「叛亂條例」等法西斯法規。而後、中國國民黨為了繼續殖民統治台灣、其「假」的民主政治從此開始。因此、四百年來、代代的台灣人、都毫無例外的遭到這種歷史過程所造成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社會規範‧思想意識及生活感情等所統治、所影響、並與這些歷史事件結成一片、而生活於這個殖民地社會台灣。就是說、今日「台灣人」也不能例外、完全是台灣社會所造成的「歷史」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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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歷史」
如上所述、「人」都是歷史產物、都生活在「歷史」之中、而自然而然的體驗到「歷史」。如此說來、似乎是沒有再學習「歷史」的必要。
然而、做一個人、若想要把自己或自己的社會合理的‧客觀的加以瞭解或認識、就會自覺的想起：「自己與社會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我們與社會在何等環境、經過怎樣的歷史過程、而如何的形成起來？」等問題。
所謂「歷史學」、就是要解答這些做人應有的根本問題的學問。學到歷史、同時也能幫助個人或社會提高其自覺性（Self-awareness）‧自立性（Independence）及積極性（Positiveness）、以及「集團意識」（A Group Consciousness）。
但是、「歷史學」、並非開始就有了如今的方法論與目的性。這不外是從古代發展到今日、累積了人類的許多經驗、並也經過不斷的「自我改革」、才成為今日所能看到的「歷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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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神話‧傳承‧敘事詩等原始歷史
人類的「歷史學」、乃由原始的神話等開始。
在動物的世界、起初都得教給剛生下的小動物採取食物的技巧、走動的方法、和群體中生活互動的方式、來做為「保存種」（Preservation of Species）的基本訓練。
人也同樣、自從生存於地球上的那一天開始、最初要做的也是對新生代的「保存種」的教育。
然而、自從人類社會規模愈來愈大、經濟‧政治及社會變為多元化之後、各集團為了保持內部的團結、以便與其他集團進行鬥爭、一旦有必要便促其成員加強「集團意識」（the kind identity）、其間、集團的首長即以「神話」（a myth）‧傳承（Word of mouth tradition）、以及敘事詩（a epicpoem）等、想來教導成員努力於加強集團意識。這就是人類有系統性歷史敘述或歷史教育的最初型態。
例如有下列幾種狀況、一個集團的「天地創造」（the Creation）「建國」等神話、及給予集團帶來「榮光」的英雄事跡、或者具有實現「神意」（the Will of God）的選民意識等、其內容與形式是各種各樣、均具有能喚起成員共同的「集團意識」「使命感」（a mission）
或「榮譽感」（a pride）等作用。
這些神話、可說是把某些「空想」（a fantasy）與「現實」（a reality）結合而成的歷史架構（Fiction）。但是、無論是事實與否、集團裡的成員一旦聽到、都能有所感動。大家知道、摩西（Moses）的神話、均能使人對其「十戒」（Moses'Decalogue）產生畏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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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長期記錄「歷史」
如上的古代神話、大體上都被集團首長或帝王利用為支配大眾的工具。但是到了後來、這些神話、卻免不了漸與人類所累積的歷史經驗產生距離。
就是說、隨著世代的交替或時代進展、人類社會不斷的累積了許多生活經驗、結果、人們乃開始認識到：「世界」的變革並不僅由一個獨裁者或帝王所決定、也不是僅重複著固定且同樣的模式在循環或運行。換言之、人們已發現「世界」並不是單走「神」所與的軌道而發展、而是依靠「人」的不斷努力與複雜的軌跡才能前進與變革。因此、人類乃從「有史」以來、即把假像的神話逐漸去掉、代之、使所謂「古代史」（ancient history）先記述、然後、才開始長期記錄現實發生的「事實」（a fact )。
這種歷史事實的記錄、必須具有下述三個特點、之後具備一定的方法論、則有系統的「歷史學」始得以成立。
(1) 記錄性觀點（record）
基於「現實主義」（realism）或「實證主義」（positivism）、記錄了社會事實（social reality）、把人類在長期間累積下來的文化遺產或歷史事例等、從歷史發展的法則上想來認識或保存、就是歷史學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歷史學」是綜合性的學問、所以必須與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考古學‧地質學等諸學問相結合而加以綜合的研究、才能獲得所期的成果。譬如說、古代中國、在漢武帝之下、太史令司馬遷著作「史記」（全一三卷）、而創立中國式歷史記述的方法及其特質。在「史記」當中、司馬遷從神話時代的五帝（黃帝‧顓頊‧帝嚳‧ 堯‧舜）談起、記述到殷‧周‧秦‧漢的王朝時代。這樣、綿延涉及一千五○○年的歷史記錄、這種過程、顯現了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軌跡。「史記」不只記述古代中國的政治事件、同時也涉及到古代的天文‧地理‧宗教‧倫理‧詩歌‧音樂、以及治水‧經濟等的各種諸制度、廣泛的觀察古代人的社會生活、所以、在歷史學上獲得世人很大的稱讚。
(2) 發展規律觀點（Follow the locus）
從歷史長期的展望之中、認識社會集團的發展規律及其特質。也就是說、「歷史學」是研究人及其社會的發展規律與法則、並繼承歷史經驗與文化遺產的學問。
今日存在於地球上的諸民族、諸國家等社會集團、因其形成發展的自然條件‧社會條件、或者其生成的時期‧地域‧形態‧過程等、各個都不可能相同、所以各個集團所具有的歷史‧發展規律‧規跡及其特質、也不能相同、各有各的歷史發展規律與特質。譬如說：西歐諸國與東洋諸國家所走過的發展規律、就不相同、同樣在西歐社會的英‧法‧德等國家、各國所經過的歷史規律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在東洋社會最為象徵性的古老國家有中國與印度、這兩大國、從其文明發祥及其後的歷史發展規律都不能相同。對台灣最切身的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來說、其主成員雖然同為漢人、但從四○○年以來、台灣社會開始草創之後、台灣與中國在歷史上‧社會上所走過來的歷史發展規律與所形成的社會特質、就大有分別、大不相同了。因此、研討歷史的作業當中、認識各個社會集團的發展規律及其特質、是其極重要的目的之一。
(3) 定位觀點（Placement）
歷史記述、是對探究當時社會各種現象在歷史上社會上所佔地位及其所負任務的記錄。 譬如說：馬克思思想的定位觀點、是把物質生產的下層構造與政治‧文化等上層構造、從其相互關係上、來確定各種生產方式與政治勢力之間的相互作用。
凡是人類社會成立以來、勞動大眾是承擔解決有關衣食住等物質的生產活動、而來發展社會生產力、也成為促使社會高度成長的原動力。但是、到了不平等社會∥階級社會成立之後、在人身支配與經濟剝削之下、終於發生農民鬥爭或階級鬥爭、也推翻了歷來的政治壓力、並爭取能夠回復人權或提高生產力的社會條件。
到了一九世紀、產業革命與民主革命一旦成功、勞動大眾即在人口急速增加、工會或勞動黨成立等歷史變革之下、階級革命或民族革命相繼發生。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爆發、勞動大眾成為戰鬥與軍需生產的直接擔負者、旋至大戰末期、再變為厭戰或反戰的和平戰士、終於為戰後「大眾社會」「共產主義國家」等出現做舖路工作。一九四○年代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勞動大眾進而成為推進民主政治及殖民地解放或民族獨立的第一線戰士。
以上就是記錄歷史時、應有的三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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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希臘人的歷史敘述
希臘人雖然熱衷於探求永遠不變的「真理」、但是並不輕視認識真理時的社會發展、其時間性與歷史性等。柏拉圖（Platon, BC427-347）或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BC384-322）的代表著作雖然不是史書、但是他們並不忽略歷史上的探求。如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即有「雅典人的國制」（Athen on Politia）這樣的歷史著作。
希臘人的歷史意識、在荷馬（Homer）的詩作裡頭也能看到。就是說、希臘人的意識裡、詩與歷史已有密切的關聯性。
在希臘都市國家時代、著名的費盧途托斯（Herodotos、前六世紀）、就是歷史研究的創造者、即「歷史之父」。他一方面乃敘述「神」的作用、另一方面則廣泛的記錄政治史、以及全世界的民俗‧風物‧地誌等文化事物。那麼、限定於以記錄政治史為主的托枯希的斯（Thucydides、前五世紀）、可算是希臘最大的「歷史家」。在希臘都市發展的「修辭學」（Rhetorike）、是以寫文學的方式來發展歷史記錄。大修辭學者以蘇格拉底（Isokrates, BC436-338）的學徒、即寫上「世界史」（三○卷、至BC340）的誒波羅斯（Ephoros, BC405-330）、及著作「世界諸民族年表」（Chromographiai）的大地誌學者誒拉斯托地涅斯（ Erasthotenes, BC275-195）等、為當時的著名歷史學家。
到了「希臘化時代」（Hellenism, BC334-30）、希臘文化傳播於羅馬等世界各地。此時、著名的政治家希科羅（Cicero, BC106-43）有一句名言：「歷史... ...、是時代之證人、是真理之光、是記憶之生命、是人生之師、是後世的使者」（「關於法」De ius）。「歷史家應遵守的紀律、第一是不撒謊、第二是不隱蔽事實、不逢迎奉承、不欺偽詐騙、... ...」。也就是說、歷史研究必須是：一探求真理、二文學記錄、三敘述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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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羅馬人的歷史記錄
羅馬人除了「法學」之外、其文化成績（包括歷史敘述在內）、可說均是模倣希臘文化而來。同時、羅馬人在歷史敘述的唯一特點、是記錄「年代記」（anmales）的傳統。年代記、是從共和國（前五世紀）開始之際、羅馬政府每在各執政官（consul）交替時、即命令公式記錄重要事件。這種形式、對在前二○○年開始的非公式文學性歷史記錄、也給予很大的影響。由於羅馬的歷史家很少保有歷史資料、所以、幾乎是依據口傳或傳說、或者自己的想像來寫歷史。並且、羅馬的歷史也與希臘同樣、都由政治家所記述。
凱撒（Caesar, BC100-44）、是和希科羅同時代的著名人物。他以單純明瞭的文章、留下了「迦利亞戰記」（DeBello Gallia）等著作。其他、在羅馬帝政時期、薩爾斯托烏斯（Sallustius）著「凱迪利那內亂記」（De Catilinae Coniuratione）、留依烏斯（Livius）著「羅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太奎托烏斯（Tacitus）著「編年史」（Annales）、斯誒托扭斯（Suetonius）著「皇帝傳」（Deuita caesarum）等、這些史書都是留給後世這時代的許多歷史事記。
到了羅馬世界末期、這些史書、從古代史而言、由當時的歷史家寫成「百科事典」、從日耳曼中世代來說、即成為古典諸學重要的泉源「百科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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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西歐中世紀基督教的歷史觀
西歐中世紀社會、是基督教‧羅馬文化及日耳曼因素融合並發展的結果所成立的。西歐中世紀的知識份子、是繼承了羅馬文化的遺產而繁榮起來。但是、由於基督教的思想硬化與日耳曼人的後進性、卻阻害了羅馬文化的繼續發展、所以、顯出了所謂「黑暗的中世紀時代」。在這中世紀、具有能力從事寫作的、主要是「聖職者」（a religious vacation）。他們除了基督教之外、在敘述歷史之際、表現出對日常生活的自我見解與批判、從此、後世的人可以知道著者以如何方式繼承先人的歷史觀點或生活方式。
因為基督教是從永遠的「神」及救主==耶穌開始、耶穌則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場所」來臨俗世、其「救世」事業也在歷史之中具體進行、並且當時開始的「神之國」、也由救主再臨才能完全實現、所以基督教在本質上、原本就是「歷史性」的宗教。
從此、以基督教徒的觀點來看、關於「歷史」乃產生了下述的三個問題。一如何瞭解「時間」問題？二在時間中所產生的行為‧事件（歷史）對「人」有何意義？三如何測知此事件所實現的神意為何？的這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他們認為時間是從「創造」開始而到「末世」終結的一個過程。在這過程之中的特定時點、譬如舊約的事跡或基督誕生等問題是特別重要。第二個問題、認為救濟史上的重要事件、具有教訓信徒及教化社會的意義。第三個問題、是繼承猶太教思想、他們認為所發生的特定事件在將來會再另一個事件中予以見證。
基督教史觀的這三個根本特質與想法、在新約聖書之中已能看到。然而、擁有這個史觀的歷史記述要開花結實、還得經過長期的年月和若干階段才有可能。
(1) 誒烏塞逼哦斯的「時代誌」與「教會誌」
誒烏塞逼哦斯（Eusebios, 五世紀的教父）、就是記錄上述「過程」的第一人。隨著「使徒」（an apostle）時代結束、教會乃對信徒要求：一保證基督在行為上的真實性、即把各種行為或事件在歷史過程中加以正確的定位、二努力於傳說殉教者事蹟、三對異教徒的護教行為做有系統的研究。
為了達到這三種要求、誒烏塞逼哦斯首先著作「時代誌」、繼之寫了「教會史」（一○卷）、而來整理從基督誕生到四世紀初的教會史。他說、歷史家的使命是在種種事件之中找出「神之手」。但是、其識別「神之手」的基準是、要區別事件由神發生或由惡魔發生、要區別人或事件的正或邪、才能下正確的判斷。所以、他認為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Flavius Valeriusa, 280-337)是神為了戰勝蠻族及惡魔、由神所派遣的人。
他的史觀到後來、因為其敘述方式單純明瞭、被當做教會資料而廣泛的受到歡迎。
(2) 奧古斯汀涅斯與哦羅希烏斯完成歷史神學
在五世紀完成了「歷史神學」、就是奧古斯汀涅斯（Augustinus, 344-430、中世紀神學大思想家）的「神國論」（De Critate Dei, 413-426）。這本書具有欲把人類史以基督教原理加以定位的「歷史神學」的意圖。因此、著者認為歷史的整個過程、是以「神之國」「地上國」所表現的善和惡的對立抗爭所形成的過程。
他主張人必須去掉「侮辱神的自我愛」、並培養「輕視自己的對神的愛」。這樣、兩者的鬥爭必須到末世時「神之國」獲得最終勝利才能有結論。
如此、奧古斯汀涅斯認為各事件或行為、都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可以決定。但是、這些事在最終的末日都得由神來決定。後來、為了增補奧古斯汀涅斯的「神國論」、他的學徒哦羅希烏斯（Orosius）所著的就是「反駁異教徒的歷史」（Adversus paganos historiaram libri septem, 41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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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日耳曼的歷史觀
原住在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及北德意志一帶的日耳曼人（German）、在四世紀開始侵入羅馬、給予羅馬基督教徒很大的衝擊、於是日耳曼部族的時代史相繼出現。耶爾打尼斯（Jordanis）的「戈托史」（Historie Gotharum）、卑打（Beda）的「英國民族教會史」等就是很好例子。這些史書並不屬於所謂「世界年代記」。這些不是記述日耳曼人的奇怪的習慣或傳承、就是非難其野蠻性而已。到了六世紀、法蘭克族（Frank、日耳曼人的一系列）、乃在迦利亞（Gallia）地方建立了隱固的王國。羅馬聖職者葛里哥利烏斯（Gregorius, 538-594）就在此時、寫了「法蘭克史」（Historia Francorum, 591、一○卷）。
(1) 葛里可利烏斯的「法蘭克史」
法蘭克史這本書、是在中世紀初期書寫的優良的世界年代記。這是從創世紀開始敘述、並試用聖書的素材展望世界的歷史。繼之、他記述迦利亞教會的起源的歷史、所以具有法蘭克教會史性質的史書。並且、這在全篇都以著者的「信仰告白」（a confessionof faith）所貫串、所以被時人稱為是教會史。但是、這本書不僅是法蘭克教會史、其敘述包含著豐富的世界史資料、也具有天主教逐漸滲透於日耳曼人世界的資料。所以為了研究法蘭克王國的政治‧社會等是不可缺欠的一部重要文獻。
(2) 卑打的「英國民族教會史」
葛里可利烏斯死後（594）、在英格蘭出現一個「教會史家」、就是在修道院的聖職者卑打（Badda, 672-735）。當他寫的「英國民族教會史」（Historiaecclesiastioa gentis Anglorum, 731）之際、在其卷頭就具體的明示著寫作的動機和運用資料的方式。卑打是在當時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高的學者。這本書是在中世紀初期的英國史及教會史之中最為重要的文獻。當時、卑打所居住的Northernpla（地名）、雖被羅馬人或迦利亞人（北法地方）認為是世界偏僻地方、但在文化或宗教卻和羅馬地中海文化直接聯繫。
卑打在其著作的卷頭、先就不列顛島（Britian）的地誌敘述。繼之、卻一下子跳到凱撒（Caesar, BC102-44、羅馬將軍‧政治家）時代、而敘述他遠征不列顛島的故事。他從葛里可利烏斯等許多基督教歷史家繼承古代的歷史記錄的方法。但是、他在另一方面、對於時代的潮流及其發展、以及他自己的使命、也表現獨特的記述。譬如、葛里可利烏斯盡量提起世俗事件、但他卻把其當做是和「神意」直接關聯的事。
原來、卑打第一關心的、是基督教問題。所以他一貫從基督教的觀點寫了當時的「時代史」。卑打的歷史敘述、是基於古代傳統的方式記載。但是、他在英格蘭也很大的受到愛蘭聖職者的影響。羅馬衰退後、愛蘭的聖職者即努力於英格蘭人的佈教活動。因此、事關基督教文化、卑打時代、與其說中世紀文化、勿寧說是靠近古代末期的文化。因為這樣、以卑打的著作為終點、在英格蘭的「古代」歷史敘述終趨衰亡。
在日耳曼世界的中世紀、還有阿陰好爾托（Einhardus）著的「卡爾大帝」（Karl V）、「盎格魯薩克森年代記」（Anglosaton Chronicle, 891、著作不明）、畏托金托（Widukind）著「薩克森人言行錄」（Rerum gestarum Satonicaelibri 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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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批判
西歐的文藝復興（中世紀末期開始）、在繪畫‧彫刻‧文學‧建築‧科學等廣泛的領域做了劃時代且具革命性的發展。並在「歷史學」方面、也有了新時代的大變革。原來、所謂「近代」的時代區分、不外是文藝復興文化運動的產物。文藝復興時代的知識份子、把和從前的時代文化不同的文化典型、想在基督教時代（中世紀時代）以前的「古代社會」尋找、並以古代文化的「再生」（rebirth）的方式、企圖創造新文化。這個「新創造」就是「近代」（modern）的誕生。
那麼、什麼叫做「歷史意識」的「新創造」？藉此、在文藝復興的代表史家、即在義大利的人文主義者巴拉、荷蘭人文主義者伊拉斯默斯、及文藝復興的代表人物馬奎亞杯里等著作上、可能略看出其思想傾向。
巴拉（Valla, 1406-53） 、是當時著名的修辭學者。他在文藝復興初期、對於歷史學發展有了很大貢獻。他在聖書解釋的範圍內把文章脈絡、及歷史記述的前後關係做為歷史研究的對象、企圖把不同時代的不同性格、以不同感性（anachronism）加以瞭解。
伊拉斯默斯（Erasmus, 1466-1536）是古典學者。他受了巴拉不少影響、之後、和巴拉一起主張「回歸泉源」（reditead fonttes）、主張回歸古典。但是他的古典研究、只有把結合世俗文學中的信仰的部份、做為把基督教傳教福音於個人或社會而已。其實、他在「新約聖書注解」書中、主要的希望、是把受到歷史精神所承諾的資料、以歐里科尼斯（Origenes, 185-254、基督教教父、但後來被指責是異端者）的方法來理解。
原來、伊拉斯默斯是想把「舊約精神」教會排除、並以「新約精神」取代的教會改革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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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馬奎亞杯里的「近代史觀」
如上所述、從佩脫拉爾凱（Petrarca, 1304-1374、義大利詩人）到伊拉斯默斯的羅馬人文主義者、都相信古代羅馬人的歷史涵養對於現代（當時）很有益處。
但是、到了文藝復興末期（一六世紀初）、斐冷翠（Firenze）的馬奎亞杯里（Machiavelli, 1469-1527）相反的、認為古代研究對「現在」是沒有絲毫的好處。他認為現在有用的歷史研究、必須是以更為理論的‧更為合理的方法來記錄才對。所以、他在其歷史作品「李維斯（Livus, BC59-17、羅馬史家）論考」、是使用古典注解的一般手法、但在實際上、他卻想從古代史抽出對斐冷翠回復自由（當時遭外敵侵略）有用的「一般法則」。他覺得政治人物都是屬於「利己」的自然勢力、所以從此可以發現現實政治的一般法則。他也覺得「命運」固然存在、但是若能獲得恰當的政治一般法則、就能克服了這「命運」的偶發性和外界條件。
原來、自馬奎亞杯里生活著的一六世紀、人們開始放棄只服從「神」「權威」等舊觀念、代而以「變革」現狀（the statas quo）為判斷現實的意識準繩。這就是人類史上的「近代」的開始。馬奎亞杯里、是在這變革時期的傑出的「近代」歷史學和政治學的始祖。他寫了著名的「帝王論」（II Principe, 1513）之外、也著作「羅馬史論」與「斐冷翠史」。他在這些著作之中、覺得這次的歷史敘述方法、和從來的敘述方法完全不同。他在「羅馬史」的開始說著：「我大膽的企圖將要從此開拓前人未踏之路」。他所謂「前人未踏之路」、第一是不被道德或宗教等特定的價值觀所縛、想把事物從現實接觸的「現實主義」（realism）做起。這和把人類史當做是從「原罪」救濟的基督教史觀完全不同。第二是教訓主義、這是以從歷史經驗找出對現在有用的教訓。但是、馬奎亞杯里要教的是帝王、而不是國民。在他的史象、國民是沒有出場的機會。他曾企圖在「王權」（royal authority）之下、創立統一並獨立的「義大利民族國家」（the national state）。他說：「命運對人有一半的裁定權、但是、只要人的自由意志不被毀滅、所剩餘的一半、... ... 就是屬於人自己的裁量權」。這句話、乃是史上頭一次肯定人的「主體性」（autonomy）與「變革能力」（reform abiliby）的宣言。在此時期義大利恰遭外來勢力的侵略。並且、國內各勢力均與外來侵略者相勾結而相互鬥爭。於是、馬奎亞杯里乃公言：「我們聞得野蠻人支配所放出的惡臭、已達不可忍耐的限度」、並表示要把這個現狀打破才是焦眉之急。他最先企圖變革歷來被認為是「神」「命運」所賦與的政治狀況。
他認為「人」若能預知未來的「可能性」（Possibility）、再能把其可能性在行動上具體化、就能變革客觀形勢、而成為「歷史」的創造者。從這擁有創造歷史的觀點看來、過去的歷史事例、乃是充滿著經驗教訓的寶藏。馬奎亞杯里為了打破既成的舊觀念、並為了從上而下的實現民族統一、經由古代的希臘與羅馬學得的歷史教訓、寫了一本強而有力促使帝王勢力強大的參考書、就是「帝王論」。
他原來是忠實的「人文主義者」（人道主義者、a humanist）。據說他喜歡穿古代羅馬貴族的衣服、經常閱讀古典書籍。但是、他並不是想要復元（reappearance）古代社會。他所企圖的是要把義大利統一為史上最先的「近代民族國家」。為了實現他的這個願望、他才主張實施「徵兵制」（enlistment）、同時、擬以利用宗教的權威或各種統治技巧、而來把權力集中於帝王掌中、最後達成民族統一。從此、可以看出馬奎亞杯里是從「現實」（reality）出發、並擁有想把歷史往前推進一步的這種近代革命思想的偉大氣魄。
其後、「帝王論」卻成為世界上的獨裁者所珍惜的藍本、權謀計略的聖典。然而、這點與這本書原來在歷史學上所佔地位及其基本觀點、是根本無關。不過、他想要教導的是帝王與專制者、而不是廣大的民眾。他對於民眾、卻仍是要求對於專制帝王的順從而已。這點、無非是馬奎杯里的歷史觀點擁有不可克服的時代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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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啟蒙主義的「歷史學」
在一六世紀末葉的馬奎亞杯里時代、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已進入停滯時期、所以、文藝復興思想是由荷蘭‧英國‧法國等西歐諸國繼承。例如：英國的摩爾（ThomasMore, 1478-1535、著「烏托邦」Utopia, 1516）‧莎士比亞（Shakespeare, 1564-1616）‧培根（Bacon, 1561-1626）、法國的蒙地尼烏（Momtaigne, 1533-92）‧康多塞（Conderct, 1734-94）等。他們被稱為「人文主義者」（人道主義者）、且繼承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而對當時的宗教‧政治加以批判。
他們是有和馬奎亞杯里同樣的教訓主義（the teachings）歷史觀。但是到了一七世紀、英國‧法國的思想家、雖然繼續批判王朝專制、同時對於帝王已沒有任何期望。他們所期望的、已是只有革命性的勞苦大眾。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為了大眾進步成長的「啟蒙」（illumination）思想才產生。
(1) 孟德斯鳩的「啟蒙主義進步史觀」
法國啟蒙歷史學的最初著作、可說是孟德斯鳩著「羅馬人盛衰原因論」（Consid-eration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et dela d-ecadence des Romans,1734）。這本書如其標點所示、是分析著羅馬為何繁榮？為何衰亡等問題。據他說、羅馬的衰亡並不是各個政治家的野心或行政疏怠所致、而是「客觀情況的必然情結」。孟德斯鳩卻不像馬奎亞杯里那樣相信有「命運」的存在。他說：「支配世界絕不是命運」。他認為事物的變革必有一定的原因、把這一般原因明確化、才是「歷史」的真正目的。就是說、歷史家必須在一般的「因果關係」（the relation ofcause and effect）之中、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在歷史過程中定位「現在」的時點、同時也再預測「將來」所應有的使命。
在孟德斯鳩的歷史觀、已無讚美「古代」、也沒有「復活」思想。有的只是啟蒙新思想、 並實現新思想而已。這種觀點、就是法國啟蒙時期的「進步史觀」的特質。
(2) 康多塞的「進步史觀」
法國啟蒙主義進步史觀另一個的代表人物、就是康多塞（Conderct, 1734-94、哲學家‧數學家）。他是一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唯一參加「大革命」。他在大革命時代的亡命中、寫了「人的精神進步的歷史素描」（1795 刊）。然而、在一七九四年他卻被捕、自殺於獄中。
在其著作的序文中、康多塞說：「（此書）、將會明示：自然對人的能力是完成沒有設定任何界限。人的完成是無限制的。為完成人的能力所做的進步、是和想要阻害這種進步權力完全無關。只要生育我們的地球存在、自然不會給予我們任何限制。當然、這種進步有時速度快速、有時遲緩、但是、這些進步絕不會逆行倒退」。
康多塞、直到了臨死期的那一瞬間仍確信：學問和知識的進步帶來「真理‧幸福及道德的結合」。
(3) 亞當史密斯的「生產力發展史觀」
英國的啟蒙思想、是在後進地區的蘇格蘭開始。蘇格蘭人為了趕上先進地區的英格蘭、一貫熱衷於追求進步的社會史觀。但是、他們的所謂「進步」、是追求社會經濟面的發展。把這個社會發展儘早定形化、就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1-1790、資本主義古典經濟學的始祖）。
亞當史密斯、把私有制發生以前、從狩獵社會進入牧畜社會‧農耕社會‧商工業社會的歷史發展、和政府==國家成立‧帝王制到共和制的政治形體變革相關聯、在其著作「國富論」（the Wealthof Nations, 1776）中、公式化狩獵‧牧畜‧農業‧商業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四階段」。
但是、這種「發展階段說」、其後在英國卻沒有被繼承。因為一九世紀的英國、已達成生產力世界第一的水準、所以、英國人、已沒有回顧過去生產力發展各階段的必要性。就是說、英國人已喪失了回顧過去的歷史感覺。他們在物質繁榮之中、亞當史密斯雖然指摘：「分工」（division of labour）的發達給予人格形成（character building）惡劣的影響、即指摘生產力發展的「黑暗面」、但是、一般人都不把它當作重要事。這個「發展階段說」受到接納的、還是在一九世紀後進國的德意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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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近代史」上的社會變革
自一七世紀至一九世紀的人類「近代化」時代、西歐社會傳統的「歷史觀」開始沒落。
(1) 資本主義‧近代民族‧近代國家三足鼎立
在西歐社會、以義大利斐冷翠（Firenz）開始的「文藝復興」（Rinasuimento）為思想背景、並以「社會近代化」（Social modernization）為時代背景、從一六世紀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制。並且、西歐社會傳統的「封建制」開始崩潰、再以資本主義為物質基礎、「近代民族」（modern nation）及「近代國家」（modernnation）應運而生。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不是封建制度下的自給自足生產、而是在「市場」換取貨幣來致富（獲得利潤）的「商品」生產、且是商品的「大量生產」（mass produce）、所以、新興的資本家階級、為了大量商品在各地能順利暢銷、便與被剝削的廣大農奴大眾相結合、打破細分為小地區（種族性領主集團）的封建體制、這就是從西歐社會開始的所謂「民主主義革命」（democratic revolution）。
這樣、陝隘的封建社會被打破、代為出現的就是廣大的近代民族和近代國家。這種新民族與新國家、資本主義最早發達的英國、即在一七世紀就見到成立。繼之、在一八世紀、具有「自由放任思想」（Laissez Faire）的法國、遭到先進國英國的政治壓迫和商品滲透、其「舊體制」（Ancien Regime）暴露其危機與無力之後、才激起「法國民族意識」的高揚、而使民族成立與國家統一。一九世紀、後進的德意志人、再遭先進國家英‧法兩國的政治壓迫與經濟侵略、同時受到「法國革命」所衝擊、當時的知識份子康德（Kant, 1724-1804）‧費希德（Fichte, 1762-1814）等引起激列反應。尤其是費希德、在看到柏林遭法軍佔領之際、發表「告德意志國民」（Reden an die DeutacheNation, 1808）、為德意志民族產生做了鋪路作用。在亞洲、是由日本人最早接受西洋的「民族概念」、一九世紀終於成立「大和民族」、最早實現資本主義化與近代化、成功的進行「明治維新」、而成為亞洲第一個近代民族國家。
(2) 「產業革命」
自一八世紀開始、英國首先進行「產業革命」、加上一五世紀以來的地理發現、殖民地擴張、世界貿易擴大等近代史上的新事件相繼發生、導致世界地理及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等新學問陸續發達、以致改變了舊有的人類史象。
(3) 「市民革命」（民主革命）
以「法國革命」（LaRivolution Francaise）為首、西歐各地爆發「（Civil revolution）。隨著、新興資本家階級與勞動大眾（農民‧工人‧手工業者）、均起而要求參與「國政」的權利（國民權利）
4) 「自然科學發達」
自然科學發達、人對自然和生物「進化」（evolution）的知識空前提高。譬如：在一 七世紀發現的「萬有引力法則」（the law of gravitasion, 1665--牛頓Newtom發現）、這再與「天文學」（astronomy）相結合、而產生了「太陽系」（the Solar System）的宇宙學說（Space Science）。同樣、動物學（zoology）‧植物學（botany）‧人類學（anthropology）‧考古學（archaeology）‧ 地質學（geology）等自然科學茁壯發達、並透過這些科學的發達、新的「自然象」逐漸取代了「天地創造」的神話、結果、宇宙‧生物‧人類等自然現象、被認為不是由「神的意志」變革、而是隨著「自然法則」的運行而變革。
這種自然觀點與歷史觀點的變化、導致「人類史」成為人的整個思考的對象。此時、法國啟蒙思想（Philosophie de la lumi-ere）發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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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伏爾泰與休謨的啟蒙主義文化史
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法國啟蒙思想家）、是擁有比任何人都強烈反對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5-1735、法國啟蒙思想家）的思想方法。他不以國家或政治為敘述歷史的對象、而是以「文化」為對象。他把人性、跟外部勢力（風土‧政治機構‧宗教等）對立所產生的習俗、時代精神及民族精神等、認為是從野蠻到理性的進步過程。
他的歷史敘述、雖然是屬於文明史‧文化史的部類、但是、因為他偏要敘述現代改革的啟蒙文化、結果、卻愈來愈遠離於古代史。
伏爾泰、覺得過去的歷史敘述過於陳舊、並做無批判的肯定神話與傳承、謊言過多、過於偏向軍事和政治的敘述、所以、他乃相反的盡力於敘述文明史‧文化史、進而展開哲學史或歷史哲學。他的歷史哲學、一方面否定傳統的基督教救濟史觀、另一方面乃批判猶太民族發達的神話的歷史記述。
他寫了「諸民族的習俗與精神試論」（Essai sur les nceurs et l'esprit desnations,1756）、提起有關中國‧蒙古‧波士‧印度‧日本等東方諸民族的習俗和宗教、並把猶太人稱為文化野蠻人。他乃以啟蒙合理主義（enlightened rationalism）、做為判斷善惡的尺度。
在另一方面、孟德斯鳩、雖然和伏爾泰同樣是合理主義的啟蒙主義者、但是、他也承認「非合理的實用性」「理性的界限」、尤其更堅定的承認「多種文化的相對價值」、所以、孟德斯鳩終於成為較精深的歷史家。
吉朋（Gibbon, 1737-94、英國古代史家）、是比孟德斯鳩更為反對基督教的合理主義者、同時也更為熱衷於歷史研究。他寫了傑出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776-87、六卷）。
休謨（Hume, 1711-1776）、是一八世紀主張英國自由主義經濟的代表性思想家。他極力批判英國傳統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開闢了「資本主義古典經濟學」發達的道路。所以、與他素有親交的亞當史密斯、乃在休謨臨終時、為他寫了悼文、表示深厚的敬意、休謨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是以其主著「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54-61）、與「英格蘭史」（History of England, 1754）為其哲學基礎。
休謨把這啟蒙主義的「人性觀」與「歷史觀」相結合、著作「市民國家」（Political Discourses, 1752 )、而來分析「近代資本家社會」的經濟構造、他說、人類是經過自然過程、予先發展農業生產力、再把農業與工業分離、才從「未開社會」脫出、而形成了「近代社會」。這個生產力的發展、客觀上可說是基於勞動‧技術及商業等、但是在主觀上、卻是「人」的利得欲望或享受欲望、才是其生產力發達的基本動力。所以、當「社會」達到一定階段時、這主客兩條件相互影響之下、市民的幸福與國家權力、才能一致而發達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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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黑爾達的合理主義與浪漫主義
黑爾達（Herder, 1744-1803、德國哲學家）、對於伏爾泰的合理主義進步論持反對態度、並注目民族精神及其內在生成力、同時對於人類史進行哲學思考、也就是浪漫主義運動（romanticism movement）先驅。他被認為是「歷史主義」歷史感覺派（historische empfindung schule）的開拓者。
他也不例外的受到啟蒙思想‧自然哲學等時代思潮所影響、所以、認為諸民族是以各個的使命和特性而興亡、但其全部過程是由「神」（自然）所決定。
麥薩（M..oser, 1720-94、德國歷史家）、也是和伏爾泰的合理性人類史對立著。他從鄉村與農民生活出發、企圖瞭解德意志史。他認為人由靈魂的直觀力（intiuition）能感到其「多樣性」（variety）和「內面性」（interior）、「地方理性」（local reason）所決定並根據「自然」（各個的時代和場所）所必要的多樣性、就是他的「歷史論理」。他發現了古代和現代的「連續關係」、所以他避免機械的區分時代、並把「時代」當做敘事詩的內容加以分類。他說：「世上一切事物都有相對的美觀、且很偉大」。「人類史哲學之構想」（Ideen Zur Philsophie de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784-91）、是黑爾達的名著。
如此、黑爾達和麥薩、都是把啟蒙時代關連世界史的開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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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盧梭的「人不平等起源論」
早期啟蒙主義的盧梭（Rousseau, 1712-78、法國哲學家）說：人類的原始時代是未曾有過人抑壓人、人剝削人的制度、把這個狀態稱為「自然狀態」。他又說：從「自然狀態」走出的人類社會、由於變成擁有財產私有制及支配階級以權力從事統治與剝削的結果、人類逐漸轉化為以「不平等」為基軸的階級社會。盧梭乃再進一步的發現著在階級社會促使「歷史」變動的要因、不外是富者與貧者、強者與弱者、以及主人與奴隸之間的階級鬥爭。並且、在階級社會、為了階級的支配與剝削、乃成立固有的政治制度、官僚組織、及市民間的差別制度。這些階級間所引起的矛盾對立、終於產生了「專制政治」。這就是所謂「不平等的極點」。
盧梭在另一方面、再論述隨著階級支配、人、在精神與情感亦被毀壞、成為與「自然狀態」格格不入的情況。盧梭在這點、確實指出各個人的思想或感情、最終由「社會」所規範、並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其歷史觀點。因此、舊有的「神學」（theology）與「倫理學」（ethics）的基本觀點、即「人是由神所創造」的固定觀念被否定、現實主義的「經驗科學」（empirical science）、代而支配人的知性或感性。這樣、歷史變革若不依靠神的力量而是依賴於人力、人們就不得不擁有對歷史的認知、因為人要依靠人的力量就必須知道過去的歷史經驗。
譬如說：人是否知道專制政治如何發生？人類能否選擇專制以外的政治形態？民眾能否打倒專制政治而樹立民主體制？為要解答這些問題、除了復元人類進化的全盤經驗之外、並無其他方法可循。盧梭的這種「史觀」、給予「法國大革命」及其後繼的各國市民革命、無上的自信心與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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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一九世紀的「歷史主義」
一九世紀的西歐社會、被稱為是「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盛時、或者「歷史的世紀」。其原因有三、即：一是為了認識歷史上的「事實」而歷史批判發達、二是出現許多能感動人心的歷史文獻、三是蒐集歷史資料的技術發達。
在這種情況之下、著名的德國歷史學派歷史學者蘭克（Ranke, 1795-1886）出現。並且、他在開闢「歷史主義」的新紀元之際、普魯士王國的政治家史坦因（Stein,1755-1831）、發行「Monumenta Germaneae Historica」（中世紀史料的集大成、1826- 、五部）。這是蒐集長期埋沒於各地的中世紀歷史資料、並加以嚴密的校訂之後刊行的劃時代大作。
在法國、一八三○年革命之後、由奇柔（Guizot, 1786-1874、法國著名政治家‧歷史家）、結集當時的歷史學代表人物、設立「法國歷史學協會」、並發刊舊年代記與古代記錄。但這在一九世紀西歐世界的「歷史學」、產生了史上未有的研究成果。
在「近代史」方面、蘭克著作「羅馬的、日耳曼的諸民族史」（1824）‧「近代歷史家批判」（1824)‧「三○年代的斷片」（1824）‧「宗教改革期的德意志史」（1839-47）等。規偕哺勒禾托（Giesebrecht, 1814-89、德國歷史家）的「德意志皇帝時代史」、也受到熱烈歡迎。蘭克的「德意志史」、是以「宗教改革」以後的德意志人之宗教意識和國民意識為主題、所以廣泛受到德意志人的愛讀。然而、蘭克並不是偏狹的民族主義者、而是虔誠的新教徒、同時、對天主教及羅馬教會也保持和平態度。
如此、在一九世紀的這些歷史文獻成為各國最大的關心事並非是偶然。這從法國來說、是關聯到法國革命、從德國來說、是和帝國統一有密切關係。例如：米修雷（Michelet, 1798-1874、法國史家）的「法國革命史」（1847-53）、拉馬丁（Lamartine, 1790-1869、法國詩人‧政治家）的「革命史」、托圭維爾（Tocqueville,1805-1859、法國政治學者）的「法國舊體制（Ancien Regime）之革命」「美國之民主政治」（1835-40）、米修雷（Michelet, 1798-1874、法國史家）的「法國革命史」、提努（Taine, 1828-93、法國哲學者）的「近代法國之起源」（1875-94）等、都是「歷史主義」時代的名著。但是、不管這些著作是否有其「時代性」、在當時的法國知識份子卻以傳統精神的道德主義和實證主義來閱讀這些刊物。
德國、在一九世紀的歷史觀、有著兩個不同的傾向。一是為了克服德國經濟的後進性、並達成足以能和英‧法兩國比擬生產力水準來認識歷史。二是否定以生產力的高低來決定先進或後進、藉以強調德國文化的獨自性（originality）。這種思想、主要是由德國歷史家展開。他們把前者稱為「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後者為「歷史主義」。
歷史學派經濟學泰斗李斯特（List, 1789-1846）、即站在當時尚未充分成長的德國產業資本家立場、反對暈卡（Junker、德意志特權地主階層）與貿易商人所主張的「自由貿易」。他極力主張保護政策。他乃以「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841）為理論基礎的著作、主張未開‧牧畜‧農業及農工商業等五個階段的所謂「發展階段說」。據他說、英國已進入第五階段、但德國尚停於第四階段。德國為了進到第五階段、必須加以「產業保護政策」。除了李斯特之外、德國還有哈爾托部蘭托勒（Hildebrand, 1881-?、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者）‧史末勒（Schmoller, 1838-1917、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者)‧彪嘿亞（B..ucher, 1847-1930、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者）等陸續出現。但他們後來卻被批判為「歷史實用主義者」（以歷史為服務政策目的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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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蘭克之「羅馬的日耳曼的諸民族史」
歷史主義始祖蘭克（Ranke）的思想來源、不外是一八世紀浪漫主義（romanticism）。浪漫主義是比起理性較重視感性、其對象與其說「普遍性」（universality）、勿寧說重視各各的「個性」（individuality）。這在歷史認識上、是強調「民族主義」。並且、蘭克的「史觀」的基底是「德國民族主義」。他說：「德國民族存在於我們的內面、我們、不管喜歡與否、無論住在那個國家或那個地區、始終是表現著德國民族主義。... ... 我們不可能脫離德國、... ...我們所呼吸的精神空氣、始終是優先於憲法... ...」（「政治問題」1836）。
蘭克（當時二九歲）乃在處女作品「羅馬的日耳曼的諸民族史」（Geschichte dera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olker von 1494 bis 1514, 1824）、描寫了一五世紀末到一六世紀的拉丁系及日耳曼系諸民族的發展和軍事上政治上的對立、企圖在這裡找到西歐共通的特性、也企圖探討其「真相」和「歷史個性」。
蘭克再著「近代歷史家批判」（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schreiber,1824）、進入批判歷史學的新時代。他在這本書裡、以其證言和事件之間的時間‧場所、來判斷其憑信性。蘭克把他對歷史認識方法最明確表示的著作、就是「近代史諸時代」第一講、「如何理解歷史上的〝進步概念〞？」。所謂「歷史上的進步」、他認為是「人類指向一定的目的前進」的意思。但是蘭克說：這種想法、在哲學上無法成立、在歷史上也無法證實。在哲學上不能成立的事物（人類史的目的）、若從人之外界（神或命運）抽出、就必然會否定人的自由、並把人造成「沒有意志的工具」。另一方面、人類史的目的若是潛藏於人的內面、這又是把人造為「神」。不過、蘭克倒也肯定了物質生活的「進步」。但仍然否定人在精神方面進步。他說重要的是各個的「獨自性」（individuality）、而不是「歷史上的進步」。所以、歷史家的任務、並不是以某些絕對的價值理念來看歷史、而是在一定的時代、探究人是怎樣思索、怎樣生活而來找出其時代固有的理念。
蘭克再主張「把過去的各各時代、自自然然的知道其存在」、才是歷史家的任務。這種想法對於他在「實證的歷史學」成立之際、給予很大的影響。把「近代歷史學」的特性倘若認為是「實證性」（Positivismus）、這可以說是由所謂「蘭克史學」的一九世紀「德國歷史主義」所創立的。這種想法必須要有嚴密的史料批判、及資料的發掘和發行。這點德國是比任何國家都優先的做著上述的「Monument a GermaneHistorica」（德國中世紀的史料集）、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然而、當蘭克重視歷史的個性、企圖在人類史上找到無限的多樣性之際、可不可能了解世界史的整體？把這個問題在「方法論」上拿出答案的、就是韋伯（MaxWeber, 1864-1920、德國著名的社會學者）。蘭克始終沒有擁有像韋伯這樣的認識歷史的方法論。
蘭克雖然強調著「無限的多樣性」（grenzenlos mannigfaltig）、但是在他這麼龐大的歷史敘述之中、如「羅馬教皇史」（三卷、1834-39）‧「英國史」（七卷、1859-68）‧「世界」（一六卷、1881-88）‧「法國史」（五卷、1852-61）等著作之中、無法找出一定的價值理念。
總言之、蘭克的「歷史主義」、因否定特定的價值理念、才陷於「相對主義」（Relativismus）的陷阱。尼采（Nietzsche, 1844-1900、德國著名哲學家）這說成：「腐蝕生命的歷史主義之病」（historische pragmatismus）。上述的經濟學上的歷史主義被批判為「歷史實用主義」（historische positivismus）、相反的、在歷史學上的「歷史實證主義」、則被非難為陷於「逃避現實」或「機會主義」。然而、把「歷史主義」的價值判斷與歷史認識的問題、和「方法論」、給予理論上的解析是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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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黑格爾的「辯證法史觀」
當李斯特（List）企圖追上英國資本主義、蘭克（Ranke）否認歷史上的普遍性而重視時代和民族的個性之際、黑格爾則想以日耳曼性格來超過盎格魯薩克森的優越性。
黑格爾（Hegel, 1770-1831）當一八歲時、聽到「法國革命」爆發、他乃興奮得徹夜不眠。但是法國革命（市民革命）所實現的「市民社會」、卻不與黑格爾所理想的社會相符合、反而被他認為這不外是由分工‧競爭‧階級鬥爭所帶來的只是想獨佔的「欲望之體制」（werden system）。同時、黑格爾也體驗到只有在這個「欲望之體系」裡頭、才能有超越欲望本身的可能性。原來、黑格爾所理想的社會、乃是「全體」（Gesamt）和「個體」（Endividulles）能一致的社會。他說：亞細亞社會是「個體」埋沒於「全體」、所以缺乏「自由」（「亞細亞的專制」）。然而、市民社會雖然擁有自由、但如上述的是競爭和分裂的社會、而缺乏全體性「調和」（mischen）。不過、他認為市民社會內面擁有「合作」（co-operation kooderation）和「相互作用」（wechselwirkung）、所以也有隱藏著調和的「可能性」（M..oglicykeit）。把這個可能性「現實化」就是「國家」的使命。這就是黑格爾「辯證法」（Dialektik）的「社會觀」「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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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馬克思的「史的唯物論」
一九世紀、隨著市民革命與產業革命成熟發展、在歐洲社會、想把盧梭的「人類發展史觀」更加法則化‧系統化的思潮洶湧澎湃。其代表性思想理論、就是馬克思（Marx, 1818-83）‧恩格思（Engeles, 1820-95）的「史的唯物論」（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這個理論最初發表是在「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Partei, 1848）。這再經過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要綱」（Grundtisse der kritikder politischen ..Okonomie, 1857-58）、後來由馬克思的「資本論」（Das Kapitul,1867-94）更加體系化、更加法則化、而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集大成。
「史的唯物論」、是以黑格爾的「辯證法」、與費爾巴赫（Feuerbach, 1804-72）的「唯物論」（Materialismus）為哲學基礎、再加上英國「經濟學」與法國的「革命思想」而成立的法則性歷史方法論。
原來、馬克思是和黑格爾同樣、已看破在資本主義制市民社會的矛盾對立及其腐化與非人性、也找到其可能解決的辦法。但是馬克思、並不和黑格爾一樣、不把其矛盾歸於「全體」和「個體」分裂的結果。
他在「德意志思想」（Marx Engels, Die deutschy Ideologie, 1933）之中談：「我們必須知道人能存在的第一前提、也是歷史的第一前提、就是人為了〝製造歷史〞要活下去頭一個要維持的、是確保食‧住‧衣等物質生活。所以、人最初的歷史行為、就是生產為了生產這些物質所使用的『生產手段』（Means of Peoduction Produktionsmittel生產工具）、及生產生活所需的物質本身」。也就是說、歷史行為的根底就是在「生產在生活所需物質」。這就是馬克思認識歷史的出發點。這個「歷史的出發點」和辯證法的「歷史認識」、已在「經濟學批判」（1859 )的「序言」之中被定式化。
其「定式化」的內容可以整理為六：
(1) 「人」為了生存、必須形成「集團」（社會）、且必須與「自然」鬥爭及改造「自然」、而來「生產」食‧住‧衣所需「物質」（物資）。這樣人以「勞動」改造自然而生產物質的綜合力量稱為「生產力」（productive forces produktivkraf）。
(2) 「人」在生產物質時、須建立與為了生產的人之間的相互關係、這稱為「生產關係」（relations of production produktionsverh..altnisse）。例如：奴隸與主人、地主與農民大眾勞動者階級與資本家階級等諸關係。這個生產關係、是客觀性的社會關係、而非從個人的獨立意志下產生的（不管個人喜歡與否）。
(3) 上述「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人類史」上的任何階段、都是為「人」生存所不可缺的兩大因素。若從這個觀點看來、「人類史」不外是以這兩大因素的變動或其相互關係所成立的「法則性」（Gesetzlicykeit）發展過程。
(4) 社會的生產力是必然的會日益增大。從此、物質生產很快就超過社會消費、而產生所謂「剩餘生產物」（suplus product Mehrwert）、進而發生「階級」（class klasse）。從此、「人」的社會、終於分裂為擔負物質生產的「勞動大眾」、與剝削剩餘生產物為私有的「支配階級」。這兩個階級逐漸產生尖銳的對立。
(5) 生產關係（物質生產關係）的「總體」（the Whole）在社會構成上、成為其經濟構造的「基層構造」（unterban, basic structure）、並以它為基礎、再其上面構成政治‧思想‧法律‧國家‧主義等的「上層構造」（..uberban, superstructure）。
(6) 生產力若是發展到某些階段、和保守的生產關係就發生矛盾（舊生產關係成為將要不斷前進的生產力繼續發展的桎梏）。此時、原來的保守的舊生產關係被打破、新的生產關係、很快就被創立起來、而使生產力繼續向前發展。這種「社會構成體」的根本變革、稱為「革命」。
馬克思在如上「定式」之後、繼續表示著：「大體上、（人類史）是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資本家的生產方式來做為社會經濟的構成的幾個發展諸階段」。然而、馬克思在另外一個論文之上、卻說是：「凡有的民族發展、無論在如何的歷史狀況下、都沒有一定要走的普遍的發展過程」。但是、馬克思「歷史觀」的最大特點、乃在比過去所有的其他歷史觀、擁有強烈的「實踐意識」。
「史的唯物論」對於歷史認識的最大特點、乃在「歷史的法則性」。他在「資本論」序言說：「把經濟的社會構成體的發展、認為是一個自然過程（的法則）」「（資本主義制）生產的諸法則、是以鐵的必然性（法則性）所作用、而來貫徹自己」。恩格思也說過：「歷史看起來好似是偶然的集合體、但實際上在其內面是隱藏著一個法則」「世界史雖然擁有種種的變化與偶然、但是、畢竟也是由一個前進發展貫串著」。
若以蘭克（Ranke）來談、這種歷史的法則性、便會批判為「這是不可避免的」「無視人的自由意志」並使人成為法則的工具。當然、馬克思是再三強調：「創造歷史的是人、所以人必須以自由意識行動」。但是、馬克思也一再強調著：「人不能自己改變環境、只有在所與的環境裡行動而已」。所以把環境（主要是指生產關係）加以客觀的分析亦十分重要。此時、人要順應所與的環境或者是要變革環境成為最大問題。馬克思乃擁有變革現狀（環境）的「實踐意識」、並且當站在這行動意識來回顧歷史的結果、而看到「一個前進的發展」。因此、他終於確信「把握歷史的法則」與「社會變革」的兩個實踐課題是不可分離的。
從「實踐觀點」看歷史、原來是馬克思‧馬奎亞杯里‧李斯特等諸史家共通的特點。然而、馬克思、卻在抽出部份歷史教訓（馬奎亞杯里）、或企圖追上英國資本主義（李斯特）等問題上、和這些史家不同。他確實是企圖「超越過資本主義」為目標。並且、他是想廢除資本主義基礎的「生產關係」（基於生產手段私有制的資本或工資勞動關係）做為達成「目標」。
馬克思的這種「社會革命」思想、可說是把在資本主義社會擔當生產且最受虐待的「勞動者階級」（Proletariat）做為社會變革的主體（the subject）的開始、才確信「史的唯物論」的上述「社會革命理論」。
馬克思在一九世紀後半、判斷「社會變革」時機業已成熟、才寫成「革命前衛黨」（共產黨）的「綱領」、並組織「國際勞動者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Association、第一國際、1864-1876）、擬以「實踐運動」團結西歐世界的勞動者階級。馬克思認為革命若不成功、經濟恐慌‧剝削及失業、及侵略戰爭、將給勞苦大眾更大的困苦。
總言之、馬克思‧恩格思的「史的唯物論」、在人類史的綜合的追蹤上、起了劃時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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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韋伯的「理念型論歷史觀」
德國社會科學家的韋伯（Max weber, 1861-1920）、對於「歷史學」也有很廣泛的研究。他是富有強烈的行動激情的「個人主義者」。他同意「喀爾文主義」（Calvinism、一六世紀在瑞士由宗教改革者喀爾文開始的思想運動）所倡導：神與人的斷絕、以至「現實與主體」的斷絕關係。他說各人都信仰不同的神、歷史是在各「要因」相交織相制約之下而發展。人的行動是透過世界的「合理性構成」而進行著。韋伯著作的「合理性」、就是根據上述的思想為基礎而貫串著。在科學方法論、他是主張根據「沒價值性」（Wertfreiheit、為了保持客觀性、經驗科學必須從價值判斷分離）、與「理想型」（Idealtypus、理解個性的因果關係為手段）、而來構成「概念」。他在歷史研究是不同意歷史學派的「發展階段說」。他對於「新教主義」（Protestantismus）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關聯性、東洋與西洋等問題、有尖銳的洞察。
韋伯、對於「史的唯物論」在一方面是給予極高的贊同、但在另一方面、對其「方法論」上的弱點則加以尖銳的批判、再一方面、就是對史的唯物論的「歷史主義方法論」加以最精密的合理性檢討。
根據韋伯的主著「社會科學的及社會政策的認識之客觀性」（Die Objektivitat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 1904）直接批判的對象、是史末勒（Schmoller, 1838-1917、德國新歷史學派經濟學者）等的所謂「講譠社會主義」（Kuthedersozialismus）的學者。當時對李斯特等是稱為「舊歷史學派」、而對於講壇社會主義者則稱為「新歷史學派」。新歷史學派主張「所得的分配公正化」、並隨著這個主張來以歷史方法分析社會現象。然而、韋伯說：「特定的政策目的是基於『個人』的價值理念、所以不可能擁有﹃客觀﹄的正確性」。他且說：「科學性分析」與「價值判斷」必須截然分開、否則、會損害「科學的客觀性」。如此韋伯要「從科學排除價值判斷」的主張、對於馬克思主義、也就不保留的加以嚴格批判。
韋伯在「自然科學」的法則認識能否適應於「社會科學」的問題、對於馬克思所著有關社會發展的「自然史過程」也有所批判。就是說、韋伯把從蘭克開始對於「個性重視」的德國歷史學傳統、進一步的推動到更精密的地位。原來、韋伯的歷史認識是以豐富且多樣的「歷史事實」為對象、所以在無限制的多種多樣的歷史事實之下、由這些豐富的歷史事實來認識歷史、就難免是片面的‧相對的認識。歷史觀點若有改變、所構成的歷史象也必然的跟著變化。因此、韋伯說：「歷史必須隨著〝時代〞的變革而受到改寫、普遍的〝歷史法則〞是沒有存在」。從這「觀點」、韋伯則批判「史的唯物史觀」、即：「把社會現象與文化現象、以其經濟制約性及重要性觀點分析、是會招來創造性成果的一個科學原理、只要不陷於獨斷（Dogmatismus）、這永遠是科學原理。當做〝世界觀〞、對當然要說明歷史現實因果的〝唯物史觀〞確要否定。但是、歷史的經濟解釋的唯物史觀、是可以肯定」。
韋伯的「歷史認識」、有如下的順序、即：當要認識「歷史」、得先要有一個「觀點」。基於這觀點、以片面強調在現實中的某些「因素」來構成「假說的概念」（如「民族獨立」）。這稱為「理念型」。這個理念型在觀念上雖有烏托邦（utopia）傾向、但由此分析現實、就能得到「抽象性」（Sample）效果（譬如能知道「民族獨立」的可能性）。
韋伯的這種所謂「理念型論」、在要協議歷史時、無論是有自覺或是無意識的、均會成為很多人常使用的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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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一九世紀自然觀的變化
一九世紀所創立的所謂「歷史隨著法則變化而變化」的法則理論、到了二○世紀、終於起了變化。其根本理由就是在近世以來的幾百年間、「宇宙觀」與「地球觀」、即「自然觀」起了革命性變化所導致的。所以單純的「歷史觀」、卻受到影響而失去其理論基礎。
譬如說：從中世紀末葉的哥伯尼（Copernicus, 1473-1543）的「地動說」（thebeliocentric theory）、加利類（Galilei, 1564-1642）的「宇宙觀」（Spacescience）等、都根本改變了「自然觀」、結果、絕對者的「神」以地球為中心所造成的宇宙秩序論、竟然被打破、神學上的有關政治上‧社會上的綱領也被遺棄、「現實主義」「經驗論」的分析觀察的學問方法、代之茁壯發展。笛卡兒（Descartes, 1596-1650 )的所謂「全面懷疑」「我思故我在」（je pense donc jesuis; cogito, ergo sum）、乃是他的學問方法的象徵性表現。
一九世紀、乃是上述新的自然法活躍發達的「科學世紀」。這個時代的自然科學家、幾乎是仿效加利類或牛頓、把自己的新發現稱為「新法則」、而來強調其自然學說的普遍性。達爾文（Darwin, 1809-1882）在其「種之起源」（Origin of Species,1859）、提起「生存競爭」「自然淘汱」等生物進化的基本原理。孟德爾（Menedl,1834-1884）則發現「遺傳法則」（laws of heredity）。這些自然科學上的進步、當然是影響當時的社會‧歷史上的研究方法。
因此、早在一七世紀以來、培根（Bacon, 1561-1626）著作英國經驗主義的「新工具」（Novam Oryanum, 1597）、英國悟性論者洛克（Locke, 1632-1704）著作「人類悟性論」（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90）、英國古典經濟始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著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1776）、法國啟蒙主義者孟德斯鳩（Montesquien, 1689-1735）著作三權分立的「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 1748）、法國百科專書哲學者康多塞（Conderct, 1734-94）投稿「百科全書」（Emcyclp-edist-es）等。德國的馬克思則在這種世界潮流的影響之下、才進入研究哲學‧經濟學‧革命理論等、成為辯證法唯物論的泰斗。如此、到了一九世紀、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空前發達、造成了「法則之世紀」。
在往下、到了一九三○年代、「原子物理學」（atomic physics）發達、成為解明能源或天星內部構造的有利武器。第二次大戰後、在戰時中發達起來的「電子工學」（electronics）、受應用於「宇宙探察」（space etploration）、結果、發現了太空的運行‧噴射‧爆發等運動。自一九六○年代開始、又見到大型計算器（computer）出現、所以再進一步的推行宇宙探查的高度進步。這樣、自然學進化發展的結果、被認為「有預定目標」的神意趨於崩潰。相反的、把自然進化置於諸因素的相對關係（辯證法‧唯物論）終佔優位。這種自然觀的發達、必然的產生了事物（自然‧社會）進化發展的觀點、並把其「發展」視為具有無限的可能性。
自然科學的發達、急速提高自然能力在人類史上的地位。空氣和海洋的成分‧生物分類等、成為有意識的初級教育教材。研究大陸移動的所謂「地球構造論」（Platetectonics）、曾在一九世紀被認為是虛構、但在今日已成為實證的事實。隨著大陸移動發生的海流（an ocean current）移動與氣候的變化、已能加以長期預測。這些自然現象的變動、給予生物進化論與人生活發展很大的影響是無容置疑。
關於生物進化的研究、已從細胞（a cell）次元深化於遺傳子（a gene）的次元、結果、遺傳子與超新星（the ultra-nova）的爆發等天文現象的關聯性、已發展成為人類史上的學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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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現代史學的諸學說
亞細亞‧阿非利加‧拉丁美洲在一七--一九世紀、大體上仍在原始‧部族‧種族等後進社會狀態。到了一九世紀以後、亞非諸族全面受到西歐資本主義諸國家的侵略、而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隸屬國的慘境之後、才以「被壓迫民族」（前期性民族）的姿態登起世界史上。再到二○世紀的世界史變革之中、亞非各民族主義或前期民族主義發展、要求「民族獨立」「殖民地解放」的鬥爭洶湧澎湃、結果、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各殖民地各民族才陸續爭得解放並實現民族獨立、以至到現在（一九九七年）、除了「台灣」（人口兩千萬）仍然留在大殖民地的境地之外、全世界只有剩下二六個的舊殖民地（都屬小島級、全人口不過二○萬人）存在著。當然、絕大部份的亞非諸民族雖說已獲獨立、但是仍在所謂「新殖民地主義」（政治獲獨立、但經濟社會上仍受到歐美資本主義的壓迫剝削）所支配。所以、所謂「南北問題」（North-South problem、一九六○年以後、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及生活等問題上、亞非舊殖民地的新獨立國家==南、與歐美日等先進資本主義諸國家==北、雙方矛盾愈來愈深刻化）、成為現今世界的最大問題。
原來、「民族自決」的要求、是在「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一八四八）以來、成為歷史發展必然的趨向。譬如說：在早期的亞細亞諸地域、雖然尚未有形成「近代民族」的經濟社會條件、但遭外來殖民地統治者極其強烈的歧視差別與壓迫剝削、結果、「前期性民族主義」（the early nationalism）自然發生、一反抗白人、二反抗經濟剝削、三要求政治獨立的「抗外鬥爭」急遽發展。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九世紀末期以來的長期反殖民地鬥爭才見到開花結實、全世界的原始族‧種族‧部族‧前期民族‧民族等、大體上都獲得獨立、已經獨立了一五○餘國家。
(1) 尼赫魯要求民族獨立的歷史學
在二○世紀、批判「西歐近代歷史學」之聲中、可說是以提出「修正世界史」主張的印度獨立運動首腦尼赫魯（Nehru, 1889-1964）為首。他在第四次的入獄中、寫給他的女兒因弟拉（Indila）的所謂「世界史瞥見」。這個書信的基本觀點、是有關亞細亞世界和西歐社會的問題。他主要是說：亞細亞現在固然淪陷於西歐各國支配之下、但是在古昔時代、原來是亞細亞長期佔優勢。那個時代、西歐各國卻等於是亞細亞的殖民地、所以現代西歐社會的許多民族、都屬古代亞細亞侵略民族的子孫。今日亞細亞各族、已起來要求自由、並從事抗拒西歐侵略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若從他的歷史觀點看來、尼赫魯的問題意識、不外是擱在亞細亞與西歐社會的被支配與支配、並思考著等到何時才能反轉過來的問題上。
譬如說：一五世紀的中國（明初）、比起同時代的文藝復興時的西歐社會、在文化上是更為優越。這個中國在一九世紀以來為何淪於西歐各國侵略之下？對於這些問題、尼赫魯倒是沒有表明任何明確的解答、但是在史上的一個確確實實的史實、就是西歐社會的「近代化」所背負的「負」的側面、就是對非西歐社會的侵略與支配、這點、確是受到非西歐人所揭發。
(2) 日本學者的世界史
尼赫魯指出在亞細亞、只有日本能逃脫淪為殖民地境地、不但沒淪陷、反而成為對亞細亞各民族的侵略者。但是、日本在第二世界大戰吃了敗戰後、也受到美國聯軍佔領、而喪失了其民族獨立。由此、日本人才深刻的意識到「民族獨立」問題。據於這個意識問題、以日本人的身份重新深思「世界史」、就是上原專祿（1899- 1975、德國歷史主義學者）。
上原專祿是德國歷史主義派西歐中世紀史的專家、戰後對教育問題（他是東京商科大學校長）與和平運動做積極性發言、尤其研究有關「歷史認識」的方法論。所以他不以全面寫出「世界史」為主題、而是以對今日日本人的生活意識有關的事實為基礎、重新組成「世界史」的方法論。上原的這種歷史認識、就是和上述韋伯的「理念型」歷史方法相似。但是、上原與韋伯不同之處、是韋伯只以抽象型態來說明「價值理念」、但是上原乃以極其具體的方式說明。就是說、上原不但是以「今日的日本人生活意識」為問題、其內容則擴至「世界和平‧民族獨立‧個人自由」來說明世界史。他並結論為：「沒有和這三個問題相關聯、就不可能進行歷史研究、或若研究也不能得到任何意義」（上原專祿「歷史研究的自由」、1952）。同時、上原把這三個問題終於歸納於「民族獨立」的一個問題。
上原乃以「民族獨立」的實踐性觀點、想來看歷史。這點他與馬克思以「勞動者階級」的社會革命的實踐性觀點看歷史有若干相似。馬克思是以階級鬥爭來看世界史、並且從此發現貫串世界史的「普遍性」發展法則。然而上原在民族問題上所發現的、並不是普遍性的發展法則、而是民族的「個性」「特殊性」。從此、上原則不是產生「發展階段論」、而是構築了「文明圈」的想法。譬如說：湯恩比（Toynbee, 1852-1833）著「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ny, 1934-54）之中、也有提到「文明圈」問題。但是、上原不是說明文明圈的形成‧發展及衰退等歷史過程、而是說明西歐‧東歐‧印度及西亞細亞等四個文明圈進行各自的發展、然後、由西歐進出而被編為一個世界、這就是他的「世界史成立」的歷史觀點。從此、他才導出日本的民族獨立的問題。
(3) 新從屬派的歷史觀
一九六○年代是「非洲之年」、一年之中獨立了一七個國家、其後也相繼達成獨立。到了一九七○年代、世界的殖民地都完成獨立。但是、政治上雖然獲得獨立、經濟上卻仍為舊殖民國家所支配（新殖民主義）、飢餓‧貧困‧失業、及累積債務等、所謂「發展途上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的困難愈來愈膨大。
在這種情況之下、從一九六○年後半、乃出現了所謂「從屬理論派」（the Schoolof the dependency theory）。即：法蘭克（Frank, 1929、德國經濟學者）‧阿眠（Amin, 1931、埃及經濟學者）‧哦拉斯天（Wallerstein, 1930、美國社會學者）等從屬理論學者相繼出現。他們是拉丁美洲或非洲的研究者、如法蘭克所說：「經濟發展與低開發、是一個銅板的兩面」、他們認為西歐社會的近代化（資本主義化）、是以殖民地化非西歐世界來達成。這兩面並不是兩個分離的關係、是一體兩面、必須「統一」來研究才可以。
哦拉斯天、乃把世界看著由「核心」（the core, metapolis）‧「半周邊」（half surround）‧「周邊」（surround area, satellite）的三個部份構成。並且、世界的構成、是經過五個階段發展的。即：
一、一六世紀（1450-1640）、西歐社會成為「核心」、西班牙與北義大利陷於「半周邊」、東北歐與拉丁美洲成為「周邊」。
二、在一六五○--一七三○年的不景氣時期、英國成為唯一的「核心」國家。
三、一七三○--一九一七年、英國是核心、法國‧德國‧比利時‧俄國‧美國是「半周邊」、亞細亞‧亞洲是「周邊」、日本後來成為「半周邊」。
四、一九一七--六○年、俄國由革命上昇、第二次大戰後再上昇為「核心」、英國沒落、美國成為「核心」。
五、一九六○年代、美國開始衰退、到了一九七○年代、美國‧歐洲共同體‧日本‧蘇聯、完成「四分世界的其他國家」（「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第一卷、1979）。哦拉斯天的這種議論、常被批判為「歐洲中心主義」。
他的所謂「世界構成論」（world system）、不是講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而是說核心或周邊才是基本的「對抗方式」。所以、其革命戰略、不是一國之內的階級鬥爭、而是要變革世界構成全體的所謂「反構成」的鬥爭。當然、哦拉斯天並不完全否認階級鬥爭、但是、他所謂的「階級鬥爭」、是「世界規模的資本家階級與勞動者階級的階級鬥爭」。並且、他認為「和民族解放運動不相結合的階級鬥爭不可能獲勝」。
總言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鬥爭趨於停滯、許多勞動運動都退潮於「體制內」的現時情況之下、這種「新從屬派」的主張雖然還有許多缺陷、但可說是為「歷史」提供了一個新觀點。
(4) 「年報學派」的歷史學
如上所述、在一九六○年代「民族解放」的歷史學、當在歐洲所擁有的意義將從非歐洲世界解明之際、想要重新解釋所謂「近代」的新的歷史學抬頭。這個思潮、由於開始批判歷來的歷史學幾乎都是傾向於敘述權力者的政治史、所以漸趨於改變為注重大眾意識和群眾生活的史學、有人稱之為「大眾史學」。
這個「大眾史學」的代表性集團、可說是法國的所謂「年報學派」（Ecole desAnnales）。這個學派嚴謹的說起來、並不適合稱之為「學派」。但是他們乃集結法國許多歷史家、形成著法國現代歷史學主流、同時在國際上、也擁有一定的影響力。這個「年報」（Annales）原來的名稱、是繼承一九二九年費餔爾（Febvre,1878-1956、法國近代文明史專家）發刊的雜誌的名稱。這本雜誌在一九四六年改為「經濟‧社會‧文明年報」（Economics-Soci-et-es-Civilizations）、現在仍然繼續發刊著。所謂的「年報學派」的第一代、原來是更早的一九○○年創刊的「歷史綜合雜誌」的編集者（布魯克‧費餔爾等人）。他們在創立雜誌時、就批判當時支配著學問界的「實證主義史學」（historique positive）、他們把「歷史」認為是「現在」與「過去」的對話、並且重視著研究者所提問題和觀察全體的觀點。就是說、他們的目的是要「總合」（synthesis）的把握歷史、布魯克的名著「封建社會」（1939）就是這種「總合把握歷史」的典型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費餔爾和布魯提爾（Braudel, 1905-85、年報學派第二代）之下、主張要考慮歷史學在「時間」上的多樣性、並重視其長期持續的因素、這樣、企圖把諸科學的綜合化而來達成各種革新。他們在經濟社會的諸領域獲得顯著成果。到了一九七○年代之後、由路勾夫等第三代年報派相繼開拓歷史的心理性與大眾文化性等新領域、同時、把「人類學」的成果導入於歷史學的方法或觀點。
在歐洲的歷史學界、受到「年報派」影響的學者、幾乎都從事復元歷史學所輕視的許多日常問題或大眾世界。這些歷史學、就是企圖解體歷來的個人主義與合理主義的近代西歐社會思想傾向、這無非是對於近代的西歐思想有著濃厚的「懷疑思想」。但是、由於這種懷疑只有指向解明西歐社會的基本問題、所以不能解決近代西歐社會所碰到的矛盾而再向前進。這個「年報派」的方向、勿寧說是更加接近「人類學」、所以、不得不傾向於美化中世紀的「復古主義」（revivalism )。
(5)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新潮流
馬克思（1883）‧恩格思（1895）去世之後、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的歷史學、卻陷於嚴重的「教條主義」（dogmatism）發展史觀。然而、從一九六○年代、在其歷史學本身中、也出現了一股新的潮流。
一九六三年、托默遜（Thoson, 1924、英國歷史家、一九五六年匈利牙事件時退出共產黨）、在著作的「英國勞動者階級的形成」之中、他所追求的是勞動者階級的階級意識形成等問題。他說：「勞動者階級被別人造成、同時本身也創造自己的階級意識」（「理論的貧困」1978）、其中「勞動者階級本身所創造」的部份、才是他最重視的問題。他認為勞動者階級「形成」的時期是一八三○年代。但是、後來、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陷於教條主義、感到非常的不滿。
托默遜在一九六八年、再寫了「一七九○年以前的英國勞動工會運動及其他勞動運動」。他在這本書中、認為把一八世紀當做一九世紀的前階段是錯誤的、一八世紀是有一八世紀的獨自的社會特性。他也說：從來的「勞動運動史」有著勞動者自然發生的圖式、即抵抗→成立勞動工會→經濟鬥爭發展為政治鬥爭→結成勞動者政黨的一定圖式。但是當他回顧過去勞動運動的發展時、卻認為有了若干的「轉變的可能性」。這就是托默遜肯定一八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獨立性的觀點。這樣、特默遜強調了一八世紀的「民眾世界的特質」的主張、卻與「年報派」有了若干的相似點。
如此、托默遜和「歷史主義」與「年報派」均有相似點的「歷史觀」、乃被批判為「放棄將要變革歷史的勞動階級觀點」（安川悅子「英國勞動運動與社會主義」）。但是在實際上、托默遜並不放棄世界史「變革」的觀點。他所放棄的、乃是「體制內化的勞動運動及教條化的前衛政黨」。他乃站在這種觀點、想來檢討「大眾的主體性」。這就是他被稱為「普遍主義者」或「浪漫主義者」的原因。
如上所述、今日的馬克思歷史學、好像從歷來所陷入的「教條主義」脫出、而開始步入新創造發展之道、然而、他卻迄未顯出其發展的「全體象」。現在只能看到他們想要走的幾個發展指標而已。即：
一、不拘於歷來的階級鬥爭與前衛黨（共產黨）、而努力於重新建立「大眾運動」。但是這種傾向、往往會陷於「政黨無用論」「勞動運動不信論」或「地域主義」等偏差。
二、重視「國際聯帶（international solidarity）、國際上的內部要因與外部要因的相互關聯必須保持。
三、檢討「上層構造」的效用、基層構造‧上層構造論、原來是馬克思分析「社會構造」的基本方法、但是由此、在歷史學上、往往會陷於重視基層構造而輕視上層構造的傾向、因此、產生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缺乏人性」「輕視民族問題」「輕視文化史」等批判。馬克思主義、原來擬以團結世界的勞動階級。他認為革命若不成功、經濟恐慌‧失業‧剝削及侵略戰爭等、將給予勞苦大眾更大的困苦。如上所述、馬克思‧恩格思即以人類的物質生活為分析準繩、法則性的論述了從原始時代到一九世紀（尤其是資本制階段）人類發展的歷史。但是、馬克思的人類史觀、往往被所謂「歷史學者」當做是「經濟學」敬而遠之。然而、人類原來也屬於「動物」的一系列、必以衣食住等物質生活為生存基本、所以、若是否認人類的經濟生活側面、就難以把人類發展史有系統‧有法則性（科學性）的予以認識。
然而、到了二○世紀後半、資本主義及勞動運動經過二、三百年發展之後（從馬克思主義發生算來是百年之後）、「史的唯物論」乃面臨時代進步的考驗。尤其從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所謂「共產主義國家」蘇聯‧東歐及中國共產黨等趨於沒落、所以、暴露了其個人獨裁（Nomencratura、不是原來的馬克思主義）的非人道（beinhumane）做法、終於受到二○世紀末葉世界上的嚴厲的批判與排除。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對此、該如何的處理這些批判、是所謂「新馬克思主義史學」今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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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論新經濟政策
托洛茨基論新經濟政策
（俄）B·羅高文（Vadim Rogovin: 1937-1998）
80年代末的意識形態狀況有利於在恢復歷史真相方面實現突破。 1988年也開始出現第一批文章，意在客觀地反映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1917年革命和國內戰爭時期的作用，客觀地反映列寧與托洛茨基在1917年 —1923年間的相互關係。 1989年蘇聯報刊也開始刊載托洛茨基的某些文章。然而，托洛茨基對於就完成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振興任務而言日益顯得迫切的至關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持何種看法，廣大讀者乃至整個科學界仍然不得而知。
本文試圖闡明托洛茨基對當前熱烈爭論的問題的看法。其中涉及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時期的計劃與市場的相互關係問題，托洛茨基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1923年4月）的報告中闡明了自己對此問題的看法。
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和階級矛盾
報告首先敘述了新經濟政策的原則以及用新經濟政策取代“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原因。報告指出，在從資本主義向我國的，我們後來稱之為“戰時共產主義”的革命性建設轉變的過程中，我們曾試圖（係因國內戰爭的整個進程所致）以我國總管理局的集中管理來取代貿易、供求、交易所等繁瑣的業務。我們以這種方式並沒有解決也不可能解決組織經濟的總課題，卻滿足了軍隊及工人的迫切需要，雖然只是極小程度的滿足。後來我們公開承認這樣建設經濟不行：在我國，限於我們的經濟水平，只用集中的計劃的看管是無法調節經濟生活的，我們便向市場這個魔鬼“求助”。
托洛茨基說，國家的所有工人必須經歷的新經濟政策就是“工人國家運用資本主義社會的方式、方法和機構來建成或爭取建成社會主義經濟”，而他所說的資本主義建設的方式和機構就是市場。 “在新的—集中的、計劃性的、核算的（方式）尚未建立時，應當利用舊的、市場的（方式）。”
黨賦予新經濟政策的首要和基本的“任務”是：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為整個經濟生活創造先決條件。在執行這項首要任務的同時不應忽略第二項任務，即讓不斷提高的生產力朝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發展。完成這項任務的困難在於“新經濟政策是我們通過立法程序確認的我們與私有資本進行鬥爭的舞台。我們恢復了這個舞台，使之合法化，並在其上開展了認真而長期的鬥爭，但是在斗爭的每一次轉變、每一個階段都要算清，是誰從經濟增長中得益更多”。
在新經濟政策的頭兩年，我們是否接近於 “完成請出市場魔鬼所要完成的任務”呢？托洛茨基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首先指出“確立新經濟政策後我國經濟機體的市場激活的最初階段”。但如果這一機體的各個細胞之間“沒有生理上的、確切地說是經濟上的新陳代謝，那麼國內就根本無法生活，國家就會徹底停止不前。那樣一來……我們就只得承認我國正好到了瀕臨瓦解和淪為殖民地的時候”。
托洛茨基說，為了讓這種“激活”過程繼續下去，就必須徹底肅清經濟中“戰時共產主義”的殘餘，同時不忘“那些本應適應市場的工貿企業竟是以‘戰時共產主義’的方法，即以自上而下地、集中地、總管理局式預測和看管的方法建立起來的”。
托洛茨基認為新經濟政策關係即市場關係發展道路上的一大危險是經濟管理的過分集中（“總管理局”制）捲土重來，他反對那種“忽視業務上、生產上的考慮的、向各企業平均分配定貨的總管理局製度”。商業方面也是如此：紡織業辛迪加應集中那些由市場狀況決定應予集中的商業職能。可要是辛迪加太冒進，它就變成了商業總管理局製，即最腐敗的總管理局製。
托洛茨基在評述了所有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國家所共有的新經濟政策原則之後，便著手對在蘇維埃俄國—一個農民人口居多的落後國家條件下新經濟政策的特點進行分析。這個特點就是，市場關係首先應當調節城鄉之間的關係。目前城市與農村的經濟交換（即所謂結合）正在經歷最初階段，即消費資料的交換。要到生產資料而不是消費資料在城鄉商品交換中占主導地位時，要到城市向農村提供農具和肥料等，而農村則向城市提供工業原料時，才會開始下一個重大階段。
托洛茨基認為，實行“結合”的一大障礙是工業品的高價格與農產品的低價格之間的差別，是他頭一個將這種現象稱之為“剪刀差”。托洛茨基在向代表大會提交說明“剪刀差”不斷擴大的材料時，認為克服這種障礙的方法之一是向世界市場出口糧食，歐洲會用機器和工業品來換糧食。他說“我們通過出口定可提高國內糧食及農村原料的價格。”
報告指出，黨在製定旨在鞏固城鄉聯盟、國有工業與小農經濟相結合的長期政策時，要注意避免走兩個極端。一是忽視農民的需要或者向農民施加過分嚴歷的行政壓力。 “如果我們不能在工業方面滿足農民需要，不能從經濟上與他們結合起來或是加重稅收的壓榨，破壞平衡，那麼工業就會失去一個支柱，就會翻車，而且影響到別的方面。”其次，要避免國有工業的發展速度落後於私人資本主義的經濟過程。如果工業發展落後於農民經濟，落後於農業剩餘產品的積累，我們就會“被私人資本碰得頭破血流，而私人資本則必將會在農業剩餘產品積累的基礎上大為膨脹”。如果國有工業不能與農業剩餘產品積累協調發展，那麼私人資本就將在此基礎上形成，即剩餘產品將促使商業資本與手工業者及富農串通一氣。這是問題的實質所在。
國有工業如不能向農民提供用以換取糧食和農業原料的商品，就會為“擴大”本已懸殊的“剪刀差”創造條件，因為現在農民用於支付國有工業產品的錢比1913年要多。
托洛茨基指出，國有工業的虧損使其與市場的關係愈發複雜。 “我們的虧損就是為起動我國工業需要我們作出的額外犧牲。”但是必須認請“國有工業的虧損使某些人致富，這裡物質不滅定律也在起作用。然而因此致富的並不是國家，第三者靠國家發了財，那就是私人資本。決不可對此掉以輕心”。
托洛茨基提請人們注意，工業中的固定資本及流動資金減少的過程仍在繼續。我們正隨著工業原料的危機步入整個經濟機體恢復期時，還“面監著另一個更為深刻的危機——固定資本的危機，即我國設備日益老化、國家需要大量資本來更新的危機”。
為了較為順利地渡過這一危機，托洛茨基指出了一系列降低國有企業產品成本的辦法：首先是，“取消一切多餘的設製；毫不留情地裁減人員；取消多餘的代表處、代辦處、一切遊手好閒的人！”他號召清除“官僚主義經濟機構”這座給社會帶來不合理的附加費用的“巴比倫塔”。其後果，“一件產品的出廠價是1盧布，在經過所有官僚機構後變成了3盧布，而到消費者手中時就已經是5—6個盧布了；在費用像雪崩一樣大肆膨脹的地方，注意節約被置諸腦後，成了浪費的經濟，經濟領導者的責任感沒有加強，反而減弱。”
國有工業的主要矛盾在於，雖然其產品的價格高卻出現虧損，因為成本更高。產生這種矛盾的原因不僅在於固定資本不足和“我國巴比倫塔式的經濟等級制”，還在於勞動力使用不合理、每個企業和工廠的工作安排不合理以及設備開工不足。因此今後降低成本的方向是科學地組織生產勞動，把工業集中起來，正確使用勞動力，消除人浮於事的現象。把工業集中起來是指“近幾年內將生產集中在設備最好、地理位置和商業位置最優的企業中進行”。
這里托洛茨基提到了隱性失業現象，即工廠僱用多餘的工人，僅僅是為了不讓他們公開地失業。這種“隱性失業現像是最不好的……價格最高的社會保障形式。這種虛偽的社會保障形成腐蝕了我國經濟機構，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機構不能正確地計算、總結、核算、預見，經濟機構受到無謂浪費和不負責任的習氣的熏染。以直接、公開的方式來救濟失業者比用掩蓋的方式更好，更正確，更健康。不能糊里糊塗地搞經濟。”
為了杜絕這樣的浪費現象，托洛茨基建議合理使用財政機構，財政機構應當成為“管理工業的主要機構。當然這裡說的不是每個工廠實行的行政管理，而是讓有的工廠生存下來卻讓有的工廠死去的管理。由銀行通過撥款與拒絕撥款的方式來進行”。這樣一來就可以而且必然取消虧損的企業。
但是托洛茨基認為，要使社會主義原則在蘇聯經濟中取得勝利，只採用通過改進工業自身管理來降低成本的辦法是不夠的，必須“在經濟上佔領市場，使手工業者在技術及經濟上服從於社會主義原則，從而控制整個國家的經濟“。托洛茨基提請人們注意，黨內有一種看法，即：對這一過程估計不足，忽視了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產生新的社會分化的情況。 “有人對我們說，手工業者、農民、商人、國有工業，大家都是互為補充的。這是蘇聯社會中利益普遍一致的理論。理論挺不錯嘛：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肯定是一切的基礎，但是我們不會忘記，農民中會產生富農，而富農已不再是我們的朋友，無法把他們同蘇聯各階級利益一致扯到一起。商人也是如此，富農手工業者、收購商、批發商等等莫不如此。這裡不會有‘利益一致’。”
報告中提到，蘇維埃國家擁有一系列可靠的槓桿來同私有製傾向作鬥爭，來為國家工業創造積累來源。主要槓桿之一就是對外貿易實行計劃定額。 “如果不實行對外貿易壟斷，生產資料國有化就是自欺欺人。為什麼？因為我們極度貧困，而我們的敵人富有。美國可以靠美元在一年內將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切機會毀掉。”應當清楚地意識到由另一種“剪刀差”所引起的危險，即蘇聯的工業的價格與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品價格過分懸殊。只要國內價格與國外價格的差別超過一定的界限，就必然會出現走私現象。
用於發展工業的國內積累，不僅可以靠降低產品成本，精簡蘇維埃公務人員、降低國家機關的費用來獲得，而且可以靠出口我國糧食的佣金和徵收農業稅獲得。
同時，托洛茨基在報告中提出的問題後來成為黨中央與左傾反對派之間意見分岐的焦點之一。這個問題就是：在農村應徵收多少稅（和向農村中的哪些階層徵收）才能使城鄉間的動態平衡（等價交換）時期早日來臨。托洛茨基在1927年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的發言中講過，加速工業化，包括通過向富農徵收較高的稅賦加速工業化，即可獲得大量的商品，從而降低市場價格，這對工人和大多數農民都有好處。執政黨團則指責反對派搞“超級工業化”。
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市場範圍與計劃範圍
托洛茨基在聯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為新經濟政策條件下計劃的實質與方法下了定義。他強調指出，“計劃不是我們臆想出來的，這基本上就是摩根或是其集團在摩根托拉斯所進行的工作（只是比我們做得好罷了）：預見、協調、指導、管理。”當然，資本主義制度下在全社會範圍內計劃已被市場、經濟力量的自由角逐、競爭、商業性建議、危機等等所取代。這樣便確定了人力和物力的某種分配。 “不過資本主義經濟中也有計劃，只是局限在個別企業或託拉斯的範圍內，而如果托拉斯是壟斷性的，則有關計劃就會擴大到整個國內市場以至國際市場上去。”
計劃是一種機動靈活的領導，它從較為穩定的經濟要素出發，使要素之間彼此協調並使之與市場無序的發展協調起來。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中，計劃問題實質上就是經濟領導問題。 “除了計劃之外沒有別的途徑。計劃並不一定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那種強硬的行政管理，計劃首先是一種調度，即市場條件下的預見與協調以及替固定消費者也就是國家工作。”國家經濟機構的有計劃的預見和協調與市場的自發工作之間正確的相互關係不是硬性的，而是富有彈性的，靈活的，不斷變化的。但協調永遠需要。
托洛茨基強調不要把日常業務的隨機應變的計劃（沒有這種計劃我們會不斷地陷入危機）同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和領域的長遠的國家計劃混為一談。二者之間互有聯繫，卻不是同一事物。他認為迄今為止所製定的最具前景的計劃是電氣化計劃。可比照這一計劃制定對事業有益的拖拉機建造的十年計劃之類。 “但這種長遠計劃的假定性很強，它有可能完成25%，也有可能完成150%，全看對經濟總的發展速度估計切合實際的程度如何。”而這種長遠計劃如果不同煤炭工業、冶金工業的發展、不同財政人民委員部協調一致的話，連部分地完成也是不可思議的。
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指出我們不可能實行一種包羅萬象的計劃，我們也不應該在這方面繼承“戰時共產主義”的傳統。 “社會主義經濟計劃不能以理論的或者官僚主義的方式來武斷地制定”。 “我認為新經濟政策時期統一的無所不包的計劃就是這樣一些思想，即‘統一的軍事學說’、‘無產階級的文化’等幼稚的幻想。”他說，只有賦予各經濟區域以根據其自然條件和生產條件來完成經濟任務的必要的自主權，才能成功地制定出涉及一切經濟部門的經濟計劃。在解決經濟問題時，充分考慮到各民族共和國的利益及權力具有特殊的意義。 “應當通過各民族共和國的有關機構並在長期密切的協作工作中完成分攤在各民族共和國身上的總計劃任務。”這樣不會降低、反而會提高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作用，國家計委的作用可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而增大。 “國家計劃委員會自己並不發號施令，並不進行管理，卻考慮到指揮、行政、管理、領導等方面的一切因素；它可以預見，推斷，協調，建議，提醒，修正。換句話說，它為經濟指揮創造指揮部所需的一切條件，將戰役同供應、運輸等等協調起來。”這句話里托洛茨基自然是像徵地使用了軍事術語。相反，在他看來，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任務就是要把經濟機構工作中行政命令和唯意志論的方法減少到最低限度，因為這種方法會導致（再套用一句軍事術語）“行政管理的游擊作風”。 “除國家計劃委員會外，共和國的任何一個最高機構不得解決全國性的經濟問題。國家計劃委員會應結合其它所有經濟問題來分析新的問題，而不論這是出自它自己還是其它部門的倡議。我們可以通過國家計劃委員會經常不斷的工作來反擊並最終戰勝‘行政管理的游擊作風’。”
托洛茨基意識到近期內如實行國家經濟方法會出現兩種危險。第一種危險是在經濟上不具備計劃條件的部門實行計劃。在還不具備必要條件的情況下，力圖以計劃干預來確定經濟發展，以那些試驗尚未提供必要依據的行政措施代替市場調節工作，這必然會造成“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曾出現過的那種類型的經濟危機，卻“阻塞”、“瓶頸”等等。 “迄今為止我們的危機多半是計劃不足或不當、組織上軟弱無力或國家機關不適應新的工作方法、不適應新經濟政策方法造成的，極少由市場本身造成”。首先， 1921年的燃料危機即是如此。 1922年—1923年的下一次危機即原料危機，起因於工業“浪費”原料，它所出售的原料連其成本都保證不了。托洛茨基認為，這場危機“較有市場淵源，卻仍不是由市場的鐵的規律引起的，而是由我們在對待市場規律方面組織上的軟弱無力造成的”。 “我們還沒有發展到產生真正的資本主義危機的地步，可誰知道呢，也許當我們的周轉額達到這種程度時，我們就同時會使計劃經濟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即我們即使做不到百分之一百，也計可以先百分之五十、再百分之六十地克服由市場引起的危機。”為了克服或者緩解這種危機，必須使“經濟機構、它的基本任務、它的方法、它的實踐不斷地適應市場特徵及市場關係”。
托洛茨基所說的第二種危險是當條件成熟時不能及時使用計劃方法。結果是把調節工作交給市場，市場的調節只介更晚、更糟、更浪費。 “當對集中調節的需要顯然已經成熟而集中調節又滯後時，即使及時的行政經濟干預的辦法可在較短時間內用較少的人力物力來達到同樣的結果，我們也會用市場的不經濟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問題。”
為了弄清在哪些經濟部門首先必須對純市場關係進行計劃修正這個問題，托洛茨基探討了計劃經濟的主要基礎。這裡“第一是軍隊，它任何時候都不會在市場的基礎上生存。第二是交通。第三是在我國為交通、軍隊或國有工業其它領域服務的重工業。這是三條大鯨魚，如果將它們放入我國市場這個小水窪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鯨魚是龐然大物，水窪暫且還是水窪。這就是計劃問題的出發點”。
關於輕工業與重工業的相互關係，托洛茨基認為僅靠市場途徑是不能解決的。假如我們不制定經濟計劃，不在執行過程中檢驗、調整和修改，那我們的交通運輸、我們的重工業就會垮台。當然，因市場的自發運作而垮掉的重工業在10年、20年之後還可振興，但那已經是私有製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工業了。
計劃的方法是通過向各個企業的撥款來實現，而向各企業撥款“就是領導企業，這是對工業進行四分之三、至少是一半的管理。誰撥款，誰就發號施令”。因此，預算就成為計劃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因為我們把一切都折合為金錢，這樣預算就成為我們經濟計劃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我們只能逐步地、緩慢地將我國的冶金工業、煤炭工業、石油工業以及機器製造業從戰時共產主義的干船塢放入市場的水域中去。假如我們一定要讓重工業參與市場角逐，那它就會擱淺，因為重工業對我們的市場來說過於‘沉重’了。我們要用預算來支撐重工業，使之不致垮台和擱淺。這就是計劃的方法。”
計劃領導要求將工業撥款集中在一個信貸機構，即作為國家銀行分行的工商銀行。同時，“撥款不是按照諸如香腸製品廠今天盈利了它就有資格得到撥款這樣的原則，而是按照今後若干年的展望來進行。”
為了調整工業部門的工資之間的比例，也必鬚髮揮計劃槓桿的作用。決不能“讓我們那尚不穩定的、變化無常的市場來決定工業部門的工資。輕工業獲得的暫時超額利潤不僅要用來為輕工業工人謀福利，而且要用來促使重工業及交通行業工人的工資的提高。”
通過國家預算資金的重新分配決不應該降低貨幣的穩定性。 “必須徹底消除財政工作中的一大弊病，即在入不敷出時企圖以使盧布貶值的辦法來做到收支相抵，即在撥付款項時利用任意的比率並從而從根本上動搖重要的經濟機構。 ”當發現實際收入與預算用途不符、因此必須削減預算的支出部分時，削減“不應以隱弊的方式而應公開地進行，通過會帶來一定後果的修改預算的方法進行，即有計劃地削減交通、工業、軍隊等方面的開支”。
托洛茨基認為，要做到國家（預算）、托拉斯、企業與市場協調一致，就必須實行各級經濟管理的經濟核算。
企業的經濟核算及獨立性
經濟核算的第一要素是會計製度，它對我們來說“就像空氣和水一樣不可缺少。沒有會計製度小舖老闆就無法出售香腸和鯡魚，我們則擁有所謂佔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 ‘小舖’，會計製度卻至今沒有實行。會計製度首先是為防止盜竊所必需”。托洛茨基認為，會計製度不健全是盜竊行為的直接誘因，也是企業領導人蛻化變質的溫床。 “要記錄、要把牢、要打戳，以防盜竊和無人照管，這是出路所在，也是所有其它經營之道的先決條件。”
會計製度還不是平衡表和成本核算這類複雜得多的東西。但會計製度是成本核算、平衡表的起點。 “如果沒有成本核算，也就是沒有算清你要為這件東西付出多少、得到多少、有多少贏利或虧損，就不可能賺錢。”成本核算是適合於市場的計算方式，也就是新經濟政策所特有的核算形式。
托洛茨基列舉大量事例來證明目前各托拉斯的成本核算都是隨心所欲地進行的。在這種隨意的、虛假的成本核算的情況下，盜竊、侵占公物、浪費國家財產的行為比在不具備任何會計製度的情況下更容易得逞。 “從前‘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我們這裡遇到侵吞公物就說‘充公充掉了’。後來又到了說‘投機投掉了’的時代。我真擔心我們正進入一個說‘核算算掉了’的時代”因此，托洛茨基把實行成本核算作為一項最重要的任務提出來，這種成本核算不再是侵占公物的擋箭牌，它提供了計算成本、從而進行市場交易的可能性。這種成本核算因計算單位五花八門而難以進行。因此要統一會計製度，要在簡化及縮減現行的官僚主義會計製度的同時建立各托拉斯和企業均須遵行的統一的計算單位。
徹底實行經濟核算制要求企業在與支配它的托拉斯的相互關係中享有一定的自主權。 “當然，這裡根本不可能有什麼統一的模式，即托拉斯與企業關係的總標準。這要取決於企業的性質，取決於它的生產及銷售活動的集中程度，取決於市場的容量及規模，但總的規律應該是：托拉斯只集中和控制那些條件成熟的生產和銷售業務，即生產和市場的客觀發展已為此作好準備的業務。”
托洛茨基指出，每個工廠的獨立成本核算與獨立平衡表應成為國家、托拉斯、企業與市場間的動態平衡的前提條件。 “每個工廠均應能權衡托拉斯的某些業務對它是否合算，反過來也一樣。工廠應能向托拉斯證明它只有這樣經營才合算，否則我們的托拉斯就成了只不過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改頭換面的舊式總管理局。通過各個企業的獨立成本核算與平衡表就可以清清楚楚地檢驗出一個工業部門、一個托拉斯可以容許的集中化程度。”
托洛茨基談到，在托拉斯及企業內部建立徹底的經濟核算制的障礙是這樣一種實際情況，即：托拉斯及企業領導人任意開銷，這種開銷既無任何法律依據，也無任何人監督，且系非生產性的開銷：用於督導工作及文化教育工作等等。這種開銷對領導人起腐蝕作用。用於督導工作的“國家預算資金應當降到嚴格規定的明確的最低限度。提高國家用於軍隊的直接開支比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通過托拉斯轉撥這筆資金要好得多”。托洛茨基同時指出，“使企業無法獨立支配一定數量的費用就會使企業在這方面沒有任何主動性。我認為這樣做不會有什麼好處，因為一定程度的自主權是一種‘利益驅動’，捨此就沒有‘動力’，就不會有乾得更好、做得更好、超過別人的渴望。應當利用這種利益驅動。但要正確地加以組織且進行認真的監督。”
在談及有關經濟部門領導人的干部政策問題時托洛茨基說，“應使十分稱職的廠長免受任何意外及偶然事情的干擾，只要不是極端需要，也不應頻繁調動。”此外，要以同樣的決心在全蘇境內建立一種必要的製度，即 “凡不稱職的廠長，當其在較低的崗位上證明確已積累了足夠的經驗可以委以重任之前，均不得官復原職或者擔任更高的職務”。
在托洛茨基的報告提綱中有一項重要的內容被政治局多數人以“托洛茨基同志意在支持那些力求取消黨的領導作用的人”為由否定了。報告提綱中的有關文字是這樣的： “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重申了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關於分清黨和蘇維埃的工作、包括經濟工作的權限的決議，代表大會堅持認為要在中央及地方更加全面、系統地執行這項決議，代表大會同時認為，黨支配幹部的絕對權力決不可在實際中變成經濟工作者頻繁的和未經商量的撤換和調動，幹部的調動只能限制在萬不得已的範圍內，同時黨組織要全力支持這樣一種制度，即主管經濟部門不僅形式上有而且確實可以逐步培養經濟人才並正確地提拔他們。”
托洛茨基在概括自己報告的主要結論時著重指出，“我們恢復了市場及競爭，同時仍牢牢地控制著國家政權、收歸國有的生產資料和對外貿易壟斷。”托洛茨基在提請人們注意列寧關於新經濟政策是一項嚴肅的、長期的政策，但不是永久性的政策這番話時說：“我們實行‘新政策’，就是要在它的基礎上、在相當程度上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怎樣戰勝呢？就是善於利用市場規律，依靠這些規律，將我國的國有生產機構引入其角逐之中，不斷地擴大計劃的因素。最終我們將把計劃因素推廣到整個市場，從而吃掉它，消滅它。換句話說，我們在新經濟政策基礎上所取得的成就自然會加快新經濟政策的取消並以最新的經濟政策來代替之，那便是社會主義政策。”
托洛茨基在報告的最後說：“儘管我們今天窮得可憐，窮得丟人，而且沒有本事，但我們會齊心協力，使我們的國家擺脫貧窮和奴隸地位而不向資本主義投降。”
以上就是托洛茨基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的基本思想的簡要概括。
原載俄羅斯《經濟科學》雜誌1990年第1期
門三姍譯
（俄）B·羅高文（Vadim Rogovin: 1937-1998）
80年代末的意識形態狀況有利於在恢復歷史真相方面實現突破。 1988年也開始出現第一批文章，意在客觀地反映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1917年革命和國內戰爭時期的作用，客觀地反映列寧與托洛茨基在1917年 —1923年間的相互關係。 1989年蘇聯報刊也開始刊載托洛茨基的某些文章。然而，托洛茨基對於就完成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振興任務而言日益顯得迫切的至關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持何種看法，廣大讀者乃至整個科學界仍然不得而知。
本文試圖闡明托洛茨基對當前熱烈爭論的問題的看法。其中涉及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時期的計劃與市場的相互關係問題，托洛茨基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1923年4月）的報告中闡明了自己對此問題的看法。
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和階級矛盾
報告首先敘述了新經濟政策的原則以及用新經濟政策取代“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原因。報告指出，在從資本主義向我國的，我們後來稱之為“戰時共產主義”的革命性建設轉變的過程中，我們曾試圖（係因國內戰爭的整個進程所致）以我國總管理局的集中管理來取代貿易、供求、交易所等繁瑣的業務。我們以這種方式並沒有解決也不可能解決組織經濟的總課題，卻滿足了軍隊及工人的迫切需要，雖然只是極小程度的滿足。後來我們公開承認這樣建設經濟不行：在我國，限於我們的經濟水平，只用集中的計劃的看管是無法調節經濟生活的，我們便向市場這個魔鬼“求助”。
托洛茨基說，國家的所有工人必須經歷的新經濟政策就是“工人國家運用資本主義社會的方式、方法和機構來建成或爭取建成社會主義經濟”，而他所說的資本主義建設的方式和機構就是市場。 “在新的—集中的、計劃性的、核算的（方式）尚未建立時，應當利用舊的、市場的（方式）。”
黨賦予新經濟政策的首要和基本的“任務”是：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為整個經濟生活創造先決條件。在執行這項首要任務的同時不應忽略第二項任務，即讓不斷提高的生產力朝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發展。完成這項任務的困難在於“新經濟政策是我們通過立法程序確認的我們與私有資本進行鬥爭的舞台。我們恢復了這個舞台，使之合法化，並在其上開展了認真而長期的鬥爭，但是在斗爭的每一次轉變、每一個階段都要算清，是誰從經濟增長中得益更多”。
在新經濟政策的頭兩年，我們是否接近於 “完成請出市場魔鬼所要完成的任務”呢？托洛茨基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首先指出“確立新經濟政策後我國經濟機體的市場激活的最初階段”。但如果這一機體的各個細胞之間“沒有生理上的、確切地說是經濟上的新陳代謝，那麼國內就根本無法生活，國家就會徹底停止不前。那樣一來……我們就只得承認我國正好到了瀕臨瓦解和淪為殖民地的時候”。
托洛茨基說，為了讓這種“激活”過程繼續下去，就必須徹底肅清經濟中“戰時共產主義”的殘餘，同時不忘“那些本應適應市場的工貿企業竟是以‘戰時共產主義’的方法，即以自上而下地、集中地、總管理局式預測和看管的方法建立起來的”。
托洛茨基認為新經濟政策關係即市場關係發展道路上的一大危險是經濟管理的過分集中（“總管理局”制）捲土重來，他反對那種“忽視業務上、生產上的考慮的、向各企業平均分配定貨的總管理局製度”。商業方面也是如此：紡織業辛迪加應集中那些由市場狀況決定應予集中的商業職能。可要是辛迪加太冒進，它就變成了商業總管理局製，即最腐敗的總管理局製。
托洛茨基在評述了所有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國家所共有的新經濟政策原則之後，便著手對在蘇維埃俄國—一個農民人口居多的落後國家條件下新經濟政策的特點進行分析。這個特點就是，市場關係首先應當調節城鄉之間的關係。目前城市與農村的經濟交換（即所謂結合）正在經歷最初階段，即消費資料的交換。要到生產資料而不是消費資料在城鄉商品交換中占主導地位時，要到城市向農村提供農具和肥料等，而農村則向城市提供工業原料時，才會開始下一個重大階段。
托洛茨基認為，實行“結合”的一大障礙是工業品的高價格與農產品的低價格之間的差別，是他頭一個將這種現象稱之為“剪刀差”。托洛茨基在向代表大會提交說明“剪刀差”不斷擴大的材料時，認為克服這種障礙的方法之一是向世界市場出口糧食，歐洲會用機器和工業品來換糧食。他說“我們通過出口定可提高國內糧食及農村原料的價格。”
報告指出，黨在製定旨在鞏固城鄉聯盟、國有工業與小農經濟相結合的長期政策時，要注意避免走兩個極端。一是忽視農民的需要或者向農民施加過分嚴歷的行政壓力。 “如果我們不能在工業方面滿足農民需要，不能從經濟上與他們結合起來或是加重稅收的壓榨，破壞平衡，那麼工業就會失去一個支柱，就會翻車，而且影響到別的方面。”其次，要避免國有工業的發展速度落後於私人資本主義的經濟過程。如果工業發展落後於農民經濟，落後於農業剩餘產品的積累，我們就會“被私人資本碰得頭破血流，而私人資本則必將會在農業剩餘產品積累的基礎上大為膨脹”。如果國有工業不能與農業剩餘產品積累協調發展，那麼私人資本就將在此基礎上形成，即剩餘產品將促使商業資本與手工業者及富農串通一氣。這是問題的實質所在。
國有工業如不能向農民提供用以換取糧食和農業原料的商品，就會為“擴大”本已懸殊的“剪刀差”創造條件，因為現在農民用於支付國有工業產品的錢比1913年要多。
托洛茨基指出，國有工業的虧損使其與市場的關係愈發複雜。 “我們的虧損就是為起動我國工業需要我們作出的額外犧牲。”但是必須認請“國有工業的虧損使某些人致富，這裡物質不滅定律也在起作用。然而因此致富的並不是國家，第三者靠國家發了財，那就是私人資本。決不可對此掉以輕心”。
托洛茨基提請人們注意，工業中的固定資本及流動資金減少的過程仍在繼續。我們正隨著工業原料的危機步入整個經濟機體恢復期時，還“面監著另一個更為深刻的危機——固定資本的危機，即我國設備日益老化、國家需要大量資本來更新的危機”。
為了較為順利地渡過這一危機，托洛茨基指出了一系列降低國有企業產品成本的辦法：首先是，“取消一切多餘的設製；毫不留情地裁減人員；取消多餘的代表處、代辦處、一切遊手好閒的人！”他號召清除“官僚主義經濟機構”這座給社會帶來不合理的附加費用的“巴比倫塔”。其後果，“一件產品的出廠價是1盧布，在經過所有官僚機構後變成了3盧布，而到消費者手中時就已經是5—6個盧布了；在費用像雪崩一樣大肆膨脹的地方，注意節約被置諸腦後，成了浪費的經濟，經濟領導者的責任感沒有加強，反而減弱。”
國有工業的主要矛盾在於，雖然其產品的價格高卻出現虧損，因為成本更高。產生這種矛盾的原因不僅在於固定資本不足和“我國巴比倫塔式的經濟等級制”，還在於勞動力使用不合理、每個企業和工廠的工作安排不合理以及設備開工不足。因此今後降低成本的方向是科學地組織生產勞動，把工業集中起來，正確使用勞動力，消除人浮於事的現象。把工業集中起來是指“近幾年內將生產集中在設備最好、地理位置和商業位置最優的企業中進行”。
這里托洛茨基提到了隱性失業現象，即工廠僱用多餘的工人，僅僅是為了不讓他們公開地失業。這種“隱性失業現像是最不好的……價格最高的社會保障形式。這種虛偽的社會保障形成腐蝕了我國經濟機構，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機構不能正確地計算、總結、核算、預見，經濟機構受到無謂浪費和不負責任的習氣的熏染。以直接、公開的方式來救濟失業者比用掩蓋的方式更好，更正確，更健康。不能糊里糊塗地搞經濟。”
為了杜絕這樣的浪費現象，托洛茨基建議合理使用財政機構，財政機構應當成為“管理工業的主要機構。當然這裡說的不是每個工廠實行的行政管理，而是讓有的工廠生存下來卻讓有的工廠死去的管理。由銀行通過撥款與拒絕撥款的方式來進行”。這樣一來就可以而且必然取消虧損的企業。
但是托洛茨基認為，要使社會主義原則在蘇聯經濟中取得勝利，只採用通過改進工業自身管理來降低成本的辦法是不夠的，必須“在經濟上佔領市場，使手工業者在技術及經濟上服從於社會主義原則，從而控制整個國家的經濟“。托洛茨基提請人們注意，黨內有一種看法，即：對這一過程估計不足，忽視了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產生新的社會分化的情況。 “有人對我們說，手工業者、農民、商人、國有工業，大家都是互為補充的。這是蘇聯社會中利益普遍一致的理論。理論挺不錯嘛：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肯定是一切的基礎，但是我們不會忘記，農民中會產生富農，而富農已不再是我們的朋友，無法把他們同蘇聯各階級利益一致扯到一起。商人也是如此，富農手工業者、收購商、批發商等等莫不如此。這裡不會有‘利益一致’。”
報告中提到，蘇維埃國家擁有一系列可靠的槓桿來同私有製傾向作鬥爭，來為國家工業創造積累來源。主要槓桿之一就是對外貿易實行計劃定額。 “如果不實行對外貿易壟斷，生產資料國有化就是自欺欺人。為什麼？因為我們極度貧困，而我們的敵人富有。美國可以靠美元在一年內將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切機會毀掉。”應當清楚地意識到由另一種“剪刀差”所引起的危險，即蘇聯的工業的價格與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品價格過分懸殊。只要國內價格與國外價格的差別超過一定的界限，就必然會出現走私現象。
用於發展工業的國內積累，不僅可以靠降低產品成本，精簡蘇維埃公務人員、降低國家機關的費用來獲得，而且可以靠出口我國糧食的佣金和徵收農業稅獲得。
同時，托洛茨基在報告中提出的問題後來成為黨中央與左傾反對派之間意見分岐的焦點之一。這個問題就是：在農村應徵收多少稅（和向農村中的哪些階層徵收）才能使城鄉間的動態平衡（等價交換）時期早日來臨。托洛茨基在1927年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的發言中講過，加速工業化，包括通過向富農徵收較高的稅賦加速工業化，即可獲得大量的商品，從而降低市場價格，這對工人和大多數農民都有好處。執政黨團則指責反對派搞“超級工業化”。
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市場範圍與計劃範圍
托洛茨基在聯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為新經濟政策條件下計劃的實質與方法下了定義。他強調指出，“計劃不是我們臆想出來的，這基本上就是摩根或是其集團在摩根托拉斯所進行的工作（只是比我們做得好罷了）：預見、協調、指導、管理。”當然，資本主義制度下在全社會範圍內計劃已被市場、經濟力量的自由角逐、競爭、商業性建議、危機等等所取代。這樣便確定了人力和物力的某種分配。 “不過資本主義經濟中也有計劃，只是局限在個別企業或託拉斯的範圍內，而如果托拉斯是壟斷性的，則有關計劃就會擴大到整個國內市場以至國際市場上去。”
計劃是一種機動靈活的領導，它從較為穩定的經濟要素出發，使要素之間彼此協調並使之與市場無序的發展協調起來。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中，計劃問題實質上就是經濟領導問題。 “除了計劃之外沒有別的途徑。計劃並不一定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那種強硬的行政管理，計劃首先是一種調度，即市場條件下的預見與協調以及替固定消費者也就是國家工作。”國家經濟機構的有計劃的預見和協調與市場的自發工作之間正確的相互關係不是硬性的，而是富有彈性的，靈活的，不斷變化的。但協調永遠需要。
托洛茨基強調不要把日常業務的隨機應變的計劃（沒有這種計劃我們會不斷地陷入危機）同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和領域的長遠的國家計劃混為一談。二者之間互有聯繫，卻不是同一事物。他認為迄今為止所製定的最具前景的計劃是電氣化計劃。可比照這一計劃制定對事業有益的拖拉機建造的十年計劃之類。 “但這種長遠計劃的假定性很強，它有可能完成25%，也有可能完成150%，全看對經濟總的發展速度估計切合實際的程度如何。”而這種長遠計劃如果不同煤炭工業、冶金工業的發展、不同財政人民委員部協調一致的話，連部分地完成也是不可思議的。
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指出我們不可能實行一種包羅萬象的計劃，我們也不應該在這方面繼承“戰時共產主義”的傳統。 “社會主義經濟計劃不能以理論的或者官僚主義的方式來武斷地制定”。 “我認為新經濟政策時期統一的無所不包的計劃就是這樣一些思想，即‘統一的軍事學說’、‘無產階級的文化’等幼稚的幻想。”他說，只有賦予各經濟區域以根據其自然條件和生產條件來完成經濟任務的必要的自主權，才能成功地制定出涉及一切經濟部門的經濟計劃。在解決經濟問題時，充分考慮到各民族共和國的利益及權力具有特殊的意義。 “應當通過各民族共和國的有關機構並在長期密切的協作工作中完成分攤在各民族共和國身上的總計劃任務。”這樣不會降低、反而會提高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作用，國家計委的作用可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而增大。 “國家計劃委員會自己並不發號施令，並不進行管理，卻考慮到指揮、行政、管理、領導等方面的一切因素；它可以預見，推斷，協調，建議，提醒，修正。換句話說，它為經濟指揮創造指揮部所需的一切條件，將戰役同供應、運輸等等協調起來。”這句話里托洛茨基自然是像徵地使用了軍事術語。相反，在他看來，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任務就是要把經濟機構工作中行政命令和唯意志論的方法減少到最低限度，因為這種方法會導致（再套用一句軍事術語）“行政管理的游擊作風”。 “除國家計劃委員會外，共和國的任何一個最高機構不得解決全國性的經濟問題。國家計劃委員會應結合其它所有經濟問題來分析新的問題，而不論這是出自它自己還是其它部門的倡議。我們可以通過國家計劃委員會經常不斷的工作來反擊並最終戰勝‘行政管理的游擊作風’。”
托洛茨基意識到近期內如實行國家經濟方法會出現兩種危險。第一種危險是在經濟上不具備計劃條件的部門實行計劃。在還不具備必要條件的情況下，力圖以計劃干預來確定經濟發展，以那些試驗尚未提供必要依據的行政措施代替市場調節工作，這必然會造成“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曾出現過的那種類型的經濟危機，卻“阻塞”、“瓶頸”等等。 “迄今為止我們的危機多半是計劃不足或不當、組織上軟弱無力或國家機關不適應新的工作方法、不適應新經濟政策方法造成的，極少由市場本身造成”。首先， 1921年的燃料危機即是如此。 1922年—1923年的下一次危機即原料危機，起因於工業“浪費”原料，它所出售的原料連其成本都保證不了。托洛茨基認為，這場危機“較有市場淵源，卻仍不是由市場的鐵的規律引起的，而是由我們在對待市場規律方面組織上的軟弱無力造成的”。 “我們還沒有發展到產生真正的資本主義危機的地步，可誰知道呢，也許當我們的周轉額達到這種程度時，我們就同時會使計劃經濟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即我們即使做不到百分之一百，也計可以先百分之五十、再百分之六十地克服由市場引起的危機。”為了克服或者緩解這種危機，必須使“經濟機構、它的基本任務、它的方法、它的實踐不斷地適應市場特徵及市場關係”。
托洛茨基所說的第二種危險是當條件成熟時不能及時使用計劃方法。結果是把調節工作交給市場，市場的調節只介更晚、更糟、更浪費。 “當對集中調節的需要顯然已經成熟而集中調節又滯後時，即使及時的行政經濟干預的辦法可在較短時間內用較少的人力物力來達到同樣的結果，我們也會用市場的不經濟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問題。”
為了弄清在哪些經濟部門首先必須對純市場關係進行計劃修正這個問題，托洛茨基探討了計劃經濟的主要基礎。這裡“第一是軍隊，它任何時候都不會在市場的基礎上生存。第二是交通。第三是在我國為交通、軍隊或國有工業其它領域服務的重工業。這是三條大鯨魚，如果將它們放入我國市場這個小水窪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鯨魚是龐然大物，水窪暫且還是水窪。這就是計劃問題的出發點”。
關於輕工業與重工業的相互關係，托洛茨基認為僅靠市場途徑是不能解決的。假如我們不制定經濟計劃，不在執行過程中檢驗、調整和修改，那我們的交通運輸、我們的重工業就會垮台。當然，因市場的自發運作而垮掉的重工業在10年、20年之後還可振興，但那已經是私有製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工業了。
計劃的方法是通過向各個企業的撥款來實現，而向各企業撥款“就是領導企業，這是對工業進行四分之三、至少是一半的管理。誰撥款，誰就發號施令”。因此，預算就成為計劃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因為我們把一切都折合為金錢，這樣預算就成為我們經濟計劃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我們只能逐步地、緩慢地將我國的冶金工業、煤炭工業、石油工業以及機器製造業從戰時共產主義的干船塢放入市場的水域中去。假如我們一定要讓重工業參與市場角逐，那它就會擱淺，因為重工業對我們的市場來說過於‘沉重’了。我們要用預算來支撐重工業，使之不致垮台和擱淺。這就是計劃的方法。”
計劃領導要求將工業撥款集中在一個信貸機構，即作為國家銀行分行的工商銀行。同時，“撥款不是按照諸如香腸製品廠今天盈利了它就有資格得到撥款這樣的原則，而是按照今後若干年的展望來進行。”
為了調整工業部門的工資之間的比例，也必鬚髮揮計劃槓桿的作用。決不能“讓我們那尚不穩定的、變化無常的市場來決定工業部門的工資。輕工業獲得的暫時超額利潤不僅要用來為輕工業工人謀福利，而且要用來促使重工業及交通行業工人的工資的提高。”
通過國家預算資金的重新分配決不應該降低貨幣的穩定性。 “必須徹底消除財政工作中的一大弊病，即在入不敷出時企圖以使盧布貶值的辦法來做到收支相抵，即在撥付款項時利用任意的比率並從而從根本上動搖重要的經濟機構。 ”當發現實際收入與預算用途不符、因此必須削減預算的支出部分時，削減“不應以隱弊的方式而應公開地進行，通過會帶來一定後果的修改預算的方法進行，即有計劃地削減交通、工業、軍隊等方面的開支”。
托洛茨基認為，要做到國家（預算）、托拉斯、企業與市場協調一致，就必須實行各級經濟管理的經濟核算。
企業的經濟核算及獨立性
經濟核算的第一要素是會計製度，它對我們來說“就像空氣和水一樣不可缺少。沒有會計製度小舖老闆就無法出售香腸和鯡魚，我們則擁有所謂佔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 ‘小舖’，會計製度卻至今沒有實行。會計製度首先是為防止盜竊所必需”。托洛茨基認為，會計製度不健全是盜竊行為的直接誘因，也是企業領導人蛻化變質的溫床。 “要記錄、要把牢、要打戳，以防盜竊和無人照管，這是出路所在，也是所有其它經營之道的先決條件。”
會計製度還不是平衡表和成本核算這類複雜得多的東西。但會計製度是成本核算、平衡表的起點。 “如果沒有成本核算，也就是沒有算清你要為這件東西付出多少、得到多少、有多少贏利或虧損，就不可能賺錢。”成本核算是適合於市場的計算方式，也就是新經濟政策所特有的核算形式。
托洛茨基列舉大量事例來證明目前各托拉斯的成本核算都是隨心所欲地進行的。在這種隨意的、虛假的成本核算的情況下，盜竊、侵占公物、浪費國家財產的行為比在不具備任何會計製度的情況下更容易得逞。 “從前‘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我們這裡遇到侵吞公物就說‘充公充掉了’。後來又到了說‘投機投掉了’的時代。我真擔心我們正進入一個說‘核算算掉了’的時代”因此，托洛茨基把實行成本核算作為一項最重要的任務提出來，這種成本核算不再是侵占公物的擋箭牌，它提供了計算成本、從而進行市場交易的可能性。這種成本核算因計算單位五花八門而難以進行。因此要統一會計製度，要在簡化及縮減現行的官僚主義會計製度的同時建立各托拉斯和企業均須遵行的統一的計算單位。
徹底實行經濟核算制要求企業在與支配它的托拉斯的相互關係中享有一定的自主權。 “當然，這裡根本不可能有什麼統一的模式，即托拉斯與企業關係的總標準。這要取決於企業的性質，取決於它的生產及銷售活動的集中程度，取決於市場的容量及規模，但總的規律應該是：托拉斯只集中和控制那些條件成熟的生產和銷售業務，即生產和市場的客觀發展已為此作好準備的業務。”
托洛茨基指出，每個工廠的獨立成本核算與獨立平衡表應成為國家、托拉斯、企業與市場間的動態平衡的前提條件。 “每個工廠均應能權衡托拉斯的某些業務對它是否合算，反過來也一樣。工廠應能向托拉斯證明它只有這樣經營才合算，否則我們的托拉斯就成了只不過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改頭換面的舊式總管理局。通過各個企業的獨立成本核算與平衡表就可以清清楚楚地檢驗出一個工業部門、一個托拉斯可以容許的集中化程度。”
托洛茨基談到，在托拉斯及企業內部建立徹底的經濟核算制的障礙是這樣一種實際情況，即：托拉斯及企業領導人任意開銷，這種開銷既無任何法律依據，也無任何人監督，且系非生產性的開銷：用於督導工作及文化教育工作等等。這種開銷對領導人起腐蝕作用。用於督導工作的“國家預算資金應當降到嚴格規定的明確的最低限度。提高國家用於軍隊的直接開支比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通過托拉斯轉撥這筆資金要好得多”。托洛茨基同時指出，“使企業無法獨立支配一定數量的費用就會使企業在這方面沒有任何主動性。我認為這樣做不會有什麼好處，因為一定程度的自主權是一種‘利益驅動’，捨此就沒有‘動力’，就不會有乾得更好、做得更好、超過別人的渴望。應當利用這種利益驅動。但要正確地加以組織且進行認真的監督。”
在談及有關經濟部門領導人的干部政策問題時托洛茨基說，“應使十分稱職的廠長免受任何意外及偶然事情的干擾，只要不是極端需要，也不應頻繁調動。”此外，要以同樣的決心在全蘇境內建立一種必要的製度，即 “凡不稱職的廠長，當其在較低的崗位上證明確已積累了足夠的經驗可以委以重任之前，均不得官復原職或者擔任更高的職務”。
在托洛茨基的報告提綱中有一項重要的內容被政治局多數人以“托洛茨基同志意在支持那些力求取消黨的領導作用的人”為由否定了。報告提綱中的有關文字是這樣的： “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重申了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關於分清黨和蘇維埃的工作、包括經濟工作的權限的決議，代表大會堅持認為要在中央及地方更加全面、系統地執行這項決議，代表大會同時認為，黨支配幹部的絕對權力決不可在實際中變成經濟工作者頻繁的和未經商量的撤換和調動，幹部的調動只能限制在萬不得已的範圍內，同時黨組織要全力支持這樣一種制度，即主管經濟部門不僅形式上有而且確實可以逐步培養經濟人才並正確地提拔他們。”
托洛茨基在概括自己報告的主要結論時著重指出，“我們恢復了市場及競爭，同時仍牢牢地控制著國家政權、收歸國有的生產資料和對外貿易壟斷。”托洛茨基在提請人們注意列寧關於新經濟政策是一項嚴肅的、長期的政策，但不是永久性的政策這番話時說：“我們實行‘新政策’，就是要在它的基礎上、在相當程度上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怎樣戰勝呢？就是善於利用市場規律，依靠這些規律，將我國的國有生產機構引入其角逐之中，不斷地擴大計劃的因素。最終我們將把計劃因素推廣到整個市場，從而吃掉它，消滅它。換句話說，我們在新經濟政策基礎上所取得的成就自然會加快新經濟政策的取消並以最新的經濟政策來代替之，那便是社會主義政策。”
托洛茨基在報告的最後說：“儘管我們今天窮得可憐，窮得丟人，而且沒有本事，但我們會齊心協力，使我們的國家擺脫貧窮和奴隸地位而不向資本主義投降。”
以上就是托洛茨基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的基本思想的簡要概括。
原載俄羅斯《經濟科學》雜誌1990年第1期
門三姍譯
戰爭與第四國際1934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index.html
戰爭與第四國際
（國際共產主義聯盟國際書記處1934年6月通過的提綱草案）
引言
本提綱出版時，正當戰爭的危險以山雨欲來的形勢籠罩在歐洲的上空。裁軍會議已經變成了締結新的軍事同盟的戰場。墨索里尼和魏剛將軍呼籲增加軍備。昨天經受新的世界考驗的是奧地利，今天則是薩爾和滿洲。在整個世界，用作人們談話題材最多的莫過於空中動員、加強航空與軍艦、化學戰爭、工業動員，等等。
和1914年一樣，第二國際的愛國主義領導者又在作為帝國主義的忠實僕人而準備為未來的戰爭提供炮灰。
無能為力的第三國際的領導者，正在把群眾引入歧途；他們用像假面跳舞會那樣喧鬧的代表大會來代替反對戰爭的動員。
反對戰爭的鬥爭必須在不顧兩個國際和反對兩個國際的情況下進行。這個鬥爭必須給予一個新的基礎和一面新的旗幟──第四國際的旗幟。不管第四國際的干部在人數上多麼少，他們的政策的正確性和明確性將會使他們起決定性的作用。牢記著羅莎·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
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的問題，是今天的中心問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是工人階級內部分化過程的焦點。改良主義和中派主義的組織的性質將在這個鬥爭中暴露出來；可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干部，將在這場鬥爭中變得堅強起來。
只有對本提綱以嚴肅的態度和批判的精神加以研究的同志，才會在反戰的政治工作方面得到充分的武裝。但是，儘管對本提綱的學習、討論和批語是有用的，可是還不夠。這是一場決定性的鬥爭！在日常的階級鬥爭中，我們必須以本提綱的精神，以不屈不撓的革命的國際主義的精神，以列寧的精神，進行戰鬥。
本提綱經過某些增補和修改後，已於1934年2月在我們的期刊《問題與討論》的法文版上以草案的形式公佈了。
我們本著這種精神將本提綱公諸無產階級大眾。
1934年7月10日，日內瓦
國際書記處
商業、工業、農業和財政方面災難性的危機，國際經濟聯繫的中斷，社會生產力的衰退，階級矛盾和國際矛盾的極度尖銳化，——這些都標誌著資本主義的日暮途窮，並且充分地證實了關於我們的時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的列寧主義的論斷。
1914—1918年的戰爭，正式地宣告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了。到今天為止，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有：1917年俄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1923年德國無產階級失敗。世界各國人民可怕的災難以及將來可能發生的可怕的危險，都是由於1917年的革命沒有在歐洲地區和世界範圍內得到勝利的發展的結果。
在個別國家內，資本主義歷史性的死胡同，表現在慢性的失業現象，表現在工人生活水平的降低，表現在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破產，表現在議會國家的解體和腐朽，表現在以所謂“社會的”和“民族的”蠱惑宣傳來恣意毒害人民，即實際上取消了社會改良並把舊的統治政黨拋在一邊而代之以赤裸裸的軍事警察機構（資本主義衰退時期的波拿巴主義），表現在法西斯主義的滋長，表現在每個無產階級組織的當權和垮台。
在世界舞台上，同樣的過程正在沖走國際關係穩定性的最後殘餘，使各個國家之間的每個衝突都瀕於劍拔弩張的境地，暴露了和平主義的各種企圖的無用，使軍備在一種新的、更高的技術基礎上增長，從而導致一場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法西斯主義就是這種戰爭的一貫的設計者和組織者。
另一方面，現代資本主義反動腐朽透頂和掠奪本性的暴露，民主主義、改良主義和和平主義的破滅，無產階級對尋求一條避開當前災難的迫切的需要，等等，把國際革命以振新的力量提到日程上來了。
只有通過起義和無產階級把資產階級推翻，才能使人類免於一場新的對各國人民的毀滅性的屠殺。
一場新戰爭的準備
1、與現代資本主義不可分割的造成上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同樣事件，現在已經達到了遠比1914年6、7月間嚴重的緊張局面。對於一場新的戰爭的後果的恐懼，是束縛帝國主義意志的唯一的因素。但是，這種遏制力量的作用是有限的。內部矛盾的壓力，把一個個國家先後推向法西斯主義的道路，而法西斯主義本身，除了準備國際性的爆發外，還是不能保持政權的。各國政府都害怕戰爭。但是哪一國政府都沒有任何選擇的自由。不經過一次無產階級的革命，一場新的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
2、歐洲，一個歷史上離開我們最近而規模最大的戰爭的戰場，無論是戰勝國和戰敗國方面，都在繼續走向衰退。根據正式的綱領以充當“和平的組織者”為己任的國際聯盟，事實上是力圖使凡爾賽體系永久化，使美國的領導地位中立化，並且建立起一個反對紅色東方的堡壘，但它經不起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的衝擊。只有最冷酷的社會愛國者（漢德遜、王德威爾得、茹奧等等）才仍然力求把裁減軍備與和平主義政策的前途同國聯聯繫在一起。事實上，國聯在帝國主義聯合的棋盤上變成一個次要的棋子了。今天在日內瓦幕後進行的外交的主要工作，是尋求軍事上的同盟，也就是說，是熱狂地準備一場新的屠殺。與此同時進行的是軍備的不斷擴張，法西斯的德國在這方面已經作了一次最新而巨大的推動。
3、國聯的崩潰，是同法國在歐洲大陸的政治領導地位的開始崩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法國的人口數量和經濟實力，正如人們所預料的，異常薄弱，不適於作為凡爾賽體系的基地。具有優良的軍事裝備並顯然帶有“防禦”性的法帝國主義，只就它是根據合法的協議而不得不來保衛它的搶劫和掠奪成果來說，實質上仍然是新的大戰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德國的資本主義受到嚴重不堪的矛盾和戰敗的後果的壓力，已經被迫掙脫了民主的和平主義政策的束縛，而現在卻成為凡爾賽體系的主要威脅了。歐洲大陸的國家聯合，基本上仍舊遵循著戰勝國與戰敗國的路線。意大利處於一個背叛性的中間人的地位，在決定性的關頭，它會把自己的友誼出賣給強大的一方，就像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表現的那樣。英國希望利用歐洲的各種敵對關係，利用歐洲和美洲之間的矛盾以及遠東的即將來臨的衝突，以圖保持自己的“獨立”——這是它過去“光榮的孤立”的遺影。但是，優勢的英國，在策劃謀略方面是越來越難得逞了。英國的資產階級看到英帝的分崩離析、看到印度的革命運動和他們在中國的地位的搖搖欲墜而驚慌換措，他們要用麥克唐納和漢德遜的令人作嘔的偽善精神來彌補他們貪婪而怯懦的觀望與權宜政策，而這個政策反而成為今天的普遍不穩定和明天的大災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4、在戰爭和戰後時期，美國的國內外地位都發生了空前巨大的變化。美國對歐洲從而面對全世界在經濟上的巨大優勢，使美國資產階級在戰後的最初時期能夠作為一個不偏不倚的“和事老”、“海上自由”和“門戶開放”的保衛者而出現。但是，工業和商業的危機，以可怕的力量顯示出原來在國內市場找到充分支持的舊的經濟平衡狀態，已經受到騷擾了。這條道路已經走到盡頭了。
當然，美國在經濟上的優勢並不是已經消失，相反地，由於歐洲的進一步的分崩離析，它甚至已經以潛伏的形式增長起來了。但是，這種優勢所表現的舊形式（工業技術、貿易差額、穩定的美元、歐洲的債款）已經失掉了現實的意義：先進的技術不再使用了，貿易差額是逆差多，美元正在跌價，債務尚未清還。美國的優勢必須找到新的表現形式，尋找出一條只有戰爭才能打開的道路。
對中國的門戶開放的口號，在少數的幾個日本師團面前，就顯得無能為力。華盛頓在執行遠東政策時，力求在最合適的時刻，挑起蘇聯與日本之間的軍事衝突，削弱日本和蘇聯的力量，視戰爭的結局而規定自己進一步的戰略計劃。在依照習慣繼續討論解放菲律賓的同時，美帝國主義者實際上是在準備為自己在中國建立基地，以便下一階段與英國發生衝突時，提出“解放”印度的問題。美國的資本主義正在面臨著曾經把1914年的德國推向戰爭道路上的同樣的問題。世界不是瓜分了嗎？它還必須重新瓜分。對於德國來說，那是一個“組織歐洲”的問題。美國必須“組織”世界。歷史正在使人類面對著美帝國主義火山的爆發。
5、依靠落後、貧困和野蠻的漿汁生活的後起的日本資本主義，正在被國內不堪忍受的潰瘍和膿瘡所驅使，走上了不斷的海盜性掠奪的道路。由於缺乏自己的工業基礎，由於整個社會制度的極端不安定，日本的資本主義是最富於侵略性和肆無忌憚的。但是，未來的歷史會表明，在這種貪婪的侵略後面，真正的力量是寥寥無幾的。日本可能首先發出戰爭的訊號；半封建性質的日本雖然被曾經襲擊過沙皇俄國的各種矛盾弄得分裂了，可是正是從這半封建的日本，而不是從別的國家，可能發出革命的號召。
6、當然，如果確切地預言，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間會打第一槍，那未免是太冒險了。在蘇美協定以及國內困難的影響下，日本可能暫時退讓。但是，恰恰相反，同樣的情況也可能迫使日本軍閥利用時機加快進行攻擊。法國政府會不會決心來一次“預防性”的戰爭，在意大利的援助下這種戰爭會不會轉變成一種普遍性的戰爭呢？或者相反，在觀望和策劃的同時，在英國的壓力下，法國會不會走上與希特勒達成協議的道路從而為他開闢向東方進攻的道路呢？
巴爾幹半島會不會再一次成為戰爭的策源地呢？或者這一次將由多瑙河國家採取主動？因素有許多，各種衝突力量又互相交織在一起，這就排斥了具體的預測的可能性。但是形勢發展的總趨勢，是絕對地清楚的，這就是：戰後時期已經簡直變成了兩個大戰之間的休整時期，而這個時期就要在我們面前消失。計劃化的勞資協會式的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同極權的、拿破崙主義的國家或法西斯主義國家，密切地配合行動，只就它的官方任務是在私人所有製基礎上進行一種和諧的國民經濟來說，它仍然是一種空想，是一種謊言。但是，既然這是一個集中全國的一切經濟力量以準備一場新的大戰的問題，那末，它也是一種危險的現實。這個工作目前正在全力開展。一場新的大戰已經在到處敲門。這場大戰比起以前的戰爭更殘酷，更定於破壞性。正是這個事實使對待日益迫近的戰爭的態度成為無產階級政策的中心問題。
蘇聯和帝國主義戰爭
7、同個別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發生的那種對立情況比起來，世界帝國主義與蘇聯之間的敵對性矛盾，是無比深刻的。但是，工人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階級矛盾，它的尖銳化程度是依工人國家的演變和世界形勢的變化為轉移的。蘇聯的官僚主義的驚人發展和勞動群眾生活困難的情況，已經大大地降低了蘇聯對世界工人階級的吸引力。共產國際的嚴重失敗和蘇維埃政府的民族和平主義對外政策，也只會減少世界資產階級的不安。最後，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矛盾的重新加劇，使歐美各國政府在這個階段同蘇聯接近起來，這不是從資本主義還是從社會主義這種原則性問題的觀點出發，而是著眼於蘇維埃國家在帝國主義強國的鬥爭中舉足輕重的作用。互不侵犯協定和華盛頓政府的承認蘇聯，等等，是這種國際形勢的顯明標誌。希特勒為了使德國重振軍備合法化，以“東方的危險”為名作了苦心孤詣的奮鬥，其所以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反應，特別是法國及其附庸國方面的反應正是因為共產主義的革命危險，儘管還有可怕的危機，但已喪失了它的鋒銳性。因此，蘇聯在外交上的成就，至少在頗大的程度上是由於國際革命的極端衰弱。
8、但是，如果認為對蘇聯的武裝干涉是完全從議程上取消掉了，那就是大錯特錯了。這種縱橫捭閣的關係即使有所緩和，社會制度的矛盾仍然會全部保持著。資本主義的繼續衰退會驅使資產階級政府作出斷然拒絕的決定。每一次大戰，不管它最初的動機如何，終歸要提出對蘇聯進行武裝干涉的問題，以便向資本主義硬化的血管中輸送新的血液。
蘇維埃國家明顯而日益加深的官僚主義蛻化以及它的對外政策的民族保守主義性質，並沒有改變蘇聯作為第一個工人國家的社會性質。各種各樣民主的、理想主義的、極左的、無政府主義的理論，都無視蘇聯的所有製關係的性質在趨向性方面是社會主義的，否認或避而不談蘇聯和資產階級國家之間的階級矛盾，它們不可避免地，特別是在發生戰爭時，得出反革命的政治結論。
不管形勢如何，不管衝突的直接原因是什麼，保衛蘇聯免於資本主義敵人的攻擊，是每個忠誠勞動者組織的基本的和應盡的義務。
“保衛國家”
9、在資本主義同中世紀地方割據現象鬥爭中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變成了資本主義的階級活動場所。但是，民族國家剛剛形成，就成為經濟和文化發展方面的障礙。生產力和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同生產力與生產手段私人佔有的這個主要矛盾一起，把資本主義的危機變成了世界性的社會制度的危機。
10、如果國與國之間的邊界，能夠一下子廢除的話，那末，甚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在一定的時期內也是能夠繼續上升到一個較高的水平的（這當然要作許多犧牲）。正如蘇聯的經驗表時，生產手段的私人所有製要是廢除了，那末甚至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生產力也可能獲得較高的發展。但是，只有廢除了私有製和國與國之間的障壁，才能為一種新的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社會創造條件。
11、保衛民族國家，首先是在割據成許多小國的歐洲——民族國家的發祥地——是一個十足的反動的任務。設有邊界、通行證、貨幣制度、關卡以及保護關卡的軍隊的民族國家，已經變成為人類社會的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可怕障礙了。無產階級的任務不是保衛民族國家，而是完全地、最後地廢除民族國家。
12、如果現在的民族國家果然能夠代表一種進步的因素，那末，不管它的政治形式如何，當然也不必去問是誰首先“發動”戰爭，它是一定要加以保衛的。把民族國家的歷史作用的問題同某一特定政府的“罪行”問題混淆起來，這是十分可笑的。對於一所適於居住的房子，難道人們只是因為主人不小心或意圖不良而引起的火災就拒絕搶救嗎？但是這裡所談的恰好是一所不適於生活而只適於死亡的房子。民族國家的結構必須徹底夷平，才能使各國人民生活下去。
13、進行保衛國家的說教的“社會主義者”，是一個為腐朽的資本主義效勞的小資產階級反動派。只有在和平時期已經向民族國家宣告了不可調和的戰爭的政黨，才能在戰爭時期不受民族國家的束縛，才能做到不以戰爭的地圖為重，而以階級鬥爭的地圖為重。只有充分地認識到帝國主義國家客觀上的反動作用，無產階級先鋒隊才能經得起各種各樣社會愛國主義的侵襲。這就是說，只有從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出發，才能與“保衛國家”的思想和政策真正地劃清界限。
民族問題和帝國主義戰爭
14、工人階級對於自己的民族（nation）並不是漠不關心的。恰恰相反，正因為歷史把民族的命運交到了自己的手中，工人階級才拒絕把民族的自由和獨立的工作託給帝國主義，事實上，帝國主義“拯救”民族的結果，只能使民族為了一小撮剝削者的利益而在將來遭受到新的危險。
15、資本主義雖然曾經利用民族，取得了自身的發展，但是它在世界上任何地區都沒有完全地解決有關民族的問題。凡爾賽的歐洲的邊界，是脫離現存的民族集合體而劃定的。重新劃定資本主義歐洲的邊界，使國家的邊界與民族的邊界一致的主張，是一種純粹的空想。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會通過和平的方式讓出自己的一寸土地的。一場新的戰爭，也只會按照戰爭的地圖，而不是與民族的邊界相適應，來重新劃定歐洲的邊界的。完全的民族自決和歐洲各國人民和平協作的任務只有在掃清了資產階級統治的歐洲的經濟統一的基礎上，才能求得解決。 “歐洲聯邦”的口號，不僅是拯救巴爾乾和多瑙河各族人民的口號，而且也是拯救德法兩國人民的口號。
16、東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問題，佔著特殊的、重要的地位，這些國家甚至到今天都還是在為獨立的民族國家而戰鬥的。它們的鬥爭毫無疑問是進步的：它們使落後人民擺脫了亞細亞主義、地方主義和外國的束縛，從而對帝國主義國家施以有力的打擊。但是必須預先清楚地理解到，亞洲和非洲後起的革命，是不能夠為民族國家的複興開闢新的時代的。殖民地的解放在將來只能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巨大插曲，正如在同樣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的俄國的後起的民主轉變僅僅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序曲一樣。
17、在南美洲，興起較晚但已開始衰退的資本主義正在維持半封建的、或半奴隸的生活條件，在那裡，世界性的對抗矛盾引起了買辦集團間的劇烈火併，引起了各國內部連續不斷的大轉變，也引起各國之間的曠日持久的武裝衝突。美洲的資產階級能夠在其歷史上的興盛時期聯合而成為美洲大陸北半部的一個聯邦，因而它現在可以利用他們由此而得到的全部權力，來瓦解、削弱和奴役他們的南半部。南美和中美只有把自己所有的國家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強大的聯邦，才能使自己擺脫落後和被奴役的狀況。但是，能夠響應號召解決這一任務的，決不是後起的南美資產階級，一個完全被外國帝國主義用金錢收買的代理人，而是年輕的南美無產階級，被壓迫群眾的理想的領導者。因此，在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暴徒和陰謀、反對當地買辦集團的血腥勾當的鬥爭中的口號是：南美和中美和蘇維埃聯邦。
無論在什麼地方，民族問題都是同社會問題同時發生的。
保衛民主
18、保衛國家的虛偽性，到處都是以保衛民主的補充的虛偽性來加以掩飾的。如果說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在帝國主義時代的今天不把民主和法西斯主義看做是一樣的東西，而且隨時準備擊退法西斯主義對民主主義的進攻，難道在戰爭的情況下，無產階級就不必支持民主政府來反對法西斯政府嗎？
真是奇談怪論！我們是通過無產階級的組織和方法來保衛民主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同社會民主黨人相反，我們決不把這種保衛委託給資產階級國家（“Staat, greit zu!”歸國家負責！）。如果說在和平時期，我們同最“民主”的政府就處於不可調和的對立狀態，尋末，到了資本主義的一切醜惡和罪行都採取了最殘酷而血腥的形式的戰爭時期，難道我們對它還應擔負絲毫的責任嗎？
19、大國之間的一場現代的戰爭，決不意味著是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衝突，而是兩個帝國主義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同時，戰爭不可避免地具有國際的性質，在兩個陣營中都會有法西斯主義的（半法西斯主義的，拿破崙主義的，等等）國家，也會有“民主主義”國家。法帝國主義的共和國形式在過去並沒有防止它在和平時期把自己的基礎建立在波蘭、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軍事資產階級專政之上，正如它在必要時會恢復奧匈君主國家以作為反對奧地利與德國統一的障壁一樣。最後，在法國本身，今天已經相當削弱的議會民主政府如果在戰爭開始前還不予以推翻的話，`毫無疑問會成為戰爭的首批犧牲者之一。
20、一些文明國家的資產階級，已經表明而且還要繼續表明，在發生國內危險時，它怎樣不費多大周折就能把議會的統治形式變成極權的、專制的、拿破崙主義的或法西斯主義的形式。在戰爭期間，國內和國外的危險，會以十倍的力量威脅它的基本階級利益，這時，它就是使這種變化來得更加迅速，更加果斷。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工人黨為了一個脆弱的民主外殼而支持“本”國的帝國主義，就意味著是對工人階級的獨立政策的放棄和沙文主義的道德敗壞，也就是說，毀滅了能夠把人類從災難中拯救出來的唯一的因素。
21、戰爭時期“保衛民主的鬥爭”，首先是意味著爭取保存工人的出版和工人的組織以反對放肆的軍事檢查和軍事當局作鬥爭。革命的先鋒隊，要在這些任務的基礎上尋求同其他工人階級的組織建立統一戰線——反對本國的“民主”政府，但決不是尋求同本國政府的團結，以反對敵對的國家。
22、帝國主義戰爭，遠比資本主義統治的國家形式的問題更為重要。它在每一個民族資產階級面前提出了民族資本主義的命運的問題，在各國的資產階級面前則提出了一般資本主義命運的問題。無產階級也只能提出這機關報問題：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某一個帝國主義陣營的勝利還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保衛弱小國家和中立國家
23、保衛國家的概念，特別是當它同保衛民主的觀念是一致的時候，最容易迷惑弱小國家和中立國家（瑞士、比利時的一部分、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工人，這些國家不能執行獨立的征服政策，因而賦予國界的保衛以無可辯駁的絕對的教條主義的性質。但是，僅僅以比利時為例來說，我們就看到，形式上的中立是多麼自然地會被帝國主義公約的體系所代替，“保衛國家”的戰爭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導致一種合併主義的和平。戰爭的性質，不是決定於戰爭本身所採取的發端的步驟（“中立的破壞”、“敵人的入侵”，等），而是戰爭的主要動力，戰爭的整個發展以及戰爭最後導致的結果。
24、不難理解，瑞士的資產階級是不會毅然決然地首先發動戰爭的。在這個意義上講，它比任何其他資產階級都具有遠為充分的理由來談防禦地位。但是，一旦瑞士由於事件發展的進程而拖入戰爭的時候，它就會為了追求同樣是帝國主義性質的目的而參加世界強國的鬥爭。中立地位要是破壞了，瑞士的資產階級就會同進攻的雙方中較強大的一方聯合起來，而不管哪一方對於破壞中立應負有較大的責任也不管在哪一個陣營裡有更多的“民主”。例如在上次大戰期間，比利時本是沙皇制度的盟國，但它決不離開同盟國的陣營，而在戰爭的過程中，他們又感覺到破壞希臘的中立是有利可圖的了。
只有來自瑞士偏僻鄉村的一位冥頑不化的資產階級（如羅伯特、格里姆）才會煞有介事地認為，他參加的世界戰爭是為保衛瑞士的獨立而進行的。正如上次大戰掃除了比利時的中立一樣，新的戰爭也不會給瑞士留下任何獨立的痕跡。即使沒有獨立，瑞士在戰後是會繼續保留國家的地位，還是會被德、法、意三國瓜分，這個問題要依一系列歐洲的和世界的因素為轉移的，其中瑞士的“保衛國家”一項占著微不足道的地位。
第二國際和戰爭
25、保衛國家的戒律是從這樣一個教條推論出來的：全國各階級的團結高於階級鬥爭。事實上，有產者從來不是在一切條件和任何條件下都這樣地承認保衛祖國的，而是利用這種說法對保護自己在祖國的特權地位進行掩飾。被推翻的統治階級總是要變成為“被打敗者”，也就是說，他們準備通過外國的武裝援助來恢復他們的特權地位。
意識不到自己的利益和慣於忍受犧牲的被壓迫階級，是從表面價值來接受“保衛國家”的口號的，也就是說，把它看做是高於階級之上的絕對的義務。第二國際各黨的基本歷史罪行，就在於他們培養了和加強了被壓迫者的奴才習慣和傳統，挫折了他們的革命義憤，用愛國主義的思想蒙蔽了他們的階級覺悟。
如果說歐洲的無產階級在大戰的末期不曾把資產階級推翻；如果說人類今天飽受危機痛苦的折磨；如果說一場新的戰爭有可能把城市和鄉村變為廢墟，那末，第二國際應對這些罪行和災難負主要責任。
26、社會愛國主義的政策，曾使人民群眾在法西斯主義面前無能為力。如果說在戰爭時期為了民族的利益需要放棄階級鬥爭，那末，在一次重大的經濟危機的時代，也就需要丟開“馬克思主義”，因為這種危機對“民族”的為害性並不少於戰爭。遠在1915年4月，羅莎·盧森堡就用下列的一段話詳盡地探討了這個問題：“要末，階級鬥爭在戰時也是無產階級存在的不可缺少的規律……要末，在平時，階級鬥爭也是違反民族利益和祖國安全的一種罪行。”“民族利益”和“祖國安全”的思想，已經通過法西斯主義而轉變成無產階級的鎖鍊和鐐銬了。
27、德國的社會民主曾經支持過希特勒的對外政策，一直到希特勒把它攆走的時刻為止。法西斯主義最後取代民主主義的事實表明，只要政治制度能向社會民主確保它的利益和特權，社會民主就能保持它的愛國主義性質。前霍亨索倫王朝的愛國主義者，一旦僑居國外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準備歡迎法國資產階級反對希特勒的防禦戰了。第二國際毫不為難地大赦了威爾斯（Wels）之流的人物，可是到了第二天，只要德國資產階級的小指頭一動，召喚他們回來，他們就會重新轉變為熱忱的愛國主義者。
28、法國的、比利時的和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對德國事件的反應是，在“保衛國家”的問題上同本國的資產階級結成公開的聯盟。法國當局正在同摩洛哥進行 “小型的”、“意義不重大”但非常殘酷的戰爭，與此同時，法國的社會民主黨和改良主義的工會則在自己的代表大會上討論一般戰爭的慘無人道，在心目中主要指的是德國方面的複仇戰爭。在僅僅發生新利潤問題的地方對掠奪殖民地的殘暴行為視而不見地予以支持的政黨，在一場涉及到資產階級共和國自身命運的大戰中，一定會閉著眼睛來支持任何民族政府的。
29、今天，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同無產階級歷史利益的不相容性，同帝國主義戰爭的前夕比較起來，是空前的深刻化和尖銳化了。反對群眾的愛國主義偏見的鬥爭，首先就是反對第二國際作為一個組織、一個政黨、一個綱領和一面旗幟的不可調和的鬥爭。
中派主義與戰爭
30、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完全地瓦解了第二國際這個革命政黨，從而產生了創立第三國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共和國“革命”，某些國家選舉制的民主化，受驚的歐洲資產階級戰後最初幾年在社會立法方面所做的讓步——所有這一切，和列寧主義的追隨者的災難性的政策一起，曾給予第二國際這個不再是革命的政黨而是一個和平改良的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工人黨以大量的喘息時機。可是，曾幾何時——最後與上一次世界性危機的來到一起——走向改良道路的一切可能性終於完結了。資產階級轉而採取反攻。社會民主黨背叛性地放棄了一個個的成就。近年來，改良主義的一切變種——議會式的、工聯式的、地方自治的、勞資協作的“社會主義”，都已遭到了無法挽救的破產和災難。正因為這樣，在新戰爭的準備面前，第二國際感到沮喪灰心了。社會民主黨正在經歷著劇烈的褪色的過程。始終一貫的改良主義著上了新的色彩，它變得沉默起來或是分裂開了。它的地位正由各色各樣的中派主義所取代，有的表現為舊的政黨內部的無數派別，有的表現為獨立的組織。
31、在保衛祖國的問題上，偽裝的改良主義者和右翼中派主義者（里昂·勃魯姆，亨利·德·曼，羅勃·格里姆，馬丁·特蘭梅爾，奧托·鮑爾等人），越來越多地使用支吾含糊的外交詞句，企圖一面撫慰資產階級，一面愚弄工人階級。他們提出來了經濟“計劃”或一系列的社會要求，許諾在保衛祖國免於外部“法西斯主義”方面力求做到使民族資產階級也會支持他們的綱領。這樣地提出問題的目的，就在於掩蓋國家的階級性質的問題，避而不談獲得政權的問題，並且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的幌子下，提出保衛資本主義祖國。
32、左翼中派主義者本身有許多不同的色彩（德國的社會民主工黨，荷蘭的獨立社會黨，英國的獨立工黨，法國的齊羅姆斯基和馬柯·皮維特集團，等等），他們在口頭上算是做到了要放棄保衛祖國。但是，光有口頭上的放棄，他們還不能得出必要的具體結論。他們的國際主義，有一大半，如果不是十分之九的話，是帶有柏拉圖式的純精神的性質。他們不敢擺脫右翼中派主義者；他們在進行反對“宗派主義”的鬥爭的名義下，進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拒絕為革命的國際而戰鬥，繼續呆在以國王的侍從王德威爾得為首的第二國際裡。中派主義者在一定的時刻也能表達群眾向左轉變的趨勢，但歸根結底他們是阻撓無產階級內部革命的重新集結，從而也阻撓反對戰爭的鬥爭。
33、中派主義在實質上意味著半心半意和猶豫不決。但是戰爭的問題最不利於猶豫不決的政策。對群眾說來，中派主義永遠只能是一個短暫的過渡階段。日益加劇的戰爭的危險，將要促使中派主義各派別內部的分化日益尖銳，儘管他們今天還在工人運動中起主導作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越迅速而充分地使自己的頭腦擺脫中派主義的束縛，就會越有效地武裝起來進行反對戰爭的鬥爭。在這條道路上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就是明明白白地、毫不調和地提出有關戰爭的一切問題。
蘇聯的外交和國際革命
34、在取得政權後，無產階級本身就要轉而採取“保衛祖國”的立場。但是從這時起，這個公式獲得了嶄新的歷史內容。孤立的工人階級的國家並不是一個滿足自己需要的實體，而僅僅是一個為世界革命磨好的鑽頭。無產階級在保衛蘇聯時，不是保衛國界線，而是保衛暫時被國界圍起來的社會主義專政。只有深刻地理解這樣的事實：無產階級的革命不能在國家的範圍內達於完成；沒有無產階級在主要國家裡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在蘇聯的一切成就注定要歸於失敗；除了通過國際革命以外，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得不到拯救；社會主義社會只有在國際合作的基礎上才能建成——只有這個深入到血液和精髓的堅定的信念，才能為戰爭時期革命的無產階級政策創立可靠的基礎。
35、從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出發的蘇維埃對外政策，即實際上把國際革命的問題置之不理的政策，是以普遍裁軍和互不侵略這兩個主張為基礎的。為了尋求外交上的保證，蘇維埃政府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不得不採取純粹形式主義的說法，這是從有資本主義包圍的情況出發的。但是這些由於國際革命的軟弱並且在頗大程度上由於蘇維埃政府本身以往的錯誤所強加給自己的遷就敵人的方法，是決不能上升為一種普遍適用的體系的。蘇聯外交的行動和言論，長久以來超載了不可避免的、可以容許切實可行的妥協的界線，而這種行動的言論居然已被規定為第三國際的國際政策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礎，並且已經變成為最惡劣的和平主義幻想和社會愛國主義的錯誤的根源。
36、裁軍並不是反對戰爭的一種手段，因為，正如德國本身的經驗表明，插曲性質的裁軍只不過是走上新的重整軍備道路的一個階段罷了。重新發動而又十分迅速的重整軍備的可能性，是現代工業技術所固有的。 “普遍”裁軍即使可以實現，也只能意味著比較強大的工業國的軍事優勢的加強。 “百分之五十的裁軍”決不是完全裁軍的道路，而是絕對的百分之百的重整軍備的道路。把裁軍說成是“防止戰爭的唯一現實的手段”，就是為了同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結成共同陣線而把工人階級引入歧途。
37、蘇維埃政府在同帝國主義者的任何協定中有權就侵略一詞的涵義以最大的精確性加以闡述，對於這種權利，我們決不能爭論。但是如果企圖把這個有條件的合法主義的公式轉而用作國際關係的一種最高調節者，那就是要用保守主義的準則來代替革命的準則，而把無產階級的國際政策歸結為保衛現有的兼併和用武力建立起來的邊界了。
38、我們不是和平主義者。我們認為革命戰爭即是一種起義行動也是無產階級政策的一種手段。我們對待戰爭的態度，不是取決於“侵略”的合法主義的公式，而是取決於哪一個階級進行戰爭和為了什麼目的而進行戰爭的問題。在國與國的衝突中，也和在階級鬥爭中一樣，“防禦”與“侵略”僅僅是實際權宜措施的問題，而不是法律準則或倫理準則的問題。單單一個侵略準則只能為勃魯姆、王德威爾得等人的社會愛國主義政策創立支持的根據，這些人是由於有了凡爾賽條約才能在保衛和平的幌子下保衛帝國主義的掠奪物的。
39、斯大林的著名的公式“我們不要別人的寸土地但也不放棄自己的一寸土地”，是在極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侵略性質中維持現狀的保守主義的綱領。一國社會主義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對民族國家的反動作用的模糊，導致對民族國家的調和，對民族國家的理想化，減弱革命的國際主義的重要意義。
40、第三國際的領導人，以工人階級的國家必須利用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為理由，來為蘇聯外交政策辯護。這種論斷本身固然無可厚非，但需要加以具體化。
每個階級的對外政策，都是它的國內政策的繼續和發展。如果說當權的無產階級必須辨別和利用國外敵人陣營中的矛盾，那末，仍在為取得政權而戰鬥的無產階級，就必須知道如何辨別和利用國內敵人陣營中的矛盾。第三國際原來是根本不能理解和利用改良主義的民主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矛盾，從而直接地導致了無產階級最大的失敗，使它面臨著一場新的戰爭的危險。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各國政府之間的矛盾，也必須從國際革命著眼才能加以利用。只有在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不以蘇維埃外交政策為轉移的情況下，只有在有充分自由來揭露這種違反國際革命利益從而也違反蘇聯利益的民族主義的保守方法的情況下，保衛蘇聯才是可以理解的。
蘇聯及帝國主義的各種聯合
41、蘇維埃政府現在正在改變它的關於國際聯盟的方針。同過去一樣，第三國際還是依樣畫葫蘆地重複蘇維埃外交的詞句和姿態。各種各樣的“極左分子”利用這種情況再一次在資產階級國家中間排斥蘇聯。以自己特殊的民族考慮為轉移的社會民主黨人，把蘇聯同國聯的“和解”不是看做莫斯科政策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性質的證據，便是相反地，把它看做是國聯以及一般地說是整個和平主義思想意識的更新。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觀點是同這些小資產階級的任何一種評價都沒有共同之處的。
我們對待國聯的原則上的態度，和我們對待每一個無論是在國聯之內或之外的每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態度，是沒有什麼不同之處的。蘇維埃國家在帝國主義敵對集團之間的策略，也是以對待國聯的策略為前提的。只要日本和德國呆在國聯內，國聯就有可能變成為最重要的帝國主義強盜達成犧牲蘇聯的協定的場所。日本和德國——蘇聯最直接而主要的敵人——退出國聯之後，國聯一部分變成法帝國主義的同盟和附庸的集團，一部分變成法、英、意三國間火併的舞台了。同國聯這樣或那樣的聯合，都可能強加在蘇維埃國家的身上，由實質上都是同蘇維埃國家敵對的帝國主義陣營所操縱。
42、無產階級先鋒隊必須對當前的形勢作出充分的現實主義的估計，同時，還必須把下列的考慮放在首要的地位：
1）在十月革命十六、七年後，蘇聯仍然需要尋求同國聯的和解，需要用抽象的和平主義公式來掩飾這種和解，這正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極端衰弱，從而是蘇聯國際地位的極端衰弱。
2）蘇維埃外交抽象的和平主義的措辭和它對國聯的恭維話，同國際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毫無共同之處。國際無產階級政黨對它們不負任何責任，恰恰相反，它要揭露它們的膚淺和虛偽，以便在清楚地理解現實的力量和真正的對抗矛盾的基礎上，更好地動員無產階級。
43、在當前的形勢下，蘇聯同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結盟，或是在發生戰爭時同某一個帝國主義集團結盟反對另外一個集團，這決不能認為是不會有的。在形勢所迫的情況下，這樣一種暫時的結盟十有八九是難以避免的，而且還不會因此而不再是對蘇聯和對世界革命的最大的危險。
即使蘇聯被迫同某些帝國主義者結成軍事同盟來反對另外一些帝國主義者，國際無產階級也不會拒絕保衛蘇聯的。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無產階級甚至更需要保證自己在政治上完全不依賴於蘇維埃外交，從而也不信賴於第三國際的官僚機構。
44、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國際無產階級仍舊是工人階級國家的堅決而忠忱的保衛者，但決不會成為蘇聯的帝國主義聯盟的成員。一個同蘇聯結盟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必須充分地和完全地保持它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的不可調和的敵愾。在這個意義上講，他的政策和同蘇聯作戰的國家的無產階級的政策，是沒有什麼差異的。但在實際行動的性質上，可能由於具體的戰爭形勢而產生許多差異。譬如說，在蘇聯和日本之間發生戰爭時，假如美國的無產階級阻撓美國的軍火運送到蘇聯，那就是可笑的和犯罪的了。但是，同蘇聯作戰的國家的無產階級，就義不容辭地可以採取罷工和怠工以及諸如此類的行動。
45、無產階級對蘇聯的帝國主義盟國的不可調和的反對活動，必須一方面根據國際階級政策，另一方面根據該國的帝國主義目的，來揭發這個“盟國”的背叛的性質，揭發它在蘇聯進行資本主義顛覆的投機活動。因此，在“結盟的”和在敵對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應當以對資產階級實行革命的推翻和奪取政權為目的。只有這樣才能建立同蘇聯的真正的聯盟，才能把第一個工人國家從災難中拯救出來。
46、在蘇聯國內，反對帝國主義干涉的戰爭，毫無疑問會激發起轟轟烈烈的戰鬥熱情。一切矛盾和敵對看來都會被克服，或者無論如何會退到不顯著的地位。從革命中湧現出來的年輕一代的工人和農民，將會在戰場上顯示出巨大的能動力量。集中化的工業，儘管有缺陷和缺點，可是將在滿足戰爭的需要方面，發揮巨大的優越性。蘇聯政府毫無疑問已經建立了大量的糧食儲備，足以應付戰爭初期的需要。帝國主義國家的參謀部當然會清楚地知道，他們會發現經軍是強大的對手，同這個對手鬥爭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要對軍隊進行異常嚴格的訓練。
47、但是，正是戰爭的曠日持久的性質，將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蘇聯過渡時期的經濟與官僚主義計劃的矛盾。在許多情況下，巨大的新企業竟然變成了同樣巨大的死資本。在政府迫切需要日用必需品的影響下，農民經濟的個人主義傾向將得到極大的發展，集體農莊內的離心力量將隨著戰爭逐月增長。不受監督的官僚主義的統治將要變成一種戰爭的專政。缺少一個生氣勃勃的黨作為政治上的監督者和調節者，就會導致矛盾的極端積累和加劇。在如火如荼的戰爭氣氛中，人們將能看到的，是朝著農業和小手工業方面個人主義原則，朝著吸引外國的和“盟國的”資本的大轉變，是對外貿易壟斷制中的破壞，是政府對聯合企業的監督的削弱，是聯合企業相互間競爭的尖銳化，是它們同工人之間的衝突，等等。在政治方面這些過程意味著拿破崙主義已臻於完整的地步，在所有製關係方面將發生相應的變化或一系列變化。換句話說，假使曠日持久的戰爭繼以世界無產階級的消極被動，則蘇聯的內部社會矛盾不僅可能而且一定要導致一場資產階級拿破崙主義的反革命。
48、由此而得出的政治結論是明顯的：
1）在曠日持久的戰爭下，只有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拯救蘇聯這個工人階級國家。
2）只有世界無產階級先鋒隊擺脫蘇聯的官僚主義而達到完全的獨立，在“友好的”、“結盟的”以及敵對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才是可以思議的。
3）無條件地支持蘇聯以反對帝國主義的軍隊的活動，必須同進行對戰爭和蘇維埃政府外交政策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密切地配合起來，必須同在蘇聯國內建立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革命黨的工作密切地配合起來。
第三國際和戰爭
49、第三國際既已在戰爭問題上放棄了原則性的路線，就在失敗主義和社會愛國主義之間猶豫不決。在德國，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轉變成了一種民族主義基礎上的市場競爭。同“社會解放”的口號一道提出的“民族解放”口號，粗暴地歪曲了革命的前途，它同失敗主義沒有任何區分。在薩爾問題上，共產黨一開始就屈從於民族社會主義的思想，只是由於內部的四分五裂才擺脫了這種思想。
第三國際德國支部在戰爭時期將要提出什麼樣的口號呢：“希特勒的失敗是較輕的禍害”嗎？但是，如果說民族解放的口號在“法西斯分子”彌勒和勃魯寧的統治下是正確的，那末，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它怎能就不適用了呢？是不是民族主義的口號只適用於平時而不適用於戰時呢？的確，列寧主義的追隨者曾經竭力使他們自己和工人階級陷於徹底的莫名其妙的境地。
50、第三國際虛弱無力的革命主義是它的錯誤政策的直接結果。在德國的災難之後，那些所謂共產黨，在所有它們經受過考驗的國家裡，已暴露出它們在政治上是微不足道的。法國支部根本不能動員哪怕是少少幾萬工人來反對對非洲的殖民主義掠奪，在所謂“民族危險”的時刻，它無疑地將會遭到更多的破產。
51、沒有城鄉廣泛的勞動群眾的革命動員，反對戰爭的鬥爭是不可想像的。同時，這個鬥爭還要求直接影響陸海軍以及運輸業。但是不通過對工人和青年農民的影響，是不可影響兵士的。運輸業方面的影響，是以工會中的一個堅強的據點為先決條件的。在這裡，由於工會國際的幫忙，第三國際在工會運動中已經失去了一切陣地，使自己斷絕了接近勞動青年的一切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關於反對戰爭的侈談，就好像是癡人說夢一樣。幻想是萬萬行不通了：要是帝國主義對蘇聯發動進攻，第三國際就要化為烏有了。
“革命的”和平主義和戰爭
52、“左翼”和平主義認為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外，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外，也可能用某種奇特的方法使和平得到保證，從這種前提出發，它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流行的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意圖進行“厭惡戰爭”的說教，支持自覺的反對者，宣傳反對戰爭的抵制和總罷工（或者毋寧說是總罷工的神話）。更“革命的”和平主義者有時甚至不厭其煩地談論反戰起義的問題。但是對於起義和革命黨的階級鬥爭和政策的不可分割的聯繫是什麼，他們無論是全體或是個別的人，都是一竅不通的。對他們說來，起義只是針對著統治階級和一種字面上的威脅，而不是一個長期堅持奮鬥的事情。
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利用群眾對和平的天生的熱愛，使這種熱愛和平的情緒脫離開固有的途徑，終於轉變為帝國主義不自覺的擁護者。要是發生戰爭，絕大多數的和平主義“同盟者”將加入資產階級的陣營，並且利用第三國際作為一種異常不吉利的東西賦與他們的權威，以愛國主義的思想來迷惑無產階級先鋒隊。
53、反對戰爭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以及第三國際組織的反法西斯的巴黎代表大會都是以自鳴得意的示威、炫耀的遊行以及波將金村社等小資產階級的政策來代替革命的階級鬥爭的典型實例。通過後台的操縱人為地拼湊起來的牛鬼蛇神，在吵吵嚷嚷對一般的戰爭抗議一番之後，將會向四面八方潰散，對特殊的戰爭連一個小指頭也不會舉起來表示反對。
54、用共產主義官僚和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的集團（其中每一個真誠的驚慌失措者配合著數十個野心家）來代替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即工人階級組織的戰鬥協議，那就會導致完完全全的策略問題中的折衷主義。巴比塞·美因茲堡（Barbusse-Muenzenberg congresses）代表大會認為它們的特殊功績是，它們結合了反戰“鬥爭”的各種類型：人道主義的抗議，個人拒絕服兵役，“輿論”的教育，總罷工甚至起義。把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在實際上只能互相衝突的一些方法，說成是一個和諧的整體的組成成分。在反對沙皇的鬥爭中宣傳“綜合策略”（自由主義者、個人恐怖和群眾鬥爭的聯盟）的俄國“社會革命者”，比起阿姆斯特丹集團的鼓舞者來是一批實實在在的人物。但是工人們必須記住，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反對民粹派的折衷主義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
小資產階級和戰爭
55、戰爭對於農民和城市下層居民的災難並不比對於無產階級為少，他們在反對戰爭的鬥爭中同無產階級靠攏得最近。一般地說，只有這樣才能用起義的方法來製止戰爭。但是，用抽象的理論、現成的公式和單純的命令使自己接近革命道路的農民，甚至會比工人少而又少的。 1923—1924年間在“面向農民”的口號下造成共產國際中的一次大失敗的列寧主義的追隨者，顯示出不僅完全不能把農民吸引到共產主義的旗幟下來，而且連農業工人也完全不能吸引到共產主義的旗幟下來。農民國際連一次出殯講演也未舉行就不聲不響的埋葬了。曾經大肆宣揚的各國農民的所謂“成就”，原來都是曇花一現的，甚至簡直是空想的。正是第三國際在農民政策方面的破產具有特別生動的性質，雖然它實際上是共產國際與無產階級決裂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只有在實踐中相信工人階級有能力領導反對戰爭的革命鬥爭，農民才會走上這一斗爭的道路。因此勝利的關鍵就在於商店和工廠。革命的無產階級必須變成一支真正的力量，農民和小市民才能同它緊密地團結起來。
56、城市和農村的小資產階級，情況並不是完全相同的。無產階級能夠吸引到自己一邊的只能是這個階級的最低階層，即最貧苦的農民、半無產階級、低級公務員、小商販以及被剝奪了一切生活條件而不能進行獨立奮鬥的被壓迫的和流浪的居民。在他們之上的是一個廣泛的極力向上爬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傾向於中等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並且在政治上發展成為民主主義、和平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類型的野心家。當他們是在野黨時，這些先生採用最放肆的鼓蠱惑宣傳，作為以後在大資產階級眼中提高自己身價的最可靠的手段。
第三國際的罪惡，在於它以自己同小資產階級虛偽的和平主義領導人的戲劇性聯盟來代替向真正小資產階級，即向它的廣大下層群眾施行革命影響的鬥爭。第三國際不但沒有損害小資產階級的威信，反而用十月革命的威望來加強他們的威信，使小資產階級的被壓迫的下層成為背信棄義的上層的政治犧牲品。
57、農民的革命道路要通過工人階級。要取得農村的信任，必須使先進的工人重新取得對無產階級革命旗幟的信任。這一點，只有通過一般正確的政策特別是正確的反戰政策，才能夠辦得到。
“失敗主義”與帝國主義戰爭
58、假如發生資本主義國家互相衝突的問題時，這些國家中任何一國的無產階級都會毅然決然地拒絕為資產階級在軍事上的勝利而犧牲自己的歷史的利益，因為這種利益歸根結底是與民族和人類的利益一致的。列寧的公式“失敗是較輕的禍害”，並不是意味著本國的失敗要比敵國的失敗的禍害輕，而是意味著由於革命運動增長而發生的軍事上的失敗，對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的好處，遠遠勝過由“國內和平”而予以確保的軍事勝利。卡爾·李卜克內西給戰時的無產階級政策提供了這樣一個無與倫比的公式：“人民的主要敵人是在自己的國內”。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不僅會矯正由於失敗而引起的禍害，而且也會建立起防止未來的戰爭和失敗的最後保證。對待戰爭的這種辯證的態度，是進行革命訓練從而也是進行反戰鬥爭的最重要因素。
59、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是無產階級政黨戰時全部工作所必須服從的總戰略任務。 1870—1871年普法戰爭的結果以及1914—1918年帝國主義大屠殺的結果（巴黎公社、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德國和奧匈帝國的革命、若干交戰國中的起義運動），無可辯駁地證明，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一場現代戰爭會帶來每個國家內部的各階級之間的戰爭，而革命黨的任務就是在後一種戰爭中進行無產階級勝利的準備工作。
60、1914—1918年的經驗還證明，和平的口號同“失敗主義”的戰略公式並不矛盾，恰恰相反，特別是曠日持久的戰爭情況下，它能發展磅礴的革命力量。和平的口號只有當民主黨人和其他政治家利用它來進行誑騙的時候，當牧師們進行最迅速的停止屠殺的禱告的時候，當“人類的博愛者”，包括社會愛國主義者在內，淚汪汪地敦促政府在“正義的基礎”上迅速媾和的時候，它才具有和平主義的性質，亦即欺騙、麻痺和渙散人心的性質。但是，如果和平的口號能使工人階級從營房和戰壕里走出來，並且同作戰雙方兵士攜手友愛、團結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的口號結合起來的時候，它就同和平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了。採取日益廣泛而大膽的形式的爭取和平的革命鬥爭，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最可靠的手段。
戰爭，法西斯主義和武裝無產階級
61、戰爭要求“國內和平”。在當前的情況下，資產階級只能用法西斯主義來贏得國內和平。因此，法西斯主義已經成為戰爭的主要政治因素。反對戰爭的鬥爭要以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為先決條件。要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不能勝利地擊退法西斯主義，那末反戰鬥爭的各種各樣的綱領（“失敗主義”，“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等等）就要變成空洞的東西。
要求資產階級的國家解除法西斯匪幫武裝，正如斯大林分子作的那樣，是走得過社會民主主義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正是威爾斯和奧托·鮑爾“要求”這個國家解除納粹的武裝，確保國內的和平。的確，當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民主”政府是能夠解除個別法西斯集團的武裝的。但這僅僅是為了更加兇殘地解除工人們的武裝和防止他們進行武裝。昨天才“被解除武裝”的法西斯分子，到了第二天，資產階級國家就會讓他們加倍地武裝起來，並以加倍的力量把武器對準手無寸鐵的無產階級。向國家，也就是向資本家要求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裝，意味著散佈最惡劣的民主幻想，意味著麻痺無產階級的警惕性，意味著腐蝕無產階級的意志。
62、從武裝法西斯匪幫的事實出發，正確的革命政策，在於建立自衛的工人武裝隊伍，在於不知疲倦地號召工人武裝起來。這就是目前整個整治形勢的重心。社會民主黨人，哪怕是最左的人物，即那些喜歡重複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一般詞句的人們，不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談武裝工人的問題，便是公開地宣告這種任務是“妄想的”， “冒險的”，“浪漫主義的”，等等。他們不但不（！）武裝工人，反而在兵士中間推行他們事實上不實行而且也不能實行的種種宣傳。機會主義者之所以需要談談軍隊工作，完全是為了要湮沒武裝工人的問題。
63、爭取軍隊的鬥爭無可爭辯地是奪取政權的鬥爭的最大的一部分。在兵士中間進行堅持不懈和自我犧牲的工作，是每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義務。在黨的總政策正確的條件下，特別是在青年當中，執行這個工作是能有成功的把握的。黨的土地綱領以及有關過渡時期各種要求的一般制度既觸及小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又為他們開闢了得救的前途，有擁有大量農業人口的國家裡，這對於軍隊工作的成功，具有極重大的意義。
64、可是如果以為單單靠宣傳就能把整個軍隊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從而一般地可以使革命成為不必要的，那就是幼稚的想法了。軍隊是異己的軍隊，軍隊是異己分子是被紀律的鐵箍束縛起來的。宣傳工作能夠在軍隊中創立革命的細胞並能在最進步的兵士當中培養同情的態度。宣傳和鼓動只能做到這一點。倚靠軍隊以其主動性來保衛工人組織免於法西斯主義，甚至保證把政權轉移到無產階級手中，這是用甜蜜的幻想來代替歷史的嚴酷的教訓。在革命的時代，只有無產階級本身在行動中向軍隊表示甘願和能夠為取得政權而戰鬥到最後一滴血，軍隊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部分才能轉到無產階級這一邊來。這種鬥爭必須以武裝無產階級為先決條件。
65、資產階級的任務是防止無產階級爭取軍隊。法西斯主義用武裝支隊來解決這個任務時，並不是沒有成功的。無產階級當前迫切的緊急任務，不是奪取政權，而是保衛無產階級的組織不受法西斯匪幫（在他們背後的一定距離有著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攻。誰要是肯定工人沒有武裝自己的可能性，誰就是拿這個論斷來宣布工人在法西斯主義面前是沒有防禦能力的。如果這樣，那就不必談社會主義了，不必談無產階級革命和反戰鬥爭了。如果是這樣，共產主義綱領就應當收起來，馬克思主義就應當取消了。
66、可能許諾武裝工人的任務的，不是革命者，而是無能為力的和平主義者，明天將會向法西斯主義和戰爭投降的人。正如歷史所證明的，武裝任務本身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假使工人們真正地懂得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那末他們就會獲得武器。向工人們講解政治形勢，不隱瞞，不縮小，驅散一切安定人心的諾言，這是革命黨的首要職責。的確，如果不是用拿兩把刀子對付每一把法西斯分子的刀子，拿兩支手槍對付每一支手槍的辦法，人們怎能保衛自己抵抗死敵呢？別的答案是沒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
67、應當從哪兒獲得武器呢？首先是從法西斯分子那裡。對資產階級警察來說，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裝是一個可恥的口號。對革命的工人來說，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裝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口號。但是法西斯的兵工廠並非唯一的來源。無產階級有著千百萬條自衛的途徑。我們不應該忘記，正是工人們而且也只有他們，才是用自己的雙手來製造各種各樣武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必須清清楚楚地懂得，我們不能規避自衛的任務。一個革命黨必須毅然決然地採取主動，把戰鬥的工人支隊武裝起來。為此，在武裝工人的問題上首先必須清除各種各樣的懷疑主義、猶豫不決和和平主義的議論。
68、工人民兵或自衛隊的口號，只就它是一個武裝民兵問題來講，具有革命的意義，否則，民兵就要變成一場戲劇性的表演，變成一次炫耀，從而成為一種自我陶醉。最初的工人支隊不一定要有榴彈砲，也不必有坦克和飛機。然而在二月六日那天，在巴黎，在一個強大的軍國主義國家，一些用手槍和縛在木棍上的剃刀武裝起業的隊伍，幾乎攻占了巴本皇宮的宮殿，造成政府的垮台。明天，類似的一些隊伍，就能夠搶奪無產階級（原文如此）的報館或工會的總指揮部。無產階級的力量就在於人多勢眾。群眾手裡有了哪怕是最原始的武器，也會創造出奇蹟的。在有利的情況下，這種最原始的武器可以為更優良的武器開闢道路。
69、統一戰線的口號，如果在目前的情況下，不以宣傳和實際運用反法西斯鬥爭的明確辦法來補充的話，就要蛻化成為中派主義的詞句。在創立地方的保衛委員會方面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統一戰線。保衛委員會所以需要，是為了建立和團結工人民兵隊。這些支隊一開始就必須搜羅武器。自衛隊只是武裝無產階級事業中的一個階段。一般地說來，革命是沒有別的道路的。
反對戰爭的革命政策
70、成功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訓練黨的干部，使他們正確地理解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切條件，正確地理解伴隨著帝國主義戰爭而發生的一切政治上的變動。在這個萬分火急的問題上，還只是搬弄一般的詞句和抽象的口號的黨，是真正可悲的！血腥的事件將會壓到它的頭上來，把它壓碎的。
需要成立一些專門小組，研究研究1914—1918年戰爭的政治經驗（帝國主義者對戰爭的思想意識方面的準備；軍事總指揮部如何通過愛國主義的報刊來迷惑輿論；反對提綱的防禦進攻的作用；無產階級陣營內的各個集團；馬克思主義分子的孤立，等等）。
71、對於一個革命黨說來，宣戰的時機是特別重要的。資產階級的和社會愛國主義的報刊，同無線電廣播及電影配合一起，向勞動群眾大量灌輸沙文主義的毒素。甚至最富於革命性和久經鍛煉的黨，也不能是全體黨員都抵抗得住這種毒素的。目前關於各個布爾什維克黨的徹頭徹尾捏造的歷史，對於先進工人進行有現實意義的考驗的準備毫無作用，而是拿一種杜撰的理想形式哄騙先進工人陷入消極的無能為力的狀態。
對於沙皇俄國，本來無論怎樣想入非非也不能把它看作是一個民主國家或者是文明國家，也不是屬於實行自衛的一方，但是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黨團和孟什維克黨團一起卻不顧這個事實，在一開始就發表了一個充滿粉紅色的和平主義的國際主義的社會愛國主義宣言。布爾什維克黨團不久之後採取了更富於革命性的立場，但在審訊該黨團時，除穆拉諾夫外，所有被控訴的代表和他們的理論指導加米涅夫，都毅然決然地離開了列寧的失敗主義理論。在開始時，黨的地下工作幾乎斷送了。革命的小冊子是逐步地開始印行的。它們把工人們團結在國際主義的旗幟下，然而沒有提出失敗主義的口號。
戰爭的頭兩年，大大地傷害了群眾的愛國主義情緒並且使黨向左轉。但是，把俄國轉變成一個“民主國家”的二月革命，引起了“革命的”愛國主義的新的強大浪潮。布爾什維克黨的絕大多數的領導者，甚至在那時也沒有經得起這個浪潮。 1917年3月，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向黨的中央機關發出一個社會愛國主義的批示。在這個基礎上，發生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各組織的和解，在多數城市裡，發生了直接的合併。為了開展黨的國際主義戰線，需要最堅決的革命者，主要是彼得格勒各先進地區的革命者的抗議；需要列寧回到俄國，同社會愛國主義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最優秀、最富於革命性和經久鍛煉的黨的情況，就是如此。
72、對於先進的工人說來，研究布爾什維主義的歷史經驗，具有無可估量的教育意義：這種研究向他們指出他們不得不經受資產階級輿論的巨大壓力，同時教導他們，儘管在戰爭開始時完全孤立也決不要失望，不要把武器收藏起來，不要灰心喪氣。
需要同樣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是其他國家無產階級內部的政治陣容，不管這些國家是已經參戰還是保持中立。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在德國的經驗，具有特別的意義，那裡發生的事件儘管在進程方面與俄國不同，但歸根結底，都得出相同的結論：必須學會逆水游泳。
73、必須密切注意目前正在醞釀的當炮灰的愛國主義的準備活動：以推卸責任為目的的外交上的搪塞支吾；公開和隱蔽的社會愛國主義者為給自己準備一條由和平主義到軍國主義的橋樑而提出的叛變性的公式；“共產黨”領導人空空洞洞的口號，這些人在戰爭的第一天就驚惶失措，正好像德國的“領袖們”在議會縱火的當天夜裡所表現的那樣。
74、必須仔細收集政府官員和反對派發表的論文和講話中最能說明特徵的材料，拿它們來同上次戰爭的經驗進行比較；預測愚弄人民的進一步工作將採取什麼樣的方向；然後以一系列的事實來證實這些預言；教導無產階級在事變中善於獨立決定自己的方針，而不至於措手不及。
75、反對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大力鼓動工作，不應從抽象的公式出發，而應從打動群眾心弦的具體事實出發。不僅需要苦心孤詣地揭露公開的軍事預算，而且需要揭露軍國主義的一切偽裝形式，抗議戰爭的佈署、軍事的設備和定貨，等等。
工人們經過優良的訓練，必須在無產階級所有一切的組織中以及勞工報刊上提出關於戰爭的危害性和關於反戰鬥爭的問題，要求領導人清楚而確切地回答這個問題：怎麼辦？
76、為了贏得青年的信心，不僅需要向首先腐敗的社會民主主義和第三國際的令人沉悶的官僚主義宣布戰鬥到底，而且需要真正地創立一個以年青一代的批評精神和革命主動性為基礎的國際組織。
必須喚起勞動青年來反對資產階級國家軍事化的各種各樣的形式。與此同時，為了革命的利益必須把勞動青年動員起來，實行軍事化（組織反法西斯主義的保衛委員會、紅色戰鬥支隊、工人民兵、爭取武裝無產階級的鬥爭）。
77、為了在工會和在其他工人階級群眾組織中佔領革命陣地，必須同官僚主義的極端作風毫不留情地斷絕關係，在有工人的地方爭取他們，領導他們從局部性的任務前進到全局性的任務，從防禦轉入進攻，從愛國主義的偏見進到推翻資產階級國家。
既然大多數國家的工會官僚機構的上層實質上是資本家警察的非正式的組成部分，那末，一個革命者就必須知道如何同它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要把合法的活動同非法的活動結合起來，要把戰鬥的勇氣同謹慎的謀略結合起來。
只有採用這些互相結合的辦法，我們才能順利地把工人階級，首先是青年，團結到革命的旗幟下來，才能打開通向資本主義兵營的道路，才能喚起一切被壓迫者。
78、只有女工和農村婦女也參加反對戰爭的鬥爭，這個鬥爭才能成為真正廣泛的群眾性的鬥爭。社會民主黨人的資產階級的蛻化以及第三國際的官僚主義的變質，向無產階級中受壓迫最深、權利被剝奪得最多的階層，也就是說，首先是勞動婦女，發出了最沉重的打擊。要喚醒她們，要贏得她們的信心，要向她們指出真正的道路，意味著要把社會中受蹂躪最厲害的一部分人們的革命熱情調動起來，以便反對帝國主義。
婦女中間進行的反對軍國主義的工作，尤其要力求保證做到以革命的女工來代替被動員起來的男工，因為在戰爭的情況下，黨和工會的一大部分工作都不可避免地要轉交女工接辦。
79、萬一無產階級感到自己無力用革命（這是防止戰爭的唯一的手段）的手段來防止戰爭，那末，工人就要同全體人民一起，被迫參軍和參戰。拒絕服兵役的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口號、消極抵抗、開小差和怠工等，都是同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根本矛盾的。但是正像工廠中的先進工人感覺到自己是資本的奴隸而隨時準備解放一樣，資本家軍隊中的先進工人也應感覺到自己是帝國主義的奴隸。今天他是被迫出賣自己的精力甚或生命，但決不肯拋棄自己怕革命意識。他要繼續作一個戰士，要學會如何使用武器甚至在戰壕里都要解說戰爭的階級意義，要把有不滿情緒的人團結到自己的周圍，要把他們組織起來，要傳達黨的主張和口號，要密切地註意群眾情緒的變化、愛國主義浪潮的低沉、義憤的增長，並要在危急關頭勸導兵士援助工人。
第四國際和戰爭
80、反對戰爭的鬥爭，是以鬥爭的革命工具——黨為先決條件的。現在既沒有一國規模的黨，也沒有國際規模的黨。必須以過去的全部經驗（包括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經驗在內）為基礎，建立一個革命黨。拒絕為建立新的國際而進行公開的和直接的鬥爭，意味著對兩個現在的國際的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支持；在這兩個國際中，一個將要積極地支持戰爭，而另一個則只能瓦解和削弱無產階級先鋒隊。
81、當然，繼續留在所謂共產黨的隊伍中的踏實的革命工人，為數還不算少。他們繼續支持第三國際，在許多場合下，只能解釋為他們的革命熱誠被引錯了方向。能把他們吸引到新國際的旗幟下來的，不是這樣或那樣的讓步，不是適應他們的偏見，而是對斯大林主義（即官僚的中派主義）的有害的國際作用進行系統的揭露。因此，必須特別明確而果斷地提出戰爭的問題。
82、同時，必須密切地註意改良主義陣營中的內部鬥爭，把向革命方面發展的左翼社會主義派別及時地吸引到反對戰爭的鬥爭中來。衡量一個組織的各種傾向的最好的尺度，是它在實踐中、在行動中對待保衛祖國、對待殖民地的態度，特別是在本國資產階級擁有自己的殖民地奴隸的情況下的態度。只有在“保衛祖國”的最緊急的問題上同官方的輿論完全而真正的決裂，才意味著從資產階級觀點向無產階級觀點的轉變，或者至少是轉變的開始。在同這一類型的左派組織接觸的時候，應當對他們的政策中的一切猶豫不決的表現進行友好的批評，並在有關戰爭的一切理論與實際問題上共同研討。
83、在工人階級運動中，有不少政治家，至少在口頭上承認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失敗，但他們同時認為開始建立一個新國際“這還不是時候”。這種觀點不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而是幻想破滅的斯大林主義者或悲觀失望的改良主義者的觀點。革命鬥爭是不容間斷的。在今天革命鬥爭的條件可能是不利的；但是，不善於逆水游泳的革命者，不算是一個革命者。認為建立新國際是“不合時宜的”這種說法，就同宣布階級鬥爭，特別是反對戰爭的鬥爭是不合時宜的一樣。在現時代，無產階級的政策不得不把國際任務提到自己的面前來。國際任務不得不要求國際幹部緊密地團結起來。除非向帝國主義投降，否則這項工作是連一天也不能拖延的。
84、當然，誰也無法預言戰爭爆發的確切時間，也無法預言在戰爭的什麼階段會建立新的政黨和第四國際。我們必須竭力使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準備工作走在新戰爭的準備工作的前頭。然而很可能帝國主義也在這個時期趕上了革命。但是連這條預示著有重大犧牲和災難的道路，也決不能使我們擺脫立即建立新國際的義務。我們的準備工作越向前開展，在戰爭開始的時候，革命幹部越是堅定不移，他們在參戰國中的工作進行得越是系統化，他們的工作越是紮紮實實地建立在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和組織原則的基礎上，那末，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就會進行得越快。
85、帝國主義戰爭一開始打第一炮，就會粉碎第二國際腐朽的脊背，就會瓦解第二國際的各國支部。戰爭將會徹底暴露第三國際的空虛和無力。但是到了那時，帝國主義戰爭也不會饒恕優柔寡斷的中派主義集團的，儘管這些中派主義集團規避有關共產國際的問題，一味的追求民族基礎，不使任何問題得到一定結論，同時缺乏長遠的計劃，暫時地依靠工人階級的騷擾和混亂過日子。
即使在新戰爭開始時，真正的革命者還是一個小小的少數，我們也絲毫不懷疑，在這個時候，群眾轉向革命道路，會比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期間來得更快，更果斷，更堅決。一次新的起義浪潮將能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獲得勝利，而且必然要獲得勝利。
在我們的時代，只有以國際原則為基礎並加入無產階級世界黨的隊伍中的組織，才能在本國的土壤中紮下根，這一點是不容爭辯的。今天，反對戰爭的鬥爭就意味著爭取建立第四國際的鬥爭！
戰爭與第四國際
（國際共產主義聯盟國際書記處1934年6月通過的提綱草案）
引言
本提綱出版時，正當戰爭的危險以山雨欲來的形勢籠罩在歐洲的上空。裁軍會議已經變成了締結新的軍事同盟的戰場。墨索里尼和魏剛將軍呼籲增加軍備。昨天經受新的世界考驗的是奧地利，今天則是薩爾和滿洲。在整個世界，用作人們談話題材最多的莫過於空中動員、加強航空與軍艦、化學戰爭、工業動員，等等。
和1914年一樣，第二國際的愛國主義領導者又在作為帝國主義的忠實僕人而準備為未來的戰爭提供炮灰。
無能為力的第三國際的領導者，正在把群眾引入歧途；他們用像假面跳舞會那樣喧鬧的代表大會來代替反對戰爭的動員。
反對戰爭的鬥爭必須在不顧兩個國際和反對兩個國際的情況下進行。這個鬥爭必須給予一個新的基礎和一面新的旗幟──第四國際的旗幟。不管第四國際的干部在人數上多麼少，他們的政策的正確性和明確性將會使他們起決定性的作用。牢記著羅莎·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
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的問題，是今天的中心問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是工人階級內部分化過程的焦點。改良主義和中派主義的組織的性質將在這個鬥爭中暴露出來；可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干部，將在這場鬥爭中變得堅強起來。
只有對本提綱以嚴肅的態度和批判的精神加以研究的同志，才會在反戰的政治工作方面得到充分的武裝。但是，儘管對本提綱的學習、討論和批語是有用的，可是還不夠。這是一場決定性的鬥爭！在日常的階級鬥爭中，我們必須以本提綱的精神，以不屈不撓的革命的國際主義的精神，以列寧的精神，進行戰鬥。
本提綱經過某些增補和修改後，已於1934年2月在我們的期刊《問題與討論》的法文版上以草案的形式公佈了。
我們本著這種精神將本提綱公諸無產階級大眾。
1934年7月10日，日內瓦
國際書記處
商業、工業、農業和財政方面災難性的危機，國際經濟聯繫的中斷，社會生產力的衰退，階級矛盾和國際矛盾的極度尖銳化，——這些都標誌著資本主義的日暮途窮，並且充分地證實了關於我們的時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的列寧主義的論斷。
1914—1918年的戰爭，正式地宣告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了。到今天為止，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有：1917年俄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1923年德國無產階級失敗。世界各國人民可怕的災難以及將來可能發生的可怕的危險，都是由於1917年的革命沒有在歐洲地區和世界範圍內得到勝利的發展的結果。
在個別國家內，資本主義歷史性的死胡同，表現在慢性的失業現象，表現在工人生活水平的降低，表現在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破產，表現在議會國家的解體和腐朽，表現在以所謂“社會的”和“民族的”蠱惑宣傳來恣意毒害人民，即實際上取消了社會改良並把舊的統治政黨拋在一邊而代之以赤裸裸的軍事警察機構（資本主義衰退時期的波拿巴主義），表現在法西斯主義的滋長，表現在每個無產階級組織的當權和垮台。
在世界舞台上，同樣的過程正在沖走國際關係穩定性的最後殘餘，使各個國家之間的每個衝突都瀕於劍拔弩張的境地，暴露了和平主義的各種企圖的無用，使軍備在一種新的、更高的技術基礎上增長，從而導致一場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法西斯主義就是這種戰爭的一貫的設計者和組織者。
另一方面，現代資本主義反動腐朽透頂和掠奪本性的暴露，民主主義、改良主義和和平主義的破滅，無產階級對尋求一條避開當前災難的迫切的需要，等等，把國際革命以振新的力量提到日程上來了。
只有通過起義和無產階級把資產階級推翻，才能使人類免於一場新的對各國人民的毀滅性的屠殺。
一場新戰爭的準備
1、與現代資本主義不可分割的造成上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同樣事件，現在已經達到了遠比1914年6、7月間嚴重的緊張局面。對於一場新的戰爭的後果的恐懼，是束縛帝國主義意志的唯一的因素。但是，這種遏制力量的作用是有限的。內部矛盾的壓力，把一個個國家先後推向法西斯主義的道路，而法西斯主義本身，除了準備國際性的爆發外，還是不能保持政權的。各國政府都害怕戰爭。但是哪一國政府都沒有任何選擇的自由。不經過一次無產階級的革命，一場新的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
2、歐洲，一個歷史上離開我們最近而規模最大的戰爭的戰場，無論是戰勝國和戰敗國方面，都在繼續走向衰退。根據正式的綱領以充當“和平的組織者”為己任的國際聯盟，事實上是力圖使凡爾賽體系永久化，使美國的領導地位中立化，並且建立起一個反對紅色東方的堡壘，但它經不起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的衝擊。只有最冷酷的社會愛國者（漢德遜、王德威爾得、茹奧等等）才仍然力求把裁減軍備與和平主義政策的前途同國聯聯繫在一起。事實上，國聯在帝國主義聯合的棋盤上變成一個次要的棋子了。今天在日內瓦幕後進行的外交的主要工作，是尋求軍事上的同盟，也就是說，是熱狂地準備一場新的屠殺。與此同時進行的是軍備的不斷擴張，法西斯的德國在這方面已經作了一次最新而巨大的推動。
3、國聯的崩潰，是同法國在歐洲大陸的政治領導地位的開始崩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法國的人口數量和經濟實力，正如人們所預料的，異常薄弱，不適於作為凡爾賽體系的基地。具有優良的軍事裝備並顯然帶有“防禦”性的法帝國主義，只就它是根據合法的協議而不得不來保衛它的搶劫和掠奪成果來說，實質上仍然是新的大戰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德國的資本主義受到嚴重不堪的矛盾和戰敗的後果的壓力，已經被迫掙脫了民主的和平主義政策的束縛，而現在卻成為凡爾賽體系的主要威脅了。歐洲大陸的國家聯合，基本上仍舊遵循著戰勝國與戰敗國的路線。意大利處於一個背叛性的中間人的地位，在決定性的關頭，它會把自己的友誼出賣給強大的一方，就像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表現的那樣。英國希望利用歐洲的各種敵對關係，利用歐洲和美洲之間的矛盾以及遠東的即將來臨的衝突，以圖保持自己的“獨立”——這是它過去“光榮的孤立”的遺影。但是，優勢的英國，在策劃謀略方面是越來越難得逞了。英國的資產階級看到英帝的分崩離析、看到印度的革命運動和他們在中國的地位的搖搖欲墜而驚慌換措，他們要用麥克唐納和漢德遜的令人作嘔的偽善精神來彌補他們貪婪而怯懦的觀望與權宜政策，而這個政策反而成為今天的普遍不穩定和明天的大災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4、在戰爭和戰後時期，美國的國內外地位都發生了空前巨大的變化。美國對歐洲從而面對全世界在經濟上的巨大優勢，使美國資產階級在戰後的最初時期能夠作為一個不偏不倚的“和事老”、“海上自由”和“門戶開放”的保衛者而出現。但是，工業和商業的危機，以可怕的力量顯示出原來在國內市場找到充分支持的舊的經濟平衡狀態，已經受到騷擾了。這條道路已經走到盡頭了。
當然，美國在經濟上的優勢並不是已經消失，相反地，由於歐洲的進一步的分崩離析，它甚至已經以潛伏的形式增長起來了。但是，這種優勢所表現的舊形式（工業技術、貿易差額、穩定的美元、歐洲的債款）已經失掉了現實的意義：先進的技術不再使用了，貿易差額是逆差多，美元正在跌價，債務尚未清還。美國的優勢必須找到新的表現形式，尋找出一條只有戰爭才能打開的道路。
對中國的門戶開放的口號，在少數的幾個日本師團面前，就顯得無能為力。華盛頓在執行遠東政策時，力求在最合適的時刻，挑起蘇聯與日本之間的軍事衝突，削弱日本和蘇聯的力量，視戰爭的結局而規定自己進一步的戰略計劃。在依照習慣繼續討論解放菲律賓的同時，美帝國主義者實際上是在準備為自己在中國建立基地，以便下一階段與英國發生衝突時，提出“解放”印度的問題。美國的資本主義正在面臨著曾經把1914年的德國推向戰爭道路上的同樣的問題。世界不是瓜分了嗎？它還必須重新瓜分。對於德國來說，那是一個“組織歐洲”的問題。美國必須“組織”世界。歷史正在使人類面對著美帝國主義火山的爆發。
5、依靠落後、貧困和野蠻的漿汁生活的後起的日本資本主義，正在被國內不堪忍受的潰瘍和膿瘡所驅使，走上了不斷的海盜性掠奪的道路。由於缺乏自己的工業基礎，由於整個社會制度的極端不安定，日本的資本主義是最富於侵略性和肆無忌憚的。但是，未來的歷史會表明，在這種貪婪的侵略後面，真正的力量是寥寥無幾的。日本可能首先發出戰爭的訊號；半封建性質的日本雖然被曾經襲擊過沙皇俄國的各種矛盾弄得分裂了，可是正是從這半封建的日本，而不是從別的國家，可能發出革命的號召。
6、當然，如果確切地預言，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間會打第一槍，那未免是太冒險了。在蘇美協定以及國內困難的影響下，日本可能暫時退讓。但是，恰恰相反，同樣的情況也可能迫使日本軍閥利用時機加快進行攻擊。法國政府會不會決心來一次“預防性”的戰爭，在意大利的援助下這種戰爭會不會轉變成一種普遍性的戰爭呢？或者相反，在觀望和策劃的同時，在英國的壓力下，法國會不會走上與希特勒達成協議的道路從而為他開闢向東方進攻的道路呢？
巴爾幹半島會不會再一次成為戰爭的策源地呢？或者這一次將由多瑙河國家採取主動？因素有許多，各種衝突力量又互相交織在一起，這就排斥了具體的預測的可能性。但是形勢發展的總趨勢，是絕對地清楚的，這就是：戰後時期已經簡直變成了兩個大戰之間的休整時期，而這個時期就要在我們面前消失。計劃化的勞資協會式的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同極權的、拿破崙主義的國家或法西斯主義國家，密切地配合行動，只就它的官方任務是在私人所有製基礎上進行一種和諧的國民經濟來說，它仍然是一種空想，是一種謊言。但是，既然這是一個集中全國的一切經濟力量以準備一場新的大戰的問題，那末，它也是一種危險的現實。這個工作目前正在全力開展。一場新的大戰已經在到處敲門。這場大戰比起以前的戰爭更殘酷，更定於破壞性。正是這個事實使對待日益迫近的戰爭的態度成為無產階級政策的中心問題。
蘇聯和帝國主義戰爭
7、同個別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發生的那種對立情況比起來，世界帝國主義與蘇聯之間的敵對性矛盾，是無比深刻的。但是，工人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階級矛盾，它的尖銳化程度是依工人國家的演變和世界形勢的變化為轉移的。蘇聯的官僚主義的驚人發展和勞動群眾生活困難的情況，已經大大地降低了蘇聯對世界工人階級的吸引力。共產國際的嚴重失敗和蘇維埃政府的民族和平主義對外政策，也只會減少世界資產階級的不安。最後，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矛盾的重新加劇，使歐美各國政府在這個階段同蘇聯接近起來，這不是從資本主義還是從社會主義這種原則性問題的觀點出發，而是著眼於蘇維埃國家在帝國主義強國的鬥爭中舉足輕重的作用。互不侵犯協定和華盛頓政府的承認蘇聯，等等，是這種國際形勢的顯明標誌。希特勒為了使德國重振軍備合法化，以“東方的危險”為名作了苦心孤詣的奮鬥，其所以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反應，特別是法國及其附庸國方面的反應正是因為共產主義的革命危險，儘管還有可怕的危機，但已喪失了它的鋒銳性。因此，蘇聯在外交上的成就，至少在頗大的程度上是由於國際革命的極端衰弱。
8、但是，如果認為對蘇聯的武裝干涉是完全從議程上取消掉了，那就是大錯特錯了。這種縱橫捭閣的關係即使有所緩和，社會制度的矛盾仍然會全部保持著。資本主義的繼續衰退會驅使資產階級政府作出斷然拒絕的決定。每一次大戰，不管它最初的動機如何，終歸要提出對蘇聯進行武裝干涉的問題，以便向資本主義硬化的血管中輸送新的血液。
蘇維埃國家明顯而日益加深的官僚主義蛻化以及它的對外政策的民族保守主義性質，並沒有改變蘇聯作為第一個工人國家的社會性質。各種各樣民主的、理想主義的、極左的、無政府主義的理論，都無視蘇聯的所有製關係的性質在趨向性方面是社會主義的，否認或避而不談蘇聯和資產階級國家之間的階級矛盾，它們不可避免地，特別是在發生戰爭時，得出反革命的政治結論。
不管形勢如何，不管衝突的直接原因是什麼，保衛蘇聯免於資本主義敵人的攻擊，是每個忠誠勞動者組織的基本的和應盡的義務。
“保衛國家”
9、在資本主義同中世紀地方割據現象鬥爭中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變成了資本主義的階級活動場所。但是，民族國家剛剛形成，就成為經濟和文化發展方面的障礙。生產力和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同生產力與生產手段私人佔有的這個主要矛盾一起，把資本主義的危機變成了世界性的社會制度的危機。
10、如果國與國之間的邊界，能夠一下子廢除的話，那末，甚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在一定的時期內也是能夠繼續上升到一個較高的水平的（這當然要作許多犧牲）。正如蘇聯的經驗表時，生產手段的私人所有製要是廢除了，那末甚至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生產力也可能獲得較高的發展。但是，只有廢除了私有製和國與國之間的障壁，才能為一種新的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社會創造條件。
11、保衛民族國家，首先是在割據成許多小國的歐洲——民族國家的發祥地——是一個十足的反動的任務。設有邊界、通行證、貨幣制度、關卡以及保護關卡的軍隊的民族國家，已經變成為人類社會的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可怕障礙了。無產階級的任務不是保衛民族國家，而是完全地、最後地廢除民族國家。
12、如果現在的民族國家果然能夠代表一種進步的因素，那末，不管它的政治形式如何，當然也不必去問是誰首先“發動”戰爭，它是一定要加以保衛的。把民族國家的歷史作用的問題同某一特定政府的“罪行”問題混淆起來，這是十分可笑的。對於一所適於居住的房子，難道人們只是因為主人不小心或意圖不良而引起的火災就拒絕搶救嗎？但是這裡所談的恰好是一所不適於生活而只適於死亡的房子。民族國家的結構必須徹底夷平，才能使各國人民生活下去。
13、進行保衛國家的說教的“社會主義者”，是一個為腐朽的資本主義效勞的小資產階級反動派。只有在和平時期已經向民族國家宣告了不可調和的戰爭的政黨，才能在戰爭時期不受民族國家的束縛，才能做到不以戰爭的地圖為重，而以階級鬥爭的地圖為重。只有充分地認識到帝國主義國家客觀上的反動作用，無產階級先鋒隊才能經得起各種各樣社會愛國主義的侵襲。這就是說，只有從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出發，才能與“保衛國家”的思想和政策真正地劃清界限。
民族問題和帝國主義戰爭
14、工人階級對於自己的民族（nation）並不是漠不關心的。恰恰相反，正因為歷史把民族的命運交到了自己的手中，工人階級才拒絕把民族的自由和獨立的工作託給帝國主義，事實上，帝國主義“拯救”民族的結果，只能使民族為了一小撮剝削者的利益而在將來遭受到新的危險。
15、資本主義雖然曾經利用民族，取得了自身的發展，但是它在世界上任何地區都沒有完全地解決有關民族的問題。凡爾賽的歐洲的邊界，是脫離現存的民族集合體而劃定的。重新劃定資本主義歐洲的邊界，使國家的邊界與民族的邊界一致的主張，是一種純粹的空想。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會通過和平的方式讓出自己的一寸土地的。一場新的戰爭，也只會按照戰爭的地圖，而不是與民族的邊界相適應，來重新劃定歐洲的邊界的。完全的民族自決和歐洲各國人民和平協作的任務只有在掃清了資產階級統治的歐洲的經濟統一的基礎上，才能求得解決。 “歐洲聯邦”的口號，不僅是拯救巴爾乾和多瑙河各族人民的口號，而且也是拯救德法兩國人民的口號。
16、東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問題，佔著特殊的、重要的地位，這些國家甚至到今天都還是在為獨立的民族國家而戰鬥的。它們的鬥爭毫無疑問是進步的：它們使落後人民擺脫了亞細亞主義、地方主義和外國的束縛，從而對帝國主義國家施以有力的打擊。但是必須預先清楚地理解到，亞洲和非洲後起的革命，是不能夠為民族國家的複興開闢新的時代的。殖民地的解放在將來只能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巨大插曲，正如在同樣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的俄國的後起的民主轉變僅僅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序曲一樣。
17、在南美洲，興起較晚但已開始衰退的資本主義正在維持半封建的、或半奴隸的生活條件，在那裡，世界性的對抗矛盾引起了買辦集團間的劇烈火併，引起了各國內部連續不斷的大轉變，也引起各國之間的曠日持久的武裝衝突。美洲的資產階級能夠在其歷史上的興盛時期聯合而成為美洲大陸北半部的一個聯邦，因而它現在可以利用他們由此而得到的全部權力，來瓦解、削弱和奴役他們的南半部。南美和中美只有把自己所有的國家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強大的聯邦，才能使自己擺脫落後和被奴役的狀況。但是，能夠響應號召解決這一任務的，決不是後起的南美資產階級，一個完全被外國帝國主義用金錢收買的代理人，而是年輕的南美無產階級，被壓迫群眾的理想的領導者。因此，在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暴徒和陰謀、反對當地買辦集團的血腥勾當的鬥爭中的口號是：南美和中美和蘇維埃聯邦。
無論在什麼地方，民族問題都是同社會問題同時發生的。
保衛民主
18、保衛國家的虛偽性，到處都是以保衛民主的補充的虛偽性來加以掩飾的。如果說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在帝國主義時代的今天不把民主和法西斯主義看做是一樣的東西，而且隨時準備擊退法西斯主義對民主主義的進攻，難道在戰爭的情況下，無產階級就不必支持民主政府來反對法西斯政府嗎？
真是奇談怪論！我們是通過無產階級的組織和方法來保衛民主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同社會民主黨人相反，我們決不把這種保衛委託給資產階級國家（“Staat, greit zu!”歸國家負責！）。如果說在和平時期，我們同最“民主”的政府就處於不可調和的對立狀態，尋末，到了資本主義的一切醜惡和罪行都採取了最殘酷而血腥的形式的戰爭時期，難道我們對它還應擔負絲毫的責任嗎？
19、大國之間的一場現代的戰爭，決不意味著是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衝突，而是兩個帝國主義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同時，戰爭不可避免地具有國際的性質，在兩個陣營中都會有法西斯主義的（半法西斯主義的，拿破崙主義的，等等）國家，也會有“民主主義”國家。法帝國主義的共和國形式在過去並沒有防止它在和平時期把自己的基礎建立在波蘭、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軍事資產階級專政之上，正如它在必要時會恢復奧匈君主國家以作為反對奧地利與德國統一的障壁一樣。最後，在法國本身，今天已經相當削弱的議會民主政府如果在戰爭開始前還不予以推翻的話，`毫無疑問會成為戰爭的首批犧牲者之一。
20、一些文明國家的資產階級，已經表明而且還要繼續表明，在發生國內危險時，它怎樣不費多大周折就能把議會的統治形式變成極權的、專制的、拿破崙主義的或法西斯主義的形式。在戰爭期間，國內和國外的危險，會以十倍的力量威脅它的基本階級利益，這時，它就是使這種變化來得更加迅速，更加果斷。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工人黨為了一個脆弱的民主外殼而支持“本”國的帝國主義，就意味著是對工人階級的獨立政策的放棄和沙文主義的道德敗壞，也就是說，毀滅了能夠把人類從災難中拯救出來的唯一的因素。
21、戰爭時期“保衛民主的鬥爭”，首先是意味著爭取保存工人的出版和工人的組織以反對放肆的軍事檢查和軍事當局作鬥爭。革命的先鋒隊，要在這些任務的基礎上尋求同其他工人階級的組織建立統一戰線——反對本國的“民主”政府，但決不是尋求同本國政府的團結，以反對敵對的國家。
22、帝國主義戰爭，遠比資本主義統治的國家形式的問題更為重要。它在每一個民族資產階級面前提出了民族資本主義的命運的問題，在各國的資產階級面前則提出了一般資本主義命運的問題。無產階級也只能提出這機關報問題：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某一個帝國主義陣營的勝利還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保衛弱小國家和中立國家
23、保衛國家的概念，特別是當它同保衛民主的觀念是一致的時候，最容易迷惑弱小國家和中立國家（瑞士、比利時的一部分、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工人，這些國家不能執行獨立的征服政策，因而賦予國界的保衛以無可辯駁的絕對的教條主義的性質。但是，僅僅以比利時為例來說，我們就看到，形式上的中立是多麼自然地會被帝國主義公約的體系所代替，“保衛國家”的戰爭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導致一種合併主義的和平。戰爭的性質，不是決定於戰爭本身所採取的發端的步驟（“中立的破壞”、“敵人的入侵”，等），而是戰爭的主要動力，戰爭的整個發展以及戰爭最後導致的結果。
24、不難理解，瑞士的資產階級是不會毅然決然地首先發動戰爭的。在這個意義上講，它比任何其他資產階級都具有遠為充分的理由來談防禦地位。但是，一旦瑞士由於事件發展的進程而拖入戰爭的時候，它就會為了追求同樣是帝國主義性質的目的而參加世界強國的鬥爭。中立地位要是破壞了，瑞士的資產階級就會同進攻的雙方中較強大的一方聯合起來，而不管哪一方對於破壞中立應負有較大的責任也不管在哪一個陣營裡有更多的“民主”。例如在上次大戰期間，比利時本是沙皇制度的盟國，但它決不離開同盟國的陣營，而在戰爭的過程中，他們又感覺到破壞希臘的中立是有利可圖的了。
只有來自瑞士偏僻鄉村的一位冥頑不化的資產階級（如羅伯特、格里姆）才會煞有介事地認為，他參加的世界戰爭是為保衛瑞士的獨立而進行的。正如上次大戰掃除了比利時的中立一樣，新的戰爭也不會給瑞士留下任何獨立的痕跡。即使沒有獨立，瑞士在戰後是會繼續保留國家的地位，還是會被德、法、意三國瓜分，這個問題要依一系列歐洲的和世界的因素為轉移的，其中瑞士的“保衛國家”一項占著微不足道的地位。
第二國際和戰爭
25、保衛國家的戒律是從這樣一個教條推論出來的：全國各階級的團結高於階級鬥爭。事實上，有產者從來不是在一切條件和任何條件下都這樣地承認保衛祖國的，而是利用這種說法對保護自己在祖國的特權地位進行掩飾。被推翻的統治階級總是要變成為“被打敗者”，也就是說，他們準備通過外國的武裝援助來恢復他們的特權地位。
意識不到自己的利益和慣於忍受犧牲的被壓迫階級，是從表面價值來接受“保衛國家”的口號的，也就是說，把它看做是高於階級之上的絕對的義務。第二國際各黨的基本歷史罪行，就在於他們培養了和加強了被壓迫者的奴才習慣和傳統，挫折了他們的革命義憤，用愛國主義的思想蒙蔽了他們的階級覺悟。
如果說歐洲的無產階級在大戰的末期不曾把資產階級推翻；如果說人類今天飽受危機痛苦的折磨；如果說一場新的戰爭有可能把城市和鄉村變為廢墟，那末，第二國際應對這些罪行和災難負主要責任。
26、社會愛國主義的政策，曾使人民群眾在法西斯主義面前無能為力。如果說在戰爭時期為了民族的利益需要放棄階級鬥爭，那末，在一次重大的經濟危機的時代，也就需要丟開“馬克思主義”，因為這種危機對“民族”的為害性並不少於戰爭。遠在1915年4月，羅莎·盧森堡就用下列的一段話詳盡地探討了這個問題：“要末，階級鬥爭在戰時也是無產階級存在的不可缺少的規律……要末，在平時，階級鬥爭也是違反民族利益和祖國安全的一種罪行。”“民族利益”和“祖國安全”的思想，已經通過法西斯主義而轉變成無產階級的鎖鍊和鐐銬了。
27、德國的社會民主曾經支持過希特勒的對外政策，一直到希特勒把它攆走的時刻為止。法西斯主義最後取代民主主義的事實表明，只要政治制度能向社會民主確保它的利益和特權，社會民主就能保持它的愛國主義性質。前霍亨索倫王朝的愛國主義者，一旦僑居國外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準備歡迎法國資產階級反對希特勒的防禦戰了。第二國際毫不為難地大赦了威爾斯（Wels）之流的人物，可是到了第二天，只要德國資產階級的小指頭一動，召喚他們回來，他們就會重新轉變為熱忱的愛國主義者。
28、法國的、比利時的和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對德國事件的反應是，在“保衛國家”的問題上同本國的資產階級結成公開的聯盟。法國當局正在同摩洛哥進行 “小型的”、“意義不重大”但非常殘酷的戰爭，與此同時，法國的社會民主黨和改良主義的工會則在自己的代表大會上討論一般戰爭的慘無人道，在心目中主要指的是德國方面的複仇戰爭。在僅僅發生新利潤問題的地方對掠奪殖民地的殘暴行為視而不見地予以支持的政黨，在一場涉及到資產階級共和國自身命運的大戰中，一定會閉著眼睛來支持任何民族政府的。
29、今天，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同無產階級歷史利益的不相容性，同帝國主義戰爭的前夕比較起來，是空前的深刻化和尖銳化了。反對群眾的愛國主義偏見的鬥爭，首先就是反對第二國際作為一個組織、一個政黨、一個綱領和一面旗幟的不可調和的鬥爭。
中派主義與戰爭
30、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完全地瓦解了第二國際這個革命政黨，從而產生了創立第三國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共和國“革命”，某些國家選舉制的民主化，受驚的歐洲資產階級戰後最初幾年在社會立法方面所做的讓步——所有這一切，和列寧主義的追隨者的災難性的政策一起，曾給予第二國際這個不再是革命的政黨而是一個和平改良的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工人黨以大量的喘息時機。可是，曾幾何時——最後與上一次世界性危機的來到一起——走向改良道路的一切可能性終於完結了。資產階級轉而採取反攻。社會民主黨背叛性地放棄了一個個的成就。近年來，改良主義的一切變種——議會式的、工聯式的、地方自治的、勞資協作的“社會主義”，都已遭到了無法挽救的破產和災難。正因為這樣，在新戰爭的準備面前，第二國際感到沮喪灰心了。社會民主黨正在經歷著劇烈的褪色的過程。始終一貫的改良主義著上了新的色彩，它變得沉默起來或是分裂開了。它的地位正由各色各樣的中派主義所取代，有的表現為舊的政黨內部的無數派別，有的表現為獨立的組織。
31、在保衛祖國的問題上，偽裝的改良主義者和右翼中派主義者（里昂·勃魯姆，亨利·德·曼，羅勃·格里姆，馬丁·特蘭梅爾，奧托·鮑爾等人），越來越多地使用支吾含糊的外交詞句，企圖一面撫慰資產階級，一面愚弄工人階級。他們提出來了經濟“計劃”或一系列的社會要求，許諾在保衛祖國免於外部“法西斯主義”方面力求做到使民族資產階級也會支持他們的綱領。這樣地提出問題的目的，就在於掩蓋國家的階級性質的問題，避而不談獲得政權的問題，並且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的幌子下，提出保衛資本主義祖國。
32、左翼中派主義者本身有許多不同的色彩（德國的社會民主工黨，荷蘭的獨立社會黨，英國的獨立工黨，法國的齊羅姆斯基和馬柯·皮維特集團，等等），他們在口頭上算是做到了要放棄保衛祖國。但是，光有口頭上的放棄，他們還不能得出必要的具體結論。他們的國際主義，有一大半，如果不是十分之九的話，是帶有柏拉圖式的純精神的性質。他們不敢擺脫右翼中派主義者；他們在進行反對“宗派主義”的鬥爭的名義下，進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拒絕為革命的國際而戰鬥，繼續呆在以國王的侍從王德威爾得為首的第二國際裡。中派主義者在一定的時刻也能表達群眾向左轉變的趨勢，但歸根結底他們是阻撓無產階級內部革命的重新集結，從而也阻撓反對戰爭的鬥爭。
33、中派主義在實質上意味著半心半意和猶豫不決。但是戰爭的問題最不利於猶豫不決的政策。對群眾說來，中派主義永遠只能是一個短暫的過渡階段。日益加劇的戰爭的危險，將要促使中派主義各派別內部的分化日益尖銳，儘管他們今天還在工人運動中起主導作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越迅速而充分地使自己的頭腦擺脫中派主義的束縛，就會越有效地武裝起來進行反對戰爭的鬥爭。在這條道路上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就是明明白白地、毫不調和地提出有關戰爭的一切問題。
蘇聯的外交和國際革命
34、在取得政權後，無產階級本身就要轉而採取“保衛祖國”的立場。但是從這時起，這個公式獲得了嶄新的歷史內容。孤立的工人階級的國家並不是一個滿足自己需要的實體，而僅僅是一個為世界革命磨好的鑽頭。無產階級在保衛蘇聯時，不是保衛國界線，而是保衛暫時被國界圍起來的社會主義專政。只有深刻地理解這樣的事實：無產階級的革命不能在國家的範圍內達於完成；沒有無產階級在主要國家裡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在蘇聯的一切成就注定要歸於失敗；除了通過國際革命以外，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得不到拯救；社會主義社會只有在國際合作的基礎上才能建成——只有這個深入到血液和精髓的堅定的信念，才能為戰爭時期革命的無產階級政策創立可靠的基礎。
35、從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出發的蘇維埃對外政策，即實際上把國際革命的問題置之不理的政策，是以普遍裁軍和互不侵略這兩個主張為基礎的。為了尋求外交上的保證，蘇維埃政府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不得不採取純粹形式主義的說法，這是從有資本主義包圍的情況出發的。但是這些由於國際革命的軟弱並且在頗大程度上由於蘇維埃政府本身以往的錯誤所強加給自己的遷就敵人的方法，是決不能上升為一種普遍適用的體系的。蘇聯外交的行動和言論，長久以來超載了不可避免的、可以容許切實可行的妥協的界線，而這種行動的言論居然已被規定為第三國際的國際政策神聖不可侵犯的基礎，並且已經變成為最惡劣的和平主義幻想和社會愛國主義的錯誤的根源。
36、裁軍並不是反對戰爭的一種手段，因為，正如德國本身的經驗表明，插曲性質的裁軍只不過是走上新的重整軍備道路的一個階段罷了。重新發動而又十分迅速的重整軍備的可能性，是現代工業技術所固有的。 “普遍”裁軍即使可以實現，也只能意味著比較強大的工業國的軍事優勢的加強。 “百分之五十的裁軍”決不是完全裁軍的道路，而是絕對的百分之百的重整軍備的道路。把裁軍說成是“防止戰爭的唯一現實的手段”，就是為了同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結成共同陣線而把工人階級引入歧途。
37、蘇維埃政府在同帝國主義者的任何協定中有權就侵略一詞的涵義以最大的精確性加以闡述，對於這種權利，我們決不能爭論。但是如果企圖把這個有條件的合法主義的公式轉而用作國際關係的一種最高調節者，那就是要用保守主義的準則來代替革命的準則，而把無產階級的國際政策歸結為保衛現有的兼併和用武力建立起來的邊界了。
38、我們不是和平主義者。我們認為革命戰爭即是一種起義行動也是無產階級政策的一種手段。我們對待戰爭的態度，不是取決於“侵略”的合法主義的公式，而是取決於哪一個階級進行戰爭和為了什麼目的而進行戰爭的問題。在國與國的衝突中，也和在階級鬥爭中一樣，“防禦”與“侵略”僅僅是實際權宜措施的問題，而不是法律準則或倫理準則的問題。單單一個侵略準則只能為勃魯姆、王德威爾得等人的社會愛國主義政策創立支持的根據，這些人是由於有了凡爾賽條約才能在保衛和平的幌子下保衛帝國主義的掠奪物的。
39、斯大林的著名的公式“我們不要別人的寸土地但也不放棄自己的一寸土地”，是在極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侵略性質中維持現狀的保守主義的綱領。一國社會主義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對民族國家的反動作用的模糊，導致對民族國家的調和，對民族國家的理想化，減弱革命的國際主義的重要意義。
40、第三國際的領導人，以工人階級的國家必須利用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為理由，來為蘇聯外交政策辯護。這種論斷本身固然無可厚非，但需要加以具體化。
每個階級的對外政策，都是它的國內政策的繼續和發展。如果說當權的無產階級必須辨別和利用國外敵人陣營中的矛盾，那末，仍在為取得政權而戰鬥的無產階級，就必須知道如何辨別和利用國內敵人陣營中的矛盾。第三國際原來是根本不能理解和利用改良主義的民主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矛盾，從而直接地導致了無產階級最大的失敗，使它面臨著一場新的戰爭的危險。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各國政府之間的矛盾，也必須從國際革命著眼才能加以利用。只有在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不以蘇維埃外交政策為轉移的情況下，只有在有充分自由來揭露這種違反國際革命利益從而也違反蘇聯利益的民族主義的保守方法的情況下，保衛蘇聯才是可以理解的。
蘇聯及帝國主義的各種聯合
41、蘇維埃政府現在正在改變它的關於國際聯盟的方針。同過去一樣，第三國際還是依樣畫葫蘆地重複蘇維埃外交的詞句和姿態。各種各樣的“極左分子”利用這種情況再一次在資產階級國家中間排斥蘇聯。以自己特殊的民族考慮為轉移的社會民主黨人，把蘇聯同國聯的“和解”不是看做莫斯科政策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性質的證據，便是相反地，把它看做是國聯以及一般地說是整個和平主義思想意識的更新。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觀點是同這些小資產階級的任何一種評價都沒有共同之處的。
我們對待國聯的原則上的態度，和我們對待每一個無論是在國聯之內或之外的每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態度，是沒有什麼不同之處的。蘇維埃國家在帝國主義敵對集團之間的策略，也是以對待國聯的策略為前提的。只要日本和德國呆在國聯內，國聯就有可能變成為最重要的帝國主義強盜達成犧牲蘇聯的協定的場所。日本和德國——蘇聯最直接而主要的敵人——退出國聯之後，國聯一部分變成法帝國主義的同盟和附庸的集團，一部分變成法、英、意三國間火併的舞台了。同國聯這樣或那樣的聯合，都可能強加在蘇維埃國家的身上，由實質上都是同蘇維埃國家敵對的帝國主義陣營所操縱。
42、無產階級先鋒隊必須對當前的形勢作出充分的現實主義的估計，同時，還必須把下列的考慮放在首要的地位：
1）在十月革命十六、七年後，蘇聯仍然需要尋求同國聯的和解，需要用抽象的和平主義公式來掩飾這種和解，這正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極端衰弱，從而是蘇聯國際地位的極端衰弱。
2）蘇維埃外交抽象的和平主義的措辭和它對國聯的恭維話，同國際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毫無共同之處。國際無產階級政黨對它們不負任何責任，恰恰相反，它要揭露它們的膚淺和虛偽，以便在清楚地理解現實的力量和真正的對抗矛盾的基礎上，更好地動員無產階級。
43、在當前的形勢下，蘇聯同某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結盟，或是在發生戰爭時同某一個帝國主義集團結盟反對另外一個集團，這決不能認為是不會有的。在形勢所迫的情況下，這樣一種暫時的結盟十有八九是難以避免的，而且還不會因此而不再是對蘇聯和對世界革命的最大的危險。
即使蘇聯被迫同某些帝國主義者結成軍事同盟來反對另外一些帝國主義者，國際無產階級也不會拒絕保衛蘇聯的。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無產階級甚至更需要保證自己在政治上完全不依賴於蘇維埃外交，從而也不信賴於第三國際的官僚機構。
44、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國際無產階級仍舊是工人階級國家的堅決而忠忱的保衛者，但決不會成為蘇聯的帝國主義聯盟的成員。一個同蘇聯結盟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必須充分地和完全地保持它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的不可調和的敵愾。在這個意義上講，他的政策和同蘇聯作戰的國家的無產階級的政策，是沒有什麼差異的。但在實際行動的性質上，可能由於具體的戰爭形勢而產生許多差異。譬如說，在蘇聯和日本之間發生戰爭時，假如美國的無產階級阻撓美國的軍火運送到蘇聯，那就是可笑的和犯罪的了。但是，同蘇聯作戰的國家的無產階級，就義不容辭地可以採取罷工和怠工以及諸如此類的行動。
45、無產階級對蘇聯的帝國主義盟國的不可調和的反對活動，必須一方面根據國際階級政策，另一方面根據該國的帝國主義目的，來揭發這個“盟國”的背叛的性質，揭發它在蘇聯進行資本主義顛覆的投機活動。因此，在“結盟的”和在敵對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應當以對資產階級實行革命的推翻和奪取政權為目的。只有這樣才能建立同蘇聯的真正的聯盟，才能把第一個工人國家從災難中拯救出來。
46、在蘇聯國內，反對帝國主義干涉的戰爭，毫無疑問會激發起轟轟烈烈的戰鬥熱情。一切矛盾和敵對看來都會被克服，或者無論如何會退到不顯著的地位。從革命中湧現出來的年輕一代的工人和農民，將會在戰場上顯示出巨大的能動力量。集中化的工業，儘管有缺陷和缺點，可是將在滿足戰爭的需要方面，發揮巨大的優越性。蘇聯政府毫無疑問已經建立了大量的糧食儲備，足以應付戰爭初期的需要。帝國主義國家的參謀部當然會清楚地知道，他們會發現經軍是強大的對手，同這個對手鬥爭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要對軍隊進行異常嚴格的訓練。
47、但是，正是戰爭的曠日持久的性質，將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蘇聯過渡時期的經濟與官僚主義計劃的矛盾。在許多情況下，巨大的新企業竟然變成了同樣巨大的死資本。在政府迫切需要日用必需品的影響下，農民經濟的個人主義傾向將得到極大的發展，集體農莊內的離心力量將隨著戰爭逐月增長。不受監督的官僚主義的統治將要變成一種戰爭的專政。缺少一個生氣勃勃的黨作為政治上的監督者和調節者，就會導致矛盾的極端積累和加劇。在如火如荼的戰爭氣氛中，人們將能看到的，是朝著農業和小手工業方面個人主義原則，朝著吸引外國的和“盟國的”資本的大轉變，是對外貿易壟斷制中的破壞，是政府對聯合企業的監督的削弱，是聯合企業相互間競爭的尖銳化，是它們同工人之間的衝突，等等。在政治方面這些過程意味著拿破崙主義已臻於完整的地步，在所有製關係方面將發生相應的變化或一系列變化。換句話說，假使曠日持久的戰爭繼以世界無產階級的消極被動，則蘇聯的內部社會矛盾不僅可能而且一定要導致一場資產階級拿破崙主義的反革命。
48、由此而得出的政治結論是明顯的：
1）在曠日持久的戰爭下，只有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拯救蘇聯這個工人階級國家。
2）只有世界無產階級先鋒隊擺脫蘇聯的官僚主義而達到完全的獨立，在“友好的”、“結盟的”以及敵對的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才是可以思議的。
3）無條件地支持蘇聯以反對帝國主義的軍隊的活動，必須同進行對戰爭和蘇維埃政府外交政策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密切地配合起來，必須同在蘇聯國內建立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革命黨的工作密切地配合起來。
第三國際和戰爭
49、第三國際既已在戰爭問題上放棄了原則性的路線，就在失敗主義和社會愛國主義之間猶豫不決。在德國，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轉變成了一種民族主義基礎上的市場競爭。同“社會解放”的口號一道提出的“民族解放”口號，粗暴地歪曲了革命的前途，它同失敗主義沒有任何區分。在薩爾問題上，共產黨一開始就屈從於民族社會主義的思想，只是由於內部的四分五裂才擺脫了這種思想。
第三國際德國支部在戰爭時期將要提出什麼樣的口號呢：“希特勒的失敗是較輕的禍害”嗎？但是，如果說民族解放的口號在“法西斯分子”彌勒和勃魯寧的統治下是正確的，那末，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它怎能就不適用了呢？是不是民族主義的口號只適用於平時而不適用於戰時呢？的確，列寧主義的追隨者曾經竭力使他們自己和工人階級陷於徹底的莫名其妙的境地。
50、第三國際虛弱無力的革命主義是它的錯誤政策的直接結果。在德國的災難之後，那些所謂共產黨，在所有它們經受過考驗的國家裡，已暴露出它們在政治上是微不足道的。法國支部根本不能動員哪怕是少少幾萬工人來反對對非洲的殖民主義掠奪，在所謂“民族危險”的時刻，它無疑地將會遭到更多的破產。
51、沒有城鄉廣泛的勞動群眾的革命動員，反對戰爭的鬥爭是不可想像的。同時，這個鬥爭還要求直接影響陸海軍以及運輸業。但是不通過對工人和青年農民的影響，是不可影響兵士的。運輸業方面的影響，是以工會中的一個堅強的據點為先決條件的。在這裡，由於工會國際的幫忙，第三國際在工會運動中已經失去了一切陣地，使自己斷絕了接近勞動青年的一切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關於反對戰爭的侈談，就好像是癡人說夢一樣。幻想是萬萬行不通了：要是帝國主義對蘇聯發動進攻，第三國際就要化為烏有了。
“革命的”和平主義和戰爭
52、“左翼”和平主義認為在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外，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外，也可能用某種奇特的方法使和平得到保證，從這種前提出發，它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流行的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意圖進行“厭惡戰爭”的說教，支持自覺的反對者，宣傳反對戰爭的抵制和總罷工（或者毋寧說是總罷工的神話）。更“革命的”和平主義者有時甚至不厭其煩地談論反戰起義的問題。但是對於起義和革命黨的階級鬥爭和政策的不可分割的聯繫是什麼，他們無論是全體或是個別的人，都是一竅不通的。對他們說來，起義只是針對著統治階級和一種字面上的威脅，而不是一個長期堅持奮鬥的事情。
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利用群眾對和平的天生的熱愛，使這種熱愛和平的情緒脫離開固有的途徑，終於轉變為帝國主義不自覺的擁護者。要是發生戰爭，絕大多數的和平主義“同盟者”將加入資產階級的陣營，並且利用第三國際作為一種異常不吉利的東西賦與他們的權威，以愛國主義的思想來迷惑無產階級先鋒隊。
53、反對戰爭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以及第三國際組織的反法西斯的巴黎代表大會都是以自鳴得意的示威、炫耀的遊行以及波將金村社等小資產階級的政策來代替革命的階級鬥爭的典型實例。通過後台的操縱人為地拼湊起來的牛鬼蛇神，在吵吵嚷嚷對一般的戰爭抗議一番之後，將會向四面八方潰散，對特殊的戰爭連一個小指頭也不會舉起來表示反對。
54、用共產主義官僚和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的集團（其中每一個真誠的驚慌失措者配合著數十個野心家）來代替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即工人階級組織的戰鬥協議，那就會導致完完全全的策略問題中的折衷主義。巴比塞·美因茲堡（Barbusse-Muenzenberg congresses）代表大會認為它們的特殊功績是，它們結合了反戰“鬥爭”的各種類型：人道主義的抗議，個人拒絕服兵役，“輿論”的教育，總罷工甚至起義。把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在實際上只能互相衝突的一些方法，說成是一個和諧的整體的組成成分。在反對沙皇的鬥爭中宣傳“綜合策略”（自由主義者、個人恐怖和群眾鬥爭的聯盟）的俄國“社會革命者”，比起阿姆斯特丹集團的鼓舞者來是一批實實在在的人物。但是工人們必須記住，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反對民粹派的折衷主義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
小資產階級和戰爭
55、戰爭對於農民和城市下層居民的災難並不比對於無產階級為少，他們在反對戰爭的鬥爭中同無產階級靠攏得最近。一般地說，只有這樣才能用起義的方法來製止戰爭。但是，用抽象的理論、現成的公式和單純的命令使自己接近革命道路的農民，甚至會比工人少而又少的。 1923—1924年間在“面向農民”的口號下造成共產國際中的一次大失敗的列寧主義的追隨者，顯示出不僅完全不能把農民吸引到共產主義的旗幟下來，而且連農業工人也完全不能吸引到共產主義的旗幟下來。農民國際連一次出殯講演也未舉行就不聲不響的埋葬了。曾經大肆宣揚的各國農民的所謂“成就”，原來都是曇花一現的，甚至簡直是空想的。正是第三國際在農民政策方面的破產具有特別生動的性質，雖然它實際上是共產國際與無產階級決裂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只有在實踐中相信工人階級有能力領導反對戰爭的革命鬥爭，農民才會走上這一斗爭的道路。因此勝利的關鍵就在於商店和工廠。革命的無產階級必須變成一支真正的力量，農民和小市民才能同它緊密地團結起來。
56、城市和農村的小資產階級，情況並不是完全相同的。無產階級能夠吸引到自己一邊的只能是這個階級的最低階層，即最貧苦的農民、半無產階級、低級公務員、小商販以及被剝奪了一切生活條件而不能進行獨立奮鬥的被壓迫的和流浪的居民。在他們之上的是一個廣泛的極力向上爬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傾向於中等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並且在政治上發展成為民主主義、和平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類型的野心家。當他們是在野黨時，這些先生採用最放肆的鼓蠱惑宣傳，作為以後在大資產階級眼中提高自己身價的最可靠的手段。
第三國際的罪惡，在於它以自己同小資產階級虛偽的和平主義領導人的戲劇性聯盟來代替向真正小資產階級，即向它的廣大下層群眾施行革命影響的鬥爭。第三國際不但沒有損害小資產階級的威信，反而用十月革命的威望來加強他們的威信，使小資產階級的被壓迫的下層成為背信棄義的上層的政治犧牲品。
57、農民的革命道路要通過工人階級。要取得農村的信任，必須使先進的工人重新取得對無產階級革命旗幟的信任。這一點，只有通過一般正確的政策特別是正確的反戰政策，才能夠辦得到。
“失敗主義”與帝國主義戰爭
58、假如發生資本主義國家互相衝突的問題時，這些國家中任何一國的無產階級都會毅然決然地拒絕為資產階級在軍事上的勝利而犧牲自己的歷史的利益，因為這種利益歸根結底是與民族和人類的利益一致的。列寧的公式“失敗是較輕的禍害”，並不是意味著本國的失敗要比敵國的失敗的禍害輕，而是意味著由於革命運動增長而發生的軍事上的失敗，對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的好處，遠遠勝過由“國內和平”而予以確保的軍事勝利。卡爾·李卜克內西給戰時的無產階級政策提供了這樣一個無與倫比的公式：“人民的主要敵人是在自己的國內”。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不僅會矯正由於失敗而引起的禍害，而且也會建立起防止未來的戰爭和失敗的最後保證。對待戰爭的這種辯證的態度，是進行革命訓練從而也是進行反戰鬥爭的最重要因素。
59、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是無產階級政黨戰時全部工作所必須服從的總戰略任務。 1870—1871年普法戰爭的結果以及1914—1918年帝國主義大屠殺的結果（巴黎公社、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德國和奧匈帝國的革命、若干交戰國中的起義運動），無可辯駁地證明，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一場現代戰爭會帶來每個國家內部的各階級之間的戰爭，而革命黨的任務就是在後一種戰爭中進行無產階級勝利的準備工作。
60、1914—1918年的經驗還證明，和平的口號同“失敗主義”的戰略公式並不矛盾，恰恰相反，特別是曠日持久的戰爭情況下，它能發展磅礴的革命力量。和平的口號只有當民主黨人和其他政治家利用它來進行誑騙的時候，當牧師們進行最迅速的停止屠殺的禱告的時候，當“人類的博愛者”，包括社會愛國主義者在內，淚汪汪地敦促政府在“正義的基礎”上迅速媾和的時候，它才具有和平主義的性質，亦即欺騙、麻痺和渙散人心的性質。但是，如果和平的口號能使工人階級從營房和戰壕里走出來，並且同作戰雙方兵士攜手友愛、團結被壓迫者反對壓迫者的口號結合起來的時候，它就同和平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了。採取日益廣泛而大膽的形式的爭取和平的革命鬥爭，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最可靠的手段。
戰爭，法西斯主義和武裝無產階級
61、戰爭要求“國內和平”。在當前的情況下，資產階級只能用法西斯主義來贏得國內和平。因此，法西斯主義已經成為戰爭的主要政治因素。反對戰爭的鬥爭要以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為先決條件。要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不能勝利地擊退法西斯主義，那末反戰鬥爭的各種各樣的綱領（“失敗主義”，“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等等）就要變成空洞的東西。
要求資產階級的國家解除法西斯匪幫武裝，正如斯大林分子作的那樣，是走得過社會民主主義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正是威爾斯和奧托·鮑爾“要求”這個國家解除納粹的武裝，確保國內的和平。的確，當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民主”政府是能夠解除個別法西斯集團的武裝的。但這僅僅是為了更加兇殘地解除工人們的武裝和防止他們進行武裝。昨天才“被解除武裝”的法西斯分子，到了第二天，資產階級國家就會讓他們加倍地武裝起來，並以加倍的力量把武器對準手無寸鐵的無產階級。向國家，也就是向資本家要求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裝，意味著散佈最惡劣的民主幻想，意味著麻痺無產階級的警惕性，意味著腐蝕無產階級的意志。
62、從武裝法西斯匪幫的事實出發，正確的革命政策，在於建立自衛的工人武裝隊伍，在於不知疲倦地號召工人武裝起來。這就是目前整個整治形勢的重心。社會民主黨人，哪怕是最左的人物，即那些喜歡重複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一般詞句的人們，不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談武裝工人的問題，便是公開地宣告這種任務是“妄想的”， “冒險的”，“浪漫主義的”，等等。他們不但不（！）武裝工人，反而在兵士中間推行他們事實上不實行而且也不能實行的種種宣傳。機會主義者之所以需要談談軍隊工作，完全是為了要湮沒武裝工人的問題。
63、爭取軍隊的鬥爭無可爭辯地是奪取政權的鬥爭的最大的一部分。在兵士中間進行堅持不懈和自我犧牲的工作，是每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義務。在黨的總政策正確的條件下，特別是在青年當中，執行這個工作是能有成功的把握的。黨的土地綱領以及有關過渡時期各種要求的一般制度既觸及小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又為他們開闢了得救的前途，有擁有大量農業人口的國家裡，這對於軍隊工作的成功，具有極重大的意義。
64、可是如果以為單單靠宣傳就能把整個軍隊爭取到無產階級方面來，從而一般地可以使革命成為不必要的，那就是幼稚的想法了。軍隊是異己的軍隊，軍隊是異己分子是被紀律的鐵箍束縛起來的。宣傳工作能夠在軍隊中創立革命的細胞並能在最進步的兵士當中培養同情的態度。宣傳和鼓動只能做到這一點。倚靠軍隊以其主動性來保衛工人組織免於法西斯主義，甚至保證把政權轉移到無產階級手中，這是用甜蜜的幻想來代替歷史的嚴酷的教訓。在革命的時代，只有無產階級本身在行動中向軍隊表示甘願和能夠為取得政權而戰鬥到最後一滴血，軍隊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部分才能轉到無產階級這一邊來。這種鬥爭必須以武裝無產階級為先決條件。
65、資產階級的任務是防止無產階級爭取軍隊。法西斯主義用武裝支隊來解決這個任務時，並不是沒有成功的。無產階級當前迫切的緊急任務，不是奪取政權，而是保衛無產階級的組織不受法西斯匪幫（在他們背後的一定距離有著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攻。誰要是肯定工人沒有武裝自己的可能性，誰就是拿這個論斷來宣布工人在法西斯主義面前是沒有防禦能力的。如果這樣，那就不必談社會主義了，不必談無產階級革命和反戰鬥爭了。如果是這樣，共產主義綱領就應當收起來，馬克思主義就應當取消了。
66、可能許諾武裝工人的任務的，不是革命者，而是無能為力的和平主義者，明天將會向法西斯主義和戰爭投降的人。正如歷史所證明的，武裝任務本身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假使工人們真正地懂得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那末他們就會獲得武器。向工人們講解政治形勢，不隱瞞，不縮小，驅散一切安定人心的諾言，這是革命黨的首要職責。的確，如果不是用拿兩把刀子對付每一把法西斯分子的刀子，拿兩支手槍對付每一支手槍的辦法，人們怎能保衛自己抵抗死敵呢？別的答案是沒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
67、應當從哪兒獲得武器呢？首先是從法西斯分子那裡。對資產階級警察來說，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裝是一個可恥的口號。對革命的工人來說，解除法西斯分子的武裝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口號。但是法西斯的兵工廠並非唯一的來源。無產階級有著千百萬條自衛的途徑。我們不應該忘記，正是工人們而且也只有他們，才是用自己的雙手來製造各種各樣武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必須清清楚楚地懂得，我們不能規避自衛的任務。一個革命黨必須毅然決然地採取主動，把戰鬥的工人支隊武裝起來。為此，在武裝工人的問題上首先必須清除各種各樣的懷疑主義、猶豫不決和和平主義的議論。
68、工人民兵或自衛隊的口號，只就它是一個武裝民兵問題來講，具有革命的意義，否則，民兵就要變成一場戲劇性的表演，變成一次炫耀，從而成為一種自我陶醉。最初的工人支隊不一定要有榴彈砲，也不必有坦克和飛機。然而在二月六日那天，在巴黎，在一個強大的軍國主義國家，一些用手槍和縛在木棍上的剃刀武裝起業的隊伍，幾乎攻占了巴本皇宮的宮殿，造成政府的垮台。明天，類似的一些隊伍，就能夠搶奪無產階級（原文如此）的報館或工會的總指揮部。無產階級的力量就在於人多勢眾。群眾手裡有了哪怕是最原始的武器，也會創造出奇蹟的。在有利的情況下，這種最原始的武器可以為更優良的武器開闢道路。
69、統一戰線的口號，如果在目前的情況下，不以宣傳和實際運用反法西斯鬥爭的明確辦法來補充的話，就要蛻化成為中派主義的詞句。在創立地方的保衛委員會方面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統一戰線。保衛委員會所以需要，是為了建立和團結工人民兵隊。這些支隊一開始就必須搜羅武器。自衛隊只是武裝無產階級事業中的一個階段。一般地說來，革命是沒有別的道路的。
反對戰爭的革命政策
70、成功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訓練黨的干部，使他們正確地理解帝國主義戰爭的一切條件，正確地理解伴隨著帝國主義戰爭而發生的一切政治上的變動。在這個萬分火急的問題上，還只是搬弄一般的詞句和抽象的口號的黨，是真正可悲的！血腥的事件將會壓到它的頭上來，把它壓碎的。
需要成立一些專門小組，研究研究1914—1918年戰爭的政治經驗（帝國主義者對戰爭的思想意識方面的準備；軍事總指揮部如何通過愛國主義的報刊來迷惑輿論；反對提綱的防禦進攻的作用；無產階級陣營內的各個集團；馬克思主義分子的孤立，等等）。
71、對於一個革命黨說來，宣戰的時機是特別重要的。資產階級的和社會愛國主義的報刊，同無線電廣播及電影配合一起，向勞動群眾大量灌輸沙文主義的毒素。甚至最富於革命性和久經鍛煉的黨，也不能是全體黨員都抵抗得住這種毒素的。目前關於各個布爾什維克黨的徹頭徹尾捏造的歷史，對於先進工人進行有現實意義的考驗的準備毫無作用，而是拿一種杜撰的理想形式哄騙先進工人陷入消極的無能為力的狀態。
對於沙皇俄國，本來無論怎樣想入非非也不能把它看作是一個民主國家或者是文明國家，也不是屬於實行自衛的一方，但是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黨團和孟什維克黨團一起卻不顧這個事實，在一開始就發表了一個充滿粉紅色的和平主義的國際主義的社會愛國主義宣言。布爾什維克黨團不久之後採取了更富於革命性的立場，但在審訊該黨團時，除穆拉諾夫外，所有被控訴的代表和他們的理論指導加米涅夫，都毅然決然地離開了列寧的失敗主義理論。在開始時，黨的地下工作幾乎斷送了。革命的小冊子是逐步地開始印行的。它們把工人們團結在國際主義的旗幟下，然而沒有提出失敗主義的口號。
戰爭的頭兩年，大大地傷害了群眾的愛國主義情緒並且使黨向左轉。但是，把俄國轉變成一個“民主國家”的二月革命，引起了“革命的”愛國主義的新的強大浪潮。布爾什維克黨的絕大多數的領導者，甚至在那時也沒有經得起這個浪潮。 1917年3月，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向黨的中央機關發出一個社會愛國主義的批示。在這個基礎上，發生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各組織的和解，在多數城市裡，發生了直接的合併。為了開展黨的國際主義戰線，需要最堅決的革命者，主要是彼得格勒各先進地區的革命者的抗議；需要列寧回到俄國，同社會愛國主義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最優秀、最富於革命性和經久鍛煉的黨的情況，就是如此。
72、對於先進的工人說來，研究布爾什維主義的歷史經驗，具有無可估量的教育意義：這種研究向他們指出他們不得不經受資產階級輿論的巨大壓力，同時教導他們，儘管在戰爭開始時完全孤立也決不要失望，不要把武器收藏起來，不要灰心喪氣。
需要同樣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是其他國家無產階級內部的政治陣容，不管這些國家是已經參戰還是保持中立。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在德國的經驗，具有特別的意義，那裡發生的事件儘管在進程方面與俄國不同，但歸根結底，都得出相同的結論：必須學會逆水游泳。
73、必須密切注意目前正在醞釀的當炮灰的愛國主義的準備活動：以推卸責任為目的的外交上的搪塞支吾；公開和隱蔽的社會愛國主義者為給自己準備一條由和平主義到軍國主義的橋樑而提出的叛變性的公式；“共產黨”領導人空空洞洞的口號，這些人在戰爭的第一天就驚惶失措，正好像德國的“領袖們”在議會縱火的當天夜裡所表現的那樣。
74、必須仔細收集政府官員和反對派發表的論文和講話中最能說明特徵的材料，拿它們來同上次戰爭的經驗進行比較；預測愚弄人民的進一步工作將採取什麼樣的方向；然後以一系列的事實來證實這些預言；教導無產階級在事變中善於獨立決定自己的方針，而不至於措手不及。
75、反對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大力鼓動工作，不應從抽象的公式出發，而應從打動群眾心弦的具體事實出發。不僅需要苦心孤詣地揭露公開的軍事預算，而且需要揭露軍國主義的一切偽裝形式，抗議戰爭的佈署、軍事的設備和定貨，等等。
工人們經過優良的訓練，必須在無產階級所有一切的組織中以及勞工報刊上提出關於戰爭的危害性和關於反戰鬥爭的問題，要求領導人清楚而確切地回答這個問題：怎麼辦？
76、為了贏得青年的信心，不僅需要向首先腐敗的社會民主主義和第三國際的令人沉悶的官僚主義宣布戰鬥到底，而且需要真正地創立一個以年青一代的批評精神和革命主動性為基礎的國際組織。
必須喚起勞動青年來反對資產階級國家軍事化的各種各樣的形式。與此同時，為了革命的利益必須把勞動青年動員起來，實行軍事化（組織反法西斯主義的保衛委員會、紅色戰鬥支隊、工人民兵、爭取武裝無產階級的鬥爭）。
77、為了在工會和在其他工人階級群眾組織中佔領革命陣地，必須同官僚主義的極端作風毫不留情地斷絕關係，在有工人的地方爭取他們，領導他們從局部性的任務前進到全局性的任務，從防禦轉入進攻，從愛國主義的偏見進到推翻資產階級國家。
既然大多數國家的工會官僚機構的上層實質上是資本家警察的非正式的組成部分，那末，一個革命者就必須知道如何同它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要把合法的活動同非法的活動結合起來，要把戰鬥的勇氣同謹慎的謀略結合起來。
只有採用這些互相結合的辦法，我們才能順利地把工人階級，首先是青年，團結到革命的旗幟下來，才能打開通向資本主義兵營的道路，才能喚起一切被壓迫者。
78、只有女工和農村婦女也參加反對戰爭的鬥爭，這個鬥爭才能成為真正廣泛的群眾性的鬥爭。社會民主黨人的資產階級的蛻化以及第三國際的官僚主義的變質，向無產階級中受壓迫最深、權利被剝奪得最多的階層，也就是說，首先是勞動婦女，發出了最沉重的打擊。要喚醒她們，要贏得她們的信心，要向她們指出真正的道路，意味著要把社會中受蹂躪最厲害的一部分人們的革命熱情調動起來，以便反對帝國主義。
婦女中間進行的反對軍國主義的工作，尤其要力求保證做到以革命的女工來代替被動員起來的男工，因為在戰爭的情況下，黨和工會的一大部分工作都不可避免地要轉交女工接辦。
79、萬一無產階級感到自己無力用革命（這是防止戰爭的唯一的手段）的手段來防止戰爭，那末，工人就要同全體人民一起，被迫參軍和參戰。拒絕服兵役的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口號、消極抵抗、開小差和怠工等，都是同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根本矛盾的。但是正像工廠中的先進工人感覺到自己是資本的奴隸而隨時準備解放一樣，資本家軍隊中的先進工人也應感覺到自己是帝國主義的奴隸。今天他是被迫出賣自己的精力甚或生命，但決不肯拋棄自己怕革命意識。他要繼續作一個戰士，要學會如何使用武器甚至在戰壕里都要解說戰爭的階級意義，要把有不滿情緒的人團結到自己的周圍，要把他們組織起來，要傳達黨的主張和口號，要密切地註意群眾情緒的變化、愛國主義浪潮的低沉、義憤的增長，並要在危急關頭勸導兵士援助工人。
第四國際和戰爭
80、反對戰爭的鬥爭，是以鬥爭的革命工具——黨為先決條件的。現在既沒有一國規模的黨，也沒有國際規模的黨。必須以過去的全部經驗（包括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經驗在內）為基礎，建立一個革命黨。拒絕為建立新的國際而進行公開的和直接的鬥爭，意味著對兩個現在的國際的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支持；在這兩個國際中，一個將要積極地支持戰爭，而另一個則只能瓦解和削弱無產階級先鋒隊。
81、當然，繼續留在所謂共產黨的隊伍中的踏實的革命工人，為數還不算少。他們繼續支持第三國際，在許多場合下，只能解釋為他們的革命熱誠被引錯了方向。能把他們吸引到新國際的旗幟下來的，不是這樣或那樣的讓步，不是適應他們的偏見，而是對斯大林主義（即官僚的中派主義）的有害的國際作用進行系統的揭露。因此，必須特別明確而果斷地提出戰爭的問題。
82、同時，必須密切地註意改良主義陣營中的內部鬥爭，把向革命方面發展的左翼社會主義派別及時地吸引到反對戰爭的鬥爭中來。衡量一個組織的各種傾向的最好的尺度，是它在實踐中、在行動中對待保衛祖國、對待殖民地的態度，特別是在本國資產階級擁有自己的殖民地奴隸的情況下的態度。只有在“保衛祖國”的最緊急的問題上同官方的輿論完全而真正的決裂，才意味著從資產階級觀點向無產階級觀點的轉變，或者至少是轉變的開始。在同這一類型的左派組織接觸的時候，應當對他們的政策中的一切猶豫不決的表現進行友好的批評，並在有關戰爭的一切理論與實際問題上共同研討。
83、在工人階級運動中，有不少政治家，至少在口頭上承認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失敗，但他們同時認為開始建立一個新國際“這還不是時候”。這種觀點不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而是幻想破滅的斯大林主義者或悲觀失望的改良主義者的觀點。革命鬥爭是不容間斷的。在今天革命鬥爭的條件可能是不利的；但是，不善於逆水游泳的革命者，不算是一個革命者。認為建立新國際是“不合時宜的”這種說法，就同宣布階級鬥爭，特別是反對戰爭的鬥爭是不合時宜的一樣。在現時代，無產階級的政策不得不把國際任務提到自己的面前來。國際任務不得不要求國際幹部緊密地團結起來。除非向帝國主義投降，否則這項工作是連一天也不能拖延的。
84、當然，誰也無法預言戰爭爆發的確切時間，也無法預言在戰爭的什麼階段會建立新的政黨和第四國際。我們必須竭力使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準備工作走在新戰爭的準備工作的前頭。然而很可能帝國主義也在這個時期趕上了革命。但是連這條預示著有重大犧牲和災難的道路，也決不能使我們擺脫立即建立新國際的義務。我們的準備工作越向前開展，在戰爭開始的時候，革命幹部越是堅定不移，他們在參戰國中的工作進行得越是系統化，他們的工作越是紮紮實實地建立在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和組織原則的基礎上，那末，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就會進行得越快。
85、帝國主義戰爭一開始打第一炮，就會粉碎第二國際腐朽的脊背，就會瓦解第二國際的各國支部。戰爭將會徹底暴露第三國際的空虛和無力。但是到了那時，帝國主義戰爭也不會饒恕優柔寡斷的中派主義集團的，儘管這些中派主義集團規避有關共產國際的問題，一味的追求民族基礎，不使任何問題得到一定結論，同時缺乏長遠的計劃，暫時地依靠工人階級的騷擾和混亂過日子。
即使在新戰爭開始時，真正的革命者還是一個小小的少數，我們也絲毫不懷疑，在這個時候，群眾轉向革命道路，會比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期間來得更快，更果斷，更堅決。一次新的起義浪潮將能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獲得勝利，而且必然要獲得勝利。
在我們的時代，只有以國際原則為基礎並加入無產階級世界黨的隊伍中的組織，才能在本國的土壤中紮下根，這一點是不容爭辯的。今天，反對戰爭的鬥爭就意味著爭取建立第四國際的鬥爭！
新中國發展與我們的任務1977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index.html
新中國的發展與我們的任務
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1977年4月10－11日）
革命的成果，其發展及其領導
經濟的發展
勞動階級的狀況
青年及文教政策
民族自決與國家統一
外交政策
軍隊與民兵
社會矛盾與官僚階層
我們的任務和主張
（一）革命的成果，其演變及其領導
1.1949年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反動的資產階級國民黨獨裁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土地改革、民族獨立，同時基本上完成了國家統一。革命繼續按照不斷革命的邏輯向深的方面發展，衝破了階段論領導者的理論政策底限制，進行解決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帝國主義勢力完全被趕出了中國大陸。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作為完整的舊剝削壓迫階級來說，已逐漸被消滅了；雖然資產階級的個別分子仍然殘存著，但已不能再不勞而獲地過著寄生生活。初期的雙重政權局面，不久已變成單一的政權。一個工人國家（但是官僚主義地變態的）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土上建立起來了。生產力從私有制度束縛下之獲得解放，嶄新生產關係之建立，提供了經濟上飛躍進步的巨大可能性。
這次革命的偉大結果，是俄國十月革命後世界革命一次極重大的勝利，在國際平面上相當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基本對立的社會陣營間的力量關係，對以後的世界革命運動，產生深遠的影響，起巨大的推動作用。
2.可是，上述革命成果並非順利地取得的；革命的發展過程是被扭曲的。革命發展之所以自始就走著被扭曲的道路，其基因不是由於客觀上的困難，而主要是由於革命陣營內主觀力量方面的缺點；就是說，主要由於第三次革命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動搖、錯誤的政策所引致。
3.革命動力的興起，最初溯源自抗日戰爭。日帝的侵略，激發了全國性的廣大的群眾運動。這一形勢使中共獲得機會，重新干預歷史事變。可是，中共領導沒有接受第二次革命期間階級合作政策失敗的教訓，在抗戰中群眾運動興起的初期，重新採取機會主義政策，自動取消「紅軍」和「蘇維埃」名義，放棄土地革命，聲明服從三民主義，要求與國民黨重新「合作」，在「擁護蔣委員長」的領導下參加抗日戰爭。
抗戰時期，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表現得最突出的，是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這一理論把孟什維克和斯大林的「革命階段論」推演到極端，幻想可以通過「統一戰線」與國民黨及一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黨派合作，成立「聯合政府」，領導進行抗戰和社會改革。這種機會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底實質作用，是幫助國民黨抑制工農改善生活、要求民主權利與獨立武裝參加抗戰的鬥爭，這就大大地妨礙了群眾的革命行動，並引致中共本身陷入重大的危機中。在整個抗戰過程中，群眾的武裝力量，被日帝、國民黨、地主、漢奸、土匪的軍隊所包圍，遭遇重重的打擊，隨時有被消滅的危險。
可是，儘管中共領導層沒有接受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基本教訓，這教訓卻活在頑強地投入鬥爭的群眾底心坎裡，在運動底洪流中，許多實際參與戰鬥的幹部和群眾，表面上雖仍接受領導層的政策，但在實踐中則加以不同的運用。歷史事實顯示，在危險關頭，在群眾的壓力之下，中共底領導層終於被迫作了改變：它狡猾地在運動內部一方面大力鎮壓反對者，另方面卻部份地採納了這些變易，把它揉合於其路線之中，作為黨對黨員及幹部關於路線實踐的解釋和指導，但在對外的政策聲明中，則其政策底面貌一直保持原狀。
正是由於這樣的改變，中共避免了覆亡的危險，且進一步使其軍隊、黨員能與群眾相結合，在日帝力量逐漸削弱與人民不斷投入戰鬥這一消長的過程中，人民的武裝力量壯大了隊伍，並且在日帝投降時發展到新的高峰。
4.抗戰結束後，當勞動群眾興起，學生群眾要求民主、反對國民黨軍事獨裁的運動遍及全國的時候，中共不但沒有乘著這個最有利的時機，提出革命政綱，發動群眾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反而卑躬屈節地向國民黨要求和平談判，希望建立「聯合政府」來「建設新中國」，以致讓蔣介石獲得了時間，準備了和發動了對中共的全面性進攻（1946-47）。直到這種進攻威脅到中共的存在時，它才迫不得已起而抵抗和反攻（1947-49），發出「把內戰進行到底」的口號。這時，它一方面不得不在其統治區域內進行部分土改，以此穩定自己的基地，另方面仍不號召國民黨區的群眾起來為掙脫枷鎖而鬥爭；它只號召工人群眾進行「護廠運動」，號召群眾靜待解放，而單靠農民軍隊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由於中國農村階級鬥爭的激烈，農民運動的高漲；由於長期戰爭破壞造成經濟的殘破，群眾的痛苦和對國民黨統治的憤恨；由於資產階級的分崩離析和國民黨政權的極端腐敗無能；更由於帝國主義體系陷入空前危機中，美帝在戰後所遭遇的重重困難，迫使它不能直接動用軍事力量支持蔣介石，因而在中共的反攻下，國民黨軍隊全面瓦解，使中共利用了極有利的局勢，奪得了政權。
5.中共在取得勝利後，它的政治經濟措施仍然依循著機會主義，即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方向進行。它和資產階級派系及小資產階級集團（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工農黨等），經由「政治協商會議」製訂「共同綱領」，公開宣佈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拖延土地改革，並公然聲明保護帝國主義在華財產，這一切機會主義的措施，一方面是依照著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所規定的路線，另方面是仿傚著斯大林在東歐各國初期所實行的階級合作政策。
1950年，美帝國主義侵朝戰爭爆發後，客觀局勢迫使中共不得不修改它的新民主主義的機會主義政策，正如斯大林在美帝冷戰威脅下，逐步修改了他在東歐各國的階級合作政策一樣，在美帝的極端嚴重的威脅下，中共為了自保，迫不得已起而援助北朝鮮的抗戰，並沒收美帝在華的財產；同時，為了獲得農民的支持，不得不實施土改（但不宣佈土地國有和禁止土地買賣，而且聲明保護地主富農的工商業財產）。由於資產階級乘著美帝侵朝的機會加緊破壞國家經濟（所謂五毒），中共又不得不發動「五反運動」，以回擊資產階級的反攻。隨後，為了發展工業，中共於1953年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實行了對外貿易壟斷。
由於資產階級對計劃經濟的怠工破壞，中共於1956年將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以此逐步地沒收了資產階級的財產，收歸國有，替社會主義的建設奠定了基礎。這和斯大林在「馬歇爾計劃」恢復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準備進攻東歐的威脅下，改而排除資產階級代表於政權之外，並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為國有，踏上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是同樣的發展。
6.總觀上述中共踏上政權後所施行的政策的演化，由實施土地改革、爭得民族獨立，走到沒收資產階級財產歸國有，這在客觀上是符合不斷革命的基本方向的。但這並非表示中共已自覺地懂得和運用不斷革命的理論，瞭解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教訓，而是在不可抗拒的客觀事變壓力下，中共為了生存，被迫地、經驗主義地、迀迥曲折地前進的。正因此，中共把革命的進程扭曲得奇形怪狀，令人難於認識。在中共踏上改權後，又把斯大林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及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的路線，運用於中國，發揮為「一國建設共產主義」。這就從根截斷了中國革命向國際平面不斷發展的道路，形成了危險的局勢。因為「一國社會主義」與「和平共處」的路線，不僅放棄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戰略，而且促進了各個工人國家的官僚的民族保守主義的生長和對立，導致蘇中兩國官僚間的不可調和的衝突。
7.中共的演變過程，是曲折和矛盾的：
在俄國十月革命的感召之下，它最初作為一個接受馬列主義的黨而建立起來，並很快就獲得廣大工農群眾的擁護，成為中國第二次革命的領導力量。可是，由於它接受了斯大林的錯誤政策，導致革命失敗，同時使它本身遭受到致命的打擊。在革命失敗後，它並沒有好好地汲取過去的經驗教訓，相反，卻屈服於克里姆林宮的壓力之下，把黨內反斯大林主義的革命份子全部開除，並把原來的布爾什維克黨制改變為斯大林式的官僚主義黨制，而這就引致了它的墮落。自遵義會議時起以迄現在，由於厲行官僚黨制，徹底革命的思想和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原則，從來不能在它內部立足生長。
第二次革命失敗後，中共把主力撤離城市，脫離無產階級群眾，因而一度成為一個以農民為主要基礎的小資產階級黨。它的領導層希圖以農民運動和其他運動取代無產階級運動，取代明確的階級革命鬥爭。它起先的「農民蘇維埃」路線固然反映出它的領導層充滿了小資產階級幻想，而後來它之倡行改良主義路線，則更清楚暴露它的領導層的小資產階級特質。因此，在這一時期中，無論就其政治路線或黨員成份來說，它都是徒具工人黨名義，而不具備作為一個工人黨的實質的。
其後，在抗戰和內戰的過程中，由於它吸收了廣大的群眾（包括從城市轉到戰區的工人群眾）；同時，由於廣大革命群眾底壓力，由於它擁有軍隊和社會權力，因而不但不能與資產級分享政權（雖然它的言論和政策表明它常希望如此），倒反必須在鬥爭中同蔣介石政權拚個你死我活──總括來說，由於階級鬥爭形勢的迫使，它終於進行推翻地主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使它重新發展成為領導革命的群眾黨。在進入城市並取得全國政權之後，一方面它的工人黨員比重增加了，城市無產階級對它的壓力增大了；另方面，國內外資產階級對它的不妥協態度也迫使它不得不採取反資本主義的路線，反映了無產階級的歷史利益，因而使它恢復了工人政黨的性質。但這種演變並沒有改變它的斯大林主義本質。相反，事實表明，在執政之後，它的領導層自覺地在黨內和在社會上培植起一個特權官僚階層，自覺地製訂種種維護官僚層利益的政策，以官僚專政代替無產階級專政──而這些都恰恰是斯大林主義的「精髓」。實際上，自官僚層強化以來，中共已墮落成為官僚層的統治工具，就是說，它已從革命的領導者地位改變成為革命的對象。
8.從政權方面說，中共完全繼承了斯大林的衣鉢；特別仿效了他在東歐的做法，始則同部份資產階級合作，建立「聯合政府」；繼而為勢所迫，把某些資產階級份子排出政府，以後，即把政權轉變為邦拿栢主義的官僚獨裁，高踞在人民頭上，完全剝奪了工農的民主權利，任意壓迫和剝削工農群眾，以期永久保衞官僚層的特權和享受。這就在上層的政治結構和下層的經濟基礎之間，造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同時使中國這個工人國家變成官僚主義的變態工人國家。
9.壓在這個經濟基礎上的官僚獨裁，對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一塊最沉重的絆腳石。它任意製訂經濟計劃，使得各個經濟部門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失去了均衡，大大地障礙了生產力的和諧發展。另方面，為了加速以至超額完成經濟計劃的指標，官僚們把不可負擔的緊張勞動強加在工農群眾身上，同時又盡量壓低工農生活的水準。最後為了壓服工農群眾和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的不滿和反抗，只有把專政的繩索日益拉緊，這便在上層官僚和下層群眾之間造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和鬥爭。這種情況反映到上層官僚中，便爆發了各派系的不斷傾軋和無窮盡的整肅。這一切綜合起來，便構成了中共20多年來統治中國的一幅充滿矛盾鬥爭的圖畫。
10.要想徹底解決上敍的矛盾，只有工農群眾和革命的知識分子，進行政治革命，摧毀官僚獨裁的上層政治結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創建符合於此種基礎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政制，依照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基本利益，重新製訂對內對外的政策，中國才有可能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斷地前進。
（二）經濟的發展
11.革命的社會變革，使生產力得以向前大步發展。在農業方面，土地革命極有效地啟發了農民的生產熱忱。數以億計的人民投身水利建設和墾荒工作，建立了頗為完善的灌溉系統，同時又增闢了許多的耕地；因此，新中國只在頭三年內，便治好了長期戰爭破壞對農村所造成的創傷；其後，穀物和其他農作物品種及農具的不斷改良、積肥和消除蟲害工作的普遍開展等等，又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效率。二十多年以來，中國的農業經濟，儘管在生產方法上，與現代農業相比，基本上仍未能擺脫其落後性，但卻能戰勝許多自然災害，獲致了很大的成果。另方面，少數單位之採用現代農業機械和化肥，並因而獲致重大成就，則在實驗上證明了農業機械化的可能性和必需性。
在工業方面，工業的生產和建設，是在生產力低下的基礎上，在帝國主義的嚴密封鎖下，部份依賴於克里姆林宮官僚的所謂「援助」（實際上是通過不等價交換而進行對新中國的掠奪），極其艱苦地進行的。其後，克宮官僚之背信棄義地撤消了它的一切「援助」，使許多基本建設陷於停頓或癱瘓。儘管如此，廿多年以來，工業的生產總值較之解放前已提高了許多倍；基本建設方面的進展很快，一系列新興部門出現了，一些資源被開發了，其中特別重要而有輝煌成就的是石油資源的開發。
所有這些有關工商業進展的判斷，由於欠缺正確可靠的統計資料，因此是一種粗略的估計；但我們深信，這估計是可以描劃出進展的一般面貌的。
總括來說，整個國家經濟目前所獲成就，相對於革命前的情況來說，是十分顯著的；但相對於社會的實際需要，相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中最高發展速度及其已達到的生產力水平，尤其是相對於革命所帶來的許多優越條件來說，則新中國的進展仍顯得緩慢而不足夠；特別是，當估量到廿多年來人口的大量增殖時，國民的平均生產量就顯得沒有多大進展，整個國家仍然處於經濟落後，人民貧困的境況之中。
12.既然革命已解除了生產力的舊有束縛，那末，是什麼因素障礙著中國經濟的飛躍發展呢？在探討上述問題時，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不會漠視中國目前所面對的客觀困難。可是，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障礙主要來自中共的路綫政策底缺點錯誤。
在建國初期，中共囿於毛澤東底「新民主主義」理論圖式，要在「相當的長」時間內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使包括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內的「各種社會經濟成份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在這種機會主義路綫很快遭到破產以後，中共不得不改變政策，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它初期仍想實行公私合營這種半吊子的政策，後來終於收歸國營時，仍要採取贖賣政策，以每年給付定息的形式，賠償資本家以相當於其生產資料總值的款項。這一連串對資本家妥協讓步的政策，根本違反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實行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在奪取政權後著手無賠償地沒收資產階級生產資料的主張，因而使新中國經濟發展遭受不必要的阻延，並使國家徒然損失了巨額的贖賣金。
13.中共1955年秋提出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不到一年即把全國九成多農戶，從初級社變成「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1958年更在幾個月內使全國農戶幾乎全部公社化，把他們的一切牲畜家禽菓樹宅旁地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全歸公社所有。這種只靠主觀命令行政手段哄起「運動高潮」造成思想壓力強迫參加的做法，既不顧當時的低下生產力水平和貧乏物質條件，又完全違反了農民自願的原則，結果只能大大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導致以後幾年農業的減產。後來政策雖然稍有放寬，但基本路線仍無改變，因而農業生產發展長期以來仍然很慢。
14.1953年開始的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完全追隨斯大林的優先發展重工業政策，把國家資金的很大部份投在重工業建設方面。1958年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把這個政策推到最狂熱的地步：煉鋼成為「重點中的重點」，一切部門都要「讓路給鋼鐵元帥先行」，以此打亂了一切經濟計劃和其他經濟部門的正常發展。由於把許多勞動力從原來部門抽走而為煉鋼苦戰，影響了農業、日用品輕工業、副業等生產，造成各部門間嚴重的比例失調和減產，並使全國因煉鋼而損失了二十億元。
15. 1958年的大躍進，提出要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幹勁工作；要十年趕上英國；大放衞星田上天，畝產十幾萬斤；謊報糧棉產量在1958年增加了一倍，等等。這種浮誇謊報風氣盛極一時，迫使人民及下級幹部只追求數量而不顧質量，以謊報數字去幫助完成任務；因而使公眾後來對中國政府發表的數字失去信心。大躍進所表現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完全是遠離實際的極端盲目冒進，對生產造成有害無益的影響。
16. 「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表明國家要求勞動群眾以最高勞動強度的苦戰去進行生產，同時過著最節省的生活，亦即是國家要盡量多取自人民，盡量少給予人民，這就是把工農群眾的當前的利益，同國家的長遠的利益對立起來，以犧牲前者去追求後者，（這同時也是追求官僚層的利益）。在目前階段，這樣的總路線是一般群眾所無法信服地接受，真誠地推行的。
17.中共推行上述三面紅旗的結果，便主要地造成以後3年的嚴重經濟困難，糧食及日用物資更嚴重的缺乏，人民生活的極端困苦。中共事後企圖把責任推諉於特大的自然災害和蘇聯官僚層的停止援助；但這些顯然都是次要的原因。由於當時已有十年的水利灌溉建設，縱使有極大災害也能減少損失；同時，它們又與中共的「人是最重要因素」，「人定勝天」等說法相矛盾。至於蘇聯之停止援助，撤走專家，主要是對基本建設發生了影響。後來中共某些高級領導人指出是由於「七分人事，三分天災」，就比較真實地揭穿了官方的遁詞。
為了消除高擧三面紅旗所造成的惡果，以劉少奇為首的部份中共領導層，被迫採取了較緩和的政策，矯正了過份偏重發展重工業等錯誤政策，使經濟逐步恢復並向上昇，人民生活漸獲某種改善。但以毛澤東為首的一翼，並不滿意這種較溫和的政策，且不甘居第二線，因而向當權派造反奪權，企圖東山再起，伺機重新推行冒進的路線，由此引發了「文化大革命」。但奪權鬥爭的結果，更大大地影響了廠礦交通和農業各方面的正常生產，使經濟又停滯甚至倒退了幾年。
18.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理論及主張，根據蘇聯、其他工人國家及中國的經驗教訓，在中國今天所應採取的政策應該是：
在農業方面，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國家，絕不能用強迫壓力去剝奪貧下中農；國家應該盡力供給農民以農機農具化肥農藥等等，以迅速提高農業生產率；應該盡量供應農民以廉價的日用工業品，因而比較等價地換取農產品，減少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鞏固工農之間的團結；同時，農村物質生活因而得以大大改善，穩定地提高農民的生產幹勁。國家應該設立示範性的國營農場或農業公社，以便在工作上取得巨大成績，表現出其優越性，用事實啟導農民，同時進行思想教育，提高他們的社會主義覺悟，使他們能自覺自願地走集體化的道路。這些都需要很長的時間，及耐心的工作，才能逐漸做到。在國家對農民的稅收問題上，必須特別慎重地訂定一個適當的比率，既不能抽取過多，以免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不能抽取過少，以致妨礙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積累。
在工業方面，重工業和輕工業兩者都應同樣重視，同樣大力地去促進它們的平衡發展，而不應特別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免妨礙輕工業的應有發展。重工業的迅速發展，固然可提供更多的輕工業及農業等所需要的機器，但全國勞動人民現階段對輕工業產品的需要更是異常迫切，輕工業所產生的效果更快而顯著，資金積累更易而且多，輕工業發展越快，就越快地滿足勞動人民底物質需要，鼓舞他們底生產熱情。同時，也越快地積累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充份有效地運用重工業所製成的生產資料。
在生產方面，必須真正讓工人農民直接監督管理，讓生產者按照實際條件訂定生產計劃和指標。在直接參與之下，勞動群眾必定以積極的負責的態度，實事求是地訂出最高限度的指標，並努力去加以實現。如果不是靠生產者，而只憑領導幹部的主觀願望，層層加碼地由上頒下無法完成的計劃和指標，結果只會挫傷群眾的積極性（例如群眾認為反正無法完成，便不加緊努力），同時也造成許多浮誇謊報、弄虛作假，只追求數字，不顧產品質量，產生大量廢品次貨，以及其他浪費國家資財等現象。
在決定國家制度和國家的管理方面，每一個勞動群眾都應有平等的權利，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正如列寧所指出的：「人民的多數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權的少數人的特殊機構（特權官吏，常備軍長官），自己來直接進行這些工作，而國家政權職能的行使愈是民主化，這個國家政權就愈不需要了。」這就是說，國家機關應該而且必然日趨消亡，決不是像斯大林和中共所強調那樣的日益加強。這樣，所有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自發發展，就一定會受到工農群眾所遏止，即使有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產生出來，也一定會被群眾所揭發消滅；任何貪污腐化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都一定會被群眾所肅清。因為，所有這些都逃不過廣大群眾的眼睛，決不會為他們所容忍，也只有他們才有足夠力量加以遏止消滅，有效地捍衞國有財產制，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邁向社會主義的目標。
在積累和分配方面，國家應該採取兩者廉顧的適當比例，既要考慮公共積累的需要，也要照顧勞動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適當提高。為了充分發揮勞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這種提高是非常必需的，即使因此暫時減慢了積累的速度，但由於群眾積極性的高漲而造成的生產高潮，必然很快帶來更多的積累。反之，如果只顧目前大量抽取積累，因而影響勞動群眾的生活和工作情緒，造成生產發展遲緩，實際上必會使以後的積累減少。這表明勞動群眾的當前利益，同國家的長遠利益絕不是相對立，而是相一致的。
（三）勞動階級的狀況
19.在中國，正如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一樣，一向都實行盡量多積累而少分配的政策，因而使一般群眾的生活，長期處於物質貧乏的困苦狀態。他們雖然已相對地解除了舊社會那種失業和飢餓的威脅，一般都可以維持一種最起碼的生活，同解放前相比已改善了許多；但廿多年來，生活水平仍未見有顯著的提高。
根據官方的數字：「1958年農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均每人合85元左右」。大多數的窮隊比這個平均數字更低。這個數字包括糧食分配折合現金計算在內，每人每月平均只有7元，扣除生活資料之後，所得到的現金非常少，自然很難買到多少昂貴的工業日用品。國家對數量不足的工業日用品所定的價格既非常高，配給農民的東西又十分少（例如每人全年只配購十多尺布，每月幾兩食油和半斤猪肉，諸如此類），迫使農民必須從自由市場以高價購入不足的生活必需品，由此可見一般農民的生活是如何的困苦。十幾年來究竟改善了多少呢？中共及政府完全沒有像50年代那樣公布有關具體情況。但從要求國外親友接濟的來信，從國內來人的口述筆錄，從中國報刊所透露出的片斷資料，都可知道實際上並沒有很大的改善。中共要求人民「勤儉節約」，「細水長流」，「好日子當壞日子過」，都反映它的多留少分政策很少改變。而「生產長一寸，福利長一分」這個口號，也表明勞動者最多只能得到增產部份的一成；甚至中共報刊常有透露，農業增產了，公社社員的收入並沒有增加多少。既然農村社員不能指望從生產隊增加他們的收入、改善他們的貧苦生活，他們對集體生產的熱情便會降低，轉而向家庭副業和自留地去努力，以期能夠稍為滿足生活上的需要。這就是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屢次遭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壓縮或取銷，但仍恢復存在的主要原因。毛澤東及其支持者之發動對小生產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輿論攻勢，其主要企圖只在於限制社員改善生活的要求，再一次迫使他們盡量放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以便全心全力為增加集體積累而苦幹。
儘管中共宣稱在農村實行依靠貧下中農的政策，但廣大貧下中農生活上長期的困苦，卻大大地挫傷了他們過問國家大事的積極性，敗壞了他們對中共的真誠支持。而中共越是限制農民改善生活的要求，一般農民的政治熱情就越低，對中共的不滿就越大，對集體生產「磨洋工」的情況也越難改變，農業生產也越難迅速提高。
20.由於工人階級在社會生產上所處的關鍵性地位，在社會階級鬥爭中所能起的決定性作用，使中共在統治全中國後，不得不（雖然是在口頭上的）承認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承認他們的較高社會地位，給予他們比其他階級較多的經濟利益，以圖爭取他們的支持，減少他們對中共的對抗性。
但這些對改變實際情況並沒有很大幫助。工人階級實際上並沒有當家作主，領導一切的權力；實權仍操在中共的國家領導人及企業幹部手中，工人只是被領導者，沒有享受到真正的民主權利。他們被號召嚮應中共的各種「運動」，但絕大多數工人反應並不熱烈，而只是循例隨大流表態一番，應付了事。他們被號召進行生產技術革新，但許多的革新往往是更加加強他們的勞動強度。隨著工業的發展，產業大軍的隊伍擴大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加強了，他們的政治覺悟是日益提高了，但同時對中共缺點錯誤的認識也提高了。
城市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比一般公社社員的較為好些。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資每月為60元左右，比農村勞動者高出許多倍，即使城市生活費用較高，卻總沒有農民那樣貧困。但長期以來，城市工人的工資並未見有全國性的增加。即使部份工人的工資級別，經過幾年可能有所提高，那僅因為技術及工作效率提高了之故，而並不是同工同級待遇的提高。一般學徒的每月工資仍然是過去的十幾二十元，一級的仍然是30元左右，為數不多的八級老工人，仍然是100元左右。
對於增加工資的要求（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普遍提出的），中共卻斥之為「經濟主義的妖風」，是走資派「經濟掛帥」、「物質刺激的黑貨」，要堅決加以反對。毛澤東指責工人階級一部份也有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情況，「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但以目前這樣有限的工資收入，即使是最高的八級，仍難以令人相信毛的指責是真實的。對於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這兩種勞動報酬之間的過份大的差距，當然應該逐步加以縮小。高級知識份子（如大學教授等）、國家高級技術人員、企業管理人員高於一級工人十倍以上的薪酬，應該加以降低，但普通工人的一級至八級的工資，則不應該加以減少，更加不應使較高的工資降低到較低的水平上，以縮少八級之間的距離；而應該把過低或較低的工資提高。毛這個指示的用意，顯然在於製造思想壓力，以便把普通工人（尤其是其中較高級的）工資加以削減，至少是要阻遏工人增加工資的要求。但對於高級幹部高過一般工人或國家機關低級工作人員達幾十倍的「工資」及其他優厚待遇，他卻完全不予指責，不主張大加減低，這表明以毛為首的領導層，一直是以犧牲群眾利益來維護官僚特權的。
在進入共產主義階段之前的過渡時期，按照勞動分配生活品，仍然是有效而必需遵守的原則。中共雖然口頭上文字上不正面反對馬列主義這個原則，但1958年秋曾一度在實際上違反了它，今天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反對物質刺激及奬金等名義下，又企圖突破它，並且在部份工人中間首先推行義務加班工作，對超時工作不付給報酬，這如果完全出於某些工人的共產主義覺悟，自願不取報酬，當然是值得讚揚的共產主義崇高精神；但如果把這種義務勞動變成一種普遍推行於全國的經常性制度，迫使一般還未具有這種自覺自願的群眾也要長期參加這種「運動」，那就等於增加工作時間而工資不加，不管領導者的主觀意願如何，其實際結果既不會對生產有所幫助，反而會影響工人的健康，增加他們的辛勞和不滿，因而會降低工作的效率。
21.新中國建立後，婦女也從舊的剝削壓迫下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解放；她們的社會地位比較提高了，在法理上算是男女平等了，但實際上，離開完全的解放、真正的平等還有很大的距離。托兒所等的設立，在中共雖是為了增加勞動力及生產，但也解除了她們一部份的家務勞動；且由於勞保的施行，對婦女的生育和生理病假等都有不同的照顧，她們在這些方面的痛苦已比過去減輕不少。但實際上，她們的痛苦仍比男性深一重。她們不但和男性一樣被剝奪了基本民主權利（包括自由戀愛、結婚、共同一起生活等權利），而且被剝奪了自由生育或墮胎的權利，這些原是人民底起碼權利，也是目前中國經濟條件所能負擔及允許的。她們投入生產建設後，由於生理體力上不及男性，中共提出要她們「頂起半邊天」，就意味著要她們比男性更緊張更吃力地工作。她們辛苦勞動後還要料理家務，生育兒女。加上營養不良（這特別在農村是如此），使婦女的健康狀態，一般都比男性為差，並使她們喪失了平等地受教育和工作的權利。
在收入方面，勞動婦女實際上又比男工或男社員更低，有些甚至低很多；這不但因為工作不同，工資或工分也就較少，而且在許多地方，即使同工也不同酬。對婦女的歧視現象，依然在全國範圍內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中共宣稱中國婦女已得到澈底解放，已和男人一樣平等，並且象徵性地提昇某些「先進」積極的婦女負責較高的職位，甚至當上副總理；這些都難以改變中國婦女一般的真實處境和地位。
（四）青年及文教政策
22.實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目的是為了推行總路線，增加農村的勞動力，減少國家大學教育的經費；並把富於反叛性的城市青年，分散到窮鄉僻壤，消解他們對統治層的威脅。中共為此提出的論點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應該逐漸縮小，理論知識和生產實踐應該相結合，知識青年應該參加勞動鍛鍊和學習等等。即使抽象地說來這些會是正確的方向，但也是中共現行的上山下鄉政策所無法達到的，它採用強迫調派的行政手段，配合精神上壓力（比如認為不服調派就是違抗毛澤東思想路線，以取消工作權利及糧食配給等相威脅），迫使廣大青年接受。這就使一般知青普遍產生痛苦，不滿、消極甚至反抗；只有極少數高度自覺的革命青年，才具有忘我地艱苦勞動的決心；同時，只有極少數鑽營權位者，才藉助於工作積極思想進步的表現而得到提昇。中共硬性安插不熟練的勞動力到生產力低而產品不豐的生產隊（特別是地少人多的生產隊），首先只能增加這些隊的社員與插隊青年之間在分配產品方面的緊張。知青由於技術低農具缺，所得工分更少，不夠維持起碼的生活，迫得要城市裡的家庭接濟；在得不到接濟而又忍不住飢餓時，往往被迫「偷食」集體的產品，因而引起不少這類的悲劇性衝突。
很多無法忍受這種痛苦的知青則逃回城市，成為沒有工作和配給證的黑戶和流浪者。他們要靠家人節食和購買自由市場高價食物維持生活，既很困難，又很不滿，對前途展望灰暗。隨著中共這種政策的大力推行，這類青年的人數也越來越多，更增加社會的不安因素。
大量被派到荒山野嶺甚至不毛之地進行開墾的知青，極少從國家獲得應有的物質力量支助，幾乎全憑他們雙手去戰天鬥地，經過極艱苦的一段日子，才得到收獲維持生活。這些白手墾荒者的艱苦經歷，更少談到「向貧下中農學習」的意義。
知識青年所要學習的，首先應該是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而不是向思想上仍屬個體小生產者的農民，向滋生資本主義的土壤的農村。由此證明中共以這樣的學習為理由，不但虛偽，而且是違反它所標榜的階級立場和馬克思主義觀點的。
為了加速國家工業化，更快地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國家今天應該儘快儘多地培養科技人材。為此就不應把幾乎全部中學畢業生送到農村去「一輩子當農民」（即使其中極少數「政治表現好」的青年可能被選拔入大學，但多年的體力勞動己使他們對過去所學的忘記了很多）。上山下鄉青年的隊伍越擴大，則意味高水準的科技大軍隊伍越縮小，因此，如果對知青的現行政策不予澈底改變，則對國家培訓高水準科技人材以加速工業化，定必產生嚴重的惡果。
23.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應當像列寧所說的，「把學校從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變成為摧毀這種統治和完全消滅階級劃分的工具。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工具」。因此需要澈底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變舊的教學方針、方法和內容，需要加強青年的社會主義教育，培養他們的革命人生觀；應該使書本理論知識同生產實踐相給合，廢除不必要的繁複課程，適當地縮短教學的時間。
但中共把學制過份地縮短，而在學的學生又要以三分一或更多的時間去從事生產，這實在就是「把學生當作勞動力來使用」，目的為了增加生產，而不是為了增加他們的文化知識。這對學生知識文化水平的提高是一種嚴重的阻礙。
中共對原有的教師採取激烈而強迫的改造步驟，要農村中小學教師從原來受薪給的公職人員，變為領取工分的社員，實則把他們的待遇降低到普通社員的水平；要教師邊教邊生產勞動，則減少他們備課改卷的時間，加強他們的勞動強度。中共更一般地發動學生鬥爭教師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要派文化水平很低的工農兵代替他們上講台教學，「成為教師隊伍的骨幹」；這些都在學生與教師之間，工農與教師之間，人工地造成不必要的對立和鬥爭，影響了教師的情緒（「教師難當論」就充分反映教師這種怨懣不安），導致教學質量的下降。
24.中共在學生中間提出重紅輕專，甚至走到只要紅不要專，這是在學校中推行政治掛帥（即「突出毛澤東思想」）的極端表現。它更加導引許多學生只求背誦毛語錄，響應中共每個時期的政治運動和號召，而對一般文化和科學知識則予以漠視；加上他們對前景悲觀灰黯（如畢業後定被送到農村去等等），因而在一段時期流行著「讀書無用論」。
「文化大革命」使全國學校生活停頓了幾年，尤其是高等院校，影響更加嚴重。直到1973年，全國才第一次有八萬大學生畢業。這一事實表明中國在一段長時間內，在提高文化水平和培訓高等科技專業人材方面，落後了多少年，損失了多少專材！隨後實行的大學招生辦法，既大大減少了入學人數，又降低了入學的一定文化知識標準，使教與學都因學生程度不同而大感困難。在現時的官僚控制下，實行這種辦法勢必為特權份子及其狂熱的（或偽裝真誠熱烈的）支持者大開高等學校之門，而把真正熱心追求知識學問的一般青年排拒於門外，其有害結果是顯而易見的。
25.在文化學術、文學藝術（包括影劇音樂等）領域，必須深入肅清舊的剝削階級殘餘影響，代之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形態。無產階級需要一種革命的文藝，需要批判地把既存的文化底重要成份灌輸給水平低的群眾。但正如列寧所批判的，它並不「揑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關在與世隔絕的組織中」。對於文化藝術工作者，在他們不反對革命和社會主義這個前提之下，應該容許他們在文化藝術的園地內有自主的完全自由。
但中共在這方面卻實行了完全不同的政策，表現了十足的官僚主義。它命令一切文化藝術工作者必須嚴格限制在中共所劃定的小框框之內工作；一切寫作、影劇、歌曲等都只能歌頌中共、尤其是歌頌毛澤東，而且不能存有任何可能意會為影射諷喻的成份；只能讚美光明面，不能暴露陰暗面；只能描畫紅臉，不能描畫黑臉。在這種絕對控制之下，人民只能看到歌德派的作品，只能看到革命英雄的形象，只能看到進步的成績和大好形勢。也因此，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七八年間只能看到有限幾齣的「革命」樣板戯；幾乎一切舊的電影戯劇以及無數文學作品，僅僅因為不夠高度讚揚一個人及其功績，或者不合某些人的審查尺度，便被蓋上反革命黑貨的標記，不再容許存在。一切自由地創作的氣氛都被窒息了。一度流行的「文化工作危險論」，就是害怕官僚箝制打擊的一種心聲和反映。整個中國在思想文化的箝制方面，幾乎可和黑暗的中世紀時代的歐洲相比擬。文化藝術的園地，變成清一色的歌德派盤據的場所，多少年來都難長出自由獨立的花朵；全國人民生活在精神上貧乏和枯燥無味之中。
（五）民族自決與國家統一
26.中國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國差不多，都是多民族的國家。列寧曾經指出「一切民族都將走到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完全一樣」。因此，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翌日，列寧領導下的新政權，立即宣佈境內各民族都有完全的自決權分立權，並且在蘇聯憲法上寫明：「力圖創立俄國各民族勞動階級間真正自由自願的聯盟，……讓每個民族中的工農群眾在自己的全權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去獨立決定，究竟他們是否願意，並在何種基礎上參加聯邦政府及其他聯邦蘇維埃機關」。「這個聯盟是各平權民族的自願聯合；每一共和國均有自由退出聯盟之權」。
但中共控制下的中國政府卻不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這種自決權和分立權，而只給予他們以「自治」權，把它們全部歸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大家庭內，使每個民族都必須成為這個大家庭的固定成員之一。這種政策完全違反了上述列寧的民族政策，表明中共在實際上執行的完全是一種大漢族主義政策。這種政策導引出各少數民族與大漢族主義統治之間的對立不和，爆發出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鬥爭，其中最激烈的就是1959年的西藏武裝反抗。即使在建國四分之一世紀後，中共報刊仍然在強調指出：「在民族問題上，是堅持團結還是大搞分裂，歷來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這就顯露出，即使在今天，少數民族與中共大漢族主義者之間，仍然存在著「激烈鬥爭」，因而中共呼籲要「抵制一切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論和行動」。既然各少數民族中的舊上層剝削階級都已被打倒了，不再存在了，則在這些「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論和行動」之中，便會有不少來自各少數民族的工農群眾，反映出遭受國內民族壓迫和官僚統治壓迫的群眾底不滿。
如果中共及中國政府執行列寧那樣的民族政策，並在經濟發展、文化教育、醫療衞生各方面幫助各少數民族，加速它們的進步，使它們的生活日益改善；那麼，它們一定會真正自願地同國內其他民族（包括漢族）聯合在一起，雖有自決權和分立權也不會行使的。同時，它們也會從此瞭解蘇聯官僚層的欺騙，不會成為後者他日進侵中國的輔助工具。
27.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退守到台灣，在美帝軍事經濟等援助下，重新站定了腳跟，得到喘息的機會，繼續殘酷地剝削壓迫台灣人民，尤其是土著的台灣勞動人民。新政權已在中國大陸成立了這麼久，但作為中國一省的台灣及一些沿海島嶼，仍受著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不但國家統一不能全部完成，而且讓一個敵對階級的政權，在外國帝國主義利用之下，威脅著新中國的安全（將來如果蘇中關係更加惡化，克里姆林宮官僚也可能試行拉攏台灣資產階級政權一同對中國進行包圍威脅）。雖然台灣政權「反攻大陸」的反動叫囂僅像是夜行人吹的口哨，已越來越聲沉響絕，但中國政府和中共一直聲稱的「解放台灣」，也從未見諸行動，即使在中美關係改善、台灣海峽美艦撤走、駐台美軍大部回國之後。中共企圖經過統戰、協商談判的和平道路解決台灣問題，那是絕不可能成功的，反動的台灣政權絕不會自動地把統治權交給中共，而必然頑抗到完全潰敗的最後一分鐘。中共對金馬島嶼十多年來的隔岸炮轟，完全是一種虛有其表的無效示威。另一方面，中共的許多缺點錯誤，提供了台灣現政權很好的藉口，利用來欺騙台灣人民，減低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嚮往，渙散他們的鬥志，因而有助於延長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統治。
但這決不能改變總的歷史趨勢，台灣人民終歸會自己起來進行革命，推倒資產階級現政權，成立工農政府，實現階級民主，以此刺激起大陸同胞的反官僚政治革命，或者是這兩方面的革命互相影響、幫助及促進，因此台灣同胞同中國大陸同胞的利益是緊密相連的。
台灣是舊日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的縮影，包含著同樣的社會階級矛盾，因此，中國革命共產黨1948年通過的「黨綱」中的理論分析和任務、主張，基本上仍然適用於今天的台灣。
28.香港、澳門原本是中國的一部分，只因英、葡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掠奪，百幾年來一直分別成為英、葡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使佔當地居民95%以上的中國人民，長期受著英葡帝國主義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中國大陸解放後，中共為了眼前的某種利益，為了拉攏「第二世界」的帝國主義打擊「第一世界」的超級帝國主義，採取維持港澳現狀的政策，既不願收回港澳，也不願幫助港澳人民進行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反對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的鬥爭；更不願號召他們起來趕走他們的直接統治者。即使他們有力量有可能自己解放自己、管理自己的時候，中共也決不會讓一個無產階級民主的政權在港澳存在下去；因為這與它直接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之缺乏民主自由將構成強烈的對照，將激盪起大陸人民民主化運動洶湧澎湃的浪潮。
中共公開否認港、澳今天分別是英、葡的殖民地，這完全是睜開眼睛說瞎話，根本否認客觀存在著的明顯事實，其作用是想迥避它對港澳的中國居民反殖反帝運動所應負的責任，替它製造對這運動怠工的藉口。
主要由於港澳勞動群眾對中共的缺點錯誤、對中國大陸的陰暗面都有較多的瞭解，而對大陸社會制度改變所帶來的進步面則瞭解不足，因而可以預料，在絕大多數港澳居民心目中，都寧可希望能夠在簡單歸屬於中國大陸現政權之外，找到另一條出路。
但港澳絕難有同中國大陸分開而單獨成立獨立國的出路。港澳居民的命運，同中國大陸同胞的命運是緊連在一起的。他們當前最主要最直接的任務是推翻殖民地統治，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權。但革命決不限於解決反帝的民主任務，而是要不停息地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將主要的生產手段收歸社會公有。這個政權並不是中共大陸政權的擴展。不過，如果將來有一天，中共決心把大陸政權和社會制度擴展到港澳，完全趕走帝國主義統治，港澳的工人階級應當一方面繼續同港英及澳葡鬥爭，另方面盡量保持、發展自己的政治獨立性，反對官僚的控制。即使新政權完全被中共官僚控制，勞動群眾也要保衛新政權，以抗擊一切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復辟企圖；並支持中共政權的某些進步改革的同時，反對官僚獨裁，準備與大陸的工農合作，進行政治革命，推翻整個官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
（六）外交政策
29.廿多年來的中國外交，在對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國家方面，總的基本原則是「和平共處」；對於其他工人國家，則隨著相互間的關係變化，在不同時期採取不同的評價和態度。在所有這些方面，它都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離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革命立場的。
對發展中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的態度，中國政府長期堅持它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經濟上給予它們無數的援助，在政治上表示非常的友好，替它們的反動面貌塗上進步色彩；同時在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下，拒絕支持這些國家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而對鎮壓這些運動的統治者，則給予 物質上精神上的支援（最新鮮的例子是對斯里蘭卡），穩定他們的統治。
在對美帝以外的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方面，中國政府的政策是要拉攏它們以孤立它所認為是最主要的敵人。為此，它違反了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和態度，美化它們是屬於「第二世界」的國家，不惜代價地討好他們，公開聲言喜見他們強大和團結，以此幫助延長這些帝國主義者的壽命，延長他們統治壓迫下的無產階級底痛苦。
30.在對美帝國主義方面，毛澤東曾一度嚴正地譴責它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兇惡最主要的敵人，號召全世界人民打倒它，並在實際上支援朝鮮及印支的解放戰爭以抗擊它。這些在當時都是進步的。但他及中共後來卻作了極大的轉變，不但與美帝的代表人物友好、和解，不再像過去那樣猛烈抨擊它，反而希望美軍繼續留駐東南亞，為的是對抗蘇聯。中國雖仍在宣傳上把美帝列為兩霸之一，但在實際上已不視它為最主要的敵人。這種轉變顯然不是由於美帝的本質有所改變，而是由於中共蘇共關係的變化，使中國外交政策也起變化，這種變化特別清晰地表露出它的極右機會主義性質。
儘管中共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採取這種「和解」政策，但由於階級基礎及社會制度的根本不同，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政府對新中國的友好態度完全是暫時的利用；在它們不需要或不宜於再利用的時候，它們就會重現出不可調和的階級敵人真面目，對中國採取敵對仇視的態度，甚至進行顛覆活動或軍事政擊。在發生這類的衝突時，不理中共底政策，也不理那一方面首先發動，革命者都堅決地無條件地站在中國方面，抗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保衛中國這個工人國家及其國有財產制。
31.對於蘇聯，中共最初曾推崇她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核心和為首的力量；稱讚她是自己的「老大哥」，她對新中國的援助，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無私的援助，表示要一面倒向蘇聯。但事實證明，尤其是中共後來所揭露的事實證明：早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鬥爭中，蘇聯對中共的援助及所供應的軍用物資等，都完全是站在蘇聯官僚層的極端自私的立場上的。
主要由於建立在「一國社會主義」基礎上的雙方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官僚立場、利益的衝突，六十年代初公開爆發了中蘇兩國共黨之間的爭論。為了對抗蘇聯官僚層的強大壓力（同時也是對抗以美帝為首的帝國主義的強大壓力），爭取國際上進步力量和各國共黨內某部分的支持，中共一度被迫要從馬列主義思想武庫中借用某些論點，並在實際行動上較為收斂一下過去的右傾政策，較多地支持某些發展中國家的群眾運動，特別是支持傾向它的共黨領導下的武裝鬥爭。但它同時仍堅持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原則，並照舊露骨地推行於印尼；它聲稱絕不觸動資本主義國家一根毫毛，反對「輸出革命」；它仍自誇曾力主蘇聯血腥壓平匈牙利革命，等等。因而中共當時的轉變是很有限度、很不徹底，是在言語文字上多於實際行動的。雖然如此，在六十年代初的中蘇共黨爭論中，中共的論點還是比較進步，值得歡迎和有條件地支持的。
蘇聯官僚層佈署大軍於中蘇邊境和外蒙古，企圖對中國施加壓力，作軍事進攻中國的威脅，並且發動過一些地方性的軍事挑衅，這完全暴露了它一貫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征服別國的反動企圖，應該受到全世界的嚴正譴責和堅決反對。
中共後來在理論上斷言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再存在，蘇聯已復辟了資本主義，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在實際政策上把蘇聯看作最主要的敵人，這完全是脫離了階級立場，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對國家性質的分析方法和已作出的判斷，顛倒了對最基本對立的階級敵人的鬥爭目標，因而有利於階級敵人和帝國主義，損害了自己階級兄弟間的團結和力量，並幫助蘇聯官僚層對蘇聯及其它工人國家工農的欺騙，加強他們中間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因此，中共今天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的重估和態度，是極端錯誤而有害的。
克里姆林宮和北京間的對立，基本上是兩個官僚統治集團之間的對立，是雙方堅持「一國社會主義」的具體表現。中共和蘇共之間的矛盾，不應影響蘇聯和中國這兩個工人國家之間的正常關係，更不應超越過工人國家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在任何工人國家（包括蘇聯及東歐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生戰爭時，革命者一定要站在工人國家一邊，保衛它們以對抗資本主義國家，而絕對不應中立，更不應站在資本主義國家那邊去反對工人國家。
32.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國對世界革命運動負有推動、幫助的責任；後者的順利發展和更多的勝利，對中國更有鞏固、保障的作用。反之，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繼續存在、團結、強大，只能是新戰爭的根源，對中國也是一種巨大威脅。
但中共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卻不是為了推動、幫助世界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制度，而是為了追求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和平共處，其出發點則是為了維護官僚層本身的利益，以及狹隘的民族主義利益，因而把這種利益置於世界革命的利益之上，使後者為它而服務而犧牲。
因此，在外交政策方面，無論就和平共處的內容和表現，就其出發點和反映的利益看，基本上都同斯大林當年的外交政策一樣，具有明顯的斯大林主義性質，不同的是中共所處的時代是世界革命向上發展的時代，它所感受的影響和壓力較大，使它有時要加以利用，因而有時表現出中間偏「左」些（當然斯大林有時也表現出極「左」的言行，如「第三時期」的理論政策，這種盤旋搖擺，正是斯大林主義的特點之一）。
（七）軍隊與民兵
33.由於各種特殊歷史條件的配合，使一枝農民軍隊在對蔣介石的反攻過程中不斷壯大，不斷消滅舊政權的軍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它從始就是由一個較強大的中共所建立、所領導；沒有這個黨的存在，這技軍隊的勝利將是不可思議的。這證明黨的作用是基本的、不可代替的。
但中國政策的官僚主義化，在軍隊中也得到完全的反映，使它經歷了同樣的過程；越上級的指揮官和政委，其權力則越大，所享有特權也越多。解放前的艱苦樸素優良作風，被追求權力和物質特權享受所代替；解放前官兵間較為平等的關係，被一層層的等級和兩端差距達一百倍的極不平等待遇所毒化。雖然後來中國軍隊的軍階名銜在名義上已經取消，軍官已改稱為指揮員，中上級將領的過高薪俸已略為減低；但特權享受和不平等關係依然存在。
34.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軍隊乃是社會的摹本，社會的一切病症，它都要傳染到，普通還發得更厲害些」。中共強迫全國農民迅速集體化，尤其是公社化，使絕大多數來自農民的戰士產生了很大的不滿和反對。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對人民公社等的批評，就是軍中這種情緒的曲折反映，他和當時的總參謀長黃克誠之被整肅，則是中共鎮壓軍中反對情緒的間接表現之一。以後對總參謀長人選之不斷更換，意味中共對控制軍隊的棘手和亟圖加強，也顯出軍隊中鬥爭的尖銳和複雜性。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利用軍隊鎮壓革命群眾及紅衛兵，派軍隊進駐廠礦、學校等單位，賦予軍隊極大權力，管制許多從不屬於軍管的部門；使解放軍報成為對各方面發號施令而與黨中央機關報平起平坐；使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及其選出的九屆中委中，軍人成份佔了很大的比重；這一切都極度地擴大了軍隊領導人在黨政各方面的權力，導致林彪為首的一派底飛揚跋扈，更導致毛澤東在利用完林彪之後即加以清除，並調換絕大部份軍區司令員的駐地，解除他們的黨書記等兼職，強調重申黨指揮槍，而非槍指揮黨。所有這些都證明中共黨內各派系把相互間的明爭暗鬥帶到軍隊之中，以奪取對國家軍隊的控制權，來鞏固自己一派在黨及國家政權內的權位，把人民解放軍變成自己的工具。
35.為了追求和平共處、進行和平競賽，而不指望從世界革命的勝利獲得保障，中共只有盡力加強本國的國防，依靠軍事力量的強大來保持實力地位，防禦外國的侵犯。因此，中國官員曾宣稱，中國政府寧可人民沒有褲子，也要發展核子。這是帝國主義者過去主張要大炮不要牛油的同樣比喻；兩者所依賴的階級基礎雖然不同，但犧犧牲人民生活以追求軍備競賽的政策則一。然而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唯武器論者，真正能保衛工人國家的最強大力量，不是核彈之類的國防武器，而是全國勞動群眾的真誠支持。中共的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政策，雖由於科技人員的集體努力而在尖端科技上獲得巨大成就，但同時也造成廣大群眾因生活上的不滿而對國家的支持熱忱減低。
中共強調戰爭迫近的威脅，驅使人民「深挖洞、廣積粮」，其更大用意是想藉此種戰爭威脅，驅使人民束緊褲帶，更努力去增加生產，加強國防力量。但這種備戰而緊張的狀態並不能長久保持，特別是人民覺得中蘇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很少的時候，他們的情緒便會鬆弛下來。這證明用人工製成的氣氛，對國防的鞏固不會有多大的實際效果。
36.蘇聯紅軍的締造者領導者托洛茨基正確地指出過：工人國家應該逐步創立一種軍隊，「盡可能的用超軍營法，即，使之接近於勞動階級的勞動條件」，與工廠、礦山、農村公社等相結合，有地方的指揮部、軍械庫和軍用品儲藏所。「地方的教育的工業的體育的青年團體，將代替軍營所造成的團體精神，而且養成自覺的紀律，沒有高踞在軍隊之上的職業的軍官」。這種制度需要一種高的經濟基礎，需要較充足的鐵路、公路、水道和交通工具，以便戰事發生時，地方軍隊能迅速集合行動。如果具備必需的經濟條件，民兵制度比之正規軍會有更多的優點，國家所付出的代價也會更少。但以中國目前而言，由於生產力水平和經濟條件所使然，保持一技強大的正規軍仍然是很必需的。正規軍和民兵兩種系統，仍然需要相輔相成，互相補充其優劣點。
無論在正規軍或民兵隊伍中，都需要有批評精神的新鮮空氣，它的指揮部需要民主的監督，需要由兵士自下而上地選舉指揮部。「指揮員的昇遷，若是根據本人的能力和功績，則須在軍隊本身自由的創意和批評條件之下才能實行，同時須有全國的輿論來監督軍隊。嚴厲的紀律祇能與寬大的民主制相輔而行，而且是直接依靠於民主制之上的」。但中共控制下的軍隊和民兵組織內部。從來都缺乏這種民主自由。
37.中國除了有全世界最大的正規軍，還有各地方及廠礦成立的無數民兵，這枝民兵隊伍中，有越來越多的工人參加，且擁有各種武器裝備。中共在林彪事件前後之特別推廣民兵隊伍，並非表示它自願讓工農武裝起來，讓他們獨立地積極地干預國家大事，而只表現它懷有如下目的：第一，利用某部份有武裝有組織的工農，以對抗社會上、黨內及正規軍中不受指揮的異己力量（尤其是異己的高級軍官）；第二，加強軍事力量，以對抗克里姆林宮及帝國主義的壓力。
不管中共某些派系之企圖利用民兵組織作為派系鬥爭的工具和資本，不管他們對民兵組織已加以官僚主義的控制；工人和貧下中農之利用參加民兵機會，學會使用武器和作戰技術，且能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手中握有武器，這在客觀上卻有很大的進步意義，對工農參加政治生活及實際鬥爭具有重要價值，在將來群眾進行反官僚的政治革命時會起積極作用，因而會造成官僚玩火終被火焚的結果。
所有工農和革命者都應該盡可能爭取參加到民兵隊伍或正規軍隊中去，爭取武裝自己、接受軍事訓練、使用武器的權利，正如爭取接受文化教育的權利一樣。
（八）社會矛盾與官僚層
38.二十多年的事實表明，中國社會充滿著各種各類的矛盾和鬥爭，在最初幾年，主要的社會矛盾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在農村表現為地主階級與貧苦農民間的矛盾）。隨著1956年社會改革的基本完成，舊的剝削階級已被消滅；但各種矛盾仍然存在，它們表現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殘餘勢力之間，社會主義傾向與資本主義傾向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農業集體經營與農民個體經營之間，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等等。在這許多矛盾衝突之中，大部份都根源於高度進步的生產關係與低下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中共的一貫政策，不是按照馬列主義的原則，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逐步消滅社會的不平等和矛盾衝突，反而是利用它們，且在客觀上加深加劇它們；而且越到後來（特別自1957年起），就越使自己的官僚統治與工農群眾之間的矛盾，變成更尖銳的主要矛盾。其具體的表現在於：一般勞動群眾與「先進積極」份子之間，公社社員與公社幹部之間，上山下鄉知青與直接領導的幹部之間，一般文化教育工作者與限制他們自由的領導者之間，群眾與公安（特務）人員之間，各少數民族與大漢族主義者之間，國家機關下級工作人員與其上層之間，軍隊及民兵的下層戰士與上層指揮員之間，等等。這許多矛盾鬥爭反映到中共黨內，便是一般黨員與黨領導之間的矛盾鬥爭。
39.社會矛盾的加深和鬥爭的加劇，另方面又加強了中共黨內各種傾向、集團、派系之間的衝突。它們在主要由自己的官僚主義及政策所造成的困難之前，互相不滿怨責，要用不同方法維持官僚統治的歧見越來越大，對立越來越顯；加上官僚們各為了追求自己及自己一派更大的特權、更高更穩的地位，於是黨內鬥爭便不斷爆發出來。
極權專制的個人獨裁，是中國國家政治生活的特點；也是中共黨內生活的特點。中共繼承斯大林「黨內無派」的官僚傳統，一向不容許任何與毛澤東思想路線不同的傾向、集團存在。一旦形成且開始和毛澤東對抗，便被套上階級敵人、特務叛徒等罪名，加以清算、整肅；被整肅者永遠沒有辯護的權利。毛澤東以前的戰友都一批批被加上最壞的罪名鬥垮鬥臭了。這種不斷整肅表明中共黨爭的激烈，更表明中國社會政治危機的尖銳化。
40.面對著蘇聯和東歐工人國家人民反官僚獨裁統治的洶湧浪潮（它們以匈牙利革命、波蘭波茲南工人暴動，蘇聯集中營暴動等一系列事件為代表，也間接反映於赫魯曉夫1956年清算斯大林罪惡的演說中），面對著國內人民受了這種感染而加劇的對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毛澤東在1957年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要全國人民加以響應，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許諾「言者無罪」。他的目的是試圖以這種「開放民主」的姿態，讓群眾發洩一些不滿情緒，緩和一下緊張的矛盾。革命群眾利用這個號召，實行大鳴大放，他們（如林希翎所代表的）嚴厲批評了中共官僚層的缺點錯誤，提出要求在國內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對外實行真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政策，推進世界革命。另一方面，政府中的資產階級份子（如龍雲等）也乘機提出批評，企圖影響中共政策，以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樣地從左、右兩方來的批評，其矛頭都直指中共，對中共統治造成了威脅。
像玩火者被火灼傷了手指而趕快縮手一樣，毛澤東佷快就下令結束這一鳴放把戱，以「反右派」名義，不但鎮壓資產階級分子，而且對真正革命的左派也同權套上右派帽子，同樣加以鎮壓。他事後解釋，這種鳴放號召是引誘右派露出頭來的陽謀而非陰謀。但在全國人民看來，卻完全是出爾反爾、背信毀諾的行為，是公然欺騙人民的陷阱，絕不是一個光明磊落的領導人所應採取的。
大鳴大放的收塲表明毛和整個官僚層一樣，連一些革命性的批評意見也不能容忍，而繼續任意踐踏1954年憲法所明白規定的人民底基本權利，把一切民主自由的規定都變成只是官僚獨裁的點綴品。這種自我暴露的弄巧反拙的做法，不但沒有緩和中共同人民之間的矛盾，反而更加深了矛盾。
41.1958年盲目推行三面紅旗所引起的人民更大不滿，反映到中共黨內，就引發了次年廬山會議上國防部長彭德懷的「苦諫」陳詞。雖然他的批評溫和含蓄，且是站在維護共黨統治的立場上作出的，但仍不能見容於毛，而終被撤去一切職權。這具體表明毛和中共都決不容許任何不同意見存在於黨內。與此同時，毛也因三面紅旗失敗而辭去國家主席，暫不直接干預國家事務。但一般群眾鑑於鳴放的教訓，仍不敢公開提出批評，而只在黨幹部或一些知識份子中間，藉助於借古喻今、指桑罵槐等間接手法，來宣露他們的不滿（如「海瑞罷官」、「燕山夜話」等）。但這樣很有限度的隱約批評，也不能存在多久；這些批評者終於成了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首遭清算的對象。
42.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並不是以無產階級為主體，在文化思想領域進一步肅清資產階級殘餘影響及官僚控制的革命。它最初的鬥爭和打擊的對象，是那些思想言行上反對毛及其三面紅旗、不滿官僚控制、要求基本民主權利的進步群眾，以及某些主張溫和改革的黨員、幹部。毛派對他們的這種打擊鎮壓，完全是反動的，應加以反對的。第四國際黨人同情和支持那些因反對官僚獨裁、爭取民主權利而受迫害的人們。
它雖曾一度號召要「破四舊、立四新」，但其主要鬥爭矛頭，卻很快轉到「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上去，因而使它基本上變成為官僚內部冒進與緩進的傾向及勢力集團之間的鬥爭，這種鬥爭是沒有任何進步意義的。
毛及其支持者，由於當時在黨及國家機關內處於少數地位，為了鬥倒劉少奇為首的「當權派」，不得不呼籲黨員群眾（主要是學生）起來支持自己，造劉鄧「當權派」的反。最初，學生紅衞兵有很多都受毛派所利用，替毛派火中取栗，把舊當權派拉下馬來；另一些則仍支持舊當權派，這兩派紅衛兵互相對立鬥爭。但後來，更普遍的卻是，廣大的青年學生紅衛兵和部份工農群眾，他們平時對官僚獨裁、特權享受和錯誤政策等早已深感不滿，這時官僚上層發生分裂鬥爭，統治基礎岌岌可危，正是起來爭取本身利益、依照自己意願發展獨立鬥爭的最好時機。因此，他們中的很多人，很快就越過中共新、舊當權派的頭，突破上層領導的意圖和劃定的框框，提出自己的獨立政治主張，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有的甚至要進行政治革命，推翻整個中共官僚層的統治。對於群眾這種進步傾向和表現，我們革命者是予以支持、鼓勵，以推動他們完全而澈底地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使反官僚鬥爭得到最後的勝利。
這種發展顯然是中共各派領導人所預料不到，也是他們所一致反對的。因此，當毛派發覺到這種危險威脅後，就立即提出同舊領導幹部、軍隊代表及「革命群眾代表」「三結合」（亦即三者的互相妥協），並出動軍隊鎮壓紅衛兵及其他群眾，解散他們的組織，把絕大部份紅衛兵遣送上山下鄉。這就使萌芽、抬頭的反官僚進步力量再遭摧殘，其中有些則被迫轉而進行地下活動。
這整個過程都表明了毛派政策的反動本質。在這個過程中，群眾進步力量的蠭起，並非表現毛派政策有任何進步性，兩者是不同的，在本質上是對立的，正如帝國主義戰爭造成群眾蠭起或導致革命，並非表現帝國主義戰爭有任何進步性一樣。
43.四屆人大通過的新憲法，雖規定國家保障人民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四大」自由，但形式遠超過實際，最多是用來批評某些中下級官僚以疏導不滿，特別是用來打擊毛及其親密支持者所要打擊的對象，其主要作用，正如新憲法所寫明的，是「以利於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
毛澤東提出的五七幹校，幹部參加生產勞動，認為這些「有助於克服官僚主義」。但對於大多數的低幹部，或「犯了錯誤」的較高級幹部來說，這主要是一種強迫的變相勞動改造（他們中很多人之不定期地繼續留校，便是改造未得到上級滿意的明證），有許多甚至是強迫的轉業，失去原有的工作，變成新的勞動生力軍。如果完全是出於參加者的自覺自願，同時出於必要的收縮多餘的工作人員，根據有關人員自己的公平決定，而非根據對毛思想的擁護表現及上層的獨斷命令，那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某些在職高級幹部之參加生產勞動，主要是象徵性的短暫勞動，即使可能稍為收斂一下他們之中過於惡劣的官僚主義行為，但其主要目的則是想帶頭推動生產，監督鞭策群眾努力勞動。在參加勞動的同時，這些高級幹部所享有的特權並無減少，不但保留原來的職位實權，而且繼續領取原有的優厚「工資」待遇，因而對官僚特權及地位並無觸動，無助於「克服官僚主義」。
44.長期以來，中共黨員在全國範圍內，既擁有無上的政治特權，又享受很大的物質特權；黨內的地位越高，在政權機關的權位也越高，所享特權則越大。從三反五反運動，到大鳴大放，文革時期紅衛兵的揭露，批林批孔，揭批「四人幫」，都不斷證實這種特權的普遍存在。這絕不僅僅是「一部份」黨員幹部才有的偶然現象，而完全是中共整個黨制政制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及其支持者公開指責黨員的「一部份」已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份子，要遏制它的生長，肅清資產階級生活作風。這表明中共的維護官僚特權的政策已招致嚴重的後果，引起工農群眾越來越大的反感，因而迫使毛澤東要稍為抑制某些黨員的過份昭彰的劣跡。但他們更重要的企圖，則是要利用「加強對資產階級專政」的理由，在執行極「左」的冒進路線的同時，打擊那些不同意或不積極支持自己意見的那「一部份」，給他們戴上「資產階級」帽子來轉移群眾對官僚層的反對，以犧牲他們來保存整個官僚層。
寄生在國有財產基礎上的官僚層，將來如被迫要對黨員中產生的資本主義因素加以壓制，雖然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整個官僚層的特權利益，但同時也保護了國有財產制；在這種鬥爭中，革命者自然應當全力反對任何資本主義傾向和勢力。但近幾年來，發生在中共領導層的鬥爭卻不是這樣的鬥爭。
45.毛澤東生命的結束，意味毛澤東時代也開始結束了，他的嫡系「四人幫」之迅速被清算，意味毛自文革以來的某些偏激冒進政策之漸被揚棄。所有自文革時起積極支持和狂熱推行毛的文革政策的重要幹部，幾乎已無一倖免遭受清算的厄運（從最先的林關戚王，到陳伯達、林彪，到後來的王張江姚）。這表明官僚層已在事實上打擊了文革。對「四人幫」錯誤的揭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揭批毛澤東的錯誤；他們由於最死硬奉行毛的後期政策而得到毛一手提擢至最高層，一直受毛所支持、縱容。隨著曾被毛派批鬥的大批舊幹部之復職當權，特別是隨著群眾干預政治的壓力日增，對毛澤東缺點錯誤的揭批將會越來越多，其方式也會從間接的、含蓄的，走到較直接和明顯，最後，毛澤東也勢難逃避被澈底清算的歷史裁判。
從文革開始，一個接一個而不停息的鬥爭和「運動」，尤其是近幾年來的，清楚顯示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尖銳激烈，錯綜複雜，曲折反覆；證明領導危機的日益嚴重。在毛、周這批權威領袖去世之後，這個危機更是空前地嚴重了。新的繼承者既少威望，又背著過去熱心支持毛政策的包袱，分擔著過去許多錯誤的責任，但又不肯公開承認和改正錯誤。黨政軍各方面的不同傾向，派系或集團勢力依然林立，互相勾心鬥角，進行爭奪權力，設法削弱對方，或拉這一派打另一派。華國鋒急不及待地以非法途徑一身總攬黨政軍警四方面最高權力，既與他本人的資望實力極不配稱，因而基礎不穩，又反映出他對權力會被分薄奪走的恐懼心理。如果他不能與毛澤東的錯誤路線政策相決裂，反而堅持走向毛澤東個人獨裁的老路，實行寡頭統治，那他將終於會從最高的寶座上被推下來的。
在中共領導層內不斷爆發的鬥爭中，雖然它們都是官僚層內部的派系鬥爭，但革命者決不放過任何參加鬥爭的機會，而要積極參與任何一派所影響下的群眾活動，與群眾結合在一起，但絕不給予任何一派官僚以政治上的支持，以引導群眾走上正確的獨立鬥爭道路。
46.中國的官僚層已形成為牢不可破的一個社會階層，緊緊地保持著政治經濟特權，不可能自動實現社會主義民主。領導著這個官僚層的中共，無論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少平或華國鋒當權，都不可能經過自我改革而變成一個革命的馬列主義政黨。它死死控制著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各方面的權力，獨斷地推行經常錯誤的路線政策，變成中國生產力飛躍發展的最大障礙物。它甚至專橫地操縱著每一個勞動人民的一切：從工作、學習、民主自由、以至日常生活；並非常苛刻無厭地要求人民長期「以苦為樂」（但它自己卻過著腐化的生活），變成了和全國人民直接對立和憎恨的對象，只有從根本上移去這個最大障礙和人民的敵對者，才能使中國順利地發展到社會主義。
而要移去這個障礙物，則必須經過無產階級領導一切勞動群眾進行徹底的政治革命，推翻中共的官僚統治，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政制。
在目前中國必須實行政治革命，這不但是唯一正確而必需的道路，且也是全國勞動群眾的迫切要求。中共十大通過的黨章之寫上要進行多次的「政治大革命」，就反映出中共在這種客觀要求的面前，企圖以畫餅給群眾充飢，以偽裝的「政治大革命」去轉移群眾的鬥爭目標。但這種企圖不僅決不會得逞，反而和「四大」自由、武裝民兵等的提出一樣，在客觀上鼓舞群眾的鬥爭情緒，為群眾所利用，激盪起反官僚的革命浪潮，最後將中共和官僚層埋葬。
1976年4月5日天安門十萬群眾的暴動，就是反官僚層政治革命的預演，它的矛頭直指整個官僚統治，特別是反對毛澤東及其嫡系。這是1949年革命勝利以後，最偉大的群眾革命行動，第一次表現群眾如此公開地用行動反對中共。它雖被官僚鎮壓了下去，但不到一年，客觀形勢已迫使官僚不得不釋放被誣為「反革命」的參加者；將來，也可能被迫承認中共中央誣指它是「反革命事件」的錯誤。這些都會大大鼓舞起群眾的鬥志。
近年來工農群眾鬥爭已不斷爆發，並長期持續；這表明工農的政治覺醒和力量的加強，無數的大字報也勇敢地提出群眾的許多要求，這些都是無誤的徵兆，顯示反官僚層政治革命的漸趨成熟。
中國，正如托洛茨基對蘇聯所作的分析一樣，「乃是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間的一個矛盾的社會」；「日益增長的社會矛盾，其繼續的發展，可以向前走到社會主義，也可以後退到資本主義」，「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須打破工人的抵抗才行」，「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工人們必須打倒官僚制度才行」。最後分析起來，問題要決定於國際舞台之活的社會勢力的鬥爭。
而在最近將來的中國，也會像第四國際的過度綱領對蘇聯所作的預測一樣，「革命底新的高漲，將無疑地在反社會不平等和反政治壓迫的鬥爭旗幟下展開」。群眾是會利用已打開的各種缺口，利用中共所標榜的假民主開放的號召，一步步發展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陣地，在正確的革命黨領導下，最後走到完全的勝利。
（九）我們的任務和主張
47.針對中國的情勢，們提出如下的任務和主張：
一、堅決保衞中國革命成果
保衞國有財產、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土地改革、國家對外貿易的壟斷權、計劃的經濟等等。
推翻英、葡帝國主義在港澳的統治，推翻台灣的資產階級反動政權，澈底完成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
堅決反對任何資本主義的復辟，抗擊帝國主義的進攻。
二、爭取工農群眾的基本民主權利
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武裝、罷工、示威、居住、遷徒、旅行、受教育、選擇工作和創作等的完全自由；
國家應提供物質幫助及方便，使人民能充分行使這一切自由權利；人民對政府及執政黨有完全的批評和監督權利；任何侵犯、壓制人民這些自由的，應受到嚴厲的懲罰。
反對強迫知青下鄉下放；除真正的刑事罪犯外，國家不得對任何人強行勞動改造、思想改造等官僚手段。
戀愛、結婚、生活、生育、墮胎等應有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官僚干擾限制。
三、改善工農生活及工作條件
每日工作不超過八小時，根絕失業；禁止強迫提高生產定額；禁止違反生命安全的操作，防止工傷事故；以勞動者自覺的熱情和紀律，代替官式的勞動競賽制度。
按照實際生活的需要，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逐步減少工資等級之間的差距；反對工人貴族特權與勞動者生活窮困之間的巨大不平等。
婦女同工同酬，生理病假分娩等應獲得特別照顧，反對對婦女的任何歧視。國家應普設托兒所、公共食堂、洗衣場等，以幫助促使家務社會化，消除婦女的家庭重擔。
糧食、副食品、日用必需品等應供應充足，定會低廉，以保證工農大眾吃飽穿暖，澈底改變國家低價收購農產品、高價出售日用必需品的政策。
沒收一切房屋歸公有，首先分配給最迫切需要的勞動人民。
四、工人管理生產
根據生產者及消費者的利益，從上到下地修訂經濟計劃，重訂積累與分配間的合理比率，使輕、重工業之間，工、農業之間和諧地平衡地發展。
所有廠礦交通單位都由工人自己選出工廠委員會執行國家經濟計劃，管理生產，保證產品質量，禁止追求虛偽數字。
以民主方法組織消費合作社，監督產品品質、種類、數量和價格。
國家經濟和政府工作的詳細情況應經常定期公佈，使人民能行使其權力，監督全國經濟計劃和政府政策。
五、按照勞動者意志改組社隊
廢除土地私有制，宣佈全部土地歸國有，由勞動者無償地按平均原則使用，禁止轉讓，農業應走集體化、機械化道路，國家應用物質力量盡力給予幫助，配合民主化示範及思想教育，健全集體化組織；由農民自由選舉產生的代表會議，依照社員的意願和利益，改組或重組公社等集體化組織，實行真正民主的管理，自行決定生產計劃及指標，決定積累和分配之間的比率，提高社員的工分及生活待遇。
農民應有完全的自由，以決定參加或退出公社等集體化組織，在禁止剝削他人勞動及制止富農生長的前提下，容許農民有選擇單幹及非農業人口選擇個體經營的充分權利，國家應保護他們不受歧視或打擊，在目前時期，反對官僚強迫取消現有的小量自留地、家庭副業或自留畜。
六、一切團體組織、機構，實行民主化
工會組織應由工人群眾民主選出領導機關，獨立自主地代表工人群眾的意願及利益而工作，不受國家機關或當權黨派的指揮。
軍隊及民兵組織應由下層戰士民主選出指揮部，指戰員工資待遇基本上應該平等。軍隊、民兵與人民打成一片，絕不充當官僚派系鬥爭或鎮壓人民的工具。
一切文化藝術工作者有權獨立組織自己的團體，不受政府或當權黨派的干擾約束，有完全自由地創作的權利。
學校教師、工作人員和學生共同組成管理委員會，處理學校行政及教學等事務，反對軍隊或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等的進駐和監管。
七、建立工農兵的代表大會（蘇維埃）
以不記名投票，按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召開各級代表大會，構成各級權力機關。由各級代表大會選出各級政府負責人，排拒資產階級地主份子及舊軍官政客參加。由工農兵全國代表大會構成全國最高權力機關，廢除現存的一黨專政；廢除獨裁點綴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重新制定社會主義民主憲法。
一切政府公職人員均可隨時由人民加以撤換，他們的工資待遇不能高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待遇；廢除任何特權享受。
八、實施社會主義民主
工人有權組織政黨或派別，參預國家事務；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政黨都有合法存在及公開活動的權利；廢除任何一黨一派的政治特權，反對利用國家機關替任何私黨私派利益服務。
實行無產階級的法治，反對任意亂加罪名給任何個人或團體，進行迫害或私刑迫供。非經公開、公正、合法的審判不得加罪任何人，應容許被告有自由答辯的權利，不得剝奪任何人身自由或加以壓迫。
廢除秘密警察制度，停止公安特務人員隨意逮捕、監禁、流放或殺害任何人。
釋放一切未經公正審判的被扣押者，對過去一切政治犯實行公開而公正的重新審查，並由工人團體推選代表參加審判。
釋放一切擁護社會主義而對中共當權者的思想或政策持有不同意見的「政治犯」。
九、少數民族應有自決權
廢除民族自治區內的漢族監督和統治；反對任何形式的大漢族主義或民族壓迫。
國內各少數民族，不論大小，一律享有完全平等的權利。
少數民族應享有完全的自決權分立權，可以自由決定是否願意共組或退出社會主義聯邦。
十、確定國際主義的對外政策
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革命政策，代替現行的狹隘民族主義政策，排除與資本主義制度和平共處的反動幻想。
支持、幫助各國工人和勞動群眾的革命運動，反對各國剝削階級對群眾的限制和鎮壓。
公佈一切外交條約和文件；反對秘密外交。爭取同一切工人國家的團結合作，共同對抗帝國主義國家或資產階級反動政權；思想政策分歧不應妨礙這種團結合作。反對任何工人國家對其他工人國家的壓迫，掠奪或軍事侵佔。對各工人國家的官僚統治錯誤應予以批評揭露，喚起工農群眾進行監督和改革（包括政治革命）。
一切工人國家應該根據完全自願及平等的原則，成立社會主義聯邦，作為未來全世界社會主義聯邦的第一步。只有在全世界範圍內，才能真正實現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
48.上列的任務和主張，必須歸結到以工農群眾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統治這個重要任務上去，因為沒有這個成功的政治革命，則上列的任務和主張是無法達成的；現時的官僚統治既不會自動地徹底完成上列的任務和主張，使中國最後走到共產主義，也不會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恰如古今中外所有統治階級或階層不會自動退出政治舞台一樣。
但要準備、進行這一政治革命，並保證獲得勝利，必須有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黨的領導，這個黨就是托洛茨基所創立的第四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黨（其中國支部就是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是第一、第二和第三國際的一切革命傳統的直接繼承人，建立在一個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綱領的基礎上」。第四國際的綱領吸收了百多年來先進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經驗，也吸收了50年來反對工人國家中的官僚層獨裁統治的經驗。第四國際在組織原則上實行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既保證了充分的黨內民主，又保證了對外的集中行動，這兩者都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黨所缺一不可的。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團集到第四國際旗幟底下，共同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美好世界而努力鬥爭吧！
新中國的發展與我們的任務
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中國支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1977年4月10－11日）
革命的成果，其發展及其領導
經濟的發展
勞動階級的狀況
青年及文教政策
民族自決與國家統一
外交政策
軍隊與民兵
社會矛盾與官僚階層
我們的任務和主張
（一）革命的成果，其演變及其領導
1.1949年中國第三次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反動的資產階級國民黨獨裁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土地改革、民族獨立，同時基本上完成了國家統一。革命繼續按照不斷革命的邏輯向深的方面發展，衝破了階段論領導者的理論政策底限制，進行解決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帝國主義勢力完全被趕出了中國大陸。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作為完整的舊剝削壓迫階級來說，已逐漸被消滅了；雖然資產階級的個別分子仍然殘存著，但已不能再不勞而獲地過著寄生生活。初期的雙重政權局面，不久已變成單一的政權。一個工人國家（但是官僚主義地變態的）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土上建立起來了。生產力從私有制度束縛下之獲得解放，嶄新生產關係之建立，提供了經濟上飛躍進步的巨大可能性。
這次革命的偉大結果，是俄國十月革命後世界革命一次極重大的勝利，在國際平面上相當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基本對立的社會陣營間的力量關係，對以後的世界革命運動，產生深遠的影響，起巨大的推動作用。
2.可是，上述革命成果並非順利地取得的；革命的發展過程是被扭曲的。革命發展之所以自始就走著被扭曲的道路，其基因不是由於客觀上的困難，而主要是由於革命陣營內主觀力量方面的缺點；就是說，主要由於第三次革命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動搖、錯誤的政策所引致。
3.革命動力的興起，最初溯源自抗日戰爭。日帝的侵略，激發了全國性的廣大的群眾運動。這一形勢使中共獲得機會，重新干預歷史事變。可是，中共領導沒有接受第二次革命期間階級合作政策失敗的教訓，在抗戰中群眾運動興起的初期，重新採取機會主義政策，自動取消「紅軍」和「蘇維埃」名義，放棄土地革命，聲明服從三民主義，要求與國民黨重新「合作」，在「擁護蔣委員長」的領導下參加抗日戰爭。
抗戰時期，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表現得最突出的，是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這一理論把孟什維克和斯大林的「革命階段論」推演到極端，幻想可以通過「統一戰線」與國民黨及一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黨派合作，成立「聯合政府」，領導進行抗戰和社會改革。這種機會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底實質作用，是幫助國民黨抑制工農改善生活、要求民主權利與獨立武裝參加抗戰的鬥爭，這就大大地妨礙了群眾的革命行動，並引致中共本身陷入重大的危機中。在整個抗戰過程中，群眾的武裝力量，被日帝、國民黨、地主、漢奸、土匪的軍隊所包圍，遭遇重重的打擊，隨時有被消滅的危險。
可是，儘管中共領導層沒有接受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基本教訓，這教訓卻活在頑強地投入鬥爭的群眾底心坎裡，在運動底洪流中，許多實際參與戰鬥的幹部和群眾，表面上雖仍接受領導層的政策，但在實踐中則加以不同的運用。歷史事實顯示，在危險關頭，在群眾的壓力之下，中共底領導層終於被迫作了改變：它狡猾地在運動內部一方面大力鎮壓反對者，另方面卻部份地採納了這些變易，把它揉合於其路線之中，作為黨對黨員及幹部關於路線實踐的解釋和指導，但在對外的政策聲明中，則其政策底面貌一直保持原狀。
正是由於這樣的改變，中共避免了覆亡的危險，且進一步使其軍隊、黨員能與群眾相結合，在日帝力量逐漸削弱與人民不斷投入戰鬥這一消長的過程中，人民的武裝力量壯大了隊伍，並且在日帝投降時發展到新的高峰。
4.抗戰結束後，當勞動群眾興起，學生群眾要求民主、反對國民黨軍事獨裁的運動遍及全國的時候，中共不但沒有乘著這個最有利的時機，提出革命政綱，發動群眾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反而卑躬屈節地向國民黨要求和平談判，希望建立「聯合政府」來「建設新中國」，以致讓蔣介石獲得了時間，準備了和發動了對中共的全面性進攻（1946-47）。直到這種進攻威脅到中共的存在時，它才迫不得已起而抵抗和反攻（1947-49），發出「把內戰進行到底」的口號。這時，它一方面不得不在其統治區域內進行部分土改，以此穩定自己的基地，另方面仍不號召國民黨區的群眾起來為掙脫枷鎖而鬥爭；它只號召工人群眾進行「護廠運動」，號召群眾靜待解放，而單靠農民軍隊進行奪取政權的鬥爭。由於中國農村階級鬥爭的激烈，農民運動的高漲；由於長期戰爭破壞造成經濟的殘破，群眾的痛苦和對國民黨統治的憤恨；由於資產階級的分崩離析和國民黨政權的極端腐敗無能；更由於帝國主義體系陷入空前危機中，美帝在戰後所遭遇的重重困難，迫使它不能直接動用軍事力量支持蔣介石，因而在中共的反攻下，國民黨軍隊全面瓦解，使中共利用了極有利的局勢，奪得了政權。
5.中共在取得勝利後，它的政治經濟措施仍然依循著機會主義，即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方向進行。它和資產階級派系及小資產階級集團（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主同盟、工農黨等），經由「政治協商會議」製訂「共同綱領」，公開宣佈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拖延土地改革，並公然聲明保護帝國主義在華財產，這一切機會主義的措施，一方面是依照著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所規定的路線，另方面是仿傚著斯大林在東歐各國初期所實行的階級合作政策。
1950年，美帝國主義侵朝戰爭爆發後，客觀局勢迫使中共不得不修改它的新民主主義的機會主義政策，正如斯大林在美帝冷戰威脅下，逐步修改了他在東歐各國的階級合作政策一樣，在美帝的極端嚴重的威脅下，中共為了自保，迫不得已起而援助北朝鮮的抗戰，並沒收美帝在華的財產；同時，為了獲得農民的支持，不得不實施土改（但不宣佈土地國有和禁止土地買賣，而且聲明保護地主富農的工商業財產）。由於資產階級乘著美帝侵朝的機會加緊破壞國家經濟（所謂五毒），中共又不得不發動「五反運動」，以回擊資產階級的反攻。隨後，為了發展工業，中共於1953年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實行了對外貿易壟斷。
由於資產階級對計劃經濟的怠工破壞，中共於1956年將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以此逐步地沒收了資產階級的財產，收歸國有，替社會主義的建設奠定了基礎。這和斯大林在「馬歇爾計劃」恢復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準備進攻東歐的威脅下，改而排除資產階級代表於政權之外，並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為國有，踏上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是同樣的發展。
6.總觀上述中共踏上政權後所施行的政策的演化，由實施土地改革、爭得民族獨立，走到沒收資產階級財產歸國有，這在客觀上是符合不斷革命的基本方向的。但這並非表示中共已自覺地懂得和運用不斷革命的理論，瞭解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的經驗教訓，而是在不可抗拒的客觀事變壓力下，中共為了生存，被迫地、經驗主義地、迀迥曲折地前進的。正因此，中共把革命的進程扭曲得奇形怪狀，令人難於認識。在中共踏上改權後，又把斯大林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及與資本主義「和平共處」的路線，運用於中國，發揮為「一國建設共產主義」。這就從根截斷了中國革命向國際平面不斷發展的道路，形成了危險的局勢。因為「一國社會主義」與「和平共處」的路線，不僅放棄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戰略，而且促進了各個工人國家的官僚的民族保守主義的生長和對立，導致蘇中兩國官僚間的不可調和的衝突。
7.中共的演變過程，是曲折和矛盾的：
在俄國十月革命的感召之下，它最初作為一個接受馬列主義的黨而建立起來，並很快就獲得廣大工農群眾的擁護，成為中國第二次革命的領導力量。可是，由於它接受了斯大林的錯誤政策，導致革命失敗，同時使它本身遭受到致命的打擊。在革命失敗後，它並沒有好好地汲取過去的經驗教訓，相反，卻屈服於克里姆林宮的壓力之下，把黨內反斯大林主義的革命份子全部開除，並把原來的布爾什維克黨制改變為斯大林式的官僚主義黨制，而這就引致了它的墮落。自遵義會議時起以迄現在，由於厲行官僚黨制，徹底革命的思想和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原則，從來不能在它內部立足生長。
第二次革命失敗後，中共把主力撤離城市，脫離無產階級群眾，因而一度成為一個以農民為主要基礎的小資產階級黨。它的領導層希圖以農民運動和其他運動取代無產階級運動，取代明確的階級革命鬥爭。它起先的「農民蘇維埃」路線固然反映出它的領導層充滿了小資產階級幻想，而後來它之倡行改良主義路線，則更清楚暴露它的領導層的小資產階級特質。因此，在這一時期中，無論就其政治路線或黨員成份來說，它都是徒具工人黨名義，而不具備作為一個工人黨的實質的。
其後，在抗戰和內戰的過程中，由於它吸收了廣大的群眾（包括從城市轉到戰區的工人群眾）；同時，由於廣大革命群眾底壓力，由於它擁有軍隊和社會權力，因而不但不能與資產級分享政權（雖然它的言論和政策表明它常希望如此），倒反必須在鬥爭中同蔣介石政權拚個你死我活──總括來說，由於階級鬥爭形勢的迫使，它終於進行推翻地主資產階級政權的鬥爭，使它重新發展成為領導革命的群眾黨。在進入城市並取得全國政權之後，一方面它的工人黨員比重增加了，城市無產階級對它的壓力增大了；另方面，國內外資產階級對它的不妥協態度也迫使它不得不採取反資本主義的路線，反映了無產階級的歷史利益，因而使它恢復了工人政黨的性質。但這種演變並沒有改變它的斯大林主義本質。相反，事實表明，在執政之後，它的領導層自覺地在黨內和在社會上培植起一個特權官僚階層，自覺地製訂種種維護官僚層利益的政策，以官僚專政代替無產階級專政──而這些都恰恰是斯大林主義的「精髓」。實際上，自官僚層強化以來，中共已墮落成為官僚層的統治工具，就是說，它已從革命的領導者地位改變成為革命的對象。
8.從政權方面說，中共完全繼承了斯大林的衣鉢；特別仿效了他在東歐的做法，始則同部份資產階級合作，建立「聯合政府」；繼而為勢所迫，把某些資產階級份子排出政府，以後，即把政權轉變為邦拿栢主義的官僚獨裁，高踞在人民頭上，完全剝奪了工農的民主權利，任意壓迫和剝削工農群眾，以期永久保衞官僚層的特權和享受。這就在上層的政治結構和下層的經濟基礎之間，造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同時使中國這個工人國家變成官僚主義的變態工人國家。
9.壓在這個經濟基礎上的官僚獨裁，對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一塊最沉重的絆腳石。它任意製訂經濟計劃，使得各個經濟部門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失去了均衡，大大地障礙了生產力的和諧發展。另方面，為了加速以至超額完成經濟計劃的指標，官僚們把不可負擔的緊張勞動強加在工農群眾身上，同時又盡量壓低工農生活的水準。最後為了壓服工農群眾和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的不滿和反抗，只有把專政的繩索日益拉緊，這便在上層官僚和下層群眾之間造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和鬥爭。這種情況反映到上層官僚中，便爆發了各派系的不斷傾軋和無窮盡的整肅。這一切綜合起來，便構成了中共20多年來統治中國的一幅充滿矛盾鬥爭的圖畫。
10.要想徹底解決上敍的矛盾，只有工農群眾和革命的知識分子，進行政治革命，摧毀官僚獨裁的上層政治結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創建符合於此種基礎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政制，依照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基本利益，重新製訂對內對外的政策，中國才有可能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斷地前進。
（二）經濟的發展
11.革命的社會變革，使生產力得以向前大步發展。在農業方面，土地革命極有效地啟發了農民的生產熱忱。數以億計的人民投身水利建設和墾荒工作，建立了頗為完善的灌溉系統，同時又增闢了許多的耕地；因此，新中國只在頭三年內，便治好了長期戰爭破壞對農村所造成的創傷；其後，穀物和其他農作物品種及農具的不斷改良、積肥和消除蟲害工作的普遍開展等等，又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效率。二十多年以來，中國的農業經濟，儘管在生產方法上，與現代農業相比，基本上仍未能擺脫其落後性，但卻能戰勝許多自然災害，獲致了很大的成果。另方面，少數單位之採用現代農業機械和化肥，並因而獲致重大成就，則在實驗上證明了農業機械化的可能性和必需性。
在工業方面，工業的生產和建設，是在生產力低下的基礎上，在帝國主義的嚴密封鎖下，部份依賴於克里姆林宮官僚的所謂「援助」（實際上是通過不等價交換而進行對新中國的掠奪），極其艱苦地進行的。其後，克宮官僚之背信棄義地撤消了它的一切「援助」，使許多基本建設陷於停頓或癱瘓。儘管如此，廿多年以來，工業的生產總值較之解放前已提高了許多倍；基本建設方面的進展很快，一系列新興部門出現了，一些資源被開發了，其中特別重要而有輝煌成就的是石油資源的開發。
所有這些有關工商業進展的判斷，由於欠缺正確可靠的統計資料，因此是一種粗略的估計；但我們深信，這估計是可以描劃出進展的一般面貌的。
總括來說，整個國家經濟目前所獲成就，相對於革命前的情況來說，是十分顯著的；但相對於社會的實際需要，相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中最高發展速度及其已達到的生產力水平，尤其是相對於革命所帶來的許多優越條件來說，則新中國的進展仍顯得緩慢而不足夠；特別是，當估量到廿多年來人口的大量增殖時，國民的平均生產量就顯得沒有多大進展，整個國家仍然處於經濟落後，人民貧困的境況之中。
12.既然革命已解除了生產力的舊有束縛，那末，是什麼因素障礙著中國經濟的飛躍發展呢？在探討上述問題時，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不會漠視中國目前所面對的客觀困難。可是，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障礙主要來自中共的路綫政策底缺點錯誤。
在建國初期，中共囿於毛澤東底「新民主主義」理論圖式，要在「相當的長」時間內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使包括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內的「各種社會經濟成份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在這種機會主義路綫很快遭到破產以後，中共不得不改變政策，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它初期仍想實行公私合營這種半吊子的政策，後來終於收歸國營時，仍要採取贖賣政策，以每年給付定息的形式，賠償資本家以相當於其生產資料總值的款項。這一連串對資本家妥協讓步的政策，根本違反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實行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在奪取政權後著手無賠償地沒收資產階級生產資料的主張，因而使新中國經濟發展遭受不必要的阻延，並使國家徒然損失了巨額的贖賣金。
13.中共1955年秋提出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不到一年即把全國九成多農戶，從初級社變成「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1958年更在幾個月內使全國農戶幾乎全部公社化，把他們的一切牲畜家禽菓樹宅旁地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全歸公社所有。這種只靠主觀命令行政手段哄起「運動高潮」造成思想壓力強迫參加的做法，既不顧當時的低下生產力水平和貧乏物質條件，又完全違反了農民自願的原則，結果只能大大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導致以後幾年農業的減產。後來政策雖然稍有放寬，但基本路線仍無改變，因而農業生產發展長期以來仍然很慢。
14.1953年開始的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完全追隨斯大林的優先發展重工業政策，把國家資金的很大部份投在重工業建設方面。1958年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把這個政策推到最狂熱的地步：煉鋼成為「重點中的重點」，一切部門都要「讓路給鋼鐵元帥先行」，以此打亂了一切經濟計劃和其他經濟部門的正常發展。由於把許多勞動力從原來部門抽走而為煉鋼苦戰，影響了農業、日用品輕工業、副業等生產，造成各部門間嚴重的比例失調和減產，並使全國因煉鋼而損失了二十億元。
15. 1958年的大躍進，提出要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幹勁工作；要十年趕上英國；大放衞星田上天，畝產十幾萬斤；謊報糧棉產量在1958年增加了一倍，等等。這種浮誇謊報風氣盛極一時，迫使人民及下級幹部只追求數量而不顧質量，以謊報數字去幫助完成任務；因而使公眾後來對中國政府發表的數字失去信心。大躍進所表現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完全是遠離實際的極端盲目冒進，對生產造成有害無益的影響。
16. 「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表明國家要求勞動群眾以最高勞動強度的苦戰去進行生產，同時過著最節省的生活，亦即是國家要盡量多取自人民，盡量少給予人民，這就是把工農群眾的當前的利益，同國家的長遠的利益對立起來，以犧牲前者去追求後者，（這同時也是追求官僚層的利益）。在目前階段，這樣的總路線是一般群眾所無法信服地接受，真誠地推行的。
17.中共推行上述三面紅旗的結果，便主要地造成以後3年的嚴重經濟困難，糧食及日用物資更嚴重的缺乏，人民生活的極端困苦。中共事後企圖把責任推諉於特大的自然災害和蘇聯官僚層的停止援助；但這些顯然都是次要的原因。由於當時已有十年的水利灌溉建設，縱使有極大災害也能減少損失；同時，它們又與中共的「人是最重要因素」，「人定勝天」等說法相矛盾。至於蘇聯之停止援助，撤走專家，主要是對基本建設發生了影響。後來中共某些高級領導人指出是由於「七分人事，三分天災」，就比較真實地揭穿了官方的遁詞。
為了消除高擧三面紅旗所造成的惡果，以劉少奇為首的部份中共領導層，被迫採取了較緩和的政策，矯正了過份偏重發展重工業等錯誤政策，使經濟逐步恢復並向上昇，人民生活漸獲某種改善。但以毛澤東為首的一翼，並不滿意這種較溫和的政策，且不甘居第二線，因而向當權派造反奪權，企圖東山再起，伺機重新推行冒進的路線，由此引發了「文化大革命」。但奪權鬥爭的結果，更大大地影響了廠礦交通和農業各方面的正常生產，使經濟又停滯甚至倒退了幾年。
18.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理論及主張，根據蘇聯、其他工人國家及中國的經驗教訓，在中國今天所應採取的政策應該是：
在農業方面，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國家，絕不能用強迫壓力去剝奪貧下中農；國家應該盡力供給農民以農機農具化肥農藥等等，以迅速提高農業生產率；應該盡量供應農民以廉價的日用工業品，因而比較等價地換取農產品，減少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鞏固工農之間的團結；同時，農村物質生活因而得以大大改善，穩定地提高農民的生產幹勁。國家應該設立示範性的國營農場或農業公社，以便在工作上取得巨大成績，表現出其優越性，用事實啟導農民，同時進行思想教育，提高他們的社會主義覺悟，使他們能自覺自願地走集體化的道路。這些都需要很長的時間，及耐心的工作，才能逐漸做到。在國家對農民的稅收問題上，必須特別慎重地訂定一個適當的比率，既不能抽取過多，以免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不能抽取過少，以致妨礙國家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積累。
在工業方面，重工業和輕工業兩者都應同樣重視，同樣大力地去促進它們的平衡發展，而不應特別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免妨礙輕工業的應有發展。重工業的迅速發展，固然可提供更多的輕工業及農業等所需要的機器，但全國勞動人民現階段對輕工業產品的需要更是異常迫切，輕工業所產生的效果更快而顯著，資金積累更易而且多，輕工業發展越快，就越快地滿足勞動人民底物質需要，鼓舞他們底生產熱情。同時，也越快地積累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充份有效地運用重工業所製成的生產資料。
在生產方面，必須真正讓工人農民直接監督管理，讓生產者按照實際條件訂定生產計劃和指標。在直接參與之下，勞動群眾必定以積極的負責的態度，實事求是地訂出最高限度的指標，並努力去加以實現。如果不是靠生產者，而只憑領導幹部的主觀願望，層層加碼地由上頒下無法完成的計劃和指標，結果只會挫傷群眾的積極性（例如群眾認為反正無法完成，便不加緊努力），同時也造成許多浮誇謊報、弄虛作假，只追求數字，不顧產品質量，產生大量廢品次貨，以及其他浪費國家資財等現象。
在決定國家制度和國家的管理方面，每一個勞動群眾都應有平等的權利，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正如列寧所指出的：「人民的多數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權的少數人的特殊機構（特權官吏，常備軍長官），自己來直接進行這些工作，而國家政權職能的行使愈是民主化，這個國家政權就愈不需要了。」這就是說，國家機關應該而且必然日趨消亡，決不是像斯大林和中共所強調那樣的日益加強。這樣，所有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自發發展，就一定會受到工農群眾所遏止，即使有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產生出來，也一定會被群眾所揭發消滅；任何貪污腐化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都一定會被群眾所肅清。因為，所有這些都逃不過廣大群眾的眼睛，決不會為他們所容忍，也只有他們才有足夠力量加以遏止消滅，有效地捍衞國有財產制，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邁向社會主義的目標。
在積累和分配方面，國家應該採取兩者廉顧的適當比例，既要考慮公共積累的需要，也要照顧勞動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適當提高。為了充分發揮勞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這種提高是非常必需的，即使因此暫時減慢了積累的速度，但由於群眾積極性的高漲而造成的生產高潮，必然很快帶來更多的積累。反之，如果只顧目前大量抽取積累，因而影響勞動群眾的生活和工作情緒，造成生產發展遲緩，實際上必會使以後的積累減少。這表明勞動群眾的當前利益，同國家的長遠利益絕不是相對立，而是相一致的。
（三）勞動階級的狀況
19.在中國，正如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一樣，一向都實行盡量多積累而少分配的政策，因而使一般群眾的生活，長期處於物質貧乏的困苦狀態。他們雖然已相對地解除了舊社會那種失業和飢餓的威脅，一般都可以維持一種最起碼的生活，同解放前相比已改善了許多；但廿多年來，生活水平仍未見有顯著的提高。
根據官方的數字：「1958年農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均每人合85元左右」。大多數的窮隊比這個平均數字更低。這個數字包括糧食分配折合現金計算在內，每人每月平均只有7元，扣除生活資料之後，所得到的現金非常少，自然很難買到多少昂貴的工業日用品。國家對數量不足的工業日用品所定的價格既非常高，配給農民的東西又十分少（例如每人全年只配購十多尺布，每月幾兩食油和半斤猪肉，諸如此類），迫使農民必須從自由市場以高價購入不足的生活必需品，由此可見一般農民的生活是如何的困苦。十幾年來究竟改善了多少呢？中共及政府完全沒有像50年代那樣公布有關具體情況。但從要求國外親友接濟的來信，從國內來人的口述筆錄，從中國報刊所透露出的片斷資料，都可知道實際上並沒有很大的改善。中共要求人民「勤儉節約」，「細水長流」，「好日子當壞日子過」，都反映它的多留少分政策很少改變。而「生產長一寸，福利長一分」這個口號，也表明勞動者最多只能得到增產部份的一成；甚至中共報刊常有透露，農業增產了，公社社員的收入並沒有增加多少。既然農村社員不能指望從生產隊增加他們的收入、改善他們的貧苦生活，他們對集體生產的熱情便會降低，轉而向家庭副業和自留地去努力，以期能夠稍為滿足生活上的需要。這就是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屢次遭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壓縮或取銷，但仍恢復存在的主要原因。毛澤東及其支持者之發動對小生產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輿論攻勢，其主要企圖只在於限制社員改善生活的要求，再一次迫使他們盡量放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以便全心全力為增加集體積累而苦幹。
儘管中共宣稱在農村實行依靠貧下中農的政策，但廣大貧下中農生活上長期的困苦，卻大大地挫傷了他們過問國家大事的積極性，敗壞了他們對中共的真誠支持。而中共越是限制農民改善生活的要求，一般農民的政治熱情就越低，對中共的不滿就越大，對集體生產「磨洋工」的情況也越難改變，農業生產也越難迅速提高。
20.由於工人階級在社會生產上所處的關鍵性地位，在社會階級鬥爭中所能起的決定性作用，使中共在統治全中國後，不得不（雖然是在口頭上的）承認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承認他們的較高社會地位，給予他們比其他階級較多的經濟利益，以圖爭取他們的支持，減少他們對中共的對抗性。
但這些對改變實際情況並沒有很大幫助。工人階級實際上並沒有當家作主，領導一切的權力；實權仍操在中共的國家領導人及企業幹部手中，工人只是被領導者，沒有享受到真正的民主權利。他們被號召嚮應中共的各種「運動」，但絕大多數工人反應並不熱烈，而只是循例隨大流表態一番，應付了事。他們被號召進行生產技術革新，但許多的革新往往是更加加強他們的勞動強度。隨著工業的發展，產業大軍的隊伍擴大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加強了，他們的政治覺悟是日益提高了，但同時對中共缺點錯誤的認識也提高了。
城市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比一般公社社員的較為好些。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資每月為60元左右，比農村勞動者高出許多倍，即使城市生活費用較高，卻總沒有農民那樣貧困。但長期以來，城市工人的工資並未見有全國性的增加。即使部份工人的工資級別，經過幾年可能有所提高，那僅因為技術及工作效率提高了之故，而並不是同工同級待遇的提高。一般學徒的每月工資仍然是過去的十幾二十元，一級的仍然是30元左右，為數不多的八級老工人，仍然是100元左右。
對於增加工資的要求（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普遍提出的），中共卻斥之為「經濟主義的妖風」，是走資派「經濟掛帥」、「物質刺激的黑貨」，要堅決加以反對。毛澤東指責工人階級一部份也有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情況，「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但以目前這樣有限的工資收入，即使是最高的八級，仍難以令人相信毛的指責是真實的。對於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這兩種勞動報酬之間的過份大的差距，當然應該逐步加以縮小。高級知識份子（如大學教授等）、國家高級技術人員、企業管理人員高於一級工人十倍以上的薪酬，應該加以降低，但普通工人的一級至八級的工資，則不應該加以減少，更加不應使較高的工資降低到較低的水平上，以縮少八級之間的距離；而應該把過低或較低的工資提高。毛這個指示的用意，顯然在於製造思想壓力，以便把普通工人（尤其是其中較高級的）工資加以削減，至少是要阻遏工人增加工資的要求。但對於高級幹部高過一般工人或國家機關低級工作人員達幾十倍的「工資」及其他優厚待遇，他卻完全不予指責，不主張大加減低，這表明以毛為首的領導層，一直是以犧牲群眾利益來維護官僚特權的。
在進入共產主義階段之前的過渡時期，按照勞動分配生活品，仍然是有效而必需遵守的原則。中共雖然口頭上文字上不正面反對馬列主義這個原則，但1958年秋曾一度在實際上違反了它，今天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反對物質刺激及奬金等名義下，又企圖突破它，並且在部份工人中間首先推行義務加班工作，對超時工作不付給報酬，這如果完全出於某些工人的共產主義覺悟，自願不取報酬，當然是值得讚揚的共產主義崇高精神；但如果把這種義務勞動變成一種普遍推行於全國的經常性制度，迫使一般還未具有這種自覺自願的群眾也要長期參加這種「運動」，那就等於增加工作時間而工資不加，不管領導者的主觀意願如何，其實際結果既不會對生產有所幫助，反而會影響工人的健康，增加他們的辛勞和不滿，因而會降低工作的效率。
21.新中國建立後，婦女也從舊的剝削壓迫下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解放；她們的社會地位比較提高了，在法理上算是男女平等了，但實際上，離開完全的解放、真正的平等還有很大的距離。托兒所等的設立，在中共雖是為了增加勞動力及生產，但也解除了她們一部份的家務勞動；且由於勞保的施行，對婦女的生育和生理病假等都有不同的照顧，她們在這些方面的痛苦已比過去減輕不少。但實際上，她們的痛苦仍比男性深一重。她們不但和男性一樣被剝奪了基本民主權利（包括自由戀愛、結婚、共同一起生活等權利），而且被剝奪了自由生育或墮胎的權利，這些原是人民底起碼權利，也是目前中國經濟條件所能負擔及允許的。她們投入生產建設後，由於生理體力上不及男性，中共提出要她們「頂起半邊天」，就意味著要她們比男性更緊張更吃力地工作。她們辛苦勞動後還要料理家務，生育兒女。加上營養不良（這特別在農村是如此），使婦女的健康狀態，一般都比男性為差，並使她們喪失了平等地受教育和工作的權利。
在收入方面，勞動婦女實際上又比男工或男社員更低，有些甚至低很多；這不但因為工作不同，工資或工分也就較少，而且在許多地方，即使同工也不同酬。對婦女的歧視現象，依然在全國範圍內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中共宣稱中國婦女已得到澈底解放，已和男人一樣平等，並且象徵性地提昇某些「先進」積極的婦女負責較高的職位，甚至當上副總理；這些都難以改變中國婦女一般的真實處境和地位。
（四）青年及文教政策
22.實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目的是為了推行總路線，增加農村的勞動力，減少國家大學教育的經費；並把富於反叛性的城市青年，分散到窮鄉僻壤，消解他們對統治層的威脅。中共為此提出的論點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應該逐漸縮小，理論知識和生產實踐應該相結合，知識青年應該參加勞動鍛鍊和學習等等。即使抽象地說來這些會是正確的方向，但也是中共現行的上山下鄉政策所無法達到的，它採用強迫調派的行政手段，配合精神上壓力（比如認為不服調派就是違抗毛澤東思想路線，以取消工作權利及糧食配給等相威脅），迫使廣大青年接受。這就使一般知青普遍產生痛苦，不滿、消極甚至反抗；只有極少數高度自覺的革命青年，才具有忘我地艱苦勞動的決心；同時，只有極少數鑽營權位者，才藉助於工作積極思想進步的表現而得到提昇。中共硬性安插不熟練的勞動力到生產力低而產品不豐的生產隊（特別是地少人多的生產隊），首先只能增加這些隊的社員與插隊青年之間在分配產品方面的緊張。知青由於技術低農具缺，所得工分更少，不夠維持起碼的生活，迫得要城市裡的家庭接濟；在得不到接濟而又忍不住飢餓時，往往被迫「偷食」集體的產品，因而引起不少這類的悲劇性衝突。
很多無法忍受這種痛苦的知青則逃回城市，成為沒有工作和配給證的黑戶和流浪者。他們要靠家人節食和購買自由市場高價食物維持生活，既很困難，又很不滿，對前途展望灰暗。隨著中共這種政策的大力推行，這類青年的人數也越來越多，更增加社會的不安因素。
大量被派到荒山野嶺甚至不毛之地進行開墾的知青，極少從國家獲得應有的物質力量支助，幾乎全憑他們雙手去戰天鬥地，經過極艱苦的一段日子，才得到收獲維持生活。這些白手墾荒者的艱苦經歷，更少談到「向貧下中農學習」的意義。
知識青年所要學習的，首先應該是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而不是向思想上仍屬個體小生產者的農民，向滋生資本主義的土壤的農村。由此證明中共以這樣的學習為理由，不但虛偽，而且是違反它所標榜的階級立場和馬克思主義觀點的。
為了加速國家工業化，更快地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國家今天應該儘快儘多地培養科技人材。為此就不應把幾乎全部中學畢業生送到農村去「一輩子當農民」（即使其中極少數「政治表現好」的青年可能被選拔入大學，但多年的體力勞動己使他們對過去所學的忘記了很多）。上山下鄉青年的隊伍越擴大，則意味高水準的科技大軍隊伍越縮小，因此，如果對知青的現行政策不予澈底改變，則對國家培訓高水準科技人材以加速工業化，定必產生嚴重的惡果。
23.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應當像列寧所說的，「把學校從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變成為摧毀這種統治和完全消滅階級劃分的工具。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工具」。因此需要澈底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變舊的教學方針、方法和內容，需要加強青年的社會主義教育，培養他們的革命人生觀；應該使書本理論知識同生產實踐相給合，廢除不必要的繁複課程，適當地縮短教學的時間。
但中共把學制過份地縮短，而在學的學生又要以三分一或更多的時間去從事生產，這實在就是「把學生當作勞動力來使用」，目的為了增加生產，而不是為了增加他們的文化知識。這對學生知識文化水平的提高是一種嚴重的阻礙。
中共對原有的教師採取激烈而強迫的改造步驟，要農村中小學教師從原來受薪給的公職人員，變為領取工分的社員，實則把他們的待遇降低到普通社員的水平；要教師邊教邊生產勞動，則減少他們備課改卷的時間，加強他們的勞動強度。中共更一般地發動學生鬥爭教師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要派文化水平很低的工農兵代替他們上講台教學，「成為教師隊伍的骨幹」；這些都在學生與教師之間，工農與教師之間，人工地造成不必要的對立和鬥爭，影響了教師的情緒（「教師難當論」就充分反映教師這種怨懣不安），導致教學質量的下降。
24.中共在學生中間提出重紅輕專，甚至走到只要紅不要專，這是在學校中推行政治掛帥（即「突出毛澤東思想」）的極端表現。它更加導引許多學生只求背誦毛語錄，響應中共每個時期的政治運動和號召，而對一般文化和科學知識則予以漠視；加上他們對前景悲觀灰黯（如畢業後定被送到農村去等等），因而在一段時期流行著「讀書無用論」。
「文化大革命」使全國學校生活停頓了幾年，尤其是高等院校，影響更加嚴重。直到1973年，全國才第一次有八萬大學生畢業。這一事實表明中國在一段長時間內，在提高文化水平和培訓高等科技專業人材方面，落後了多少年，損失了多少專材！隨後實行的大學招生辦法，既大大減少了入學人數，又降低了入學的一定文化知識標準，使教與學都因學生程度不同而大感困難。在現時的官僚控制下，實行這種辦法勢必為特權份子及其狂熱的（或偽裝真誠熱烈的）支持者大開高等學校之門，而把真正熱心追求知識學問的一般青年排拒於門外，其有害結果是顯而易見的。
25.在文化學術、文學藝術（包括影劇音樂等）領域，必須深入肅清舊的剝削階級殘餘影響，代之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形態。無產階級需要一種革命的文藝，需要批判地把既存的文化底重要成份灌輸給水平低的群眾。但正如列寧所批判的，它並不「揑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關在與世隔絕的組織中」。對於文化藝術工作者，在他們不反對革命和社會主義這個前提之下，應該容許他們在文化藝術的園地內有自主的完全自由。
但中共在這方面卻實行了完全不同的政策，表現了十足的官僚主義。它命令一切文化藝術工作者必須嚴格限制在中共所劃定的小框框之內工作；一切寫作、影劇、歌曲等都只能歌頌中共、尤其是歌頌毛澤東，而且不能存有任何可能意會為影射諷喻的成份；只能讚美光明面，不能暴露陰暗面；只能描畫紅臉，不能描畫黑臉。在這種絕對控制之下，人民只能看到歌德派的作品，只能看到革命英雄的形象，只能看到進步的成績和大好形勢。也因此，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七八年間只能看到有限幾齣的「革命」樣板戯；幾乎一切舊的電影戯劇以及無數文學作品，僅僅因為不夠高度讚揚一個人及其功績，或者不合某些人的審查尺度，便被蓋上反革命黑貨的標記，不再容許存在。一切自由地創作的氣氛都被窒息了。一度流行的「文化工作危險論」，就是害怕官僚箝制打擊的一種心聲和反映。整個中國在思想文化的箝制方面，幾乎可和黑暗的中世紀時代的歐洲相比擬。文化藝術的園地，變成清一色的歌德派盤據的場所，多少年來都難長出自由獨立的花朵；全國人民生活在精神上貧乏和枯燥無味之中。
（五）民族自決與國家統一
26.中國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國差不多，都是多民族的國家。列寧曾經指出「一切民族都將走到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完全一樣」。因此，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翌日，列寧領導下的新政權，立即宣佈境內各民族都有完全的自決權分立權，並且在蘇聯憲法上寫明：「力圖創立俄國各民族勞動階級間真正自由自願的聯盟，……讓每個民族中的工農群眾在自己的全權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去獨立決定，究竟他們是否願意，並在何種基礎上參加聯邦政府及其他聯邦蘇維埃機關」。「這個聯盟是各平權民族的自願聯合；每一共和國均有自由退出聯盟之權」。
但中共控制下的中國政府卻不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這種自決權和分立權，而只給予他們以「自治」權，把它們全部歸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大家庭內，使每個民族都必須成為這個大家庭的固定成員之一。這種政策完全違反了上述列寧的民族政策，表明中共在實際上執行的完全是一種大漢族主義政策。這種政策導引出各少數民族與大漢族主義統治之間的對立不和，爆發出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鬥爭，其中最激烈的就是1959年的西藏武裝反抗。即使在建國四分之一世紀後，中共報刊仍然在強調指出：「在民族問題上，是堅持團結還是大搞分裂，歷來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這就顯露出，即使在今天，少數民族與中共大漢族主義者之間，仍然存在著「激烈鬥爭」，因而中共呼籲要「抵制一切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論和行動」。既然各少數民族中的舊上層剝削階級都已被打倒了，不再存在了，則在這些「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論和行動」之中，便會有不少來自各少數民族的工農群眾，反映出遭受國內民族壓迫和官僚統治壓迫的群眾底不滿。
如果中共及中國政府執行列寧那樣的民族政策，並在經濟發展、文化教育、醫療衞生各方面幫助各少數民族，加速它們的進步，使它們的生活日益改善；那麼，它們一定會真正自願地同國內其他民族（包括漢族）聯合在一起，雖有自決權和分立權也不會行使的。同時，它們也會從此瞭解蘇聯官僚層的欺騙，不會成為後者他日進侵中國的輔助工具。
27.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退守到台灣，在美帝軍事經濟等援助下，重新站定了腳跟，得到喘息的機會，繼續殘酷地剝削壓迫台灣人民，尤其是土著的台灣勞動人民。新政權已在中國大陸成立了這麼久，但作為中國一省的台灣及一些沿海島嶼，仍受著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不但國家統一不能全部完成，而且讓一個敵對階級的政權，在外國帝國主義利用之下，威脅著新中國的安全（將來如果蘇中關係更加惡化，克里姆林宮官僚也可能試行拉攏台灣資產階級政權一同對中國進行包圍威脅）。雖然台灣政權「反攻大陸」的反動叫囂僅像是夜行人吹的口哨，已越來越聲沉響絕，但中國政府和中共一直聲稱的「解放台灣」，也從未見諸行動，即使在中美關係改善、台灣海峽美艦撤走、駐台美軍大部回國之後。中共企圖經過統戰、協商談判的和平道路解決台灣問題，那是絕不可能成功的，反動的台灣政權絕不會自動地把統治權交給中共，而必然頑抗到完全潰敗的最後一分鐘。中共對金馬島嶼十多年來的隔岸炮轟，完全是一種虛有其表的無效示威。另一方面，中共的許多缺點錯誤，提供了台灣現政權很好的藉口，利用來欺騙台灣人民，減低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嚮往，渙散他們的鬥志，因而有助於延長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統治。
但這決不能改變總的歷史趨勢，台灣人民終歸會自己起來進行革命，推倒資產階級現政權，成立工農政府，實現階級民主，以此刺激起大陸同胞的反官僚政治革命，或者是這兩方面的革命互相影響、幫助及促進，因此台灣同胞同中國大陸同胞的利益是緊密相連的。
台灣是舊日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的縮影，包含著同樣的社會階級矛盾，因此，中國革命共產黨1948年通過的「黨綱」中的理論分析和任務、主張，基本上仍然適用於今天的台灣。
28.香港、澳門原本是中國的一部分，只因英、葡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掠奪，百幾年來一直分別成為英、葡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使佔當地居民95%以上的中國人民，長期受著英葡帝國主義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中國大陸解放後，中共為了眼前的某種利益，為了拉攏「第二世界」的帝國主義打擊「第一世界」的超級帝國主義，採取維持港澳現狀的政策，既不願收回港澳，也不願幫助港澳人民進行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反對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的鬥爭；更不願號召他們起來趕走他們的直接統治者。即使他們有力量有可能自己解放自己、管理自己的時候，中共也決不會讓一個無產階級民主的政權在港澳存在下去；因為這與它直接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之缺乏民主自由將構成強烈的對照，將激盪起大陸人民民主化運動洶湧澎湃的浪潮。
中共公開否認港、澳今天分別是英、葡的殖民地，這完全是睜開眼睛說瞎話，根本否認客觀存在著的明顯事實，其作用是想迥避它對港澳的中國居民反殖反帝運動所應負的責任，替它製造對這運動怠工的藉口。
主要由於港澳勞動群眾對中共的缺點錯誤、對中國大陸的陰暗面都有較多的瞭解，而對大陸社會制度改變所帶來的進步面則瞭解不足，因而可以預料，在絕大多數港澳居民心目中，都寧可希望能夠在簡單歸屬於中國大陸現政權之外，找到另一條出路。
但港澳絕難有同中國大陸分開而單獨成立獨立國的出路。港澳居民的命運，同中國大陸同胞的命運是緊連在一起的。他們當前最主要最直接的任務是推翻殖民地統治，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權。但革命決不限於解決反帝的民主任務，而是要不停息地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將主要的生產手段收歸社會公有。這個政權並不是中共大陸政權的擴展。不過，如果將來有一天，中共決心把大陸政權和社會制度擴展到港澳，完全趕走帝國主義統治，港澳的工人階級應當一方面繼續同港英及澳葡鬥爭，另方面盡量保持、發展自己的政治獨立性，反對官僚的控制。即使新政權完全被中共官僚控制，勞動群眾也要保衛新政權，以抗擊一切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復辟企圖；並支持中共政權的某些進步改革的同時，反對官僚獨裁，準備與大陸的工農合作，進行政治革命，推翻整個官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
（六）外交政策
29.廿多年來的中國外交，在對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國家方面，總的基本原則是「和平共處」；對於其他工人國家，則隨著相互間的關係變化，在不同時期採取不同的評價和態度。在所有這些方面，它都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離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革命立場的。
對發展中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的態度，中國政府長期堅持它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經濟上給予它們無數的援助，在政治上表示非常的友好，替它們的反動面貌塗上進步色彩；同時在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下，拒絕支持這些國家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而對鎮壓這些運動的統治者，則給予 物質上精神上的支援（最新鮮的例子是對斯里蘭卡），穩定他們的統治。
在對美帝以外的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方面，中國政府的政策是要拉攏它們以孤立它所認為是最主要的敵人。為此，它違反了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和態度，美化它們是屬於「第二世界」的國家，不惜代價地討好他們，公開聲言喜見他們強大和團結，以此幫助延長這些帝國主義者的壽命，延長他們統治壓迫下的無產階級底痛苦。
30.在對美帝國主義方面，毛澤東曾一度嚴正地譴責它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兇惡最主要的敵人，號召全世界人民打倒它，並在實際上支援朝鮮及印支的解放戰爭以抗擊它。這些在當時都是進步的。但他及中共後來卻作了極大的轉變，不但與美帝的代表人物友好、和解，不再像過去那樣猛烈抨擊它，反而希望美軍繼續留駐東南亞，為的是對抗蘇聯。中國雖仍在宣傳上把美帝列為兩霸之一，但在實際上已不視它為最主要的敵人。這種轉變顯然不是由於美帝的本質有所改變，而是由於中共蘇共關係的變化，使中國外交政策也起變化，這種變化特別清晰地表露出它的極右機會主義性質。
儘管中共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採取這種「和解」政策，但由於階級基礎及社會制度的根本不同，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政府對新中國的友好態度完全是暫時的利用；在它們不需要或不宜於再利用的時候，它們就會重現出不可調和的階級敵人真面目，對中國採取敵對仇視的態度，甚至進行顛覆活動或軍事政擊。在發生這類的衝突時，不理中共底政策，也不理那一方面首先發動，革命者都堅決地無條件地站在中國方面，抗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保衛中國這個工人國家及其國有財產制。
31.對於蘇聯，中共最初曾推崇她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核心和為首的力量；稱讚她是自己的「老大哥」，她對新中國的援助，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無私的援助，表示要一面倒向蘇聯。但事實證明，尤其是中共後來所揭露的事實證明：早在斯大林統治時期，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鬥爭中，蘇聯對中共的援助及所供應的軍用物資等，都完全是站在蘇聯官僚層的極端自私的立場上的。
主要由於建立在「一國社會主義」基礎上的雙方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官僚立場、利益的衝突，六十年代初公開爆發了中蘇兩國共黨之間的爭論。為了對抗蘇聯官僚層的強大壓力（同時也是對抗以美帝為首的帝國主義的強大壓力），爭取國際上進步力量和各國共黨內某部分的支持，中共一度被迫要從馬列主義思想武庫中借用某些論點，並在實際行動上較為收斂一下過去的右傾政策，較多地支持某些發展中國家的群眾運動，特別是支持傾向它的共黨領導下的武裝鬥爭。但它同時仍堅持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原則，並照舊露骨地推行於印尼；它聲稱絕不觸動資本主義國家一根毫毛，反對「輸出革命」；它仍自誇曾力主蘇聯血腥壓平匈牙利革命，等等。因而中共當時的轉變是很有限度、很不徹底，是在言語文字上多於實際行動的。雖然如此，在六十年代初的中蘇共黨爭論中，中共的論點還是比較進步，值得歡迎和有條件地支持的。
蘇聯官僚層佈署大軍於中蘇邊境和外蒙古，企圖對中國施加壓力，作軍事進攻中國的威脅，並且發動過一些地方性的軍事挑衅，這完全暴露了它一貫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征服別國的反動企圖，應該受到全世界的嚴正譴責和堅決反對。
中共後來在理論上斷言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再存在，蘇聯已復辟了資本主義，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在實際政策上把蘇聯看作最主要的敵人，這完全是脫離了階級立場，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對國家性質的分析方法和已作出的判斷，顛倒了對最基本對立的階級敵人的鬥爭目標，因而有利於階級敵人和帝國主義，損害了自己階級兄弟間的團結和力量，並幫助蘇聯官僚層對蘇聯及其它工人國家工農的欺騙，加強他們中間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因此，中共今天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的重估和態度，是極端錯誤而有害的。
克里姆林宮和北京間的對立，基本上是兩個官僚統治集團之間的對立，是雙方堅持「一國社會主義」的具體表現。中共和蘇共之間的矛盾，不應影響蘇聯和中國這兩個工人國家之間的正常關係，更不應超越過工人國家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在任何工人國家（包括蘇聯及東歐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發生戰爭時，革命者一定要站在工人國家一邊，保衛它們以對抗資本主義國家，而絕對不應中立，更不應站在資本主義國家那邊去反對工人國家。
32.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國對世界革命運動負有推動、幫助的責任；後者的順利發展和更多的勝利，對中國更有鞏固、保障的作用。反之，世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繼續存在、團結、強大，只能是新戰爭的根源，對中國也是一種巨大威脅。
但中共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卻不是為了推動、幫助世界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制度，而是為了追求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和平共處，其出發點則是為了維護官僚層本身的利益，以及狹隘的民族主義利益，因而把這種利益置於世界革命的利益之上，使後者為它而服務而犧牲。
因此，在外交政策方面，無論就和平共處的內容和表現，就其出發點和反映的利益看，基本上都同斯大林當年的外交政策一樣，具有明顯的斯大林主義性質，不同的是中共所處的時代是世界革命向上發展的時代，它所感受的影響和壓力較大，使它有時要加以利用，因而有時表現出中間偏「左」些（當然斯大林有時也表現出極「左」的言行，如「第三時期」的理論政策，這種盤旋搖擺，正是斯大林主義的特點之一）。
（七）軍隊與民兵
33.由於各種特殊歷史條件的配合，使一枝農民軍隊在對蔣介石的反攻過程中不斷壯大，不斷消滅舊政權的軍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它從始就是由一個較強大的中共所建立、所領導；沒有這個黨的存在，這技軍隊的勝利將是不可思議的。這證明黨的作用是基本的、不可代替的。
但中國政策的官僚主義化，在軍隊中也得到完全的反映，使它經歷了同樣的過程；越上級的指揮官和政委，其權力則越大，所享有特權也越多。解放前的艱苦樸素優良作風，被追求權力和物質特權享受所代替；解放前官兵間較為平等的關係，被一層層的等級和兩端差距達一百倍的極不平等待遇所毒化。雖然後來中國軍隊的軍階名銜在名義上已經取消，軍官已改稱為指揮員，中上級將領的過高薪俸已略為減低；但特權享受和不平等關係依然存在。
34.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軍隊乃是社會的摹本，社會的一切病症，它都要傳染到，普通還發得更厲害些」。中共強迫全國農民迅速集體化，尤其是公社化，使絕大多數來自農民的戰士產生了很大的不滿和反對。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對人民公社等的批評，就是軍中這種情緒的曲折反映，他和當時的總參謀長黃克誠之被整肅，則是中共鎮壓軍中反對情緒的間接表現之一。以後對總參謀長人選之不斷更換，意味中共對控制軍隊的棘手和亟圖加強，也顯出軍隊中鬥爭的尖銳和複雜性。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利用軍隊鎮壓革命群眾及紅衛兵，派軍隊進駐廠礦、學校等單位，賦予軍隊極大權力，管制許多從不屬於軍管的部門；使解放軍報成為對各方面發號施令而與黨中央機關報平起平坐；使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及其選出的九屆中委中，軍人成份佔了很大的比重；這一切都極度地擴大了軍隊領導人在黨政各方面的權力，導致林彪為首的一派底飛揚跋扈，更導致毛澤東在利用完林彪之後即加以清除，並調換絕大部份軍區司令員的駐地，解除他們的黨書記等兼職，強調重申黨指揮槍，而非槍指揮黨。所有這些都證明中共黨內各派系把相互間的明爭暗鬥帶到軍隊之中，以奪取對國家軍隊的控制權，來鞏固自己一派在黨及國家政權內的權位，把人民解放軍變成自己的工具。
35.為了追求和平共處、進行和平競賽，而不指望從世界革命的勝利獲得保障，中共只有盡力加強本國的國防，依靠軍事力量的強大來保持實力地位，防禦外國的侵犯。因此，中國官員曾宣稱，中國政府寧可人民沒有褲子，也要發展核子。這是帝國主義者過去主張要大炮不要牛油的同樣比喻；兩者所依賴的階級基礎雖然不同，但犧犧牲人民生活以追求軍備競賽的政策則一。然而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唯武器論者，真正能保衛工人國家的最強大力量，不是核彈之類的國防武器，而是全國勞動群眾的真誠支持。中共的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政策，雖由於科技人員的集體努力而在尖端科技上獲得巨大成就，但同時也造成廣大群眾因生活上的不滿而對國家的支持熱忱減低。
中共強調戰爭迫近的威脅，驅使人民「深挖洞、廣積粮」，其更大用意是想藉此種戰爭威脅，驅使人民束緊褲帶，更努力去增加生產，加強國防力量。但這種備戰而緊張的狀態並不能長久保持，特別是人民覺得中蘇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很少的時候，他們的情緒便會鬆弛下來。這證明用人工製成的氣氛，對國防的鞏固不會有多大的實際效果。
36.蘇聯紅軍的締造者領導者托洛茨基正確地指出過：工人國家應該逐步創立一種軍隊，「盡可能的用超軍營法，即，使之接近於勞動階級的勞動條件」，與工廠、礦山、農村公社等相結合，有地方的指揮部、軍械庫和軍用品儲藏所。「地方的教育的工業的體育的青年團體，將代替軍營所造成的團體精神，而且養成自覺的紀律，沒有高踞在軍隊之上的職業的軍官」。這種制度需要一種高的經濟基礎，需要較充足的鐵路、公路、水道和交通工具，以便戰事發生時，地方軍隊能迅速集合行動。如果具備必需的經濟條件，民兵制度比之正規軍會有更多的優點，國家所付出的代價也會更少。但以中國目前而言，由於生產力水平和經濟條件所使然，保持一技強大的正規軍仍然是很必需的。正規軍和民兵兩種系統，仍然需要相輔相成，互相補充其優劣點。
無論在正規軍或民兵隊伍中，都需要有批評精神的新鮮空氣，它的指揮部需要民主的監督，需要由兵士自下而上地選舉指揮部。「指揮員的昇遷，若是根據本人的能力和功績，則須在軍隊本身自由的創意和批評條件之下才能實行，同時須有全國的輿論來監督軍隊。嚴厲的紀律祇能與寬大的民主制相輔而行，而且是直接依靠於民主制之上的」。但中共控制下的軍隊和民兵組織內部。從來都缺乏這種民主自由。
37.中國除了有全世界最大的正規軍，還有各地方及廠礦成立的無數民兵，這枝民兵隊伍中，有越來越多的工人參加，且擁有各種武器裝備。中共在林彪事件前後之特別推廣民兵隊伍，並非表示它自願讓工農武裝起來，讓他們獨立地積極地干預國家大事，而只表現它懷有如下目的：第一，利用某部份有武裝有組織的工農，以對抗社會上、黨內及正規軍中不受指揮的異己力量（尤其是異己的高級軍官）；第二，加強軍事力量，以對抗克里姆林宮及帝國主義的壓力。
不管中共某些派系之企圖利用民兵組織作為派系鬥爭的工具和資本，不管他們對民兵組織已加以官僚主義的控制；工人和貧下中農之利用參加民兵機會，學會使用武器和作戰技術，且能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手中握有武器，這在客觀上卻有很大的進步意義，對工農參加政治生活及實際鬥爭具有重要價值，在將來群眾進行反官僚的政治革命時會起積極作用，因而會造成官僚玩火終被火焚的結果。
所有工農和革命者都應該盡可能爭取參加到民兵隊伍或正規軍隊中去，爭取武裝自己、接受軍事訓練、使用武器的權利，正如爭取接受文化教育的權利一樣。
（八）社會矛盾與官僚層
38.二十多年的事實表明，中國社會充滿著各種各類的矛盾和鬥爭，在最初幾年，主要的社會矛盾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在農村表現為地主階級與貧苦農民間的矛盾）。隨著1956年社會改革的基本完成，舊的剝削階級已被消滅；但各種矛盾仍然存在，它們表現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殘餘勢力之間，社會主義傾向與資本主義傾向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農業集體經營與農民個體經營之間，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等等。在這許多矛盾衝突之中，大部份都根源於高度進步的生產關係與低下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中共的一貫政策，不是按照馬列主義的原則，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逐步消滅社會的不平等和矛盾衝突，反而是利用它們，且在客觀上加深加劇它們；而且越到後來（特別自1957年起），就越使自己的官僚統治與工農群眾之間的矛盾，變成更尖銳的主要矛盾。其具體的表現在於：一般勞動群眾與「先進積極」份子之間，公社社員與公社幹部之間，上山下鄉知青與直接領導的幹部之間，一般文化教育工作者與限制他們自由的領導者之間，群眾與公安（特務）人員之間，各少數民族與大漢族主義者之間，國家機關下級工作人員與其上層之間，軍隊及民兵的下層戰士與上層指揮員之間，等等。這許多矛盾鬥爭反映到中共黨內，便是一般黨員與黨領導之間的矛盾鬥爭。
39.社會矛盾的加深和鬥爭的加劇，另方面又加強了中共黨內各種傾向、集團、派系之間的衝突。它們在主要由自己的官僚主義及政策所造成的困難之前，互相不滿怨責，要用不同方法維持官僚統治的歧見越來越大，對立越來越顯；加上官僚們各為了追求自己及自己一派更大的特權、更高更穩的地位，於是黨內鬥爭便不斷爆發出來。
極權專制的個人獨裁，是中國國家政治生活的特點；也是中共黨內生活的特點。中共繼承斯大林「黨內無派」的官僚傳統，一向不容許任何與毛澤東思想路線不同的傾向、集團存在。一旦形成且開始和毛澤東對抗，便被套上階級敵人、特務叛徒等罪名，加以清算、整肅；被整肅者永遠沒有辯護的權利。毛澤東以前的戰友都一批批被加上最壞的罪名鬥垮鬥臭了。這種不斷整肅表明中共黨爭的激烈，更表明中國社會政治危機的尖銳化。
40.面對著蘇聯和東歐工人國家人民反官僚獨裁統治的洶湧浪潮（它們以匈牙利革命、波蘭波茲南工人暴動，蘇聯集中營暴動等一系列事件為代表，也間接反映於赫魯曉夫1956年清算斯大林罪惡的演說中），面對著國內人民受了這種感染而加劇的對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毛澤東在1957年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要全國人民加以響應，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許諾「言者無罪」。他的目的是試圖以這種「開放民主」的姿態，讓群眾發洩一些不滿情緒，緩和一下緊張的矛盾。革命群眾利用這個號召，實行大鳴大放，他們（如林希翎所代表的）嚴厲批評了中共官僚層的缺點錯誤，提出要求在國內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對外實行真正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政策，推進世界革命。另一方面，政府中的資產階級份子（如龍雲等）也乘機提出批評，企圖影響中共政策，以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樣地從左、右兩方來的批評，其矛頭都直指中共，對中共統治造成了威脅。
像玩火者被火灼傷了手指而趕快縮手一樣，毛澤東佷快就下令結束這一鳴放把戱，以「反右派」名義，不但鎮壓資產階級分子，而且對真正革命的左派也同權套上右派帽子，同樣加以鎮壓。他事後解釋，這種鳴放號召是引誘右派露出頭來的陽謀而非陰謀。但在全國人民看來，卻完全是出爾反爾、背信毀諾的行為，是公然欺騙人民的陷阱，絕不是一個光明磊落的領導人所應採取的。
大鳴大放的收塲表明毛和整個官僚層一樣，連一些革命性的批評意見也不能容忍，而繼續任意踐踏1954年憲法所明白規定的人民底基本權利，把一切民主自由的規定都變成只是官僚獨裁的點綴品。這種自我暴露的弄巧反拙的做法，不但沒有緩和中共同人民之間的矛盾，反而更加深了矛盾。
41.1958年盲目推行三面紅旗所引起的人民更大不滿，反映到中共黨內，就引發了次年廬山會議上國防部長彭德懷的「苦諫」陳詞。雖然他的批評溫和含蓄，且是站在維護共黨統治的立場上作出的，但仍不能見容於毛，而終被撤去一切職權。這具體表明毛和中共都決不容許任何不同意見存在於黨內。與此同時，毛也因三面紅旗失敗而辭去國家主席，暫不直接干預國家事務。但一般群眾鑑於鳴放的教訓，仍不敢公開提出批評，而只在黨幹部或一些知識份子中間，藉助於借古喻今、指桑罵槐等間接手法，來宣露他們的不滿（如「海瑞罷官」、「燕山夜話」等）。但這樣很有限度的隱約批評，也不能存在多久；這些批評者終於成了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首遭清算的對象。
42.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並不是以無產階級為主體，在文化思想領域進一步肅清資產階級殘餘影響及官僚控制的革命。它最初的鬥爭和打擊的對象，是那些思想言行上反對毛及其三面紅旗、不滿官僚控制、要求基本民主權利的進步群眾，以及某些主張溫和改革的黨員、幹部。毛派對他們的這種打擊鎮壓，完全是反動的，應加以反對的。第四國際黨人同情和支持那些因反對官僚獨裁、爭取民主權利而受迫害的人們。
它雖曾一度號召要「破四舊、立四新」，但其主要鬥爭矛頭，卻很快轉到「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上去，因而使它基本上變成為官僚內部冒進與緩進的傾向及勢力集團之間的鬥爭，這種鬥爭是沒有任何進步意義的。
毛及其支持者，由於當時在黨及國家機關內處於少數地位，為了鬥倒劉少奇為首的「當權派」，不得不呼籲黨員群眾（主要是學生）起來支持自己，造劉鄧「當權派」的反。最初，學生紅衞兵有很多都受毛派所利用，替毛派火中取栗，把舊當權派拉下馬來；另一些則仍支持舊當權派，這兩派紅衛兵互相對立鬥爭。但後來，更普遍的卻是，廣大的青年學生紅衛兵和部份工農群眾，他們平時對官僚獨裁、特權享受和錯誤政策等早已深感不滿，這時官僚上層發生分裂鬥爭，統治基礎岌岌可危，正是起來爭取本身利益、依照自己意願發展獨立鬥爭的最好時機。因此，他們中的很多人，很快就越過中共新、舊當權派的頭，突破上層領導的意圖和劃定的框框，提出自己的獨立政治主張，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有的甚至要進行政治革命，推翻整個中共官僚層的統治。對於群眾這種進步傾向和表現，我們革命者是予以支持、鼓勵，以推動他們完全而澈底地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使反官僚鬥爭得到最後的勝利。
這種發展顯然是中共各派領導人所預料不到，也是他們所一致反對的。因此，當毛派發覺到這種危險威脅後，就立即提出同舊領導幹部、軍隊代表及「革命群眾代表」「三結合」（亦即三者的互相妥協），並出動軍隊鎮壓紅衛兵及其他群眾，解散他們的組織，把絕大部份紅衛兵遣送上山下鄉。這就使萌芽、抬頭的反官僚進步力量再遭摧殘，其中有些則被迫轉而進行地下活動。
這整個過程都表明了毛派政策的反動本質。在這個過程中，群眾進步力量的蠭起，並非表現毛派政策有任何進步性，兩者是不同的，在本質上是對立的，正如帝國主義戰爭造成群眾蠭起或導致革命，並非表現帝國主義戰爭有任何進步性一樣。
43.四屆人大通過的新憲法，雖規定國家保障人民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四大」自由，但形式遠超過實際，最多是用來批評某些中下級官僚以疏導不滿，特別是用來打擊毛及其親密支持者所要打擊的對象，其主要作用，正如新憲法所寫明的，是「以利於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
毛澤東提出的五七幹校，幹部參加生產勞動，認為這些「有助於克服官僚主義」。但對於大多數的低幹部，或「犯了錯誤」的較高級幹部來說，這主要是一種強迫的變相勞動改造（他們中很多人之不定期地繼續留校，便是改造未得到上級滿意的明證），有許多甚至是強迫的轉業，失去原有的工作，變成新的勞動生力軍。如果完全是出於參加者的自覺自願，同時出於必要的收縮多餘的工作人員，根據有關人員自己的公平決定，而非根據對毛思想的擁護表現及上層的獨斷命令，那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某些在職高級幹部之參加生產勞動，主要是象徵性的短暫勞動，即使可能稍為收斂一下他們之中過於惡劣的官僚主義行為，但其主要目的則是想帶頭推動生產，監督鞭策群眾努力勞動。在參加勞動的同時，這些高級幹部所享有的特權並無減少，不但保留原來的職位實權，而且繼續領取原有的優厚「工資」待遇，因而對官僚特權及地位並無觸動，無助於「克服官僚主義」。
44.長期以來，中共黨員在全國範圍內，既擁有無上的政治特權，又享受很大的物質特權；黨內的地位越高，在政權機關的權位也越高，所享特權則越大。從三反五反運動，到大鳴大放，文革時期紅衛兵的揭露，批林批孔，揭批「四人幫」，都不斷證實這種特權的普遍存在。這絕不僅僅是「一部份」黨員幹部才有的偶然現象，而完全是中共整個黨制政制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及其支持者公開指責黨員的「一部份」已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份子，要遏制它的生長，肅清資產階級生活作風。這表明中共的維護官僚特權的政策已招致嚴重的後果，引起工農群眾越來越大的反感，因而迫使毛澤東要稍為抑制某些黨員的過份昭彰的劣跡。但他們更重要的企圖，則是要利用「加強對資產階級專政」的理由，在執行極「左」的冒進路線的同時，打擊那些不同意或不積極支持自己意見的那「一部份」，給他們戴上「資產階級」帽子來轉移群眾對官僚層的反對，以犧牲他們來保存整個官僚層。
寄生在國有財產基礎上的官僚層，將來如被迫要對黨員中產生的資本主義因素加以壓制，雖然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整個官僚層的特權利益，但同時也保護了國有財產制；在這種鬥爭中，革命者自然應當全力反對任何資本主義傾向和勢力。但近幾年來，發生在中共領導層的鬥爭卻不是這樣的鬥爭。
45.毛澤東生命的結束，意味毛澤東時代也開始結束了，他的嫡系「四人幫」之迅速被清算，意味毛自文革以來的某些偏激冒進政策之漸被揚棄。所有自文革時起積極支持和狂熱推行毛的文革政策的重要幹部，幾乎已無一倖免遭受清算的厄運（從最先的林關戚王，到陳伯達、林彪，到後來的王張江姚）。這表明官僚層已在事實上打擊了文革。對「四人幫」錯誤的揭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揭批毛澤東的錯誤；他們由於最死硬奉行毛的後期政策而得到毛一手提擢至最高層，一直受毛所支持、縱容。隨著曾被毛派批鬥的大批舊幹部之復職當權，特別是隨著群眾干預政治的壓力日增，對毛澤東缺點錯誤的揭批將會越來越多，其方式也會從間接的、含蓄的，走到較直接和明顯，最後，毛澤東也勢難逃避被澈底清算的歷史裁判。
從文革開始，一個接一個而不停息的鬥爭和「運動」，尤其是近幾年來的，清楚顯示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尖銳激烈，錯綜複雜，曲折反覆；證明領導危機的日益嚴重。在毛、周這批權威領袖去世之後，這個危機更是空前地嚴重了。新的繼承者既少威望，又背著過去熱心支持毛政策的包袱，分擔著過去許多錯誤的責任，但又不肯公開承認和改正錯誤。黨政軍各方面的不同傾向，派系或集團勢力依然林立，互相勾心鬥角，進行爭奪權力，設法削弱對方，或拉這一派打另一派。華國鋒急不及待地以非法途徑一身總攬黨政軍警四方面最高權力，既與他本人的資望實力極不配稱，因而基礎不穩，又反映出他對權力會被分薄奪走的恐懼心理。如果他不能與毛澤東的錯誤路線政策相決裂，反而堅持走向毛澤東個人獨裁的老路，實行寡頭統治，那他將終於會從最高的寶座上被推下來的。
在中共領導層內不斷爆發的鬥爭中，雖然它們都是官僚層內部的派系鬥爭，但革命者決不放過任何參加鬥爭的機會，而要積極參與任何一派所影響下的群眾活動，與群眾結合在一起，但絕不給予任何一派官僚以政治上的支持，以引導群眾走上正確的獨立鬥爭道路。
46.中國的官僚層已形成為牢不可破的一個社會階層，緊緊地保持著政治經濟特權，不可能自動實現社會主義民主。領導著這個官僚層的中共，無論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少平或華國鋒當權，都不可能經過自我改革而變成一個革命的馬列主義政黨。它死死控制著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各方面的權力，獨斷地推行經常錯誤的路線政策，變成中國生產力飛躍發展的最大障礙物。它甚至專橫地操縱著每一個勞動人民的一切：從工作、學習、民主自由、以至日常生活；並非常苛刻無厭地要求人民長期「以苦為樂」（但它自己卻過著腐化的生活），變成了和全國人民直接對立和憎恨的對象，只有從根本上移去這個最大障礙和人民的敵對者，才能使中國順利地發展到社會主義。
而要移去這個障礙物，則必須經過無產階級領導一切勞動群眾進行徹底的政治革命，推翻中共的官僚統治，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政制。
在目前中國必須實行政治革命，這不但是唯一正確而必需的道路，且也是全國勞動群眾的迫切要求。中共十大通過的黨章之寫上要進行多次的「政治大革命」，就反映出中共在這種客觀要求的面前，企圖以畫餅給群眾充飢，以偽裝的「政治大革命」去轉移群眾的鬥爭目標。但這種企圖不僅決不會得逞，反而和「四大」自由、武裝民兵等的提出一樣，在客觀上鼓舞群眾的鬥爭情緒，為群眾所利用，激盪起反官僚的革命浪潮，最後將中共和官僚層埋葬。
1976年4月5日天安門十萬群眾的暴動，就是反官僚層政治革命的預演，它的矛頭直指整個官僚統治，特別是反對毛澤東及其嫡系。這是1949年革命勝利以後，最偉大的群眾革命行動，第一次表現群眾如此公開地用行動反對中共。它雖被官僚鎮壓了下去，但不到一年，客觀形勢已迫使官僚不得不釋放被誣為「反革命」的參加者；將來，也可能被迫承認中共中央誣指它是「反革命事件」的錯誤。這些都會大大鼓舞起群眾的鬥志。
近年來工農群眾鬥爭已不斷爆發，並長期持續；這表明工農的政治覺醒和力量的加強，無數的大字報也勇敢地提出群眾的許多要求，這些都是無誤的徵兆，顯示反官僚層政治革命的漸趨成熟。
中國，正如托洛茨基對蘇聯所作的分析一樣，「乃是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間的一個矛盾的社會」；「日益增長的社會矛盾，其繼續的發展，可以向前走到社會主義，也可以後退到資本主義」，「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須打破工人的抵抗才行」，「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工人們必須打倒官僚制度才行」。最後分析起來，問題要決定於國際舞台之活的社會勢力的鬥爭。
而在最近將來的中國，也會像第四國際的過度綱領對蘇聯所作的預測一樣，「革命底新的高漲，將無疑地在反社會不平等和反政治壓迫的鬥爭旗幟下展開」。群眾是會利用已打開的各種缺口，利用中共所標榜的假民主開放的號召，一步步發展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陣地，在正確的革命黨領導下，最後走到完全的勝利。
（九）我們的任務和主張
47.針對中國的情勢，們提出如下的任務和主張：
一、堅決保衞中國革命成果
保衞國有財產、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土地改革、國家對外貿易的壟斷權、計劃的經濟等等。
推翻英、葡帝國主義在港澳的統治，推翻台灣的資產階級反動政權，澈底完成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
堅決反對任何資本主義的復辟，抗擊帝國主義的進攻。
二、爭取工農群眾的基本民主權利
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武裝、罷工、示威、居住、遷徒、旅行、受教育、選擇工作和創作等的完全自由；
國家應提供物質幫助及方便，使人民能充分行使這一切自由權利；人民對政府及執政黨有完全的批評和監督權利；任何侵犯、壓制人民這些自由的，應受到嚴厲的懲罰。
反對強迫知青下鄉下放；除真正的刑事罪犯外，國家不得對任何人強行勞動改造、思想改造等官僚手段。
戀愛、結婚、生活、生育、墮胎等應有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官僚干擾限制。
三、改善工農生活及工作條件
每日工作不超過八小時，根絕失業；禁止強迫提高生產定額；禁止違反生命安全的操作，防止工傷事故；以勞動者自覺的熱情和紀律，代替官式的勞動競賽制度。
按照實際生活的需要，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逐步減少工資等級之間的差距；反對工人貴族特權與勞動者生活窮困之間的巨大不平等。
婦女同工同酬，生理病假分娩等應獲得特別照顧，反對對婦女的任何歧視。國家應普設托兒所、公共食堂、洗衣場等，以幫助促使家務社會化，消除婦女的家庭重擔。
糧食、副食品、日用必需品等應供應充足，定會低廉，以保證工農大眾吃飽穿暖，澈底改變國家低價收購農產品、高價出售日用必需品的政策。
沒收一切房屋歸公有，首先分配給最迫切需要的勞動人民。
四、工人管理生產
根據生產者及消費者的利益，從上到下地修訂經濟計劃，重訂積累與分配間的合理比率，使輕、重工業之間，工、農業之間和諧地平衡地發展。
所有廠礦交通單位都由工人自己選出工廠委員會執行國家經濟計劃，管理生產，保證產品質量，禁止追求虛偽數字。
以民主方法組織消費合作社，監督產品品質、種類、數量和價格。
國家經濟和政府工作的詳細情況應經常定期公佈，使人民能行使其權力，監督全國經濟計劃和政府政策。
五、按照勞動者意志改組社隊
廢除土地私有制，宣佈全部土地歸國有，由勞動者無償地按平均原則使用，禁止轉讓，農業應走集體化、機械化道路，國家應用物質力量盡力給予幫助，配合民主化示範及思想教育，健全集體化組織；由農民自由選舉產生的代表會議，依照社員的意願和利益，改組或重組公社等集體化組織，實行真正民主的管理，自行決定生產計劃及指標，決定積累和分配之間的比率，提高社員的工分及生活待遇。
農民應有完全的自由，以決定參加或退出公社等集體化組織，在禁止剝削他人勞動及制止富農生長的前提下，容許農民有選擇單幹及非農業人口選擇個體經營的充分權利，國家應保護他們不受歧視或打擊，在目前時期，反對官僚強迫取消現有的小量自留地、家庭副業或自留畜。
六、一切團體組織、機構，實行民主化
工會組織應由工人群眾民主選出領導機關，獨立自主地代表工人群眾的意願及利益而工作，不受國家機關或當權黨派的指揮。
軍隊及民兵組織應由下層戰士民主選出指揮部，指戰員工資待遇基本上應該平等。軍隊、民兵與人民打成一片，絕不充當官僚派系鬥爭或鎮壓人民的工具。
一切文化藝術工作者有權獨立組織自己的團體，不受政府或當權黨派的干擾約束，有完全自由地創作的權利。
學校教師、工作人員和學生共同組成管理委員會，處理學校行政及教學等事務，反對軍隊或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等的進駐和監管。
七、建立工農兵的代表大會（蘇維埃）
以不記名投票，按人數比例選出代表，召開各級代表大會，構成各級權力機關。由各級代表大會選出各級政府負責人，排拒資產階級地主份子及舊軍官政客參加。由工農兵全國代表大會構成全國最高權力機關，廢除現存的一黨專政；廢除獨裁點綴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重新制定社會主義民主憲法。
一切政府公職人員均可隨時由人民加以撤換，他們的工資待遇不能高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待遇；廢除任何特權享受。
八、實施社會主義民主
工人有權組織政黨或派別，參預國家事務；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政黨都有合法存在及公開活動的權利；廢除任何一黨一派的政治特權，反對利用國家機關替任何私黨私派利益服務。
實行無產階級的法治，反對任意亂加罪名給任何個人或團體，進行迫害或私刑迫供。非經公開、公正、合法的審判不得加罪任何人，應容許被告有自由答辯的權利，不得剝奪任何人身自由或加以壓迫。
廢除秘密警察制度，停止公安特務人員隨意逮捕、監禁、流放或殺害任何人。
釋放一切未經公正審判的被扣押者，對過去一切政治犯實行公開而公正的重新審查，並由工人團體推選代表參加審判。
釋放一切擁護社會主義而對中共當權者的思想或政策持有不同意見的「政治犯」。
九、少數民族應有自決權
廢除民族自治區內的漢族監督和統治；反對任何形式的大漢族主義或民族壓迫。
國內各少數民族，不論大小，一律享有完全平等的權利。
少數民族應享有完全的自決權分立權，可以自由決定是否願意共組或退出社會主義聯邦。
十、確定國際主義的對外政策
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革命政策，代替現行的狹隘民族主義政策，排除與資本主義制度和平共處的反動幻想。
支持、幫助各國工人和勞動群眾的革命運動，反對各國剝削階級對群眾的限制和鎮壓。
公佈一切外交條約和文件；反對秘密外交。爭取同一切工人國家的團結合作，共同對抗帝國主義國家或資產階級反動政權；思想政策分歧不應妨礙這種團結合作。反對任何工人國家對其他工人國家的壓迫，掠奪或軍事侵佔。對各工人國家的官僚統治錯誤應予以批評揭露，喚起工農群眾進行監督和改革（包括政治革命）。
一切工人國家應該根據完全自願及平等的原則，成立社會主義聯邦，作為未來全世界社會主義聯邦的第一步。只有在全世界範圍內，才能真正實現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
48.上列的任務和主張，必須歸結到以工農群眾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統治這個重要任務上去，因為沒有這個成功的政治革命，則上列的任務和主張是無法達成的；現時的官僚統治既不會自動地徹底完成上列的任務和主張，使中國最後走到共產主義，也不會自動退出政治舞台，恰如古今中外所有統治階級或階層不會自動退出政治舞台一樣。
但要準備、進行這一政治革命，並保證獲得勝利，必須有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黨的領導，這個黨就是托洛茨基所創立的第四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黨（其中國支部就是中國革命共產黨）「第四國際是第一、第二和第三國際的一切革命傳統的直接繼承人，建立在一個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綱領的基礎上」。第四國際的綱領吸收了百多年來先進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經驗，也吸收了50年來反對工人國家中的官僚層獨裁統治的經驗。第四國際在組織原則上實行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既保證了充分的黨內民主，又保證了對外的集中行動，這兩者都是一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黨所缺一不可的。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團集到第四國際旗幟底下，共同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美好世界而努力鬥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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