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4, 2008

匪諜是怎樣做成的

引自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
2006/new/apr/12/today-article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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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諜 是怎樣做成的

◎王鼎鈞 圖◎黃子欽

我在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台聯合中學匪諜」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的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捲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總統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台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伏了本省人,另一件煙台聯合中學冤案懾伏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台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五○年代、六○年代進入七○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個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只是念及「身家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編劇家趙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學生,他去世後,編劇家張文祥寫文章悼念,談到當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學半夜失蹤,「早晨起床時只見鞋子」,那些都是強迫入伍後不甘心認命的學生,班長半夜把他裝進麻袋丟進大海。這是我最早讀到的記述。小說家張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中篇小說〈海兮〉以山東流亡學生在澎湖的遭遇為背景,奔放沉痛,「除了人名地名」以外,意到筆到,我很佩服。然後我讀到周紹賢〈澎湖冤案始末〉、傅維寧〈一樁待雪的冤案〉、李春序〈傅文沉冤待雪讀後〉,直到〈煙台聯中師生罹難紀要〉、張敏之夫人回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連人名地名都齊備了。

可憐往事從頭說:內戰後期,國軍節節敗退,山東流亡學生一萬多人奔到廣州,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出面交涉,把這些青年交給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收容。當時約定,讓十六歲以下的孩子繼續讀書,十七歲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戰場,天下無事升班升學。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灣澎湖當家作主的陳誠都批准這樣安排。

一九四九年六月,學生分兩批運往澎湖, 登輪者近八千人,後來號稱八千子弟。七月十三日,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把年滿十六歲的學生,連同年齡未滿十六歲但身高合乎「標準」的學生,一律編入步兵團。學生舉手呼喊「要讀書不要當兵」,士兵上前舉起刺刀刺傷了兩個學生,司令台前一片鮮血,另有士兵開槍射擊,幾個學生當場中彈。三十年後,我讀到當年一位流亡學生的追述,他說槍聲響起時,廣場中幾千學生對著國旗跪下來。這位作者使用「汴橋」做筆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歸時方始休」,可憐的孩子,他們捨死忘生追趕這面國旗,國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塊布。

編兵一幕,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監督進行。流亡學校的總校長張敏之當面抗爭,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動學生造反。李振清雖然是個大老粗,到底行軍打仗升到將軍,總學會了幾手兵不厭詐,他居然對學生說:「你們都是我花錢買來當兵的!一個兵三塊銀元!」他這句話本來想分化學生和校長的關係,殊不知把張敏之校長逼上十字架,當時學生六神無主,容易輕信謠言,這就是群眾的弱點,英雄的悲哀,自來操縱群眾玩弄群眾的人才可以得到現實利益!為他們真誠服務卻要憂讒畏譏。張敏之是個烈士,「烈士殉名」,他為了證明人格清白,粉身碎骨都不顧,只有與李振清公開決裂,決裂到底。

張敏之身陷澎湖,托人帶信給台北的秦德純,揭發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咳,張校長雖然與中共鬥爭多年,竟不知道如何隱藏夾帶一封密函,帶信使者在澎湖碼頭上船的時候,衛兵從他口袋裡搜出信來,沒收了。

張敏之又派煙台聯合中學的另一位校長鄒鑑到台北求救,鄒校長雖然也有與中共鬥爭的經驗,沿途竟沒有和「假想敵」捉迷藏,車到台中就被捕了。

最後,張敏之以他驚人的毅力,促使山東省政府派大員視察流亡學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廳長徐軼千是個好樣的,他會同教育部人士來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認強迫未成年的學生入伍,徐廳長請李振清集合編入軍伍的學生見面,李無法拒絕,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帶到海邊拾貝殼。徐軼千告訴參加大集合的學生,「凡是年齡未滿十六歲的學生站出來,回到學校去讀書!」隊伍中雖然還有幼年兵,誰也不敢出頭亂動。張敏之動了感情,他問學生:你們不是哭著喊著要讀書嗎?現在為什麼不站出來?徐廳長在這裡,教育部的長官也在這裡,你們怕什麼?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你們錯過了這個機會,再也沒有下一次了!行列中有十幾個孩子受到鼓勵,這才冒險出列。李振清的謊言拆穿了。後來辦案人員對張敏之羅織罪名,把這件事說成煽動學生意圖製造暴亂,張校長有一把摺扇,他在扇上親筆題字,寫的是「窮則獨搧其身,達則兼搧天下」,這兩句題詞也成了「煽動」的證據。

徐軼千對張敏之說:「救出來一個算一個,事已至此,我們也沒有別的辦法了!」澎湖防衛司令部認為此事難以善了,於是著手「做案」,這個「做」字是肅諜專家的內部術語,他們常說某一個案子「做」得漂亮,某一個案子沒有「做」好。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煙臺聯中有一個龐大的匪諜組織,鼓動山東流亡學生破壞建軍。立意之後蒐集材料,蒐集材料由下層著手,下層人員容易屈服。那時候辦「匪諜」大案都是自下而上,一層一層株連。

做案如作文,有了材料便要布局。

辦案人員逮捕了一百多個學生(有數字說涉案師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勞審問,從中選出可用的訊息,使這些訊息發酵、變質、走味,成為罪行。辦案人員鎖定其中五個學生,按照各人的才能、儀表、性格,強迫他們分擔罪名,那作文成績優良的,負責為中共作文字宣傳;那強壯率直的,參與中共指揮的暴動;那文弱的,覺悟悔改自動招供。於是這五個學生都成了煙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分團長。

每一個分團當然都有團員,五個分團長自己思量誰可以做他的團員,如果實在想不出來,辦案人員手中有「情報資料」,可以提供名單,證據呢,那時辦「匪諜」,只要有人在辦案人員寫好的供詞上蓋下指紋,就是鐵證如山。這麼大的一個組織,單憑五個中學生當然玩不轉,他們必然有領導,於是張敏之成了中共膠東區執行委員,鄒鑑成了中共煙台區市黨部委員兼煙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主任。

辦案人員何以能夠心想事成呢?唯一的法術是酷刑,所以審判「匪諜」一定要用軍事法庭祕密進行。澎湖軍方辦案人員花了四十天功夫,使用九種酷刑,像神創造天地一樣,他說要有什麼就有了什麼。最後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判定兩位校長(張敏之、鄒鑑)五名學生(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共同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各處死刑及褫奪公權終身。這一年,張敏之四十三歲,鄒鑑三十八歲。同案還有六十多名學生,押回澎湖以「新生隊」名義管訓,這些學生每人拿著一張油印的誓詞照本宣讀,聲明脫離他從未加入過的中共組織,宣誓儀式拍成新聞片,全省各大戲院放映,一生在矮簷下低頭。當時保安司令是陳誠,副司令是彭孟緝。

那時候,軍營是一個特殊的社會,五千多名入伍的學生從此與世隔絕。

還有兩千四百多名學生(女生和十六歲以下的孩子),李振清總算為他們成立了一所子弟學校,繼續施教,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下一步,教育部在台中員林成立實驗中學,使這些學生離開澎湖。

我是後知後覺,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湊出整個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學生,高堂老母壽終時不知我流落何處,我常常思念澎湖這一群流亡學生的生死禍福,如同親身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觸類旁通,「煙台聯中匪諜案」不是司法產品,它是藝術產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卻是「假」的,因為「假」,所以能達到邪惡的目的,因為「真」,所以「讀者」墜入其中不覺得假。獄成三年之後,江蘇籍的國大代表談明華先生有機會面見蔣介石總統,他義薄雲天,代替他所了解、所佩服的張敏之申冤,蔣派張公度調查,張公度調閱案卷,結論是一切合法,沒有破綻!酷刑之下,人人甘願配合辦事人員的構想,給自己捏造一個身分,這些人再互相證明對方的身分,有了身分自然有行為,各人再捏造行為,並互相證明別人的行為,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在內在的邏輯,互補互依,自給自足。

今天談論當年的「白色恐怖」應該分成兩個層次:有人真的觸犯了當時的禁令和法律,雖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當的,當時執法者和他們的上司還可以採取「純法律觀點」原諒自己,另外一個層次,像張敏之和鄒鑑,他們並未觸法(即使是惡法!),他們是教育家,為國家教育保護下一代,他們是國民黨黨員,盡力實現黨的理想,那些國民政府的大員、國民黨的權要,居然把這樣的人殺了!雖有家屬的申訴狀,山東大老裴鳴宇的辨冤書,監察委員崔唯吾的保證書,一概置之不顧,他對自己的良心和子孫如何交代?我一直不能理解。難道他們是把這樣的案子當做藝術品來欣賞?藝術欣賞的態度是不求甚解,別有會心,批准死刑猶如在節目單上圈選一個戲碼,完全沒有「繞室徬徨擲筆三歎」的必要。

他們當時殺人毫不遲疑,真相大白時又堅決拒絕為受害人平反。說到平反,冤案發生時,山東省主席秦德純貴為國防部次長,鄒鑑的親戚張厲生是國民黨中樞要員,都不敢出面過問,保安司令部「最後審判」時,同意兩位山東籍的立法委員聽審觀察,兩立委不敢出席。人人都怕那個「自下而上」的辦案方式,軍法當局可以運用這個方式「禍延」任何跟他作對的人。獨有一位老先生裴鳴宇,他是山東籍國大代表,曾經是山東省參議會的議長,他老人家始終奔走陳情,提出二十六項對被告有利的證據,指出判決書十四項錯誤,雖然案子還是這樣判定了,還是執行了,還是多虧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獻,使天下後世知道冤案之所以為冤,也給最後遲來的平反創造了必要的條件。裴老是山東的好父老,孫中山先生的好信徒。

本案「平反」,已是四十七年以後,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葛雨琴接過正義火炬,更難得民進黨立委謝聰敏慷慨參與,謝委員以致力為二二八受害人爭公道受人景仰,胸襟廣闊,推己及人。在這幾位立委以前,也曾有俠肝義膽多次努力,得到的答覆是「為國家留些顏面」!這句話表示他們承認當年暗無天日,仍然沒有勇氣面對光明,只為國家留顏面,不為國家留心肝。所謂國家顏面成了無情的面具,如果用這塊面具做擋箭牌,一任其傷痕累累,正好應了什麼人說的一句話:愛國是政治無賴漢最後的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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